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和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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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伪史论者认为“耶律大石”就是“亚历山大” 耶律大石是“西辽”的开国皇帝,曾被称为“耶律三德”,这个读音在西方的变化或许就是后世“亚历山大”的来源,其功业或许就是那个伪造人物的原型,只是把方向换了一下罢了。 耶律大石,庙号:辽德宗 不是西辽,西辽是后世为了历史研究,区分与中原辽代而人为起的名字,他们一直自称辽。 谥号:德宗。 又一徳:创建也里可温教。耶律楚材曾称颂其: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名教百年垂。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老丁说文”,跟着一起读古籍也是一件乐事。
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孟加拉那里偷来的! 摘录: 莫卧尔王朝在16世纪征服了孟加拉之后,对当地进行了土地改革,鼓励老百姓垦荒,刺激了当地的农业和经济发展。直到18世纪,孟加拉都是整个南亚最富裕的地区,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其纺织业和造船业在全球享有盛誉。光是达卡地区就有超过八万名以工业化方式纺织的工人,而且孟加拉农民还掌握了种桑、养蚕、缫丝技术,成为了世界主要的丝绸产区;据估算在16到17世纪,孟加拉每年造船的吨位是同期北美19个殖民地的十倍;荷兰从亚洲进口的商品中40%都来自于孟加拉。当时孟加拉甚至出现了工业革命的迹象。
《出埃及记》能找到事实依据吗?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犹太教的基本构造与其他三教的雷同。如果按照犹太教是源头的话,其宗教势力与其附着的国家为什么那么的弱小呢?这样的国力哪里能够覆盖广大的西亚中亚地区呢?在西方古代国破史亡的大规律下,犹太教的存活也太过容易和蹊跷了吧。所以,犹太教的故事只能是一个“倒装”的创作手法的产物。 但犹太教到底是归属于祆教、伊斯兰还是基督教呢?其实这只是他在这个三个宗教势力范围内的生存历程的体现而已:他生活在萨珊波斯的祆教范围内,他和祆教同源,不过这个源头是指的早期佛教,而不是大秦教;在中亚西亚地区的伊斯兰化的时候,犹太教又与伊斯兰教同源,即大秦教;在到达欧洲后的基督教世界里,犹太教是同宗,因为基督教就是大秦教的“变脸”(改头换面),所以对自己的这个支系是给与了认可和包容的。
解读廖化诈死奉母归汉的事迹 解读廖化诈死奉母归汉的事迹 廖化,是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蜀汉人物,对他的事迹也是很有兴趣的。 《三国志》里是没有为廖化单独列传的,只是在《蜀书·邓宗张杨传》中附录了廖化的生平,其中:“廖化字元俭,本名淳,襄阳人也。为前将军关羽主簿,羽败,属吴。思归先主,乃诈死,时人谓为信然,因携持老母西行。会先主东征,遇于秭归。先主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 这段内容就是著名的廖化诈死奉母归汉的事迹,被称为“真实版的千里走单骑”。 对于这一段事迹中,我是分为三个片段来解读的。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看不懂的敛兵聚谷之策 三国蜀汉的灭亡,突然而迅速,对于造成其灭亡的原因虽各有说法,但姜维对汉中防务政策的修改——实施敛兵聚谷之策,一直是较为共识的一个错误,是导致蜀汉灭亡的重要直接原因。
古罗马与古印度的关系 知乎:古罗马和古印度的关系怎样,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古罗马对古印度的影响如何? 关于古印度和古罗马,个人是有一些自己的思考的。相关文章的链接贴在文末。
“余时务”这个名字的意思 余时务,倒过来就是“吾是羽”,哈哈😊
对于范疆、张达及张飞之死的推测 真的是在很早之前,就一直想搞明白杀死张飞的范疆、张达这两个人是什么人? 范疆(正史为范强)、张达这绝对是东汉三国历史中最耳熟能详的两个小人物,但他们的来历、来源一直是众说纷纭的。 因为这两个人的记录就只有《三国志·张飞传》中:“时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范强、张达杀之,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这一段内容,有他们的名字。而在《三国志·先主传》中是:“车骑将军张飞为其左右所害”,根本就没提名字。 在南朝的陶弘景所录的《古今刀剑录》中有:“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链赤朱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后被范强杀,将此刀入吴。”在这里又有了范强的名字。 根据这些材料,对范疆张达的来历是可以做一个常规的推测的,着眼点就是 “帐下将”、“左右”这两个词。一般的理解就是范张二人是张飞的近卫将领,因某种变故杀了张飞,逃亡东吴。
重新认识的蜀汉三国——普通人高翔 说说蜀汉将领高翔:四伐时是右将军。而诸葛亮在一伐失败后,自贬为右将军。
重新认识的蜀汉三国——普通人—高翔 说说蜀汉将领高翔:四伐时是右将军。而诸葛亮在一伐失败后,自贬为右将军。
重新认识的蜀汉三国——普通人高翔 说说蜀汉将领高翔:四伐时是右将军。而诸葛亮在一伐失败后,自贬为右将军。
重新认识的蜀汉三国——普通人高翔 说说蜀汉将领高翔:四伐时是右将军。而诸葛亮在一伐失败后,自贬为右将军。 感觉在诸葛亮时期能做到右将军是很有面子的。 关于高翔的右将军和诸葛亮自贬为右将军,这里涉及一个“虚、实”的问题。 第一、高翔是荆州人,这是蜀汉的一条“政治线”,这也是后世诟病蜀汉的一个问题。 这个籍贯问题只是保证了高翔的仕途的相对顺利,但并不完全是他“护身符”。特别是诸葛亮时期,这个身份来源并不能保证高翔如果在有错误时而不受贬斥、惩戒的理由。关于这一点请参看马谡、向朗。 第二、看高翔的事迹,全是执行层面的。也就是说如果决策出现问题,深究执行,题,是不太公平的。高翔恰恰是在执行层面尽心尽力的(或许可以说普普通通)。汉中打协攻、街亭打接应、阳溪或有参与、卤城打辅功,这些任务高翔或败或胜(参与),都是不具备自我决策的,但他毕竟是出力的一部分,所以这也是他积功的过程。 第三,右将军这个职务。要看到诸葛亮自贬是职级,而高翔的右将军是职务。这个差异,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诸葛亮是国务院总理去拿省部级的工资,甚至是地市级;而高翔是资序、职务都到军区司令员了,不升上将最少也得是中将吧。 第四、从高翔的事迹来看,或许占了荆州人的“先手”,但规规矩矩的行军打仗,很难说有什么“高光”,所以他的事迹很平淡,但这也是“普通”将领在三国时期的体现吧。 END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诸葛亮的南征 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经《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使诸葛亮南征的事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故事,也使诸葛亮仁义与智慧的形象在后世深入人心。 那么在历史中发生过这个事吗?从史料中看应该是没有的。那么诸葛亮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南征事迹又怎么去认识呢?
重新认识的蜀汉三国——诸葛亮的南征 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经《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使诸葛亮南征的事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故事,也使诸葛亮仁义与智慧的形象在后世深入人心。 那么在历史中发生过这个事吗?从史料中看应该是没有的。那么诸葛亮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南征事迹又怎么去认识呢?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中,理清了诸葛亮为蜀汉奠定的经济基础,即以兴工拓商的发展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方针。 兴工,好解释,著名的“锦官城”——纺织品生产(今国疲民虚,惟仰锦耳)。 这里要澄清一个认识误区,即蜀汉的纺织品只有蜀锦才具备价值。 这个误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站在中国的视角,即将三国时期的各种活动都局限在现代中国的范围之内。 确实,三国时期的蜀汉纺织品在历史记录中就只有蜀锦,但蜀汉的纺织品还有另一个主要品种:蜀布。 蜀布,主要是“賨布”,即苎麻布。这种纺织品最开始是由“賨人”,即秦巴山区的边远人民生产的布匹。但当它行销南国之后,这个生意的生产销售可就不在局限于秦巴山区了。“賨布”洁白柔韧,耐水湿,汗渍不败,易为夏衣。这种布匹是南中地区、印缅等地最为实用的纺织品。 蜀布,最早是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现中亚—阿富汗一带)就见到过的一种中国商品,而且张骞也访知,这种布匹是从身毒国(印度东北地区)贩卖过来的。 那么由此可知,在中国西南是一直存在着一条商品外销的贸易通道的,这条通道就是古身毒道! 古身毒道,就是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的路线。准确的说: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就是在古身毒道的基础上修建的。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诸葛亮的南征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诸葛亮的南征 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经《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使诸葛亮南征的事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故事,也使诸葛亮仁义与智慧的形象在后世深入人心。 那么在历史中发生过这个事吗?从史料中看应该是没有的。那么诸葛亮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南征事迹又怎么去认识呢?
探究蜀汉冯习的来历 冯习,因为推测了蜀汉张南的来历,对这个和张南共同列传的“搭档”就是非常想找出他的脉络。
探究蜀汉冯习的来历 冯习,因为推测了蜀汉张南的来历,对这个和张南共同列传的“搭档”就是非常想找出他的脉络。 冯习的记录是很简单的:荆州南郡人,随刘备征蜀,在征吴的夷陵之战时出任(前)领军,在火烧连营时战死。《三国志 m·蜀书·邓宗张杨传》:“先主东征吴,习为领军,统诸军,大败於猇亭。文进名南,亦自荆州随先主入蜀,领兵从先主征吴,与习俱死。” 按理,冯习的事迹虽然简单,但总的说来,也是有来有去,较为完整,不该会有推测的空间的,但认真的想想,会发现还是存在几个疑点的,而把这些疑点串起来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就能够推导出冯习的生平了。
探究蜀汉冯习的来历 冯习,因为推测了蜀汉张南的来历,对这个和张南共同列传的“搭档”就是非常想找出他的脉络。 冯习的记录是很简单的:荆州南郡人,随刘备征蜀,在征吴的夷陵之战时出任(前)领军,在火烧连营时战死。《三国志·蜀书·邓宗张杨传》:“先主东征吴,习为领军,统诸军,大败於猇亭。文进名南,亦自荆州随先主入蜀,领兵从先主征吴,与习俱死。” 按理,冯习的事迹虽然简单,但总的说来,也是有来有去,较为完整,不该会有推测的空间的,但认真的想想,会发现还是存在几个疑点的,而把这些疑点串起来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就能够推导出冯习的生平了。
【军文】 220806对于佩洛西访台后的“三取消”和“五暂停”的个人理解 。 个人理解,水平有限,仅供参考。 “三取消”和五暂停里面的禁毒合作和气候问题,有很多解读,大致认识都是一样的。 剩下的三个问题,比较冷门,也没什么解读,就说这三个。
说说电影《指环王》里的历史元素 接到个知乎“再刷电影”活动的邀请,虽然不参加这个活动,但也没什么事,就又看了一遍《指环王 》(三部曲)这部电影。 因为看过很多遍了,所以就挑着自己喜欢的片段来看的,特别是圣盔谷和白城(米那斯提力斯)之战这两个大场面。
说说电影《指环王》的历史元素 接到个知乎“再刷电影”活动的邀请,虽然不参加这个活动,但也没什么事,就又看了一遍《指环王》(三部曲)这部电影。 因为看过很多遍了,所以就挑着自己喜欢的片段来看的,特别是圣盔谷和白城(米那斯提力斯)之战这两个大场面。
说说小顾筹建宗门 书中什么是长生桥?一直是没弄明白的东西。这么多章节下来,大致估摸出来点意思了。 长生桥就是每个人的“道”,即价值观。 用小镇三兄弟来看:刘是想去看外边的世界,类似“追求自由”。他的内心就是修炼自身,提高能力,有朝一日去天外天见识见识;外在表现是刘虽有宗门,也是宗主,但基本不管事,只是自己梦中练剑。刘可以看成比较传统的修仙模式。 皮皮最初是为了活下去,然后是活得更好。在齐先生的影响下,是往追求更多人活下去、活得更好这个方向去了,也就日渐与“儒家”的追求一致了。所以被戏称为“理来”。 小顾是谁对我好,我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杀了他。所以被郑先生看中,可以说是“魔道”。 三兄弟分别是仙、儒、魔的道路,都是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在发展,也在通过各种做事来践行和印证自己的道。 刘是潇洒逍遥,攀爬境界时时不坠。再与佘月结为道侣,只会有所增益。但他俩的契合点还没看懂,感觉是句诗。所以,刘最后或是得“大逍遥”,就是成为仙上仙。 皮皮,从小就思虑多。在一步一步走上“儒”的道路上是练拳百万保命,观道观、书简湖、剑气长城、避暑行宫是逐次提高,直到合道半座剑气长城,已经是到了舍生取义的境界。再以开战蛮荒,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算是正式接过齐、崔两位师兄的衣钵了。 而小顾,少年时书简湖的经历与挫折,然后郑先生的接纳,在学习之后怎么实践自己的道呢?这应该是郑先生给他的考题吧。 他是从建立宗门这个事开始,慢慢体会“做事”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可能、变化,其中的对我好、对我不好以及他会怎么想、怎么做等等,这些才是他所在意的,至于结果大概就是那么回事。 现在,小顾的宗门筹建:刘幽州已经是答应了(好像他还不知道),而仲肃是直接当场走人。 大致就这些。
从《罗马史新解》出发(四)——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的再认识 读书笔记: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的再认识 在欧洲历史上,8至15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也称“再征服运动”,是西欧历史中,西欧人第一次完全战胜了来自于东方的武力征服,又彻底清除了东方文明影响的痕迹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文化更替。 “收复失地运动”是在十字军东征失败后,西欧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取了完全的胜利,为之后的西欧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即:我能行!这对西欧地区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泛基督教民族”的自信心理的建立是有很重要的现实引领作用的。这个心理自信也随着西欧基督教国家的崛起在殖民全球时达到了顶峰。 那么“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到底是什么呢?也就非常有探究的意义了。
从《罗马史新解》出发(四)——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的再认识 读书笔记: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的再认识 在欧洲历史上,8至15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也称“再征服运动”,是西欧历史中,西欧人第一次完全战胜了来自于东方的武力征服,又彻底清除了东方文明影响的痕迹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文化更替。 “收复失地运动”是在十字军东征失败后,西欧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取了完全的胜利,为之后的西欧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即:我能行!这对西欧地区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泛基督教民族”的自信心理的建立是有很重要的现实引领作用的。这个心理自信也随着西欧基督教国家的崛起在殖民全球时达到了顶峰。 那么“伊比利亚半岛收复失地运动”到底是什么呢?也就非常有探究的意义了。
从“如果二战开战后德国不入侵苏联”看当今世界形势 当前俄乌战争的情景,使当今世界的整体格局存在一个与二战前中期的类似感。 大背景:当前西方世界(美+欧)是处于事实中的经济危机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战争,就是一个很有必要的选择了。那么在哪里开战呢?
对蜀汉张南来历的推测 这是一篇对个人和朋友聊天内容的整理。 蜀汉张南,据记录:字文进,广陵人氏,刘备在荆州时出仕,参与征蜀、征吴的战争。在刘备征吴的夷陵之战时期,作为前部督攻击孙恒所在的夷道地区,后在猇亭之战时(火烧连营)阵亡。 关于张南的记录是很少的。而三国里还有一个张南,就是袁绍次子袁熙的部将。 那么这两个张南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如果不是,那么蜀汉的张南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是我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对于蜀汉张南来历的推测 这是一篇对个人和朋友聊天内容的整理。 蜀汉张南,据记录:字文进,广陵人氏,刘备在荆州时出仕,参与征蜀、征吴的战争。在刘备征吴的夷陵之战时期,作为前部督攻击孙恒所在的夷道地区,后在猇亭之战时(火烧连营)阵亡。 关于张南的记录是很少的。而三国里还有一个张南,就是袁绍次子袁熙的部将。 那么这两个张南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如果不是,那么蜀汉的张南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是我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对于蜀汉张南来历的推测 这是一篇对个人和朋友聊天内容的整理。 蜀汉张南,据记录:字文进,广陵人氏,刘备在荆州时出仕,参与征蜀、征吴的战争。在刘备征吴的夷陵之战时期,作为前部督攻击孙恒所在的夷道地区,后在猇亭之战时(火烧连营)阵亡。 关于张南的记录是很少的。而三国里还有一个张南,就是袁绍次子袁熙的部将。 那么这两个张南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如果不是,那么蜀汉的张南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是我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对于蜀汉张南来历的推测 这是一篇对个人和朋友聊天内容的整理。 蜀汉张南,据记录:字文进,广陵人氏,刘备在荆州时出仕,参与征蜀、征吴的战争。在刘备征吴的夷陵之战时期,作为前部督攻击孙恒所在的夷道地区,后在猇亭之战时(火烧连营)阵亡。 关于张南的记录是很少的。而三国里还有一个张南,就是袁绍次子袁熙的部将。 那么这两个张南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如果不是,那么蜀汉的张南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就是我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看不懂的敛兵聚谷之策 三国蜀汉的灭亡,突然而迅速,对于造成其灭亡的原因虽各有说法,但姜维对汉中防务政策的修改——实施敛兵聚谷之策,一直是较为共识的一个错误,是导致蜀汉灭亡的重要直接原因。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看不懂的敛兵聚谷之策 三国蜀汉的灭亡,突然而迅速,对于造成其灭亡的原因虽各有说法,但姜维对汉中防务政策的修改——实施敛兵聚谷之策,一直是较为共识的一个错误,是导致蜀汉灭亡的重要直接原因。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看不懂的敛兵聚谷之策 三国蜀汉的灭亡,突然而迅速,对于造成其灭亡的原因虽各有说法,但姜维对汉中防务政策的修改——实施敛兵聚谷之策,一直是较为共识的一个错误,是导致蜀汉灭亡的重要直接原因。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看不懂的敛兵聚谷之策 三国蜀汉的灭亡,突然而迅速,对于造成其灭亡的原因虽各有说法,但姜维对汉中防务政策的修改——实施敛兵聚谷之策,一直是较为共识的一个错误,是导致蜀汉灭亡的重要直接原因。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老实人张翼 原来看阿·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里,对于死者的死因,大侦探波罗是提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最普通的,死于中途上车的意大利黑手党的私人仇杀,事后黑手党下车跑了;而另一个就是为了复仇,同车厢的十二个人经过共谋,一起杀死了死者。 这两个答案,哪一个更准确呢? 其实先前对于阎宇的情况也是有一个“意大利黑手党”版的答案的,但个人还是要去想想“十二人共同谋杀”的可能。 关于三国蜀汉后期的官员,个人认识也是有一个从“出身三州论”向“君相二元论”的转变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对张翼的再认识就是一块“试金石”。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老实人张翼 原来看阿·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里,对于死者的死因,大侦探波罗是提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最普通的,死于中途上车的意大利黑手党的私人仇杀,事后黑手党下车跑了;而另一个就是为了复仇,同车厢的十二个人经过共谋,一起杀死了死者。 这两个答案,哪一个更准确呢? 其实先前对于阎宇的情况也是有一个“意大利黑手党”版的答案的,但个人还是要去想想“十二人共同谋杀”的可能。 关于三国蜀汉后期的官员,个人认识也是有一个从“出身三州论”向“君相二元论”的转变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对张翼的再认识就是一块“试金石”。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老实人张翼 原来看阿·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里,对于死者的死因,大侦探波罗是提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最普通的,死于中途上车的意大利黑手党的私人仇杀,事后黑手党下车跑了;而另一个就是为了复仇,同车厢的十二个人经过共谋,一起杀死了死者。 这两个答案,哪一个更准确呢? 其实先前对于阎宇的情况也是有一个“意大利黑手党”版的答案的,但个人还是要去想想“十二人共同谋杀”的可能。 关于三国蜀汉后期的官员,个人认识也是有一个从“出身三州论”向“君相二元论”的转变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对张翼的再认识就是一块“试金石”。 张翼的来历是很清楚的,是益州人氏,祖父都是做官的,比较符合东汉政治中“世家子弟”这个群体的特征,是天生的官员来源阶层。 张翼是刘备取益州后提拔的,这一点很重要。然后就是历任基层职务,经历丰富,在231年出任庲降都督,做到了方面大员。张翼的官场经历中与诸葛亮的“丞相幕府派”是没什么交集的。 可惜的是张翼因刘胄之乱在任职两年后的233年去职,接替他的是马忠。 然后就是《三国志·张翼传》中记录的他的著名事迹:去职后,并没有速返成都,而是为马忠到任平乱做好准备工作,圆满的办好了交接工作。 这个事迹,是个人认为张翼是“老实人”的基础。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老实人张翼 原来看阿·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里,对于死者的死因,大侦探波罗是提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最普通的,死于中途上车的意大利黑手党的私人仇杀,事后黑手党下车跑了;而另一个就是为了复仇,同车厢的十二个人经过共谋,一起杀死了死者。 这两个答案,哪一个更准确呢? 其实先前对于阎宇的情况也是有一个“意大利黑手党”版的答案的,但个人还是要去想想“十二人共同谋杀”的可能。 关于三国蜀汉后期的官员,个人认识也是有一个从“出身三州论”向“君相二元论”的转变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对张翼的再认识就是一块“试金石”。
探究三国蜀汉的“神秘人”——阎宇 因为写了一篇关于三国蜀汉的文章,所以对蜀汉的人物都进行了梳理,发现在蜀汉的人物中,居然有一个“三不明”的高级官员:蜀汉右大将军、永安都督阎宇。 阎宇的资料基本上就《三国志》、《华阳国志》中的寥寥几句话,这就造成了他“三不明”的形成:家世不明、功绩不明、结局不明。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里关于蜀汉纺织品销售中,被问到了一个问题:蜀汉谁在具体负责纺织品销售的工作?我当时就想到了阎宇,不过阎宇只是蜀汉纺织品贸易中众多相关人士的一员,算是个代表吧。
探究三国蜀汉的“神秘人”---阎宇 因为写了一篇关于三国蜀汉的文章,所以对蜀汉的人物都进行了梳理,发现在蜀汉的人物中,居然有一个“三不明”的高级官员:蜀汉右大将军、永安都督阎宇。 阎宇的资料基本上就《三国志》、《华阳国志》中的寥寥几句话,这就造成了他“三不明”的形成:家世不明、功绩不明、结局不明。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里关于蜀汉纺织品销售中,被问到了一个问题:蜀汉谁在具体负责纺织品销售的工作?我当时就想到了阎宇,不过阎宇只是蜀汉纺织品贸易中众多相关人士的一员,算是个代表吧。
探究三国蜀汉的“神秘人”---阎宇 因为写了一篇关于三国蜀汉的文章,所以对蜀汉的人物都进行了梳理,发现在蜀汉的人物中,居然有一个“三不明”的高级官员:蜀汉右大将军、永安都督阎宇。 阎宇的资料基本上就《三国志》、《华阳国志》中的寥寥几句话,这就造成了他“三不明”的形成:家世不明、功绩不明、结局不明。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里关于蜀汉纺织品销售中,被问到了一个问题:蜀汉谁在具体负责纺织品销售的工作?我当时就想到了阎宇,不过阎宇只是蜀汉纺织品贸易中众多相关人士的一员,算是个代表吧。
探究三国蜀汉的“神秘人”---阎宇 因为写了一篇关于三国蜀汉的文章,所以对蜀汉的人物都进行了梳理,发现在蜀汉的人物中,居然有一个“三不明”的高级官员:蜀汉右大将军、永安都督阎宇。 阎宇的资料基本上就《三国志》、《华阳国志》中的寥寥几句话,这就造成了他“三不明”的形成:家世不明、功绩不明、结局不明。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里关于蜀汉纺织品销售中,被问到了一个问题:蜀汉谁在具体负责纺织品销售的工作?我当时就想到了阎宇,不过阎宇只是蜀汉纺织品贸易中众多相关人士的一员,算是个代表吧。
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三)---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 写在前面的话:东汉三国的历史,拜《三国演义》的普及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段历史了,可以说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三国;而在三国历史中,也同样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蜀汉和诸葛亮。因为在《罗马史新解》中对蜀汉纺织品外销的思考,发现通过这个角度能够重新认识一下三国中蜀汉的历史。
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三)---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 写在前面的话:东汉三国的历史,拜《三国演义》的普及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段历史了,可以说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三国;而在三国历史中,也同样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蜀汉和诸葛亮。因为在《罗马史新解》中对蜀汉纺织品外销的思考,发现通过这个角度能够重新认识一下三国中蜀汉的历史。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 写在前面的话:东汉三国的历史,拜《三国演义》的普及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段历史了,可以说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三国;而在三国历史中,也同样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蜀汉和诸葛亮。因为在《罗马史新解》中对蜀汉纺织品外销的思考,发现通过这个角度能够重新认识一下三国中蜀汉的历史。 公元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这是戎马倥偬大半生的刘备的高光时刻,也是他的事业的巅峰!然后是关羽的兵败荆州,尸首异处;接着就是刘备称帝,起兵伐吴,张飞横死;最后是火烧连营,夷陵惨败,白帝托孤。“先帝创业为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出师表》中的这段文字的确如实的反映了当时新建的蜀汉政权面临的危机,但诸葛亮用自己的雄才大略化解了这个危机。怎么化解的呢?简单说就是:对外重建三国均势,对内将整个蜀汉执政集团和蜀地各个阶层的利益进行捆绑。 诸葛亮,千古人臣第一人!但个人对诸葛亮的认识也是有过程的。原来看《三国志》,虽然能记得些内容,但总的来说还是看不明白,直到对“锦官城”和蜀汉纺织品外销的了解和深入思考后,发现在《诸葛亮传》中“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段话可以有另一个解释,那就是:这并不是诸葛亮当时在荆州的自我评价,而是陈寿(后人)根据诸葛亮的事迹作出的评价,只是把它写在了《诸葛亮传》的前面,这是用了一个假托的叙事手法,并且借用了徐庶、崔州平等人的名字来作侧证——这个套路其实很平常,就是自己说假话,然后让自己的死党或者借用死党的名义来为假话背书。 那么问题来了,凭什么把诸葛亮与管仲、乐毅相比呢?如果说诸葛亮为蜀汉的延续鞠躬尽瘁与乐毅扶弱燕败强齐的事迹在精神上相类似的话,那么凭什么比肩管仲呢?管仲可是能被称为“子”的人。他的“官山海”(盐铁专卖)等经济管理政策使齐国率先富强并首霸于春秋,甚至管仲本人还被“风俗业”奉为祖师爷,可见他的政治经济水平之高和影响深远。而诸葛亮呢?再看蜀汉经济建设:劝农桑、兴水利虽是根本,蜀汉也在大力倡导和治理,但缓不济急,所以需要另辟财源;蜀盐是重要出产,蜀汉也设了制盐校尉以及专门的制盐队伍,但盐更多是维持财政稳定的硬通货和“压舱石”;那么就只有纺织品(蜀锦、蜀布)才是蜀汉得以富裕的源泉(今国疲民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做过生意的都知道:商品、市场和营销模式是商品销售能够盈利的三大组成。现在找到了蜀汉的致富密码——纺织品,那么后两者呢?市场,依靠魏、吴吗?不完全是。诸葛亮是一个有着“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在他的心里是有着一个广大的市场——“利尽南海”!这里的“南海”是一个涵盖中南半岛、东南亚岛屿、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大秦)等地的广大区域,这里庞大的人类族群——城、邦、国都是蜀汉纺织品的消费者,这是一个纯粹的卖方市场,这也是大秦商人秦论于公元226年到交趾来经商的原因。商品和市场都有了,营销模式呢?“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再结合诸葛亮的南征,那么就能够知道:蜀汉是生产端和总销售,南中及夜郎、交趾等地的大族、豪强、渠帅则是中间商和分包商。诸葛亮南征只是为了理顺这个销售和分配体系,所以要“攻心为上”。而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陇西的诸多家族都反叛了曹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要在这个贸易利益链上分一杯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明了了蜀汉的经济基础后,那么蜀汉的上层建筑呢?个人通过梳理蜀汉政权的演变脉络,重新认识了曾经非常“熟悉”的三国蜀汉。 蜀汉简史:诸葛亮执政时期:221年至234年;蒋琬执政时期:234年至246年;费祎执政时期:246年至253年;陈祗执政时期:253年至258年;荆州系-诸葛瞻:258年至263年; 263年蜀汉灭亡。 诸葛亮是不是权臣?从刘禅的角度说,诸葛亮是权臣(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从诸葛亮的角度说,是君臣一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里就涉及到我国历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君权和相权。 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是来源于汉献帝已死亡的假消息,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继承“汉朝”皇帝。在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也是符合宗法制度的。可是当时蜀汉政权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刘备白帝托孤的政治遗嘱,使诸葛亮以相权代行君权具备了合法性。但这个代行权利是对君权有危害的,是违背了“君为臣纲”的儒家理论的,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诸葛亮对这个代行权利是在理论上给予了解决的,那就是:“从权”----即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就是诸葛亮以相权代行君权的理论依据和政治纲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理想和现实的完美结合,是诸葛亮为蜀汉执政集团规划的政治理论和树立的政治旗帜,这就使得北伐事业成为了蜀汉执政集团最大的政治正确,为解决君权相权矛盾提供了法理性依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蜀汉的灭亡恰恰是对这个理论和旗帜的放弃,所以我说蜀汉之亡,实肇始于费祎。 再有,诸葛亮对蜀汉的“从权”状态是设置了时间表的,就是:还于旧都!也就是说,当政权回到中原旧都时,蜀汉的特殊情况才视为被消除了,君相一体的“从权”型的执政模式才会回复到君为臣纲的正常状态。 所以诸葛亮高举北伐的旗帜,是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含义的。 其次,诸葛亮通过北伐在经济上建立起了一种“全民共享”的经济体制,即前面说的与全部群体的利益捆绑。 “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这句话很有嚼头啊! 蜀汉是在四川盆地建立的政权,对于当时生产能力发达的中原地区是典型的“人少地偏”之处。这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地域也比较小,那么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使蜀汉具备可以持续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呢?当时曹魏是大搞屯田制(类农奴制),孙吴是大庄园奴隶制(所以需要不断的掠夺人口)这样的土地经济,而诸葛亮是以“兴工促商”的思路使蜀汉走上的是不同于魏、吴的发展道路,这也是陈寿将诸葛亮比肩于管仲的事实基础。 诸葛亮的历次北伐,或有战场失败或有转运不济,但物资生产却未见匮乏,甚至在工具、武器生产方面还在不断创新:木牛流马、诸葛连弩、蒲元识水等,而且质量也属上乘,所以陈寿言:“工械技巧,物究其极”。 蜀汉的这些工业品创新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来自于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这也是诸葛亮时期蜀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其具体做法就是:蜀汉执政阶层(诸葛亮+刘禅)将纺织品的利润拿出来的,通过北伐这件事将蜀地各个阶层与民众捆绑在一起,同时用法律规定了这个利润分配的各自比例,保证了相对公平;而蜀地的大族豪强和百姓通过生产、经商、征战、转运等各种“社会接口”都参与进来,都能够分享这个利益,从而促成“诸葛治蜀有遗爱”的形成。 第三是通过官员选拔的广泛性保证了执政基础的稳定性。在诸葛亮的执政时期,其执政阶层不仅仅是荆州派,还有东州派的李严、李丰,蜀地本地派的张裔、马忠、杨戏等人。这些政治派别或许权力有大小,但大致公平这一点就连陈寿也不否认。当然这也和蜀汉当地没有像中原或江东那样的超大门阀家族有关。 诸葛亮时期的蜀汉政治经济就说到这,然后谈谈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认识。 后世对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质疑更多是对“军事才能”的这个概念的解释不同而造成的。个人原来在看《朱可夫回忆录》时,对里面的各种战役地图、兵力配置、兵力运动路线等等看的热血沸腾;而后来再看艾森豪威尔的二战回忆录---《远征欧陆》,发现里面根本就没什么排兵布阵、奇谋妙计,就是讲的他怎么和罗斯福搞关系、和马歇尔搞关系、和丘吉尔搞关系,怎么协调巴顿、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的关系;然后就是站在陆军的角度和海空军争资源、站在欧洲战场角度和麦克阿瑟、尼米兹争资源;对著名的卡赛林山口之战、西西里登陆、诺曼底登陆基本上没怎么描写,却对弹药、油料、粮食等后勤物资的数据进行罗列;他对欧洲气候变化的担心甚至超过了对隆美尔和“大西洋壁垒”的担心。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同为二战名帅,他们的军事才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吧。 其实陈寿在《三国志》里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是因为陈寿是要“恰饭”的,所以不得不“鸡蛋里挑骨头”,通过贬低诸葛亮来变相吹捧司马懿。但后世历朝历代对这个问题可看的清楚,武庙十哲无可争议。按我的认识,把一个政治家放在军事领域评价是对他的贬低。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通过用纺织品贸易“利诱”陇西的大族豪强,为北伐作战做好了铺垫和准备,使蜀汉与曹魏在这一地区的人心向背上至少是“五五开”,这就是“人和”;当时孟达反叛于上庸,赵云出箕谷佯动牵制了关中的曹真,蜀汉发起陇西作战就极具突然性,这就是“天时”;陇西地处曹魏的西部边陲,与曹魏核心区距离遥远,控制的力度也相对薄弱,而这里和汉中接近,蜀汉部队运动和后勤转运也相对方便,这就是“地利”。通过以上种种运筹,诸葛亮对北伐早就打好了“腹稿”,那么他还会去选择有进无退、孤注一掷式的“子午谷奇谋”吗?再有,诸葛亮对陇西地区不仅仅着眼于攻占地盘,而是要在陇西大族豪强的配合下,在剿灭曹魏的军事存在后,迅速挖掘和动员陇西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就像南征南中一样能够“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从而继续把战火烧到关中平原去;若假以时日,让诸葛亮发挥出“抚戎为长”的强项,或临以兵威,或贪于财货,必然将氐羌等少数民族绑上蜀汉的战车,再现韩遂、马超当年快马长枪的盛况。 假设蜀汉在陇西站住脚,以此作为军事前进基地和商贸集散中心,远交近攻:河套地区的南匈奴、燕北的鲜卑、辽东公孙氏再加上孙吴,“五路伐魏”的局面也未可知。 街亭之战,马谡不敌张郃,尚可原谅,但他一战之后就弃军而逃就是不可饶恕的。因为陇西之战不仅仅是军事战,更是政治战,是人心争夺战(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这既是诸葛亮让马谡统军的原因,也是马谡逃亡的理由。街亭一战而败,未能封闭住曹魏援军出陇山的西进通道,使陇西的曹魏支持势力看到了希望,更严重的是让本来处于动摇状态的陇西各个势力,认识到蜀汉没有占据陇西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那么在身家性命和财源利益上也就不难选择了。没有了陇西势力的配合,诸葛亮也只能退军。而街亭之战中唯一受赏的是王平,就是因为他的作为符合诸葛亮的要求。可惜的是王平是賨人,这个因素使此时的他不能够担任主将。至于后来王平能出任汉中主将,那是因为他在魏延事件中站队正确的缘故。 第一次北伐的确可惜了,但打战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败了就认,止损兜底能够兜住了,这就是本事。只要兵源钱粮军器能够保证,再来就是了,胜利迟早会来。再看在后来的卤城之战中,蜀军“上下同欲”表现出的战斗力表明这只军队是越打越强的,从“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来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会差吗?无非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罢了。而通过第六次北伐时的武功水之战来看,诸葛亮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吗? 诸葛亮的去世,使蜀汉政权再一次面临危机,但这一次,蒋琬不愧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说老实话,个人是不喜欢蒋琬的沉闷而更喜欢费祎的文采飞扬、名士风度,但这不影响我认为在蜀汉政权中,蒋琬做的好而费祎是蜀汉灭亡的肇始者的评价。 诸葛亮去世后,第一件事就是杨仪杀魏延事件。这件事虽然给魏延扣了个“降魏”的罪名,但这实际上是当时蜀汉政权中的执政权之争,是以魏延为代表的群体(这个群体到底是谁很不好说)和当时以杨仪为代表的丞相幕府派之间的争斗,在这个争斗中蒋琬、费祎,包括姜维统统站在杨仪一边,而当时最重要的刘禅的态度却是很微妙的。直到北伐大军回师完成后,刘禅以诛魏延三族的举动表明了对于诸葛亮政治遗命的认可,但刘禅的这个决定是在丞相幕府派的强烈要求下“捏着鼻子”认的。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实际是刘禅收回君权的一次尝试,不过因为君相之间实力的强弱,让刘禅选择了继续忍耐。紧跟着,蒋琬就以杨仪“谤政”为由将其踢出了执政团队,继而允许民间对魏延祭祀表明了事件的真伪,也安抚了相关群体,从而建立起以蒋琬为主,董允、费祎为辅的“后诸葛亮时代”的执政团队。 政治权力的大小从来不是语言或者文字能够赋予的,都是斗争出来的。诸葛亮用君臣一体的理论,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将君权相权统一在自己手中,那么新的执政团队怎么样呢?在这一点上,蒋琬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手段的。 第一、伐魏的旗帜(光复汉室)不能倒。蒋琬提出了“东征”战略,即攻取上庸(今陕西安康)等东三郡地区威胁荆襄,然后率领大军从汉中回师屯驻涪城(今四川绵阳)。可直到蒋琬死,东征大军就没出动过,那么蒋琬在干什么?用实力压制住刘禅回收君权的野心。 第二、从执政团队上层保证了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的延续。蒋琬执政团队延续了诸葛亮的“君臣一体”的执政理论,其团队组成是蒋琬主政领军,董允监督刘禅,因为蒋琬和董允的原则性都很强,所以就由费祎居间调和,软化君相矛盾,协调君相利益。 蒋琬团队从上层保证了诸葛亮建立的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的延续,主要就体现在董允对刘禅的监督和对黄皓的压制上。黄皓其实就是刘禅个人欲望的外在表现,他实际上就是君权自私方面的化身。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前汉……后汉…….”把君权在“家国一体”中的公、私两个方面都说的非常清楚了。而对于君权自私方面的危害性,“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蒋琬团队是有着来自于诸葛亮传承下来的观念认知的,对君权的提防是非常警惕的。 第三、以伐魏战争准备保证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继续执行。蒋琬驻扎涪城负责筹备东征及兼顾各方,王平领衔汉中防务,姜维出任凉州刺史开始独立领军承担陇西方向的攻防。整个蜀汉国防体系虽进行了调整,但继续贯彻“为伐魏而进行战争准备”这个执政总方针不变,确保了经济利益继续服务于国家战略这个大方向,使蜀汉各社会阶层继续通过这个体系受益。 蒋琬的东征不仅仅是基于政治考虑,也是有着现实的可行性的。蜀汉大军从汉中沿汉水东下作战,是存在着“易进不易退”的重大战术缺陷的。关于这个问题,蒋琬是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木牛流马”中“流马”。诸葛亮的“流马”是什么?说法太多且无定论,我猜测:“流马”就是某种具备助力装置的船只。“流”是指是水上工具,“马”是形容这种水上工具像马一样迅捷、灵活。正是有了“流马”这个工具的保证,才使蒋琬东征具备可行性,也才能说服刘禅不得不采纳东征战略,从而为蒋琬回师涪城提供了依据。 蒋琬时期最大的事件就是“兴势之战”,这一战的影响非常深远,只不过影响的不是蒋琬,而是费祎。 公元244年发生的兴势之战,是蜀汉针对曹魏的进攻所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防守反击。这次战役之中,以汉中守军为先,利用地理优势主动开展阻击作战,其后来自于涪城(蒋琬已生病)的大本营各部和由费祎率领的成都军马赶到,继续追击、侧击曹魏军队,造成曹魏损失惨重,而费祎也因此战被封侯。 公元246年,董允、蒋琬先后去世,蜀汉迎来了第三任执政费祎。 费祎的执政团队继续按照“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模式打造,他的搭档是大名士许靖的侄外孙陈祗,形成的是费祎主政在外,陈祗在内协调监督君主。 兴势之战的胜利使费祎认识到蜀汉依托地理条件进行防御作战的巨大优势,这也促使费祎对蜀汉的国防思路进行了重大改变:“吾等不如丞相亦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莫寄希望于成败一举。若不如志,悔之不及”。费祎的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当时魏蜀吴鼎足之势已经较为稳固,彼此之间快速消灭对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基础上,针对蜀国的山川地理特点---易守难出的格局和蜀国地狭人少的经济基础而作出的一个现实性很强的决策。这个决策对于国小民寡的蜀汉如果只从国力、军力、经济能力的角度考虑,是较为合适的,但这个决策对于蜀汉由诸葛亮建立起的政治制度是有致命性危害的。 诸葛亮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君相合一的政治制度所建立的法理性依据就是“从权”---即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但费祎的政治决策恰恰表明蜀汉所处的“特殊情况”消失了,那么按照儒家的纲常,凭什么君权(刘禅)要受到相权(费祎)的压制和限制呢?既然蜀汉是刘家的,就该由刘家人来掌握和管理,那么陈祗在内曲意逢迎后主刘禅的各种要求也就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费祎的决策实际上是向刘禅“奉还大政”,蜀汉由此进入了正常状态的君相政治体制,君权的扩张与膨胀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了。虽然费祎本人的协调能力是很强的,对于君权、执政阶层、地方豪强以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还能够平衡,但这个头一开就不可挽回了,或许费祎凭借优秀的个人能力还能掌控,那么费祎不在了呢? 费祎“保境安民”的政治决策对蜀汉政权更为致命的危害是放弃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旗帜。那么紧紧围绕在这个旗帜周围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各项配置也就统统遭到了废止,这就涉及到官员的评价体系和选拔体制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分配体系的变化,军事战争组织体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为刘禅的君权扩张提供了便利,使蜀汉的政治生态出现恶化,奢腐丛生的种子也就此种下。 同时,放弃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旗帜,又因为蜀汉的地理优势,“躺平”的懈怠感也是随着“保境安民”政策的实施,一步一步的沁入蜀汉各阶层的骨头里了,这带来的就是“经济利益全民共享”的经济分配体制的被破坏和抛弃,这就使基层普通百姓首先被排除了出去,从而导致普通百姓开始遭到来自各个权力阶层的压榨,“民有菜色”不远矣!而当随军转运、后勤补给等等都成为了生意之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争夺也开始日趋激烈起来,整个蜀汉社会的运转也开始随着权力博弈和规则制定而分化开来了,“政以贿成”就日益变得理所当然了。 姜维,在这个时期,因他与费祎的战略观念上的差异,实际上从其出身的“丞相幕府”派脱离了,投入到了刘禅的君权一系。姜维终其一生都是忠诚于刘禅的,因为在这个时期的蜀汉,只有刘禅能够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平台。但姜维最终也只是一个统兵作战的军事将领,他对蜀汉政权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费祎执政时期的蜀汉就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下,慢慢的向“死于安乐”稳步前进。 费祎于公元253年遇刺身亡,这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案。 关于费祎遇刺案,很多说法都是姜维“阴养死士”造成的。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更倾向于这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即郭修(也作郭脩)刺杀费祎是一个独立的行刺行为,并不是带有很强政治目的政治刺杀案件。为什么这么判断?因为从蜀汉的政治伦理来看,无论是刘禅还是姜维,都不是会对费祎死亡的积极追求者,这也是来自对诸葛亮所构建的蜀汉政权的政治底线的信任。但从费祎的意外去世这件事来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后主刘禅! 费祎是诸葛亮蜀汉体系的最后一个人,当他的去世,束缚在刘禅身上的所有“封印”都被揭开了,蜀汉的政治完全回到了以刘禅(君权)为中心的格局中了。 刘禅终于亲政了,他的亲政依然是“委任式”的。蜀汉的第四任执政是陈祗,而不是常说的“蜀汉四相”中的董允。陈祗+黄皓+姜维,一主政一主内一主军,但他们三人的背后站的都是后主刘禅。虽然刘禅亲政了,但他依然要面对一个庞大的政治对手,那就是“荆州小团体”。“荆州小团体”就是以诸葛瞻为代表人物,集结了董厥、胡济和樊建等人,这个小团体实际是“丞相幕府派”的延续,但“圈子性”越来越强。在陈祗执政期间,陈祗支持姜维北伐,这不过是刘禅在扩张君权,打压和应对“荆州小团体”还残存的相权的政治手段而已。陈祗在死后能够获得“忠侯”的谥号,就是因为他是为刘禅(君权)冲锋陷阵的。而姜维的北伐,虽然他还怀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但他的北伐往往成为了蜀汉政治斗争在军事领域的延续,比之诸葛亮的北伐对蜀汉起到的凝心聚力的作用是相差甚远的。姜维的个人际遇与后世的岳飞颇有些相似。 到这里就要看一下刘禅亲政后在蜀汉各个方向上的布局:成都是蜀汉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刘禅+陈祗+黄皓在主持,对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做到了全面的把控;西北方向,姜维在武都是西接氐羌,北连曹魏;东边的江州,由阎宇(他或与前巴西太守阎芝有关系)主持,这里是东通孙吴,南下夜郎交趾的交通枢纽;南边南中地区由霍弋主持,这里是通过身毒道交通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大秦)的起点和必经之路。姜维、阎宇、霍弋都是刘禅这一系的人员。再把纺织品贸易纳入到这个政治布局中就可以看出,刘禅通过控制生产端和贸易通道,已经把纺织品的利润纳入自己的掌控了。而蜀汉纺织品外销的利润可是蜀汉立国的最大财源和经济基础。从汉中到涪城及其以东地区的这一区域,就是“荆州小团体”的基本盘,也是传统的农业区。这里北有秦岭,东北有大巴山的崇山峻岭的阻隔,南、西、东南三个方向又被刘禅的势力围堵住了,使“荆州小团体”在纺织品贸易中被隔离开了,其经济来源也就越来越趋向于汉中+川北地区的土地经济了。那么“荆州小团体”对土地经济的需求也加剧了他们和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冲突。这也是后世论述蜀汉灭亡重要原因。但这是因为刘禅亲政后为了进一步解除相权的威胁,通过削弱“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基础,刻意制造“荆州小团体”与蜀地豪强地主的矛盾。 现在再回头看诸葛亮的治蜀之策:以工商立国,尽量减少对蜀地豪强的土地经济的侵占和掠夺;通过工商贸易,把蜀地豪强阶层及其附属民众与执政集团捆绑在一起。这治国理政的能力比肩于管仲,陈寿没说错吧? 而“荆州小团体”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窘迫也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愿意对阴平小道的驻军进行裁撤,从而导致邓艾偷渡成功的发生。 关于“荆州小团体”,再说两个事情:第一,胡济段谷之战失誓不至而受惩处甚微。公元256年姜维北伐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汇合,结果胡济没来,姜维惨败。事后虽对胡济有所贬抑,但因其属于“荆州小团体”成员,故在诸葛瞻执政后的景耀二年(259年)还被迁升为右骠骑将军。这就是政治“小圈子”的典型特征:只论亲疏,不问是非;第二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话,这侧面反映出政治“小圈子”中人员选拔的封闭性。 廖化,一则他是荆州人氏,二则他也是出身于丞相幕府,这表明他在蜀汉政权中是属于“荆州小团体”中的一员。景耀三年,廖化曾邀约另一老将宗预一起去拜访刚执政的诸葛瞻,但被宗预拒绝。那么廖化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出来奔走呢?无非是为子侄部曲罢了。 在《汉晋春秋》中记录了廖化在景耀五年(262年)对姜维的评价:““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力?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这个时候,陈祗已经去世了,蜀汉已经是完全君权制了,而刘禅懒政,尽管委政于诸葛瞻,但财权人权均被刘禅掌控,所以黄皓的专摄擅权才具备现实性。廖化的这番话,表明这第一是政治表态,即对“荆州小团体”所持的保境安民政策的支持;第二是对姜维不断北伐造成了“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和人员实力被削弱的反对。 蜀汉到诸葛瞻时期,实际上是因为君权的膨胀,作为立国财源的纺织品利润完全被刘禅掌控并且不再拿出来用于蜀汉的“国事”,致使蜀汉财源匮乏,诸葛瞻只能以侵占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土地经济的办法来饮鸩止渴;再加之姜维北伐的物资和人员的损耗,使蜀地社会矛盾更加的尖锐。这也是为什么诸葛瞻要说“内不能除黄皓,外不能制姜维”的真正原因。 尽管蜀汉执政团队内部存在彼此矛盾和相互斗争,但在蜀汉最后灭亡之战中,还是让人看到蜀汉这群人来自于先辈的血性:汉中之战,傅佥(傅肜之子)战死;姜维回防剑阁,年迈的廖化、张翼赶赴战场参战;诸葛瞻父子与黄崇(黄权之子)、张遵(张苞之子)、李球(李恢之侄)在绵竹战死;刘禅投降,刘谌死节;二士争功,姜维死节。 所以说三国蜀汉从刘备开始,真的是一个不缺理想主义的地方。 通过梳理蜀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脉络的演变,所谓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之间的矛盾和争权夺利导致蜀汉灭亡,只是表象的认识和论述,掩盖了蜀汉政权中君权和相权的变化与斗争。至于刘禅,一个“富二代”的“崽卖爷田不心疼”,他虽然不缺乏政治头脑和经验手段,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说也罢。 最后就是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吗?以诸葛亮的思虑周全,会在这么大一件事上有缺漏吗?陈寿是什么官?欲盖弥彰!无非是蜀汉灭亡时的混乱给“化公为私”创造了条件。嘿嘿,读书人的事嘛,“窃书不算偷”!不过,相信蜀汉的历史记述早已置身在《三国志》中了。 “葛氏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未见其比”!!! 注:文章完全是对个人主观认识和思考的整理,纯个人观点,或对或错,聊博一笑。
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三)---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 写在前面的话:东汉三国的历史,拜《三国演义》的普及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段历史了,可以说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三国;而在三国历史中,也同样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蜀汉和诸葛亮。因为在《罗马史新解》中对蜀汉纺织品外销的思考,发现通过这个角度能够重新认识一下三国中蜀汉的历史。 公元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这是戎马倥偬大半生的刘备的高光时刻,也是他的事业的巅峰!然后是关羽的兵败荆州,尸首异处;接着就是刘备称帝,起兵伐吴,张飞横死;最后是火烧连营,夷陵惨败,白帝托孤。“先帝创业为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出师表》中的这段文字的确如实的反映了当时新建的蜀汉政权面临的危机,但诸葛亮用自己的雄才大略化解了这个危机。怎么化解的呢?简单说就是:对外重建三国均势,对内将整个蜀汉执政集团和蜀地各个阶层的利益进行捆绑。 诸葛亮,千古人臣第一人!但个人对诸葛亮的认识也是有过程的。原来看《三国志》,虽然能记得些内容,但总的来说还是看不明白,直到对“锦官城”和蜀汉纺织品外销的了解和深入思考后,发现在《诸葛亮传》中“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段话可以有另一个解释,那就是:这并不是诸葛亮当时在荆州的自我评价,而是陈寿(后人)根据诸葛亮的事迹作出的评价,只是把它写在了《诸葛亮传》的前面,这是用了一个假托的叙事手法,并且借用了徐庶、崔州平等人的名字来作侧证——这个套路其实很平常,就是自己说假话,然后让自己的死党或者借用死党的名义来为假话背书。 那么问题来了,凭什么把诸葛亮与管仲、乐毅相比呢?如果说诸葛亮为蜀汉的延续鞠躬尽瘁与乐毅扶弱燕败强齐的事迹在精神上相类似的话,那么凭什么比肩管仲呢?管仲可是能被称为“子”的人。他的“官山海”(盐铁专卖)等经济管理政策使齐国率先富强并首霸于春秋,甚至管仲本人还被“风俗业”奉为祖师爷,可见他的政治经济水平之高和影响深远。而诸葛亮呢?再看蜀汉经济建设:劝农桑、兴水利虽是根本,蜀汉也在大力倡导和治理,但缓不济急,所以需要另辟财源;蜀盐是重要出产,蜀汉也设了制盐校尉以及专门的制盐队伍,但盐更多是维持财政稳定的硬通货和“压舱石”;那么就只有纺织品(蜀锦、蜀布)才是蜀汉得以富裕的源泉(今国疲民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做过生意的都知道:商品、市场和营销模式是商品销售能够盈利的三大组成。现在找到了蜀汉的致富密码——纺织品,那么后两者呢?市场,依靠魏、吴吗?不完全是。诸葛亮是一个有着“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在他的心里是有着一个广大的市场——“利尽南海”!这里的“南海”是一个涵盖中南半岛、东南亚岛屿、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大秦)等地的广大区域,这里庞大的人类族群——城、邦、国都是蜀汉纺织品的消费者,这是一个纯粹的卖方市场,这也是大秦商人秦论于公元226年到交趾来经商的原因。商品和市场都有了,营销模式呢?“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再结合诸葛亮的南征,那么就能够知道:蜀汉是生产端和总销售,南中及夜郎、交趾等地的大族、豪强、渠帅则是中间商和分包商。诸葛亮南征只是为了理顺这个销售和分配体系,所以要“攻心为上”。而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陇西的诸多家族都反叛了曹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要在这个贸易利益链上分一杯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明了了蜀汉的经济基础后,那么蜀汉的上层建筑呢?个人通过梳理蜀汉政权的演变脉络,重新认识了曾经非常“熟悉”的三国蜀汉。 蜀汉简史:诸葛亮执政时期:221年至234年;蒋琬执政时期:234年至246年;费祎执政时期:246年至253年;陈祗执政时期:253年至258年;荆州系-诸葛瞻:258年至263年; 263年蜀汉灭亡。 诸葛亮是不是权臣?从刘禅的角度说,诸葛亮是权臣(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从诸葛亮的角度说,是君臣一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里就涉及到我国历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君权和相权。 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是来源于汉献帝已死亡的假消息,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继承“汉朝”皇帝。在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也是符合宗法制度的。可是当时蜀汉政权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刘备白帝托孤的政治遗嘱,使诸葛亮以相权代行君权具备了合法性。但这个代行权利是对君权有危害的,是违背了“君为臣纲”的儒家理论的,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诸葛亮对这个代行权利是在理论上给予了解决的,那就是:“从权”----即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就是诸葛亮以相权代行君权的理论依据和政治纲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理想和现实的完美结合,是诸葛亮为蜀汉执政集团规划的政治理论和树立的政治旗帜,这就使得北伐事业成为了蜀汉执政集团最大的政治正确,为解决君权相权矛盾提供了法理性依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蜀汉的灭亡恰恰是对这个理论和旗帜的放弃,所以我说蜀汉之亡,实肇始于费祎。 再有,诸葛亮对蜀汉的“从权”状态是设置了时间表的,就是:还于旧都!也就是说,当政权回到中原旧都时,蜀汉的特殊情况才视为被消除了,君相一体的“从权”型的执政模式才会回复到君为臣纲的正常状态。 所以诸葛亮高举北伐的旗帜,是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含义的。 其次,诸葛亮通过北伐在经济上建立起了一种“全民共享”的经济体制,即前面说的与全部群体的利益捆绑。 “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这句话很有嚼头啊! 蜀汉是在四川盆地建立的政权,对于当时生产能力发达的中原地区是典型的“人少地偏”之处。这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地域也比较小,那么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使蜀汉具备可以持续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呢?当时曹魏是大搞屯田制(类农奴制),孙吴是大庄园奴隶制(所以需要不断的掠夺人口)这样的土地经济,而诸葛亮是以“兴工促商”的思路使蜀汉走上的是不同于魏、吴的发展道路,这也是陈寿将诸葛亮比肩于管仲的事实基础。 诸葛亮的历次北伐,或有战场失败或有转运不济,但物资生产却未见匮乏,甚至在工具、武器生产方面还在不断创新:木牛流马、诸葛连弩、蒲元识水等,而且质量也属上乘,所以陈寿言:“工械技巧,物究其极”。 蜀汉的这些工业品创新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来自于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这也是诸葛亮时期蜀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其具体做法就是:蜀汉执政阶层(诸葛亮+刘禅)将纺织品的利润拿出来的,通过北伐这件事将蜀地各个阶层与民众捆绑在一起,同时用法律规定了这个利润分配的各自比例,保证了相对公平;而蜀地的大族豪强和百姓通过生产、经商、征战、转运等各种“社会接口”都参与进来,都能够分享这个利益,从而促成“诸葛治蜀有遗爱”的形成。 第三是通过官员选拔的广泛性保证了执政基础的稳定性。在诸葛亮的执政时期,其执政阶层不仅仅是荆州派,还有东州派的李严、李丰,蜀地本地派的张裔、马忠、杨戏等人。这些政治派别或许权力有大小,但大致公平这一点就连陈寿也不否认。当然这也和蜀汉当地没有像中原或江东那样的超大门阀家族有关。 诸葛亮时期的蜀汉政治经济就说到这,然后谈谈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认识。 后世对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质疑更多是对“军事才能”的这个概念的解释不同而造成的。个人原来在看《朱可夫回忆录》时,对里面的各种战役地图、兵力配置、兵力运动路线等等看的热血沸腾;而后来再看艾森豪威尔的二战回忆录---《远征欧陆》,发现里面根本就没什么排兵布阵、奇谋妙计,就是讲的他怎么和罗斯福搞关系、和马歇尔搞关系、和丘吉尔搞关系,怎么协调巴顿、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的关系;然后就是站在陆军的角度和海空军争资源、站在欧洲战场角度和麦克阿瑟、尼米兹争资源;对著名的卡赛林山口之战、西西里登陆、诺曼底登陆基本上没怎么描写,却对弹药、油料、粮食等后勤物资的数据进行罗列;他对欧洲气候变化的担心甚至超过了对隆美尔和“大西洋壁垒”的担心。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同为二战名帅,他们的军事才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吧。 其实陈寿在《三国志》里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是因为陈寿是要“恰饭”的,所以不得不“鸡蛋里挑骨头”,通过贬低诸葛亮来变相吹捧司马懿。但后世历朝历代对这个问题可看的清楚,武庙十哲无可争议。按我的认识,把一个政治家放在军事领域评价是对他的贬低。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通过用纺织品贸易“利诱”陇西的大族豪强,为北伐作战做好了铺垫和准备,使蜀汉与曹魏在这一地区的人心向背上至少是“五五开”,这就是“人和”;当时孟达反叛于上庸,赵云出箕谷佯动牵制了关中的曹真,蜀汉发起陇西作战就极具突然性,这就是“天时”;陇西地处曹魏的西部边陲,与曹魏核心区距离遥远,控制的力度也相对薄弱,而这里和汉中接近,蜀汉部队运动和后勤转运也相对方便,这就是“地利”。通过以上种种运筹,诸葛亮对北伐早就打好了“腹稿”,那么他还会去选择有进无退、孤注一掷式的“子午谷奇谋”吗?再有,诸葛亮对陇西地区不仅仅着眼于攻占地盘,而是要在陇西大族豪强的配合下,在剿灭曹魏的军事存在后,迅速挖掘和动员陇西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就像南征南中一样能够“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从而继续把战火烧到关中平原去;若假以时日,让诸葛亮发挥出“抚戎为长”的强项,或临以兵威,或贪于财货,必然将氐羌等少数民族绑上蜀汉的战车,再现韩遂、马超当年快马长枪的盛况。 假设蜀汉在陇西站住脚,以此作为军事前进基地和商贸集散中心,远交近攻:河套地区的南匈奴、燕北的鲜卑、辽东公孙氏再加上孙吴,“五路伐魏”的局面也未可知。 街亭之战,马谡不敌张郃,尚可原谅,但他一战之后就弃军而逃就是不可饶恕的。因为陇西之战不仅仅是军事战,更是政治战,是人心争夺战(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这既是诸葛亮让马谡统军的原因,也是马谡逃亡的理由。街亭一战而败,未能封闭住曹魏援军出陇山的西进通道,使陇西的曹魏支持势力看到了希望,更严重的是让本来处于动摇状态的陇西各个势力,认识到蜀汉没有占据陇西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那么在身家性命和财源利益上也就不难选择了。没有了陇西势力的配合,诸葛亮也只能退军。而街亭之战中唯一受赏的是王平,就是因为他的作为符合诸葛亮的要求。可惜的是王平是賨人,这个因素使此时的他不能够担任主将。至于后来王平能出任汉中主将,那是因为他在魏延事件中站队正确的缘故。 第一次北伐的确可惜了,但打战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败了就认,止损兜底能够兜住了,这就是本事。只要兵源钱粮军器能够保证,再来就是了,胜利迟早会来。再看在后来的卤城之战中,蜀军“上下同欲”表现出的战斗力表明这只军队是越打越强的,从“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来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会差吗?无非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罢了。而通过第六次北伐时的武功水之战来看,诸葛亮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吗? 诸葛亮的去世,使蜀汉政权再一次面临危机,但这一次,蒋琬不愧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说老实话,个人是不喜欢蒋琬的沉闷而更喜欢费祎的文采飞扬、名士风度,但这不影响我认为在蜀汉政权中,蒋琬做的好而费祎是蜀汉灭亡的肇始者的评价。 诸葛亮去世后,第一件事就是杨仪杀魏延事件。这件事虽然给魏延扣了个“降魏”的罪名,但这实际上是当时蜀汉政权中的执政权之争,是以魏延为代表的群体(这个群体到底是谁很不好说)和当时以杨仪为代表的丞相幕府派之间的争斗,在这个争斗中蒋琬、费祎,包括姜维统统站在杨仪一边,而当时最重要的刘禅的态度却是很微妙的。直到北伐大军回师完成后,刘禅以诛魏延三族的举动表明了对于诸葛亮政治遗命的认可,但刘禅的这个决定是在丞相幕府派的强烈要求下“捏着鼻子”认的。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实际是刘禅收回君权的一次尝试,不过因为君相之间实力的强弱,让刘禅选择了继续忍耐。紧跟着,蒋琬就以杨仪“谤政”为由将其踢出了执政团队,继而允许民间对魏延祭祀表明了事件的真伪,也安抚了相关群体,从而建立起以蒋琬为主,董允、费祎为辅的“后诸葛亮时代”的执政团队。 政治权力的大小从来不是语言或者文字能够赋予的,都是斗争出来的。诸葛亮用君臣一体的理论,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将君权相权统一在自己手中,那么新的执政团队怎么样呢?在这一点上,蒋琬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手段的。 第一、伐魏的旗帜(光复汉室)不能倒。蒋琬提出了“东征”战略,即攻取上庸(今陕西安康)等东三郡地区威胁荆襄,然后率领大军从汉中回师屯驻涪城(今四川绵阳)。可直到蒋琬死,东征大军就没出动过,那么蒋琬在干什么?用实力压制住刘禅回收君权的野心。 第二、从执政团队上层保证了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的延续。蒋琬执政团队延续了诸葛亮的“君臣一体”的执政理论,其团队组成是蒋琬主政领军,董允监督刘禅,因为蒋琬和董允的原则性都很强,所以就由费祎居间调和,软化君相矛盾,协调君相利益。 蒋琬团队从上层保证了诸葛亮建立的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的延续,主要就体现在董允对刘禅的监督和对黄皓的压制上。黄皓其实就是刘禅个人欲望的外在表现,他实际上就是君权自私方面的化身。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前汉……后汉…….”把君权在“家国一体”中的公、私两个方面都说的非常清楚了。而对于君权自私方面的危害性,“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蒋琬团队是有着来自于诸葛亮传承下来的观念认知的,对君权的提防是非常警惕的。 第三、以伐魏战争准备保证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继续执行。蒋琬驻扎涪城负责筹备东征及兼顾各方,王平领衔汉中防务,姜维出任凉州刺史开始独立领军承担陇西方向的攻防。整个蜀汉国防体系虽进行了调整,但继续贯彻“为伐魏而进行战争准备”这个执政总方针不变,确保了经济利益继续服务于国家战略这个大方向,使蜀汉各社会阶层继续通过这个体系受益。 蒋琬的东征不仅仅是基于政治考虑,也是有着现实的可行性的。蜀汉大军从汉中沿汉水东下作战,是存在着“易进不易退”的重大战术缺陷的。关于这个问题,蒋琬是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木牛流马”中“流马”。诸葛亮的“流马”是什么?说法太多且无定论,我猜测:“流马”就是某种具备助力装置的船只。“流”是指是水上工具,“马”是形容这种水上工具像马一样迅捷、灵活。正是有了“流马”这个工具的保证,才使蒋琬东征具备可行性,也才能说服刘禅不得不采纳东征战略,从而为蒋琬回师涪城提供了依据。 蒋琬时期最大的事件就是“兴势之战”,这一战的影响非常深远,只不过影响的不是蒋琬,而是费祎。 公元244年发生的兴势之战,是蜀汉针对曹魏的进攻所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防守反击。这次战役之中,以汉中守军为先,利用地理优势主动开展阻击作战,其后来自于涪城(蒋琬已生病)的大本营各部和由费祎率领的成都军马赶到,继续追击、侧击曹魏军队,造成曹魏损失惨重,而费祎也因此战被封侯。 公元246年,董允、蒋琬先后去世,蜀汉迎来了第三任执政费祎。 费祎的执政团队继续按照“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模式打造,他的搭档是大名士许靖的侄外孙陈祗,形成的是费祎主政在外,陈祗在内协调监督君主。 兴势之战的胜利使费祎认识到蜀汉依托地理条件进行防御作战的巨大优势,这也促使费祎对蜀汉的国防思路进行了重大改变:“吾等不如丞相亦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莫寄希望于成败一举。若不如志,悔之不及”。费祎的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当时魏蜀吴鼎足之势已经较为稳固,彼此之间快速消灭对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基础上,针对蜀国的山川地理特点---易守难出的格局和蜀国地狭人少的经济基础而作出的一个现实性很强的决策。这个决策对于国小民寡的蜀汉如果只从国力、军力、经济能力的角度考虑,是较为合适的,但这个决策对于蜀汉由诸葛亮建立起的政治制度是有致命性危害的。 诸葛亮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君相合一的政治制度所建立的法理性依据就是“从权”---即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但费祎的政治决策恰恰表明蜀汉所处的“特殊情况”消失了,那么按照儒家的纲常,凭什么君权(刘禅)要受到相权(费祎)的压制和限制呢?既然蜀汉是刘家的,就该由刘家人来掌握和管理,那么陈祗在内曲意逢迎后主刘禅的各种要求也就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费祎的决策实际上是向刘禅“奉还大政”,蜀汉由此进入了正常状态的君相政治体制,君权的扩张与膨胀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了。虽然费祎本人的协调能力是很强的,对于君权、执政阶层、地方豪强以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还能够平衡,但这个头一开就不可挽回了,或许费祎凭借优秀的个人能力还能掌控,那么费祎不在了呢? 费祎“保境安民”的政治决策对蜀汉政权更为致命的危害是放弃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旗帜。那么紧紧围绕在这个旗帜周围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各项配置也就统统遭到了废止,这就涉及到官员的评价体系和选拔体制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分配体系的变化,军事战争组织体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为刘禅的君权扩张提供了便利,使蜀汉的政治生态出现恶化,奢腐丛生的种子也就此种下。 同时,放弃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旗帜,又因为蜀汉的地理优势,“躺平”的懈怠感也是随着“保境安民”政策的实施,一步一步的沁入蜀汉各阶层的骨头里了,这带来的就是“经济利益全民共享”的经济分配体制的被破坏和抛弃,这就使基层普通百姓首先被排除了出去,从而导致普通百姓开始遭到来自各个权力阶层的压榨,“民有菜色”不远矣!而当随军转运、后勤补给等等都成为了生意之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争夺也开始日趋激烈起来,整个蜀汉社会的运转也开始随着权力博弈和规则制定而分化开来了,“政以贿成”就日益变得理所当然了。 姜维,在这个时期,因他与费祎的战略观念上的差异,实际上从其出身的“丞相幕府”派脱离了,投入到了刘禅的君权一系。姜维终其一生都是忠诚于刘禅的,因为在这个时期的蜀汉,只有刘禅能够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平台。但姜维最终也只是一个统兵作战的军事将领,他对蜀汉政权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费祎执政时期的蜀汉就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下,慢慢的向“死于安乐”稳步前进。 费祎于公元253年遇刺身亡,这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案。 关于费祎遇刺案,很多说法都是姜维“阴养死士”造成的。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更倾向于这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即郭修(也作郭脩)刺杀费祎是一个独立的行刺行为,并不是带有很强政治目的政治刺杀案件。为什么这么判断?因为从蜀汉的政治伦理来看,无论是刘禅还是姜维,都不是会对费祎死亡的积极追求者,这也是来自对诸葛亮所构建的蜀汉政权的政治底线的信任。但从费祎的意外去世这件事来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后主刘禅! 费祎是诸葛亮蜀汉体系的最后一个人,当他的去世,束缚在刘禅身上的所有“封印”都被揭开了,蜀汉的政治完全回到了以刘禅(君权)为中心的格局中了。 刘禅终于亲政了,他的亲政依然是“委任式”的。蜀汉的第四任执政是陈祗,而不是常说的“蜀汉四相”中的董允。陈祗+黄皓+姜维,一主政一主内一主军,但他们三人的背后站的都是后主刘禅。虽然刘禅亲政了,但他依然要面对一个庞大的政治对手,那就是“荆州小团体”。“荆州小团体”就是以诸葛瞻为代表人物,集结了董厥、胡济和樊建等人,这个小团体实际是“丞相幕府派”的延续,但“圈子性”越来越强。在陈祗执政期间,陈祗支持姜维北伐,这不过是刘禅在扩张君权,打压和应对“荆州小团体”还残存的相权的政治手段而已。陈祗在死后能够获得“忠侯”的谥号,就是因为他是为刘禅(君权)冲锋陷阵的。而姜维的北伐,虽然他还怀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但他的北伐往往成为了蜀汉政治斗争在军事领域的延续,比之诸葛亮的北伐对蜀汉起到的凝心聚力的作用是相差甚远的。姜维的个人际遇与后世的岳飞颇有些相似。 到这里就要看一下刘禅亲政后在蜀汉各个方向上的布局:成都是蜀汉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刘禅+陈祗+黄皓在主持,对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做到了全面的把控;西北方向,姜维在武都是西接氐羌,北连曹魏;东边的江州,由阎宇(他或与前巴西太守阎芝有关系)主持,这里是东通孙吴,南下夜郎交趾的交通枢纽;南边南中地区由霍弋主持,这里是通过身毒道交通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大秦)的起点和必经之路。姜维、阎宇、霍弋都是刘禅这一系的人员。再把纺织品贸易纳入到这个政治布局中就可以看出,刘禅通过控制生产端和贸易通道,已经把纺织品的利润纳入自己的掌控了。而蜀汉纺织品外销的利润可是蜀汉立国的最大财源和经济基础。从汉中到涪城及其以东地区的这一区域,就是“荆州小团体”的基本盘,也是传统的农业区。这里北有秦岭,东北有大巴山的崇山峻岭的阻隔,南、西、东南三个方向又被刘禅的势力围堵住了,使“荆州小团体”在纺织品贸易中被隔离开了,其经济来源也就越来越趋向于汉中+川北地区的土地经济了。那么“荆州小团体”对土地经济的需求也加剧了他们和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冲突。这也是后世论述蜀汉灭亡重要原因。但这是因为刘禅亲政后为了进一步解除相权的威胁,通过削弱“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基础,刻意制造“荆州小团体”与蜀地豪强地主的矛盾。 现在再回头看诸葛亮的治蜀之策:以工商立国,尽量减少对蜀地豪强的土地经济的侵占和掠夺;通过工商贸易,把蜀地豪强阶层及其附属民众与执政集团捆绑在一起。这治国理政的能力比肩于管仲,陈寿没说错吧? 而“荆州小团体”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窘迫也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愿意对阴平小道的驻军进行裁撤,从而导致邓艾偷渡成功的发生。 关于“荆州小团体”,再说两个事情:第一,胡济段谷之战失誓不至而受惩处甚微。公元256年姜维北伐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汇合,结果胡济没来,姜维惨败。事后虽对胡济有所贬抑,但因其属于“荆州小团体”成员,故在诸葛瞻执政后的景耀二年(259年)还被迁升为右骠骑将军。这就是政治“小圈子”的典型特征:只论亲疏,不问是非;第二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话,这侧面反映出政治“小圈子”中人员选拔的封闭性。 廖化,一则他是荆州人氏,二则他也是出身于丞相幕府,这表明他在蜀汉政权中是属于“荆州小团体”中的一员。景耀三年,廖化曾邀约另一老将宗预一起去拜访刚执政的诸葛瞻,但被宗预拒绝。那么廖化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出来奔走呢?无非是为子侄部曲罢了。 在《汉晋春秋》中记录了廖化在景耀五年(262年)对姜维的评价:““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力?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这个时候,陈祗已经去世了,蜀汉已经是完全君权制了,而刘禅懒政,尽管委政于诸葛瞻,但财权人权均被刘禅掌控,所以黄皓的专摄擅权才具备现实性。廖化的这番话,表明这第一是政治表态,即对“荆州小团体”所持的保境安民政策的支持;第二是对姜维不断北伐造成了“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和人员实力被削弱的反对。 蜀汉到诸葛瞻时期,实际上是因为君权的膨胀,作为立国财源的纺织品利润完全被刘禅掌控并且不再拿出来用于蜀汉的“国事”,致使蜀汉财源匮乏,诸葛瞻只能以侵占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土地经济的办法来饮鸩止渴;再加之姜维北伐的物资和人员的损耗,使蜀地社会矛盾更加的尖锐。这也是为什么诸葛瞻要说“内不能除黄皓,外不能制姜维”的真正原因。 尽管蜀汉执政团队内部存在彼此矛盾和相互斗争,但在蜀汉最后灭亡之战中,还是让人看到蜀汉这群人来自于先辈的血性:汉中之战,傅佥(傅肜之子)战死;姜维回防剑阁,年迈的廖化、张翼赶赴战场参战;诸葛瞻父子与黄崇(黄权之子)、张遵(张苞之子)、李球(李恢之侄)在绵竹战死;刘禅投降,刘谌死节;二士争功,姜维死节。 所以说三国蜀汉从刘备开始,真的是一个不缺理想主义的地方。 通过梳理蜀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脉络的演变,所谓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之间的矛盾和争权夺利导致蜀汉灭亡,只是表象的认识和论述,掩盖了蜀汉政权中君权和相权的变化与斗争。至于刘禅,一个“富二代”的“崽卖爷田不心疼”,他虽然不缺乏政治头脑和经验手段,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说也罢。 最后就是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吗?以诸葛亮的思虑周全,会在这么大一件事上有缺漏吗?陈寿是什么官?欲盖弥彰!无非是蜀汉灭亡时的混乱给“化公为私”创造了条件。嘿嘿,读书人的事嘛,“窃书不算偷”!不过,相信蜀汉的历史记述早已置身在《三国志》中了。 “葛氏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未见其比”!!! 注:文章完全是对个人主观认识和思考的整理,纯个人观点,或对或错,聊博一笑。
果然是写小黄书的! 陈丛,陈旧,都有床,果然是写小黄书出身的,发车也是草蛇灰线!
怎么解释?
为什么建立罗马帝国的是屋大维而不是凯撒? 现行的罗马史的叙事结构是:古罗马—西罗马—东罗马。为什么不是:古典罗马—共和罗马—帝制罗马呢? 难道作为开国大帝的屋大维没有资格占据一个“封面”吗? 因为这不是一个叙事结构的组织问题。总所周知,历史顺序的记录是绝对不能混乱的,这是涉及正统性的严肃的问题。所以现行罗马史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涉及真实性的问题:因为(东)罗马帝国的建立就是以君士坦丁堡政权的建立而形成的。现行所谓“西罗马史”是以“大秦人—罗马”和“东欧人—罗马”的历史为蓝本的意大利翻版。 现行的罗马史是意大利教廷和诺曼人共同编写的,其创作的本意是对抗(东)罗马帝国基督教会在宗教和世俗世界的宗主权和话语权,只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的覆灭,在西欧的日益崛起后而成为主流论述的。 而所谓“帝”,无非是对军阀头子的美化罢了。 罗马史新解一壹份关于罗马史创作的破案报告。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s%3A%2F%2Fzhuanlan.zhihu.com%2Fp%2F389857838&urlrefer=4cf37bffe2d634baac167974a18fb89e
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二)——“轮回”的轮回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8238675
个人梳理的犹太教形成的历史轨迹。天涯论坛:从《罗马史新解》出 个人梳理的犹太教形成的历史轨迹。 天涯论坛: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一) 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s%3A%2F%2Fbbs.tianya.cn%2Fm%2Fpost_share_weilun.jsp%3Fid%3D1962337%26item%3Dworldlook%26f%3Da&urlrefer=222b8ee4e3cbb47b3fdd701a8f63f11a 知乎: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一)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4173135
罗马史创作的脉络
罗马史创作的脉络
罗马史新解 ----壹份关于“罗马史”创作的破案报告 关于罗马史,我是读书的时候,因为喜欢军事才接触到的。当时家里有一套老版本的《世界通史》,所以就把这套书读过很多遍,也就对罗马史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简单的轮廓,大致是这样的:2018年4月我开始逛天涯论坛,最初从“悬浮质子”的“金字塔”帖子开始,接触到了西方历史造假的这个观点。先开始是好奇,后来觉得有几分道理,再到后来越发觉得在金字塔的问题上存在很多疑点,的确有前移的嫌疑。之后在阅读了《古文物作证: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古文明》这个帖子后,通过帖主对各种文物的呈现,各方面老师、大神们发表的见解、评论,网友们的讨论,我感觉到我的罗马史的观点发生变化了,对于古罗马史和西罗马史里的内容产生了很大的疑惑,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着像大家指出的是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乃至工业革命后,意大利教廷以中国历史为蓝本进行创作的嫌疑。而东罗马史因为有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相关记录,或许相对真实一些。至于意大利教廷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份历史,反倒容易理解:因为在东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意大利教廷出于与东方正教争夺基督教正统性的需要,对于自身的来源进行美化。这个时候我认识到意大利教廷曾经是东罗马帝国的一个地区,西部边疆地区,在东罗马帝国衰败特别是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逐步独立并脱离东罗马帝国,最终成为了意大利和西欧地区的宗教和世俗社会的领袖。那么他们不再以东罗马帝国的法统为自己的历史源流,创作一个“伟光正”和“高大上”的来源也就是顺理成章了,这就是后世的“西罗马史”。它的内容是一个“缝合怪”(指利用多种材料拼凑而成),是利用宗教的关系挂靠在东罗马历史上的,又通过“以实证虚”的方法来蒙蔽和欺骗世人的。至于古罗马史,那更是来源模糊,不可知了。随着对《古文物》帖子的学习,我日渐认知到: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古文明,其他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随着人类的自东向西的迁徙而扩散、传播开来逐步形成的。按照这个观点,那么罗马的东方源头在哪里呢?又是怎样的传播路线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许多大神对“大秦”的论述和争论。大秦是不是罗马?这似乎是文化和考古界的一个“公案”。持正史论者不管怎么论,都无法解答“大秦通中国”、“大秦水路通永昌”等来自《史记》、《后汉书》以及相关史料的记载;而持伪史论者又无法解答大秦、拂菻在史书记载中分别有印度、中亚、里海北部、南俄罗斯、东欧的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些地方的记录而出现的矛盾冲突。的确,按照地理特征,种族特征、物产特征和交通中国的记载,应该在印度东北地方、孟加拉湾一带的大秦和远在东欧以至意大利的罗马怎么能够联系起来的呢? 这里补充一下,在论述大秦在哪里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主要依据的“甘英海路里程”这个证据来论述,除去直接说是在意大利甚至美洲的说法,大秦在东方的说法归纳为三个地点:1、红海-阿拉伯半岛沿岸;2、波斯湾沿岸;3、孟加拉湾沿岸。这三个地点只有大秦在孟加拉湾沿岸符合与中国通的地理记录,这个地理通道就是著名的“身毒道”(现在是“史迪威公路”)。我个人认为大秦在印度东北地方、孟加拉湾沿岸的观点是正确的。 身毒道---史迪威公路示意图。(图片源自网络) 回到大秦与罗马的问题,我已经记不起是怎么由来的了,大秦-罗马这个名词在我的观念中出现了,并一直稳稳的在我的罗马史里面扎根了,但这个大秦-罗马是谁?在哪?有什么事迹?不知道。我记得当时是把罗姆苏丹国作为大秦-罗马,是中亚来的,甚至还将他当成了东罗马的宗主国,认为东罗马是和他处于一种邦联制,即所谓“共治”是其国家属性的代名词。这个错误的观念在我脑子里应该是呆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找到了“钥匙”。 2021年4月25日,某位“著名的作协前主席”在其微博上发布这么一段话:“这里需要补充几句:XX日记,。。。。。。但有一些小错误,如时间地名人名之类。我在译本中已进行了修订。。。。。。”。当我在看到这段话时,我是真正的目瞪口呆了一会的,因为这段话的逻辑实在是太强大了!只要是经常上网的人应该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国籍一换,评论过万”!好家伙!在这段话的逻辑下,我只能说我们太善良,我们还只是换了个国籍,人家可是时间、地点、人物全换!这句话给了我启发:大秦就是罗马,只是时间、地名、人名有一些“小”错误!!! 写文章的“六何要素”: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何果?在历史类文献中一般因为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在何因、何果这两个上面出现差异,甚至严重的对立,这并不鲜见;但完全把时、地、人都刻意错误掉,这还能叫“史”吗?我现在可以说:很不幸,我们见到的罗马史的确是这样的,不愧大家说的:西方历史就是“history-他的故事”。到这,有人难免会说,既然五个何都是错误的,那么凭什么“事”是真的?还要采信呢?完全虚构不行吗?我的回答是:修史或者说编史毕竟不是造谣,它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行为。一方面完全凭空捏造的谎言是很低级的,非常容易被揭穿,就像上面提到的XX日记一样;另一方面,编史也是受到政治现实的制约的,不是想怎么编就怎么编。这句话或许有人会觉得太晦涩,因为这个问题我在后面会说,在这里只提一点:基督教的东方正教还在! 基于上述的两点,我们有理由相信,相关的历史事件是有其真实的蓝本的,但经过层出不穷的改头换面、张冠李戴、鸠占鹊巢、借尸还魂、倒果为因等创作手法穿插于其中,形成了现在这样互相叠加,多层掩护的效果。那么对于我们而言,耐心的探究,去芜存真,找到它原始的面目,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了。在这里,我要化用一句侦查学的经验:站在警察的角度,所有的案件都是那么的匪夷所思;但对于罪犯而言,这一切又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现在就开始我的罗马史的第一章节:西罗马史。 汉尼拔远征。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一般是这样记录的:迦太基征伐罗马。汉尼拔出兵并携带有战象与驻扎在西班牙的驻军在法国登陆后,一同翻越阿尔卑斯山,在罗马北部击杀了罗马执政官,围困罗马城,抄掠罗马藩属,最后被罗马坚壁清野打败,败退回西班牙。后来迦太基被罗马海军登陆攻克,迦太基灭亡了。这一段历史曾是自己非常膜拜的军事奇迹,从没质疑过其中内容的合理性。随着个人“伪史”观的日益形成,这个事件中的疑点也就都显露出来了,其中最主要的疑点就是携带战象远征:北非有豢养战象和使用战象作战的能力吗?当然再参考当时的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水平,对这段历史事件的合理性越发感到怀疑。 所以当我拿到了“创作的钥匙”后,我发现这个事件可以这样来解读: 在一个国家的偏远地区出现了反叛,开始独立,那么这个以印度东北地区和孟加拉沿岸为核心区,以水路运输(近海岸线航行)连接起来的国家-就是大秦,决定派出军队平叛。平叛的军队携带战象(来源和战术出处都合理),沿着相对成熟稳定的西行航线(殖民航线),就像这样:加尔各答-斯里兰卡-科钦-孟买-卡拉奇-“忽鲁摩斯”(伊朗古地名,波斯湾最窄处,在此横渡)-马斯喀特(阿曼)-也门沿岸-直到红海最北端。大秦平叛军在红海北岸的亚喀巴湾登陆,没有走成熟稳定的红海西岸-开罗(当时是海港))-东地中海航线,在与当地驻军会合后,穿越了通往死海直到加利利湖这条路线的“南叙利亚河谷地区”(比翻越山脉容易,但更安全合理),出其不意的出现在耶路撒冷或者大马士革附近的东地中海沿岸平原区,击败了叛军的军事力量,但却遭到了当地政治实力派的“阳奉阴违”(不是坚壁清野)的反对。在平叛活动尚未完成的时候,国家的核心区却灭亡了,远征的大秦平叛军团回不去了,不得不选择“本土化”,于是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汉尼拔远征或许还有其他登陆地点的可能,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只需要知道这一事件将大秦(印度)和“罗马”连结起来了。至于北非的“迦太基”这个国家,其实是一个虚幻的倒影(后面来解释)。 在重新解读了汉尼拔远征这个历史事件后,我的西罗马史的基本观点也就呈现给大家了,就是:第一,意大利教廷创作的西罗马史就是以东罗马帝国的前朝或者前代史为蓝本,这个前朝史(前代史)就是大秦-罗马国家史。在这里要讲明确:大秦-罗马的命名是以它是大秦国罗马地区独立而来进行命名的,表示其历史来源。第二,大秦-罗马国的核心地区不在意大利或者西欧,它就在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东南地区和约旦的部分地区,至于它的核心城市是否也叫罗马,个人无法考证。关于大秦-罗马的这个地理位置在后面会专门陈述的。第三,就是整个西罗马史的时间轴是被整体前移了的,即它的时间设定因为政治和宗教的原因被有意的提前了,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它真正的来源,从而导致其中存在历史年代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相矛盾的问题。在文章中我会尝试重新标定真正的时间点,从而重建时间轴。 下面,开始讲述大秦-罗马的国家历史。在这里,请先模糊掉原有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以及因果关系,虽然没有了时间,但是相关历史事件还是有前后顺序的。 失去了母国的大秦平叛远征军和作为叛乱实体却又没有了军事实力的罗马地方政治经济实力派,这两个彼此对立的政治力量不得不在罗马这块土地上共同生存,双方迅速行动了起来,分别形成了“大秦人军事集团”和“罗马本土贵族”两大政治集团,开始了第一轮政治博弈:格拉古兄弟改革-马略军事改革-苏拉独裁。 格拉古兄弟改革是“罗马本土贵族”集团希望以经济手段制约大秦人军事能力的政治政策的延续,就是前面所说的“阳奉阴违"政策的更表象、更具体的体现。其倡导的以“罗马”国家的名义给与所有罗马人土地权的主张,实质就是希望以“罗马人”占多数的本土贵族集团通过占有最多的土地(可以虚注马甲,就是“拜登的选票”的翻版)继续维持其经济特权从而把持政治权利的政治目的,这与大秦人军事集团的武力战胜者的实力、需求以及身份都是严重不相符的,所以格拉古兄弟改革被杀的人头滚滚也就理所当然了。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内容,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原始氏族民主政治的痕迹,表明了当时在东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地区,其社会发展水平还处于原始部落联盟晚期与奴隶社会早期的这一历史阶段。同时,在格拉古兄弟改革中大家能否看到“王莽新政”的影子呢?(缝合怪的理由之一) 马略军事改革:第一,募兵制。这个制度虽然古老,但在我国是汉武帝对外征伐时期采用、推广并完善成熟的,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时间标记点。“大秦人军事集团”在罗马这个地方唯一的凭仗就是军队,随着远离母国征兵不具备可能性后,募兵就成了维持战斗力的唯一选择。我只是怀疑这个制度是怎么来的?第二,军队组织化。这个内容表明在大秦人军事集团来了之后,罗马的军队才开始进入组织化战斗的阶段,从侧面反映出在罗马地区当时的战争主流形式还是个人武勇制,所谓战斗还停留在大规模打群架的水平。这里留个伏笔,后面会提到。第三,提出“军功授田”的政治主张。所谓“军功授田”实质上就是要把掌握在罗马本土贵族手中的土地以及平叛所得的土地交到“大秦人军事集团”手中,从而满足该集团掌握武力后,进一步攫取经济权力,从而控制罗马的经济、政治权利的政治目的。这个政策因罗马本土贵族的反对和抵抗而暂时未能达成。马略军事改革非常像商鞅变法(缝合怪之一)。 苏拉独裁。苏拉独裁更像是马略改革的发展和延伸,因为马略改革的“柔性”导致“大秦人军事集团”在罗马地方的经济和政治目标没有完全达成,从而促使“大秦人军事集团”用更加直接,更加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完成。其核心内容:一是军功授田即设立军事殖民地,这是马略提出,但被苏拉彻底完成了的,直接占有经济控制权;二是军功授职-即直接任命元老、法官和官吏,这一条直接导致罗马本土贵族在中央级别的政治权利的失去;第三是设置地方总督,直接剥夺了罗马本土贵族在地方上的政治权利,为大秦军人成为罗马各个地方的政治新贵打开了道路(很像郡县制但又不设流官)。苏拉独裁,个人认为:至此,大秦-罗马作为一个国家才正式建立起来了。因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是通过暴力手段解决而建立起来的,这也奠定了大秦-罗马国家制度的暴力基因。苏拉独裁颇有几分始皇帝的影子(缝合怪之一)。 大秦-罗马国的建立是叛乱者和平叛者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进行相互博弈共同建立起来的国家,而这种博弈也随着国家的建立也越来越激烈和尖锐起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斯巴达克斯“大”起义,为什么要在大字上打引号,因为我曾经被它误导了。因为这个字,个人曾经认为斯巴达克斯“大”起义是一次!起义,但实际上,它是一系列的起义的总称,其实质是在“大秦人军事集团”直接动用暴力手段攫取经济和政治权利时,罗马本土贵族的不间断的反抗的汇总。前面在马略军事改革那里不是说留了个伏笔吗?现在来揭秘,就是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大秦-罗马地区,因为战争组织能力落后,导致个人武勇是当时军队中最重要的军事能力,特别是在军队缺乏组织化的情况,个人武勇往往是决定战斗胜败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决定性条件;同时要注意到,早期罗马的军队是单一兵种的,即只有格斗步兵,而没有弓箭、骑兵等兵种的。那么在这样的战争形式中被精心培养的以个人武勇为基础的格斗人员会是用武斗取悦于人的表演者“角斗士”吗?我们无法否定斯巴达克斯的最初来源极可能是奴隶,但就像后来的埃及马穆鲁克朝苏丹贝巴斯就曾经是来自中亚的奴隶一样,可见在当地文化传统中,来源是奴隶并不表明是贱籍。所以被贵族购买并精心培养的“奴隶角斗士”可能更接近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世家大族豢养的所谓“门客”、“保镖”等以武力为效力工具的“士”,那么由他所领导的“起义”仅仅是为了免受奴役吗? 再看斯巴达克斯起义的历史背景,正是大秦人军事集团以暴力手段攫取罗马地方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高峰时期,罗马本土贵族面临着土地失去、仕途被阻、经济日渐衰败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平民经济破产和奴隶失去庇护的社会现状,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有政治目的或者无政治目的的“乞活”行动,这些行动又被罗马本土贵族有意无意的推动和引导,成为了两大政治集团的新的矛盾冲突的体现。 那么斯巴达克斯起义是否是“玩脱”了呢?从事后结果来看,大秦人军事贵族集团和罗马本土贵族集团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罗马本土贵族集团在这次起义之后也完全丧失了独立的政治地位了,不得不依附于大秦人军事贵族集团了。然后我们来具体分析下这次起义的内容。首先这次起义涉及的地域范围是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大秦-罗马国境内,我们就从它最后失败地方开始反推吧。按照原来的记录,斯巴达克斯是在打到意大利北部没有穿越阿尔卑斯山(很不解)回家乡色雷斯,而是向南折返到达意大利南部准备借助西西里海盗的帮助,从海路回色雷斯。 那么东地中海沿岸的“阿尔卑斯山”是哪里?答案:现在土耳其境内的托罗斯山脉。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个贴纸游戏,就是将一张意大利地图和东地中海沿岸重叠,会得到什么印象?托罗斯山脉对应阿尔卑斯山,土耳其的阿达纳省类似都灵米兰地区,意大利罗马对应在安塔基亚、贝鲁特这一带而南方的红海北岸就和意大利南部塔兰托湾近似,而现在的埃及开罗地区就像意大利的“靴子”-西西里岛了。 东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模拟图(原图来源于网络,个人手绘) 当然,斯巴达克斯是不可能跑到红海边上去,那么他是准备在哪里坐船呢?船又从哪里来呢?按照东地中海沿岸与塔兰托湾比较相像的位置,大约就在现土耳其阿达纳省的南方海岸线,那么我们可以得出:斯巴达克斯的起义部队在罗马起事后向北冲过现在阿拉维山脉进入了现在的土耳其阿达纳省,即古代的奇里乞亚,在遭遇安纳托利亚高原南沿和西部的托罗斯山脉的阻挡后(即所谓的阿尔卑斯山,非不愿实不能),转而向西南方向,往现在土耳其梅尔辛市这一带的海岸行动,准备乘坐奇里乞亚海盗的船只,走水路穿过奇里乞亚与塞浦路斯之间的海域向西逃亡。在这里,一个新的线索出现了,奇里乞亚!这个地名把斯巴达克斯起义的后面出现的情况也都能解释清楚了。
陈平安问剑白玉京是为啥? 第一,气运截胡之事要了断。文中就有“武运,要不要是我的事,来不来是你的事”。道老大来小镇截胡这事是道家不地道,但他知道受恩之源,尽力报答之义,那是他个人懂道理,讲道理,按道理办事。那么道家你们呢? 第二、青冥天下,虽以力为尊,但还有善恶之别。那么善恶的标准在哪呢?阿良说得好:强者以弱者为边界!问剑道老二,那就是说:强者为界还是弱者为界?这是大是大非的事。 第三,陆沉与陈平安的账怎么算?还是要说标准问题。受其累、受其害、受其益、受其利,关键是标准在哪?
聊聊自己的观感。 书看到如今,就像楼主所说,快结尾了,但也到了一个高峰了,聊聊自己观感: 神道天庭,是一个固化很严重的世界,强者统治弱者,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就像书中范峻茂见到老剑条一样,只能正襟危坐,任老剑条惩罚还与有荣焉,完全不敢反抗。这就是所谓的“神性”吧! 那么什么是人性呢?是不甘心,不屈服,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混不吝”,是纵为蝼蚁也誓要登天而前赴后继的勇气,其实就是“一颗永不满足的心”!往好说是永无止境的进取心;往坏了说就是“贪婪”。 所以老杨才说三位是貔貅。 说到这,感觉所谓“末法时代”有点像著名的“历史周期律”:先辈创业维艰,继之以各种利益固化,最终后辈守业房倒楼塌。 怎么破?人性的“一”! 什么意思?上面说了:永不满足! 只有永不满足才会不断自我革新,自我革命,使利益固化不起来。 这好像就是马哲里“发展”的观点,所谓“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只有这样才不会停滞下来,固化了,死掉了,周期了! CPA的一路走来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是。就像陆沉演算了无数的可能,但CPA就靠着永远的不满足,从泥瓶巷一直走到剑气长城,还要走向四大天下,乃至更高更远。那个时候,是不是就会有很多人和神跟在他身后一起走呢?他不就是“天庭共主”了吗?
我觉得这一章通篇就那句“哥”最具神韵! 我觉得这一章通篇就那句“哥”最具神韵!
章节名:问剑接剑和递剑。为什么我觉得皮皮内被扎穿肚子是“接剑 章节名:问剑接剑和递剑。 为什么我觉得皮皮内被扎穿肚子是“接剑”呢?
晕了,这不是说皮皮的本命字是一个字:平安!嘛。 晕了,这不是说皮皮的本命字是一个字:平安!嘛。
精彩!刚看完最新一章,精彩的打斗局,技法与算计都描述的很精彩 精彩! 刚看完最新一章,精彩的打斗局,技法与算计都描述的很精彩。 皮皮是饵,五小可能也是饵,两边可都是总参级的饵啊!真想知道两边的持杆者是谁? 看到最后,笑了,但这个恐怕还是饵吧
眉如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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