刘国重的个人资料

3月10日，华山论剑直播，缅怀金庸先生，共赞抗疫英雄 “大侠”离我们远吗？他们一直就在身边！华山论剑——西凤酒主办侠之小者，济人困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神雕侠侣》第二十回：侠之大者对于武侠精神，金庸先生曾评价为： “ 侠，就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主持正义。只要人与人之间有关系，这种侠的精神就是永远存在的。在金庸先生的笔下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秉持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信念郭靖之“侠义” 为大宋死守襄阳城 30 年，他早已做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准备。他当然知道，以一己之力，难扶大厦之将倾。知其不可必为之，知其必死勇赴之。他为世人诠释了什么叫“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萧峰之“侠义” 乔峰在聚贤庄喝断义酒，与中原武林杯酒作别，一饮一摔一决裂,刀枪无眼恩怨结。而在辽国的萧峰却力阻耶律洪基攻宋，不惜利箭穿心、跳崖自尽。中原与他恩怨两清，他却从未背弃中原。张无忌之“侠义” 明教起义军在蝴蝶谷抗元聚义，众人齐声相和：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个个走到张无忌面前，躬身行礼，昂首而出，再不回顾。为理想轻生死，此后便是全力血战、生死未卜。 ……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曾磨灭成为“大侠”的梦想。真正的侠之大者，有着无惧无畏、一往无前、舍我其谁的精气神。所幸，我们从这些熟悉的人群便看到了这种精气神。在现实江湖里，他们就是我们每一个平凡人心目中的大侠，大侠在江湖，在我们的身边。 3月10日·金庸诞辰96周年华山论剑西凤酒将举办 “大侠在江湖” 金庸武侠人物与侠义精神的当下解读直播文化沙龙直播时间：3月10日(周二)晚20:00 五位重量级嘉宾刘国重、周世闻、黎荔、梁军、李朵【邀你】探讨金庸背后的“影响力江湖” 解构“抗疫英雄”的武侠精神所在揭秘金庸武侠人物的“隔离史”及对当下的借鉴意义活动详情直播时间 3月10日(周二)晚20:00 直播嘉宾刘国重著名的金庸小说研究家《羊城晚报》、《看天下》金庸专栏作家享有 “平生不识刘国重，便称金迷也枉然”的盛誉周世闻陕西金庸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创作委员会主任黎荔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梁军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华山论剑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朵资深媒体人知名学者型主持人提问力学院创始人【【【【【【【【【【【【【【【【【【【【【【【【【观看方式长按以上任意海报二维码识别即可进入直播间【【【【【【【【【【【【【【【【【【【【【【【活动福利】直播期间在互动区留言即有机会获赠华山论剑西凤酒精美礼品 3月10日20：00 锁定直播让我们一起致敬金庸，致敬一线抗疫的“大侠们”！

此刻，此夜，怀想金庸年前就听说，金庸先生的神智，有时已经不很清楚了。这样绝顶聪明人，竟部分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深深感到“造化弄人”的荒谬与残忍。曾经暗暗想过：以这样的状态离开，在先生自己，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若今日离世的，是神智始终清明的先生，我心当有更多不舍。在网上，听人读《诗经》，正读到有关祭祀的几个篇章，得知先生去世的消息，很突兀，竟不觉如何的心痛。半小时后，才觉一颗心慢慢抽紧，而终于泪目。恍然想起维吉尼亚·伍尔夫，写在日记中的几句话：在海报上读到“名小说家去世”……这个下午多么阴沉。……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当像斯·本这样一个作家去世时，一个人的反应是往里收缩。“此地”与“此刻”，再也无法被她照亮。是生命本身在收缩。说得真是好，於我心有戚戚焉。初读金庸小说，坚决不相信是出于今人手笔。金庸小说与我以前读过的古典小说，血脉相连，风格酷肖。再则，当时不知如何，有“最美好的文艺创造都在古时候”的意识（这也不算全错），就觉得金庸小说应该是古人写的，必须是古人写的。确认了作者与我生在同一时代，真觉荣幸。那一刻，天地都比之前，光明得更多。金庸小说十五部，十五束强弱不等的光，照亮这个世界，照亮了两个世纪。知道金庸活在当代，转而对古时候的人，多了几分同情：他们竟无机缘，得睹金庸小说。如今，棺已盖，而论未定。先生的作品，远未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人们往往只因它们是“通俗”的“武侠小说”，低估其价值。其实，先生的海宁乡贤王国维先生，早已揭出：“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固无界限也。” 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不少伟大作家，乃至最伟大的作家，如曹雪芹，如莎士比亚（比起这两位大匠，金庸确实差距很大），都出身“通俗”，都“通俗”了太久。可惜，千百年来，多少次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这“雅俗”之见，在今日人们的头脑中，仍有着极大的势力。人们往往不加思索，信之不疑。金克木、程千帆、饶宗颐、柳存仁、余英时、许倬云、夏济安、陈世骧、李劼、章培恒、刘再复、胡文辉、张文江、冯其庸、严家炎……这些大学问家，对金庸小说皆有很高的评价，钱锺书先生，也对赵一凡说过：“武侠（小说）必须看的。”钱先生晚年的忘年交陆灏，也早说过，钱先生爱好金庸小说。反而是易中天、吴思、袁良骏、鄢烈山、何满子，这样的半吊子文人，把金庸小说，贬得一钱不值。人们对金庸为人处事的非议，也往往过甚其辞，求全责备地太过份。很感谢傅国涌先生搜集那么多关于金庸的资料，利于我理解金庸其人其书。但是，也不得不说，他的《金庸传》，问题很大。我不敢确定傅先生对传主是否有那么一点“恶意”，但他选择性地处理原始资料的手段，总是很不地道，也不公道的。《金庸传》写“《明报》的第三位股东”，很明显取材于张圭阳先生《金庸与<明报>》一书。这位股东，1959年入股，两年后迫于压力（来自他所服务的《大公报》），要求退股。关于此事，傅国涌先生告诉读者说，金庸把钱还了。但在《金庸与<明报>》上面，写得更清楚：入股时是一千五百港币，两年后，金庸退给这位朋友两万。我们从《金庸传》读到的，几乎都是金庸吝啬的一面。《金庸传》强调金庸给《明报》员工的薪酬低。实则，在自由社会，觉得薪酬低，谁都可以辞职不干。没几个辞职的，说明薪酬即使不高，至少可以接受，干他人何事？企业家是办实业，不是做慈善事业的。金庸先生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确实有些吝啬，但这从来不是先生的全部。金庸累计捐款，据我所知，早已超过五千万。以他的身家而论——毕竟他不是比尔盖茨、李嘉诚、马云那样千亿级别的巨富，真是不少，有些太多了，但先生是传统中国人的作风，为善不欲人知，绝少对外宣扬。既吝啬，也慷慨；既宽和，也执拗；既出世，也入世；既悲观，也乐观；既世故，也童真；金庸先生，是“一捆矛盾”。既温情，也冷漠。金庸也曾冷漠冷酷过（谁没有过？），有意无意间也曾伤害过他人（谁又从来没有？），总体上看，他仍是一个厚道人，对人怀有极大的温情与善意。金庸先生在他的小说中，和小说外，都算得一个人道主义者。白岩松说金庸耳根子软，遇到有人要求题字，有求必应。先生不是耳软，是心软。他不想让任何人难堪，让人没面子，不开心。——除非是在，有人设局，要他跳，要他必须做某事的时候，这时候的查先生，就像“我不愿做的事谁也无法勉强”令狐冲了。保罗·约翰逊写《知识分子》，把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卡尔·马克斯、罗素、萨特等十余人的私生活，翻了个底朝天。但保罗·约翰逊并不因之滋生在某些人身上极为显著的，那种“道德优越感”，只淡淡地说：“我们任何人的生活，几乎都经不起切近的考察。” 金庸的私德，可是比《知识分子》一书写到的这十几人，好太多了。我看金庸其人：小德有出有入，大节无亏无愧；大醇小疵。有人要我谈谈金庸先生的缺点。这问题，太难了。主要不是考虑“逝者为大”，要“为尊者讳”，只是，越来越觉得自己一身毛病，怎么好意思随意指摘别人？停顿很久，才答出一个缺点：金庸看某些“政治人物”，多数时候（他倒不是一直如此），仍是一种仰望的态度，不该这样的。仍是王国维先生的话：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金庸比一切政客，都更伟大，更接近永恒。我心目中，先生一直都是“当代伟人”，且是唯二的“当代伟人”，真正的“大人先生”。 “立德、立言、立功”，古称“三不朽”。先生自少年时代，即以“从政”为职志，要做范蠡、张良，“帝王师”那样的人物。“立功”，而“不朽”。后因政局丕变，改而从文，终以“立言”的实绩，优入“不朽”之域。老先生本来就是“天上有份”的人物。此刻，此夜，先生重回天界，化为星辰。留下我们，读先生的书，也读先生读过的书，因阅读而心生欢喜。十多年前，我曾谈过：后五百岁，亦必有人乐读金庸，且其狂喜如我！千秋万载，四海列国，先生永在。 2018、10、30初稿此文写成后，才看到石扉客兄的文字：从陶杰和何PIN何先生的嘴里，大家才知道，老先生生前助人甚多，却从来缄口不言，颇有胡适之先生之风。这一点，此前读陈一ZI回忆录时亦可见踪影。诚如陶先生所言，老先生还没说出来的故事太多太多，说不出来的凄酸更多。印证了拙文所言：“先生是传统中国人的作风，为善不欲人知，绝少对外宣扬。” 我不意外。 2018、11、2

金庸《射雕》与《阿依达》歌剧于世界军事史一无所知，只出于对某一政治人物的盲目崇拜，便尊他为世界最伟大的军事家，这种情况是有的。在《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金庸作出了“他是人类历史中位居第一的军事大天才”的论断，是否正是这种情况？一日，马云在金庸府上，问老先生书房中的书都读过吗，金庸谦称自己读书不多，马云信以为真，至少是半疑半信，“于是我又开始吹！我从一战史，二战史，一直侃到未来互联网的影响。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老先生居然门儿清，跟我讲一战、二战澳洲士兵的布防到战况，还说在哪个书架上有哪本书说了那次战事。”（马云《我和金庸先生的二则故事》）人类历史上的军事天才中，成吉思汗位居第一，金庸这一论断未必正确，但他绝不是对世界军事史一知半解，就敢于做这样的论断。【从政，第一个理想】 1963年，金庸在《明窗小札》专栏中又说：“裘盛戎是好到极点的演员……他的《坐寨》、《姚期》、《铡美》，我看是全世界任何歌剧表演都是难以企及。”（明河社《明窗小札1963》第378页）金庸也不是对“全世界的歌剧表演”了解有限，就敢说裘盛戎老先生举世第一的。金庸听歌剧演唱家卡鲁沙和查里亚平的唱片，感到“这其中的感情，那决计及不上裘盛戎的苍凉豪迈，深沉浑厚”。金庸接着说：“有些人以为什么都是外国好，中国的任何东西都及不上外国，我劝他们去听听裘盛戎。相较之下，当世歌王什么基里、皮尔斯，简直是何足道哉。” 金庸还曾说过：“中国的传统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根深蒂固的。拿我来说，一个地方有世界一流的音乐会，另一个地方是中国京剧、民谣，我觉得听京剧、民谣要更接近自己的兴趣，多半是与传统有关系。”（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三册第237页）他并不是不爱（包括歌剧在内的）西方音乐与戏剧，只是在情感上，更亲近中国传统的音乐戏剧形式。金庸喜欢歌剧，他就不太可能没看过或听过威尔第的代表作《阿依达》。即便金庸不喜欢歌剧，他也应该看过《阿依达》。 1953年，索菲亚·罗兰主演的歌剧电影《阿依达》公映，轰动一时，香港影院不太可能不曾上映。 1953年身在香港的金庸，正在做什么？“我1952年到1957年写了五年影评，大概每天看一部电影，多数是看外国电影。”（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三册第256页）既然基本可以确定金庸接触过《阿依达》，他在《射雕英雄传》一书中写出郭靖请求赦免撒麻尔罕全城百姓的情节，就不能说完全没受到威尔第这部歌剧的影响。《阿依达》男主人公拉达梅斯率领埃及军队，击败了入侵的埃塞俄比亚军；《射雕英雄传》男主人公郭靖，率军以“从天而降”的奇计，攻破了花剌子模都城撒麻尔罕。古埃及法老对拉达梅斯说：“现在请求你最想要的东西。在这样的日子里，没有什么不被允许的。我以皇冠及神圣的诸神起誓。”蒙古大汗铁木真对郭靖说的是：“你要甚么？但有所求，我无不允可。”（《射雕英雄传》第三七回）拉达梅斯终于向法老王求肯：“国王，透过神圣的神祗，透过您辉煌的皇冠，您发誓要答应我的愿望，（国王：我答应过），既然这样，我请求您赐予埃塞俄比亚战犯生路和自由。”郭靖也终于恳求：“你说不论我求你甚么，你都允可，是么？（成吉思汗点头微笑），大汗言出如山，我求你饶了这数十万百姓的性命。” 埃及人众的呼声是：“处死国家的敌人！”蒙古人的反应则是“诸将都向郭靖横目而视……攻破撒麻尔罕城后本可大掠大杀数日，这么一来，破城之乐是全盘落空了”。法老王赦免了除阿依达和她父亲之外的所有埃塞俄比亚俘虏，接着就要将女儿嫁给拉达梅斯；成吉思汗赦免撒麻尔罕城之后，虽未马上为女儿华筝和郭靖举办婚礼，却也让黄蓉误解郭靖是因为“见到华筝妹子，这才不肯向大汗辞婚”。拉达梅斯所爱的不是埃及法老的女儿而是阿依达；郭靖所爱的不是蒙古大汗的公主而是黄蓉。身为征服者，拉达梅斯和郭靖，都请求国王，赦免被自己征服的人。郭靖身上，有拉达梅斯的影子。当“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大会各族部众……众人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称为‘成吉思汗’……郭靖这次立功极伟，竟也被封千夫长”的时候：在庆功宴中，成吉思汗受诸将敬酒，喝得微醺，对郭靖道：“好孩子，我再赐你一件我最宝贵的物事。”郭靖忙跪下谢赏。　　成吉思汗道：“我把华筝给你，从明天起，你是我的金刀驸马。”（《射雕英雄传》第六回）成吉思汗口中“我最宝贵的物事”就是他的女儿；法老王对凯旋归来的拉达梅斯说的那句“现在请求你最想要的东西”，在法老意念中，这“最想要的东西”，应该也是自己的女儿；二者，正相对应。金庸熟知世界军事史，他对西方音乐与戏剧的了解也很深入，对西方文学更是熟稔得很。金庸，是有着“世界眼光”的文化大家。 2018、9 原载《羊城晚报》

武侠小说与骑士小说——《金庸师承考·序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曾经，绝大多数读书人都将A类文学体裁视为“通俗”，认定永远不会有第一流作品写出来；一二百年后，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不在意，甚至完全遗忘了A的曾经“通俗”，认真研读，细心体会，同时却又将B类文学体裁视为“通俗”；又一二百年后，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不在意B的曾经“通俗”，同时却又将C类文学体裁视为“通俗”……如此如此，循环无尽。当日写的是“通俗”形式的作品，后世方受“追封”的文学巨匠，太多了。为他们开列一个名单，会很长。名单中，又不乏莎士比亚、曹雪芹这样吓人的名字。一面对以往世代的“通俗”形式和“通俗”作品顶礼膜拜，转头就对现世的“通俗”形式和“通俗”作品嗤之以鼻，每一时代的人们，都是如此。上千年来，乐此不疲。这样荒谬的“雅俗之见”，在今日，仍具有极大的力量。窃以为，作者个人的创作成就有高低之分，所致力的各类文学体裁，若是篇幅相当，彼此间就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别。然而，那啥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不就被《堂吉诃德》，也被历史证明，几乎全无价值，永远不会有第一流作品写出来吗？某些人恨不得联名央请塞万提斯，“转世”来中国，写一部“反武侠小说”，把像“骑士小说”一样乌烟瘴气的武侠小说，一扫而光。对塞万提斯缺乏起码了解，却是乱纷纷地，引老塞为同志，乃至战友，老塞天堂有知，将作何感想？塞万提斯对“骑士小说”，没有域内某些人那种对武侠小说的刻骨仇恨。塞万提斯否定的，是以往的拙劣的“骑士小说”创作，不是要否定此一文体，更不是成心要摧垮它。文体无高下。各种文体，有所长必有缩短，有所短亦必有所长。塞万提斯看“骑士小说”，并非只见其短不见其长：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一部第四十七章里曾经借教长之口批判了荒谬拙劣的骑士小说。不过，教长说，如果骑士小说写得好，就会“既有益，又有趣”……这些话表达了塞万提斯自己的心意。（文美惠《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第52页）塞万提斯并不是一概地反对所有的骑士小说。……塞万提斯并不否定骑士小说这种体裁，他认为骑士小说也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发挥作者的才情和想象，创造种种有趣的人和事。塞万提斯觉得，要使拙劣的骑士小说绝迹，最好的办法，除了写一本模仿的小说（刘按：即是《堂吉诃德》）来讽刺它外，就是创造出一本更好的骑士小说来。（同上，第71页）若是当日西班牙其它类型的小说成就辉煌，独有“骑士小说”写得不好，由此证明“骑士小说”文体之无价值，多少还有些道理。事实似乎并不如此。塞万提斯之前的西班牙小说创作，整体成就，先就有限，哪里是“骑士文学”本身的问题。塞万提斯生前，就是“通俗作家”。《堂吉诃德》，在当时的文学界人士看来，不过是一本“供人消遣的闲书”。与林以亮等人讨论武侠小说能否走向经典化，金庸表现地很谦虚，却也隐约表达出希望：作品本身是哪一种形式，这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任何形式都可以有好的作品出来。……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最初发展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的。像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在英国舞台上演，也是很简陋，只是演给市井的人看。那个有名的环球剧场，都是很大众化的。忽然之间，有几个大才子出来了，就把这本来很粗糙的形式，大家都看不起的形式，提高了。假如武侠小说在将来五六十年之内，忽然有一两个才子出来，把它的地位提高些，这当然也有可能。（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三册第187页）世间若无屈原其人，或者屈原十几二十几岁就死了，再或他仕途顺遂到底，没空没心情写诗发牢骚，则楚辞这一文学体裁，势将减去大半的光华。不是楚辞这类文体不行，是运气不好，没遇上天才的作者，将它写到最好，发挥到极致。楚辞的运气，并非不好。 “骑士文学”，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各国，运气真是不好，没遇上天才的作者（就是金庸说的那种“大才子”）。写任何类型的人物，都能写出好作品。独独写骑士（或侠客），就一定写不好？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某一文体，在这一国的运气不好，不见得在他国运气必然不好；在前一时代运气不好，未必到了后来的世纪运气一定不好。主要描写“骑士”，或深具“骑士精神”的人，写他们建功立业（而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样一路吃亏倒霉）的故事，这样的小说，皆可称为“骑士小说”。司各特的《艾凡赫》等作品，可以视为19世纪英国的“骑士小说”。大仲马的“达达尼昂三部曲”等作品，就是19世纪法兰西的“骑士小说”。司各特对“骑士精神”的缅怀与推崇，尽人皆知。艾凡赫的身份，就是骑士。小说《艾凡赫》中地位重要的狮心王理查，也“是真正的游侠骑士，愿意漂泊各地，凭他的一身武艺扶危济困，就像盖依和贝维斯（英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游侠）那类人物”。（《艾凡赫》第三十四回）大仲马有《阿芒得骑士》等作品。他的《三个火枪手》，一开头，一个年轻人出场了，“让我们简单勾画一下他的模样吧：诸位不妨想象一下十八九岁的堂吉诃德”，然后大仲马介绍这人所骑之马，再然后，说出此人姓氏：“年轻的达达尼昂（这就是这位骑着另一匹‘驽骍难得’的堂吉诃德的姓）。” 达达尼昂，其人像堂吉诃德骑士，所骑的马也像是堂吉诃德的坐骑。但是，堂吉诃德骑士让塞万提斯整得一路吃亏倒霉，《堂吉诃德》就是“反骑士小说”。而很像堂吉诃德骑士的达达尼昂，在大仲马笔下，虽也经历困顿，总在攀升，克敌制胜，功业彪炳。这样的“《三个火枪手》三部曲”，当然可以视为“骑士小说”——虽然在我之前，似乎还没有人，给它锡以这样的嘉名。成就有高下，文体无高低。这话，过于绝对了。准确点说，篇幅相当的各类文体，不是完全不存在高低之别，差距并不大，罢了。塞万提斯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就是一部“利用骑士小说形式抒发作者理想的试验性作品” （文美惠《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第72页）。塞万提斯要是多了十年寿算，而肯于不断尝试“骑士小说”创作，终于将这一文类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恐怕也不及《堂吉诃德》成就之高。但是，相差不会太大。司各特、大仲马，写具有“骑士精神”的人，写他们建功立业的故事，或许写不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但在世界小说史上自有其光辉的地位。这地位，是20世纪中国所有写作“纯文学”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不能企及的。文体无高下，成就有高低。司各特与大仲马，正是影响金庸最大的西方小说家。金庸同时直接继承了中国“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小说”的文学传统。“武侠小说”与“骑士文学”，“合流”于金庸，就像小和尚虚竹，“全身一震，两股热气竟和体内原有的真气合而为一，不经引导，自行在各处经脉穴道中迅速无比的奔绕起来。”(《天龙八部》第三十七回) 对金庸来说，这“体内原有的真气”，就是整个的中国旧文化，包含中国民间文化。

武侠小说与骑士小说——拙著《金庸师承考》自序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曾经，绝大多数读书人都将A类文学体裁视为“通俗”，认定永远不会有第一流作品写出来；一二百年后，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不在意，甚至完全遗忘了A的曾经“通俗”，认真研读，细心体会，同时却又将B类文学体裁视为“通俗”；又一二百年后，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不在意B的曾经“通俗”，同时却又将C类文学体裁视为“通俗”……如此如此，循环无尽。当日写的是“通俗”形式的作品，后世方受“追封”的文学巨匠，太多了。为他们开列一个名单，会很长。名单中，又不乏莎士比亚、曹雪芹这样吓人的名字。一面对以往世代的“通俗”形式和“通俗”作品顶礼膜拜，转头就对现世的“通俗”形式和“通俗”作品嗤之以鼻，每一时代的人们，都是如此。上千年来，乐此不疲。这样荒谬的“雅俗之见”，在今日，仍具有极大的力量。窃以为，作者个人的创作成就有高低之分，所致力的各类文学体裁，若是篇幅相当，彼此间就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别。然而，那啥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不就被《堂吉诃德》，也被历史证明，几乎全无价值，永远不会有第一流作品写出来吗？某些人恨不得联名央请塞万提斯，“转世”来中国，写一部“反武侠小说”，把像“骑士小说”一样乌烟瘴气的武侠小说，一扫而光。对塞万提斯缺乏起码了解，却是乱纷纷地，引老塞为同志，乃至战友，老塞天堂有知，将作何感想？塞万提斯对“骑士小说”，没有域内某些人那种对武侠小说的刻骨仇恨。塞万提斯否定的，是以往的拙劣的“骑士小说”创作，不是要否定此一文体，更不是成心要摧垮它。文体无高下。各种文体，有所长必有缩短，有所短亦必有所长。塞万提斯看“骑士小说”，并非只见其短不见其长：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一部第四十七章里曾经借教长之口批判了荒谬拙劣的骑士小说。不过，教长说，如果骑士小说写得好，就会“既有益，又有趣”……这些话表达了塞万提斯自己的心意。（文美惠《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第52页）塞万提斯并不是一概地反对所有的骑士小说。……塞万提斯并不否定骑士小说这种体裁，他认为骑士小说也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发挥作者的才情和想象，创造种种有趣的人和事。塞万提斯觉得，要使拙劣的骑士小说绝迹，最好的办法，除了写一本模仿的小说（刘按：即是《堂吉诃德》）来讽刺它外，就是创造出一本更好的骑士小说来。（同上，第71页）若是当日西班牙其它类型的小说成就辉煌，独有“骑士小说”写得不好，由此证明“骑士小说”文体之无价值，多少还有些道理。事实似乎并不如此。塞万提斯之前的西班牙小说创作，整体成就，先就有限，哪里是“骑士文学”本身的问题。塞万提斯生前，就是“通俗作家”。《堂吉诃德》，在当时的文学界人士看来，不过是一本“供人消遣的闲书”。与林以亮等人讨论武侠小说能否走向经典化，金庸表现地很谦虚，却也隐约表达出希望：作品本身是哪一种形式，这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任何形式都可以有好的作品出来。……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最初发展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的。像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在英国舞台上演，也是很简陋，只是演给市井的人看。那个有名的环球剧场，都是很大众化的。忽然之间，有几个大才子出来了，就把这本来很粗糙的形式，大家都看不起的形式，提高了。假如武侠小说在将来五六十年之内，忽然有一两个才子出来，把它的地位提高些，这当然也有可能。（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三册第187页）世间若无屈原其人，或者屈原十几二十几岁就死了，再或他仕途顺遂到底，没空没心情写诗发牢骚，则楚辞这一文学体裁，势将减去大半的光华。不是楚辞这类文体不行，是运气不好，没遇上天才的作者，将它写到最好，发挥到极致。楚辞的运气，并非不好。 “骑士文学”，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各国，运气真是不好，没遇上天才的作者（就是金庸说的那种“大才子”）。写任何类型的人物，都能写出好作品。独独写骑士（或侠客），就一定写不好？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某一文体，在这一国的运气不好，不见得在他国运气必然不好；在前一时代运气不好，未必到了后来的世纪运气一定不好。主要描写“骑士”，或深具“骑士精神”的人，写他们建功立业（而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样一路吃亏倒霉）的故事，这样的小说，皆可称为“骑士小说”。司各特的《艾凡赫》等作品，可以视为19世纪英国的“骑士小说”。大仲马的“达达尼昂三部曲”等作品，就是19世纪法兰西的“骑士小说”。司各特对“骑士精神”的缅怀与推崇，尽人皆知。艾凡赫的身份，就是骑士。小说《艾凡赫》中地位重要的狮心王理查，也“是真正的游侠骑士，愿意漂泊各地，凭他的一身武艺扶危济困，就像盖依和贝维斯（英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游侠）那类人物”。（《艾凡赫》第三十四回）大仲马有《阿芒得骑士》等作品。他的《三个火枪手》，一开头，一个年轻人出场了，“让我们简单勾画一下他的模样吧：诸位不妨想象一下十八九岁的堂吉诃德”，然后大仲马介绍这人所骑之马，再然后，说出此人姓氏：“年轻的达达尼昂（这就是这位骑着另一匹‘驽骍难得’的堂吉诃德的姓）。” 达达尼昂，其人像堂吉诃德骑士，所骑的马也像是堂吉诃德的坐骑。但是，堂吉诃德骑士让塞万提斯整得一路吃亏倒霉，《堂吉诃德》就是“反骑士小说”。而很像堂吉诃德骑士的达达尼昂，在大仲马笔下，虽也经历困顿，总在攀升，克敌制胜，功业彪炳。这样的“《三个火枪手》三部曲”，当然可以视为“骑士小说”——虽然在我之前，似乎还没有人，给它锡以这样的嘉名。成就有高下，文体无高低。这话，过于绝对了。准确点说，篇幅相当的各类文体，不是完全不存在高低之别，差距并不大，罢了。塞万提斯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就是一部“利用骑士小说形式抒发作者理想的试验性作品” （文美惠《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第72页）。塞万提斯要是多了十年寿算，而肯于不断尝试“骑士小说”创作，终于将这一文类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恐怕也不及《堂吉诃德》成就之高。但是，相差不会太大。司各特、大仲马，写具有“骑士精神”的人，写他们建功立业的故事，或许写不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但在世界小说史上自有其光辉的地位。这地位，是20世纪中国所有写作“纯文学”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不能企及的。文体无高下，成就有高低。司各特与大仲马，正是影响金庸最大的西方小说家。金庸同时直接继承了中国“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小说”的文学传统。“武侠小说”与“骑士文学”，“合流”于金庸，就像小和尚虚竹，“全身一震，两股热气竟和体内原有的真气合而为一，不经引导，自行在各处经脉穴道中迅速无比的奔绕起来。”(《天龙八部》第三十七回) 对金庸来说，这“体内原有的真气”，就是整个的中国旧文化，包含中国民间文化。公众号—— 刘国重的读金时代 ——欢迎朋友们搜索、关注，谢谢。

金庸不刻意讨好读者——再谈金庸小说前后期之分野金庸自觉他的小说，后期所写胜于前期作品。我将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野，定在《连城诀》。《金庸作品集》三十六册，《连城诀》一册，写于《连城诀》之后的《天龙八部》五册，《侠客行》两册，《笑傲江湖》四册，《鹿鼎记》五册，合计十七册。金庸后期所写《袁崇焕评传》，收在《碧血剑》中，《越女剑》收入《雪山飞狐》那一册。《袁崇焕评传》与《越女剑》，再加上《成吉思汗家族》《关于“全真教”》（附录于《射雕英雄传》），大致也有一整册的篇幅。将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野，定在《连城诀》，正好之前十八册，之后十八册。“二水中分白鹭洲”，《连城诀》就是金庸小说创作的白鹭洲。这样划分，主要考虑的，当然不是金庸前后期写作的字数相当。在我看来，《连城诀》之前的作品，金庸主要写给读者；《连城诀》之后的作品，金庸主要写给自己；这才是金庸前后期小说创作最大的不同。然而，六十年代末金庸对朋友们说：“写小说是为了‘自娱娱人’，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 我的看法，与金庸的说法，似乎正相反对，那是因为视角不同，两论似相反而实相成。2008年我在《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野》一文中说：“朋友们可细思之，我不详细解释了——因为说不清。” 七年过去了，今天我尽力把这难以说清的，尽量说清楚。金庸这句“主要都是娱乐读者”，还有他在另一场合说的“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似乎都表明，金庸在迎合读者！也是，也不是。办报的同时写小说，太辛苦，金庸很早就想过要停掉小说创作，但为了给《明报》增加订户，还是坚持着写下去，这个过程中，金庸确实主要考虑的是订户，也就是读者，这就是金庸自言的“现在主要都是娱乐读者”。但，当他已然决定继续写下去，之后，写什么题材，怎么写，却主要出于自己的喜好与思考，而不是“读者至上”的迎合态度，这就是我所说的“后期作品金庸主要写给自己”。金庸写作，心中一直都有读者的，一直有“娱乐读者”的用意的，但他晚年也说过：“过份迁就市民、大众的口味，就庸俗化了，我也不同意。通俗一点，让他们可以了解欣赏的意义。”由此可知，金庸又非一味地要迎合读者、讨好读者。林以亮先生劝说金庸“应该继续写下去”，金庸答说：“我觉得继续下去，很困难。虽然为了报纸，有这个必要。……但是我每多写一部书，就越觉得困难，很难再想出一些与以前不重复的人物、情节。我想试试看是否可以再走一些新的路线。”其实，大多数读者在当时并不要求金庸不重复以往的人物与情节，只要重复的内容不很多、不十分显著，也就可以了。好像也没有哪位读者明确要求金庸“再走一些新的路线”，“《射雕》三部曲”的旧路线，反而是他们一直喜欢的（据倪匡说，新加坡报刊就找到金庸，要求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这应该是港台与海外华人读者共同的心声了）。这些，都不是读者的要求，是金庸对自己的要求。金庸，期望自我提升。《明报》旧人张圭阳先生所著《金庸与明报》一书，附录有《明报》历年的订户数量，看1972年金庸“封笔”之前那几年、之后那几年的订户数，可知不再连载金庸小说的《明报》，最少要减少一万的订户。这一二万订户（几万读者）中的大多数，只要能继续读到出自金庸的小说，不需要写得太好，还是会订阅《明报》的。金庸继续小说连载可以增加一二万订户，金庸“封笔”就减少了一二万订户。金庸正在为《明报》写连载，如果他刻意迎合读者，可能会增加一两千订户；他不太在意讨好读者，《明报》可能就减少一两千订户；这一二千，无关紧要。《连城诀》的路线，《侠客行》的路线，并不会让读者十分开心与欢迎，以金庸的商业头脑，不可能预料不到，但他仍是写了。写给读者，更写给自己。《鹿鼎记》起初在《明报》连载时，反响不佳，“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鹿鼎记·后记》）。随着故事的发展，多数读者才回心转意，回嗔作喜。金庸在《后记》中解释何以要写“不太像武侠小说”、“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的《鹿鼎记》：“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这仍是出于金庸自我提升的需要，不是刻意讨好读者。文学天才，而写作带有“传奇”性质的作品，根本不需要刻意讨好读者，读者自然被吸引。相反，太多二三流的小说家，绞尽脑汁迎合读者，讨好读者，读者却不买账。人与人的才气，相差太大，读者们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哄骗的。只在某一二方面“迎合”着读者或观众，虽莎士比亚亦不能免，不足为病。金庸前期作品“迎合读者”的嫌疑更大，却也不是像傅国涌、王彬彬认为的那样，只想迎合、总想迎合。倪匡说金庸让杨过、小龙女十六年后重逢于绝情谷底，是为了照顾《明报》订户的情绪，这只是他的猜想。我们可以认同此一猜想，但难以断定这就是实情。即便此事属实，也不能以偏概全，由这一个细节来断言整部《神雕侠侣》总在迎合读者，只在迎合读者。《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黄蓉，为多数读者所喜爱，到了《神雕侠侣》，金庸竟将二人的长女郭芙写得人见人恨、神憎鬼厌，金庸一心迎合读者讨好读者，会这样写吗？金庸原来“智障”啊！《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可爱至极，到了《神雕侠侣》，人到中年的黄蓉却有几分阴险了。不少读者向金庸表达不满，金庸表示：“但要反映真实，这是没办法的，真实就是这样子的。”（中国友谊出版社《金庸茶馆》第五册46页）原载于《羊城晚报》 2015、11 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野金庸看金庸小说：“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鹿鼎记·后记》）我不太反对前半句，而完全赞同后半句。论金庸小说的紧张刺激、好玩过瘾，当然是：超长篇优于长篇，长篇优于中篇，中篇优于短篇。至于艺术手腕、思想内涵、带给我心的震撼，金庸的几部中篇短篇（尤其后期的《连城诀》、《侠客行》），在前期的《神雕侠侣》以上。前、后期的分野，鄙意当以1963年创作的《连城诀》（又名《素心剑》）为断。《连城》之前，作品九部：《书剑恩仇录》： 1955、2、8——1956、9、5 ；　　《碧血剑》： 1956、1、1——1956、12、31 　　《射雕英雄传》： 1957、1、1——1959、5、19 　　《雪山飞狐》： 1959、2、9——1959、6、18 　　《神雕侠侣》： 1959、5、20——1961、7、8 　　《飞狐外传》： 1960——1961年　　《鸳鸯刀》、《白马啸西风》：1961年　　《倚天屠龙记》： 1961、7、6——1963、9、2 《连城》之后，作品（含《连》）六部：　　《天龙八部》： 1963、9、3——1966、5、27 　　《侠客行》： 1966、6、11——1967、4、19 　　《笑傲江湖》 1967、4、20——1969、10、12 　　《越女剑》：1970年1月　　《鹿鼎记》：1969、10、24——1972、9、23 　　金庸作小说，1955年始，1972年终，总计17年。《连》前，8年。《连》后，9年。《金庸作品集》共36册。《连》前，约18册。《连》后，约18册。《连》后的18册计入了《倚天》第四册与《连城》本身。《倚天》与《连城》的写作时间相重叠，梁羽生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把《倚天》视为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界，这与我的分法貌异实同，也许梁先生不太重视《连城》这部短篇幅的小说罢？　大致而言：　　《连城》之前，昂扬向上；《连城》之后，反抗绝望。　　《连城》之前，摹写人物；《连城》之后，映现社会。　　《连》前，亮色；《连》后，灰色。　　《连城》之前，礼赞“江湖”；《连城》之后，质疑“江湖”。《连》前“江湖”，天高地迥、光风霁月；《连》后“江湖”，污烟瘴气、沆瀣沉浊。《连》前气象，如“花枝春满，天心月圆”（李叔同临终《偈》）；《连》后氛围，似“落花辞枝，夕阳欲沉”（李叔同《诀别之音》）。《连》前人物，“知其不可而为之”；《连》后人物，知其为之而不可。　　《连》前诸作，精彩源于对“真善美”的描画。《连》后诸作，高明在于对“假恶丑”的揭示。57年《射雕》中的“丐帮”，只有一个坏人（梁长老），63年《天龙》中的丐帮，几无一个好人（新修版甚至又把原来年高德劭的徐长老改写成色魔）。《连》前小说，主要着力于编造故事；《连》后小说，记录作者本人的心灵史。　　《连》前金庸，努力使作品符合古代的背景氛围；《连》后金庸，则在小说中表现了强烈的现世关怀。（刘按：《碧血剑》始发于1956年，但书中颇具讽喻性质的“三条道路”之争，却主要是1975年修改时补写的。）《连》前写作，商业动机明显；《连》后创作，经济考量渐弱。1955—58年，金庸写小说，要挣稿费。59—62年，金庸要靠小说为草创的《明报》吸引读者和订户（“我写小说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副业，我主要是要办报纸。报纸要吸引读者，那么我写点小说就增加点读者。”）。　　至1963年，拜“大跃进”与《大公报》之赐，《明报》已经站稳了，此后他的武侠小说对《明报》越来越不重要，到1972年金庸写完《鹿鼎记》宣布“封笔”之时，几乎完全不重要了。当时香港人口三百多万，《明报》十几万订户几十万读者，市场接近饱和。没有了武侠小说，多数读者还是会订阅《明报》尤其要看预测时局极准的金庸《明报社评》，继续连载武侠小说，能增加的订户怕也有限。假设，1972年，《明报》销量出现大滑坡，我感觉金庸的小说还是会写下去的。全世界的小说家绝少有像金庸：起步（写作而非发表小说的年龄）如此之晚（31岁）而封笔如此之早（48岁）！通俗小说的“商业性”，向来为人所诟病。金庸作品“商业性”最明显的，是在《明报》创立之初。　金庸自述：“《神雕侠侣》的第一段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明报》创刊号上发表。这部小说约刊载了三年，也就是写了三年。这三年是《明报》最初创办的最艰苦阶段。” 在这篇《神雕侠侣·后记》中，作者写道：“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 金庸这段话似乎在为自己辩解，而我仍然与倪匡的“科幻推理”同感： “金庸在写《神雕侠侣》时，喜剧收场，绝对可以谅解，因为那时，正是《明报》初创时期，《神雕》在《明报》上连载。若是小龙女忽然从此不见，杨过凄凄凉凉，郁郁独生，寂寞人世，只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但在修订改正之际，仍然保持喜剧收场，却有点不明所以了。” 　　归结到金庸63—72年这十年的创作，我不认为其“商业动机”比现今绝大多数所谓“纯文学作家”更强。　　纯文学作家也不尽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写作发表作品，多少也会考虑稿费以及版税问题？每字少算他一分稿费，怕不也要拍案而起？凡是写“纯文学”的，便心中全无一点渣滓，丝毫不考虑经济利益；凡是“通俗文学”作者，便心无旁骛，一门心思只想着赚钱；这样“黑白二分”的臆想，是极端可笑的。 1955—1975年，这二十年印行的金庸小说书籍，几乎全是盗版，金庸以及《明报》都赚不到几个钱。给自己办的报纸写连载，稿费怎么算？左手交给右手，双手互搏？63年以前，写武侠为了“增加《明报》的销量”，63年以后，这个作用也降低了。　　金庸当然是商人，但商业动机在他后期的小说创作上已经不明显，他有更大的商业利益需要考虑，整个报系每年赚得千万，十几万的稿费或版税相对不重要了。　　要“迎合读者”，金庸完全不应该写什么《连城诀》、《侠客行》，这种作品根本不讨好，把这份时间精力用在写《飞狐外传》类型的作品，定能得到更多赞美、获得更大商业利益。《侠客行》很容易给人造成“没头没脑、莫名其妙”的印象，而《连城诀》的气氛一如书中“大雪山”样的孤寒阴郁，更难为读者带来阅读快感，这种书他早先几年未必写得出，即便能写大概也不会去写。　　我绝对尊敬余华先生的才气与品质，仍不免疑惑：同样描写一个讲“义气”的痞子在一个扭曲的社会如何出人头地，写《兄弟》的余华，写《鹿鼎》的金庸，到底谁的商业动机更强金庸的小朋友也是老朋友的亦舒曾说：“今日被捧上天际的大师也不过靠江南七怪、桃谷六仙起家。”（亦舒《寂寞的心俱乐部》）这话虽略显刻薄，也不是信口妄言。查良镛本人早年也料不到自己的社会、历史地位将会主要靠那几本“武侠小说”奠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金庸之前的武侠作家写的并不差，但其社会地位很低，更不要说靠它名垂后世了。金庸早期作品写得也很用心，个性决定的。用台湾用语说来，金庸很“龟毛”，一件事不做则已，做了总要做到最好。金庸自《连城诀》之后的后期作品写得尤其用心，因为他的小说在社会上层得到了相当认可，一些大学问家对它们评价也很高，而经济方面的压力与诱惑同时大幅降低，他后期几部作品的写作以及后来对旧作的认真修订，皆有将其当作“文章千古事”来经营的味道。　　因此，我认为：《连》前作品，金庸写给读者；《连》后作品，金庸写给自己。鄙见似与金庸“写小说是为了‘自娱娱人’，现在（指后期）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的夫子自道正相反对。那是因为视角不同，两论似相反而实相成，朋友们可细思之，我不详细解释了——因为说不清。 2008、1 补记：对比金庸前期与后期作品的不同，完全根据印象。金庸小说当然可以作前、后期的划分，同时又是一个整体。为了凸显两期的不同，有些话说得过于绝对，忆昔40年前某大佬“绝，则错！”的警告，汗涔涔下矣。只好以英国佬“规律之所以正确正因为它有例外”的谚语，为自己解嘲。

阿朱非死不可——读金庸佚文《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之二 1954年7月29日，一部长篇小说也没写过的金庸（实则那时也没有“金庸”这个名号），撰文《谈<</span>驯悍记>》，认为：“莎士比亚剧作的故事情节全部取材于别人，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的伟大。他的伟大是在于作品内容的深刻和人性刻画的生动。”读了这段话，看到金庸在其后十七年间写出的十五部小说里面有那么多取自中外文学前辈的故事情节，我们就不会莫名惊诧了。金庸东拿西拿，一一“拿来”时，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心理障碍。 1957年，金庸刚写到第三部小说《射雕英雄传》（还没写完），著文《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看到其中一段话，对于金庸小说漏洞的偏多，也就不觉得奇怪了。金庸是这样说的：对武侠小说进行批评，应该针对（主题思想、人物的刻划、故事性与结构、环境的刻划）这四个主要之点来谈。……何心先生在《水浒研究》一书中，前后指出《水浒》在细节上的错误共有百余处之多，包括潘金莲的年龄、宋仁宗的在位年代、日期、地理、官名、情理、季节等等，然而这许多小错并不损于《水浒》的伟大。……我们希望一部好的武侠小说连细节上也是完美的，但如果它本身是优秀的话，那么武技描写上偶然与前人有些雷同、前后照应上有些疏漏与错失，并不能影响它文学上的价值。金庸对池田大作谈到，于《水浒》一书有着精到见解的马幼垣先生，正是自己表弟。马先生《水浒论衡》、《水浒人物之最》诸作，也指出《水浒》许多漏洞，但因写作在后，1957年的金庸不可能读到、谈到。不仅《水浒》，《红楼梦》的漏洞也并不少。长篇叙事文字，情节上不可能完满无疵、滴水不漏，无论出于何等天才作家的笔下。西洋人说是：“荷马也有打盹的刹那。” 比较而言，金庸小说情节上的缺漏，总嫌太多了一点。由这句“前后照应上有些疏漏与错失，并不能影响它文学上的价值”，可以想见，金庸小说中，有些漏洞固然出于作者思虑不周，有些却是金庸有意为之，根本就是明知故犯。有些作者为了把故事编圆，宁愿在作品的表现力上有所损失；有些作者，为了提升作品表现力，宁愿作品多一些不接榫处；两种做法各有得失，金庸则属后者。金庸小说漏洞偏多，并非粗制滥造，有意迎合读者乃至欺哄读者，至少不完全是这样。十五部小说中，《天龙八部》漏洞尤多。小说近于尾声，慕容复对敌段延庆，一败涂地。但从小说前部分看，慕容复的武功很可能还要比段延庆高出那么一点点。然而，不如此写，整部小说（至少慕容公子的故事）就收束不住，收束住了也不会这样有力。金庸便硬着头皮，令慕容的战斗指数瞬间急降。最显明的，是阿朱之死。从情节发展看，阿朱没有非死不可的理由，更没有必须死在萧峰手上的道理。然而，阿朱不死，萧峰这一“悲剧英雄”的形象，势将减少光芒与力量，于是阿朱不得不死。一位母亲，对金庸说起，自己这个小女儿才十岁多一点，已经读过金庸小说。金庸有些假惺惺地，问小朋友有何指教，哪知碰上的是一位不假情面的批评家。小姑娘直言无隐：“你太坏了，为什么要让阿朱死呢？” 阿朱，在金庸手上，非死不可。原载《羊城晚报》

【塞上约】◇原创◆阿朱非死不可——读金庸佚文《谈批评武侠小说 1954年7月29日，一部长篇小说也没写过的金庸（实则那时也没有“金庸”这个名号），撰文《谈<</span>驯悍记>》，认为：“莎士比亚剧作的故事情节全部取材于别人，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的伟大。他的伟大是在于作品内容的深刻和人性刻画的生动。”读了这段话，看到金庸在其后十七年间写出的十五部小说里面有那么多取自中外文学前辈的故事情节，我们就不会莫名惊诧了。金庸东拿西拿，一一“拿来”时，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心理障碍。 1957年，金庸刚写到第三部小说《射雕英雄传》（还没写完），著文《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看到其中一段话，对于金庸小说漏洞的偏多，也就不觉得奇怪了。金庸是这样说的：对武侠小说进行批评，应该针对（主题思想、人物的刻划、故事性与结构、环境的刻划）这四个主要之点来谈。……何心先生在《水浒研究》一书中，前后指出《水浒》在细节上的错误共有百余处之多，包括潘金莲的年龄、宋仁宗的在位年代、日期、地理、官名、情理、季节等等，然而这许多小错并不损于《水浒》的伟大。……我们希望一部好的武侠小说连细节上也是完美的，但如果它本身是优秀的话，那么武技描写上偶然与前人有些雷同、前后照应上有些疏漏与错失，并不能影响它文学上的价值。金庸对池田大作谈到，于《水浒》一书有着精到见解的马幼垣先生，正是自己表弟。马先生《水浒论衡》、《水浒人物之最》诸作，也指出《水浒》许多漏洞，但因写作在后，1957年的金庸不可能读到、谈到。不仅《水浒》，《红楼梦》的漏洞也并不少。长篇叙事文字，情节上不可能完满无疵、滴水不漏，无论出于何等天才作家的笔下。西洋人说是：“荷马也有打盹的刹那。” 比较而言，金庸小说情节上的缺漏，总嫌太多了一点。由这句“前后照应上有些疏漏与错失，并不能影响它文学上的价值”，可以想见，金庸小说中，有些漏洞固然出于作者思虑不周，有些却是金庸有意为之，根本就是明知故犯。有些作者为了把故事编圆，宁愿在作品的表现力上有所损失；有些作者，为了提升作品表现力，宁愿作品多一些不接榫处；两种做法各有得失，金庸则属后者。金庸小说漏洞偏多，并非粗制滥造，有意迎合读者乃至欺哄读者，至少不完全是这样。十五部小说中，《天龙八部》漏洞尤多。小说近于尾声，慕容复对敌段延庆，一败涂地。但从小说前部分看，慕容复的武功很可能还要比段延庆高出那么一点点。然而，不如此写，整部小说（至少慕容公子的故事）就收束不住，收束住了也不会这样有力。金庸便硬着头皮，令慕容的战斗指数瞬间急降。最显明的，是阿朱之死。从情节发展看，阿朱没有非死不可的理由，更没有必须死在萧峰手上的道理。然而，阿朱不死，萧峰这一“悲剧英雄”的形象，势将减少光芒与力量，于是阿朱不得不死。一位母亲，对金庸说起，自己这个小女儿才十岁多一点，已经读过金庸小说。金庸有些假惺惺地，问小朋友有何指教，哪知碰上的是一位不假情面的批评家。小姑娘直言无隐：“你太坏了，为什么要让阿朱死呢？” 阿朱，在金庸手上，非死不可。原载《羊城晚报》

慕容复天性凉薄《笑傲江湖》中，岳不群面对令狐冲与任盈盈，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岳灵珊被令狐冲这淫贼所害”。又指责说：“我夫人明明是给你们害死的，却来诬赖，说她是自杀。”岳先生如此睁眼说瞎话，所为何来？岳不群第一需要欺骗的，是他自己。经过不断强化的自我暗示与自我催眠，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说法，然后，以十二万分的诚意，去欺哄世人。岳不群看岳不群，看到的很可能就是一个的“真君子”，并非为世人所普遍误解的“伪君子”——他的自我欺骗，太成功。慕容复“自欺”的功力，比岳不群更深厚。慕容复要到西夏国娶公主，吃软饭，令王语嫣绝望，跳井。慕容复“任由她跳了下去。他叹了口气，摇摇头，说道：‘表妹，你毕竟内心深爱段公子，你二人虽然生不能成为夫妇，但死而同穴，也总算得遂你的心愿。’”（《天龙八部》第四十五回）让他这么一说，负心的，竟不是他，而是王语嫣。慕容复，反倒成了这段感情的受伤害者。问题是，慕容复这几句话，说与谁听？他当时根本不知有鸠摩智或他人窥伺在侧，这些话，相当于“独白”。没错，就是“独白”，就是要说给自己听，就是要说服自己。在岳不群与慕容复，“自欺”几乎已成“本能”，但凡有不光彩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都在第一时间，竭力对自己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岳夫人宁中则因这样的丈夫而觉耻辱，愤而自戕，此事在岳先生，亦必深以为耻，他务须让自己相信害死夫人的不是自己，是令狐冲，是任盈盈。眼见表妹投井而死，竟不阻止，真真禽兽不如，慕容复何尝不自知。慕容复更要说服自己，是表妹在感情上背叛了他，抛弃了他，而不是相反。慕容复说完这段“独白”，“忽听得背后有人（鸠摩智）说道：‘假惺惺，伪君子！’”（《天龙八部》第四十五回）慕容复忍见表妹去死，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当初，一干邪魔外道擒住王语嫣，一个头带金环的长发头陀手挺戒刀，横架在王语嫣颈前，叫道：“慕容小子，你若不投降，我可要将你相好的砍了！”，此时—— 慕容复好生为难，说到表兄妹之情，他决不忍心王语嫣命丧邪徒之手，但“姑苏慕容”这四个字尊贵无比，决不能因人要胁，向旁门左道之士投降，从此成为话柄，在江湖上受人耻笑，何况这一投降，多半连自己性命也送了。（《天龙八部》第三十四回）有鉴于此，慕容复更不顾惜表妹丧命于戒刀之下，仍自酣斗不休。从上面所引，小说的表述来看，似乎慕容复把表兄妹之情看得最重，慕容家族的荣誉在其次，最后，才稍稍想到要保全自身。这种次序，像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金庸在1972年8月15日的《明报》社评中却认为：“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对于慕容复来说，保全自己的性命才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慕容家族的荣誉，最后，最不重要的，是那一点点的表兄妹之情。前文，可以“翻译”为：为了保全性命，为了家族荣誉，慕容复虽不忍心王语嫣命丧邪徒之手，没办法，只好让她去死，去死。果然，那头陀举起戒刀，呼的一声，便向王语嫣颈中挥去，她却站着不动，不知是吓得呆了，还是给人点了穴道，竟不会抗御闪避。若非段誉情急之下，使出那时灵时不灵而这次终于灵了的“六脉神剑”，王语嫣，此时已经死了。小说写的是人们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天龙八部》写到的其他人物，其所思所想，都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小说中写出的慕容复的想法，却是这位公子自我美化自我欺骗扭曲变形后的想法，并不是他真实的、完整的想法。这种笔法，比较少见。在下一部小说《笑傲江湖》，写到岳不群的想法时，金庸延续了这种笔法。例如，“岳不群初时原有替双方调解之意，只是种种事端，皆大出意料之外，既不知双方何以结怨，又对嵩山、恒山双方均生反感，心想暂且袖手旁观，静待其变。”（《笑傲江湖》第二十四回）岳不群内心深处，自然切盼嵩山、恒山两派斗得两败俱伤，但这种想法很有几分龌龊不堪，岳掌门就把对立的两大门派都想象成混蛋坏蛋王八蛋，“袖手旁观”的自己，由此竟显得足够高尚了。岳不群与慕容复的自我欺骗，不可能完全成功，不可能使自己完全相信自编的种种高尚借口，但又不是完全不成功，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越来越信，越来越接近于完全相信。萧远山与慕容博，皆因强练少林绝技而身遭极大痛苦，命不久长。萧远山的儿子，知情后，“当即向前两步，双膝跪倒，向那老僧拜了下去，说道：‘神僧既知家父病根，还祈慈悲解救。’”慕容博之子的反应，则是：“慕容复素知父亲要胜好强的脾气，宁可杀了他，也不能人前出丑受辱，他更不愿如萧峰一般，为了父亲而向那老僧跪拜恳求……伸手携住慕容博右手，道：‘爹爹，咱们走罢！’”（《天龙八部》第四十三回）慕容复年纪很小的时候，他爹已经“死”了，文中这“素知”二字，很成疑问的。慕容博“要强好胜”，遮没萧远山就不“要强好胜”？萧远山就那么喜欢“出丑受辱”？萧峰能折节屈尊，恳求无名僧，慕容复为何不能？此时慕容复顾念的，只有他自己的面子！父亲的生死苦乐，慕容家族的兴复大业（父子协力，方克有成），慕容复都已不管不顾了。“父亲要胜好强的脾气，宁可杀了他，也不能人前出丑受辱”只是慕容复为自己的冷血找到的借口，似乎他完全顺从了父亲的感受，而做出极大的妥协。大智大慧的无名老僧，直指慕容复的本心：“你竟忍心如此，让令尊受此彻骨奇痛的煎熬？”（《天龙八部》第四十三回）慕容复对生身父亲，亦如此凉薄，这才最可惊，最可怕。慕容复对父亲都如此刻薄寡恩，他一掌击死看顾他二十年、忠心耿耿的家臣包不同（见《附录》），就完全不值得惊奇了。同样是贵族公子，段誉天性极厚，慕容复却被惯坏。王语嫣终于也看清了表哥天性之凉薄：“王语嫣见此神情，猜到了他的心情，心想你就算弃我如遗，但我们是表兄妹至亲，眼见我踏入死地，竟丝毫不加阻拦，连那穷凶极恶的云中鹤尚自不如，此人竟然凉薄如此……”（《天龙八部》第四十五回）《天龙八部》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在乔峰眼中，现出“凉薄”的真容：“这女人如此天性凉薄！她爹爹摔伤了，她不关心爹爹的伤势，尽记着自己的花衣，何况雪夜追赶饿狼，那是何等危险的事？当时她虽年幼不懂事，却也不该。”（《天龙八部》第二十四回）慕容复与康敏，都毫不顾惜父亲的生命，论天性之凉薄，铢两悉称。慕容复镇日想着兴复大燕，登基做皇帝；康敏一心只想做丐帮的“帮主夫人”或是大理国的“皇后娘娘”。康敏年龄稍大，也大不了几岁。康敏嫁了慕容复，二人志同道合，以凉薄对凉薄，未见得就不是一段好姻缘。【原刊于《羊城晚报》】 2015、9 在暴政和不公的时代，法律压迫人民，亡命之徒将永载史册。——电影《罗宾汉》附录《天龙八部》节录慕容复道：“……今日我先扶保殿下登了大理国的皇位。殿下并无子息，恳请殿下收我为义子。我二人同心共济，以成大事，岂不两全其美？” 　 …… 忽听得门外有人大声说道：“非也，非也！此举万万不可！” 　　门帷一掀，一人大踏步走进屋来，正是包不同。　　…… 包不同道：“你投靠大理，日后再行反叛，那是不忠；你拜段延庆为父，孝于段氏，于慕容氏为不孝，孝于慕容，于段氏为不孝；你日后残杀大群群臣，是为不仁，你……” 　　一句话尚未完，突然间波的一声响，他背心正中已重重的中了一掌，只听得慕容复冷冷的道：“我卖友求荣，是为不义。”他这一掌使足阴柔内劲，打在包不同灵台、至阳两处大穴之上，正是致命的掌力。包不同万没料到这个自己从小扶持长大的公子爷竟会忽施毒手，哇的一口鲜血喷出，倒地而死。　　…… 　　只见包不同两行清泪，从颊边流将下来，一探他的鼻息，却已停了呼吸，知他临死之时，伤心已达到极点。风波恶大声道：“三哥，你虽没有了气息，想必仍要问一问公子爷：‘为甚么下毒手杀我？’”说着转过头来，凝视慕容复，眼光中充满了敌意。（第四十八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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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堂与黄蓉【外一章】桃花岛上，“三道试题”。第一场，郭靖赢了，欧阳锋很不高兴，对着洪七公吐糟：“七兄，你这位高徒武功好杂，连蒙古人的摔交玩意儿也用上了。”唬得洪七公亟亟辩白：“这个连我也不会，可不是我教的。你别寻老叫化晦气。” 　　“武功好杂”的，不仅郭靖这个人，还有《射雕》这部书。　　《射雕英雄传》，有《水浒传》的影响（例如，黄药师说的那句“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取自《水浒》），也有《红楼梦》的影响（例如，郭靖对黄蓉表白的那句“就算把我身子烧成了飞灰”，模仿贾宝玉），其故事框架（靖、蓉联袂行侠）绝似《荒江女侠》中的“铃剑双侠”，丐帮与“叫化鸡”的情节，则源于《江湖奇侠传》。　　几部小说，都是金庸幼年所读。《荒江女侠》是金庸读过的第一本武侠小说，时年8岁。《江湖奇侠传》是金庸读过的第二或第三本武侠小说，大致也在八九岁的年纪。　　幼年的阅读经历，对一个小说家的影响，不可低估，虽然，当他写出自己的作品时，未必明确意识到了这一影响的存在。　　还有一部武侠小说，是金庸特别喜欢的，《三侠五义》，经晚清大儒俞曲园整理改写，成《七侠五义》。　　沈西城看金庸小说，发觉有着浓厚的章回小说的味道，但是情节却悬疑诡秘，构写方面也颇有心理描述，金庸认同他的观察，说自己“年轻时很喜欢看《水浒传》、《七侠五义》一类通俗小说。到了大学，又接触到西方小说”，他自己的创作，不免吸收了中西小说两方面的营养。这里，金庸把《七侠五义》放到了与《水浒传》并列的位置。1956年，金庸在《新晚报》发表文章，谈书的“续集”，也谈到了这本书，“《七侠五义》之后有《小五义》和《续小五义》，……我一直看到了《九续小五义》”，虽则“除了无聊与胡闹，在这些续书中再也找不到什么别的”，仍是捏着鼻子读完了十部《七侠》续书，只能证明：金庸对《七侠五义》原作，有着超乎寻常的偏爱。　　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金庸说：“《三侠五义》中最精彩的人物是反朝廷时期的白玉堂。”我看《三侠五义》，最精彩的篇章，是白玉堂与颜查散的遇合故事。　　撮要叙述，于下：　　颜查散家境清寒，同窗好友资助他三四十两银子，再借给他一个书童雨墨，进京赶考。一晚，入住旅店，听得外面人声扰攘，出店一看，却见一人，“头戴一顶开花儒巾，身穿一件零碎蓝衫，足下穿一双无根底破皂靴头儿，满脸尘土，实在不像念书之人，倒像个无赖”，正与店东争执，颜查散请他共住，二人相谈甚欢。吃晚饭时，这“无赖”却不客气，要了“上等饭食”，共有二十二个菜，价银八两；鲤鱼，一两二钱银子一尾；一坛陈年女贞陈绍，四两银子。“要了那些菜来，他筷子也不动，又酒量不很大，一坛子喝不了一零儿，就全剩下了，白便宜了店家”，早晨起来，“无赖”看了帐目，又慷慨赏了店小二等人二两银子，却不掏钱，竟是扬长而去。　　第二日，同样的戏码，在另一地，另一旅店，重演。颜查散结帐，银子已然不足，只好典当衣服，付账。雨墨不免啧有烦言，颜生却对“无赖”的风仪谈吐大为倾倒，全不以自己的破费至于破产为意。　　第三日，白玉堂这“无赖”仍是找上了颜查散，二人结拜为兄弟。仍是点好菜，吃鲤鱼，喝陈绍。　　第四日，早晨起来，看柜上帐目，适好有人专程送他四百两银子，白玉堂留下二百，　　“出主意，与颜生买马，治簇新的衣服靴帽，全是使他的银子。颜生也不谦让。到了晚间，吃饭饮酒，也不像先前那样，止于拣可吃的要来。这二百两银子，除了赏项、买马、赎当、治衣服等，并会了饭帐，共费去八九十两，仍余下一百多两，金生便都赠了颜生。” 　　《七侠五义》此节文字，风神绝佳，不是我复述的这样平淡寡味。怪不得石玉昆说书，观众会“一句一夸，一字一赞，合心同悦，众口同声”。　　《七侠五义》、《射雕英雄传》分别是传统武侠与现代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品，两书又分别写到了两个人（颜、白与靖、蓉）的离奇遇合，相似度极高。

“一叶障目”是耶非？——简论叶洪生之《论剑》“一叶障… 题记：此文所谈，不是叶洪生《论剑》全书，只是其中一节，《“偷天换日”的是与非》，故曰“简论”。称为“拣论”，可能更合适些。一在《君子剑，怎样炼成？——三谈岳不群》一文中，关于叶洪生指称金庸剿袭卧龙生一事，曾经谈说自己的看法。此事，1998年金庸在科罗拉多大学演讲时说起： “叶洪生先生讨论到我小说人物的‘原型’问题，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某某武侠小说出版在我的作品之前，所以我小说中的某某人物是从那部小说中取材的。……叶先生说卧龙生的小说《飞燕惊龙》出版在前，所以《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是抄自卧龙生所创造的假好人，……中国社会中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有伪君子，不必到书中去找‘原型’。”（《金庸散文集》274页）叶洪生的原文，我查过，没查到。也不知金庸的转述是否准确。叶洪生怀疑“君子剑”的创造受卧龙生的“假好人”影响，如仅止于“怀疑”，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如确如金庸转述，叶洪生一口咬定“伪君子岳不群是抄自卧龙生所创造的假好人”，就太过武断了。欲刻划一“伪君子”，古今中外各类文学作品中有多少形象可资借鉴？金庸不此之图，非要去抄取一个二流作家卧龙生的“假好人”？我找到的，是叶洪生的另一篇文章，《文坛文坛上的“异军”——台湾武侠小说家琐记》。其中赫然写到：“金庸《天龙八部》（一九六三年）写武学女博士王语嫣、《笑傲江湖》（一九六七年）写‘君子剑’岳不群便分别脱胎于卧龙生《玉钗盟》的紫衣女萧姹姹与‘神州一君’易天行的人物原型。但凡老读者一望即知，固无须饶舌。” 至少，这篇文章中的叶洪生，太敢于下判决，尽够武断了！犹有甚者。在《“偷天换日”的是与非》一文中，叶先生居然冒出了这样一段话：“早期金庸小说颇多传统说书口吻。迨及1970年左右，古龙的‘新派武侠’大行其道，对金庸不无影响，因而有全面改写之举。”（叶洪生《论剑》287页）我看着这段话老半天，有点发懵，越看越想笑。世间若无古龙“新派武侠”，金庸断乎不会修改旧作？这两件事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说两事之间一定没有关系，太不靠谱。说两事之间定有瓜葛，更离谱的狠了。万事皆有可能，但是，同时，“世事无绝对”啊。叶先生认为古龙小说“到处充斥‘绝对’或武断之词”，他本人所写评论，武断之辞更是所在多有。二上世纪七十年代，金庸修改旧作。对此，倪匡很不满意，叶洪生更有意见。倪匡是不满意金庸把一些精彩情节给删掉了，认为越改越差。叶洪生之所以有意见，那就更有意思了，不是因为金庸改差了，是因为叶洪生认为金庸改得太好。叶洪生对“据新版《金庸作品集》（修订本）来高估金庸的小说艺术成就”深致不满，指出“若仅以金庸修订本作品（实为重新改写）来与并世各武侠名家小说原著比较高下，在立足点上即不公平。” 似乎，金庸修改旧作，并且改得较前为好，竟是做下了亏心事？考试结束，叶老师宣布成绩：“张三考分比李四高，然而，但是，李四同学答完题后从来不检查答案，而张三同学呢，答完题后检查了好几遍，改正了多个错误答案，所以，若仅以张三改正后的试卷来与李四同学的成绩比较高下，在立足点上即不公平！” 什么逻辑？按叶先生的逻辑，说“曹霑比琼瑶更杰出”这话也“不公平”，人家琼瑶女士基本不修改作品，你老曹呢，改了又改，改了又改，足足改了十年，在立足点上，公平吗？三齐威王的上驷，跑得比田忌的上驷更快；齐威王的中驷，跑的比田忌的中驷快；齐威王的下驷，跑的比田忌的下驷更快。不搞孙膑那一套把戏，我们能否由此得出“王马比田马快”的综合结论？只允许齐王的中驷出来参赛，公平？不公平？

金庸“释名”录【欢迎补充，鞠躬致谢！】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mso-style-name:普通表格;mso-tstyle-rowband-size:0;mso-tstyle-colband-size:0;mso-style-noshow:yes;mso-style-parent:"";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mso-para-margin:0cm;mso-para-margin-bottom:.0001pt;mso-pagination:widow-orphan;font-size:10.0pt;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fareast-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ansi-language:#0400;mso-fareast-language:#0400;mso-bidi-language:#0400;} 题记：重视名字，乃是吾国吾民的重要传统（胡适先生甚至认为中国向来有一个“信仰名、崇拜名”的“伟大宗教”，胡先生称为“名教”），当然也是古典章回体小说的重要传统之一。金庸继承此一传统，，而有变本加厉之势。几乎他的每部作品，都有关于人物名目（姓、名、字、号等）的猜想、解说或者调侃。金庸对（小说中的，以及历史上的）人物的姓名，不是一般的感兴趣，用心也深。闲来无事，乃将各部小说中的相关文字，搜集于此。 “释名“一词，取自《天龙八部》篇首文字。《袁崇焕评传》袁崇焕，字元素——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高第，字登之——高第，字登之，万历十七年进士。他考试果然“高第登之”，但做大军统帅，却是“要地弃之”。明神宗——（明）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经得很！明思宗——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卅三剑客图》黄损，字益之——《卅三剑客图·维扬河街上叟》：“黄损，字益之，……‘损’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古人用‘损’字做名字，现代人一定觉得奇怪。其实，《易经》中有‘损’卦，是谦抑节约的意思，《易经》认为是‘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越是谦退，越有好处，大吉大利，那是中国人传统的处世哲学。……所以黄损字益之。” 无可——《卅三剑客图·维扬河街上叟》：“吕用之这坏蛋在高骈手下做了官后，自己取了个字，叫做‘无可’。《广陵妖乱志》说：‘因字之曰无可，言无可无不可也。’简直是无所不为，无恶不作。” 张乖崖——《卅三剑客图·张忠定》：“张咏性子很古怪，所以自号‘乖崖’，乖是乖张怪僻，崖是崖岸自高。宋史则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 潘扆——《卅三剑客图·潘扆》：“据《南唐书》载，潘扆（音衣，室中门与窗之间的地方，称为扆）常在江淮之间往还，……” 《射雕英雄传》郭靖、杨康——“杨铁心…说道：‘郭大嫂也怀了孩子，就烦道长给取两个名字好么？’丘处机微一沉吟，说道：‘郭大哥的孩子就叫郭靖，杨二哥的孩子就叫杨康，不论男女，都可用这两个名字。’郭啸天道：‘好，道长的意思是叫他们不忘靖康之耻，要记得二帝被掳之辱。’”（第一回）周不通—— “他浙江口音，把我周伯通叫做周‘不通’。” （新修版第十七回）杨过——“穆念慈垂泪道：‘郭大哥，请你给这孩儿取个名字。’郭靖想了一会，道：‘我与他父亲义结金兰，只可惜没好下场，我未尽朋友之义，实为生平恨事。但盼这孩子长大后有过必改。力行仁义。我给他取个名字叫作杨过，字改之，你说好不好？’穆念慈谢道：‘但愿如郭大哥所说。’”（第四十回）

武侠小说下流！胡说？武侠小说下流！胡说？我最崇仰的近世人物，不是金庸，是胡适先生。虽则如此，仍难苟同先生对于武侠小说的看法。 “武侠小说，太下流！”这话，确乎出于胡适先生之口，在1960年。胡先生口中的“武侠小说”，乃是泛指。不过，可能还真包括了金庸小说。甚至，主要针对的，就是金庸小说。 “金庸巨著，胡老太太（江冬秀）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唐德刚《胡适杂忆》）胡先生说的“武侠小说下流”，主要针对的，可能正是金庸小说。胡先生却未必晓得世间有“金庸”其人，就看到书架上一堆的武侠小说。哪个兔崽子写的？老先生恐怕没那份好兴致，一一查看，只是觉得烦、厌，“武侠小说，太下流！”于是冲口而出。不止胡先生一人，五四那一代人，都有一个自相矛盾自我割裂的问题，首尾不能相顾。章回体小说，数百年间一直被人贱视，落在了地下三层。那年月，“小说”并无“雅”“俗”之分，因为所有的小说都被公众认定为“俗”。经由胡适这代人的研究推介，“低俗小说”终于被抬上了地上三层、八层，甚至上了摩天楼，被公认为“文学经典”、“古典名著”(早前李卓吾金圣叹的独醒之见几百年间仅有极少数呼应者，不能改变他们时代的“常识”，在全社会缺乏普遍认同)。与此同时，胡适们又极力踩低同时代的章回体创作，恨不能将它们由地下三层直踹到十八层——还不解气。胡适先生真的认为武侠小说下流？不见得啊不见得。胡先生对《水浒传》评价不低，《水浒传》因为写得太好，现今很多人认为不算武侠小说，这且不去说它。《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是武侠小说，无人可以否认。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精心撰写长《序》的，正是胡适先生。施耐庵、文康、王度庐、金庸，写的都是“俗文学”。区别在于：王度庐金庸写书可以卖钱而施耐庵文康则否，《水浒传》《儿女英雄传》是没有“商业性”的。《三侠五义》，很“商业”！甚至比起金庸的连载小说，其“商业性”，来得更直接。石玉昆当众献艺，若不是说得天花乱坠，引人入彀，“各位看官”随时要抬腿走人的。将《三侠五义》列入《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还是胡适之。《三侠五义序》中，胡适先生认为：“从《包公案》演进到《三侠五义》，真不能不算是一大进步了。” 晚清大学问家俞樾，不以武侠小说为“下流”，竟对《三侠五义》一书评价甚高，在胡先生看来，曲园先生“以一代经学大师的资格来这样赞赏一部平话小说，他的眼力总算是很可钦佩的了”。对照“很可钦佩”的俞曲园先生的眼力，再想想胡先生自己“武侠小说下流”的言说，难免有啼笑皆非之感。尽可以给《三侠五义》再加一个“平话小说”的名目，可它仍是“武侠小说”，最地道最正宗的“武侠小说”。烧成灰，也是。何以古代近代的武侠小说尽有“上流”的佳作而现代当代的武侠小说只能被认为集体“下流”？胡先生不曾给出解释。我不认为胡先生能解释清楚，也不认为其他任何人可以作出完满的解释。胡先生完全没读过当代武侠即作此判词,失于“独断”了。 “武侠小说是下流的”，区区数字，有“火气”存焉。很遗憾，这种“火气”，正是胡适本人所反感反对的“正义的火气”： “‘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1961年10月胡适写给苏雪林的信）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的评价，通过李敖，在内地广为人知。 1981年，李敖发表《“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谈到：“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20年后，李敖接受访问，再谈：“胡适先生生前对我说，他是不看武侠小说的，用他的话来讲，武侠小说太‘下流’。”

武侠小说下流！胡（适）说？武侠小说下流！胡说？我最崇仰的近世人物，不是金庸，是胡适先生。虽则如此，仍难苟同先生对于武侠小说的看法。 “武侠小说，太下流！”这话，确乎出于胡适先生之口，在1960年。胡先生口中的“武侠小说”，乃是泛指。不过，可能还真包括了金庸小说。甚至，主要针对的，就是金庸小说。 “金庸巨著，胡老太太（江冬秀）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唐德刚《胡适杂忆》）胡先生说的“武侠小说下流”，主要针对的，可能正是金庸小说。胡先生却未必晓得世间有“金庸”其人，就看到书架上一堆的武侠小说。哪个兔崽子写的？老先生恐怕没那份好兴致，一一查看，只是觉得烦、厌，“武侠小说，太下流！”于是冲口而出。不止胡先生一人，五四那一代人，都有一个自相矛盾自我割裂的问题，首尾不能相顾。章回体小说，数百年间一直被人贱视，落在了地下三层。那年月，“小说”并无“雅”“俗”之分，因为所有的小说都被公众认定为“俗”。经由胡适这代人的研究推介，“低俗小说”终于被抬上了地上三层、八层，甚至上了摩天楼，被公认为“文学经典”、“古典名著”(早前李卓吾金圣叹的独醒之见几百年间仅有极少数呼应者，不能改变他们时代的“常识”，在全社会缺乏普遍认同)。与此同时，胡适们又极力踩低同时代的章回体创作，恨不能将它们由地下三层直踹到十八层——还不解气。胡适先生真的认为武侠小说下流？不见得啊不见得。胡先生对《水浒传》评价不低，《水浒传》因为写得太好，现今很多人认为不算武侠小说，这且不去说它。《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是武侠小说，无人可以否认。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精心撰写长《序》的，正是胡适先生。施耐庵、文康、王度庐、金庸，写的都是“俗文学”。区别在于：王度庐金庸写书可以卖钱而施耐庵文康则否，《水浒传》《儿女英雄传》是没有“商业性”的。《三侠五义》，很“商业”！甚至比起金庸的连载小说，其“商业性”，来得更直接。石玉昆当众献艺，若不是说得天花乱坠，引人入彀，“各位看官”随时要抬腿走人的。将《三侠五义》列入《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还是胡适之。《三侠五义序》中，胡适先生认为：“从《包公案》演进到《三侠五义》，真不能不算是一大进步了。” 晚清大学问家俞樾，不以武侠小说为“下流”，竟对《三侠五义》一书评价甚高，在胡先生看来，曲园先生“以一代经学大师的资格来这样赞赏一部平话小说，他的眼力总算是很可钦佩的了”。对照“很可钦佩”的俞曲园先生的眼力，再想想胡先生自己“武侠小说下流”的言说，难免有啼笑皆非之感。尽可以给《三侠五义》再加一个“平话小说”的名目，可它仍是“武侠小说”，最地道最正宗的“武侠小说”。烧成灰，也是。何以古代近代的武侠小说尽有“上流”的佳作而现代当代的武侠小说只能被认为集体“下流”？胡先生不曾给出解释。我不认为胡先生能解释清楚，也不认为其他任何人可以作出完满的解释。胡先生完全没读过当代武侠即作此判词,失于“独断”了。 “武侠小说是下流的”，区区数字，有“火气”存焉。很遗憾，这种“火气”，正是胡适本人所反感反对的“正义的火气”： “‘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1961年10月胡适写给苏雪林的信）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的评价，通过李敖，在内地广为人知。 1981年，李敖发表《“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谈到：“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20年后，李敖接受访问，再谈：“胡适先生生前对我说，他是不看武侠小说的，用他的话来讲，武侠小说太‘下流’。”

武侠小说下流！胡说？武侠小说下流！胡说？我最崇仰的近世人物，不是金庸，是胡适先生。虽则如此，仍难苟同先生对于武侠小说的看法。 “武侠小说，太下流！”这话，确乎出于胡适先生之口，在1960年。胡先生口中的“武侠小说”，乃是泛指。不过，可能还真包括了金庸小说。甚至，主要针对的，就是金庸小说。 “金庸巨著，胡老太太（江冬秀）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唐德刚《胡适杂忆》）胡先生说的“武侠小说下流”，主要针对的，可能正是金庸小说。胡先生却未必晓得世间有“金庸”其人，就看到书架上一堆的武侠小说。哪个兔崽子写的？老先生恐怕没那份好兴致，一一查看，只是觉得烦、厌，“武侠小说，太下流！”于是冲口而出。不止胡先生一人，五四那一代人，都有一个自相矛盾自我割裂的问题，首尾不能相顾。章回体小说，数百年间一直被人贱视，落在了地下三层。那年月，“小说”并无“雅”“俗”之分，因为所有的小说都被公众认定为“俗”。经由胡适这代人的研究推介，“低俗小说”终于被抬上了地上三层、八层，甚至上了摩天楼，被公认为“文学经典”、“古典名著”(早前李卓吾金圣叹的独醒之见几百年间仅有极少数呼应者，不能改变他们时代的“常识”，在全社会缺乏普遍认同)。与此同时，胡适们又极力踩低同时代的章回体创作，恨不能将它们由地下三层直踹到十八层——还不解气。胡适先生真的认为武侠小说下流？不见得啊不见得。胡先生对《水浒传》评价不低，《水浒传》因为写得太好，现今很多人认为不算武侠小说，这且不去说它。《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是武侠小说，无人可以否认。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精心撰写长《序》的，正是胡适先生。施耐庵、文康、王度庐、金庸，写的都是“俗文学”。区别在于：王度庐金庸写书可以卖钱而施耐庵文康则否，《水浒传》《儿女英雄传》是没有“商业性”的。《三侠五义》，很“商业”！甚至比起金庸的连载小说，其“商业性”，来得更直接。石玉昆当众献艺，若不是说得天花乱坠，引人入彀，“各位看官”随时要抬腿走人的。将《三侠五义》列入《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还是胡适之。《三侠五义序》中，胡适先生认为：“从《包公案》演进到《三侠五义》，真不能不算是一大进步了。” 晚清大学问家俞樾，不以武侠小说为“下流”，竟对《三侠五义》一书评价甚高，在胡先生看来，曲园先生“以一代经学大师的资格来这样赞赏一部平话小说，他的眼力总算是很可钦佩的了”。对照“很可钦佩”的俞曲园先生的眼力，再想想胡先生自己“武侠小说下流”的言说，难免有啼笑皆非之感。尽可以给《三侠五义》再加一个“平话小说”的名目，可它仍是“武侠小说”，最地道最正宗的“武侠小说”。烧成灰，也是。何以古代近代的武侠小说尽有“上流”的佳作而现代当代的武侠小说只能被认为集体“下流”？胡先生不曾给出解释。我不认为胡先生能解释清楚，也不认为其他任何人可以作出完满的解释。胡先生完全没读过当代武侠即作此判词,失于“独断”了。 “武侠小说是下流的”，区区数字，有“火气”存焉。很遗憾，这种“火气”，正是胡适本人所反感反对的“正义的火气”： “‘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1961年10月胡适写给苏雪林的信）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的评价，通过李敖，在内地广为人知。 1981年，李敖发表《“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谈到：“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20年后，李敖接受访问，再谈：“胡适先生生前对我说，他是不看武侠小说的，用他的话来讲，武侠小说太‘下流’。”

为武侠小说一辩为武侠小说一辩一读袁良骏教授《武侠小说指掌图》，想起奥威尔《动物庄园》里那群老绵羊。“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是它们眼中嘴上唯一的、绝对的真理，袁教授很看得起“金庸武侠小说中一些接近生活原型的普通人”，认为“这些人物刻画的成功，再一次表现了金庸卓越的纯文学潜质”（256页《指掌图》）然而，“潜质”只是“潜质”，你要说武侠小说也可以达到“纯文学”的高度，袁教授死活可就不答应了。 “（郭靖、杨过）这些‘江湖人物’，…… 不可与纯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混为一谈，……（杨康、岳不群等），作为‘武林人物’，可以视为成功形象，但同样是不能用严格的纯文学标准去衡量的。”（256页《指掌》）袁教授的同情心无远弗届，不限于对金庸，他还“为很多武侠小说家惋惜：以他们的旷世天才（刘按：同一时代中，有偌多‘旷世’天才并立，真奇迹啊），从事严肃的纯文学创作，该有多好！”（274页）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纯文学好，俗文学坏！四条腿（纯文学）好，两条腿（俗文学）坏！呕耶！二袁教授读过的武侠小说，比我多多了。原来袁教授“从儿时算起，也曾是一个武侠小说的着迷者、嗜读者”，万幸啊，“自从考上大学后，就和武侠小说告别了。在《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面前，在《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面前，在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众多的世界名著面前，深深感到武侠小说的荒诞与渺小，……”（《指掌图》274页）教授毕竟是教授，人家读过多少“名著”！俺唯一不解的是：您老考上大学后，所读的，那都是“纯文学”啊？《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楚辞、宋词皆源于民间文学，出身“俗”门【注1】。元曲更是一“俗”到底，从元朝“俗”到了清朝，到近世海宁大儒王国维先生，才把它们当“文学”看。《红楼》《水浒》《三国》《西游》《儒林》《聊斋》，无一例外，都是它们各自时代的“俗文学”！就中惟托尔斯泰“四条腿”，巴尔扎克不是四条腿，也不好说是两条腿，算三条腿罢。说到莎士比亚，更是玩笑开大了，他活着的时候，就是一戏子嘛，几个人把他的剧本当“纯文学”看？！我很怀疑，袁教授早出生几百年，会不会目光如炬一眼看穿《红楼梦》等“俗文学”的“荒诞与渺小”，为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这一大帮“俗文学作家”扼腕叹息：以他们的旷世天才，从事严肃的纯文学创作，该有多好！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现在的纯文学好，现在的俗文学坏！古代的、洋人的俗文学好，当代的中国的俗文学坏！呕耶！ ------------ 【注1】《史记》张守节正义谓：“上行谓之风，下习谓之俗”。　　　　下层的、民间的，即是“俗”。三向社区举报违规内容关注楼主收藏本贴转发至天涯微博添加到专辑 1#回复作者：刘国重3 回复日期：2011-12-13 18:17:00　　《鹿鼎记》是“俗文学”，且是当世的“俗文学”，袁教授自然看出了“荒诞与渺小”: “金庸笔下尚有如此一妻多妾的‘爱情描写’，说来实在让人笑掉大牙！是的，封建社会中人是可以一妻多妾的，……问题是值得歌颂吗？值得赞美吗？金庸武侠小说恰恰是用艳羡笔墨写韦小宝‘艳福齐天’的。”（《指掌图》246页）

李敖不读武侠？瞎扯！ 1981年，李敖在《“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言之凿凿：“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 我在九十年代初，读到此文此节，当时就愣了。几年前，八十年代末，我明明看过李敖写给朋友马戈的一封信，信中李敖自述正在阅读《射雕》，且兴味盎然。人，怎么可以这样睁着眼说瞎话？ 2006年，起始在网上谈说金庸和他的小说，即将此事写入《金庸式伪善与李敖式无耻》。可惜，那封信遍查不获。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有信心，但查不到原文龘，做不到“有书为证”，总不心安，似乎撒谎的不是李敖，反倒是我。没出息！信，收录在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李敖的情话》。今年又从旧书网买到，二十年前买过的那本，回想起来，是让人借去没还。这本书，由李敖在1986年自己编定，不是内地出版社编的选辑本。《李敖的情话》，第142页，白纸黑字，李敖写道： “你弃武侠而就《约翰克里斯多夫》，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我却不敢说了，因为我也看了七八本《射雕英雄传》，颇不恶，没头没尾，不过亦引洒家入胜，马戈知我亦练剑如彼，乐之不疲，想有同嗜之感。……多练剑，可助灵感与快感。……” “练剑”云云，应该不是真的在把剑挥舞，说的就是对武侠小说的阅读。金庸写完《射雕》，是在1959年5月，李敖1958年11月读到的，当然是“没尾”之《雕》。 1958年的李敖读《射雕》，感觉“不恶”、“引敖入胜”、“乐之不疲”，并且认为读武侠小说“可助灵感与快感”，他分明很能——完全不是像他后来说的“无法”——接受武侠小说“这种荒谬的内容”的。 1958年的李敖，24岁，竟未完成“中学训练”。“大师”啊，确是与众不同。二十几年来，李敖的作品我一直在读。发现他笔下这样子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自己抽自己嘴巴的文字，真太多了。 2009年李敖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似乎又含糊承认了自己读过金庸，“从戏剧角度说，金庸的小说写得蛮动人”。李敖是聪明人，绝顶聪明人。可惜，人无论聪明到何种程度，话说多了，总有穿帮的时候。蒙田认为“撒谎需要好记性”。只撒谎一次，再加上一份好记性，尚可蒙混过去。无奈，李敖字写的太多，话说的太多，谎撒的太多，说着说着，就兜不拢了。我看李敖尤其是这几年的李敖，一则，此人缺乏最起码的诚实，对于各种事实甚至史实，其实就是取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说就写；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忘却，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二则，这个人脑子有病，病得越来越厉害。以强大的病态心理为支撑，这位“大师”可以从他“选择”过的事实推导出他想要的任何结论。前段时间，台湾大选，李敖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闹热滚滚”。于是，凤凰台上，时见李大师摇唇鼓舌，上蹿下跳。大师的一段话，让我生平第一次感觉“瞬间石化”。让我震撼的，还不是大师爆料之猛，而是其推理能力之强。李敖说：“不仅蔡英文，马英九也是（同性恋）。”结论抛出之后，大师自然不吝于提供证据，却原来李敖在与金溥聪等人宴聚时曾当面问过这个问题，金溥聪的反应，居然是“笑而不答”！ “笑而不答”在李敖看来即可证明金、马断背，那么，金先生当时作何反应才能让李敖相信他们不是？或者至少令李敖心存疑惑：他们不一定是？ 2012、4 这是为《羊城晚报•花地》所写《金庸密码》专栏第七篇。参见拙文：《武侠小说下流！胡（适）说？？》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log.sina.com.cn%2Fs%2Fblog_4b03b233010006ka.html&urlrefer=347d20bf311f1358d3bd28beba63e1eb 金庸式伪善与李敖式无耻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log.sina.com.cn%2Fs%2Fblog_4b03b23301009jts.html&urlrefer=2ff15f48579d2f955217ce9f30c7a1f4 皮里春秋空黑黄——再谈李敖谈金庸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log.sina.com.cn%2Fs%2Fblog_4b03b2330100q8m3.html&urlrefer=afd09c6237b7dd083b30c35773f613cb

李敖不读武侠？瞎扯！！ 1981年，李敖在《“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言之凿凿：“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 我在九十年代初，读到此文此节，当时就愣了。几年前，八十年代末，我明明看过李敖写给朋友马戈的一封信，信中李敖自述正在阅读《射雕》，且兴味盎然。人，怎么可以这样睁着眼说瞎话？ 2006年，起始在网上谈说金庸和他的小说，即将此事写入《金庸式伪善与李敖式无耻》。可惜，那封信遍查不获。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有信心，但查不到原文龘，做不到“有书为证”，总不心安，似乎撒谎的不是李敖，反倒是我。没出息！信，收录在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李敖的情话》。今年又从旧书网买到，二十年前买过的那本，回想起来，是让人借去没还。这本书，由李敖在1986年自己编定，不是内地出版社编的选辑本。《李敖的情话》，第142页，白纸黑字，李敖写道： “你弃武侠而就《约翰克里斯多夫》，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我却不敢说了，因为我也看了七八本《射雕英雄传》，颇不恶，没头没尾，不过亦引洒家入胜，马戈知我亦练剑如彼，乐之不疲，想有同嗜之感。……多练剑，可助灵感与快感。……” “练剑”云云，应该不是真的在把剑挥舞，说的就是对武侠小说的阅读。金庸写完《射雕》，是在1959年5月，李敖1958年11月读到的，当然是“没尾”之《雕》。 1958年的李敖读《射雕》，感觉“不恶”、“引敖入胜”、“乐之不疲”，并且认为读武侠小说“可助灵感与快感”，他分明很能——完全不是像他后来说的“无法”——接受武侠小说“这种荒谬的内容”的。 1958年的李敖，24岁，竟未完成“中学训练”。“大师”啊，确是与众不同。二十几年来，李敖的作品我一直在读。发现他笔下这样子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自己抽自己嘴巴的文字，真太多了。 2009年李敖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似乎又含糊承认了自己读过金庸，“从戏剧角度说，金庸的小说写得蛮动人”。李敖是聪明人，绝顶聪明人。可惜，人无论聪明到何种程度，话说多了，总有穿帮的时候。蒙田认为“撒谎需要好记性”。只撒谎一次，再加上一份好记性，尚可蒙混过去。无奈，李敖字写的太多，话说的太多，谎撒的太多，说着说着，就兜不拢了。我看李敖尤其是这几年的李敖，一则，此人缺乏最起码的诚实，对于各种事实甚至史实，其实就是取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说就写；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忘却，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二则，这个人脑子有病，病得越来越厉害。以强大的病态心理为支撑，这位“大师”可以从他“选择”过的事实推导出他想要的任何结论。前段时间，台湾大选，李敖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闹热滚滚”。于是，凤凰台上，时见李大师摇唇鼓舌，上蹿下跳。大师的一段话，让我生平第一次感觉“瞬间石化”。让我震撼的，还不是大师爆料之猛，而是其推理能力之强。李敖说：“不仅蔡英文，马英九也是（同性恋）。”结论抛出之后，大师自然不吝于提供证据，却原来李敖在与金溥聪等人宴聚时曾当面问过这个问题，金溥聪的反应，居然是“笑而不答”！ “笑而不答”在李敖看来即可证明金、马断背，那么，金先生当时作何反应才能让李敖相信他们不是？或者至少令李敖心存疑惑：他们不一定是？ 2012、4 这是为《羊城晚报•花地》所写《金庸密码》专栏第七篇。参见拙文：《武侠小说下流！胡（适）说？？》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log.sina.com.cn%2Fs%2Fblog_4b03b233010006ka.html&urlrefer=347d20bf311f1358d3bd28beba63e1eb 金庸式伪善与李敖式无耻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log.sina.com.cn%2Fs%2Fblog_4b03b23301009jts.html&urlrefer=2ff15f48579d2f955217ce9f30c7a1f4 皮里春秋空黑黄——再谈李敖谈金庸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log.sina.com.cn%2Fs%2Fblog_4b03b2330100q8m3.html&urlrefer=afd09c6237b7dd083b30c35773f613cb

为武侠小说一辩一读袁良骏教授《武侠小说指掌图》，想起英格兰“动物庄园”里那群绵羊。 “它们常常一卧在地里，就咩咩地叫：‘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有时连着叫几个钟头也不住口，从来不感到厌倦。”（奥威尔《动物庄园·第三章》） “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是它们眼中嘴上唯一的、绝对的真圝理，袁教授很看得起“金庸武侠小说中一些接近生活原型的普通人”，认为“这些人物刻画的成功，再一次表现了金庸卓越的纯文学潜质”（256页《指掌图》），然而，“潜质”只是“潜质”，你要说武侠小说也可以达到“纯文学”的高度，袁教授就死活不答应了。“（郭靖、杨过）这些‘江湖人物’，…… 不可与纯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混为一谈，……（杨康、岳不群等），作为‘武林人物’，可以视为成功形象，但同样是不能用严格的纯文学标准去衡量的。”（256 页《指掌》）袁教授的同情心无远弗届，不限于对金庸，他还“为很多武侠小说家惋惜：以他们的旷世天才（刘按：同一时代中，有偌多‘旷世’天才并立，真奇迹啊），从事严肃的纯文学创作，该有多好！”（274页）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纯文学好，俗文学坏！四条腿（纯文学）好，两条腿（俗文学）坏！呕耶！

‘一叶障目’是耶非？— —简论叶洪生之《论剑》【外一章】题记：此文所谈，不是叶洪生《论剑》全书，只是其中一节，《‘偷天换日’的是与非》，故曰‘简论’。称为‘拣论’，可能更合适些。一在《君子剑，怎样炼成？——三谈岳不群》一文中，关于叶洪生指称金庸剿袭卧龙生一事，曾经谈说自己的看法。此事，1998年金庸在科罗拉多大学演讲时说起： “叶洪生先生讨论到我小说人物的‘原型’问题，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某某武侠小说出版在我的作品之前，所以我小说中的某某人物是从那部小说中取材的。……叶先生说卧龙生的小说《飞燕惊龙》出版在前，所以《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是抄自卧龙生所创造的假好人，……中国社会中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有伪君子，不必到书中去找‘原型’。”（《金庸散文集》274页）叶洪生的原文，我查过，没查到。也不知金庸的转述是否准确。叶洪生怀疑‘君子剑’的创造受卧龙生的‘假好人’影响，如果仅仅是一种‘怀疑’，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如确如金庸转述，叶洪生一口咬定“伪君子岳不群是抄自卧龙生所创造的假好人”，那就未免太过武断了。欲刻划一‘伪君子’，古今中外各类文学作品中有多少形象可资借鉴？金庸不此之图，非要去抄取一个二流作家卧龙生的‘假好人’？我找到的，是叶洪生的另一篇文章，《文坛文坛上的“异军”——台湾武侠小说家琐记》。其中谈到：“ 后来金庸《天龙八部》（一九六三年）写武学女博士王语嫣、《笑傲江湖》（一九六七年）写‘君子剑’岳不群便分别脱胎于卧龙生《玉钗盟》的紫衣女萧姹姹与‘神州一君’易天行的人物原型。但凡老读者一望即知，固无须饶舌。” 至少，这篇文章中的叶洪生，太敢于下判决，尽够武断了！犹有甚者。在《‘偷天换日’的是与非》一文中，叶先生居然冒出了这样一段话：“早期金庸小说颇多传统说书口吻。迨及1970年左右，古龙的‘新派武侠’大行其道，对金庸不无影响，因而有全面改写之举。”（叶洪生《论剑》287页）我看着这段话老半天，有点发懵，越看越想笑。世间若无古龙小说，金庸断乎不会修改旧作？这两件事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说两事之间一定没有关系，太不靠谱。说两事之间一定有关系，那就更离谱的狠了。万事皆有可能，但是，同时‘世事无绝对’啊。叶先生认为古龙小说“到处充斥‘绝对’或武断之词”，他本人所写评论，武断之辞更是所在多有。二上世纪七十年代，金庸修改旧作。对此，倪匡很不满意，叶洪生更有意见。倪匡是不满意金庸把一些精彩情节删出了，认为是越改越差。叶洪生之所以有意见，那就更有意思了，不是因为金庸改差了，是因为叶洪生认为金庸改得太好。叶洪生对“据新版《金庸作品集》（修订本）来高估金庸的小说艺术成就”深致不满，指出“若仅以金庸修订本作品（实为重新改写）来与并世各武侠名家小说原著比较高下，在立足点上即不公平。” 似乎，金庸修改旧作，并且改得较前为好，竟是做下了亏心事？考试结束后，叶老师宣布成绩：“张三考分比李四高，然而，但是，李四同学答完题后从来不检查答案，而张三同学呢，答完题后检查了好几遍，改正了几个错误答案，所以，若仅以张三改正后的试卷来与李四同学的成绩比较高下，在立足点上即不公平！” 什么逻辑？三齐威王的上驷，跑得比田忌的上驷更快；齐威王的中驷，跑的比田忌的中驷快；齐威王的下驷，跑的比田忌的下驷更快。不搞孙膑那一套把戏，我们能否由此得出“王马比田马快”的综合结论？

‘笑死人了’的傲慢与偏见——谈谈易中天《谈金庸》 ‘笑死人了’的傲慢与偏见——谈谈易中天《谈金庸》老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一我一直知道自己断不会遭遇夏曾佑、陈寅恪、金克木诸先生那样‘书读完了’的困境。我一直都知道的。前几日到烟台新开张的‘书城’一转，仍是格外感觉凄凉。“想看、好看、应看的太多的书，我再也看不完了！” 格外感觉凄凉，因为已经过了‘方吾生之半路’的年纪。伟大领袖铁木真教导我们说：“石头无皮，人命有尽。”年光有限，好书难穷，既知读不完，基本上就不看新出的畅销书了，总感觉其中炒作的成分太大（是！金庸小说也畅销。不过在我读金书的八十年代初，好像没大有炒作这回事）。也知因此错过了其中少数有价值的东西，不以为憾。虽孤陋寡闻，易中天先生近几年的暴得大名，我还知道。他的“讲坛”，与巨著，竟不曾看。真该挤出点时间，把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三国》检出，重读一过。前些日子，几位网友先后推荐易中天《谈金庸》文，忍不住搜来一读，确实被雷到了，真真‘大吃一斤’！在一篇文章中，见到这么多这么深刻的傲慢与偏见，真不容易。笑死人了！二易中天曰：“看武侠小说要什么心得体会？笑死人了！” 愚以为：有这句话，表明易中天对武侠小说的态度，已经够了。《谈金庸》中其它的文字，真可以不写。写了说了，对金庸对武侠小说毫发无损，却适足以暴露易中天自己的偏狭与自负、思维混乱与胡搅蛮缠。易先生的思维混乱、胡搅蛮缠，容后再说。这里，先要申明：我不认为易中天的否定金庸否定武侠小说一定就错。向来服膺海耶克的“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是否正确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 对各类文学作品，我自有评价。对这些评价，也有自己的坚持。好在我还知道自己从不曾被授权作文艺女神的代言人，鄙人的看法——如世间每个人的看法一样——无论自己有着多大的确信，仍有可能是错误的。刘绍铭先生曾言：“中国没有一本伟大的小说不是通俗的，小说一词原意也是通俗的。西方小说的起源，也是走通俗的路子……水浒红楼变了经典，是我们‘追封’的结果。” （各种类型的、整体意义上的）‘小说’之外，元杂剧与莎剧，最初也被认作‘不入流’，多少年后，才被公认为经典。

惊鸿一瞥风清扬【谈《笑》之七】惊鸿一瞥风清扬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 苏轼《卜算子》一 “令狐冲…随即省悟：‘风太师叔剑法如此了得，当年必定威震江湖。……方生大师既看得出，向大哥自也看得出。’”（《笑傲·十九·打赌》） “那老者（冲虚道长）点头道：‘……令狐公子，你曾得华山风清扬前辈的亲传吗？’令狐冲心头一惊：‘他目光好生厉害，竟然知道我所学的来历。……”（《笑傲．２６．围寺》） “任我行道：‘不敢，不敢。老夫于当世高人之中，心中佩服的没有几个，数来数去只有三个半……我所佩服的，乃是剑术通神的风清扬风老先生。风老先生剑术比我高明得多，非老夫所及，我是衷心佩服，并无虚假。’”（《笑傲。二七。三战》）廿五年前，华山，风清扬风头正健。方生求识面，冲虚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天，未遂人愿。“风清扬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笑傲·后记》）如风清扬未遭挫辱，其政治前途，将为何如？ “岳不群道：‘……当年五岳剑派争夺盟主之位，说到人材之盛，武功之高，原以本派居首，只以本派内争激烈，……这才将盟主之席给嵩山派夺了去。”（《笑傲·九·邀客》） 25年后，‘五岳并派’，‘五岳派’掌门人的产生方式，乃是‘比武夺帅’。 25年前，‘五岳剑派’推举盟主，从岳不群的回忆来看，其方式，仍是‘比武夺帅’。难以想象：约25年前的华山派以及整个五岳剑派，有比风清扬武功更高者。如风清扬未遭挫辱，他，已经是‘五岳剑派’盟主了。或者当时华山，有资望甚高而武功逊色之耆宿，则此人或许在名义上担任‘盟主’，而由风清扬握实权办实事，就像后来桃根仙设计的那样，“令狐冲就是桃谷六仙，桃谷六仙就是令狐冲。令狐冲来当盟主，就等于是桃谷六仙当盟主”。一旦此老倦勤或逝去，风清扬再接任‘盟主’，便如水到渠成。二这里，需要厘清‘华山派’及‘五岳剑派’的相关历史问题。先说华山派：【一】创派甚早，不可知。（我向来认为：最好不要把《笑傲江湖》中‘华山派’与《碧血剑》中的‘华山派’混作一谈。详见拙文《山头林立——谈<笑傲江湖>之政治军事格局》。）

《连城诀》的几处疑似漏洞——《找病》续《连城诀》的几处疑似漏洞——《找病》续（一）二三人联手窃、劫到一件宝物，互不信任，唯恐被人独吞，于是想尽办法互为牵制、彼此监视，而一觉醒来，宝物仍是不翼而飞。这样的桥段，在推理、侦探小说中常见。《连城剑谱》居然在万震山、言达平、戚长发师兄弟的监守之下，不见了！不知金庸设置这样的情节是否受到他一向乐读的西方推理小说的影响？当夜，《连城剑谱》实为老三戚长发所得。“那晚我等你二人睡得像猪猡一般，便悄悄起身开了铁盒，将剑谱塞入抽屉之下与桌子的夹层之中，第二天早晨，剑谱自然无影无踪。”（花城版《连城诀》376页）这节内容，是作者这次修改旧作所加，不见于之前的各版本。感觉：画蛇添足，纯属多余！《连城诀》，毕竟是武侠而非推理小说。从头到尾，根本无须交代戚长发的作案细节。不说，比说了，更为可信。多年之后，言达平自发地承包了三师弟戚长发的田、宅，掘地三尺，也要找出《连城剑谱》。当年，他与万震山居然就把那张桌子轻轻放过？《连城剑谱》又非细物，是写在一本并不薄的书册《唐诗选辑》上面。如此解释，还不如不解释。即是在现实生活中，某些犯罪分子甚至不曾掌握小说中的‘武功’，而其作案手段，仍然高明到神乎其神的地步。况一代武师、‘铁锁横江’戚长发乎？不解释戚长发的作案手段，反而较为可信。至少，比让戚长发将《剑谱》放到桌子的夹层更加可信。戚长发怎么得手的？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听凭读者各自放任想像好了。（二） “那晚我等你二人睡得像猪猡一般……” 这位戚长发先生，良心忒好。只顾偷偷摸摸藏起《剑谱》，一心等着看二位师兄明晨的惊诧眼神。何不趁势宰了两只‘猪猡’，可免多少后患？ “梅老先生向我苦笑着摇摇头，道：‘我的第三徒儿最厉害，抢先冷不防的在我背上插了一剑，老头儿才逼得跳江逃命。’（狄云颤声道：‘甚么？真是我师父先动手？’）……”（花城版《连城》87页）对师尊残忍如彼，对师兄慈悲至此。可信吗？ “他们师兄弟合力杀了他们师父。受业恩师都要杀，相互之间又有什么情谊？”（花城版《连城》285页）师兄弟三人，武功相若。徒手格杀（即使已经沉睡的）两位师兄，大不易。假如戚长发手里有刀呢？似乎，书中应有所交待：在入睡之前，三人相互、多次搜身，务期将所有兵刃放到受铁链牵制的三个人都拿不到的地方。如此，问题就解决了。解决了吗？赤手空拳的戚长发甫一发难，两头死猪便会醒来，同仇敌忾，很可能联手将老三给毙了。一旦戚长发以‘点穴’功夫，将二位师兄放倒呢？

夜雨潇湘，怎生笑傲？——兼谈莫大先生衡岳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望不见，偶尔露峥嵘。一为甚么要让莫大先生活下来？当《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时，莫大已经死在华山‘思过崖’那个黑洞之中、乱剑之下。而在修订版的《笑傲江湖》中，当冲、盈合奏完一曲《笑傲江湖》，“突然之间，墙外响起了悠悠的几下胡琴之声……胡琴声缠绵宛转，却是一曲《凤求凰》，但凄清苍凉之意终究不改。令孤冲心下喜悦无限：‘莫大师伯果然没死，他今日来奏此曲，是贺我和盈盈的新婚。’” 金庸，还是让莫大败部复活、死里逃生，这又何必？何苦？求生，是人的本能，即如令狐冲，在黑洞中也曾枉杀无辜，没办法，可理解。我对莫大先生，绝无“恶之欲其死”的用心。“莫大先生来到殿中之后，始终未曾出过半分声息，令狐冲一见到他瘦瘦小小的身子，胸中登时感到一阵温暖。”（三联《笑傲》1072页），莫大，是冷酷江湖丛林的一星火、一点温情。，对此人，我只有珍惜，全无恶感。关键是，经过那个黑洞，莫大的情感生命、政治生命，已经死亡，留下的，只是躯壳。虽说‘神龙现首不现尾’，但莫大毕竟不是矫情之人，既然来在了两位知友的婚宴，现身一面又如何？独自一人时，莫大犹可想出种种方法，麻醉自己，忘记自己。置身于稠人广众之间，避无可避，才不得不让自己面对“我是谁？”的问题。莫大先生，你是衡山派的武学名家啊！如今衡山派在哪里？你是江湖上一大门派的掌门人啊！你的那些门生弟子，又在哪里？走出那个黑洞，莫大的情感生命、政治生命，已经死亡，只剩躯壳而已。

忠臣？佞臣？贰臣？— —给向问天再卸妆事君与交友，忠义为本。其无此德者，虽生犹死。 ——【明】李贽一《精选雅笑》中，收录有一则《割股》的好玩故事，“有父病延医者，医曰：‘病已无救，除非君孝心感格，割股可望愈耳。’子曰：‘这却不难。’遂抽刀以出，逢一人卧于门，因以刀刲之。卧者惊起，子抚手曰：‘不须喊！割股救亲，天下美事。’”‘天王老子’向问天，向先生，利用新结拜的兄弟令狐冲，救出老领导任我行，此时他们完全有条件携令狐一起脱困，然而，为了崇高的革命目的，向问天居然伙同任教主，把令狐冲扮成任我行，让他独自在地牢煎熬了两个多月。这种行径，有朋友很是理解，认为完全合理。向问天的动机，朋友推测是出于对任我行教主的一片‘愚忠’之心。不自禁想起上面的‘割股’故事。果真以为‘割股’能够‘救亲’，从自己大腿上割肉，煮给老爹品尝，这是‘愚孝’。割着别人的肉，来救自己的爹，天下乃有如此‘孝子’？‘愚孝’云云，更是笑话，那位嚷嚷‘割股救亲，天下美事’的朋友，不知比你我机灵活泛多少倍！卖了别人的命，尽着自己的忠。让结义兄弟时时面临生命危险，向问天藉此来表达对领袖的忠心，这就是传说中的‘愚忠’？敢情易牙竟是‘千古忠臣’之楷模！向问天所出卖的，还仅是自己的结义兄弟，主子齐桓公想吃人肉，人家易牙先生可是把自己的小儿子也活活烹杀，敬献桓公！二当‘忠孝不能两全’时，优先考虑为国尽‘忠’，有朋友以此推论：在为“（教）主”尽‘忠’与对‘友’仗‘义’之间，向问天自然应当选择前者。然而，‘忠孝不能两全’，说的是为了尽‘忠’而不得不在‘孝道’上有所欠缺，却不是要彻底背叛孝道，为了国家把老妈卖了，为了君王将亲爹送上祭坛，这算什么事啊？就算‘忠’高于 ‘义’，也不代表一个人可以通过出卖朋友的方式来为主子效忠。

忠臣？佞臣？贰臣？——给向问天再卸妆事君与交友，忠义为本。其无此德者，虽生犹死。 ——【明】李贽一《精选雅笑》中，收录有一则《割股》的好玩故事，“有父病延医者，医曰：‘病已无救，除非君孝心感格，割股可望愈耳。’子曰：‘这却不难。’遂抽刀以出，逢一人卧于门，因以刀刲之。卧者惊起，子抚手曰：‘不须喊！割股救亲，天下美事。’”‘天王老子’向问天，向先生，利用新结拜的兄弟令狐冲，救出老领导任我行，此时他们完全有条件携令狐一起脱困，然而，为了崇高的革命目的，向问天居然伙同任教主，把令狐冲扮成任我行，让他独自在地牢煎熬了两个多月。这种行径，有朋友很是理解，认为完全合理。向问天的动机，朋友推测是出于对任我行教主的一片‘愚忠’之心。不自禁想起上面的‘割股’故事。果真以为‘割股’能够‘救亲’，从自己大腿上割肉，煮给老爹品尝，这是‘愚孝’。割着别人的肉，来救自己的爹，天下乃有如此‘孝子’？‘愚孝’云云，更是笑话，那位嚷嚷‘割股救亲，天下美事’的朋友，不知比你我机灵活泛多少倍！卖了别人的命，尽着自己的忠。让结义兄弟时时面临生命危险，向问天藉此来表达对领袖的忠心，这就是传说中的‘愚忠’？敢情易牙竟是‘千古忠臣’之楷模！向问天所出卖的，还仅是自己的结义兄弟，主子齐桓公想吃人肉，人家易牙先生可是把自己的小儿子也活活烹杀，敬献桓公！二当‘忠孝不能两全’时，优先考虑为国尽‘忠’，有朋友以此推论：在为“（教）主”尽‘忠’与对‘友’仗‘义’之间，向问天自然应当选择前者。然而，‘忠孝不能两全’，说的是为了尽‘忠’而不得不在‘孝道’上有所欠缺，却不是要彻底背叛孝道，为了国家把老妈卖了，为了君王将亲爹送上祭坛，这算什么事啊？就算‘忠’高于‘义’，也不代表一个人可以通过出卖朋友的方式来为主子效忠。

金庸与古龙，我作如是观金庸与古龙，我作如是观一金庸乃大雅君子，古龙为轻儇浪子；金庸是一代通人，古龙是一世奇才；金庸世故而古龙天真；金庸厚重而古龙轻巧；金庸全面而古龙独特；金庸是通儒而古龙是才子。金庸伟大而古龙优秀；金庸如玄铁重剑，大巧不工，古龙如小李飞刀，例不虚发；金庸如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古龙似铁骑突出、奇兵乍现；金庸是描摹人间世的老画师，古龙是青春期的浪漫歌手；金庸笔下，琴棋书画；古龙腕底，酒色财气。读金庸引人深思，阅古龙让人过瘾。古龙奇幻如瀑，金庸浩瀚似海。金庸每部小说的主人公性格绝不雷同，故龙小说的主人公其实只是一人，那就是古龙想象中的他自己。金庸擅使长枪大戟，愈长愈见挥洒自如，《笑傲》、《天龙》、《鹿鼎》是他笔下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古龙则擅长三节棍与九节鞭，似长而实短，它最好的作品如《楚留香》、《七种武器》不过是系于同一主人公名下的七八个中篇故事的捏合。金庸作品可一读再读……百读而不厌，古龙小说初读固使人受强力吸引不能释卷，看完便觉兴味索然，提不起重读的兴致。金庸是最好的小说家，古龙是最好的武侠小说家，消闲读物的最佳作者。钱钟书评价於梨华：She is very clever，评张爱玲则曰：She is more than clever。对金、古，正可依此推论：古龙非常非常聪明，而金庸不仅止于聪明。

金庸式伪善与李敖式无耻 1999年，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我看金庸》，我感觉此文让当时的金庸很有几分措手不及，金庸把王朔这篇文章看作“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王朔所否定的，是金庸的为文，是他的作品。其实，早在18年前，已经有人对金庸的为人，也就是人品，进行过猛烈攻击。这个人，就是李敖。文章称作《‘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发表在1981年。之前的1979年，金庸曾到李敖家中做客，金庸“提到他儿子死后，自己精研佛学，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质问道：‘佛经里的说法……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李敖由此得出结论：金庸是伪善的，叫做‘金庸式伪善’。李敖这位‘阔人’说了金庸‘伪善’之后，一帮‘窄人’也跟着起哄，似乎自此以后，‘伪善’的钢印，就烙上了金庸的额头。自称‘虔诚佛教徒’又不曾捐献出全部家产，就是‘伪善’？金庸说自己对古代文人，最羡慕苏轼。以李敖给人拟定的标准来衡量，苏大胡子也是‘伪善’的，为什么？因为你姓‘苏’，名‘轼’，叫‘苏轼’还不要紧，你还号‘东坡’，叫‘苏东坡’也不要紧，你居然好意思自号‘ 东坡居士’，何谓‘居士’？一般而言，指的就是像金庸这样的‘在家的佛教徒’，苏轼一生倾心佛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都还在抄写《楞严经》。那么苏东坡可曾把自己的全部家财捐完散尽？没有啊！因此：以李敖给人拟定的标准来衡量，苏大胡子也是‘伪善’的。我的天！古今自称‘居士’的文人有多少，哪个把家产全部捐出来了？因此：以李敖给人拟定的标准来衡量，有一头算一尾，全部都是‘伪善’的！李敖说他们李家自古就出‘奇人’‘怪人’，其中一个就是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李卓吾先生。李卓吾也笃信佛学，自号‘温陵居士’。那么李卓吾先生可曾把自己的全部家财捐完散尽？似乎也没有！因此：以李敖给人拟定的标准来衡量，那位以提倡‘童心’、掊击虚伪著称的大思想家李贽，也是‘伪善’的。

大俗大雅话金庸 1957年元旦，《射雕英雄传》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吸引了大批读者，读者之一，就是张五常。当然张五常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号称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三个华人之一，跟阅读金庸小说没啥关系。再后来张五常自己在经济违法被美国政府查出来了，应该也不是阅读金庸的小说造成的。追读报上连载的《射雕英雄传》，张五常当时就对朋友说：“如果《水浒传》是好文学，那么，《射雕英雄传》也是好文学了。”这个张五常有没有搞错啊？《水浒传》是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在我看来，它的文学价值仅次于《红楼梦》，比《三国演义》《西游记》要高出许多。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写得再好，充其量是一部优秀的“通俗小说”而已，怎么可以与《水浒传》等量齐观，还称作是“好文学”？这个张五常有没有搞错啊？《水浒传》成为‘文学名著’，当之无愧。问题是：它的作者施耐庵先生活着的时候，《水浒》是不是‘古典名著’？当然不是！《水浒》问世之初，读者很多,可是有几个人会把它当“名著”来拜读？那时不仅是‘武侠小说’，所有的‘小说’都被认定为绝对‘通俗’，完全不登大雅之堂。《水浒传》被提升到‘文学名著’的高度并得到大众普遍认可，已经是施耐庵先生逝世五百多年以后的事了。今天视《水浒》为‘巨著’的朋友，倘若早出生一二百年，未必会把这什么玩儿施耐庵放在眼里。网上有位朋友自称要‘无语’了，他很困惑：“金庸能与钱钟书比文学吗？” 我的困惑，程度和他差不多，我所不解的是：“金庸为什么不能与钱钟书一较文学成就？” 以钱钟书和金庸二人的总体成就看，钱钟书的《围城》加上《管锥编》《谈艺录》，‘金’不值‘钱’。如果专就小说成就而言，‘钱’不及‘金’，这是我的看法。金庸小说作品数量更多仅仅是一个参考指标，同时我怎么也看不出《笑傲》《天龙》《鹿鼎》三书哪些地方不及《围城》。想来这位网友应该是工商局的领导同志，擅长为万物贴上标签，而一旦某部作品被划入‘通俗’范畴，便跌入了万劫不复之境，永难超生。他恐怕未必记得，在20十年前，有人（例如唐詜）也极其困惑：“钱钟书文笔虽佳，但如何能与我们的茅盾比较文学成就”？我的理解是：茅盾所作，多数如‘八股文章试帖诗’，压根不算文学作品，钱钟书与他比文学成就，当然无从谈起。数百年前，更有人困惑：施耐庵的‘小说家言’、《水浒传》这样的‘闲书’怎能与王士贞、李攀龙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相提并论、一较短长？金圣叹的回答是：“《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水浒传》只可与《史记》相提并论，与其他大师的作品比较，或许它真的不够资格罢？实则《西厢记》、《窦娥冤》、《三国》、《三言》、《水浒》、《西游记》这些作品在诞生之初，无不像金庸武侠一样，出身卑贱，被视为上不得台面，今日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经典作品，广受尊崇，那是因为时移世易，人们的眼光大不同了。那位网友以抬高钱钟书的方式来贬损金庸，可能是误以为钱先生这样的雅人，读的都是经典、杰作、名著。钱钟书本人是不是一定会对金庸小说不屑一顾呢？钱钟书确实没读过金庸小说，也不仅是金庸，晚年钱钟书也很少阅读同时代作家的书，晚辈作家的作品更是基本不看，未必是因为金庸作品的武侠形式而刻意去排斥它。而钱夫人杨绛说在钱钟书早年，“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20世纪后半叶最受读者欢迎、作品最畅销的小说家无疑是金庸，前50年只能是张恨水。据钱钟书的堂妹夫劳陇回忆当年二人同在西南联大：“钱先生当时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春明外史》，我说没有，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本书”。钱钟书既然看得起张恨水‘言情’，难道一定瞧不上金庸“武侠”？况且张恨水也曾写过武侠小说，也算半个‘武侠小说家’。几乎同时，陈寅恪先生也在读张恨水的书。1945年的陈寅恪视力已经不行了，要看书只能请人读来自己听，这种情况下，这位被郭沫若称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陈寅恪先生，选取精读的作品，居然也是‘通俗作家’张恨水的小说！国内有份《译林》月刊，既介绍西方古典名著与现代派作品，也刊出了大批通俗畅销小说。钱钟书给该刊编辑部写了封信，表示支持，他说：“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的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陈寅恪、钱钟书这样的大雅君子，真正的通人，反而不会因为一部作品的‘通俗’或‘畅销’而另眼相看，他们更看重作品本身的实际成就，不会光看它们出生的高雅或通俗而论断作品的价值高低。不仅在中国，《水浒传》这样的文学名著当初都是‘闲书’，因为‘通俗’所以‘畅销’。就算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当他们分别完成自己最伟大的作品时，小说与戏剧在欧洲也完全不具备今日的正统地位，他们生前名气或许很大，但在当时的文坛及整个社会上不被看重。香港学者刘绍铭先生说得斩截有力：“中国没有一本伟大的小说不是通俗的，小说一词原意也是通俗的。西方小说的起源，也是走通俗的路子……水浒红楼变了经典，是我们‘追封’的结果。”施耐庵当年跟金庸一样，写出的根本不是什么‘古典名著’，而是‘低俗小说’，但他写作《水浒传》完全无利可图，赚不到稿费或是版税，《水浒》几乎没有商业目的，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却使作者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这是两人最大的区别。《水浒传》比金庸的小说，更纯粹更纯净，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大俗大雅话金庸 1957年元旦，《射雕英雄传》开始在报纸上连载，吸引了大批读者，读者之一，就是张五常。当然张五常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号称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三个华人之一，跟阅读金庸小说没啥关系。再后来张五常自己在经济违法被美国政府查出来了，应该也不是阅读金庸的小说造成的。追读报上连载的《射雕英雄传》，张五常当时就对朋友说：“如果《水浒传》是好文学，那么，《射雕英雄传》也是好文学了。”这个张五常有没有搞错啊？《水浒传》是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在我看来，它的文学价值仅次于《红楼梦》，比《三国演义》《西游记》要高出许多。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写得再好，充其量是一部优秀的“通俗小说”而已，怎么可以与《水浒传》等量齐观，还称作是“好文学”？这个张五常有没有搞错啊？《水浒传》成为‘文学名著’，当之无愧。问题是：它的作者施耐庵先生活着的时候，《水浒》是不是‘古典名著’？当然不是！《水浒》问世之初，读者很多,可是有几个人会把它当“名著”来拜读？那时不仅是‘武侠小说’，所有的‘小说’都被认定为绝对‘通俗’，完全不登大雅之堂。《水浒传》被提升到‘文学名著’的高度并得到大众普遍认可，已经是施耐庵先生逝世五百多年以后的事了。今天视《水浒》为‘巨著’的朋友，倘若早出生一二百年，未必会把这什么玩儿施耐庵放在眼里。网上有位朋友自称要‘无语’了，他很困惑：“金庸能与钱钟书比文学吗？” 我的困惑，程度和他差不多，我所不解的是：“金庸为什么不能与钱钟书一较文学成就？” 以钱钟书和金庸二人的总体成就看，钱钟书的《围城》加上《管锥编》《谈艺录》，‘金’不值‘钱’。如果专就小说成就而言，‘钱’不及‘金’，这是我的看法。金庸小说作品数量更多仅仅是一个参考指标，同时我怎么也看不出《笑傲》《天龙》《鹿鼎》三书哪些地方不及《围城》。想来这位网友应该是工商局的领导同志，擅长为万物贴上标签，而一旦某部作品被划入‘通俗’范畴，便跌入了万劫不复之境，永难超生。他恐怕未必记得，在20十年前，有人（例如唐詜）也极其困惑：“钱钟书文笔虽佳，但如何能与我们的茅盾比较文学成就”？我的理解是：茅盾所作，多数如‘八股文章试帖诗’，压根不算文学作品，钱钟书与他比文学成就，当然无从谈起。数百年前，更有人困惑：施耐庵的‘小说家言’、《水浒传》这样的‘闲书’怎能与王士贞、李攀龙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相提并论、一较短长？金圣叹的回答是：“《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水浒传》只可与《史记》相提并论，与其他大师的作品比较，或许它真的不够资格罢？实则《西厢记》、《窦娥冤》、《三国》、《三言》、《水浒》、《西游记》这些作品在诞生之初，无不像金庸武侠一样，出身卑贱，被视为上不得台面，今日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经典作品，广受尊崇，那是因为时移世易，人们的眼光大不同了。那位网友以抬高钱钟书的方式来贬损金庸，可能是误以为钱先生这样的雅人，读的都是经典、杰作、名著。钱钟书本人是不是一定会对金庸小说不屑一顾呢？钱钟书确实没读过金庸小说，也不仅是金庸，晚年钱钟书也很少阅读同时代作家的书，晚辈作家的作品更是基本不看，未必是因为金庸作品的武侠形式而刻意去排斥它。而钱夫人杨绛说在钱钟书早年，“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20世纪后半叶最受读者欢迎、作品最畅销的小说家无疑是金庸，前50年只能是张恨水。据钱钟书的堂妹夫劳陇回忆当年二人同在西南联大：“钱先生当时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春明外史》，我说没有，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本书”。钱钟书既然看得起张恨水‘言情’，难道一定瞧不上金庸“武侠”？况且张恨水也曾写过武侠小说，也算半个‘武侠小说家’。几乎同时，陈寅恪先生也在读张恨水的书。1945年的陈寅恪视力已经不行了，要看书只能请人读来自己听，这种情况下，这位被郭沫若称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陈寅恪先生，选取精读的作品，居然也是‘通俗作家’张恨水的小说！

何处神州黑木崖？——漫谈金庸其人其事其书一论者多忽视金庸的两部短篇作品《白马啸西风》与《越女剑》，这是不公正的，却也情有可原。因为这两篇都不是纯粹的武侠小说，尤其《越女剑》，只好算作历史小说，比《鹿鼎记》还要“历史”的历史小说。而文字的凝练简洁，在诗与真，历史与想象之间的伸缩自如，成功复现了春秋战国那种荒蛮、勇武、直截、虎虎有生气的时代氛围。从历史小说，从小说的角度来评价，它是最好的，置诸鲁迅《故事新编》，亦未见多少逊色。

谈李敖《‘金庸式’伪善》——为金庸声辩之二李敖看三毛不顺眼（就像他看不惯除他自己而外所有人一样）：“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那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那一门子的基督徒呢？” 以西方标准衡量，三毛做法确实不妥，在中国，却是宗教信仰者的常态。不过李敖向来是以最高道德标准去要求别人的‘大思想家’，他的不满与不屑是可以理解的。李敖的不满其实还有：“ 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三毛式伪善’。” 然后大师笔锋一转，直扫金庸：“提到他儿子死后，他（金庸）精研佛学，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李敖所言并非没有道理（我也认为金庸算不得纯正的佛教徒，其思想太杂，但其底色非儒非佛，反是道家），只是由李敖嘴里说出，未免滑稽。最起码金庸与三毛的财产都是辛劳所得，还算干净。他们没有李大师的本事与面皮去侵吞朋友的财产。 1979年李敖的老友、《文星》创办人萧孟能因债务问题离开台湾，临行将总值约2500万新台币的所有财产（包括自己的印章）当然交付给交往近20载并时时以‘仗义’标榜的老友李敖，甫料半年后萧孟能返台，李大师已将所有的房产、股票、文物收归自己名下。

山头林立！——谈《笑傲江湖》的政治、军事格局横看成林侧成峰，金庸小说适合作多角度的解读，《笑傲江湖》尤其如此。我在《〈笑傲江湖〉与〈1984〉》文中臆测：书中的少林武当联盟、五岳剑派、日月神教这三股最强江湖势力，隐隐对应着当年世界（67-69）的‘大三角’。将视界转回中国，从国内的角度，重解《笑傲》，亦未尝不可。但，首先要搞清爽一个问题：《笑傲》所描写的‘江湖’各门派，到底是黑道？还是白道？《笑傲》所描写的‘江湖’各门派，表面上看，像‘黑道’（帮会），实质是‘白道’（官府）。 ‘日月神教’总部为‘黑木崖’，被人蔑称为‘魔教’，发出的是‘黑木令’，似乎墨黑一团，然而，书中‘魔教’，也应该算‘白道’。 2003年金庸亲身参与的“金庸华山论剑”大型“文化”活动，只是一场闹剧，就中我独喜贾平凹先生的发言（凡与我一致的观点，我都喜欢）：“ 我对《笑傲江湖》特别感兴趣，也有许多感慨。我很喜欢金庸小说中弥漫的那种气氛，感觉就是在读一幅中国山水画……作为报人，他的小说站的角度很高。金庸小说写的是江湖和武侠，但其作品却透出金庸写作时代的现实背景。他把国与国之间的对峙，把政治矛盾都写进了江湖中，显示了作者对现实社会宏大而又深刻的感知。这种感觉在《笑傲江湖》里特别明显。” 贾平凹毕竟不凡，灵性通透，一语道穿《笑傲》底蕴：“写的是江湖和武侠”，却“把国与国之间的对峙，把政治矛盾都写进了江湖中。” 既然要“刻划中国三千年政治的普遍现象”，《笑傲江湖》本该描写帝王将相、庙谟朝堂。吊诡的是：《笑傲》中的‘官府’‘朝廷’被尽可能虚化了，它先后颁给刘正风、吴天德二人各一个‘参将’的芝麻官职衔，此外，再不见芳踪了。

乔峰，与金庸的恩师 “段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伟，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的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段誉心底暗暗喝了声采：‘好一条大汉！这定是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士。不论江南或是大理，都不会有这等人物。包不同自吹自擂什么英气勃勃，似这条大汉，才称得上英气勃勃四字！’” 像段誉初见乔峰，深为倾倒，甚或有几分自惭形秽。如此强烈的感受，金庸本人可曾有过？ “初中时的国文老师王芝簃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给我的主要是身教，他刚毅正直、勇敢仁厚的侠气使得我一生时时暗中引为模范，可惜我出身于山温水软的江南，而家境富裕、养尊处优，完全学不到他那种燕赵悲歌慷慨的豪气。”（见《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金庸与段誉，都“出身于山温水软的”“江南或是大理”，同样“家境富裕、养尊处优”。王芝簃与乔峰，皆为“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士”。金庸对王先生“刚毅正直、勇敢仁厚”“侠气”的印象，移用到乔峰身上，是否合适？金庸是把恩师“一生时时暗中引为模范”，当他连载《天龙八部》于《明报》时，化“暗”为“明”，将王先生最卓异的品质让渡到乔峰身上，很正常也很美好的事。

破译金庸密码李彦宏吃

漫谈陈寅恪与金庸[陆续添加……] 不采苹花即自由——谈陈寅恪先生与金庸先生 2007-12-13 23:28:21 大中小标签：人文/历史陈寅恪先生自幼喜读小说。唯独厌恶弹词小说之“繁复冗长”，有时也翻看，知道了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后陈先生长年游学欧美，读《罗摩衍那》《伊里亚特》等史诗巨构，觉“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一九五四年，陈先生《论〈再生缘〉》，推崇这部弹词小说“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元稹看老杜诗：“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如此考语，陈先生认为《再生缘》“实足当之无愧”，杜甫的排律最长千余字，而《再生缘》全书近百万言，二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 至于“这部弹词小说可与古希腊史诗、印度史诗相媲美”，是后人的发挥，不是陈先生原话，怕也不是陈先生本意。弹词小说自有其先天性的缺陷，如“繁复冗长”，但此一缺陷，《伊里亚特》、《罗摩衍那》等大史诗也无不具有。如《再生缘》终竟未达史诗高度，盖多种因素有以促成，其成就受‘弹词小说’这一文类的限制，既非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 ‘弹词’与‘二人转’，同一性质。固为民间所喜闻乐见，而在士大夫眼中，完全不上台面。小儒们根本无视《再生缘》，大儒陈寅恪则独加青眼，甚至将其与中西文学的无上经典杜甫诗作、荷马史诗放在一起作比较，无怪乎郭沫若困惑不已：“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 几百年来，《三侠五义》等‘武侠小说’获得的评价要高于弹词小说，也仅略高一许，要之：同归于‘俗’。陈寅恪先生（以下‘先生’二字从略）对《儿女英雄传》的评价甚高，多次将这部武侠小说与《红楼梦》做比照，“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 ‘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当一部作品优异至极，尤其不是简单的某一文学形式所能概括的，不像了。兼具武侠、历史、言情、世态之美，呈现的是亦史亦诗亦剧亦传奇的格局。把《水浒传》《儿女英雄传》《鹿鼎记》三部作品置于一处，谁更像，谁更不像“武侠小说”？浅识者轻看《再生缘》，其思维逻辑，恐怕是出于一种最简单的三段论：[一]弹词小说下里巴人，没有价值。[二] 《再生缘》是弹词小说。[三]因此：《再生缘》毫无价值可言。要论学问才识，董健、袁良骏等人当然与陈寅恪不可方比，唯独在小说鉴赏品味之‘高雅’上，胜出陈寅恪多多许。他们对金庸小说的否定，同样是最朴素的三段论：[一]武侠小说不行。[二]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三]因此：不行！《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祖父陈句山就“深鄙弹词之体”。陈寅恪赞叹道：“此老迂腐之见囿于时代，可不深论”。今日那些自命风雅而“深鄙武侠之体”并为此沾沾自喜的大人先生们，所体现的是否也是一种“囿于时代”的陋儒之见？不可说，说不得。俺不说。二陈寅恪有诗，题为《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乙酉’当为1945年，当年正月起始，陈先生目力渐失，只得倩人代读，这就是诗题中的‘听读’之所由来。这种迫不得已的读书法，必然大耗陈寅恪本人尤其是诵读者的时间精力。当此境遇，“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陈寅恪，选取精读的作品，居然是张恨水的小说！张恨水一般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殿军人物，也可说是‘集大成者’，他在世人眼中却只好算是一个‘通俗’的‘畅销书作家’，不入流品。其生平撰述，多数‘言情’，也写过几部武侠小说。三十岁的陈寅恪在清华园已被人尊为“教授的教授”，八十岁的金庸在他一个晚辈董健看来，“连作南京大学副教授都不够格”，夸张难免，但陈金二人在学问上的差距确然是大的，但金庸在别一领域——小说创作——上同样取得了绝大成就，各有所长。把陈先生与一位‘通俗小说家’并举，自知必将招致‘雅人’们的反感，罪名：亵渎大师，他们本能地认定陈寅恪会像他们一样的‘高雅’甚至更‘雅’。而观乎陈先生对《再生缘》《儿女英雄传》、张恨水小说的态度，只怕陈先生未必肯接受这份雅意。巧合的是：几乎同时，钱钟书也嗜读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据抗战时期与钱先生同在西南联大的劳陇回忆：“钱先生当时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春明外史》，我说没有，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本书”。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想：百年后的文学史上，张恨水的地位，最起码不低于巴金。在《说钱论金—兼谈雅俗》文中，我曾讲过：“钱钟书这样的大雅君子，真正的通人反而不会因为一部作品的‘通俗’与‘畅销’而加以鄙薄讥诮，他更看重作品本身的实际成就，不纯以其出生的高雅或通俗来臆断作品价值的高低。”钱钟书如此，余英时这样，在陈寅恪，亦复如是！至于那些仅仅因为某部作品“通俗”而不屑一顾的自命‘雅人’，钱钟书《论俗气》谈到一种“求雅而得俗的矛盾现象”：“这种现象是起于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俗人拼命学雅，结果还是俗。” 任何人不得有免予被批评的特权，金庸也不例外。任何人都可以批评金庸，王朔也不例外。并且由王朔出面来嗤笑金庸：“大俗！”所产生的喜剧效果，才足以惊人。王朔是最具幽默感的现代作家，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乱弹《笑傲江湖》之曲 [ 九章 ] 笑傲江湖…《西游记》…任我行 [ 乱弹《笑傲》之一 ] 南窗寄傲生《读金庸小说札记》：“〈西游记〉第九回写渔樵对答，渔翁张稍作〈西江月〉有：‘得来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则金庸这部小说书名赫然就在其中，可见并不是金庸杜撰。” 而在《西游记》第二十二回，记载了沙和尚的诗歌体口述自传：“自小生来神气壮，乾坤万里曾游荡。英雄天下显威名，豪杰人家做模样。万国九州任我行……” 二者齐观，则《笑傲江湖》的书名与‘任我行’的名讳，皆完整的见于《西游》一书。金庸读《西游》，据他自言，是在“小时候”，感觉大约在八九岁年纪，到了他最后一部小说中，金庸又让韦小宝与双儿聊起了《西游》故事，可以说：金庸对《西游记》的爱好、阅读贯彻终生。金庸天生一种“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的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探求一个灿烂世纪》），认为“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至大的欢乐，，应该会兴味盎然读《西游》，而‘笑傲江湖’‘任我行’这样的语汇，对这种个性的人，具有天然的吸引力、魅惑力。因此，我认为：“笑傲江湖”“任我行”皆取自《西游记》，大有可能，但非绝对一定。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对金庸小说情节与名物的解读，提出了某一种可能性，自知仅仅是一种猜测，，未尝妄自尊大认定其必为不刊之论，却也不敢妄自菲薄至于朋友稍有质疑便亟亟认错。天下事，难言哉！最有可能的，往往最不可能，而最不可能的，也可能最可能。《孟子》中齐宣王给孟子下的考语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而《论语》中的孔子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二者连读，胡解孔孟：忖度他人的用心，而断以己意，虽圣人不免，且优为之，只是切不可自信太过，自以为天纵英明，我说怎样事实便一定怎样。对金庸的解读，我自知未必准确，但有些朋友貌似掌握了绝对真理，认为它们绝对、一定、百分之250不符合金庸本意，我亦只好一笑置之。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将自己装扮成金庸或其他任何作家的唯一指定代言人以及预备役或现役的转世灵童，都是极端可笑的。还有一种说法：“要真想这么多，那金庸写小说时岂不累死？！” 太熟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刻意去‘想’。我们签字时，需要现想“我叫什么”吗？赶紧查阅《户口本》来证实自己真的叫这个名字，那也太过认真负责了。我算‘三乘以七’这样的数学题，可以不过脑子，张口就来，不会‘累死’。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是金庸作品的老读者了，我倒从不担心陈先生解决那些数学难题会‘累死’，陈先生对微积分，或许就像我对‘乘法口诀表’一样熟悉。人的天赋才分、人生阅历、知识储备，不尽等同。我曾经引用过《山海经》《淮南子》中的不少文字，来证明日月神教总部“黑木崖”的命名跟远古神话‘太阳下有扶桑、若木、柜格松’等记载有关。一位好朋友问：“刘兄，金庸写书时，会考虑这么多吗？”当时答复如下：“我的猜测未必正确，如其正确，则金庸只要想到神话中‘日下有木’就够了，无需把这些树木各叫什么名字都回忆一遍，而‘日下有木’对金庸那一代学人来说是基本常识（再上一代人的学养就更不得了），我做猜想，才需要把相关记载尽量多地开列出来，增加一点说服力。” 2000年的文化积淀，实在太深厚，现今的作者要想完全不受前人、他人影响，难。这一影响，甚至作者本人也未必明确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已然‘中毒’，就像金庸所言：“（写作）时只想，这种方法小说里似乎没有人用过，却没有想到戏剧中不知已有多少人用过了。”（《射雕。后记》

‘啸傲’耶？‘笑傲’也！——陈之藩《笑与啸》读后 ‘啸傲’耶？‘笑傲’也！[陈之藩《笑与啸》读后] 一《红楼梦》中一面铜镜，叫做‘风月宝鉴’，而《红楼梦》全书正是《风月宝鉴》。贾宝玉落草时口中衔玉，‘玉’不过是较为精致的石头。贾宝玉本人却也是那块‘无才可去补苍天’的石头，而整部《红楼梦》正是《石头记》。‘石兄’谓谁？难道曹翁也是石头？ 40年前，有人说：很久很久以前，分别出身于正邪两派的两位杰出的音乐人创作了琴箫合奏曲《笑傲江湖》，传言而已，所谓《笑傲江湖》之曲，谁人听过？你，我，大家都曾听闻此曲，整部《笑傲江湖》小说，就是《笑傲江湖》之曲。《笑傲江湖》的文字、情节、笔致有其内在的律动，我称之为“音乐小说”。米兰。昆德拉认为：“用音乐来比附小说并不那么牵强。”他并以自己的作品《生活在别处》为例：“第一章，中速；第二章，小快板；第三章，快板……”（作家出版社《小说的艺术》）昆德拉曾作过爵士乐手，本身就是音乐人。金庸则是资深音乐爱好者，他对中国古典音乐的熟悉自不待言，对西洋音乐也同样耳熟能详。金庸两三年前对‘钢琴公主’孙颖笑说：“我就是喜欢音乐，一个简单的音乐爱好者。我学过好几年芭蕾舞，也学过两年钢琴。我最喜欢俄国作曲家的作品，如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等等。”孙颖不解：“ 你为什麼只学了两年钢琴？” 金庸回答满怀遗憾：“我右手的无名指受伤了，当时根本不能独立弯曲，所以我只好放弃了弹钢琴。”而芭蕾则是最离不得音乐的舞蹈形式，据促成梁羽生、金庸写作武侠的老报人罗孚回忆，金庸学芭蕾是在50年代，“在一次报馆的文艺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一个偏胖的三十岁的中年男人在忙碌的创业时期抽空去学习芭蕾，只能理解为他对舞蹈与音乐的痴迷。前几天买到陈之藩先生的散文集《寂寞的画廊》，其中〈笑与啸〉一文谈金庸的〈笑傲江湖〉与黄霑的〈沧海一声笑〉，陈先生以为‘啸傲’是而‘笑傲’非：“以笑代啸，是金庸不慎所写的白字，黄霑又作歌和之，遂风行于天下。” 要证明别人写的是‘白字’，总须先证明此人不知字词的正确写法才行。我所找到的，是‘反证’：〈笑傲江湖〉始创作于1967年，6年前的〈鸳鸯刀〉中，金庸便曾亲笔写过‘啸傲’的‘正确’字形：“常长风还待辩驳，忽听得林外一人长声吟道：‘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丈夫何事空啸傲……’” 〈鸳鸯〉中袁冠南吟咏的是李太白《醉后赠从甥高镇》诗，而在《江上吟〉中，李白又写道：“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看来李白与金庸都喜欢荡秋千，一会儿写‘正字’，一会儿写‘白字’，荡来荡去，不亦乐乎。 ‘笑傲’一词，在〈诗经〉中便已出现，其后陶潜、王安石、辛弃疾……诸公笔下皆见此语，这一点，天涯Lieb、南窗两兄考论甚是详密，无须我再饶舌。 ‘啸傲’可，‘笑傲’也没错。然则，金庸何以舍‘啸’取‘笑’？ “让我们回到小说和音乐的比较上来。小说的一章等于一个乐章”（昆德拉〈小说的艺术〉页八八）将<笑傲江湖》视为一曲大乐，则此曲的最强音，在它的第31乐章：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他心下说不出厌恶，寻思：“……甚么‘中兴圣教，泽被苍生’，甚么‘文成武德，仁义英明’，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说这些无耻的言语，当真玷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这样一群豪杰之士，身处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个人跪拜，口中念念有辞，心底暗暗诅咒。言者无耻，受者无礼。其实受者逼人行无耻之事，自己更加无耻。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 接着又听一人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令狐冲心想：“东方不败为练《葵花宝典》中的奇功，早已自宫，甚么淫辱妇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哈哈，哈哈！”他想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不由得笑出声来。这一纵声大笑，登时声传远近。长殿中各人一齐转过头来，向他怒目而视……

‘啸傲’耶？‘笑傲’也！[陈之藩《笑与啸》读后] 一《红楼梦》中一面铜镜，叫做‘风月宝鉴’，而《红楼梦》全书正是《风月宝鉴》。贾宝玉落草时口中衔玉，‘玉’不过是较为精致的石头。贾宝玉本人却也是那块‘无才可去补苍天’的石头，而整部《红楼梦》正是《石头记》。‘石兄’谓谁？难道曹翁也是石头？ 40年前，有人说：很久很久以前，分别出身于正邪两派的两位杰出的音乐人创作了琴箫合奏曲《笑傲江湖》，传言而已，所谓《笑傲江湖》之曲，谁人听过？你，我，大家都曾听闻此曲，整部《笑傲江湖》小说，就是《笑傲江湖》之曲。《笑傲江湖》的文字、情节、笔致有其内在的律动，我称之为“音乐小说”。米兰。昆德拉认为：“用音乐来比附小说并不那么牵强。”他并以自己的作品《生活在别处》为例：“第一章，中速；第二章，小快板；第三章，快板……”（作家出版社《小说的艺术》）昆德拉曾作过爵士乐手，本身就是音乐人。金庸则是资深音乐爱好者，他对中国古典音乐的熟悉自不待言，对西洋音乐也同样耳熟能详。金庸两三年前对‘钢琴公主’孙颖笑说：“我就是喜欢音乐，一个简单的音乐爱好者。我学过好几年芭蕾舞，也学过两年钢琴。我最喜欢俄国作曲家的作品，如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等等。”孙颖不解：“ 你为什麼只学了两年钢琴？” 金庸回答满怀遗憾：“我右手的无名指受伤了，当时根本不能独立弯曲，所以我只好放弃了弹钢琴。”而芭蕾则是最离不得音乐的舞蹈形式，据促成梁羽生、金庸写作武侠的老报人罗孚回忆，金庸学芭蕾是在50年代，“在一次报馆的文艺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一个偏胖的三十岁的中年男人在忙碌的创业时期抽空去学习芭蕾，只能理解为他对舞蹈与音乐的痴迷。前几天买到陈之藩先生的散文集《寂寞的画廊》，其中〈笑与啸〉一文谈金庸的〈笑傲江湖〉与黄霑的〈沧海一声笑〉，陈先生以为‘啸傲’是而‘笑傲’非：“以笑代啸，是金庸不慎所写的白字，黄霑又作歌和之，遂风行于天下。” 要证明别人写的是‘白字’，总须先证明此人不知字词的正确写法才行。我所找到的，是‘反证’：〈笑傲江湖〉始创作于1967年，6年前的〈鸳鸯刀〉中，金庸便曾亲笔写过‘啸傲’的‘正确’字形：“常长风还待辩驳，忽听得林外一人长声吟道：‘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丈夫何事空啸傲……’” 〈鸳鸯〉中袁冠南吟咏的是李太白《醉后赠从甥高镇》诗，而在《江上吟〉中，李白又写道：“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看来李白与金庸都喜欢荡秋千，一会儿写‘正字’，一会儿写‘白字’，荡来荡去，不亦乐乎。 ‘笑傲’一词，在〈诗经〉中便已出现，其后陶潜、王安石、辛弃疾……诸公笔下皆见此语，这一点，天涯Lieb、南窗两兄考论甚是详密，无须我再饶舌。 ‘啸傲’可，‘笑傲’也没错。然则，金庸何以舍‘啸’取‘笑’？ “让我们回到小说和音乐的比较上来。小说的一章等于一个乐章”（昆德拉〈小说的艺术〉页八八）将<笑傲江湖》视为一曲大乐，则此曲的最强音，在它的第31乐章：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他心下说不出厌恶，寻思：“……甚么‘中兴圣教，泽被苍生’，甚么‘文成武德，仁义英明’，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说这些无耻的言语，当真玷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这样一群豪杰之士，身处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个人跪拜，口中念念有辞，心底暗暗诅咒。言者无耻，受者无礼。其实受者逼人行无耻之事，自己更加无耻。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 接着又听一人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令狐冲心想：“东方不败为练《葵花宝典》中的奇功，早已自宫，甚么淫辱妇女，生下私生子无数，哈哈，哈哈！”他想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不由得笑出声来。这一纵声大笑，登时声传远近。长殿中各人一齐转过头来，向他怒目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