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潘大为的《中国古代宫廷试药人制度及其演进》隋唐部分
本文主要依据正史史料,兼及医籍、政书、类书、文集、笔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制度本身是复杂多变的,见于史书的制度内容未必就是一个朝代固定不变而且实际执行的法则。但从文献中可以窥见一个朝代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了解其大体面貌和演进走向。

文章摘要：中国宫廷试药人制度是中国传统“尝药”礼俗的体制化产物。依据众多历史文献对公元前2世纪公元18世纪中国宫廷试药制度史的考察表明,中国宫廷试药人制度在历史上先后有三个高峰,分别是东汉的“过量十二”超量服用试药法、唐代的行政化模式和明代的“一分为二”式试药法。技术因素与社会政治动机之间的张力是决定中国宫廷试药制度大体面貌和历史走向的原因。社会政治动机压倒技术考量导致宫廷试药制度呈现出早熟-衰退的技术模式,最终成为一种在君-臣关系框架内进行的徒具技术外壳的社会互动仪式。

试药,即在人类受试者身上实施的、用以评价药物治疗性和安全性的临床试验,是现代药物研发的必经环节,也是一种易于引起伦理争议的医疗活动。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一种与现代医学中的试药活动颇为相似的做法———“尝药”。“尝药”礼俗的实用目的,医学史学者已有论及。李建民[1]认为以口尝的方式判断药性是中国医学的传统做法,神农尝百草神话正是这一传统的反映。马伯英[2]认为“尝药”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中毒,包括药物本身的毒性和人为投毒。有研究者则干脆把这种礼俗称作前科学时代的人体试验。不过,中国历史上的“尝药”与现代的试药有一个显著区别———前者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实践,相反,它从一开始就是高度关系导向的,被赋予了强烈道义色彩并嵌入儒家礼制设计,因而对试药人与病人的关系提出了严格限制。具体包括两类关系,一类是政治性的,臣尝君药;另一类是家族性的,子尝亲药,分别指向忠、孝这两大儒家核心价值。

隋唐五代:行政化的试药制度
中国宫廷医疗机构自隋代起日益庞大,宫廷试药制度也向更复杂的方向演变。隋代是否存在宫廷试药制度,文献记载不详。唐代则是中国宫廷试药制度史上的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奠定了此后历代宫廷试药制度遵循的基本架构。《新唐书·百官志》记载的试药制度,可以用兴师动众形容:“尚药局。奉御二人,直长二人。掌和御药、诊视。凡药供御,中书、门下长官及诸卫上将军各一人,与监、奉御涖之。药成,医佐以上先尝,疏本方,具岁月日,涖者署奏;饵日,奉御先尝,殿中监次之,皇太子又次之,然后进御。”
表1 《新唐书·百官志》所载唐代宫廷试药制度

出土文献唐代开元时期《医疾令》所记宫廷试药程序大体相同:“诸合药供御,在内诸省,省别长官一人,并当上大将军、将军、卫别一人,与殿中监、尚药、奉御等监视;药成,医佐以上先尝,然后封印;写本方,方后具注年月日,监药者遍署名,俱奏。饵药之日,尚药奉先尝,次殿中监尝,次皇太子尝,然后进御。其中宫及东宫准此。”

唐代宫廷试药活动呈现几个特点:第一,严肃、规范的集体政治活动。皇帝的健康状况对于中央集权政权的稳定性而言意义重大,宫廷试药因此被定性为国家政治事务,并牵涉内外廷众多官员及储君。参与者按身份由低到高,包括:(1)宫廷医官;(2)宫廷医疗主管官员;(3)内廷主管官员;(4)外廷文武长官;(5)皇太子。程序繁琐,分工细致,考虑周详。注意留存档案证据。
第二,医官地位低下,专业色彩淡薄。试药严格按试药人行政级别逐级进行,依次是医官、医疗机构主管、内廷主管和当朝太子。医官级别最低,在试药活动中的地位也最为低下。试药时医官先尝,各级主管和皇太子后尝,意味着后者可以轻易质疑甚至任意否定前者的工作,反映出一种深植于宫廷医学的内在悖谬:一方面不得不依赖治疗者,另一方面将其活动置于外部的层层审查之下,以制度化形式公开表达对治疗者的戒备和压制。与东汉宫廷试药的量化思路相比,唐代宫廷试药在社会学意义的可见程度上无疑是大大增强了,在技术上却明显倒退。尽管在医官之外又引入了多名试药人,但对试药的具体操作却毫无涉及,只是程式化活动。
第三,外廷官员到场且人数众多,但不亲自试药。考虑到结果的不确定性,这个“内外有别”的设置除了规避风险的考虑,或许也提示唐代政治中官僚集团是作为皇权稳定的制衡因素。

为什么太子试药的制度性规定在唐代前期突然出现?一个推测是可能与唐代政治中太子的特殊地位有关。中国历史上的试药活动,本质是风险捆绑,使患者与试药人在同一风险下结成情境性的同盟关系。但双方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显然并不平等。试药人在本身并无医疗需要的情况下将自己暴露于服药结果的不确定性下,以自身健康乃至生命试图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实际是对他在他与患者的关系中的弱势角色予以隐含的认可。双方通过试药这种定型行为,强化身份认同,进而确立彼此的关系。这一社会学功能恰与唐代前期的太子地位特点形成呼应。皇帝与储君之间的微妙张力,是中国皇帝制度的固有特点。这一制度允许储君占有某些政治资源;但当储君权力过大,必然构成对皇权的分割与威胁。唐代前期太子权力高涨,东宫近乎小朝廷。例如,唐代不但有专门服务太子的医疗机构,还有为太子试药的制度。太子为父皇试药,客观上有助于松解二者间的潜在紧张。如果说作为礼俗的民间“尝药”活动意在营造家族内长幼尊卑个体之间的“一体感”的话,那么作为宫廷制度的太子试药,则更可能是政治博弈在制度层面的某种结果。
需要指出,尽管添加了太子试药,唐代宫廷试药制度仍以君- 臣为基本框架。 太子的身份既是子,也是臣。

东汉肇始的宫廷试药人制度,以保证特定个体即皇权拥有者的用药安全为设计目的。它既有明显的技术属性,又从一开始就带有毫不掩饰的社会政治动机,两者间的潜在张力贯穿整个试药制度史。（完）

我认为7楼这一段文章恐怕是把“试药”和“尝药”的概念混淆了。
所谓“子尝亲药”的孝行在《三字经》也提到，“亲有疾，药先尝。”意思是父母亲生病了，子女必须照料病人，服侍他（她）喝药。子女煮好中药端给父母喝，要先尝一下药汤温度是否适合服用。所以这个“尝药”是浅尝辄止的。
“试药”可就不同了，这个药喝下去有没有不良反应，必须服用量足够才能知道。东汉的制度是过量十二，也就是试药要服用正常药量的120%，唐代试药应该是等量服用。现在医院有报酬的“试药”，也是需要足量用药的。

不过正史里好像没记载李渊生过病。老爷子身体好着呢，看他生了多少个儿女就知道了。

唐前期的太子们：
1、李建成：29—37岁主东宫，皇帝高祖李渊。
唐朝第一任皇帝唐高祖李渊长子，武德元年（618年）李渊称帝后被立为太子。武德九年（626年）在玄武门之变中被秦王李世民杀。后李世民追赠隐太子。
2、李世民：政变后当过两个月太子，时年27岁。
唐高祖李渊次子，武德九年（626年）在玄武门之变杀掉太子李建成后逼迫高祖李渊禅位，唐朝第二任皇帝。
3、李承乾：7—23岁主东宫，皇帝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长子，贞观元年（626年）立为太子。贞观16年（642年），李承乾图谋造反被废。
4、李治：15—22岁主东宫，皇帝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贞观16年（642年）立为太子，贞观23年（649年）即位，为唐朝第三位皇帝。
5、李忠：9—13岁主东宫，皇帝高宗李治
唐高宗李治庶长子，永徽三年（652年）立为太子。显庆元年（656年）被废。
6、李弘：4—23岁主东宫，皇帝高宗李治。
唐高宗李治第五子，武则天长子，显庆元年（656年）被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年）突然猝死。后追赠孝敬皇帝。
7、李贤：20—29岁主东宫，皇帝高宗李治。
唐高宗李治第六子，武则天第二子。上元二年（675年）立为太子。调露二年（680年）因谋逆罪被废为庶人后被逼令自尽。后李旦追赠章怀太子。
8、李显：24—27岁、43—49两度主东宫，皇帝高宗李治、武则天。
唐高宗李治第七子，武则天第三子。调露二年（680年）被立为皇太子。后成为唐朝第四任皇帝和第六任皇帝。
9、李重润：0—2岁为皇太孙，皇帝李治。
唐中宗李显嫡长子，永淳元年（682年）立为皇太孙。684年，唐中宗失位，李重润被废为庶人。后被武则天杀害，死时年仅19岁。后李显追赠懿德太子。
10、李重俊：当过一年太子，年龄不超过25岁，皇帝李显。
唐中宗李显第三子，神龙二年（706年）被立为皇太子。神龙三年（707年）七月，图谋发动兵变失败被部下杀死。后李旦追赠节愍太子。
11、李宪：没当过太子，皇帝李旦。
唐睿宗李旦的长子，文明元年（684年）立为皇太子，712年辞让太子之位给李隆基，后追赠让皇帝。
12、李瑛：9—31岁主东宫，皇帝李隆基。
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次子，开元三年（715年）册立为皇太子。开元25年（737年）遭到陷害被赐死。后追赠瑛皇太子。
13、李亨：27—45岁主东宫，皇帝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公元738年被立为太子，656年安史之乱时宣布即位为唐朝第七位皇帝。
以上有两位其实没当过太子，李世民只是短期过度一下。

文中的意思是唐前期特别增加了为太子试药的制度，是吗？

文章分析认为：“试药人在本身并无医疗需要的情况下将自己暴露于服药结果的不确定性下,以自身健康乃至生命试图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实际是对他在他与患者的关系中的弱势角色予以隐含的认可......皇帝与储君之间的微妙张力,是中国黄地制度的固有特点。这一制度允许储君占有某些政治资源;但当储君权力过大,必然构成对皇权的分割与威胁。唐代前期太子权力高涨,东宫近乎小朝廷。例如,唐代不但有专门服务太子的医疗机构,还有为太子试药的制度。太子为父皇试药,客观上有助于松解二者间的潜在紧张。”——怎么看都像李建成，一位强势太子的主动示弱，为了与皇帝之间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信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