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是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诸多要素中极其重要的方面。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就是指创造和维系这个文化传统的人们，普遍认为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中，什么目标、什么价值，是最值得他们争取、奋斗、维护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当然会有不少相通的、普遍的方面，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和个性，而这些差异和个性往往表现在价值优先观，也即关于在众多不同的价值指标中以谁为优先的看法上。在任何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价值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而在对诸多价值指标的追求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密切关联却又互相矛盾两难的价值取舍。当这种两难价值取舍的情况不得已而出现时，如何进行取舍，就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文化价值优先观。例如，孟子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则舍鱼而取熊掌，生与义不可兼得，则舍生而取义[1]，显然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鱼”或“生”的价值，而只是在二者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中，更强调某一价值的优先性。这就是所谓价值优先观。
不同文化传统的价值优先观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他们通常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或各种价值相比较而言的高低和优先度是不尽相同的。例如“自由”的价值，可以说带有普世性，完全否认“自由”之价值的文化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是否所有文化都把“自由”的价值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都认为“不自由毋宁死”？回答却未必是肯定的。一种文化的价值优先观是持有这种文化的人群在其复杂的生存环境和漫长的演进历史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不同价值优先观，对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维持各民族人民和文化的和睦相处和共同繁荣是十分必要的。
以“孔孟之道”为源头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普遍伦理道德，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价值优先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漫长发展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思想结晶，儒家的价值观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尽管并不是所有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总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地依照儒家的价值观指导自己的每一次行为，但至少古代中国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公开场合台面上讲道理时，基本上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作为价值优先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价值取向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优先观。这种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发展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优先观，突出表现在以下这几种价值两难取舍中的优先考虑：
一、道义的价值优先于功利的价值
儒家并不是非功利主义者，相反，儒家是相当讲功利的。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甚至有特别强调功利的“事功学派”。儒家在一般情况下也并不反对人们对利、包括个人之利的追求。无论是对于国家而言的富国强兵，还是对于个人而言的福禄财富，在儒家文化中的价值都是正面的。特别是对于广大民众，儒家认为统治者首先应该保证他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要求。然而，在面对一件具体事情的时候，如果道义的原则跟功利的要求发生了矛盾冲突，则儒家的价值观要求优先考虑道义原则。而儒家道义原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仁义”。不仁不义的事，功效再高、利益再大也不可做。儒家说“仁者爱人”[2]，为政以“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爱人”就是要珍惜爱护人，以人为本，遵循人道和人性的原则。如果追逐功利的行为本身发展到了背离人性、不人道、害人的地步，那就必须立即停止。道义的价值优先突出表现为儒家的“义利之辩”。儒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是主张以“义”为重的[3]，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完全不讲利，或者总是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只是说儒家强调在对“利”的追求中不能违背“义”的道德准则。所谓“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需要具体分析。通常“义”往往会是更大群体的、或更加长远更根本的利益在道德观念上的反映，但也可以是一种根本超越了世俗之功利的宗教信仰或道德信念，体现着人类对于崇高永恒之善和美的价值的精神需求，是较之对于物质之“利”的需求更高层次上的需求，是人区别于动物一个标志。因此先秦儒家提倡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甚至当生命与道义二者不可兼得的极端情况出现时，主张“舍生取义”。
在今天看来，提倡这种道义高于功利的价值优先观，有助于遏止社会上出现普遍性的唯利是图、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缺乏诚信的恶劣风气，纠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率、缺乏人性关怀和道德考量的偏颇。当然，也应当冷静地看到，如果对道义原则的地位和适用范围强调过分，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时也会模糊一个社会中应有的利益和权限的界线，使得这个社会在功利效益方面处于含混不清和缺乏动力的状态。


二、德性的价值优先于智能的价值
德性与智能的价值，都是儒家所肯定的。在儒家思想中，“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都很重要[4]，实际上在早期儒学的修养论和教育观中，德性的修养与知识的追求、智能的提高两方面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但是就其相对的优先度而言，儒家倾向于认为“德性”价值更高于知识和智能的价值。这具体表现在儒家对“智”与“仁”二者关系的认识上。总的来说，儒家认为君子不仅应当是仁者，同时也应当是智者。仁者寿，智者乐，仁且智对个体人格的健全与完善都是十分重要的。孔子本人，就既是一位仁者，又是一位智者[5]。但是相比较而言，儒家认为“智”应当从属于“仁”，服务于“仁”[6]。按照孟子的理解，“智”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知仁知义[7]。“智”而不“仁”则不能算真正的“智”。儒家所讲的“知”，当然也包括一般意义上对客观知识的探究，如“多识于鸟兽草木虫鱼之名”（《论语·阳货》）之类，但更重要的却是对德性的认知和体悟。而学习求知的根本目的，最终往往归结到做人，归结到德性的提高，成为“君子”、“圣人”[8]。这种价值优先观要求人们在对某种知识或技术作出评价、选择和运用时，不可以不考虑其有可能带来的人伦道德后果；在设计某种策略、参与某种博弈时，不可以不讲道德、不择手段；在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标准上，虽然以德才兼备为最佳，但如果德与才不可兼得时，则倾向于优先考虑德。
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德性价值优先的观念，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在高科技、高智能的社会环境下，如果社会普遍丧失了德性价值，让没有道德感、缺乏德性的人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那么，偏离了德性价值导向的高智能和高科技对人类造成的危害之巨大，很可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因为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发达到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人类自身的高水平。当然，如果过分强化德性的价值，在一切知识和智能领域都搞泛道德化，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文化中探究客观知识的冲动，遏止个体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进行创造的欲望，从而阻碍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发展速度。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三、群体的价值优先于个体的价值
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中，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体现了这样一种辩证关系。儒家并不否认个体的价值。早期儒家所谓“为仁由己”、“特立独行”、“独善其身”、“匹夫不可夺志”，都是在不同意义上强调和突现了个体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但是，儒家认为个体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之所以具有作为“人”的丰富性，就在于个体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是一种“群”的存在。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人如果离开人群与鸟兽为伍，久而久之就不成其为人了。荀子也说，人跟牛马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个人总是生活在家族、社群、团体、国家、民族的种种社会关系之中。人在社会上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我”而存在的，而是作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等一系列社会角色身份而存在的。人的本质也就体现于他所处的群体关系的总和之中。个人只有生活在人群与社会之中，才成为真正的人。因而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群体的发展，并且与群体中其他人的发展密切相关，个人的价值也有待于他所处的群体关系来定义和认可。因此儒家提倡一种以群体为重的价值观，认为当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事件中不幸发生矛盾冲突时，个人的价值和利益应当服从群体的价值和利益。这并不是说儒家完全无视个人的价值和利益，而是说在两者发生冲突、无法兼顾的极端情况下，儒家偏向于优先考虑群体的价值。
这样一种群体重于个体的价值优先观，有利于形成和维系一个群体内部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实上也往往能促进一个群体内部所有个体价值的整体提升，使群体中的个体普遍受益。但是如果过度强化这种群体价值优优先观，也会产生弊端，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个体的个性的充分发展，泯灭一个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并且有可能为群体中少数当权者假借群体名义侵夺其他个体的利益提供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