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和成祖仁孝皇后徐氏堪称明朝皇后贤德之典范，为历代称颂。两位皇后有颇多共同之处。史载马皇后“仁慈有智鉴，知书史”，徐皇后“博通载籍，每及嘉言善行，未尝不拊卷寻释”，有“女诸生”之称。两位皇后的个人修养和见识在同时代的女子中当是较高的，这便决定了她们的政治素养和能力。两位皇后与皇帝皆为患难夫妻，伉俪情深，积极支持协助丈夫的事业，共度时艰，深得皇帝的信任与爱重。马皇后与太祖朱元璋结合于布衣之时，朱元璋发迹之初，因受郭子兴猜忌，数度陷于危困，马皇后以自己的才智从旁周旋，助丈夫脱困。为备不时之需，马皇后闲暇即率诸军士之妻缝制衣物，朱元璋攻克太平后，马皇后恐元军尾随其后，不等朱元璋命令，急率众将士妻妾渡江，让朱元璋的军队无后顾之忧。

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交战，战无虚日时，马皇后发宫中金帛犒赏军士，鼓舞士气。除了才干和勇气，马皇后的政治见地也令人叹服，她曾对朱元璋说过：“定天下在得人心，得人心者天下之本也”，“用兵焉能不杀人，但不嗜杀人，则杀亦罕矣”，太祖深以为然。徐皇后初为燕王妃，随朱棣之国，“理王宫政甚治”。朱棣靖难起兵时，徐皇后亦是夫君最坚定的支持者，她和世子朱高炽共守北平，“凡部分备御，多禀明于后”。面对李景隆大军攻城，城中兵少，城池几近陷落的危急局面，徐皇后亦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亲率诸将校妻，擐甲登陴，挟矢石御之”，直至敌军退却，守住后方，实是大功一件。
随着夫君即帝位，自己得以封后，二位皇后的首要职责便是管理后宫，而马皇后和徐皇后皆是整肃宫闱、勤于内治、垂范后宫的榜样。太祖立国之初就首严内教，制红牌镌刻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以作警示，并命儒臣修女诫，训导后宫。[插图]身为开国皇后，马皇后深知太祖以严苛的制度来约束后宫的用意，除了闲暇讲求古训，宣教后宫，自己还撰写《内训》一卷，此书虽已不存，但想必马皇后亲撰此书，意在以中宫之尊，亲身垂范。马皇后还向博通经史的女史请教前代后宫故事，命辑录古代贤后之家法贤行，朝夕省览，并曾计划将女史时常为其诵读的《列女传》中的内容删定成书，用作示范。

此外，马皇后十分重视女官佐理内政的作用，当时有女史范孺人，德才兼备，宫中“凡降内制，多范为定”，若无马皇后授意，必不可能有此举。马皇后尚俭，平时穿着极为朴素，“率勤后宫”，“尝命练旧织为衾裯，以惠孤老”，并赐予后宫女眷，使之知蚕桑之艰辛。马皇后虽严于内治，但始终厚待妃嫔宫人，对皇室子女皆爱护有加，在马皇后去世后，宫人们甚至作歌怀念皇后的贤德。有皇后如此，自然六宫和睦、雍肃，而无争斗倾轧之祸，确实为明代后宫树立了榜样，起到了垂范后世的作用。对于严控外戚干政方面，马皇后亦有其贡献。太祖曾欲寻访马皇后亲族，加官进爵，被马皇后坚决推辞，并以前代外戚干政导致国政混乱，劝谏太祖莫以“爵禄私外家”，被太祖采纳。而外戚不许掌国政，成为一条重要家法写入《祖训》之中，当是很大程度受到了马皇后的影响。

徐皇后在勤于内治方面多效法马皇后，对于马皇后贤德的言行多可诵读，“一一举之无所遗”，并辑《女宪》《女诫》诸书之要者，作《内训》二十篇，又辑古人之嘉言善行汇编为《劝善书》，颁行天下，影响久远。徐皇后对于品行高洁、堪为宫中女师的女官亦是恩礼有加，对于成祖要对其母家兄弟子侄加官进爵之举亦极力推辞，并有“毋骄畜外家”之谏。
虽处深宫，两位皇后对于国政却始终关注，但由于需严守禁止后宫干政的制度，所以聪慧如马皇后，多采用“随事微谏”的方式，在适当的时机，以相关事件为切入点，对皇帝进行委婉劝谏或建言献策。朱元璋性格严酷，盛怒之下往往要杀戮臣子，马皇后“皆力为曲解”，能为皇帝有理有据地分析，为皇帝找好台阶而不直言冲撞，并救得臣下一命。遇水旱灾害，太祖下诏赈灾抚恤，马皇后借此机会提出“赈恤有方，不如积之以预”的建议，太祖深以为然。身为皇后，不能直接过问朝廷用人情况，但马皇后对官员、人才从生活上多有关照。在太祖幸太学归来时，询问“诸生有廪食，妻子将何所仰给？”后来设立红板仓，供给太学生家粮便成为惯例，很可能是直接起意于马皇后。马皇后还亲自品尝奏事官员散朝后在宫中的饮食，认为并不可口，向太祖提出“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建议。明军攻克元大都，缴获不少宝物，马皇后又适时谏言，提醒太祖居安思危，戒骄戒奢，以贤能之人为治国之宝，并说：“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如此安邦治国的见解，被太祖叹为至言。以上皆说明，马皇后以自己的方式因时因事积极关心国事，一定程度影响着施政。

徐皇后也以自己的言行对永乐初年的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后之初，徐皇后就曾数次进言：“南北累年战斗，兵民疲敝，宜休息之；内外贤才，皆先皇帝所遗，陛下宜不以新旧间意。”出于对民生的考虑，徐皇后亦关心国家用人，曾建议成祖，“牧守贤不肖，系民生安危，即奈何寻资故事，有殊擢，亦有年劳，兼用可也”，可见徐皇后为生民计，用人当不拘一格的政治卓见。徐皇后还经常召见朝中官员的夫人们，赐予冠服钞币，并告诉她们，为人妇，不仅仅是在饮食衣着上，于他事上，对夫君亦需有所匡助，“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徐皇后正是以身作则，以生民为念，匡助君王的事业，亦希望官员的夫人们能如此襄助夫君，时时劝勉，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徐皇后此举从为人妻的女性角度出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治国安民之策，足见其政治智慧。

然从上述具体事例中不难发现，两位皇后对于外政的参与，多是从体恤百姓、爱惜人才、求贤纳谏、望皇帝做仁德明君的角度进行劝诫或建言，虽然多是因具体事件而发，但基本上是一些宏观的论调，皆在皇帝可接受范围之内，而并没有也不能直接插手或干涉具体事务。且两位皇后的建言献策之所以能被皇帝采纳，除了并非直接插手政务外，亦有其特殊原因。她们不仅仅是皇帝的结发之妻、贤内助，更有着与夫君生死相随、荣辱与共的情谊和协助夫君成就帝业的功勋，正是这样不同寻常的关系和地位，使得皇帝能较容易地接受和认可皇后的建议或谏言，并能对皇后始终爱重。且两位皇后确实品性高尚，又有非凡的政治见解，而她们之所以会时时留心政事，关注民情，规劝君王，不仅因其母仪天下之尊，更出于一片公心，对家国的责任，非一己之私，所以，她们不仅赢得皇帝的尊重和信任，亦在皇室家族和臣僚心中具有崇高地位，这是徐皇后之后的后妃，除仁宗张皇后外所不具备的特点。即便如此，生性猜忌警觉如朱元璋，还是会在马皇后询问“今天下民安乎”时，以“此非尔所宜问也”来回答。虽然马皇后以“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反问了回去，给出了合理的理由，但是仍可见皇帝对于后宫干政一贯的戒备。

明朝历代帝王对于后宫直接干政皆很戒备。如崇祯年间，有词臣陈仁锡“有文名闻宫禁”，与周皇后是同乡，一次言及陈仁锡，周皇后对思宗说：“莫是吾家探花？”思宗的回答是：“汝家探花去入阁尚远。”周皇后只得沉默不语。可见思宗对于后宫与臣子相熟极为排斥。再如《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一事：
今上眷郑贵妃，几于宪宗之万贵妃矣。然礼遇虽隆，而防维则甚峻。有内臣史宾者，以善书能诗文，知名于内廷，其人已贵显，蟒玉侍御前久矣。一日，文书房缺员，上偶指宾以为可补此缺，贵妃从旁力赞助之。上震怒，笞宾逐之南京。贵妃战栗待罪，久而始释。史居南十余年，始再召入。

郑贵妃在万历时可谓宠冠后宫，但若其言行直接干涉了具体行政事务、朝廷用人，哪怕只是一句话，都可能触犯到皇帝的底线，即便再得恩宠亦为皇帝所不能容忍。当然上述两事只是少数情况，历朝后妃多能秉承祖训，专注于内政而鲜少直接干预外政。毕竟明初两位贤后已为明代后妃参与宫廷政治的程度和范围做出了诠释。
《明史·后妃传》中赞曰：“高皇后从太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继以文皇后仁孝宽和，化行宫壸，后世承其遗范，内治肃雍。论者称有明家法，远过汉唐，信不诬矣。”辅佐君王、勤于内治、抵制外戚、和睦后宫，并通过自己的言行对治国安民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马皇后和徐皇后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这典范亦成为一种传统，为后代后宫遵循效法，亦不敢轻易逾越。

明朝是中国大一统朝代唯一没有太后实质性听政的朝代 朱家男人到底再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