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居士💯 朔风阵阵透骨寒
不求万贯家产,但愿精神富有!呵呵,喜欢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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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从表演中看戏曲语言是否有“病” 翁偶虹  戏曲是演给人看、唱给人听的。戏曲语言是否有“病”,必须在是否文顺理通的标准下,结合表演来看,不能孤立地在文字上打圈圈。  温文同志肯定了“戏剧语言,公之于众,要精而且简,虚里藏实”,“唱、念、做、打,都要从词句中来”。这是从表演角度看戏曲语言的起码观点。但是,他列举的某些“戏曲语病”,却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一观点,是否为“病”,尚待研究。  比如“你我挽手而行”,依温文同志看来,这话并非文不顺理不通,而“病”在于:“说动作——等于协商”。假若我们结合表演来看,它不仅不是“病”,而且正好符合“精而且简,虚里藏实”,强烈地表现了人物性格矛盾,鲜明地渲染了事件冲突。表现的艺术手段,又恰恰是“从词句中来”。随便举出几出戏来说吧。    《珠帘寨》的李克用和程敬思:  程:啊,千岁。  李:啊,恩公。 程:长安一别,千岁老了。 李:恩公须发也苍白了! 程:苍白了啊! 李:老了啊!(同笑)恩公请。 程:不敢,千岁请。 李:你我挽手而行。  不错,在这种“挽手而行”的情景中,气氛是和谐的。妙在此处表现得愈和谐,后面“有人再提搬兵事,定斩在沙陀不徇情”,给程敬思下不来台表现得愈强烈。从整个戏看来,“挽手而行”非但不足为“病”,反有渲染之功。  同样的作用,在《樊江关》里也是如此。樊梨花之迎薛金莲,姑嫂见面,寒暄一番,“挽手而行”,表示亲热,不能说不是生活。妙在“挽手而行”,并非只写生活的表面;若姑若嫂,看似亲热,实同冰炭。  全本《三休三请》,就说明了它是有历史根源的。所以一度“挽手而行”之后,不必说后来的“反目对剑”,就在那彼此犒赏军士的“原礼退还”中,已经让人看出她们姑嫂之间,早就是“胸口上耍幡——心里的劲儿”了。所以好的演员,在“挽手而行”的表演中,眉梢目角,都有戏做。既然肯定了“唱、念、做、打,都要从词句中来”,焉能疵之为“病”?
【转】一个演员的艺术青春——访“麒派花旦”赵晓岚 霍大寿 咚咚锵   如果说,一个演员的艺术青春仅仅表现在舞台上,这是不够完全的;它往往同时表现在舞台下,甚至于表现在息影舞台之后。这是记者最近在上海,会见阔别二十多年的赵晓岚之后的一个突出感受。这位长期与杰出的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合作的著名青衣花旦,虽然饱经了十年动乱的磨难,如今又是疾病缠身,但仍然那样心胸豁达、神情飞扬!   我们的话题是从二十年前在北京她参加周信芳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演出开始的。当我忆起昔年她在舞台上的形象和台下的风姿时,不禁感慨地说;“那会儿您多精神啊!”不想赵晓岚却紧接着回了一句:“我现在也挺精神呐!”她这种昂奋的精神状态,不能不使我感到失言。艺术家的心是多么不容易老化啊!   的确,赵晓岚过去的艺术青春是充满着魅力的。这位六岁卖唱街头,十三岁踏入梨园的青衣花旦,能戏甚多。特别是1951年,她与周信芳联袂演出《吕布与貂蝉》之后,在长期的合作中,受到麒派艺术那种真实、生动、优美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在旦角艺术上开拓了一个新生面。不论是《坐楼杀惜》中的阎惜姣,《四进士》中的万氏、杨素贞,或者《秦香莲》中的秦香莲,《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乃至《澶渊之盟》中的萧太后,在她演来,都能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她既娴熟地运用传统的技巧,但又不落类型化的窠臼,既准确地把握住人物不同时代、年龄及性格的各自特点,又赋予人物以麒派艺术所特有的强烈、鲜明的节奏与韵味。她这种驾驭传统,不受传统束缚的创新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赵晓岚又饶有兴味地回忆起那一回在北京同周信芳合演《四进士》的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在“头公堂”一场,当宋士杰侃侃陈词之后正待起身之时,年逾花甲的周信芳,由于久跪,不觉腿脚麻木,无法起立。眼看演出就要出现僵局了。这时,站在一旁的杨素贞——赵晓岚马上灵机一动,大胆地改变了原来杨素贞只能呆立台侧的老规矩,立刻以宋士杰的干女儿所可能产生的行动,断然上前一步,怜惜、体贴地将老者搀扶了起来。这时,宋士杰——周信芳马上心领神会,一面感激地点着头,用手轻轻地拍拍自己心疼的干女儿的肩膀,一面借助杨素贞的搀扶,把宋士杰的戏继续下去。两位艺术家的这种默契,不仅解除了舞台上的事故,而且给人物注入了新的血液,予后辈的艺术创造以很深的启示。赵晓岚之所以一再提起这件事,除了出于对老搭档的深厚感情之外,主要还因为她感到今天不少青年在学习前辈的艺术时,往往摹仿多而创造少的缘故。她认为,要改变目前京剧不景气的现象,根本的办法是老戏要新演,艺术要创新。
【转】“京剧也不失为写实,他的写实超于表面” 声的表现  往者某杂志曾一度以“老夫子”(陈德霖)“王大爷”(瑶卿)之“唱声”与“唱情”,为讨论文字,实则二君自有其艺术上之地位,亦非本文之所欲言。唯此处所谓“唱情”者,即乐剧中“声的表现”一部也。  “唱声”者,是就一定之“程式”发出几波几折之腔调,虽能以己意伸缩抑扬已成为一“派别”,然充其量亦不过引起聆者之爱美的观念,崇拜之而已;至于“唱情”,则须于波折音节内,能将剧中人之“环境”与“情境”表现得出!此二者——“唱声”与“唱情”——之圣手自当推故伶谭英秀矣。请求音节之美听(不顾意义是另一个问题),博采旁收以创制新腔,其“打渔杀家”中之“桂英我的儿……呀”,吾人虽仿佛其为剽窃“梆子腔”,然“儿……呀啊……”之一放音,悲愤苍凉,于此被摧残之衰翁弱女,便不禁表同情!今日艺者努力于“唱声”,而模糊于“唱情”,戏剧于社会影响,多少要受点损失。  “声的表现”,“唱”外,“白口”亦为其当然之一部分。盖“说白”因不止阴阳尖专之请求,于剧中人之“喜怒忧”之种种情绪,亦须加以研究。  往者于平市“畅怀春”聆“马叫天”之洪洋洞,见八贤王时之一段“咳”兼彼之面容枯败俨然一久病之长太息,至今此音响于回忆中尚不能有消磨也,一般人对于马之推崇,实以其有似“叫天”处。然则“谭叫天”之为大王更有自矣。 《北洋画报》1931年第13卷第6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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