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之所以能在促进文化艺术繁荣昌盛方面成为历朝皇帝中的双璧之一，跟他重视文教的思想和一系列文教建设举措及其自身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贞观政要·政体第二》记载：贞观二年，黄门侍郎王珪在回答李世民为什么“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的提问时，有如下一番话：“……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李世民“深然其言”。早在他还只是秦王的时候，就在府中开设文学馆，网罗了一批著名学者，号称秦府“十八学士”；登基之初，又于正殿左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让他们以本官兼署学士，供给五品珍膳，隔日值夜班，在自己处理朝政间隙，引入内殿，讨论文献典籍和军国大事，有时候要讨论到深夜才罢休。至于立孔庙于国子监、增筑国子监学舍、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命颜师古与孔颖达等给五经作注疏之类，《贞观政要·崇儒学》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再费辞缕述。唐太宗于处理繁忙的军政大事之余，还饶有兴致地进行诗歌创作。《全唐诗》中就收录了他一百多首作品。虽然其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高，甚至有“女郎诗”之讥。但是，正如《全唐诗》编者所言：“至于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唐诗的繁荣，跟李世民这位榜样皇帝的带头作用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