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 万历
明神宗朱翊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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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条鞭法以前明代的赋役制度 明太祖初即帝位,便制定了天下的赋役制度。关于田赋方面,是根据土地的面积并参以田地的种类及其肥沃程度而起税的。土地的分类,大致采用两种原则:第一是以土地的天然形态而分,如田、地、山、林、溪、湖、塘、海、荡等;第二是以土地所有权的归属而分,如属于公家的(不管公家自己营种或租给人民佃种)统叫做官田、官地、官山、官塘等;属于民间的可以自由买卖的,叫做民田、民地、民山、民塘等。官民田地内的各种名称甚繁,如官田内有所谓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庄田、屯田……等;民田又有所谓新开、沙塞、寺观田……等。各有其特定的意义及历史上的来源。又根据土壤的肥沃程度,各种田地皆普通分为等则,如三等九则之类。例如一等上则没官田是。各种田地的税率,除去上则高过中则,中则高过下则不用说外,一般说来,田的税率高过地的税率,地的税率高过山的税率;而官田的税率又高于民田,官地又高于民地。税率的多寡,在各州县间不同:少者一则或两三则,多者在千则以上。田赋普通是一年分两期交纳:在夏季开始征收者叫做夏税,在秋季开始征收者叫秋粮。夏税秋粮,简称曰两税。夏税以小麦为主,但得以丝、绢、绵、钱、钞等物折纳;秋粮以米为主,亦得以同上述各物折纳。米麦两项名曰本色,其他折纳的物品,名曰折色。用作缴纳田赋的米麦,名曰正项;此外还有类似户税的农桑丝及杂项钱粮,如鱼课、茶课……等,开始分项交纳,后来亦随同田赋一齐缴纳,故亦列归夏税、秋粮的一部分。杂项课程并入田赋内征收的结果,使得两税税目异常庞杂。再则各项税粮彼此间的折纳,因征收人员的不法,弊病滋多。以上各项钱粮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存留,即存留于征收所在地;其二,起运,即解运于中央政府或本地以外其他地方政府的所在地。各项钱粮皆有它指定的输送仓库,又大都有它指定的用途。凡距离起解地较远或输送上较为不便的仓,名曰重仓口;距离较近,或输送较为方便的仓,名曰轻仓口。用途较急的,为急项钱粮;较缓的为缓项钱粮。因款项的缓急,以定起解的先后。急项尽快起解,缓项依次起运。
【明】被忽视的明亡清兴重要因素——晋商 晋商,崛起于明朝,鼎盛于清朝。 明朝建国后,在北方边境设置了九个边镇,主要是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 九个重镇驻守了多少军队呢?合起来部署了上百万的军队。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就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资。如何解决这上百万军人的吃喝拉撒,是个难题。 明朝开国初期实施的军屯制,朱元璋让军队种地,希望军队能够自给自足。但是朱元璋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边疆的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在没有先进的科学耕种方式之前,是不可能有高产量的。没有高产量,只靠军屯便无法养活这么多的军队。 所以,这些军队的军粮等物资供应还是得靠朝廷来统筹。 最初,政府的方法是征集老百姓的粮食,组织民兵把粮食送到边疆。但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水平下,这个办法的成本极其高昂,人吃马喂消耗很大。 从内地运一石粮到边境,需要消耗多少粮食呢?答案是高达七石。这就得不偿失了。更重要的是,这还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有人记录了当时运输军粮的场景: 徒步千里,夫运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虚。幸而得至,束刍百钱,斗粟倍直;不幸遇贼,身且毙矣,他尚何云。 ——《明史》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即使军队不乱,老百姓也要揭竿而起了。明朝政府想到借助商人的力量来完成军需物资的运输,因为商人的组织化程度高,运输成本就低,可鼓励商人把军需物资运输到边塞。
【明】英宗复位于谦遇害始末 于谦不阿君,不树党,又不避嫌怨,得罪了不少人,连他的亲信部下都十分害怕与他有关系而遭到怨恨。兵部右侍郎王伟在二年内由七品小官直升为从二品的大臣,是于谦一手提拔,却上疏密奏控告于谦的过失,以此来与于谦脱离关系。 对于潜在的危险,于谦有所认识,但他敢于承担由这些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害。他并不畏惧死,只要能够“上以黼黻皇猷,下以润泽生民”, “生有益于时,死有闻于后”,生与死,又能怎样? 无奈景帝在生育上不如皇兄成功。他十分着急,整天沉湎于女色,龙体越来越坏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间的大祀天地典礼,景帝已无力去主持,便委托给武清侯石亨。石亨接受皇命后,猜测皇帝将会一命呜呼,心中十分高兴,在典礼完成之后,便与人商量发动政变,让英宗登基。 于谦也即时得知了景帝的病情,但没想去投机。他与大臣们请求复立沂王,这样既不使皇帝伤心,又可顾及政治稳定。但是,景帝像所有的帝王一样,专注于皇权,至死不放手。于谦知道石亨等人的阴谋,以他的地位与权力,只要稍加部署,就足以粉碎这场阴谋,但是,于谦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其中一主必死,不符君臣之道,如果英宗死,景帝也会死,那么皇位继承人又是大问题。景帝没有后嗣,按立嫡立长的法则,必定由英宗的儿子继位,这样,于谦与嗣君在政治上必然势不两立。所以,对石亨等人的阴谋,于谦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永乐朝将朝堂中枢权力一分为三有何影响? 朱元璋加强皇权专制,废除丞相,直接统领百官,通过朝堂议政做出决策。这一制度虽然能够保障皇帝对文官集团的绝对控制,但皇帝一人处理全国政务,实在劳累,后世如果遇到稍微怠政的皇帝,全国政务便会陷入瘫痪的处境(没错,说的就是朕),因此,这一中枢政治体制必须要有所变通,否则很难长期推行下 去。 朱棣即位后,开始设置内阁,使其部分地承担丞相的职能。所谓“内阁”,就是文渊阁,位于紫禁城的东角门,最初是明朝在宫廷之内藏书的地方。朱棣入继大统,在新政权建立之初,需要发布大量诏书,于是从翰林院官员、中书舍人等近侍官员中,选择部分主动归附又有才华之人,进入文渊阁,负责起草诏书,这便是内阁制度的起源。可见,从一开始,内阁便不是一个正式机构,而是皇帝选拔的秘书团队工作的场所。永乐时期,内阁与六部一起协助朱棣,做出中枢决策。朱棣曾说:“六卿治政务,翰林职论思典词命,皆朝夕左右者也。”不仅如此,随着朱棣皇位逐渐稳固,内阁七人也逐渐分化,不再从属于一个政治群体。七人之中,解缙最具才气,起初也最受朱棣赏识,但由于介入到朱棣诸子的储位争夺之中,被人用酒灌醉,埋于雪中而死。其他六人,伴随着永乐政局的发展,各有不同的政治遭际,大体分属三个政治集团。
1646年的南明隆武帝还能翻盘吗? 1645年南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此时的南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当时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双方互不承认对方的正统性,甚至兵戎相见。身在福建的隆武小朝廷大权都被郑芝龙集团掌控,导致政令难以推行。此外,各地军阀拥兵自重,抗清力量分散。 而此时清军入关后已占据北方及江淮地区,由于清廷推行剃发易服等苛政,激起江南民众反抗,最终在1645年引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暴行。清军主力多铎部南下镇压并持续进攻南明。1646年攻陷浙东,鲁王逃亡海上。一心想要光复大明的隆武帝劝说郑芝龙北伐遭到拒绝,他派大臣黄道周募兵北伐,但因兵微饷缺,最终数千孤军在婺源溃败。 隆武帝试图联合大顺大西等农民军联合抗清,但遭到郑芝龙及部分南明官员反对,无法形成战略呼应。 虽然隆武帝个人励精图治,以“抗击建虏”为国策核心,并减轻赋税,整顿吏治,赢得了民心,但郑氏集团垄断福建财政军权,架空隆武帝君臣,导致大多政策难以落实,同时郑芝龙私通清军并撤防仙霞关,导致福建门户洞开清军长驱直。 隆武帝虽有明君之志,但生不逢时,反观清廷没有给南明任何机会,凭借高效的决策和果断的军事战略战术,迅速攻灭了内外交困的隆武政权,此时的南明翻盘可能性微乎其微。
揭秘宋国起源:一个安置殷商遗族的诸侯国 周朝建立之初,因武王在立国后的第二年就病逝了,这使得王朝一度处于主少国疑的险境。正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商的末代王子武庚与原本负责监视自己的周室贵族联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叛乱,史称“三监之乱”。这场由“囚犯”和“狱卒”联手发起的政变,在持续3年后,最终被周人镇压下去,王子武庚也被处死。此后,殷商遗存下的子姓贵族被周人分封到豫东平原,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公国——宋国。在服色上,他们延续了商朝的传统,崇尚白色。他们的开国之君,则是商纣王的庶出兄弟微子启,后者也是最早一批投奔周人的商朝贵族。宋国虽贵为地位最高的公国,但明眼人都明白,自建立之初,这个封国本质上还是周王室为殷商遗老们准备的豪华版监牢——面积虽广,却是无险可守的平原,在其周围遍布鲁、曹、陈、卫等姬姓诸侯国,它们几乎占据了周边所有地理要冲。由此可见,自立国之初,宋国之后数百年的命数已被封印。广袤的平原,加上商人特有的商业文化传承,让这个国家不难变成一个富国。但地缘上的先天缺陷,又制约其在乱世中难有大作为,甚至生存堪忧。这种特殊的境遇,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宋国上层的思维。一方面,作为前朝遗族,宋国的贵族们在心底终归还是心有不甘。即便知道已没机会翻盘,但至少还想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宋国的贵族阶层为顺利融入由周人主导的新世界,对周的礼乐制度比众多姬姓诸侯国看得还重。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维,便在同一群人乃至同一个人的头脑里能不断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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