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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留德十年》下载 http://bbs.guoxue.com/download.php?id=1620

陈安：昨读《后汉书》——逸民列传/列女传 ��后汉书我还是去年在青岛买下的，才花了36元，应该是比较值的，但是一直只看了一些篇章，没有系统地看一下，昨天晚上回家后想看一卷，就选了《逸民列传》和《列女传》，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有些是原来就知道但并不全面的，有些则是原来不知道的。��比如，《逸民列传》里写到一位在长安市“言不二价”的卖药人韩康，且一下子坚持了三十余年。这个故事是我以前就知道的，觉得能够坚持自己的这个原则确实不容易，不过他对自己的名声并不太了解，直到有一个女子从他这里买药时他坚持不还价时，女子怒道：“你难道是那个著名的韩康不成？怎么不让还价啊？”才明白自己在世间名声过大了，连一小女子都知道，才觉得和自己不出名的初衷相悖，“乃遁入霸陵山中。”��比如，里面还写到以举案齐眉著称的梁鸿，他的老婆的样子是孟氏“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我以前还以为是个美女呢，原来是个庞大魁梧力气大的女人，难怪能如此尊重梁鸿。古代真有些很有趣的人物，该丑女说想嫁个“贤如梁伯鸾者”，梁鸿就能“闻而娉之”，搁在今天，怕行不通了。��当然，这些逸民里最为有名的还是那个曾经和光武帝刘秀做过同学的严光了，其事多为人所知，我就不评论了。这些小故事每个拿出来我觉得都值得写成一长段，可惜自己没有太多的闲情逸志。��《列女传》里则写了很多有故事的女子，如“曹世叔妻”就是那位著名的班彪的女儿班昭，她老哥班固写的《汉书》全国人民都知道，另外一个老兄班超也是张骞一般的人物，有胆识，而班昭也是一作者，写了《女诫》七篇，从这篇文章里，我也知道了为什么生女儿弄瓦，“弄之砖瓦，明其习劳，主执勤也。”当然，因为是女诫，就没有说到生儿子为什么叫弄璋？女诫从一开始就把女人定位于“卑弱、下人”，真是男人还没有蔑视女人，女人倒先蔑视起自己来了，应该说，《女诫》是大毒草。在第五篇里更有“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应该说是反动透顶了。��而那位入选了中学课本的《乐羊子妻》则让我看到了该篇文章的全貌，以前似乎就看到过，不过没有太注意，这个乐羊子的老婆看到自己的小姑子把邻居家到自己家园子里吃食的鸡杀了炖鸡汤很不满，对着鸡流了眼泪，最后感动的小姑子把一锅炖好的鸡汤给倒掉了，看得我只觉得可惜；最后下场有点惨烈，说，“有盗欲有犯妻者”，居然劫持了她的小姑子，然后逼她从之，让我觉得很奇怪，都一少妇了，盗居然还能专门犯她，难道是因为她是当地的名女人吗？结果，乐羊子妻刎颈而死，劫持人质的家伙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放了她小姑子。下文说到太守很感动，向国家申请了一个光荣称号“贞义”。��列女里的压轴则是蔡文姬，里面列了她的两首长诗。

这两个贴子与已有的发重复了，请管理员帮忙删除，谢谢。 http://post.baidu.com/f?kz=105288415http://post.baidu.com/f?kz=105288768都是我发的。因为长时间审批，就多发了两次。

刚才发现《全元文》的一处标点错误第三册王义山的一篇文章里引用《容斋随笔》里的一段话，引号应标在此段话最后。而标点者误以为这段的第一句话以后即是王义山自己的文章，便引号标在此句话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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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1800年进军和公元前218年汉尼拔进军的比较（转） [法]拿破仑《拿破仑文选》评论十六 ① 　　①罗尼阿将军把拿破仑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汉尼拔军队进阿尔卑斯山脉比较，认为两次进军极相类似。拿破仑驳斥了他的这种见解。——俄文版编者　　这两次进军毫无相同之处，把它们拿来比较，意味着既不懂得这次进军，又不懂得那次进军。　　（1）在迦太基军队渡过罗尼河后，西庇阿的军队没有驻在滨海阿尔卑斯山那一带。他的军队已派往西班牙，而他本人则前往皮阿琴察，到大法官曼利伊的部队里去了。（2）汉尼拔从未打算迂回阿尔卑斯山脉哪一部分，也从未打算在敌人没有防备他的哪一个地点越过这座山脉。他笔直前进，翻过科提亚阿尔卑斯山脉，下山到达都灵。他的进军路线既没有经过里昂、谢伊谢尔，也没有经过圣·伯纳山口和阿奥斯塔盆地。这是从波利比和提图斯·李维的著作清楚地可以看得出来的。而且他也没有必要这样做。（3）在提契诺河岸和特列比亚河岸会战的时候，西庇阿以罗马作为自己的后方，而梅拉斯在马伦哥战役中却是以法兰西作自己的后方。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这两次军事行动毫无共同之处，不但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情况是彼此相反的。不过，由于许多世纪以来评论家们一直都在白费工夫地评论汉尼拔的远征，所以我们比较详细地来研究一下……　　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停在科利乌尔，后来他经过距海不远的下郎基多克①，并在杜兰斯河流入罗尼河入口处上面和亚德世河入口处下面渡过罗尼河。他在杜兰斯河口上面渡河，是因为他打算向瓦尔河那边前进，他在亚德世河口下面渡河，是因为有一条山脉在那里发脉，那条山脉差不多垂直地高耸于罗尼河右岸一直到里昂方才终止，而左岸河谷则宽达几法里，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麓。从罗尼河口到亚德世河入口处距离是二十八法里。汉尼拔大概是在亚德世河口以下四法里处，在距海二十四法里或四站路程的地方，即在奥朗日高地渡河。他从奥朗日一直往都灵前进。他在行军的第四天，就抵达两河汇流处。这两条河或者是指瓦朗斯上面的伊泽尔河和罗尼河，或者是指格勒诺布尔附近的伊泽尔河和德腊克河。这两个地点都同样符合波利比和提图斯·李维的记载。拿破仑由圣·厄斯普里桥渡罗尼河，从日内瓦山附近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他从西班牙到意大利所经过的道路是两个半岛之间的最短的道路。他通过了格勒诺布尔。　　①法国历史上省名。——译者　　西庇阿执政夺得西班牙，把它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他的同僚谢姆普罗尼则控制了西西里岛。元老院不待汉尼拔入侵，就打算同时在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开战。当时罗马人只由海道和西班牙取得联系。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和高卢对于他们还很陌生，那儿住着一些敌视他们的民族。西庇阿让自己的军队在比萨（阿诺河上的港口）上船。航行五天以后到达马赛抛锚。他在这儿极其震惊地获悉，汉尼拔已越过比利牛斯山，并走近罗尼河。他航行到罗尼河口，顺应罗尼河流域居民请求援助的坚决要求在那儿登陆。不管迦太基军队人数如何众多，他安慰自己，认为他能够阻止他们渡过象罗尼河这样的大河（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他率领军队出发三天后，到达迦太基人业已在三昼夜前离弃了的营房。迦太基人溯河而上。这时，西庇阿仍然可以跟踪敌军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快可以赶上敌军后卫。可是他害怕汉尼拔回过头来攻击他。他不敢这样作。他或者可以沿杜兰斯河谷向上游前进到阿尔然特山口，在那里和驻在皮阿琴察的大法官曼利伊的部队会师，等待汉尼拔从阿尔卑斯山到河谷以后，用联合的兵力击败他。这个计划可以拯救罗马，但这是难以执行的；因为阿尔卑斯山上面住了一些野蛮人，他们早就敌视罗马人，其敌视程度不在米兰和博洛尼亚的高卢人之下。只要西庇阿刚一通过科提亚阿尔卑斯山，这些野蛮人就出来截断他的军队的交通线。因此，剩下的只有第三条道路：回到罗尼河口，仍旧叫军队上船。可是他后来应不应当回到尼斯，在那儿上岸，再进到田德山口，然后下山到达斯土腊河谷，并这样出现在科提亚阿尔卑斯山的出口处呢？——他到得太晚了，因为他不能在离奥朗日后二十六天赶到这些地点，而汉尼拔实际只过二十二天就到达了都灵。除此以外，这个计划也象从奥朗日出发，由陆路沿杜兰斯河而上，直到阿尔然特山口的计划一样，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在滨海阿尔卑斯山顶和田德山口上，也都住有敌视罗马的民族。

侯外庐:宋元之际邓牧“异端”的社会空想　　邓牧字牧心，浙江钱塘人，生于宋理宗淳佑七年，卒于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一四七——一三○六年）。　　邓牧是中国中世纪的“异端”思想家，他自称“三教外人”，以表明他不列入任何正宗的行列。　　关于他的身世，史籍上没有记载，仅在洞霄图志中附有一篇邓文行先生传，其中说他少年时候，“读庄、列，悟文法，下笔追古作者。及壮，视名利薄之，遍游方外，历览名山。逢寓止，辄杜门危坐，昼夜唯一食。”他自己在逆旅壁记中也说：“余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 ”在他三十二岁的那年，宋亡于元，在那样的情势下，他下定决心不在元王朝作官，而怀着悲愤的心情，到名山大川之间漫游。当时，和他往还的有谢翱、周密等人。谢、周都是“抗节遯迹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五伯牙琴提要），同时他和一些道士们也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元成宗大德三年（公元一二九九年），邓牧到馀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隐居。　　大德九年（公元一三○五年），当时的玄教大师吴全节奉元朝的命令到馀杭请邓牧出山去做官，他严词加以拒绝。　　邓牧隐居在大涤山的时候，曾和冲霄观道士孟宗宝编辑了洞宵诗集和洞霄图志两部书。这两部书没有什么思想性，仅只是关于一些游览、酬答的诗篇和一些道院的记载以及道士的小传。　　邓牧的一部具有思想性的代表作，便是伯牙琴。这也是宋亡以后他隐居时的作品。运陪作品原来包括诗、文六十余篇，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仅存下二十四篇，“并序跋为二十六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认为是原集“佚其诗二卷”。现在流传的有清乾隆丙午（公元一七八六年）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其中除去原存的二十四篇外，又补增了文记五篇、诗十三首。　　在谈到伯牙琴的内容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中“寓屋壁记、逆旅壁记二篇稍露繁华消歇之感，馀无一词言及兴亡，而实侘傺幽忧，不能自释，故发而为世外放旷之谈、古初荒远之论，宗旨多涉于二氏”。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果我们透位伯牙琴的文学形式，剥去一些道教与庄子语言的云雾，便会发掘到其中的“异端”社会思想的合理部分。要指出，邓牧并不是一个忘情于“世事人道”的人，隐居只是他在宋亡以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消极反抗的手段。他在隐居时所写的作品也并非完全流连“山水之乐”，而在其中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贯穿着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邓牧在伯牙琴自序中就曾表示过他的隐忧的心情，唯恐没有“知音”能懂得他内心所弹奏的琴曲，他说：“伯牙虽善琴者，锺子期死，终身不复鼓，知琴难也！今世无如音，余独鼓而不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绝弦，以子斯死耳，余未尝遇子期，焉知其死不死也？故复存此。”他在后序中又说，伯牙琴中的诗文“有若礼法士严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淡闲旷者：有若健将忠壮激烈者：有若仙人绰约靖深者：有若神人变化不可测者。余自如如此，未知或者知我何如也？”但他并不悲观，用“三千年后必有扬子云”的话来说明后代必有知音者。　　那么，从那些地方可以看到邓牧的社会批判论及其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呢？　　首先，邓牧从柳宗元的寓言式的社会讽刺小品中找到了合宜的武器，这明显地表现在他所写的二戒——学柳河东的杂文中。这两则杂文并不长，不妨抄在下面：　　第一则是越人遇狗：　　“越人道上遇狗，狗下首摇尾人言曰：‘我善猎，与若中分。’ 　　越人喜，引而俱归，食以粱肉，待之礼以人。　　狗得盛礼，日益倨；猎得兽，必尽啖乃已。或嗤越人曰：‘尔饮食之；得兽，狗辄尽啖，将奚以狗为？’越人悟，因与分肉，多自与；狗怒，啮其首，断领足，走而去之。夫以家人豢狗，而与狗争食，几何不败也！？” 　　在这一则短短的讽刺小品中，邓牧把元朝统治者暗射为“狗”。揭露了它的贪婪残忍的性格。从越人与“狗”妥协所造成的悲惨的后果，他作出这样的结论：“人”不能和“狗”妥协，不能一时一刻放松对“狗”的警惕。在这里，披着故事外衣的轻松的小品却含蕴着对于黑暗现实的极其严肃的批判和揭露。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二十七章古罗马继承法的起源与变革》这个问题与远古时期的制度有着不解的渊源。为了对它深入进行研究，请允许我在罗马初期的法律中寻求我所不知的，并且是至今尚未被人们所了解的东西。人们知道，罗慕露斯把他弹丸小国的全部土地分给了他的臣民。以我之见，这就是罗马继承法的起源。当时有关土地分配的法律要求每个家庭不得将财产转让给其他家庭。所以，只有两类继承人得到法律的认可：一、子女和生活在父权之下的所有后裔，这里被称为“父系自然继承人”；二、在没有上述继承人的情况下，则由最近的男系亲属来继承，被称为“男族亲”。被称做“女族亲”的女系亲属是没有继承权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如果女系亲属可以继承的话，她们就会把该女系亲属的家产带到另一个家庭，所以制定此规定。子女绝对不能继承母亲的财产，母亲亦然。如果可以这样相互继承的话，就会导致一个家庭的财产落人另一个家庭。因此，《十二铜表法》不允许这样的继承，而只允许“男族亲”继承，儿子和母亲之间不存在任何继承关系。但是，“父系自然继承人”或“男族亲”的性别则无关紧要。因为，母系亲属是不能继承的。尽管一个有继承权的女子可以结婚，但其所继承的财产在其出嫁时则必须留下。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十二铜表法》有关此项的法律对继承人是男性或女性就没有加以特别注意。对男方来说，孙子女可以继承祖父的财产；但是外孙子女则不得继承其外祖父的财产。为了使该财产不落人另一个家庭，人们选择“男族亲”为继承人。所以，女儿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而她的子女却不能继承她父亲的财产。所以在古罗马的家庭里，当妇女的继承权与土地分配法相适应时，妇女就拥有继承权，当与土地分配法发生冲突时，妇女就没有继承权。这就是古罗马初期有关继承权的法律。这些继承权法依附于罗马的政治体制，并且派生于土地分配法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法律并不起源于国外，而且也不是由派到希腊城市的代表们所带回来的。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告诉我们，塞尔维斯乌斯·图里乌斯在废止了的土地分配制度中找到了罗慕露斯和努玛的法律。他恢复了这些法律，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因此，人们不能怀疑以上所说的有关土地分配上的法律是这三位罗马立法者的成就。既然继承的顺序是根据政治法而建立的，公民就无权用个人意志去干扰它。也就是说，在罗马初期公民无权立遗嘱。当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施恩的权利被剥夺应该是何等痛苦啊! 在这个问题上，罗马人找到了调和法律和个人意志的方法，那就是允许在公民议会上处置人们的财产。所以，订立遗嘱或多或少都是立法权的一种表现。《十二铜表法》允许立有遗嘱的人选择他所愿意选择的公民作为他们财产的继承人。罗马法律对遗嘱继承人的数额限制得非常严格，其原因在于要遵守土地分配法。罗马的法律为什么要广泛扩大立遗嘱的权利呢?这是因为父亲既然能出售自己的子女[1]，那他就更可以剥夺其子女的财产。因此，采用不同的法律原则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就是古罗马法律的精髓。雅典的古法不允许公民立遗嘱。而梭伦却允许公民立遗嘱，但有子女的公民除外。充满父权思想的罗马立法者甚至允许订立损害子女利益的遗嘱。应该承认，雅典的古法比罗马的法律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由于罗马人不受任何限制地立遗嘱的做法逐渐地破坏了土地分配上的政治法规，从而导致了一个最不幸的社会现象：这就是贫富分化。很多遗产都集中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有的公民得到了很多份遗产，而大多数人什么也得不到。因此，那些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就要求重新分配土地。节俭、吝啬和贫穷是当时罗马人最为显著的特点。在这个时代，人们要求重新进行土地分配，因为这也是奢侈最鼎盛的时代。由于遗嘱是由公民议会制定的特定法律，所以从军的人私下立遗嘱的权利被剥夺了。但是，公民议会也赋予了军人在几个同伴面前订立遗嘱的权利，其所立遗嘱的条款与在公民议会上所订立的遗嘱条款[2]是相同的[3]。

[英]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中译本序言休谟（1711—1776）是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他直接继承了柏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把不可知论提到了他的哲学的首要地位。休谟接受了柏克莱的观点，认为一切知识都以经验为来源，而经验是没有客观内容的。因此，在心灵面前，除了知觉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事物了。不过，休谟嫌柏克莱的观点不彻底，因为柏克莱一方面断言事物不过是感觉和感觉的集合，感觉以外无事物；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肯定了精神实体（例如自我——感觉者）的存在，而精神实体是在感觉以外的。休谟指出，柏克莱在这里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体谟认为既然一切都是感觉，那么，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无论是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都是不能肯定它是否存在的，因为肯定它存在，就得越过感觉、知觉的范围之外。而人是不能越过这个范围的。由此，休谟得出这样结论：世界上存在的只有心理的知觉、感觉，此外是否有真实的存在，那是不可能知道的。休谟的这种观点，我们叫做“不可知论”。休谟的不可知观点是彻头彻尾的，他不仅怀疑客观实体在物质上的存在；同时也怀疑它在精神上的存在。所以，照他看来，神的本质、特征、能力、作用等，都是我们所不能证明的，我们的心根本就做不到这件事情。休谟宣传这种观点，当然也可能使宗教教义发生动摇。正因如此，当时英国教会把休谟的神学论著当作无神论的著作，用反宗教的罪名强加在休谟身上，以至始终不让他到大学去讲课。从这方面看来，休谟的思想确实有令宗教界伤脑筋的成分。但是，休谟是唯心主义者，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其实他是相信神的存在的。他认为，神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神是我们希望的本源、道德的基础、社会的柱石。任何事物都必须有根源才能存在，宇宙也必须有根源。人们把这种根源叫做“神”。神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只在于我们不能了解神的本质和属性。休谟进一步说明，只要是有好的悟性的人，一受到神的启示，那就决不会否认神的观念的。万物中的目的、意旨是显然的，只要我们扩大自己的悟性，那就可以洞察这些目的和意旨，就一定相信这种不可见的主宰——神。所以，休谟虽然否认宗教是理性所能证明的东西，却承认宗教是意志的事情，是以人类的情绪冲动的天性作为基础。在这方面，休谟确实承认神的存在，确实是维护宗教的。休谟曾反对自然神论或理神论。但自然神论是隐藏在宗教形式下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无神论的一种特殊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当时“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当时的著名唯物主义者洛克、托兰德等是赞成自然神论的。自然神论的缺点在于它不是彻底的无神论。休谟攻击自然神论，并不是因为他是更彻底的无神论者，正像他攻击当时英国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因为他是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样。休谟攻击自然神论，是他反对唯理论战线的组成部分，其实他的认识论所包含的错误，并不亚于唯理论。休谟反对自然神论、唯理论和唯物主义，只是由于他是不可知论者、主观唯心主义者、而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就必然会给信仰主义开拓道路，而走向有神论。休谟在反对精神实体时，虽然对神学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上帝也是越出经验之外的，因而是不能证明的。但他这种批判，只是为了贯彻自己的不可知论而已，决不是什么无神论思想。休谟所反对的只是把宗教看为知识、经验的对象，而他却认为宗教信仰仍然是需要保留的，因为它为人们的生活、感情所要求。《自然宗教对话录》是休谟的一本重要哲学著作，代表他晚年较成熟的哲学思想。休谟本人对于这本书非常重视，他在逝世以前曾经千方百计设法使这本书能够在他死后出版，不至被禁。这本书的主题是驳斥当时流行的宗教假设，也就是宇宙设计论（以下简称设计论）；设计论是当时宗教理论的中心支柱，驳斥了设计论，客观上就给予宗教本身以一冲沉重的打击。休谟对宗教的批判既影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为他们所利用和受到他们的重视；也影响了康德，把康德“从独断的迷焚中惊醒”，康德也认为上帝的存在与否不能从理性得到证明，它只能是信仰的对象。设计论流行于十八世纪，经过休谟的批判，康德的传播，设计论在学术思想界再也站不住脚，此后也就不再有人以这一类的论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冯贤亮<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 本文来源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4-6-16发布【作者简介】冯贤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062 【内容提要】江南是从唐宋以来中国最为繁荣的经济区，一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除偶或受王朝更迭以及内部萌生的变乱（如盗匪、民变等）的影响外，最大的破坏性影响在于外患。倭寇之乱就是其中影响程度较深的一种，也是有明一代对中国沿海地区扰乱较深的事件。由于倭寇事件本身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在廓清明代倭乱的程度及其历史地理背景的基础上，将讨论重点置于已往很少注意的嘉靖倭乱给江南地区城防建设带来的影响。这是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一时期的城防建设不但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修建活动，而且在以后，更奠定了江南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从这一角度出发，说明战争动乱期间的控制行为在城防这种特定形式下是如何展开的，并揭示社会力量在江南地区所体现的地位和作用。【关键词】江南/倭乱/城市群/防护体系【正文】在以往学术界的流行观点中，倭寇被认为是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一看法，中、日许多学者对倭寇本身的性质以及明代倭患的发生及其原因作了相当全面的考察。这些研究表明，明代倭患的根源在于明廷所采取的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日益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倭寇的成份固然有日本海盗，但许多情形下却是以中国本土的中小商人阶层为主体。有明一代的倭寇，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是14至15世纪的倭寇和16世纪的倭寇。在16世纪最激烈的倭寇，是以嘉靖在位时期（1522—1566）为中心，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大约四十年，故学术界往往将其概称为“嘉靖大倭寇”（注：樊树志先生曾对明代倭寇的研究作了一个相当精到的总结。参其著《“倭寇”新论》，《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第37—46页。）。由于对倭寇的成份与发生已有许多论著刊布，兹不赘述。本文对于16世纪最为严重的倭乱，将作量化分析，进一步予以明确；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嘉靖倭乱对江南地区城市群的影响。吴贵芳曾在其《古代上海述略》中，从倭乱影响与上海筑城的关系专立了“御倭筑城”一节（注：吴贵芳：《古代上海述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尽管所占篇幅极短，但主旨已与本文要讨论的较为接近。杨正泰则从嘉靖间上海人顾从礼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有益的分析（注：杨正泰：《顾从礼与上海城墙》，《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第73—79页。）。上述二位先生的研究仅限于上海地区，就探讨整个江南地区而言，还很不够。庞新平曾以浙江沿海地区为中心，探讨了嘉靖倭寇昌炽阶段的筑城活动，但只对府、县二级城市作了较为简单的论述；比较而言，对筑城的经费来源和民间负担问题则阐明较详（注：庞新平：《嘉靖倭寇活跃期における筑城——中国浙江沿海地方を中心にしこ》，《东洋学报》第75卷第1—2号，1993年10月，第31—62页。）。本文将详细探讨江南地区在嘉靖年间的城市建设与城防规模体系，并按照城市区位等级作出一个划分，从而揭示明代城市的发展尽管在紧急情况下有扩建、增置的行为，但其建制还是有限度的。讨论所涉地域主要为明代江南的苏、松、常、嘉、湖五府（注：有关本文所论的江南地区的界定，详参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及其社会控制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9—38页。）。而所谓的“城市群”，主要是指府、县二级城市和部分卫所治地。那里的防护都是由政府直接经营，考察这类城市群，更能反映政府层面的控制行为在治安、军备等方面的基本情形。　　　　一　明代倭患及其历史地理背景　　1.明代倭乱的量化分析事实上，倭乱从明朝建立伊始就一直没有停息过，而非嘉靖时才突起。根据《明实录》（注：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嘉业堂旧钞本。）所载资料粗略统计，明代倭乱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事件共有289起。参见表1。这个统计仅限于中央档案系统，都属影响较大的事件，当然是不完全的。

刘叶秋: 邺下风流在晋多——读《世说新语》散记１　　《世说新语》为魏晋轶事小说的代表作，自少喜读，至老不衰。名画家张大千曾谓：“写《鹤名》（指《瘗鹤铭》）如画松，人各有一种风骨，不拘拘于一格也。”（《当代名人书林》１９３２年中华书局出版）于《世说新语》，也不妨各有一种读法，从不同的角度着眼，就有不同的体会。“横看成岭侧成峰”，不须要求全面。曩屡撰文，谈其梗概，兹又信手掇辑，成此短篇。忽忆元遗山《论诗》绝句中的“邺下风流在晋多”一语，与此切合，即拈来以作标题。汉末曹操为魏王，定都于邺，魏晋风流肇源于此，故遗山云然。　　《世说新语》所写的为历史上的真人，而每采传说，时加演饰，着重从琐屑情节上，以片言只语表现人物，虽大致不违真实，体例应属小说。其史料价值，似乎不及文学成分浓厚；但所记叙的各方面的内容，却能生动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所刻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成为多种的典型；可以当作魏晋名士的速写画看，其史料价值，又并不因其为小说而减低。　　２　　《世说新语》的三十六篇，为品评人物之分类标目。如德行、方正、雅量、识鉴、捷悟、豪爽等等为一类；轻诋、假谲、汰侈、谗险、惑溺等等为一类；褒贬之意，一望而知。不过作为南朝宋临川王之刘义庆的观点，和今天我们的看法自然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不会完全依照他的品目去理解书中的内容。兹举数例，以见晋代名士风流之一斑。　　怎样才算名士？王孝伯（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子猷（徽之）居山阴，于雪夜独酌，咏左思《招隐》诗，忽然想起住在剡地的戴安道（逵），就连夜乘小舟往访，经宿方至，却不入门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阮嗣宗（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常从妇饮，醉便眠其妇侧（俱见“任诞”篇）。以无事为贵，以痛饮为快，藉读《骚》以抒积郁；这是王孝伯的名士观。虽然突出一点，不免片面，却有一定的代表性。王子猷之冒雪放舟，造门不入，虽似怪僻，实见真率。至于阮嗣宗之放诞不羁，则显示了他的襟怀坦荡，不拘形迹。冲决两汉以来的礼法束缚，要求个性解放，为魏晋名士风流的一个方面。但这只能从魏晋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去理解，不妨视为嘉话，却是摹效不得的。　　此外，“言语”篇记晋代高僧支遁（字道林，亦称支公、林公），豢有双鹤，翅长欲飞，支乃铩其羽翮，以致鹤难再飞，顾翅垂头，如有懊丧之意。支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于是“养其翮成，置使飞去。”适应天性，听其自然，不愿屈物以就己，老庄与儒释之说，初无异同。支遁虽在方外，而多与名士往还，实亦为文苑胜流，其放鹤之举和郑板桥（燮）主张种树以养鸟，反对捕捉入笼的意思一样，思想境界是很高的。　　从容镇定，喜怒不形于色，为晋人特别重视的一种风度。如“雅量”篇所述谢安诸事：　　（１）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旺），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２）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前。　　谢安在泛海遇风，人皆惊扰之际，神态悠闲，徐表归意；谢玄已破苻坚，传来捷报，他也若无其事，继续下棋；时流认为谢安“足以镇安朝野”，就是通过这类小事作出的品评。观人于微，首重神态，以魏晋时此风为盛，亦略见于斯。《晋书·谢安传》说谢安闻淮上破贼之讯，下完围棋，进入内宅时，在门坎上碰折了展齿。可见他本来激动非常，所以不露喜容，乃出于矜持矫饰，但我们却不能不佩服他这种控制感情的修养，担当大事，确实是应该有些雍容气度的。“雅量”篇又记桓温伏兵设馔，欲杀谢安和王坦之。坦之见温，惶恐现于颜色，谢安则临危不惧，依旧从容暇豫，一如平日，以致桓温亦“惮其旷远”而解兵。王谢本来齐名，于此始判优劣。“赏誉”篇述王济素不重视其叔王湛，后来无意中发现王湛辞采不凡，骑姿甚妙，于是叹其难测。当晋武帝问他“卿家痴叔死未”时，就盛称其美，帝问：“谁比？”济答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指其才具上比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余。可见通过具体比较，以评定时流的高下，为魏晋人常用的“品目”方式。所谓品目，亦称“题目”，或单说“目”，就是对人物的德才、仪表等等品评鉴定，给予概括的考语。这种“品目”盛行于朝野之间，为魏晋清谈的一项主要内容。朋友晤叙，往往用作话题，互相品目，有时对比，有时自评。如“品藻”篇顾劭问庞士元（统）：“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答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沈，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览倚仗之要，吾似有一日之长。”庞统真有知人和自知之明，而且话说得极有分寸，所以顾劭心服其言，以为中肯。“豪爽”篇：“王大将军（敦）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为自我品目之一例。不过王敦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武夫，哪里说得上什么“高朗疏率”，这只是高自标置的门面话而已。

姚奠中: 略谈三晋文化的特色　　晋，三晋，作为山西地区的代称，源自春秋战国。地处《禹贡》所划冀州之域，位于黄河之东，太行、恒山之西。四千多年前，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故都，都在这一地区的南部。《尚书·虞夏书》所存各篇，虽出于周代史官之手，把传说理想化了，但却不是毫无根据。中国原始公社和部族联盟的影子，借此可以考见其仿佛。尤其大禹以冀州为起点的历经十三年的治水活动，足迹所至，已达现在中国的大部地区。共同的灾难，共同的奋斗，使各部族之间联系加强了。而见于《禹贡》所记：九州的划分和其地理方位，土地、物产，名山走向，巨川流域，都有了最早的系统记录。《尧典》《皋陶谟》等篇涉及到当时的农、工、山林、鸟兽、刑法、礼、乐等各个方面，全有了专门的分工管理。特别是通过长期观测，确定了一年“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载，成为我国三千年通用的“夏历”的基础。这是对华夏民族以至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其渊源所自，都是以晋南为基地。　　这些资料，也许有夸大之处，但《尚书》经孔子手订后，成为几千年封建时代的经典；“唐虞之世”成为后世向往的圣世；“唐虞之治”成为后世君主不可企及的典范。其影响之大，无与伦比。去文求质，这一地区，称为华夏文化的摇篮，似不为过。　　一　　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大动荡时期，生产的大发展，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滋生，战争频繁和邦国间的大兼并，政权的移易和阶级的升降，士阶层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出现，形成了几支不同的文化。最主要的有邹鲁文化，燕齐文化和三晋文化①。鲁是周公的封国，得用天子礼乐，伯禽到鲁国后，“变其俗，革其礼”。难度大，所以成效慢，三年，才向朝廷汇报工作。不像太公封于齐那样，“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史记·鲁世家》），五个月就治理完毕。所以鲁国是最能守周公之礼的，所藏周代的典籍也最丰富。后来孔子因之，孟子继之，遂创建了邹鲁文化，开创了儒家学派。太公的齐国，在施政上既然是“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世家》），而其俗与中原大不相同。它和燕国，都靠近大海，阴阳风雨晦明，变幻无常；民间多海外奇谈。邹衍因之，邹奭继之，形成了燕齐文化，开创了阴阳家学派。唐叔虞的晋国，地处诸戎之间，开始施政，就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史记·晋世家》），即用中夏政令来诱导，用戎狄的法纪来治理。这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决策。春秋之季，晋国先后吞并了同姓异姓二十几国。自文公起为诸侯盟主者百余年，成为当时最富强先进的大国。其主要一条，就是能因时改革它的法令。文公的“披卢（地名）之法”，是整顿“唐叔之所为法度，以经纬其民”，而“夷（地名）蒐之法”，却是赵宣子（盾）所制，范宣子（士匄）著为“刑书”，赵鞅荀寅铸于“刑鼎”，而被孔子斥为“乱制”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显然已富有改革精神。其进步性，不仅由于公布法令而已。加以“骊姬之乱，诅（发誓）无畜群公子（《左传．宣公二年》），从此晋国的公子们，再没有当政掌权的了。削弱了宗法制的“亲亲”原则。晋国的当权者，常能从贤能有功的大夫中选拔，比别的国家较为先进。郡县的出现，对世袭制是很大冲击，县在晋国出现较早，而且在边地设置了有更大权力的郡。为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开了个头。这些进步的因素，形成了与邹鲁、燕齐不同的三晋文化，为后来法家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二　　韩、赵、魏三家分晋，成为“战国七雄”之三，习惯上统称为“三晋”。他们以故晋为基地向外扩张，其疆域所至，包括了今天山西的全部，河北、河南的大部，陕西的东边、北部和内蒙的南部。所以他们常以“天下莫强”自诩。但是当时国与国间的形势，除燕国较弱外，东齐，西秦，南楚，都是吞并了十几、几十个小国的强国；他们之间，已不是过去的尊王争霸，而是图王争帝。三晋介于其间，在故晋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为现实服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法家学派。《汉书·艺文志》所载先秦法家六人，全属三晋。他们是：李悝，相魏文侯；商鞅，事魏相公叔痤，后入秦，相秦孝公；申不害，相韩昭侯；慎到，赵人，未仕；韩非，韩国的诸公子，为韩王使秦，被杀。另有赵人处于，无考。他们都有书传世（不一定是自著），虽多已亡失，但有佚文可考。只有韩非的《韩子》（今名《韩非子》）五十五篇，保存比较完整，基本上是他自著。

张正明: 明清晋帮商人的兴衰　　晋帮商人是明清时期崛起的一大商人集团。这个集团纵横摔阖，雄踞国内商界达五个多世纪，是国内外驰名的商人集团。这个集团是如何形成、发展、衰落的呢？　　晋帮商人主要是借助明政府开中法的实施和利用山西靠近北方边镇的有利地理位置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明建国后，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伺机南下，成为明政府的严重边患。为此，明政府不得不实行卫所军屯及加修长城等一系列防御措施。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每边均有数以万计的兵马驻守，九边共驻扎了约８０万边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明政府为了解决北边军镇的粮饷供应，遂利用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权，规定商人只要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便可向政府换取贩卖食盐的专利执照一一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去销售食盐，获取利润。这种办法史称“开中法”。山西位于万里长城的内侧，地处东西、南北商路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明初的北方边镇均设在长城沿线，距山西最近，晋商比其他省商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此，一俟明初开中法实施，晋帮商人便捷足先登，首先进入北方边镇市场，依靠贩运粮食、棉花、草料等军需品迅速发展起来。　　明中叶，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北边纳粮开中制度很快瓦解，明政府只得把本色（粮食）中盐改为折色（银两），于是原以北方边镇市场为活动舞晋帮商人，随着明政府政策的转变，其活动场所逐渐向内地转移。他们以两淮为中心，以居全国之冠的盐业集散地扬州为重要据点，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向全国市场进军，渐与后起之徽商成为明中叶以来南北对峙两大商业集团。到明代中后期，晋商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一个商帮。这个商帮的主要特点是：（１）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晋商乡土观念十分浓厚，晋帮都是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按照同乡形成的商帮，著名的有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等。许多盐商都是世代相传的盐商世家，如清代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就是明代正德年间由太原迁居扬州盐商世家的后裔。（２）以会馆为活动场所。为了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明中叶后晋商先后在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建立同乡会馆。在京师的会馆有颜料会馆、丝绸会馆等，始建于明代嘉隆年间。晋省商人到京师做生意、探亲访友，会馆都给以方便。（３）合伙经营。合伙经商是晋帮商人较普遍的经营形式。伙计即使不出资，但做为企业经营者，做为资金增殖的参与者，同样享受分红的权利。晋商通常都是自己出资，然后吸收一些品行端正的人做伙计，并把经营业务委托给伙计去办，而伙计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履行自己的职责。明人沈思孝说：“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藏。……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晋录》）。　　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边疆的开发、商品经济和交通干线的发展，晋帮商人又有了长足进步，进入了鼎盛时期。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集团性的加强。随着清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晋帮商人为了巩固已获得的商业阵地和对某些行业的垄断，在明代会馆的基础上，又先后在国内主要城市建立了许多团结同乡商人的会馆。例如北京是各路商帮云集之地，据统计现存清嘉庆以前会馆碑刻有３２块，其中晋帮会馆碑刻就有１３块。清代山西会馆中还出现了同业会馆形式，如雍正年间在北京建立的河东会馆为烟行会馆，晋冀会馆为布行会馆。以上是晋帮商人集团性加强的表现之一。其次是联号制形式的出现。这种联号制，有类似西欧资本主义企业子母公司的地方。晋帮商人联号制的总号均设在山西，分号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例如山西太谷县曹氏所经营的商号，通过励金德帐房管理太原、潞安及江南各地的商号，通过用通玉帐房管理设在东北的各商号，通过三晋川帐房管理设在山东的各商号。清代晋帮商人集团性加强的另一表现是股份制的实行。股份制又称股俸制，原是在明代贷金制、伙计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股份有银股和身股二种：凡投资者为银股；凡凭资历、能力顶生意者为身股。不论银股、身股，均可按股分红。晋帮商人通过银股形式，吸收资本，扩大了商业资本；通过身股形式，把商号的经营与商号职员的利益联系起来，调动了经理、职员、学徒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增强了晋帮商人在同业中的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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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极右分子谩骂左派帮着少数民族屠杀汉人

吴兆骞与顾贞观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松陵镇人。其七世祖即孝子吴璋，叔祖吴易。吴兆骞9岁作《胆赋》，10岁写《京都赋》，少年时即声震文坛。后，随父宦游楚地4年，因张献忠起义，奉母归里。清初，江南士大夫各自结社，慎交社、同声社较为著名，吴兆骞曾主盟慎交社，与诸名贤角逐艺苑。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举人，南闱科场案发，被诬卷入其中。翌年，兆骞赴京接受检查和复试。在复试中，他负气交白卷，被革除举人名。顺治皇帝亲自定案，兆骞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一并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经好友纳兰性德、徐乾学等人在朝中斡旋，费赎金数千，吴兆骞又献《长白山赋》取悦康熙帝，康熙二十年（1681年）得以放归，二十二年返里省亲。长期的严寒生活至使身体健康极差，回江南则大病数月，赴京治疗，翌年客死京城。吴兆骞的诗篇现仅存《秋徊集》、《归来草堂杂卷》、《西曹杂诗》。顾贞观<<金缕曲>>二首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此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後。言不尽，观顿首。　　　　又说，二词容若见之，为泣下数行曰：“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嘱也。”余曰：“人寿几何，请以五载为期。”恳之太傅，亦蒙见许。而汉槎果以辛酉入关矣。　　忘了是谁的评语了：“虽非正格，可以泣鬼神矣。”确乎如此

满城风雨近重阳(<冷斋夜话>) 　　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甚贫，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

王灼:汉初古俗犹在　　刘、项皆善作歌，西汉诸帝如武、宣类能之。赵王幽死，诸王负罪死，临绝之音，曲折深迫。广川王通经，好文辞，为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容华夫人两歌，又不在诸王下，〔两，一作所。〕盖汉初古俗犹在也。东京以来，非无作者，大概文采有馀，性情不足。高欢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万人，惭愤发疾，归使斛律金作敕勒歌。其辞略曰：“山苍苍。天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欢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书，能发挥自然之妙如此，当时徐、庾辈不能也。吾谓西汉後，独敕勒歌暨韩退之十琴操近古。 (碧鸡漫志)

【袁中郎论诗】(万历野获编卷25) 邸中偶与袁中郎谈诗，其攻王李颇甚口而詈，于鳞尤苦。予偶举李华山诗，袁即曰：“北极风烟还郡国，中原日月自楼台。如此胡说，当令兵马司决臀十下。”余曰：“上句'黄河忽堕三峰下'，一句自好，但对稍未称耳。”袁微颔，亦以为然。偶案上乃其新诗稿，持问余曰：“此仆近作，何语为佳？”予拈其《闻蝉》二语，云：“琴里高山调，诗中瘦鸟吟”最工，并其《邺中怀古》一联云：“残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事佑化，前人未有，但结联“曹家兄弟好，无乃太淫荒”，忽讲道理，近于呆腐。袁笑谓予赏音。但渠所最推尊，为吾浙徐文长，似誉之太过。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诗云“三五沉鱼陪冶侠，清明石马卧王侯”，谓予曰：“如此奇怪语，弇州一生所无。”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语有何佳处，且想头亦欠超异，似非文长得意语。”袁苦争以为妙绝，则予不得其解。

<五杂组>评论宋代人物宋人高自夸诩，毁誉失实，如韩、范二公，将略原非所长；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惫尚不能支，而乃有西贼破胆之谣。王安石刚愎自用，乱天下国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贯之下，而引入名臣之列。张浚志大才疏，丧师辱国，刘琨、殷浩之俦也，而盛称其恢复之功，比之诸葛武侯。及其叔季，如杨龟山、魏了翁者，空言谈道，岂真有拨乱匡时之略，而犹惜其不见任用，宁非啖名之过哉？吾谓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盛唐、晚唐、馆阁体的戏拟世言盛唐诗气象浑成，晚唐诗深峭入骨，馆阁体则不求题义，专以刻画字面为工。有以《出恭》题为例，曰盛唐体作：“大风吹屁股，冷气入膀胱。”晚唐体作：“板仄尿流急，坑深粪落迟。”馆阁体作：“七条严妇戒（取七出之出），四品受夫封（取恭人之恭）。” ———王用臣《斯陶说林》卷12 转引自蒋寅《金陵生小言》卷7 诗史发微 p14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宋敏求改杜诗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没”若作“波”字，则失一篇之意。如鸥之出没万里，浩荡而去，其气可知。又“没”字当是一篇暗关锁也，盖此诗只论浮沉耳。今人诗不及古人处，惟是做不成。案：此语出苏轼《志林》，盖论宋敏求之轻改杜诗。此引之而没其名氏。

忆苦思甜－西方古代的饮食(转贴) 作者：心之龙城飞将转自：龙的天空——资料专区版现在西方的很多主要的食品在中古时尚还未传入欧洲，如土豆、番薯、玉米、西红柿等等，而在上古时甚至连豆子都没有，除了主食小麦大麦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外（但是烹饪方法今古也差别很大），欧洲人的饮食结构今古是区别很大的。百年战争的时候，人们吃面包，奶酪，腌肥肉，炖菜，家禽，蛋类，那些封建领主还有野猪啊、鹿啊什么的野味可以吃，还有甜食，做成城堡形状的烤面团、用面糊、蜂蜜和水果做成灰白色猪肠子状的甜食等等。那个时候的面包~~~味道不会很好。古代欧洲因为没有充足的饲料，所以在过冬的时候经常把不留做种畜的牲畜都杀掉做咸肉。没有肉桂、丁香、豆蔻、胡椒等香料，咸肉的味道也是很恐怖的咸肉的一大好处是出门不用另带盐了，吃饭是切下一小片和其他菜一起煮就行了，这也说明了咸肉为什么都咸得让人受不了的原因。。所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都在探索香料航道。香料、黄金、丝绸，这是中世纪西方国家梦寐以求的东西。前者更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每一艘自东方满载香料回来的航船，获得的巨额利润，驱使人们不畏惊涛骇浪，远涉重洋，倒霉的成了异国亡魂，幸运的一夜暴富。由此出现的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掠夺行径，殖民时代的血与火…… 一磅豆蔻可以换一群羊，一磅丁香等于三倍重量的黄金，这样的买卖，就是杀头都有人会抢着做！ “南洋一个穷困的土人每顿饭使用的香料是在欧洲的国王也不敢想象的奢侈享受…” 还有，我看过一个描述东南亚穷孩子饮食的话，谈到他每天只能吃和捣碎的香料（不知道是那种香料）混在一起的米饭………………我想他每顿所吃香料的价值如果在欧洲足够享受满汉全席了吧^-^! 熏肉的香味跟熏的木材关系很大以前德国农村也像我们这边一样用柏树等的树枝熏，会有很不错的香味其实真正熏肉的香味不在于香料而在于肉和烟熏相互作用后释放出来的香味这才是最自然的中世纪欧洲其实一般老百姓哪里能天天吃肉多半有些面包就不错了一天到晚忙死忙活，也没什么功夫注意烹调只有贵族老爷才那么讲究（不过比起现代人，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也不过如此罢了，hehe）这边有些主食面包估计很多人吃不惯比如这边经常用原麦粒做成面包有的时候加上向日葵种子（没炒过的）吃起来有股酸味，不过据说营养丰富中世纪的欧洲人其实营养是相当不好的 19世纪的德国人平均身高也不过一米六几从那些城堡和骑士盔甲就可以看出来了现在真正的古代城堡很多地方都很狭窄，矮小那些骑士盔甲极其窄小，连我都穿不上骑士如此，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阶级差别和地域差别肯定是同时存在的，不能绝对化（对了，南欧的烹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酒调味酒中的醇能够和动物组织中的脂肪酸生成有强烈香味的酯并可以去除鱼中的腥味，对于海洋文化的南欧是很有用的）但是地域差别确实是有的同样是穷人，某些地方的可能就要会烹调一些据说吉普赛人就经常用死狗死猫以及欧洲人扔掉的下水做出美味佳肴欧洲人身高增长之迅速从他们的设施就可以看出来了很多十几二十年前的设施比如电车对于现在的人的身高已经变得很勉强了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把东西造大一点，节省材料？西方人的主食当然是面包，但面包的主要成分却未必是小麦，在整个中世纪，西欧经常处于阶段性的粮食危机中，危机的原因来自各个方面，一个主要方面是低产－－知道一点农业知识的人都知道，小麦的单位产量在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中是最低的，加上农业水平的低下，欧洲的气候又比现在冷的多，所以在整个中世纪（可以说这个匮乏时代几乎延续到１７世纪）小麦的产量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之下。所以各式各样的代用品包括大麦、黑麦、双粒小麦之类的谷物都被做成面包，甚至用栗子和豆子磨粉来做面包。穷人长期以来食用成分复杂的面包，白面包则归富人、贵族和教会特权者享用。当时的一种白面包叫做司铎面包，还有一种加入牛奶并且用啤酒酵母来代替普通发面的精白小面包，叫做皇后面包。按法国革命家的说法，体现了教会和王权一体的丑恶。

明·徐祯卿《谈艺录》林银祈　校对　　诗理宏渊，谈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略而言。〈卿云〉江水，开《雅》、《颂》之源；〈烝民〉、〈麦秀〉，建《国风》之始。览其事迹，兴废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则知诗者，所以宣元郁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协之於宫徵，被之於簧弦，奏之於郊社，颂之於宗庙，歌之於燕会，讽之於房中。盖以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畅风教，通世情。此古诗之大约也。汉祚鸿朗，文章作新，〈安世〉楚声，温纯厚雅，孝武乐府，壮丽宏奇。缙绅先生，咸从附作。虽规迹古风，各怀剞劂。美哉歌咏，汉德雍扬，可为《雅》、《颂》之嗣也。及夫兴怀触感，民各有情。贤人逸士，呻吟於下里，弃妻思妇，歌咏於中闺。鼓吹奏乎军曲，童谣发於闾巷，亦十五《国风》之次也。东京继轨，大演五言，而歌诗之声微矣。至於含气布词，质而不釆，七情杂遣，并自悠圆。或间有微疵，终难掩玉。两京诗法，譬之伯仲埙箎，所以相成其音调也。魏氏文学，独专其盛。然国唢L移，古朴易解。曹、王数子，才气慷慨，不诡风人。而特立之功，卒亦未至。故时与之闇化矣。呜呼！世代推移，理有必尔。风斯偃矣，何足论才？故特标极界，以俟君子取焉。　　夫任用无方，故情文异尚：譬如钱体为圆，钩形为曲，箸则尚直，屏则成方。大匠之家，器饰杂出。要其格度，不过总心机之妙应，假刀锯以成功耳。至於众工小技，擅巧分门，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彊也。姑陈其目，第而为言。郊庙之词庄以严，戎兵之词壮以肃，朝会之词大以雝，公讌之词乐而则。夫其大义固如斯已。深瑕重纍，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华疏彩绘，易淫而去质；干戈车革，易勇而亡警；灵节韶光，易采而成靡。盖观於大者，神越而心游，中无植干，鲜不眩移，此宏词之极轨也。若夫款款赠言，尽平生之笃好；执手送远，慰此恋恋之情。勗励规箴，婉而不直；临丧挽死，痛旨深长。杂怀因感以咏言，览古随方而结论。行旅迢遥，苦辛各异；遨游晤赏，哀乐难常；孤孽怨思，达人齐物；忠臣幽愤，贫士郁伊。此诗家之错变，而规格之纵横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备，词或罅缺而未博，气或柔犷而未调，格或莠乱而未协，咸为病焉。故知驱踪靡常，城门一轨，挥斤污鼻，能者得之。若乃访之於远，不下带衽；索之以近，则在千里。此诗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於中，必形於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戏，怒则为叱吒。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然情实眑眇，必因思以穷其奥；气有粗弱，必因力以夺其偏；词难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极；才易飘扬，必因质以御其侈。此诗之流也。由是而观，则知诗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骋心机，随方合节，或约旨以植义，或宏文以叙心，或缓发如朱弦，或急张如跃楛，或始迅以中留，或既优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壮，或悲凄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发奇而似易。此轮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详也。《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欤！　　魏诗，门户也；汉诗，堂奥也。入户升堂，固其机也。而晋氏之风，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门户非定程也。陆生之论文曰「非知之难，行之难也。」夫既知行之难，又安得云知之非难哉？又曰：「诗缘情而绮靡。」则陆生之所知，固魏诗之渣秽耳。嗟夫！文胜质衰，本同末异，此圣哲所以感叹，翟、朱所以兴哀者也。夫欲拯质，必务削文，欲返本，必资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论也。玉韫於石，岂曰无文，渊珠露采，亦匪无质。由质开文，古诗所以擅巧。由文求质，晋格所以为衰。若乃文质杂兴，本末并用，此魏之失也。故绳汉之武，其流也犹至於魏；宗晋之体，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夫情能动物，故诗足以感人。荆轲变徵，壮士瞋目；延年婉歌，汉武慕叹。凡厥含生，情本一贯，所以同忧相瘁，同乐相倾者也。故诗者风也，风之所至，草必偃焉。圣人定经，列国为风，固有以也。若乃歔欷无涕，行路必不为之兴哀；愬难不肤，闻者必不为之变色。故夫直戇之词，譬之无音之弦耳，何所取闻於人哉？至於陈采以眩目，裁虚以荡心，抑又末矣。

规模巨大的《全宋诗》(转) １９９１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值得庆贺的一年。自７月开始，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前五册）付梓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宋代诗歌总集，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断代诗歌史中分量最大的一部。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称“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作为灿烂的宋文化重要标志的宋诗亦在中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是继唐诗之后中国古典诗歌的又一个高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可以通过《全唐诗》览尽唐人风骚，却没有一部宋代诗歌总集可供领略把握宋诗风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的几位中青年学者不惮其难，首倡编纂《全宋诗》。１９８６年，国家教委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委员会审议批准，将《全宋诗》列入“八五”期间重点文化项目，由北大古文献所主持其事。当初玄烨命鼓定求等编《全唐诗》。其时唐诗存世者，家不过２２００余，篇不过４８９００余；而宋诗今日可考知者已不下９０００人。《全唐诗》纂时，已有明胡震亨《唐音统鉴》、清季振宜《唐诗》成书在前，不过加以网罗放佚而已；而宋诗，清人所编刊之总集，以选本为多，一本《宋诗钞》收诗不足百家。再加上自宋之后著述典籍浩瀚，版本错综复杂。在今天来征宋诗之全，可见其艰难。规模巨大的《全宋诗》新编《全宋诗》约４０００卷，分６０册，共收两宋１１万余位诗人的２０余万诗作。收录作者人数、卷数、字数均为《全唐诗》五倍。在１０年内陆续推出，堪称“煌煌巨著“。新编《全宋诗》有四大特点：１．取村广博。《全宋诗》收录了现存６００多种宋人别集，其中不少是世人难觅的孤本、珍本。此外，还广泛地从历代选集、类书、史籍、方志、笔记、诗话、家乘、族谱、书录等中搜辑大量单篇零句，并克服了《全唐诗》、《全唐文》不收佛道、金石中诗的不足；２．编排科学。《全宋诗》所收诗歌，改变了《全唐诗》等以帝王后妃冠首、释道闺秀居末，无法一览唐诗发展的缺点，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使读者可循此把握宋诗发展线索。所收别集，一概保存原貌。不啻向读者提供今存数百种宋集的佳本、善本；３．考订精审。由于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参与，《全宋诗》审别了一些误将唐人和元明人诗作为宋诗，或本朝人诗而张冠李戴的。保证了《全宋诗》总体水平；４．资料详备。《全宋诗》所收诗歌作者均立小传，并随文标注史料来源，增设版本说明，这是《全唐诗》、《全唐文》所没做到的。期间还改正不少过去记载的错误，补充前人所论之不足。

陶潜解读(转) 在评考文章时，常会省起《诗经》里的一首诗：考盘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因为爱极了那种在幽涧中独自扣盆而歌的忘世和执着，时下扰扰，一径的埋首故纸，虽担了个蛀虫鱼的讥落，却可赢回几分清静。《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是北大孟公绰刊于《文史知识》二千年第五期一篇解读陶潜诗的随笔，朋友的文章，我向来读的仔细，从起疑至解惑，竟往复了三五次，于是集之成文。一：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文/孟公绰）一个杰出的诗人，必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一篇优秀的诗歌，必有让人感动的地方。陶渊明之诗，自宋以后，被奉为中国诗歌艺术的典范。陶集之中，名篇佳句多矣。但我读陶诗，最有感触的还是《归园田居五首其二》及《形影神》组诗。《归园田居五首其二》诗曰：“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诗意极显明，不外是说自己退居乡下，不必与人周旋应酬，每天不过种种庄稼，与农人谈谈庄稼的生长情况。看到手植的桑麻日日长大，心里说不出的喜悦。喜悦之余，却又生出一成感伤：如果天公不作美，霜霰来得太早，这一片桑麻岂不零落如同枯莽野草？一篇之中，后二句让人感触尤深。“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能作如此之想，可谓一往情深。桑麻虽只是寻常作物，但因是亲手所植，与己有了一种缘分，便不忍见其零落，更何况是生命及生命中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与物有情，何况与人？与人有情，何况与己？生命的脆弱一如小草，无论你如何珍爱，一个偶然的意外便可将其毁灭。诗人于这种偶然感触实多。陶集之中，有一篇《祭从弟敬远文》，写得一往情深。其从弟敬远，小其十余岁，孝友而有节操，却不幸早逝，死时刚过而立之年。渊明于敬远之死，哀痛异常，致祭之文，字字血泪。其文有曰：“曰仁者寿，窃独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见欺！年甫过立，奄与世辞。长归蒿里，邈无还期。”都说天佑仁人，可敬远仁爱如斯，竟不幸短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昨日还鲜活的生命，转眼间成了一抔黄土，留给亲人的惟有哀伤而已。诗人与敬远非但有手足之情，于其为人心性，更是钦迟。可如此美好的生命，竟轻易地为上天剥夺了，诗人的内心说不出地感伤和惋惜，于是发出“如何斯言，徒能见欺！”的慨叹。上天偏爱将生命中美好的感情和事物毁灭给人看。诗人不愿去承受，可却又不能不去承受。个人的生命，在天命面前过于渺小，这是人类的宿命。诗人不甘心于这种宿命，想要去抗挣，然而又如何能抗挣呢？死生有命，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是尽力珍惜自己有限的光阴而已。陶渊明痛感于生命的偶然和短促，因此加倍珍惜有限的生命。陶渊明是最知珍惜生命的人，他总怕自己辜负了此生。人活在世上，总得做一些事，赋予生命一种意义。立德也好，立功也好，立言也好，总得尽自己的努力去做。这是儒家的传统，是每一个士子信仰的价值观，陶渊明当然也不例外。因此，他总是想努力做一些事，在有生之年有所成就。《形影神》组诗是颇能说明陶渊明思想状况的代表作。前人解此诗之旨，多云是批评慧远“形尽神不灭论”的（以逯钦立为代表），愚意不敢苟同。愚意以为此诗不过是诗人自诉其内心矛盾，及思量一种解决方法。《形赠影》云：“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影答形》云：“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神释》云：“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受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说来说去，无非是嗟叹人生苦短，长生乏术。同样是面对人生苦短，形、影、神三者的态度却不一样：《形赠影》：“我无腾化术，必而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求长生不得，便只好饮酒以忘忧。《影答形》：“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身固有限，而名可不朽，故当努力立功名。《神释》则云：“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饮酒、立善都无从解决人生苦短的忧伤，便只好什么也不想，干脆纵浪大化中。读者当知，形、影、神虽代表三种不同的取向，但亦只是诗人自己的困惑而已，不必当作批评他人来解。

饶少平<一首被误解了的送行名作> 撰文者乃北京工业大学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白居易的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尤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历来为人们所称道。遗憾的是，自古以来，人们对此诗产生了一些误解。　　误解之一，本来是送行诗，在一些古籍中，题目却是＜赋得古原草＞，在北宋吴开的《优古堂诗话》中是＜原上草＞，在南宋尤袤的《全唐诗话》中是＜芳草＞，在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是＜咸阳原上草＞，在范晞文的《对床夜雨》中是＜草＞。以後，在明朝高（木秉）的《唐诗品汇》中，在清朝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中，在现代学者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中，题目都是＜草＞。如果说这只是简称，为什麼不简称为＜送别＞呢？可见，这些人是把这首诗当作咏草诗看待的，或者认为主要是咏草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五九年编辑的《唐诗一百首》说得明白：「这首诗的重点在描绘古原上的野草。作者不但勾画了草原的广阔、野草的青翠和芳香，还著重地歌颂野草的顽强的生命力」。至於送行，则只字未提。　　误解之二，「取喻」之说。近代学者俞陛云认为「原上草」有比喻意义。他在《诗境溦f》中写到：「取喻本无确定。」也可能「喻小人去之不尽，如草之滋蔓，作者正有此意，亦未可知。」金性尧先生在一九八0年版《唐诗三百首新注》中引用了这段话，并说：「诗里的原上草，固有所指，但究竟指正面势力还是反面势力就难说」。这样一讲，送行诗便带上了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跟结尾两句怎麼联系得上呢？一首话中，前、後两部分不应该没有关系。　　误解之三，当前，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既歌颂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流露出诗人「奋发向上的人生追求」，又表现了作者的离情别绪。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难道一首诗中有两个主题？　　误解之四，关於「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从古到今，几乎所有的注释家都认为是化用《楚辞．招隐士》中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殊不知，＜招隐士＞所表现的，是古人见到春草而想念远行未归之人，这首诗所表现的，是作者见到春草而引发出惜别情绪。　　　产生上述误解，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古人写诗注重炼句，杜甫就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读诗也是这样，人们一见警句就交口荐誉，久而久之，难免有人不看全诗，热衷於撷取一两个好的句子，孤立地进行分析。这首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最精彩，於是就把这两句拣出来，大加褒扬，尽情阐述，而对诗的主题，反倒无暇顾及。　　第二，有的人总喜欢把要解释的句子与前人的某些句子挂钩，是用典的，说成用典，不是用典的，也牵强附会地说成用典。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挖掘作品的深意，同时也显得自己博学多才。更多的人则是见了前人对「王孙」、「芳草」的注解，盲目因袭。　　第三，有的人注意到了结尾两句，在选注或赏析这首诗时，采用了＜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样的题目。但是，由於题目有两项内容，诗的大部分在写草，於是以为作品主要是咏草，兼写送别，得出了「春草颂歌，送别佳作」的结论。　　先咏物，後写别情，题目有两项内容，诗中也有两项内容，这是盛唐出现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代表作有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以奇特的想像，夸张的笔墨，从几个方面描写塞外大雪。这些描写都是为送行服务的，特别是为末两句「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打基础的。归根结底，这是一首送行诗。我们不能因为诗中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精彩的句子，或者因为前十句都在写雪，後八句才转入送行，转入送行後又有的句子在写雪，就把这首诗看作是咏雪诗，就把话题改作＜雪＞或者＜白雪歌＞。要改也应该改成＜送武判官归京＞。　　写这类诗，咏物部分要越精彩越好，目的是为了衬托别情。读这类诗，要分清主次。一首诗中只有一个主题，篇幅长的部分，不见得是主题所在。

还有人在吗? 都下了吗??

杨士奇<颜乐堂记> 庐陵胡则颜名其所居堂曰颜乐，其志固望希于大贤君子之地乎！间求记于余。嗟乎，其可以易言哉！夫颜之乐，极其学之所至，心与道一，而于出处动静从容安适，无往而不得，斯其所为乐也，其可以易言乎？然颜之乐，虽乐其在己者，其心盖未尝一日而忘利民也。孟子称禹、稷、颜子同道，道在是，即心在是，得其心，而后可以言其乐也。则颜诗书故家，其为人敦厚详慎，外和而内夷，志在利人。善医，闻人有急，虽风雨寒暑昏莫，趋赴恐不及。比以名医征诣京师，京师士大夫家闻则颜善医，奔走迎致，无虚日。则颜为医，不局于一科，其所治无不良效。其或一见曰“此不可治”，即不治而去，虽更他良医治，终不治。翰林沈修撰一弟，甚爱之，忽病目，求诸专科之医。一医曰：“疾本深矣，不可责近效，药之半岁，其或庶几也。”一医曰：“当施大药，非百缗直不可。”言已，皆竟去不顾。沈修撰惧，遍求医之良，得则颜。则颜视之，曰：“此风毒所侵耳，即治，不过五日愈。”药之五日，愈。胡学士女兄之夫病伤寒，时在舟中，求他医往治。医问所病证，曰：“此殆死也。”不肯行。胡公百方强之，且约厚赀谢，始行。明日还报曰：“其果死也。”更求则颜。则颜往脉之，曰：“此病欲解矣。”施两剂而愈。继复病，数剂愈。司经芮洗马病目，其剧如沉氏，往求则颜。则颜曰：“此可三日愈。”药之三日，愈。翰林周编修得痿疾剧，初朝廷命蒋御医治，未几，蒋有使命出外，他医弗能继也。则颜继之，竟愈。既而周之家人皆疾，他医皆难之，迎则颜，则颜皆愈之。庶吉士刘孟铎暴病，亟甚，恒所往还亲爱者环视之，悚然。则颜素厚孟铎，脉之，摇手曰：“易易耳，无怪也。”施数剂，愈。进士曾用常两足肿，则颜曰：“当急扶元气，肿不足治也。”他医曰：“当急治肿。”曾信他医，则颜争不得，数日卒。翰林庶吉士陈孟京始得疾，则颜视之，怆然曰：“不及矣。”众未信之，走致数医治，卒不治。余在京师，目见其治效彰彰如此，每愈一疾，辄自喜，而人德之与否不计也。即知其不可治，辄忧形于面。此其心之所存可知矣。夫其心之所存与志之所慕者苟不相倍，因是勉勉自修，积诚而不已，则大贤君子之地，未有不可几及焉者。孟子曰：“颜何人哉！”则颜归而求之可也。则颜与余同郡，故为记其所能与其所存者如此，使勉焉。

瞿林东: 东林书院和东林党　　东林书院是明代晚期一个蜚声士林的讲学中心，东林党是这个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一个影响颇大的政治集团。后者因前者而得名，前者亦因后者而益显，它们在明代后期的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写下了有声有色的篇章。　　１　　说起东林书院的历史，首先要提到北宋一位学者杨时。　　杨时（１０５３—１１３５），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省）人。他在学术思想上以程颐、程颢为师，是二程学说的积极传播者，号称“龟山先生”。南宋初年，他被东南学者推为“程氏正宗”。杨时晚年，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因为杨时非常喜爱庐山“东林”景色，所以把他讲学的地方取名为东林书院。这就是东林书院的由来。又因杨时号“龟山”，故时人亦称东林书院为龟山书院。元时，东林书院废为僧舍。　　东林书院的复兴，则已是明朝晚年的事情了。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当时任吏部文选司郎中的无锡人顾宪成，因在“廷推阁臣”的问题上“忤帝意，削籍归”（《明史·顾宪成传》）。里居后的顾宪成，一面著书，一面讲学。但是，他并没有一个满意的讲学场所。他经常不无焦虑地对他的好友、无锡人高攀龙说：“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顾端文公年谱》）可见他不愿虚掷岁月，还希望在讲学方面做一番事业。明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九月，顾宪成怀着崇敬的心情偕伴来到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旧墟，凭吊四百多年前的宋朝学人，一时心有所感，慨然说道：吾曹讲习之所，其在斯乎！于是他“商诸同志”，筹划修复东林书院。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下，修复工作在第二年夏季开始，入秋即告竣工。　　东林书院修复后，顾宪成邀请江、浙“同人”，在此聚会“相与讲德论学，雍容一堂”，“一时相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年谱》）。在首次东林大会上，顾宪成宣布了他所草拟的《东林会约》。《会约》阐明东林书院讲学的宗旨，如“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强调“务在躬修实践”（《顾端文公遗书·东林会约》）。　　这是东林书院复兴的序幕。此后，顾宪成和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讲学其中，顾被人们称为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废弃了四百多年的东林书院，这时又变得生气勃勃、书声琅琅了。于是，东林书院逐渐闻名于当世，而从这里传出的讲学声、读书声，竟在晚明的地主阶级政治生活中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　　２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撰写的一幅对联，足见他主张把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结合起来。他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注重民生，隐居乡里不关心社会状况，不配称作君子。”因此，顾宪成等人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要求改革政治，整顿税收，限制大官绅的势力。这些做法和主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明史·顾宪成传》）。　　由于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因此，它在复兴以后不久，不仅成了一个著名的讲学中心，而且也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舆论中心，为世人所瞩目。拥护者固然不少，忌恨者为数亦多。于是，那些反对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的当朝权贵们，就把顾宪成等人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一些人称作“东林党人”而加以打击。“东林党”之称是那些反对顾宪成等人的权贵们加给他们的（见《明史·孙丕扬传》）。　　“东林党”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从经济上来看，自明初以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少数纺织业部门开始出现某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因素，新兴的手工业者、商民，则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代表。东林党的一些中坚人物如顾宪成、高攀龙、缪昌期等，都出身于这种新兴的工商业者的家庭。这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刘蕡下第(容斋续笔)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刘蕡对策，极言宦官之祸。既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见蕡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郃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以为「蕡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臣所对不及蕡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报。予按是时宰相乃裴度、韦处厚、窦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韦之贤，顾独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论奏，岂不有愧於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郃亦不显，盖无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师礼，竟为宦人所嫉诬，贬柳州司户。李商隐赠以诗曰：「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及蕡卒，复以二诗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又曰：「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寃魂。（亻幷）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蕡及见之否乎？附记【赠刘司户（蕡）】李商隐江风吹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哭刘司户二首】李商隐离居星岁易，失望死生分。酒瓮凝馀桂，书签冷旧芸。江风吹雁急，山木带蝉曛。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有美扶皇运，无谁荐直言。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湓浦应分派，荆江有会源。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哭刘蕡】李商隐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广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哭刘司户蕡】李商隐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弘。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

北狄俘虏之苦(容斋三笔)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煖气，然纔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先公在英州，为摄守蔡寯言之，蔡书於甲戌日记，後其子大器录以相示，此松漠记闻所遗也。四库本为防止引发"负面影响",将此条删去.张元济曾记之.

李并成: 东汉酒泉郡延寿县城考延寿县之名,始见于《后汉书·郡国志》“酒泉郡”条,而不见于《汉书·地理志》,知该县当为东汉新置的酒泉郡属县。该县位于何处?有的学者据《汉书·地理志》酒泉郡属县中有“天衣”而无“延寿”,而《后汉书·郡国志》中则有“延寿”而无“天衣”认为,西汉的天衣与东汉的延寿同属一地,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易名而已。如新版《中国历史地图集》即如此标绘,分东西汉不同时期将二县均标在今甘肃省玉门市城南约30公里的祁连山深山中同一位置。然而,笔者翻检有关史料,却从未找到“天衣”更名为“延寿”的任何记载,也从未发现二县有承袭关系的任何迹象,由此不能简单地认为二县同在一地。二县不仅时代相异,而且在地域上亦不相同。笔者业已考出,西汉天衣县位于今玉门市城西约70公里的昌马盆地。至于东汉延寿县则另有别论。《后汉书·郡国志》酒泉郡延寿县条刘昭注引《博物记》:“县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　注地为沟。其水有肥,如煮肉洎,漾漾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极明,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如其所述,石漆正是今之石油。指明延寿县位于山之北麓,境内有天然石油流出的沟谷。《太平寰宇记》卷152肃州玉门县条引阚因《十三州志》:“延寿县,在(酒泉)郡西,金山在其东,至玉石障,亦是汉遮虏障也。”表明延寿县地处酒泉郡西,且位于玉门县境内。汉唐玉门县笔者考得在今甘肃玉门市赤金镇赤金堡古城。《元和郡县图志》肃州玉门县条:“石脂水,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极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　取用,涂鸱夷酒囊及膏车。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围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逾明,酒泉赖以获济。”此苔如肥肉,可以燃灯、作涂料、膏车、用作火具的石脂水无疑为原油,即刘昭所注引的石漆。《太平寰宇记》卷152亦云:“石漆,延寿城中有山,出泉注地,其水肥如牛汁,燃之如油,极明,但不可食。此方人谓石漆得水则愈炽也。” 查玉门一带地貌,有两条天然原油溢出的沟道,一条今名石油河,一条今名白杨河,二河均源于祁连山北麓。石油河出山后流经今玉门市城,折而西北,经赤金镇,又东北注入花海。花海在汉晋时称为延兴海。《太平寰宇记》卷152引《十三州志》:“玉门县置,长三百里,石门周匝,山间裁经二十里,众泉流入延兴。”白杨河位于石油河东侧15——30公里处,出山后流经清泉乡、骟马城等地,没入戈壁。史籍所云的石漆、石脂水,指此二河无疑,舍此别无他处可求。东汉延寿县当位于此二河一带。《明一统志》:“石油出肃州南山”;《肃镇志》:“嘉峪关西有石漆”,皆指此二河。《读史方舆纪要》卷63:“延寿城,在(酒泉)卫西南,后汉置县,属酒泉郡”。《重修肃州新志·赤金所》亦云:后汉延寿县“在肃州西南,今靖逆卫(今玉门镇)东南”。又云:“赤金东南一百五十里,在白杨河西,有石油泉,土人取以燃灯,即石脂水也”。以上所云均是一个大体方位。清抄本《玉门县志》(年次未详)云:“按古延寿县地,在今赤金境内。”前考已知赤金堡古城为汉玉门县址,石油河流经,则东汉延寿县县城必位于其东数十里的白杨河流经之地。因为除此二河流经之地外,余皆为茫茫戈壁滩,未有立县之处。又上引《十三州志》所云延寿县东的金山和玉石障,即今嘉峪关黑山和石关峡。《元和郡县图志》玉门县条:“金山,在县东六十里,出金”。由汉唐玉门县城今玉门赤金镇向东60里许,为今玉门清泉乡骟马城、新民堡一带,嘉峪关黑山余脉可延伸至此。同书酒泉县条:“洞庭山,在县西七十里。四面悬绝,人不能上,遥望焰焰如铸铜色。山中出金”。酒泉西70公里之处也正是嘉峪关黑山,洞庭山即金山。其山位于今嘉峪关市西北约10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山体南部有一条东西延伸的天然峡谷,可通车马,成为古代酒泉西出的要径,今名石关峡或黑山峡。该峡正是古之玉石障,也是五代宋初玉门关的所在。汉晋时之所以以玉石障称之,无疑是由于西域和田之玉东运中原的孔道经由此峡,同时当地也自产玉石,早有玉石山之名。《重修肃州新志》:“嘉峪山在酒泉西七十里,即古之玉石山,以其常出玉,故名之”。金山和玉石障位置既明,依《十三州志》等所记,则东汉延寿县当位于其西面。即在嘉峪关黑山和石关峡之西的玉门市白杨河旁侧的清泉乡骟马村恰有一座古城遗址,俗称骟马城。该城位于村东部,南距国道312线仅0.8公里。城址分为内外二城。内城位于外城东北隅,余北、西、南三面墙体,基本完整,南北63米,东西58米,基宽8米许,顶宽2米,颇为厚实,残高8米许。夯筑,夯层13——18厘米,四周有角墩,角墩底部长宽各10米。南垣东部有一宽仅3米的豁口,似门。该城东面紧临骟马河(白杨河支流),东垣受河水冲刷已全部坍入河中。河床切深25米许,河面宽约50米,两岸壁立。城外存护城壕残迹。城壕距城垣16米,壕宽约20米,残深1.5——2.5米,壕内侧还筑有残宽约3米,残高0.5——1.8米的矮墙,似羊马城形制。内城地面遍布河卵石,并散落碎砖块、明代青瓷片等物,亦有汉唐时的灰、黑陶片。墙体中还偶见夯入的灰陶片。由其完整程度、保存遗物观之,内城当筑于明代。骟马城外城墙垣多毁,南北230米,东西280米,南垣、西垣见断续残墙,东垣亦全部塌入骟马河内。北垣仅残存一段宽3米、高4米、长4米的墙段,并与内城北垣处于同一直线上。外城西南部内折,西南角墩尚存,残高2米,残宽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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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民工死在俄罗斯续:家属欲赴俄讨说法 news.dayoo.com　　 2005年07月14日 01:36 　　来源: 东亚经贸新闻　　“曲忠海3个月前走时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都是这个非法劳务把曲忠海害死的！”得知曲忠海的死讯，曲忠海的儿女、亲戚们哭作一团。他们表示：希望能尽早赴俄，接曲忠海回国，并找到不法工头为曲忠海的死亡讨个说法。　　记者踏访：贫困促他走上非法劳务路　　昨日13时许，记者走了5公里泥土路、趟过4条河后，才找到曲忠海居住的屯子——九台市其塔木镇冯家村八社。曲忠海家在山角下，房子四周杂草丛生，屋内虽然破旧不堪，却摆放整齐。村民们都聚到曲家，无不惋惜地说：“曲忠海是村里最老实、人缘最好的人”。　　村民们介绍：曲忠海夫妇有4个孩子，大女儿已经结婚；还有3个儿子。孩子多，地又少，曲家成了村里最困难的一家。近几年，曲忠海和妻子先后出外打工，大儿子曲立明、二儿子曲立春也到大连去学厨师。“曲忠海热心肠，在家干零工他不好意思向邻居们收钱，所以他就想着走远点多赚些钱。”曲忠海的舅哥李有民说，曲忠海出国前把14岁小儿子托付给李家，满怀希望地说，去俄罗斯种菜的老板说了，累点、远点，但仅干8个月活就挣6000多块钱，而且冬闲时如不回国，老板还会把办手续省下的5000元钱给他们。这样算来，到2007年末回来时，曲忠海就能拿回1万多块钱了。　　曲家子女：欲赴俄为父讨公道　　“曲忠海身体硬实着呢！去年我们还一起在长春工地干力工、搬石头！”村民刘作军说，曲忠海被累死对大家来说太意外了。　　记者来到李有民家时，曲忠海14岁的小儿子曲立军正趴在炕沿沉沉地睡着，记者发现他的衣服裤子都小了一大截。听说父亲“出事了”，曲立军“哇”地哭了，大喊着：“我想找我爸……”。听姑父说爸爸可能是因肝病没及时治疗死亡，曲立军吵着：“我要去俄罗斯接我爸回家，我要找那个工头算帐，我要告他！”　　记者在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了解到：曲忠海的尸体运回国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驻俄大使馆：有人冒充曲家女儿与使馆联系　　18时许，记者与中国驻俄使馆领事部一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时，她介绍：这几天一直有一名女子自称是死者的女儿，一直在与使馆方面联系，她十分详细地提供了“父亲”死亡的地点是伊尔库斯克，还有曲忠海在俄的其他相关情况，她的表达能力很强，使馆方面赵领事正积极联系相关部门。　　21时许，记者拨通了曲忠海已经出嫁的大女儿曲立新家的固定电话，接电话的是她丈夫李晓平，他说：妻子智力缺馅，刚刚听大舅说父亲死了，人一下子就犯病了，妻子在13日前根本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　　使馆提醒只为合法赴俄人员提供保护　　中国驻俄使馆工作人员说，希望当事人亲属能够亲自和大使馆取得联系。曲案在情况明了后，使馆方面才能采取妥当、适当的措施。大使馆同时提醒欲赴俄公民：大使馆依法保护合法途径在俄公民合法权益。　　律师支招：曲家可向雇主索赔　　当记者拨通带领曲忠海出国“工头”张某本地手机号时，接电话一名女子告诉记者：张某和他的妻子带着四五十个中国民工正在俄罗斯种菜，有什么事，都有张某夫妇处理。　　“在雇佣期间出现死亡的，曲家可向雇主索赔”。听了记者有关曲家的介绍后，执业律师王照林表示：无论曲忠海与中国雇主之间是否签有劳动协议，只要雇佣关系存在，雇主就应该对自己非法雇佣不合法人员的行为负责。

白居易与茶诗(转) 把茶大量移入诗坛，使茶酒在诗坛中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从白诗中，我们看到茶在文人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转化的过程。白居易与许多唐代早、中期诗人一样，原是十分喜欢饮酒的。有人统计，白居易存诗二千八百首，涉及酒的九百首；而以茶为主题的有八首，叙及茶事、茶趣的有五十多首，二者共六十多首。可见，白居易是爱酒不嫌茶。《唐才子传》说他“茶铛酒杓不相离”，这正反映了他对茶酒兼好的情况。在白氏诗中，茶酒并不争高下，而常像姐妹一般出现在一首诗中：“看风小溘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自题新昌居止》）。又说：“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和杨同州寒食坑会》）。前者讲在不同环境中有时饮酒，有时饮茶；后者是把茶作为解酒之用。白居易为何好茶，有人说因朝廷曾下禁酒令，长安酒贵；有人说因中唐后贡茶兴起，白居易多染时尚。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作为一个大诗人，白居易从茶中体会的还不仅是物质功用，而是有艺术家特别的体味。白居易终生、终日与茶相伴，早饮茶、午饮茶、夜饮茶、酒后索茶，有时睡下还要索茶。他不仅爱饮茶，而且善别茶之好坏，朋友们称他为“别茶人”。从艺术角度说，白居易发现了茶的那些妙趣呢？第一，白居易是以茶激发文思。卢仝曾说：“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这是浪漫主义的夸张。白居易是典型现实主义诗人，对茶与激发诗兴的作用他说的更实在：“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这些是说茶助文思，茶助诗兴，以茶醒脑的。反过来，吟着诗，饮茶也更有味道。第二，是以茶加强修养。白居易生逢乱世，但并不是一味的苦闷和呻吟，而常能既有忧愤，又有理智，这一点饮酒是不能解决的。而饮茶却能有助于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伤感、杂律四类。他的茶诗一是与闲适相伴，二是与伤感为侣。白居易常以茶宣泄沉郁，正如卢仝所说，以茶可浇开胸中的块垒。但白居易毕竟是个胸怀报国之心，关怀人民疾苦的伟大诗人，他并不过份感伤于个人得失，在困难时有中国文人自磨自励，能屈能伸的毅力。茶是清醒头脑，自我修养，清清醒醒看世界的“清醒朋友”。他在《何处堪避暑》中写道：“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以茶陶冶性情，于忧愤苦恼中寻求自拨之道，这是他爱茶的又一用意。所以，白居易不仅饮茶，而且亲自开辟茶园，亲自种茶。他在《草党纪》中就记载，草堂边有“飞泉植茗”。在《香炉峰下新置草堂》也记载：“药圃茶园是产业，野鹿林鹤是交游”。饮茶、植茶是为回归自然情趣。第三，是为以茶交友。唐代名茶尚不易得，官员、文士常相互以茶为赠品或邀友人饮茶，表示友谊。白居易的妻舅杨慕巢、杨虞卿、杨汉公兄弟均曾从不同地区给白居易寄好茶。白居易得茶后常邀好友共同品饮，也常应友人之约去品茶。从他的诗中可看出，白居易的茶友很多。尤其与李绅交谊甚深，他在自己的草堂中“趁暖泥茶灶”，还说：“应须置两榻，一榻待公垂”。公垂即指李绅，看来偶然喝一杯还不过瘾，二人要对榻而居，长饮几日。白居易还常赴文人茶宴，如湖州茶山境会亭茶宴，是庆祝贡焙完成的官方茶宴，又如，太湖舟中茶宴，则是文人湖中雅会。从白诗看出，中唐以后，文人以茶叙友情已是寻常之举。第四，以茶沟通儒、道、释，从中寻求哲理。白居易晚年好与释道交往，自称“香山居士”。居士是不出家的佛门信徒，白居易还曾受称为“八关斋”的戒律仪式。茶在我国历史上，是沟通儒道佛各家的媒介。儒家以茶修德，道家以茶修心，佛家以茶修性，都是通过茶静化思想，纯洁心灵。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唐以后三教合流的趋势。　

抱膝轩记·（清）管同自明祖都江宁，而杨吴城濠围于城内，其水流日就狭。及其东至竹桥，有水穴城来会。古所谓青溪一曲者也。折而南流，至柏川桥，再会钟山之水。又稍南，过大中桥，则淮水入东关，与相灌注，杨吴城濠虽就狭，而会是三水，半里之间，势犹浩瀚。又其地北见鸡笼，东北见钟山。而东岸率果园菜囿，杂植桃杏韭菘之属。山林映带，舟楫往来。虽居城中，殆无异于郊外。予自归江宁，家凡六徙。近乃僦宅居是水之西。老屋百年，尘埃渗漏。每暑日激射，阴雨连绵，蒸炕沾淋，顾视无可逃避。予居之未尝不适也。独其屋仅四间，自奉母处妻孥置厨爨外，了无燕息之所，意尚阙然。嘉庆十五年归自山东，始即第二室屏后一楹地，葺为小轩，颜曰“抱膝”。借书满架，置榻一张，偃仰啸歌，即获其所。然其为地，前近市廛，后连闺闼，而左则直接邻家；不壁而板，凡夫行旅之歌唱，妇孺之謼嗁，鸡犬之鸣吠，嘈杂喧阗，殆无时不至。而当予神会志得，抗声高诵，家人每笑谓其音聒人。三者之声，盖往往为所掩也。昔诸葛武侯隐处隆中，抱膝而吟《梁甫》。时人问其志，但笑而不言。予之名轩，岂敢以武侯自命，盖亦陶公所云容膝易安之意而已。然予既厌薄文辞，又不汲汲然志在科举，斗室一间，讽书不辍。有相问者，予将何以答之耶？轩既葺，居者一年。明年，予为人所招，不恒在家。而其室遂废。然一时之兴，有不能忘，故追而记之。柏川桥者，与予所居后户对。其前户所临街，称名多异。或曰：其地古属绵乡，名曰绵乡营。或曰：柏川桥北百余步外，其地为明之东厂；至今犹名曰东厂；而此地则明之饷营也。是二说者，今皆不可考云。管同（1780—1831），字异之，江宁上元（今南京市）人。道光五年（1825）中举，入安徽巡抚邓廷桢幕。他与梅曾亮同乡，同为桐城派姚鼐的弟子。但他为文“师姚先生之文而不袭其派”，独具特色。他的政论文关注时事，颇有见识，传诵一时。杂记文则淡而有味，不乏佳作。著作有《因寄轩文集》。本文选自《因寄轩文集》卷七。这是一篇书斋记，详细叙述了抱膝轩的地理环境和命名由来。作者既仰慕居隆中的诸葛亮，更愿效仿“结庐在人境”，能“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在容膝小室之中、在四面喧闹的环境中，“抗声高诵”，读书自娱。全文表达了作者安贫乐道、不慕功名的生活志趣。读者也可借此文窥知陶渊明式的生活情趣对文人的深远影响。

淮阴庙(《桯史》卷12) 　　楚州淮阴，夹漕河而邑于泽国，诸聚落尤为荒凉。开禧北征，余舟过其下，舟人指河东岸弊屋数椽，曰：“是为楚王信庙。”亟维缆登焉。堂庑倾欹，几不庇风雨，两旁皆过客诗句，楹楣户牖，题染无余，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读。左厢有高堵，不知何人写杨诚斋二诗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笔画，余以意揣录之。其一曰：“来时月黑过淮阴，归路天花舞故城。一剑光寒千古泪，三家市出万人英。少年跨下安无忤，老父圮边愕不平.人物若非观岁暮，淮阴何必减文成。”其二曰：“鸿沟秪道万夫雄，云梦何销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还负室前钟。古来犬毙愁无盖，此后禽空悔作弓。兵火荒余非旧庙，三间破屋两株松。”音节悲壮，伦似抑扬，遍壁间殆无继者。本题文成为宣成，余按张留侯谥，与霍博陆自不同，后得麻沙印本《朝天续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两淮阴，虽意不同，疑亦传复。金既入塞，旧庙当无复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科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已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　　题记：全文共分五段。作者先叙述黄州多竹的特点，点明以竹为楼的原因。再围绕“声”字，一气描写了竹楼的六“宜”；以声写楼，以声抒情，构思独具匠心，读来别有韵味。在此基础上抒发了作者对官场荒淫奢华的鄙夷，反衬竹楼的素朴，主人的高雅；最后借竹楼寿命长短为题，发泄自己屡遭贬谪的愤懑。本文记叙、描写、议论、抒情各种手法运用自如，行文流畅，不事雕琢。　　作者简介：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宋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家世务家，出身清寒。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任右拾遗、左司谏等官。因敢言而“八年三黜”，作《三黜赋》，以“屈于身兮不屈其道，虽百谪而何亏”自勉。真宗时，与修《太祖实录》，直书史事，被出知黄州，迁蕲州，病卒。诗文一扫宋初西昆浮艳文风，多涉规谏，反映民瘼，风格平易，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为前身”。有《小畜集》、外集四十三卷。

诚斋之论绝句(<诗人玉屑>) 　　五七字绝句，最少而难工，虽作者亦难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与介甫最工于此。如李义山忧唐之衰云：“夕阳无限好，其奈近黄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如“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如“莺花啼又笑，毕竟是谁春。”唐人铜雀台云：“人生富贵须回首，此地岂无歌舞来。”皆佳句也。如介甫云：“更无一片桃花在，为问春归有底忙。”“只是虫声已无梦，五更桐叶强知秋。”“百啭黄鹂看不见，海棠无数出墙头。”“暗香一阵连风起，知有蔷薇涧底花。”不减唐人。然鲜有四句全好者。杜牧之云：“清江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长送钓舡归。”唐人云：“树头树尾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韩渥云；“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蔷薇花在否，侧卧卷帘看。”介甫云：“水际柴门一半开，小桥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并是梅。”东坡云：“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四句皆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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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伯衲诗评(<西清诗话>) 　　柳子厚诗雄深简澹，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王摩诘诗浑厚一段，覆盖古今，但如久隐山林之人，徒成旷淡。杜少陵诗自与造化同流，孰可拟议。至若君子高处廊庙，动成法言，恨终欠风韵。黄太史诗妙脱蹊迳，言侔鬼神，唯胸中无一点尘，故能吐出世间语，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东坡公诗天才宏放，宜与日月争光，凡古人所不到处，发明殆尽，万斛泉源，未为过也。然颇恨方朔极谏，时杂滑稽，故罕逢蕴藉。韦苏州诗如浑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过处，大似村寺高僧，奈时有野态。刘梦得诗法则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见少拙。白乐天诗自擅天然，贵在近俗，恨如苏小虽美，终带风尘。李太白诗逸态凌云，照映千载，然时作齐梁间人体段，略不近温厚。韩退之诗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疏，与柳州诗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轻荡也。薛许昌诗天分有限，不逮诸公远矣。至合人意处，正若刍豢，时复咀嚼自佳。王介甫诗虽乏风骨，一番去清新，似方学语小儿，酷令人爱。欧阳公诗温丽深稳，自是学者所宗，然似三馆画手，未免多与古人传神。杜牧之诗风调高华，片言不俗，有类新及第少年，略无少退藏处，固难成一唱而三叹也。右此十四公，皆吾平生宗师，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故间得以议之。至若古今诗人，自是珠联玉映，则又有不得而知也已。

李卓吾:读<金滕> 　　周公欲以身代兄之死，既已明告于神矣，而卒不死何耶？然犹可委曰“神不许我以死，我岂敢自死乎？我直以明我欲代兄之心云耳，非以祈人之知我欲代兄死也。”则册祝之词，坛之设，璧之秉，金匮之纳，何为者哉？谚曰：“平地上起骨堆。”此之谓也。无风扬波，无事生事，一人好名，毒流万世，卒使管叔流言，新莽藉口。圣人之所作为，道学之所举动，吾不知之矣，不有陈贾乎？陈贾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此千古断案也。不仁不智，从公择其一者可矣。

李卓吾<因记往事> 　　向在黄安时，吴少虞大头巾曾戏余曰：“公可识林道乾否？”盖道乾居闽、广之间，故凡戏闽人者，必曰林道乾云。余谓尔此言是骂我耶，是赞我耶？若说是赞，则彼为巨盗，我为清官，我知尔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矣。若说是骂，则余是何人，敢望道乾之万一乎？　　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奥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朗廷为之旰食↓正刑、都总统诸文武大吏外，其发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几也，而林道乾固横行自若也。　　今幸圣明在上，刑访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然林道乾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设以李卓老权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数日而即擒杀李卓老，不用损一兵费一矢为也。又使卓老为郡守时，正当林道乾横行无当之日，国家能保卓老决能以计诛擒林道乾，以扫清海上数十年之通寇乎？此皆事之可见者，何可不自量也？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　　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余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故因论及才识胆，遂复记忆前十余年之语。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某曰：“如此则林道乾无识乎？无识安能运才胆而决胜也？”夫古之有见识者，世不我知，时不我容，故或隐身于陶钓，或混迹于屠沽，不则深山旷野，绝人逃世而已，安肯以身试不测之渊也？纵多能足以集事，然惊怕亦不少矣。吾调当此时，正好学出世法，直与诸佛诸祖同游戏也。虽然，彼亦直以是为戏焉耳。以彼识见，视世间一切太头巾人，举无足以当于怀者，盖逆料其必不能如我何也，则谓之日二十分识亦可也。

明清时与今天调个儿了松江府上海县变成上海市松江区了

虚妄浅薄之徒作此文托名于刘刘根本就没写过.不信去翻翻唐宋人的著作.

不许设公安吧也就算了,可居然连公安县吧也不许设??? 现在一说袁宏道是湖北公安人,有的人都直笑.

此诗虽是伪造.但何尝不是他的情怀. 人间到处有啼痕!!数千年来百姓的怒吼.

一个人杰地灵的古城

尊唐抑或尊宋让中国各大bbs头疼的两难抉择

这个吧好像是我创的呀? 莫非最初的贴子没了

张纪仲: 山西的地理形势与建置沿革　　山西省在华北平原以西，黄河中游之东，内蒙古高原南侧，四周山河环绕，与邻省（区）界限十分明显。其东和东南方，以太行山与河北、河南两省为界；西和西南，隔黄河与陕西、河南两省相望；北方则以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相隔。全省总面积为１５６２６６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１．６３％。　　山西的地理形势非常优越，素有“表里山河”、“最为完固”之誉。清初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对山西的地理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绕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箠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并列举了上自春秋，下迄明代的五十一个战例，说明了山西的重要战略地位。　　从顾氏的反复论证中可以看出，“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的原因是：第一，从地理特点看，山西凭山控水，据高负险，地形完固，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和防御北敌入犯的有利条件。其名山有太行、恒山、霍山、勾注、中条，五台等；其大川有黄、汾、沁、漳等；其关隘有内、外长城两道防线及偏头、宁武、雁门、平型、飞狐等。这些，有的是大自然形成的重险，有的是人工修筑的关隘，可恃河为守，可依山为塞，进退攻守，皆由其便，只要据险势，开资源，做好屯兵、戍守、转输，就能保固山西，使敌难以得志。第二，从战略地位看，山西位居京都上游，北连内蒙古，南接河南，右承陕西，左屏河北，对京都、华北、中原都具有重要的屏障和支撑作用。保有山西，就能“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若为敌所陷，京都就因失去侧翼而受威胁，敌人还可依山西为根据地，或东击河北，或南下中原，或西进陕西，转易达到中原腹地。因此，“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第三，山西山河险固，资源丰富，“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又有较方便的水、陆交通，完全可以以之为依托，外御强敌，内修统一。　　因为山西省的大部分地区，在春秋时期（公元前７７０—前４７６）为周朝的诸侯国晋国领有，所以自古简称“晋”。春秋末期韩、赵、魏分晋，史称“三晋”，后遂成为山西地区的别名。又因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山陕峡谷河段之东，战国秦汉间，多把今山西西南部称为“河东”，唐以后就以“河东”泛指今山西全境，“河东”遂成山西又一别称。　　战国至西汉，人们是以崤山或华山为界来区分山西、山东地区的，今天的山西地区当时是列入山东范围内的。其后，人们才以太行山为界来区分山东、山西或山左、山右，山西地区处在太行山之西、之右，于是又有山西、山右等别称。《后汉书·邓禹传》记载邓禹平定河东之后，光武帝下诏称颂他的功勋“斩将破军，平定山西”，明确把今山西划到山西地区。但当时所说的“山西”，所指虽是今山西省，但仍是地区名，而不是行政区名。直到元代，因其京师蓟门之西有太行山，故把太行山之西的政区置为河东山西道，这是以“山西”作为行政区名称的开始。明初，改元之河东山西道为“山西行中书省”，不久（公元１７３６）又改为“山西承宣布政使司”。清代置山西省，沿袭至今。　　早在一百数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今山西西南部。　　从公元前十七世纪到前十一世纪，山西为商王朝统治。山西南部的一些地方，包含在以商王为首的中央政权直接统治的“邦畿千里”之内。其余地方则散布着商朝属下的诸侯国和方国部落。曾对商朝在西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沚伯的封地，就在山西西北部。

引自<献帝春秋> 献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入庙，令虎贲执刃挟之。操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李并成: 甘肃境内遗存的古城址　　位于丝绸之路上的甘肃省，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古城遗址集中分布的区域。由于省境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降水少，地表文物少受雨雪、地下水、盐碱等的侵蚀，人为活动的破坏也相应轻微，从而保存下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等第、规格、形制、规模的大量古城址。据不完全统计，仅汉唐时期的城址就有１６０余座，尤以河西走廊为多，至于宋代以迄明清的城寨堡邑、关铺驿递等，则为数更众。　　甘肃境内较著名的古城址有：敦煌沙州故城（汉唐敦煌郡、县城、唐沙州城）、南湖破城（汉龙勒县城、唐寿昌县城）、安西锁阳城（唐至元代瓜州城）、六工破城（曹魏宜禾县、北魏常乐郡、唐常乐县城）、踏实破城子（汉广至县、唐五代悬泉镇城）、肃北石包城（唐五代雍归镇城）、玉门赤金堡城（汉唐玉门县、唐玉门军城）、酒泉下河清皇城（汉乐涫县城、唐禄福县城）、金塔大湾城（汉肩水都尉府城）、地湾城（汉肩水候官城）、双城子、高台骆驼城（前凉建康郡、唐建康军城）、羊蹄鼓城（唐祁连戍城）、肃南皇城（元永昌王城）、张掖“黑水国”城（汉张掖郡治觻得县城）、民乐八卦营城（汉张掖属国城）、永固城（古祁连城）、金昌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高庙古城（唐武安戍城）、永昌沙城子（汉鸾鸟县、唐嘉麟县城）、民勤连城（汉唐武威县城）、文一古城（汉宣威县、唐明威戍城）、端字号柴湾古城（唐白亭军城）、景泰吊沟古城（汉媪围县城）、兰州西固城（宋西关堡、明西古城）、榆中勇士城（西秦都城）、白银打拉池城（宋怀戎城）、定西北卅里铺城（北宋安西城）、夏河八角城（疑唐雕窝城、宋一公城）、临潭牛头城（疑吐谷浑莫河川城）、西和仇池城（汉氐族仇池国城）、静宁刘河古城（汉成纪县城）、灵台梁原城（隋唐良原县城）、礼县祁山城（三国蜀祁山堡）、宁县政平古城（唐定平县城）、天水十二连城（宋代城堡）等。这批古城址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具有权威性的历史标本，是古丝绸路上留存的一笔丰厚的历史遗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　　一、甘肃境内古城址不仅数量众多，历史悠久，而且朝代序列完整，保存情况相应较好，许多千余年的古垣旧墉今日仍巍巍屹立，展示着当年一代名城的风采。这不仅在我国是少有的，即使从世界上来看也是不多见的。搞清它们的历史面貌及其兴废过程，不仅可以使甘肃地区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动有了准确的空间概念，一些长期若明若暗的重大历史问题得以迎刃而解，而且对于我国城市建筑史和古代城垣建筑技艺的研究亦有重要意义。　　例如，位于金昌市双湾乡尚家沟的三角城，系距今约２８００年的青铜时代沙井文化遗存的唯一城址，在我国亦是现存时代很早的古城。沙井文化的历史面貌如何，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当时什么民族、部族的遗存？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依据有关墓葬出土物品外，三角城就成了可资依赖的很重要的实物资料。经对该城及周围地面的发掘清理，出土各类文物６００余件，据之并参照有关文献，多数学者认为该城反映出的是以游牧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生活，亦见农业、手工业的痕迹，该城是游牧活动中一处相对固定的放牧点，沙井文化是月氏族的遗存（蒲朝绂《试论沙井文化》；（西北史地》１９８９．４）。当时筑城方式亦颇为独特，城垣以泥巴垒砌，非如后代的夯土版筑。　　又如，唐及归义军时期的瓜州城究竟在哪里？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单在于该城本身的定位，而且关乎与之相关的一批城址与地物的位置，如玉门关、常乐县、墨离军、百帐守捉、豹文山守捉、悬泉镇、雍归镇、会稽镇、新城镇、合河戍、大黄府、阶亭驿、悬泉驿、鱼泉驿、第五道、瓠河、苦水、长城堰、南山、拔河帝山、冥泽等，进而又关系到这一带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的地域、地望，以及民族分布、古道走向、古今水系改易、绿洲变迁等问题，这些均是敦煌学和西北史地研究中的紧要事项，可谓有关宏旨。笔者考得唐瓜州城即今安西县锁阳城，由此可进一步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

辽西和冀北也该算作整体吧? 后者也是新开发地.

各位同意此说吗?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没”若作“波”字，则失一篇之意。如鸥之出没万里，浩荡而去，其气可知。又“没”字当是一篇暗关锁也，盖此诗只论浮沉耳。今人诗不及古人处，惟是做不成。案：此语出苏轼《志林》，盖论宋敏求之轻改杜诗。此引之而没其名氏。

岭头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云气! 吾景辛!

花六个亿整修伪皇宫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让当官的自己赔钱吧.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区分是何时有的? 基辅罗斯时代是一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