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滇驿道，处于土司、“蛮夷”的重重包围之中，必须依赖大量军队维持其畅通，而驻军同时意味着粮草的需求，这些是历代治边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关系到王朝的权力能否深入。早在蜀汉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即因未能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不敢设置官吏治理其地，只得“即其（指南中）渠帅而用之”，“悉收豪杰以为官属”，他指出：
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从某种角度上看，明代西南地区卫所制度的建立其实是在解决蜀汉曾经面临的难题。这种制度确定一部分人世为军户，屯田自给，既解决兵源问题，又解决兵饷问题，在立意上别出心裁。特别是在新开辟的边远地区，兵源、兵饷都难以措办，卫所制度在一定时期更显示出其有效性。朱元璋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洪武四年（1371），贵州卫（在今贵阳）、永宁卫（位于今四川叙永，毗邻黔西北）设立，明廷经营贵州迈出了重要一步。凭借贵州卫的武力，明廷东征西伐，降伏平伐、芦山各酋长，令其“岁输租赋”；平定谷峡、剌向关之乱，“蛮人震慑”，两三年间讨平反抗七八起，兵锋直抵四川播州（今遵义）。
洪武十四年，明朝大军沿元代旧路，从湖广辰、沅往西，四川永宁往南，进取云南。一路所向披靡，诸部落望风降附，于是明廷设置贵州都司，沿贵州东、西路择地驻兵屯田。不到十年间，增置了毕节、乌撒、普定等17个卫所，加上先期建立的贵州卫、永宁卫，洪武二十八年建立的贵州前卫，以及位于贵州但领于湖广的平溪卫（今玉屏）、清浪卫（今镇远清溪）、偏桥卫（今施秉县）、镇远卫（今镇远县）、铜鼓卫（今锦屏县）、五开卫（今黎平县），崇祯朝以前，贵州境内最多时曾经设卫26个，其中绝大多数分列驿道旁边，大致勾勒出了明廷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明人万士和诗云：“军屯之外尽夷方，夷妇同争鼠马场。”黔抚郭子章亦称：“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

卫所分布于驿道反映了明廷借道贵州经营云南的苦心。征滇之役中，朱元璋敕谕征南将军傅友德云：
等杀得蛮子畏服了，然后将东川卫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七星关立一卫……自永宁迤南至七星关，分中扎一卫……若如此道路易行，军势排在路上，有事会各卫官军剿捕。若分守诸处，深入万山，蛮人生变，顷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
无粮处休教军守，止于赤水立一卫，毕节立一卫，七星关立一卫，黑张迤南、瓦店迤北分中立一卫，如此分布守定，往来云南便益。
26个卫所中，毕节卫、乌撒卫、水西卫、赤水卫设于贵州西路，位于乌撒、水西一带。在娄素濮等族类看来，卫所屯田不但对自己形成了威胁，而且还是一场大规模的土地与财富的掠夺行动。曾经，他们认为：“彝地山神力强，水无法流过；彝地路神占强，汉人难通过。汉人到彝地，驻兵也困难，偶尔过一趟，也还得回去，返回汉地去。彝人是彝人，汉人是汉人。”但这样的时代从此结束了，《彝地通驿道》表达了战败者的无奈：
南边那片地，全都丧失了，被划为屯地，被开通驿道。有一支汉兵，进攻纪俄勾（即乌撒），纪俄勾家，是尼德（应指女君长实卜）掌权。祖苻奢哺有过错，东边牟蒙迂甸［纪俄勾（乌撒氏）所辖整个东部盛产粮食的地区］，送给汉朝廷，归洪武皇帝。从此以后，丧失了权柄。荞谷为军粮，九千九百石，缴芍恒录姆（即现在的威宁城，明代乌撒卫）……彝地被设屯，驿道通彝地，彝族人，被汉官统治。灾祸自天降，是怪高空的，六山羊星作崇，是怪低空的，兜保海猪星作怪……
注10：汉文史籍亦有缴纳军粮的记载，《云南机务钞黄》收录的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敕谕说道：“其乌撒（卫）令乌撒人民供给，务要岁足军食。”

可以想见，原住民反抗土地、财富被掠夺的行动不会轻易停止，但这些行动大都以失败告终。水西卫似乎是明王朝做出妥协的少有例子之一。在贵州境内的19个卫所中，水西卫如昙花一现，不见于《明史》，长期以来似乎被人遗忘了。《明实录》称：
（洪武十五年正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令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置云南左、右、前、后、普定、黄平、建昌、东川、乌撒、普安、水西、乌蒙、芒部、尾洒一十四卫指挥使司。
万历《贵州通志》亦载：“洪武十五年，吴复击破西堡、阿驴等寨，城水西，守之。”可见，征南战事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即设置了水西卫，隶贵州都指挥使司。水西卫究竟在何处？明代贵州境内只有阿哲家的领地被称为水西，且洪武十五年（1382）的敕谕说道：“其水西卫兵，急宜调出，止留一千或五百足矣，霭翠之民，今必□（疑为‘不’字）敢为乱。”据此可知水西卫在水西安氏境内。但此处的“水西”并非指安氏的驻地慕俄格（今大方城），而是与其毗邻的比喇（今黔西县），明初曾在水西（比喇）建城，安陆侯吴复《建城碑记》云：“洪武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至水西郭章，兴工筑城。”可见十五年正月置水西卫，三月即兴建卫城。

水西卫所在地比喇是安氏的腹心地带，安氏的不满与反抗是可想而知的。或许正是这种反抗迫使明廷做出让步，废除了水西卫。其实朱元璋一直对在水西驻兵心存疑虑，洪武二十年，都督顾成甫讨平水西叛酋居宗必登，朝廷立即令其撤兵：
上以蛮夷见官军久驻，心必疑惧，故难猝服，欲姑缓之，以示绥怀之意也。
水西卫废除的时间不详，但至迟到弘治年间，水西卫城已被视为古迹了。史载：“水西故城，在治城西北二百一十里，本朝初所筑，垒门尚存。”以后直到崇祯三年（1630）以前，卫所制度都未能深入安氏领有的水西、水东地区，其土地得以保全，不像乌撒那样失去了大片沃野。天启间贵州提学佥事刘锡玄感叹：
水西据黔之腹心，其地广而赋饶。凡瘠土皆我黔土，而酋壤无非沃壤也，故力能控驭诸土司及苗仲。

卫所设立之初，黔地尚未置省，贵州都司成为明王朝在黔的最高机构，贵州境内的土司或隶于他省，或领于卫所，或直隶都司（如贵州宣慰司），形成了都司-卫所-土司、都司-土司的统治架构。与此相应，各级武官职责广泛，兼领民事，负责兴儒学、筑城垣、修驿道、控驭土官等重大事务。
永乐十一年（1413），隶属湖广的思州、思南二宣慰使内讧，明廷乘机改土归流，设置了乌罗、新化、铜仁等八府二县，建贵州行省，贵州宣慰司由此受到布政司与都司的双重节制。行省-府-土司、都司-卫所-土司、行省-土司是当时最主要的权力体制。各级流官进入贵州，文武相维，明王朝对黔省的经营又推进了一大步。但卫所依然维持其主导地位，史称：
其地（指贵州）只借一线之路入滇南，两岸皆苗……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已矣。

改土归流也是明朝做的，现在人却只知道是螨虫做的

老朱和朱四费劲吧啦打下来，因为没钱，朱瞻基一纸文书全丢了，实在搞不懂宣德朝君臣的那个操作。西南混乱割据只算是小打小闹，北方草原和东北女真可是实打实反噬了。一个打残了明朝，一个终结了明朝，都是自己挖的坑呀！

明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清朝正好赶上中国改朝换代的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