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了一篇关于三国蜀汉的文章，所以对蜀汉的人物都进行了梳理，发现在蜀汉的人物中，居然有一个“三不明”的高级官员：蜀汉右大将军、永安都督阎宇。
阎宇的资料基本上就《
三国志
》、《华阳国志》中的寥寥几句话，这就造成了他“三不明”的形成：家世不明、功绩不明、结局不明。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里关于蜀汉纺织品销售中，被问到了一个问题：蜀汉谁在具体负责纺织品销售的工作？我当时就想到了阎宇，不过阎宇只是蜀汉纺织品贸易中众多相关人士的一员，算是个代表吧。

阎宇在蜀汉历史中第一次出现是257年以右将军衔接替张松之子张表出任庲降都督，这是在南中地区；258年，阎宇又接替生病返回成都的宗预转任永安都督，接替他统领南中事务的是永昌太守霍弋（估计霍弋是资历不够），阎宇这是到了江州；而到262年，黄皓准备罢黜姜维而让阎宇统领蜀国军事事务，表明这是准备让阎宇去武都了？
非常巧合，成都、南中、江州、武都是蜀汉纺织品销售的四个重要节点，为什么都和阎宇的履历重合呢？
蜀汉纺织品贸易路线

现在就来好好的梳理和探究一下阎宇身上的秘密吧。
一不明，阎宇的家世。
《华阳国志》：“阎宇，字文平，荆州南郡人”。关于阎宇的来历就这么点字，但按照蜀汉后期的官员选拔来看，能出任重要职位的基本上都是“二代”。阎宇要是二代的话，那么在蜀汉官员中就只有前巴西太守阎芝了（还有一位是行参军、建义将军阎晏，但这位没有事迹，无法关联）。可惜阎芝只在《三国志·马忠传》里有一笔，再有就是《后出师表》中有提到过名字。
关于阎芝的来历，在《后出师表》中被归类为“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那么他是荆州人氏的可能性非常大；再有，阎芝是刘备征东吴时期在任的巴西太守。这个职位在刘备入蜀初期是张飞担任，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是联通荆益和汉中等地的重要节点。即使在219年张飞升任右将军后，但张飞并没有回成都，而是继续在这里主持军务，这个时间节点估计就是阎芝任职时间的开始。那么关于阎芝也就大致能判断：他是随张飞一同征蜀和治理巴西郡的荆州人士，是张飞麾下的重要官员，毕竟能接张飞的班，张飞的意见就是很关键的。
阎芝大概在229年前后去世，如果阎宇是阎芝的子侄的话，那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就不能被忽视：马忠。

因为在刘备夷陵之败时，马忠受阎芝指派带兵去永安救驾，从而被刘备欣赏进而授意诸葛亮重用，马忠因此成为了“中央级后备干部”。在这个意义上，阎芝算是马忠的“举主”，这个提拔举荐之恩可是非常大的。
马忠，在诸葛亮南征时是能够独立领军一路的将领，然后又出任庲降都督；在兴势之战时期，马忠是代替费祎在成都平章国事的蜀汉最高级官员，他的政治能量是足够的。
那么阎宇的仕途轨迹就可以推导了：随马忠南征，在庲降都督府开始任职。那么阎宇接触的什么工作呢？作为老上司的子侄，跟随马忠担当亲近僚属，在其麾下要么是清雅闲职要么是核心机要。从阎宇早期的名声不显看，他应该是后者。那么南中地区有什么核心机要工作呢？纺织品外销。这个生意既是蜀汉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也是地方督抚大员统兵养士的一项重要福利，由阎宇承担，既是对他的信任，更使他能够掌握实权利益，这是马忠在回报老上司的举荐恩情。

通过阎宇在蜀汉官场特别会“来事”这一特点，也能看出阎宇对把握和交换各种政治、经济资源的运作充分和手法纯熟（“宿有功干，於事精勤”）。而马忠的短暂主持国务，也为阎宇提高了平台和增加了机会，阎宇与黄皓搭上线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通过双方掌握的纺织品生意的工作关系（黄皓是有掌内库的权责的），从日渐亲近到党同内外也就顺理成章了。阎宇虽然党附黄皓，但并不是完全以黄皓的好恶为标准，他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是很温润圆滑的。
马忠在249年去世。阎宇从249年到257年的事迹没有记录，但这八年恰恰是阎宇仕途的重要时期，他在哪里任职？干什么？
257年阎宇任职庲降都督，一年后转任永安都督，但他在南中任上却得到“宿有功干，於事精勤”的评价。透过这个评价是怎么得来的和当时庲降都督府内的官员结构完全能够推断：在马忠去世后，阎宇依然在庲降都督府内承担钱粮绢帛的后勤“浊务”，因为此时的庲降都督张表、副都督杨戏都是“名士”。可以说在马忠去世后的庲降都督府是武靠张嶷，文靠阎宇。而这八年也是阎宇逐渐党附黄皓的过程，这也是阎宇在257年能够接替张表出任庲降都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人熟地熟事熟，原地提拔转正。

二不明，阎宇的功绩。
阎宇是没有参加蜀汉在北边的历次战役的，而在南中地区平夷獠，一个是张嶷一个是霍弋，也没有阎宇什么事，那么为什么会有“宿有功干，於事精勤”这个评价呢？还是因为阎宇在军事后勤方面的经营调度的功绩和能力。而“精！勤！”可不止是说业务能力啊！
阎宇从南中转任永安都督，应该是又被“压担子”了。因为在蜀汉东部能够担任独挡一面的大员都必须具备一项重要能力：外交！邓芝、宗预都曾是出使东吴建立起良好的蜀吴关系的人员。阎宇能够出任这一职位，表明他的处事能力，得到了蜀汉政权的认可。而蜀吴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也是维系两国友好的重要物质基础，由熟悉业务的阎宇来主持，也体现了刘禅对他的信任。
在262年姜维在侯和作战失利后，来自于诸葛瞻对姜维不断北伐的反对和黄皓对姜维的厌恶，阎宇就成为了当时宫中府中都认为可以接替姜维的人选。因为要废除姜维的领军权，必然要阎宇去武都方向收服其僚属部曲，用阎宇这个熟知军旅后勤和各种养兵之法的“专业人士”是能起到见效最快和动荡最小的作用的。黄皓推举阎宇接替姜维的最大考量就是要把对北线纺织品贸易牢牢掌握在刘禅一系手里；而阎宇指挥作战能力的薄弱，反而使他成为了诸葛瞻“保境安民”政策的最合适的人选。
宫中府中一起“倒姜维”的打算应该是被刘禅否决了，因为刘禅是姜维领军的最大支持者。不过刘禅倒不是要支持北伐中原，北伐只是刘禅应对诸葛瞻的一个政治手段。

三不明，阎宇的最后结局不明。
在《三国志》中记录了在蜀汉灭亡之战中，阎宇带兵回援成都的事迹。可到底他参没参战？降没降魏？是否死于“二士争功”？蜀汉灭亡后是否入洛阳等等，统统没有记录。这可是蜀汉的“方面级别”的高级官员啊！可是真的没有。
关于阎宇的结局，我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做一个推断。但需要申明一点就是推断中的内容是不带有褒贬意思的。
阎宇作为大半辈子都从事军事后勤业务和熟谙“养兵之法”的将领，在官场、商场都是非常会“来事”的一个人，他的处事原则往往更偏重于现实性考虑。那么在诸葛瞻绵竹败亡、刘禅开城投降的蜀汉结局下，阎宇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阎宇的选择或许就是“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吧。具体做法就是：散其部众，潜归乡里。这个套路并不稀奇，当年董卓事败身死后，李傕郭汜就曾经打的这个主意，只是被贾诩劝止住了，但这世上又有几个能像贾诩那样具备“反向思维”的人呢？
至于下定了决心后，阎宇的精明也就能够体现出来了。“潜归乡里”并不是回他原籍荆州南郡，他要么是回巴西郡，要么就是去南中。趁成都“二士争功”之乱，曹魏对蜀汉政权的清理只局限于明面上的蜀汉官员，而无暇顾及基层世家豪强的机会，凭借过往纺织品贸易建立起的人脉关系，通过联络世家豪强继续开展对外纺织品生意（生产和销售）为依托，迅速形成利益共同体，完成对个人和家族进行的隐藏和变迁；同时要看到，在蜀汉灭亡后，罗宪、霍弋等“老同事”是一直任职到晋朝的，这些政军关系也是阎宇能够隐姓埋名的最大凭恃。
至于陈寿为什么在《三国志》中不写清楚他的下落呢？或许陈寿是真的已经把阎宇“遗忘”了吧。（陈寿的举主里面可是有罗宪的）
最后，东汉益州巴西郡的阎姓是来自东汉阎显---阎穆这一脉。在三国时期，这一脉的名人是阎圃，他是曹操征汉中后随曹操北返，迁居河南的。这一脉与阎宇的荆州阎姓应该是相去甚远的。
全文完。

你这个好像是转自其他吧的

第四，蜀布。古罗马人穿什么？托加袍。什么材料的？语焉不详，说亚麻、羊毛甚至丝绸都有。个人接受“巴蜀茗人”的专栏文章“蜀布、琼竹杖入大夏考”的结论：蜀布即苧麻布，出产于巴地（秦巴山区）长江河谷，由賨人（蜀汉大将王平就是賨人）培育成功并将其纺为麻，织成布，是为“賨布”。其特点是洁白柔韧，耐水湿，汗渍不败，易为夏衣，行销南国，印缅等富豪尤为重视。秦汉间，遂入身毒、大夏。这就是所谓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所穿衣服的来源。亚麻因为薄，易起皱发黄而苧麻厚实，洁白且坠感强。因为大秦人不会裁剪，缝纫也缺乏工具，所以只能将布匹简单切割后就绕身披搭。西南夷地区的所谓“甘兰细布”也是师从“賨布”或者仿的“賨布”，这也就和所谓“大秦布”对应上了，即蜀布（賨布）--“甘兰细布”--“大秦布”是中华纺织技术外传的一条路线。这里补充一点印度地区用苧麻纺织布匹要到清朝的时候了。所以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形象的蓝本其实就是用蜀布绕身的身毒-大秦人和大秦人。
蜀布也让我对诸葛亮南征南中有了更多的思考。《出师表》：“益州疲敝。。。。。。故五月度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三国志》：“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由穷变富，怎么做到的？关键还不是一时，而是终诸葛亮乃至蜀汉四相时期。在频繁北伐的过程中，蜀汉或因战事不利或因物资转运不济，但居然在物资生产方面未见缺乏，怎么做到的？对比刘备争汉中之战的“男子当战，女子当输”的涸泽而渔般的窘迫感，短短数年，诸葛亮或者蜀汉的物资充裕度是不是太游刃有余了呢？再通过探究“锦官城”的由来，那么诸葛亮的治蜀方略也就非常明确了：殖产兴业，通商拓贸！带着这个思路再来审视他的南征，就能够知道诸葛亮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南中的叛乱问题（为什么要“攻心”也就非常清楚明显了），而是重新理清了西南外贸的利益分配体系，即蜀汉是生产端—南中大族是中间商—印度次大陆是市场。“以逸道使人，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这评价真高啊！诸葛亮治蜀汉的政通物盈正是来源于此。《三国志·霍弋传》中记录的霍弋在永昌平夷獠的事迹正是反映了蜀汉政权切切实实的在维护这条外贸通道。
诸葛亮主政之后，蜀吴重归于好，使蜀地纺织品通过夜郎（贵州、云南）到达交趾（广西、越南北部）成为可能，这也符合《隆中对》中“利尽南海”的战略设想。这里“利尽南海”需重新认识：“利：做生意获利；尽：最远到达；南海：南海诸城、邦、国。”这为大秦商人秦论来交趾经商提供了合理性。
综合上面来看，在诸葛亮的“南海”认知中有没有大秦呢？应该是有的。
再反观《三国志·高堂隆传》“况今天下雕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的陈述（曹魏景初元年，公元236年），蜀汉北伐不止，尚物资充沛，曹魏居然叫苦不迭，岂不怪哉？由此而知，蜀汉之亡实亡于费祎，没有了“汉贼不两立”的心气，只求偏安割据正是应验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至理名言。诸葛亮死后，诸般财源逐渐尽入后主刘禅和世家大族之手，不再用于军国之事，从而导致蜀汉奢腐丛生，可不就“经其野，民有菜色”吗？所以西晋封刘禅为“安乐公”也是恰如其分的。
可惜的是自蜀汉之后，因为长年战乱和割据，西南外贸通道的消息也基本不见了，再有就要等到元、明时期了。
《罗马史新解》——壹份关于罗马史创作的破案报告

牛逼

巴蜀茗人：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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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撬姜维位置的人，为啥没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