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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战与外交】史学大家陈寅恪笔下的天可汗和贞观盛世 陈寅恪: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近数十年来考古及异国文籍之发见迻译能补正唐代有关诸外族之史事者颇多,固非此篇之所能详,亦非此篇之所欲论也。兹所欲论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二曰:外患舆内政之关系,兹分别言之于下: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舆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它之外族有关,其它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舆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舆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新唐书》贰壹伍上《四夷传》总序略云: 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 宋子京作《唐书四夷传》,其叙述次第一以盛衰先后,二迹用兵之轻重,三记唐所由亡。兹篇论述则依其所以更互盛衰之迹,列为次序,欲藉以阐发其间之连环性。至唐亡由于南诏,乃属于外患与内政关系之范围,俟于篇末论之,兹先不涉及也。 又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舆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故本篇于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国胜利之本末,必特为标出之,以期近真实而供鉴诫,兼见其有以异乎夸诬之宣传文字也。
章太炎:书唐隐太子建成传后 原文: 史之失官,莫如书书唐隐太子与明建文事。建文纪年被革除,因不为著实录,其时政令遂不可知,顾史官阙文而已。隐太子事,加诬乃已甚矣。按玄武门之讼,太宗率长孙无忌等伏兵门侧,而隐太子无衷甲之卫,是太子无欲杀太宗心,借曰计虑不及,魏征之智,岂后于房杜耶?不以伏兵教太子,是征亦未尝劝之杀太宗也。凡太宗所表愬(音“诉”,诽谤意)于神尧者,与炀帝愬太子勇语绝相类,被鸩心痛,亦饰为之耳。又攻及隐昧,云太子与宫嫔乱,谁见之谁证之? 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吴兢刘昫不能为同异,虽宋子京亦不悟。唐人独一刘餗明杨文干事为诬告,而国史不采。司马公颇欲阙疑,然不能尽汰也。夫以神尧素染胡俗,非滞于成周之制者,且又素幸太宗,过于冢子,令唐有天下之功皆在太宗,何惮而不更置耶?然卒立隐太子无所变者,以太子自有功。按倡议之谋,本裴寂、刘文静启之,太宗在侧,故附成其说。隐太子不在侧,故不得附成其说。太宗非有以过其兄也。其决策之大者,莫如师次贾胡,久雨乏粮,群议欲返太原,惟隐太子兄弟沮其计,使神尧仡然西进,终成大业。此其功亦二人兼之,观温大雅《创业起居注》所记,大郎二郎方略正等(温大雅后亦为太宗所用,而《创业起居注》未尝剟定,唐初信史,惟此一编今其书具存。)知太子非庸谨不可与立者,神尧所以卒无异志为此也。 其后削平东夏,实太宗之功为大,事乃在武德三年。后王魏劝太子亲将讨刘黑闼以立功,事虽卒就,比于太宗尚不逮,要创业时功非有异也。太宗以削平东夏自伐,故思夺宗。与炀帝以平陈自伐无异。夺宗之事,太宗与炀帝等。房杜为之谋主,与杨素等。凡事为耳目所习者,其取法也易,其虑之也亦深。神尧虽闇,独惩于隋之高祖。讼者知其不决,则剚刃以先之,事乃有甚于炀帝者矣。盖史者所以督视人君,唐初《两朝实录》,则房玄龄删定以奏御者,其书玄武门之变,太宗且教令肆言之,是故论功则尽归于此,举恶则尽委于彼。此犹不置法司而令罪人躬自折狱。狱成矣,果足以欺百姓耶?虽然,有时直坐罪齐王而称建成仁厚,此亦周内之不能尽也。
李世民对外政策出昏招 公元630年,唐帝国打败了蒙古高原上的东突厥,然后,唐太宗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安定边疆。会上有三种意见: 一、大部分官员说:“打散突厥的部落,迁入内地,教他们务农,汉化。” 二、中书令温彦博说:“保全突厥的部落,迁到黄河以南(指河套那一段),保留游牧的习俗,作为保护中国的屏障。” 三、秘书监魏征说:“从匈奴以来,这些胡人世代侵犯中国。无数百姓背上了血海深仇。本来应该是杀掉他们的首恶,派我们的军队去军垦同化。如果陛下因为他们投降了,不忍心这么做,也至少要把他们遣送到黄河以北。这些胡人是人面兽心,不顾恩义。如果把他们迁到内地,成倍繁衍,会成为后患。” 温彦博说:“天子不应该有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会伤害少民(四夷)的感情。东突厥本来该死的,让它生,它肯定会怀念恩德,永远不会背叛。” 魏征说:“晋朝就有相似情况。大量胡人迁移到内地。江统劝告晋武帝(有误,不是晋武帝,是晋惠帝,就是说“何不食肉糜”的那位**皇帝)把它赶到长城外。晋武帝不听。过了几年,就发生五胡乱华。前车之鉴,才过了不久啊!陛下如果听从温彦博的意见,是养兽自遗患。” 温彦博又争论了一番。 另一官员,给事中杜楚客的想法和魏征一样。 但是,唐太宗还是拒绝魏征,听从温彦博的意见,保全突厥的部落,迁到黄河以南,保留游牧的习俗。不仅如此,还给突厥优厚的待遇,达到变态的程度。例如,他把突厥部落完整地迁到内地,给大量的财物、封官,居然占到中央五品以上官员的一半。 凉州都督李大亮看不下去了,上奏说:“自古英明的君王,以信誉教化中国,以权威驾驭夷狄。所以《春秋》说:戎狄象豺狼,是贪得无厌的;诸夏各国是同胞之邦,不可轻易放弃。中国的百姓本来就生活不易,你却拿中国的税赋去供养凶残的敌人,还授予大官,他的人口越来越多,对中国不利呀!” 唐太宗还是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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