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知大者 侠知大者
胸蕴豪情所知者大;
关注数: 11 粉丝数: 86 发帖数: 4,026 关注贴吧数: 10
拉姆唱的很棒,关于她是否邓丽君转世,我说说自己的看法。 唱的真棒,希望她不要满足,继续努力,一定能实现梦想。我们都支持她。这两天一直在听,一点不觉得腻。 拉姆那种细腻的情感,从容大气,不卑不亢的气质,是不可能从一个泰国偏僻农村里培养出来的。 拉姆才16岁,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可以肯定的说,她会对自己永不满足,精益求精。因为邓丽君就是在艺术上这样要求自己的。我对她有绝对的信心 期待她唱完邓丽君所有的歌。然后有专门的优秀音乐人继续为她作曲,成为邓氏唱法的真正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她还是个孩子,希望她能静下心来好好的磨砺自己。在专业上更进一步。 形不似,但是神似。这是学习的最高境界,拉姆做到了。 她的那种从容,淡定,自信,大气,优雅,得体的气质,怎么能让人相信她是一个泰国农村的普通家庭的孩子。 有人说那是被专门培训的结果。一年就能培训的如此气质和唱功?有的人一辈子都培训不出来这个结果。更何况她是在音乐学院附中学高一,不是那种专门的艺人培训机构和公司。这种学校不会为了市场化而刻意打磨改造一个学生。只是扎实的教孩子学习基本功。 面对导师不转身,她的表现很从容,自信,得体,大气。歌唱水准一点都没有因为不转身而有任何变化。 心底的那种优雅从容自信,很多学员都没有。更不要说一个16岁的农村孩子了。遇到挫折,既自信,从容,一点都不影响自己的水平的发挥,而后又很认真的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些,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她是一个16岁的泰国农村的普通家庭的孩子 一个泰国偏僻农村的普通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所具备的那种歌唱技巧,情感,气质,应对超大场面的能力,内心的淡定自信。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长时间的磨砺和训练才能具备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不能不认为,她真的就是邓丽君转世。 拉姆好好努力,我相信,所有质疑她的人,都会被她争取过来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对她有信心。
儒家兵圣吴起 吴起这个人的一生,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声 吴起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汉族,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 中国历史上,像吴起这样,军事政治双料奇才,及其罕有。吴起出身属于中产阶级,不是什么贵族后裔,也不是什么贫农之后。但是吴起从小立志做出一番大事,梦想着进入贵族阶层,所以一心求官.为了接交贵族官府人士,光散家财,甚至把家底都败光了。 吴起曾经很穷很穷,他的经历被同乡嘲笑。据说,吴起一怒之下,杀了三十多个嘲笑他的同乡,然后辞别母亲,发誓,如果不能富贵,出将入相,绝不回家。从这两件事,也应该能看出来,吴起的性格,有勇气,有赌徒心态,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我觉得因为被嘲笑杀了三十多个同乡,可能有杜撰,或者夸张的成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人的话,我相信,后来的曾参和子夏不会收他为学生的。 吴起辞别母亲之后,拜投到曾参门下学习。后来因为母亲去世了,居然也不回去守孝。被曾参逐出师门。而后又投奔子夏门下学习。 有人说吴起的性格厚黑,我认为他的性格不是厚黑,是刚毅。冷漠因为他曾经说过,不出将入相,绝不回家。说道做到。就是母亲死了,也不食言。 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大丈夫,不过性格确实冷漠。这也为他后来杀妻求官的行为,给出了合理的性格解释吴起之所以会被后世儒家给踢出儒生的身份,也跟他的这种冷漠的性格有关。杀妻求官这种事,仁德之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子夏的门生有很多,其中李悝就是吴起的同学,这个人也是个政治改革家。后来著名的商鞅,就是李悝的学生。商鞅变法,可以说,受到到李悝和吴起的影响很大。吴起这个人很精彩,有大才,性格有缺陷,可以说,他的前半生很失败,但是后半生很精彩。从出身小富之家,到身无分文,再到百战不败,出将入相,然后身死他乡。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传奇励志的一生。政治才干,军事智慧,几千年少有的几个。学成的吴起被子夏引荐到鲁国任职。在吴起如饥似渴的等待了半生之后,机会终于来临了。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杀了自己的妻子(为后世诟病),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杀妻求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半生遭受无数冷嘲热讽,家财尽光,母亲身死都不能回去守孝的人。他对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渴望有多么强烈。所以,他为了这等待了半生的机遇,毫不犹豫的杀了自己的妻子。对于冷漠这一点,肯定是要批评的。不过,这个人的贡献也很伟大。吴起迎来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仗,这一仗对他至关重要,因为他是拿着自己的人品,妻子的性命,和后半生永远被人唾骂的代价去赌的这一仗。如果他输了,那么他此生再也不能出头,历史上也不会有这么一位震撼世界的伟大兵法家,军事家,政治改革家了。他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那已经是他最后的一点家底了。赌徒的性格再次在他身上体现出来。这种人,即使到了最后,也会拿自己的命去赌自己的渴望和理想。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而是先跟齐军谈判,到处示弱。吴起故意违背常理的把老弱病残都排在中军。左右两边安排精锐。本来鲁国就弱于齐国,再加上吴起又是个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这更让齐国将军嘲笑吴起不会用兵,一个连常识都不懂的毛头小子。齐国将军很快的放松了警惕和戒备心。骄兵必败。就在齐国上下都在麻痹得意之时,吴起出其不意地以精壮之军突然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伤亡过半,鲁军大获全胜。这一至关重要的一仗,可以说,决定吴起下半生的走向的一仗,吴起很轻松的胜利了。赢得毫无悬念。他拿自己的妻子的命,换来的最后的机会,终于被吴起把握到手了。可是,吴起这一仗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如愿以偿的在鲁国一路平步青云。而是命运又跟他开了个玩笑,似乎,上天总是再用不断的挫折来调戏他,历练他。其实,看吴起的故事,很激励人。他前半生很失败,不断的败家,失败,挫折,再失败,最后竟然不得不离家出走。孤身一人在外拼搏。为了追求成功而杀妻而不奔丧者,少之又少吧。不得不说,曾参和子夏的教导,对他后来的成功至关重要。历史上这样的人很少,三国时期,有个杀妻子给刘备吃的人,也姓刘。不过刘备入蜀之后,只是给了他一大笔钱。刘备对这种人是很鄙视的。 还有,齐桓公的厨师,叫易牙,他杀了自己的小孩给齐桓公吃。因为桓公小白的一句话:我这辈子啥都吃过了,就是没吃过人肉。于是,此人就不声不响的把自己的儿子杀了,做了菜给小白吃。桓公吃了很美味,就问他,这是什么肉啊?易牙说:这是我儿子的肉。小白当时感动的要死。说你太忠诚了。管仲却极力反对这种人。管仲极力劝齐桓公不要重用此人,因为这个人没人性。不可能忠诚。虎毒不食子 对自己最亲的人都能下手 那对别人就别说感情和忠诚了。可是齐桓公不相信。还是重用他为官,结果,桓公死后,这人就叛变。弄的桓公的尸体在大夏天,三个月都不能入葬。身上爬满了蛆。易牙的事,跟吴起的本质有区别。易牙只是为了满足君主的口腹之欲,而杀子。吴起是走投无路才选择了杀妻。就性质来说,易牙无疑要恶劣的多。我始终认为,凭吴起的能耐,即使不杀妻,再忍两年,也一定会有出头之日的。那个时候的吴起,任何机会,只要被他抓住,就一定能出头。 可是,身背太多屈辱,渴望的吴起,已经一刻也不能等了。他立刻就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从这可以看出 吴起是个事业心非常重的人 为了事业和理想他可以牺牲一切。为了事业和理想,他牺牲了自己的家产,牺牲了自己的母亲,牺牲了自己的妻子,甚至是他自己。不能说他不爱他母亲和他妻子,只是他太爱他的事业了。这个人的性格有些偏执和极端。他的老师子夏,就曾经被孔子批评过 你不要成为儒门的小人,要成为儒门的君子。现在看来,吴起比他的老师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估计,子夏因为性格接近的原因,也会很喜欢吴起。不过他可能不会想到,吴起会为了实现理想,杀了自己的妻子。不能简单的说吴起是坏人。只能说,吴起是个很复杂的人。如果吴起是孔子的学生,孔子会如何说吴起呢。吴起的性格是有问题的。跟了孔子,可能会好得多。吴起的胜利并没有为他赢得他梦想的卿相之位。
《文汇报》甘阳: 启蒙与迷信 “中德启蒙对话”这样的活动很难避免一种尴尬,因为被邀请参加对话的人尤其是主讲人,很容易被看成不仅代表他个人,而且多多少少代表他来自的国家——中国或德国——的主流观点,因此每个个人的发言也就成了某种“中国的”或“德国的”观点。为此,我想特别强调,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社会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因此我的发言仅仅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而不能代表任何其他“中国人”的看法,更不能代表所谓“中国的”看法。 “反启蒙”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恕我直言,我对“启蒙对话”这个题目并没有很大的热情,因为这个题目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名言:老调子又唱起来了。我很怀疑,除了陈辞滥调以外,关于启蒙还能谈出什么新东西?例如,这些年一谈启蒙,大家好像都必须从康德的文章“什么是启蒙”开始,这不免让人厌倦。不过,为了表示对康德的尊重,让我也从康德开始,我愿引用康德《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第40节的一句话:“从迷信中解放出来是谓启蒙”(Liberation from superstition is called enlightenment)。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并非是西方现代的产物,也并非一定与西方现代性相关,相反,启蒙就是从任何根深蒂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因此,要谈启蒙,首先必须问某个时代某个地方最大的迷信是什么? 正如我所尊重的德国思想家伽达默尔(Gadamer)指出的,启蒙在西方并非从现代才开始,相反,西方至少发生过三次大的启蒙,第一次启蒙是在古希腊,当时最大的迷信是神话,启蒙表现为古希腊哲学以理性取代神话这种迷信;第二次启蒙则是人们熟悉的西方现代的启蒙,当时西方最大的迷信是启示宗教与基督教圣经,启蒙表现为以“不需上帝启示帮助的理性”(unaided reason)来取代启示宗教与基督教圣经的权威,实际上康德所谓“勇于使用你自己的理智”(havethe courage to use your own understanding),只有在批判启示宗教与基督教圣经这种当时最大迷信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你自己的理智”就是“不需要上帝启示帮助的理性”,否则“你自己的理智”这话根本就没有意义,康德的意思无非是说,欧洲人长期不敢使用自己的理智,是因为上帝的启示和基督教圣经凌驾于“你自己的理智”之上;同样,康德所谓“不需要别人的指引”(without the guidance of another)归根结蒂是指不需要基督教圣经权威的指引,否则这句话就是荒谬的,这会导致对任何教育的否定,有任何一个学生不需要教师的指引吗?因此有必要强调,离开了从启示宗教和基督教圣经这种迷信的解放,西方第二次启蒙根本就无从谈起,没有启示宗教和基督教圣经这种迷信,西方第二次启蒙不会发生。 西方的第三次启蒙,则是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后发生的,这次启蒙的表现形式或许可以称为“反启蒙”,因为要破除的最大迷信可以说正是“启蒙本身的迷信”,亦即西方现代启蒙所导致的种种现代迷信:对技术的迷信,对理性本身特别工具理性的迷信,对人掠夺自然奴役自然的权力的迷信,对宏大话语和普遍主义的迷信,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迷信,等等。特别是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西方很多思想家对“现代性”和“启蒙规划”的深刻批判凸显了“西方现代启蒙”的黑暗面,从而促进了现代人从“启蒙本身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可以说,启蒙的辩证法或启蒙的悖论就在于,启蒙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往往也在创造自己的新的迷信。正因为如此,“反启蒙”必须被看成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没有“反启蒙”,启蒙就无法克服自己造成的新的迷信,因此,“反启蒙”有助于启蒙的健康发展,没有“反启蒙”制约的“启蒙”必然会走向“启蒙的走火入魔”(enlightenment gone mad)。
民国时期如何评价鲁迅其人 同时代的人评鲁迅:   ●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1928年6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钱杏(笔名阿英):“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份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 “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鲁迅以**自负,而竟仇视**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载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的情绪。”〔钱杏着《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泰东图书局1928年7月初版〕   ●石厚生(成仿吾笔名):“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载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11期〕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 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1929年11月10日《新月》月刊第二卷第9期〕   少离:“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载1934年4月上海《新会新闻》七卷2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藉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藉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载1937年3月1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1966年11月7日完稿载《传记文学》)
中人以下不可与语上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话说司马牛同学请教仁,从老师的回答中感觉到自己要做到仁者,没多大希望。于是退而求其次:“做不成仁者,做君子也不错呀。”于是向孔子请教君子之道。       孔子告诉他:“你要成为君子,做到不会忧虑、不会畏惧就行了。”司马牛很郁闷:“怎么回事,又只说这么小点?”又不甘心,就追问道:“做到不忧不惧,这样就可以称作君子了吗?”       孔子进一步点拨他:“只要你为人光明磊落,问心无愧,那会你忧虑和害怕什么呢?”言外之意是说,只要你做人正直,不损人利己,那就不会整天提心吊胆的,即谚语所说的:“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样也算是正人君子了。       孔子在此用的是倒推教育法:要成为君子,就得做到不忧不惧;就想不忧不惧,就得内省不疚;要想内省不疚,就得不做亏心事;不做亏心事,那自然就是上面要求颜回的非礼勿听系列;再往上推,就是克己复礼了。由此可见,对于“中人以上”的颜回,孔子直接和他说到最高层——“克己复礼”,颜回还达不到,就退而求其次了。       而在这里对“中人以下”的司马牛同学,孔子没有同样说“克己复礼”,否则就是对牛谈琴了:讲的东西学生听不懂,接受不了,谁还会听你教的天书?于是乎,孔子根据他的接受能力,直接说到最底下的一层——“不忧不惧”。如此深入浅出,以至于阿牛同学都认为太简单了,于是就提高了一个档次。我们看到,阿牛同学到了这层,就停步不前了。真是“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呀!       我们看孔子教学生,总是点到为止,从不说破,更不会说透。余下的东西,总留作家庭作业,让学生自己去完成,去领会,去思考,去琢磨。因此他在《为政》篇中特别表扬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就是号召同学们回去要多思考、多领会。       就如武术教练一样,教的都是基本功,如果说你想要把功力提升到最高的第十层,一方面,自己要有相应的天赋和潜质,另一方面,要靠自己平时多努力,也就是俗话说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可阿牛同学不管这些,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从不去思考,更不去领悟了。两次请教,都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乎,他就忧心了,担忧什么呢?且看下文。
大唐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的核心,还是儒家思想。 李世民之所以能在促进文化艺术繁荣昌盛方面成为历朝皇帝中的双璧之一,跟他重视文教的思想和一系列文教建设举措及其自身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记载:贞观二年,黄门侍郎王珪在回答李世民为什么“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的提问时,有如下一番话:“……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李世民“深然其言”。早在他还只是秦王的时候,就在府中开设文学馆,网罗了一批著名学者,号称秦府“十八学士”;登基之初,又于正殿左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让他们以本官兼署学士,供给五品珍膳,隔日值夜班,在自己处理朝政间隙,引入内殿,讨论文献典籍和军国大事,有时候要讨论到深夜才罢休。至于立孔庙于国子监、增筑国子监学舍、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命颜师古与孔颖达等给五经作注疏之类,《贞观政要·崇儒学》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再费辞缕述。唐太宗于处理繁忙的军政大事之余,还饶有兴致地进行诗歌创作。《全唐诗》中就收录了他一百多首作品。虽然其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高,甚至有“女郎诗”之讥。但是,正如《全唐诗》编者所言:“至于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唐诗的繁荣,跟李世民这位榜样皇帝的带头作用是有很大关系的。
早在宋朝,中国人就详细掌握了非洲和意大利的信息 赵汝适字伯可,出身于赵宋宗室,他是岐王赵仲忽元孙,安康郡王赵士说曾孙,银青光禄大夫赵不柔之孙,赵善待之子;上距宋太宗八世,即赵炅的八世孙。赵汝适于庆元年间赐进士,嘉定十七年(1224年)九月以散朝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市舶司设在泉州),次年七月兼知泉州,同年十一月兼知泉州南外宗正事,一身兼三职,可知南宋朝廷对他之倚重。           赵汝适在泉州任职期间,常阅览各国地图,并求询外国商贾和水手,根据得知的各国国名、风土、山泽、物产等情况,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撰写成 《诸蕃志》(2卷),该书成于宝庆元年(1225),所记国家东自今日本,西抵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沿海诸古国几乎列举无遗。书中对北非、东非的记载也相当详细,是中国和非洲之间悠久交住历史的佐证。原著已失传,今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此书是有关宋代海上交通的重要文献,也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边疆与域外地理著作。               赵汝适著述《诸蕃志》目的有二。其一是宋朝廷置官(指提举市舶)于泉(州)、广(州),以司互市,“盖欲宽民力而助国朝”。自建炎二年(1129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泉州舶税达98万元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广两市舶司岁入200万缗。直至庆元之前,其时泉州“田赋登足,舶税充羡,称为富州,通融应付,未觉其乏”。从以上史实可知“助国朝”确信无疑,但是宽民力则不敢妄断。其二是为有识之士提供了解海外诸国情况的资料,“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又说“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畜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               《诸蕃志》的内容分上下两卷,上卷“志国”,下卷“志物”。《志国》58个(包括地区),按各国的地理位置(即方位),分为东北方的日本、新罗等;东南的交趾、占城、真腊等;南方的南洋群岛的麻逸、三屿、渤泥、婆、三佛齐等;西南的马来半岛的南毗、故临和印度半岛的细兰等;西方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黑衣大食白达等;再沿阿拉伯半岛海岸向西入红海,或到达非洲东岸的层拔,弼琶罗等;或越过苏伊士峡地,入地中海到达欧洲。这条跨越洲际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航线,即是现今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其中包括从泉州港出发至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航行时间。如“占城国”条云:“自泉州至本国(占城国),顺风舟行二十余日程”。           又如“大食国”条云:“自泉州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志国”还记述各地区的物产、风俗民情。如记述当时台湾(时称琉球),其风俗是男女皆以白绳缠发,织藤为笠,有刀、、弓箭、剑、鼓之属。无赋敛,有事则均税。视月盈亏以记事。曝海水为盐,酿米曲为酒。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耕地时先用火烧,然后引水灌注,手持一种数寸长的锸(农具)耕地。地产黄腊、土金、尾、豹脯等,运往三屿(今菲律宾)等地贸易。又如“毗舍耶”条云:“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这就清楚表明南宋时,台湾地区在行政上已隶属中国泉州管辖。               下卷“志物”。记载了从各国各地区运进泉州港种类繁多的商品,其数量说法不一,但以香料为大宗则是无疑的。如乳香、脑子(龙脑)、安息香、沉香、檀香、生香、丁香、没药、降真香等香料。志书对这些香料的产地、性状、制作和用途都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可作为《宋史》的补充。又记载了泉州运往各国各地区的商品。以丝织品、瓷器为大宗,其次为加工的金属产品,如金银器皿、铜铁制品、中药材等。从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及加工的技术,制作的工艺水平来看,明显地反映出宋代中华文化居于交往各国各地区的前列,这也就是外商云集泉州港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汝适的《诸蕃志》多角度、多层次真实记载了泉州港在南宋时的繁荣景象,为我们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读史不读经,安得识圣贤                                    ——与易中天先生商榷                                             看了易中天先生与秋风先生商榷的文章<<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不禁哑然。他说秋风先生有些观点“纯属想象”,秋风先生的文章我还没有看,不知是否如他所说;但我看了易先生的文章之后,发现易先生的很多观点倒近于想象了。 君臣关系生来就定好了吗 易先生说“君臣关系,几乎刚一生下来就规定好了,根本就没得选”,依据是“君臣关系的社会基础、理论基础和心理基础是父子”,父子关系没得选,所以君臣关系也没得选。这类推未免简单化了。 不错,儒家常把“父子”“君臣”并举,在儒家语境中,“父子”与“君臣”有某种意义上的同构性,但并不是说“君臣”就等于“父子”。儒家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父子亲情基于血缘,从天而来,当然无可选择,但君臣关系则是基于“义”,“义者,宜也”,是后天的,君择臣,臣亦择君,能否结成稳定的君臣关系,要看双方是否合义。刘备与诸葛亮是难得的君臣际会,但众所周知,他们君臣关系的确定是在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为其诚心所感动之后。 古代知识分子当然愿意做官行道,但如果他对君主、皇帝、或现实政治环境不信任,他宁可不仕。自古以来,面对朝廷征召辞不就仕的人,不可胜举。易先生认为孔子可以不做诸侯国的臣,但不能不做周天子的臣,也是想当然的,孔子如不想出仕,既使周天子征召,照样可以坚辞不出。伊尹本一农夫,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请他出来做官,他不屑一顾。汤再三恳求,伊尹才出而救世。伊尹为孔子所推重,如孔子处伊尹之境,恐怕也有他选择的自由,何必一定做周天子之臣?孔子的态度是“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无可无不可”,一切以义为裁夺。 秦汉以后,国家一统,皇帝虽然权力至高,但也不能强迫别人做官。光武帝刘秀登基之后,征名士周党、严光、王良,周党、严光不出,唯王良应召。而王良因无功取大位,为人所讥,后辞官,再征不应。严光本光武少时同学,光武待之殷勤备至,严光乃云“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归富春山耕田垂钓。尤其在政治黑暗的时代,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坚辞不仕,或教授乡里,讲明正学;或归隐山林,独善其身。翻翻历史,触目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正是儒家人格的光彩耀人之处,岂可视而不见? 独善其身还是入朝为官,在古人是出处进退之大节,儒家更是特别重视这一点,孔子认为大臣应“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与弟子们反复辩难“士不见诸侯、不讬诸侯”之义,国君如不致敬尽礼,士即不见。见且不得见,况得而臣之乎?这并非儒家自视清高,而是儒家认为,读书人出仕不是为了一身富贵,而是为了得君行道,兼善天下,“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如屈身而求仕进,大节已亏,做官也毫无意义,“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读点经书,就会知道这实为儒家立身之根本,处世之大节,丝毫含糊不得。 易先生之所以认为君臣关系与生俱定,其实还因为对“臣”的涵义理解有偏差。在易先生看来,只要你是这一国的人,就算是这一国的“臣”了,他依据的是<<诗经>>中的这几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孟子早就指出,这几句“是诗也,非是之谓也”,也就是说那只是诗,是一种情感性的象征性的表达,事实并非是那样的。孟子还举例说,<<诗经>>中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之句, 如果信以为真实,则周朝就没有遗民了,而那根本不符合事实。易先生以<<诗经>>中的一句话,来证明“君臣关系乃天定”这样的大题目,也太“想当然”了吧?
侠知大者所理解的“中庸”    《中庸》叹道:“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天下国家可以治理,爵位俸禄可以不要,锐利的刀刃可以面对,但是要真正的做到中庸是不可能的。又有叹道:“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真的是最高最难的啊,大家已经有太长的时间做不到了。      既然中庸那么难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去孜孜不倦的去追求她呢?因为中庸之美,既犹如邻家有女初长成,恰倒好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又犹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把中庸夸的如此天花乱坠是否恰当?那么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到底何为中庸吧。           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也”。“中”者正也,就是箭的靶心,就是你要寻找的正确的恰当的目标。“庸”者用也。就是你要寻找的达到正确的恰当的目标的方法路径。子程有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道者,以中为目标,目标是不变的,以庸为方法,方法是多变的。用秤比喻,“中”者既是我所求的重量也,“庸”者就是我所用之秤砣也。中庸者和也?简而言之,就是平衡,和谐,恰当,妥帖,得体,适度。英文翻译的中庸就是Golden Mean,“黄金中道”看来英国人也很聪明嘛。           《礼记》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以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圣人舜可是具有大智慧的人!他爱向人问问题,又善于分析别人浅近话语里的含义。隐藏人世的坏,宣扬人世的美好。过分的和不足两方面的意见他都去了解掌握,采纳适中恰当的方法用于百姓。这就是舜最了不起的地方啊!           《尚书》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人心惟危”,人的心理和欲望是非常危险的,可是调整人的心理调和人的欲望的方法却又是非常微妙复杂的(我想这也就是现代的心理学之所以难学的原因)。所以,就需要“惟精惟一,允执其中。”认真仔细的,忠实而坚定的坚持中庸公平,监守公道,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心不乱,局面才会平衡不失控,天下才能太平。否则,就会“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天下大乱。这几句话就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中庸的道理。           中庸之道有人理解为“中间路线”,也就是数学上的(X+N)/2,这个理解是简单的幼稚的。模棱两可、调和折衷、和稀泥,这些是似德非德“乡愿”之道。如果非要用科学去解释那么物理学上的重心原理比较接近,请注意,我说的是接近,不是符合,因为儒家的中庸是动态的,是要随时观察周围环境随时调整自己以使全局达到平衡的一种最高艺术境界,“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中庸之道要求惟变是权,要求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因时、因地、而行事,既富於坚定性,又富有灵活性。这里用孙子兵法的“兵无常势,水无常行,能够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是为神”一句也许更合适更恰当更中庸。尤其必须要明确的是,中庸之道是全局观大局观的方法论,是一种动态平衡论。而非狭隘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乡愿方法论。孔子和孟子最厌恶最痛恨的就是乡愿伪君子,因为它们是“德之贼也”,道德的最大祸害者。儒家中庸追求的是全局全社会全人类的最大利益,决不是自我的最大利益,因为一个真正的儒者认为这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所以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圣人是害怕中庸这个威力巨大的武器被小人所滥用啊!           坚定的信念,冷静的头脑,灵活的手腕,是一个中庸儒者必备的素质。用坚定的信念树立自己的正确崇高的理想,用冷静的头脑来观察了解周围正确的认识环境,用灵活的手腕来智慧的巧妙的艺术的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      中庸之道是一种具有最普遍意义的天下之道,广泛体现在自我,人类社会,自然万物之中。我们人身体失去了中庸平衡就会出现亚健康状态,再严重就会出现重大疾病;心理失去了中庸平衡就会偏执变态,危害自己和他人;政治上失去了中庸平衡就会导致专 制独 裁一 人一 党独大,搞一言堂,给国 家民 族和自己带来深重灾难.      ;社会失去中庸平衡就会天下大乱,人民流离失所,困苦不堪;自然失去中庸平衡就会导致生态灾难,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气候突变等等等等。           中庸之道说起来容易,理解透难,做起来更是难上加难,我想我们只能无限的接近中庸,不可能完全做到中庸。           呜呼!“中庸之道,其至矣乎!?”
反汉者控制了儒家吧之后,企图进一步控制孔子吧 http://tieba.baidu.com/f?kz=1004436085 尔等需要满足如下【二十一条】,我儒家吧才可与尔等达成谅解 第一、孔子吧吧务组为最近自己这一系列的不负责行为向儒家吧道歉。 地二、马达隆隆、正本清源个人向孔子吧全体吧友道歉。 第三、在孔子吧实行吧务公开。 第四、封把樽云一壶十天。 第五、封侠知大者十天,撤消其小吧主职位。 第六、同意古亦今辞职。 第七、孔子吧三吧主由儒家吧推举,以监督孔子吧吧务组。 第八、剩余三个小吧主职位,未经三个吧主一致通过,不得任命。 第九、与儒家吧建交。 第十、与汉服吧断交。 第十一、与于丹吧断交。 第十二、由孔子吧吧友共同制定一部新的吧规。 第十三、保证学术的独立化。 第十四、少喊些口号多做实事【不要老在一些图像上瞎呼伦】。 第十五、学术上向儒家吧看齐,思想上要紧跟儒家吧。 第十六、两吧加强互动,学习孔子精神,发掘孔子内涵。 第十七、友情贴吧链接需要经过儒家吧吧主吧友确定才可以链接。 第十八、孔子吧一切活动均应对儒家吧做到透明化。 第十九、孔子吧吧主吧友需常到儒家吧加强儒家文化学习。 第二十、儒家吧派遣人员常驻孔子吧,监督以上条件之执行。 第二十一、以上条件最终解释权归儒家吧所有。
儒家的核心精神 道家指导我们正确的认识宇宙,法家指导我们如何应对下属,兵家指导我们如何应对敌人,儒家指导我们如何对待自己亲人族群朋友民族国家天下。 百家皆有所长,皆有所用。但是儒家是人之需,是时刻需要使用的生命价值。           仁---------关爱他人的生命生存权利,对他人存在的物质性的认可和尊重;      恕---------宽容他人的自私心理和行为,尊重他人的自我选择的权利;      义---------自我生命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这个道德主要用来要求自己;      礼---------对他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认可和尊重;      信---------现代国家社会人民的立身之本;      智---------就是中庸之道,也是思维哲学的最高境界。           1、仁;是儒家的核心精神,什么是仁,最简单的说是懂得爱,这个爱首先是爱自己,有了多余的能力之后爱亲人,再有了多余的能力之后爱族群,再有了多余的能力之后爱民族,再有了多余的能力之后爱国家,再有了多余的能力之后爱世界,根据你的能力大小调节你爱的范围。这个叫等差之爱。仁其实是儒家最精致最复杂最合理的内涵,儒家仁之德分四层境界,第一层乃修身之仁.二层乃齐家之仁,第三层乃治国之仁,第四层乃平天下之仁(既王道),我们一般人必须掌握到第一层,如何他想结婚,那么他就必须掌握到第二层。孔子问道:怎样才是仁,怎样才是智呢? 颜回说:智者自知,仁者自爱。 意思就是说聪明的人能清醒地认识自己,仁爱的人懂得爱惜自己,先人要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这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懂得爱护自己。需要强调一点,儒家的仁并不是不杀,不是无限的好,不是以德报怨,儒家的仁首先要求我们爱惜自己,然后爱惜亲人,然后爱惜族群,然后爱惜民族,国家,天下,对敌人仁,就是对自己和亲人残忍.儒家人认为这是最大的不仁.所以,用最坚决最强硬最狡猾的手段,对付来犯之敌,是儒家人的根本要求,儒家之仁,不是慈悲,更不是软弱。             儒家所有的其他品德都是仁这个核心的发端。比如孝,其实是子女对长辈仁之德行的表现;慈,其实是长辈对子女的仁爱表现形式;悌是兄弟之间仁的表现形式;忠,是自己对职业事业上级仁爱的表现形式;礼,是对他人精神性存在的尊重,既仁的精神表现形式;恕是对他人过失的仁的表现形式;义,是对社会仁爱的表现形式;廉,是对自己品格的仁爱表现形式;耻,是对自己人格仁爱的表现形式。。。。。。       儒家外柔内刚,既有礼让三先的文明之度,又有当仁不让的进取之心。儒家讲无可无不可,你会发现儒家人没有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做什么,有只有一个指导原则,就是其结果是否符合仁这个核心。通达权变以至仁,可以为中庸矣!             儒家人的精神信仰是天地祖先和圣人,对所谓超自然的鬼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不信祈祷,儒家讲尽人事,听天命,儒家人不指望一定成功,但求反问自己,有没有尽力,有没有问心无愧。“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是说遇到挫折反对和困难的时候,我反问我自己,我有没有错,如果有错,哪怕面对一个孱弱的老人,我也觉得羞愧,如果没有错,哪怕所有人反对我,鄙视我,嘲笑我指责我,我也毫无畏惧,义无返顾!我一直认为,这才是最强大的仁之德行的力量 ,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很显然,这个伟大是没有民主精神的.            儒家最高指示是天,天地恩养万物,是最大的仁,父母恩养子女,是第二大的仁,老师恩养我们的心灵,是第三大的仁,所以儒家的祭祀信仰是天地,祖先,君国,老师。这一切,都是因为仁这个核心。谁最爱我,对我付出最多,我最感激谁,纪念谁。这就叫君子务本。为人无本不立。本立则道生。对天地祖先君国先师的祭祀就是由于受之恩德还之以礼的仁的表现形式。
何为儒家齐家之仁        儒家仁之德分四重境界,第一重乃修身之仁.二重乃齐家之仁,第三重乃治国之仁,第四重乃平天下之仁(既王道)         一般人只要掌握到第二重即可         昨天我跟大家交流修身之仁,今天来讨论齐家之仁。         儒家的家庭观以父子线路为主轴,辅之以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儒家提倡双方对等的关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爱。父亲要关爱孩子,孩子要孝敬父母,兄长要友爱弟弟,弟弟要恭敬兄长,丈夫要对妻子承担责任,妻子要爱护丈夫和家庭。         我看了几遍论语和中庸,并没有发现孔子对作为妻子的女性提什么要求。相反,孔子的儿子去世后,孔子主动给他的儿媳妇找了一个新的婆家,我认为,孔子对女性是极其宽容的。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孔子闲居在家里的时候,衣冠楚楚,仪态温和舒畅,悠闲自在。孔子在家里对亲人是温和的自由的。这个形象并不是清末文化***派所描述的家庭的严厉暴君的形象。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 乡党》。马棚失火烧掉了。孔子退朝回来,说:“伤人了吗?”不问马的情况怎么样。孔子对家人是关爱,在孔子眼里,亲人比钱财东西重要的多。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子路》。孔子说:“爱家里的亲人,能不为她操劳吗?忠于她,真心的对她好,能不劝告她吗?” 如此反复,在我眼里,孔子劝告我们对家人主要就是一个字“爱”!而且还必须要是真诚的爱!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是论语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其父攘羊〉。孔子要求我们在亲情和法律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亲人犯罪,家属有权利保持沉默,反而成了现代西方法制文明的表现。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中庸> .君子实行中庸之道,就像走远路一样,必定要从近处开始;就像登高山一样,必定要从低处起步。《诗经》说:“妻子儿女感情和睦,就像弹琴鼓瑟一样。兄弟关系融洽,和顺又快乐。使你的家庭美满,使你的妻儿幸福。”孔子赞叹说:“这样,父母也就称心如意了啊!”这段话出自中庸,我认为是儒家齐家之德行的纲领性话语。          总之,我们要使家庭和睦,就要担当,付出,让妻子幸福,儿子健康成长有教养,兄弟和睦快乐。这样才是一个美好的欣欣向荣的家。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优先观(徐克谦) 价值观是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诸多要素中极其重要的方面。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就是指创造和维系这个文化传统的人们,普遍认为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中,什么目标、什么价值,是最值得他们争取、奋斗、维护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当然会有不少相通的、普遍的方面,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和个性,而这些差异和个性往往表现在价值优先观,也即关于在众多不同的价值指标中以谁为优先的看法上。在任何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价值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而在对诸多价值指标的追求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密切关联却又互相矛盾两难的价值取舍。当这种两难价值取舍的情况不得已而出现时,如何进行取舍,就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文化价值优先观。例如,孟子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则舍鱼而取熊掌,生与义不可兼得,则舍生而取义[1],显然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鱼”或“生”的价值,而只是在二者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中,更强调某一价值的优先性。这就是所谓价值优先观。 不同文化传统的价值优先观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他们通常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或各种价值相比较而言的高低和优先度是不尽相同的。例如“自由”的价值,可以说带有普世性,完全否认“自由”之价值的文化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是否所有文化都把“自由”的价值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都认为“不自由毋宁死”?回答却未必是肯定的。一种文化的价值优先观是持有这种文化的人群在其复杂的生存环境和漫长的演进历史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不同价值优先观,对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维持各民族人民和文化的和睦相处和共同繁荣是十分必要的。 以“孔孟之道”为源头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普遍伦理道德,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价值优先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漫长发展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思想结晶,儒家的价值观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尽管并不是所有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总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地依照儒家的价值观指导自己的每一次行为,但至少古代中国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公开场合台面上讲道理时,基本上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作为价值优先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价值取向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优先观。这种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发展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优先观,突出表现在以下这几种价值两难取舍中的优先考虑: 一、道义的价值优先于功利的价值 儒家并不是非功利主义者,相反,儒家是相当讲功利的。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甚至有特别强调功利的“事功学派”。儒家在一般情况下也并不反对人们对利、包括个人之利的追求。无论是对于国家而言的富国强兵,还是对于个人而言的福禄财富,在儒家文化中的价值都是正面的。特别是对于广大民众,儒家认为统治者首先应该保证他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要求。然而,在面对一件具体事情的时候,如果道义的原则跟功利的要求发生了矛盾冲突,则儒家的价值观要求优先考虑道义原则。而儒家道义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仁义”。不仁不义的事,功效再高、利益再大也不可做。儒家说“仁者爱人”[2],为政以“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爱人”就是要珍惜爱护人,以人为本,遵循人道和人性的原则。如果追逐功利的行为本身发展到了背离人性、不人道、害人的地步,那就必须立即停止。道义的价值优先突出表现为儒家的“义利之辩”。儒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是主张以“义”为重的[3],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完全不讲利,或者总是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只是说儒家强调在对“利”的追求中不能违背“义”的道德准则。所谓“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需要具体分析。通常“义”往往会是更大群体的、或更加长远更根本的利益在道德观念上的反映,但也可以是一种根本超越了世俗之功利的宗教信仰或道德信念,体现着人类对于崇高永恒之善和美的价值的精神需求,是较之对于物质之“利”的需求更高层次上的需求,是人区别于动物一个标志。因此先秦儒家提倡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甚至当生命与道义二者不可兼得的极端情况出现时,主张“舍生取义”。 在今天看来,提倡这种道义高于功利的价值优先观,有助于遏止社会上出现普遍性的唯利是图、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缺乏诚信的恶劣风气,纠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率、缺乏人性关怀和道德考量的偏颇。当然,也应当冷静地看到,如果对道义原则的地位和适用范围强调过分,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时也会模糊一个社会中应有的利益和权限的界线,使得这个社会在功利效益方面处于含混不清和缺乏动力的状态。
1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