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出土的有铭青铜器早已经证实了今天的洛阳地区作为西周东部行政中心洛邑（和／或成周）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有关这座都城的具体位置仍然是西周考古学中最有分歧的问题之一。早在1949年以前，洛阳地区曾发现过三组西周青铜器，表明了这是一个等级很高的遗址。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考古学家又在涧河与洛河岸边发现了东周时代的“王城”遗址。在这个古城址的中心，大约有10座西周墓葬被发掘。然而后来的发掘显示，西周遗存最丰富的集中地却是在东面瀍河的两岸。在瀍河西岸庞家沟西侧北窑墓地的发掘中，共清理348座西周墓葬，另勘探墓葬87座。紧邻其南，在洛阳火车东站附近，1973年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约有十万多平方米。继续往南，在洛阳老城的中心，1985年发掘了四座保存完好的车马坑。此外，在瀍河的东岸，1952年20多座西周墓葬分别在四个不同的地点被揭露。90年代初，在杨文站附近，C5M906号墓中又出土了六件一组的铜容器，其中两件盨是由西周晚期的名臣召伯虎所作。

《尚书》中的两章曾提到有关洛邑的营建，这一记载也得到尊铭文（JC：6014）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的支持。但营建洛邑的真正原因却是出于灭商之后的历史现实。攻占商都之后，武王返回西部，令其母弟管叔、蔡叔，可能还有霍叔留守在商都，目的是为了监督以武庚（最后一位商王的儿子）为首的殷民，史称“三监”。但这种占领政策后来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武王死后，由于成王（前1042/35-前1006在位）年幼，周公摄政，引起管叔和蔡叔不满，于是联合武庚发动了叛乱。周公为此花费了三年时间来平叛，对叛乱者或诛或囚。尽管这场“二次革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西周统治者亦由此明了，如果东部缺乏较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单凭渭河谷地的力量来遥控东部平原，实属鞭长莫及。刚刚经过的这场动乱，部分也是因为驻扎在东部平原的军事将领与京畿内新的领导层之间由于缺乏交流而产生猜忌的结果。据可靠资料显示，西周时期横越豫西崎岖的山路，大约需要耗费的时间是40至60天。而一旦叛乱爆发，将军队带出渭河谷地并且布置在东部平原之上，则需近两个月；这两个月之间，情况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由此可见，如果要维持自己在东部的统治，营建东部行政中心势在必行。

洛邑的营建完全是出于西周国家的重大战略之需要。但当时究竟是建了一座城，还是两座，学者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有两座：位于瀍、涧之间的洛邑（又称王城）和坐落在瀍河以东的成周。古代地理学家以为洛邑即汉代的河南县城，而成周则是坐落在其东约20公里处的西汉（前206-8）洛阳县城遗址，大致与东汉首都（25-220）洛阳城相合；这对双城说是一种支持。但工作在一线的洛阳地区考古学家们却断言洛邑与成周实为一城，应该就在东边的瀍河两岸。尽管后一种说法似乎得到了瀍河两岸现有考古资料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发现于洛阳本地的属于西周早期的令方彝（JC：9901）铭文中则讲到，周代大臣明保曾分别在成周和王（有理由相信王即是指王城）举行祭礼。青铜器铭文以及古代的地理学文献共同显示王城和成周应该是两座不同的城。因此，从事铭文研究的学者多倾向于认为它们是西周时期洛阳地区的双子城。也许成周的具体位置还有待于新的考古材料的进一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