璐村惂鐢ㄦ埛_00QCtQX馃惥的个人资料 -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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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壎：藏书阁上梁文我南丰天昌儒道，郡遇贤侯。每升堂想私竹之音，聿尊至圣；爰建阁敞图书之府，永宝斯文。云近栋梁，星回签度。洪惟圣天子崇儒之世，适在明师帅流化之区。三年莅州，壹意兴学。昔持宪按部，号活神明；今奉诏牧民，如慈父母。将还归于壹阁，益崇饰于横宫。于是构元龙百尺之楼，于以聚邺侯三万之轴。郡博士竭橛而董役，都料匠勇跃以告成。风露入窗，幻出广寒清都之境；云涛四面，宛在瀛洲方丈之间。盖将高藏群圣六籍之文，横陈诸子百家之作。可以滴露研朱而点勘，可以焚香闭阁而䌷思。读其书乎，事事尊先王之法；登斯楼也，人人称太守之功。敬颂虹梁，请停龟鼓。儿郎伟，抱梁东，海涌金轮晓色红。吾道方初如日出，倚需停午看当中。儿郎伟，抱梁西，一山峭拔众山低。非檐杰栋侵云碧，似与军峰秀色齐。儿郎伟，抱梁南，芸香缃帙列牙签。自有泮宫才有此，金光夜夜照南潭。儿郎伟，抱梁北，五色云中瞻紫极。太平天子正崇儒，诗书满架新南国。儿郎伟，抱梁上，文章太守声名响。三年课最玺书来，一骑红尘催入相儿郎伟，抱梁下，楼头柳色森如画。楼中只著读书人，春游不比闲台榭。伏愿经籍与日星齐寿，柱石如山岳不摇。后学踵前辈以同升，各悟高明之趣；使君偕群僚而直上，早登清峻之班。一郡美谈，千年伟事。《水云村泯稿》卷18

真受不了某些人从不看古籍还敢信口雌黄地评论古人

严复给宋儒说的公道话《道学外传》余义〔*〕昨录《道学外传》一首，有客过而问曰：“子〔①〕殆坐村夫子以弱种之罪，而即以灭种之祸归狱于宋儒，何其责宋儒之甚哉!得毋袭河间之故智乎？”曰：“恶在其为罪宋儒也。昔者河间奉命编《四库全书》，书之提要并其出手，其间旁见侧出，以诋宋儒，不敢明言，务为隐语，诚壮夫之所不为矣。及其为《阅微草堂笔记》，乃明目张胆，大放厥辞，往往假狐鬼之言以攻之。夫人之自处，必有所守而后可攻人，既攻宋学，则必守汉学也。然宋学不言狐鬼矣，岂汉学遂言狐鬼哉？是汉宋两无所倚。而其所恶于宋学者，仅以宋学方严，与己之行不便，盗憎主人，民恶其上，遂不觉从而詈之耳。蒙等虽不肖，万不至效河间之所为。今之云者，实恶夫托宋儒以济其私，而贻害于君父者也。　　“夷考宋人之学，大旨出于昌黎，而附益之以大鉴之学，为汉学者詈其近佛，而不知其实非佛，佛之徒又讥其拘于儒，乃因宋人而遂若不满于孔子，即西人亦然也。而不知其实非儒。自宋以来，中国之士，无一身能兼通今文、古文与性宗、相宗之学者。故谈宋学者，但知订正其一隅，而不能夹击其腹背，宋学之根原，遂不明于天下。今者风会大开，非但通上诸说者其人颇多，即能通欧洲、印度之各种古学者，亦不乏人，辨其是非，当世有人，非报馆之责也。报馆之责，在观时势之所趋，若有所管窥臆测，则敬告天下，以待当世臧否之。试思以周、程、朱、张、阳明、蕺山之流，生于今日之天下，有益乎？无益乎？吾知其必有益也。其为国也忠，其爱人也厚，其执节也刚，其嗜欲也澹。此数者，并当世之所短，而宏济艰难时所必不可少之美德也。使士大夫而能若此，则支那之兴，殆不须臾。方且尸祝之、呼吁之，恨其太少，岂恨其多哉!无如此辈所行，实在在与宋儒相反，至其为人所诘，不能自救时，乃大言称宋儒以自脱。而闻者不察，亦或以道学先生称之，则色然大喜，非喜其得名也，喜人目以迂儒，则己得乘人之解严，而一快其偷鸡摸狗之本怀也。及其败露，则好高之士，过激之人，必嫉之已甚，而遂迁怒于宋儒。夫怒宋儒者，必反宋儒。于是其待国也如传舍，以忠愤为痰魔；其待人也如市易，以敷衍为得计；其执节也，以因人而施为妙道；其嗜欲也，以及时行乐为本怀。人皆若此，大事便去，黄种便灭，更何待言!其谁之咎乎？盖学究实尸之者矣。故恶道学先生者，非恶宋儒也，正所以明此辈之与宋儒绝异，而毋以此累宋儒也。” 注释：　　第 485 页〔*〕原载一八九八年六月六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国闻报》。　　第 485 页〔①〕原作“此”，今从《国闻报汇编》。

严复给宋儒说的公道话《道学外传》余义〔*〕昨录《道学外传》一首，有客过而问曰：“子〔①〕殆坐村夫子以弱种之罪，而即以灭种之祸归狱于宋儒，何其责宋儒之甚哉!得毋袭河间之故智乎？”曰：“恶在其为罪宋儒也。昔者河间奉命编《四库全书》，书之提要并其出手，其间旁见侧出，以诋宋儒，不敢明言，务为隐语，诚壮夫之所不为矣。及其为《阅微草堂笔记》，乃明目张胆，大放厥辞，往往假狐鬼之言以攻之。夫人之自处，必有所守而后可攻人，既攻宋学，则必守汉学也。然宋学不言狐鬼矣，岂汉学遂言狐鬼哉？是汉宋两无所倚。而其所恶于宋学者，仅以宋学方严，与己之行不便，盗憎主人，民恶其上，遂不觉从而詈之耳。蒙等虽不肖，万不至效河间之所为。今之云者，实恶夫托宋儒以济其私，而贻害于君父者也。　　“夷考宋人之学，大旨出于昌黎，而附益之以大鉴之学，为汉学者詈其近佛，而不知其实非佛，佛之徒又讥其拘于儒，乃因宋人而遂若不满于孔子，即西人亦然也。而不知其实非儒。自宋以来，中国之士，无一身能兼通今文、古文与性宗、相宗之学者。故谈宋学者，但知订正其一隅，而不能夹击其腹背，宋学之根原，遂不明于天下。今者风会大开，非但通上诸说者其人颇多，即能通欧洲、印度之各种古学者，亦不乏人，辨其是非，当世有人，非报馆之责也。报馆之责，在观时势之所趋，若有所管窥臆测，则敬告天下，以待当世臧否之。试思以周、程、朱、张、阳明、蕺山之流，生于今日之天下，有益乎？无益乎？吾知其必有益也。其为国也忠，其爱人也厚，其执节也刚，其嗜欲也澹。此数者，并当世之所短，而宏济艰难时所必不可少之美德也。使士大夫而能若此，则支那之兴，殆不须臾。方且尸祝之、呼吁之，恨其太少，岂恨其多哉!无如此辈所行，实在在与宋儒相反，至其为人所诘，不能自救时，乃大言称宋儒以自脱。而闻者不察，亦或以道学先生称之，则色然大喜，非喜其得名也，喜人目以迂儒，则己得乘人之解严，而一快其偷鸡摸狗之本怀也。及其败露，则好高之士，过激之人，必嫉之已甚，而遂迁怒于宋儒。夫怒宋儒者，必反宋儒。于是其待国也如传舍，以忠愤为痰魔；其待人也如市易，以敷衍为得计；其执节也，以因人而施为妙道；其嗜欲也，以及时行乐为本怀。人皆若此，大事便去，黄种便灭，更何待言!其谁之咎乎？盖学究实尸之者矣。故恶道学先生者，非恶宋儒也，正所以明此辈之与宋儒绝异，而毋以此累宋儒也。” 注释：　　第 485 页〔*〕原载一八九八年六月六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国闻报》。　　第 485 页〔①〕原作“此”，今从《国闻报汇编》。

陈垣给元代文化说的公道话.

最看不惯某些人从来都不看古籍还敢胡乱评论古人

佛教在唐朝的影响真的就那样值得极力称赞???? <杜阳杂编>记载宪宗迎佛骨时很多狂热的信徒竟斩断自己的肢体以表达自己对佛祖的虔诚你看看<太平广记>里面佛教徒对别人的恶毒诅咒不信佛的人就该惨遭种种痛苦至极的折磨如此凶险的居心竟被某些人称作"仁厚" 还以为他压倒了儒学就是中国人民的幸事真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到极点了

荆州侯怎麽没来这里？？？

九面银狐怎麽知道的那麽多啊

吧主何在？？？？

北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

吧主呢

残碑一片失辽金

河北藁城最后一段城墙

赠丞相史天泽谥制

人早就都死没了呢。

人早就

小吧主已设置完毕，还望各位多多费心啊：）

查洪德先生的书的目录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绪论元代学术格局与诗文发展梗概上编第一章文道离合与元代文学思潮变迁第一节道统与文统的形成及其在元初的成熟第二节两种反思一种趋势：合文道而一之第三节盛世文论：以性理之学施于台阁之文第四节道统的衰微和文人的弃道倾向第二章理学流而为文与以理学为精神底蕴文风的形成第一节理学流而为文现象的考查与成因分析第二节理学之圣贤气象与诗文之雍和平易第三节理学之深造自得与诗文之自得之趣及鸢飞鱼跃等第四节理学之志以御气与诗文之不大声色第三章元代之区域学术精神与诗文风貌第一节前期北方：北宗学术与中州文风第二节前期南方：学术融合与文风融通第三节中期江西：圣贤气象与盛世文风第四节中期浙江：众派归一与文论折中第五节晚期吴中：精神叛逆与诗道性情第六节晚期婺中：回归传统与道学文澜第四章理气之辩：元人关于文学本体问题的思考第一节元以前文论中的理气之论：从风格论、创作论到本体论第二节有关概念的辨析及两种文学本体论的基本矛盾第三节气本论文学理论体系试绎第五章元代诗学性情论第一节吟咏性情：一个歧义纷呈的命题第二节性情论之倡导与元诗之祧宋归唐第三节一时自然之趣与自乐性情；自然性情论第四节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张扬个性的性情论第五节从情性之真到性情之正：吴澄、虞集一系的性情论第六节天理民彝：道学家之诗学性情论第六章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第一节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第二节从作文害道、作诗妨事到融会文理、敛情约性第三节非诗理论的诗学阐释下编第七章郝经：道学复北之际的合而未融第八章刘因：北方学术背景与北宗诗文第九章戴表元：承百家之绪开风气之先第十章吴澄：文学问题的哲学思辩与儒学宗师的文士风致第十一章刘将孙：精神叛逆与文学创新第十二章虞集：蜀学精神与诗文宗主第十三章黄溍：在矛盾中求融通第十四章柳贯：学派纷争之后的精神解放第十五章戴良：北山学术变异与道学文澜

李兴盛先生与吴兆骞研究赵杏根李兴盛先生的名字，常与吴兆骞联系在一起。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吴江人。其父亲锡晋，崇祯十三年进士，长期在湖南做官，明清之际，曾与前李自成部将郝摇旗等一起领导抗清活动。吴兆骞早慧，九岁就作《胆赋》数千言。顺治十年，吴地诗坛领袖吴伟业安排慎交社、同声社两社于三月三日在虎丘举行大会。大会期间，吴兆骞与吴伟业即席唱和，吴伟业称吴兆骞、陈维崧和彭师度为“江左三凤凰”。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发，吴兆骞被仇人所陷害，被流放黑龙江宁古塔。在冰天雪地之中，他度过了二十三年漫长的流放生涯。后来，通过顾炎武外甥徐乾学等三兄弟、顾贞观、纳兰性德、明珠等相助，吴兆骞才得以回到北京。归后没有几年，吴兆骞就去世了。其诗文有《秋笳集》行世。吴兆骞在流放期间，在当地进行文化活动，传播文化。其所作诗歌，值得注意者，有三大类。一是反映以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流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为主者。二是描写了当地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风貌者。三是描写抵抗沙俄入侵者。这些，对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对黑龙江地方文化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正因为如此，吴兆骞受到了黑龙江政府和学者的高度重视，被称为“江南才子塞北名人”。他不仅属于苏州，也属于黑龙江。李兴盛先生是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1982年，来苏州查阅有关吴兆骞的资料，于是，我就认识了他。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李先生《吴兆骞研究系列》著作《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年谱》、《吴兆骞传》、《吴兆骞资料汇编》终于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学术著作出版难，但以李先生的声望和地位，出版著作并不困难。这几本著作之所以迟迟不出版，是因为他力求尽善尽美！古人说，十年磨一剑，他是二十年磨一剑！在学风浮躁的今天，更是难能可贵！他送了我一套《吴兆骞研究系列》。细细翻阅，就可以知道，这些著作，确实分量沉甸甸的。这套书最大的特色，是资料齐全、丰富，识断令人信服。吴兆骞的家世、亲友、交游，都考证得明明白白。大家知道，清初文史方面的资料极多，极为复杂，不同、甚至矛盾的记载很多，将资料收集齐全，固然不易，考证分辨，除了资料功夫外，没有足够的识别、判断能力，也无法完成。李先生是研究历史出身，历史学家的渊博、严谨和犀利的目光，使他将吴兆骞研究这个大而且难的课题，做得如此出色。可以这样说，后人要从书籍中找到超越《吴兆骞研究系列》的有关吴兆骞研究的材料，难度是极大的。后人如果研究吴兆骞，这套系列著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李先生的《吴兆骞研究系列》，是黑龙江文化研究的一串硕果，也是吴文化研究的一串硕果。其中有关清初苏州地区名人和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记载，对我们全面了解当时苏州的政治、文化、社会风貌，都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有一天，黑龙江和苏州合拍以吴兆骞经历为题材的电视剧，历史资料早已齐全而又丰富，有关史实早已考证清楚，这就是《吴兆骞研究系列》

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侭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王渔洋对元诗的评论

没吧主

《谈艺录》论陶渊明　按陶公诗又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又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又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盖矫然自异于当时风会。《世说·政事》注引《晋阳秋》记陶侃斥老庄浮华，渊明殆承其家教耶。明人郎仁宝《七修类稿》卷十七论陶诗①，至欲语语以性理求之。近人沈子培《寐叟题跋》上册有论支谢诗三则②，深非刘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二语，以为“六朝诗将山水庄老，融并一气。谢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支道林开其先，模山范水，华妙绝伦。陶公自与嵇阮同流，不入此社”云云。沈氏知作诗“以庄老为意，山水为色”，颇合“理趣”之说。《世说》一书所载曲阿、印渚、华林园、山阴道等游观诸语，皆老庄风气中人所说；孙兴公“斋前种松，楚楚可怜”③，亦几有濂溪、明道爱玩阶草之意④。然支道林存诗，篇篇言理，如《八关斋》、《述怀》、《咏怀》、《利城山居》等作，偶点缀写景一二语，呆钝填砌，未见子培所谓“模范华妙”者。子培好佛学，故论诗蛮做杜撰，推出一释子，强冠之康乐之上，直英雄欺人耳。以山水通于理道，自亦孔门心法，子培必欲求之老庄，至不言读《论语》，而言读皇侃疏，岂得为探本穷源乎。陶公不入此社，固也，与嵇阮亦非同流。陶尊孔子，而《拟古》肯称庄周为“此士难再得”；阮学老庄，而《达庄论》乃大言庄周不足道。子培之言，诚为淆惑矣。颜鲁公《咏陶渊明》以张良、龚胜比渊明。山谷《怀渊明》诗略云：“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葛，忼戆犹汉相。时无益州牧，指挥用诸将。”真西山《跋黄瀛甫和陶》称其“有长沙公之心而力未逮”⑤。卢挚《题渊明归去图》以留侯、武侯相比⑥。王述庵《书渊明传后》称有经略用世之志⑦。龚定庵《已亥杂诗》中读陶诗三首称其有“侠骨”而“豪”⑧。盖皆韩昌黎《送王秀才序〉所谓：“阮籍、陶潜为事物是非相感触有托而逃”。余复拈出其儒学如左，以见观人非一端云。（239—240页）　　①郎仁宝：明郎瑛字，有《七修类稿》五十一卷。　　②沈子培：沈曾植字，号乙鰋，又号寐叟。支谢：支遁，字道林，谢灵运，袭封康乐公。　　③孙兴公：晋孙绰字。　　④濂溪：宋周敦颐居濂溪，世称濂溪先生。明道：宋程颢称明道先生。　　⑤真西山：真德秀，学者称西山先生。有《西山文集》五十五卷。　　⑥卢挚：元诗人，有《疏斋集》。　　⑦王述庵：王昶号，清人，有《述庵诗抄》十二卷。　　⑧龚定庵：清龚自珍号，有《龚定庵全集》。　　这一则讲陶渊明诗。钱先生认为陶诗有儒家思想，引了“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先师指孔子，《论语·卫灵公》：“君子忧道不忧贫。”又引“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又引“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指周续之传授孔子的道，有祖企、谢景夷两人响应到来。陶渊明也响应着。说明陶渊明不同于当时崇尚老庄的风气。《世说新语·政事》“陶公性检厉”条引《晋阳秋》，称陶侃以为“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耶！”因此钱先生说：“渊明殆承其家教耶？”家教即指他曾祖陶侃传下来的家教。孔子儒家学说，到了宋朝，发展成为性理学。明人郎瑛用宋人的性理学来研究陶诗，是不恰当的。清末民初的沈曾植认为陶渊明与嵇康、阮籍是一流人，不加入当时的白莲社。白莲社是晋释慧远与慧永、刘遗民、雷次宗等十八人在庐山东林寺结的社，修佛教的净土宗。陶渊明信奉孔子的教导，没有入社。嵇康、阮籍不满于司马氏专政，嵇康被司马昭所杀。阮籍纵酒谈玄，以求自全。陶渊明嫌仕途恶浊，不愿做官，辞去彭泽令，归乡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过着清贫的生活，与嵇康阮籍不同。陶的《拟古》称庄子为“此士难再得”，推重庄周。阮籍《达庄论》说庄周不足道，看轻庄周。

原始民主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橼、楹不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粮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振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共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古人的借条　　秀才哥，你与我写一纸借钱文书。　　拿纸墨笔砚来，我写与你。　　这文契写了，我读与你听：　　“京都在城积庆坊住人赵宝儿，今为缺钱使用，情愿立约与某财主处，借到细丝官银五十两整，每月利息几分，按月送纳，不致拖欠。其银限至下年几月内，归还数足。如至日无钱归还，将借钱人在家应有直钱物件，照依时价准折无词。如借钱人无物准与，代保人一面替还。恐后无凭，故立此文契为用。某年、月、日，借钱人某，代保人某，同保人某等押。” 　　空处写大吉利，或写余白两子着。将钱来赎将契去。

牟子国胶东在线我们的雨燕车队驶进莱芜大街时正是华灯初上，车窗外时时闪过带“嬴牟”字样的霓虹招牌：“嬴牟茶社”、“嬴牟会馆”等。走进宾馆，房间里摆放的《莱芜日报》上的文学副刊名为“嬴牟副刊”。打开莱芜新闻网，直击的就是“嬴牟频道”。　　嬴牟大地尽春华。尽管尚不确切“嬴牟”二字的含义，但是我们坚信这个“牟”字是源自“牟子国”。　　在这个“牟”风十足的城市里，要找一个研究牟子国的专家并不很困难，我们很快就见到了莱芜市文管办的宋继荣主任。宋主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牟子国历史的研究，是当地众口无二的专家。　　宋主任介绍说，称莱芜为“嬴牟”，是因为古代莱芜境内有嬴邑、牟子国，《续修莱芜县志》记载：“周齐嬴邑，平州邑，又牟国。”关于莱芜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一种观点就认为莱芜本来是“莱牟”，当初牟人与莱人和睦共处，故称“莱牟”，后来因发音问题演变为莱芜，可见牟子国在当地影响之深。　　宋主任根据多年研究得出，牟子国约建于商代，西周时受周王控制，政治上不独立。西周末年或春秋初，牟子国开始建立城池，开展外交活动，才逐渐见于史书。牟子国先属鲁国，后被齐国收服。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97年，牟子国国君曾到鲁国朝拜；公元前655年，鲁国和牟子国联姻，娶了牟子国的公主。当时牟子国正处于齐鲁两国的交通要道上，齐鲁争霸动辄就在牟地开战，这里成了两国的战场。著名的有长勺之战、艾陵之战。长期的战争蹂躏使得牟子国的经济遭受巨大损失，成为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主任还介绍说，春秋时牟子国、莱子国都出现过迁移，其实迁移的主要是贵族，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齐国征服这些国家以后，想利用迁移削弱他们的力量。比如齐国令牟子国贵族迁移，“赐”其一块陌生的土地，一方面可彰显齐王的大度，另一方面可大大削弱牟子国的势力，其实有很多百姓还留在原地。贵族迁移后，留守的牟子国百姓并没有散去，当地先后还出现过牟县等行政设置。　　对于牟子国迁移的时间，当地专家也多次考证，但由于史书上并无确切记载，所以一直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一般认可齐国在公元前567年灭莱子国后令牟子国迁移的说法。同时，宋主任也赞同其沿临朐、安丘、高密东去，再过胶莱河的说法。　　如今，位于莱芜市东郊赵家泉村的牟子国故城遗址已被确认，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寻根问源，我们终于找到了牟子国的源头。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城呢？它和烟台的牟子国遗址又有什么异同？在答案即将揭晓的时刻，我们的心情愈加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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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县名胜 zz唐经幢　　蔡镇村南的唐经幢，乃宋州宁陵县的贾思玄于景龙三年（公元７０９年）所造，八棱形石幢，通高３.６２米，幢身周长２.２４米，每面宽０.２８米，莲花底座。幢檐呈八角形，翼角翘起。经幢背面刻着“佛顶胜陀罗尼经”经文，正面刻其序文。此经乃印度婆罗门僧佛陀波利所译，于唐高宗李治仪风元年（６７６年）传入我国，是唐以后镌刻在石幢上的一种流行的经文。佛教密宗认为其咒语能包含众多含义，称之为陀罗尼经。　　唐经幢，除战争年代留下的弹痕外，外形完整，但因常年风吹日晒，风化较重。解放后政府采取了保护措施，对其进行了修整，现大部分字迹尚能辨认，被列为市级重点保护文物。齐长城　　战国时期，齐国西部的边境线上，有一条长达１０００多里的长城，统称齐长城。它起于今长清县古济水河畔的锯防，沿着绵延的山岭迤逦东去，经泰安、历城、莱芜、章丘、博山、沂源、临朐、沂水、莒县、五莲、诸城等县市进入胶南县的西南部，再东贯而去直达胶州湾。　　齐长城入经莱芜百余里，西自八麻峪，往东经大槐树、鹿野、上游、茶叶、腰关、和庄六个乡镇，从青石关村东南进入博山境内。宛如一条巨龙，随山势迂回曲折，蜿蜒起伏。据《莱芜县志》记载：“齐长城”西有天门关（鬼门关），中有锦阳关，东有青石关“。锦阳关南连马鞍、珍珠诸山，乃当时齐鲁两国的要冲之地。青石关石径半绝，壁立千仞，乃是一夫荷弋万人难过的战略要塞。此关今存残缺的乱石城墙，墙基宽７米多，高度不一，高山陡峭处仅２－３米，山岭低洼处高达５－７米，后面都设有站墙。垛口大小不等，形制各异。防门全用青石砌成。圈门尚存完好，但上防楼已不复存在。东去３００米现有残垣一节，距之１５００米还有一段较完好的墙段。１９５７年，青石关及其东段城墙被划为保护段。　　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曾这样描写青石关：”身在饔盎中，仰看飞鸟渡。南山北山云，千株万株树。但见山中人，不见山中路。樵者指以柯，扪蕹自兹去。勾曲上层霄，马蹄无稳步。忽然闻犬吠，烟火数家聚。挽辔眺来处，茫茫积翠雾。“蒲诗虽是写的青石关，但我们从中足可窥见刘长城的险要之势了。汶阳遗址　　汶阳遗址位于城区汶阳村北的汶河之阳，首次发现于１９８３年３月。遗址南北长５００多米，东西宽３００多米，表面呈鱼脊形，文化层一般在地下３００毫米左右，厚约５００－１０００毫米。近年来采集到的标本有石器、蚌器，玉器和陶器等千余件。在陶器标本中，以黑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蛋壳陶。据分析，部分陶器与大汶口文化的特点相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轮制黑陶，又具有龙山文化的特点。特别是其中的蛋壳陶、鬼脸足最富有龙山文化的特点。以此判断，汶阳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时间大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　　汶阳遗址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延续时间较长，为我们研究汶河上游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又为证明汶河上游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牟国遗址　　牟国遗址，位于莱城东二十华里的赵泉村，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一古老城址，南北长６２０米，东西长５２０米，总面积为３２.２４万平方米，原城墙底宽１５米，拐角处呈弧形，建有南、北、东三个城门。据查，１９２９年前城廓尚好，后因当地群众用地和改河造田，东、西、南三面城墙遭到破坏。现在，只剩下北面３００米左右的残墙段，最高处距地面５米。　　遗址中出土的陶鬲、陶罐及其他器物残片，多为春秋时期的文化遗物。陶鬲内还存有一条硬化了的卤鱼。在村西发现的石碑上记载：“大清光绪二十五年岁次梅月，重修古牟国城寨。”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牟，周国名，子爵，故城在今山东莱芜县东二十里。”《春秋.桓公十五年》又云：“牟人，葛人来朝，汉置牟县，晋东牟，南朝复故，北齐省，隋置牟城县。宋又省。”　　明《嘉靖莱芜县志》也记载：“牟城在县东二十里，隋开皇间分属兖州，今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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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陈村(<南濠诗话>) 朱陈村在徐州丰县东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质，一村惟朱陈二姓，世为婚姻。白乐天有朱陈村诗三十四韵，其略云：“县远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人，死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惟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君。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予每诵之，则尘襟为之一洒，恨不生长其地。後读坡翁《朱陈村嫁娶图》诗云：“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则宋之朱陈已非唐时之旧。若以今视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王建辉：元代山西地区的信息传播与出版活动元代的信息传播与出版活动，在山西比较活跃，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文章通过综合分析有关的历史文献，全面探讨元代山西的新闻传播与出版活动，反映了当时官方与民间新闻传播的基本特点：官方的新闻传播活动主要集中于中书省，而民间的新闻传播活动渠道较多，比较典型的有碑文、旗报、消息探子、广告、刻书等五种形式。　　元代中断了两宋时期确立的邸报发布制度，官方的信息传播活动主要集中于中书省，这是元朝统治者了解国内外情况的主要渠道。另一条渠道是在接见官员时听取他们的汇报，这也可以说是元朝“上闻”的一种基本形式。　　元朝统治者下达的信息，通常经由中书省“径下所司”，或派出开读诏书的专使，“所过州郡，就便开读”。[1]例如，元世祖忽必烈非常信任和器重山西泽州陵川人郝径，时常询以治国安民之道及帝王当行之事，向南宋进攻时，他听从郝径的劝告，派专使对蒙军宣布了五条禁令：“不焚庐舍，不伤民人，不易其衣冠，不毁其坟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2]“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3]“分命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4]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统治者已开始使用旗报来传播号令和政务信息。另外，元代比较完善的驿传制度，也为诏令、边情及四方文书信息及时上闻下达，提供了保证。从中央到边疆，都设有驿站、急递铺，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5]“遇有转递文字当传，铺所即注名件到铺时刻，及所辖转递人姓名置簿，令转送人取下铺押字交取时刻还铺，……凡铺兵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6]驿传制度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强了朝廷与各地的联系，从而为国内各民族的和平友好往来创造了便利条件。山西地区，是北方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融合的大熔炉，随着各民族人口的交往杂居，经济上、文化上、风俗上的交流同化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例如少数民族游牧活动中的歌唱舞蹈、嬉戏游乐，在山西汉族人民中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促使山西地区的民歌首先发达起来。再如发源并成熟于山西地区的元杂剧，也是本地区汉族文人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信息传播对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元代民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渠道较多。以山西地区为例，大约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碑文。《元史》对蒙古灭金前的政治状态多漏略不载，赖有山西保留了当时大量这方面的石刻碑传，才使今人可以大略窥见一些基本情况。蒙军进占山西后，为了招抚安定人心，将愿意归降的汉族地主、文人封以显爵，利用他们收复或平定抗蒙山寨，这些人分别被署为当地的军民长官、节度使、州县守令，或为蒙古军事首领献攻取之策；或招徕流亡，安抚降叛，为山西民众服从蒙古统治起了强制和怀柔的双重作用。他们多起于田亩，不是“于文墨，略能记姓名而已”，便是“读书通大义”。原来手足沾泥的耕农，一跃而变为衣冠士绅，为了把自己的发迹史广为传播，于是在元代官方信息传播机构不健全的情况下，便请人写碑文刻石以纪功。如泽州长官段直的碑文：“段直，字正卿，世为泽州晋城人，少英伟，有识虑。甲戌之秋，南北分裂，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兵凶相仍，寇贼充斥，公乃奋然兴起，率乡党族属为约束，相聚以自守。及天子命太师以王爵领诸将兵来略地，豪杰并应，公遂以众归之。公起泽，应得泽，遂佩黄金符，为州长官，凡廿余年。”[7]再如张安宁，定襄人，“起田亩间，跨弓刀以角逐于分崩离析之际，其于文墨，特略能记姓名而已。” 降蒙后 “治吾州(今忻州市)十五年。”[8]这些碑文在当时树之于乡野之间，有极好的信息传播作用，在今天则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是旗报。元世祖忽必烈曾听从山西泽州人郝径的劝告，“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使用旗报的形式传达军令。元朝末年，刘福通等人以红巾为号，揭开了农民起义的序幕。至正十七年(1357年)，红巾军决定分三路北伐，西路向关中挺进，东路向河北挺进，中路向山西挺进，最后会师大都，推翻元朝统治。当时大书旗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9]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灭元复宋的政治目标，远近传播，元都大震。由此可见，通过旗报传播军令或政令，在元代是经常使用的。

侯旭东：北魏村落考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村方面，日本学者一直走在前列。关于秦汉的乡、亭、里问题，尚有中国学者热心讨论，就本文关心的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北朝的村落而言，几乎是日本学者在唱独角戏，已有研究绝大多数是由他们完成的[1]。纵观日本学者的研究，他们集中讨论了“村”的起源、分布、村内生活状况与乡里制的关系、豪族的作用、与时代变化的关系等，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2]。不过，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概言之有两点，一是资料上尚不完备，他们所利用的主要是传世文献，极少使用石刻与出土文书，这个缺陷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某些基本结论。二是他们常基于一些外在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村”，如“都市国家”说、“豪族论”等，限制了他们对问题的全面把握。　　本文的目的十分有限，主要讨论日本学者不甚留意的北朝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单个村落的一般状况，如有无围墙、村落布局以及住宅情况等，展示村民生活的主要场所的概况，为日后的具体研究提供基础。一村落的时空分布　　聚落称为“村”，始见于三国时期[3]，此前存在着名为“聚”及“丘”的定居点[4]。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在对六朝的村所作的开创性研究中也涉及到北朝的情况，不过，他关注的时段跨度较大，北朝并非重点，用力有限，因此，在这里进一步做些考察。　　宫川论文已列举了见于文献的北朝村名，这里补充他未及见的出土资料中的“村”，具体情况见表一：表一：石刻资料所见“村”名统计村名时间地点来源资料出处任丘村太平真君四年（443）高阳蠡吾苑申造像图典436-437页[5] 南乡村太和十三年（489）九门县贾法生造像图典450-451页圻上村太和十六年（492）瀛州高阳蠡吾王虎兄弟造像图典453页当陌村景明四年（503）幽洲范阳涿县高伏德等造像拓3册62-63页，鲁二一，页43[6] 正始元年（504）涿县高洛周等造像拓3册76页高平村正始元年（504）不详韩愿造像图典460页大尚村正始二年（505）河南汲县尚齐等八十人造像北大图书馆藏拓[7]，馆三325 安鹿交村永平三年（510）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山西平定）合村邑子等造像北大图书馆藏拓，艺19268 武定五年（547）王法现造像鲁二二411页皇建二年（561）陈神忻造像拓7册108页、鲁二四737-740页河清二年（563）邑子70人造像拓7册124页、鲁二四747页淳亐村永平四年（511）鲁阳郡龙阳县小留山北雷天生造像宝丰县志卷14,石刻3.30.131[8] 小辟村熙平元年（516）常山（郡）蒲吾县张莲□造像图典468页天保八年（557）（河北）零寿县阎常造像图典505页山阳村熙平元年（516）定州中山望都诸道俗三十八人造像北大图书馆藏拓, 馆三388 北林在村正光六年（525）山东临沐宣景建夫妻造像考古1990年第2期,172页陵户村建义元年（528）河南洛阳元顺墓志墓汇224页[9] 高柳村永安三年（530）青州齐郡临淄县比丘惠辅等造像拓5册194页，鲁二一，页175 马村永熙二年（533）河南洛阳太仓村西北张宁墓志墓汇306页东比村永熙三年（534）河北灵寿张僧珍造像文物1993年第12期36页商王村天平元年（534）太山郡博县《魏书·羊深传》，页1705[10] 朝阳村天平四年（537）河北曲阳朝阳村邑义造像石佛研究166-167页[11] 安村天平四年（537）河南新乡北关浮桥安村造像鲁一五，页835 桓尹村天平四年（537） □郡昌国县桓尹村造像

瞿大风：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站赤交通摘要：有元一代，疆域辽阔，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迫切需要建立密切的相互联系。为了便于交通运输，元统治者建立起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驿站系统，作为各地相互联系的纽带与桥梁。山西地区不仅设有境内驿道，而且还有通向西北、西夏与漠北地区的往来驿道，这些驿道均以晋北地区的大同作为大都西行的必经之地与交通枢纽。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站赤交通不断扩展，对于促进河东山西与其它地区，特别是与漠北与西北诸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联系与往来交流发挥出新的作用，且对后世的交通运输产生着深远影响。关于有元一代站赤交通的各种问题，虽然已有一些专著论文展开过讨论研究 [1] ，但却未见山西地区站赤交通的专门论述。本章拟在这些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河东山西的站赤设置、驿道路线、驿站管理及其运行困境等有关问题展开探讨。关键词：元代；山西地区；站赤；驿道（一）有元一代，中原汉地较早便设有站赤，以供交通往来使用。成吉思汗西征之际，就曾命令刘仲禄通过站赤前往山东地区敦请全真道士丘处机[2]。由于山西地区在中原汉地中被征服与占领的年代较晚，站赤设置与河北、山东相比较为晚些。依照《永乐大典》记载，壬辰（1232）六月，西京、下水、弘州三处始立马站。灭金之后，除了这些驿站已按蒙古汗廷的令旨建立起来以外，山西地区同时建有阔端太子军前使臣往来通讯的专用驿道。乙未（1235）九月，根据阔端军前使臣有关“沿路驿站断绝”的情况报告，蒙古汗廷分别派遣专人前往西京、应州、崞县、忻州、太原及太原至潞州之间，以及潞州碗子城、怀州、黄河渡口各立一站，给马各二十匹，且将各站驿马特意“用火印烙记，止令阔端太子军前使臣骑坐”，其余人等不得使用，“如有别使欲骑，给者受者并断按答奚死罪”，“按答奚”即谓“过则杀之”[3]。随后，为了运输蒙古汗廷与诸王贵戚的各种物资，元统治者专门指示通过科定征收、定价用银或交换纺织品等各种途径，从北方各地或迤北边地获取所需的牲畜头口，加强河东山西等地驿站的运输能力。戊戌（1238），窝阔台汗宣谕达鲁花赤胡都虎等人，以各路应有系官诸物及诸投下宣赐丝线、匹段，均从燕京、宣德、西京经过，并据三路“头口难以迭办”，查验紧慢，“定立铺头口数目，验天下户数，通行科定，协济三路”。同时，“以南路分（份）马匹牛畜艰难”，采取“每马一匹，价银三十两，每牛一头，价银二十两”，或以“匹段、纱罗、丝绵、绢布等物，用铺头口转递交付”，又命三路置库收贮，以便于在“迤北民户内逐旋倒换头口”。忽必烈即位以后，山西地区的驿站设施逐步增扩，进一步制定出相应的管理措施。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下令隆兴府、云州道上迤南立站人户，“起盖房舍，准备来年当站”，指令使臣军马人等，除了依例获取应付站铺头口、首思以外，“毋得于站户处非理骚扰，取要饮食及夺要一切物件，各住地面所属官司亦不得分毫骚扰”。同时，严行禁约管民官司及原管头目不得对原处站户“科取钱物，侵扰不安”[4]。迄至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平阳路与太原路等主要驿站均已配备牛、马畜力以及车辆，各站具体数量分别如下：白登站有牛一百七十六只，车二十九辆。平阳路所辖马站一十四处，马六百八十四匹，河中府站马六十匹，临晋站马五十二匹，泓芝站马五十三匹，闻喜站马五十三匹，绛州站马五十四匹，相里站马六十匹，府西站马九十匹，苗村站马五十七匹，霍州站马五十四匹，仁义站马六十九匹，灵石站马五十四匹，潞州站马八匹，泽州站马一十匹，冀氏站马一十匹。太原路所辖马站一十四处，马六百三十五匹，同戈站马五十一匹，贾令站马四十九匹，雁门站马四十一匹，大安站马四十二匹，平遥站马四十七匹，义棠站马四十七匹，临汾站马七十二匹，柏井站马四十二匹，王潭站马四十一匹，芹泉站马四十一匹，成晋站马三十七匹，原平站马四十一匹，鸣谦站马四十五匹，九原站马三十九匹[5]。

巴斯光年:《贞陵遗事》佚文〖丛残小语〗《贞陵遗事》佚文（附《续贞陵遗事》）《贞陵遗事》佚文《贞陵遗事》二卷，令狐澄撰。《新唐志》史部杂史类著录。注云：“綯子也。乾符中书舍人。”《直斋书录解题》史部杂史类有《贞陵遗事》二卷、续一卷，云：“唐中书舍人令狐澄撰。吏部侍郎柳玭续之。澄所记十七事，玭所续十四事。”《太平广记》引书书目有《真陵十七史》，引其文三条。《志雅堂杂钞》卷下：“《贞陵十七事》，唐令狐澄纂，言宣宗圣德十七事。”又称“贞陵十七事”，名符其实矣。《绀珠集》卷十、《类说》卷二一等引作《大中遗事》。按，贞陵为唐宣宗陵墓名，大中为宣宗年号（847—859），是书专记宣宗事，故名。《宋志》史部故事类著录，一卷，盖元初已残。今不存。辑得佚文十一则，原有十七事可见其太半云。【佚文】○唐会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为火下火。及宣宗以光王龙飞，于古文，光字实从灮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六，注出《真陵十七史》。按，今本《玉泉子》亦有此文。）○唐宣宗在藩时，常从驾回，而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会巡警者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为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进，遂委而去。上良久起，举瓯将饮，顾瓯中水，尽为芳醪矣。上喜，独自负，举一瓯，已而体微暖有力，步归藩邸。後遂即帝位。（《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六，注出《真陵十七史》。按，《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会昌六年《考异》亦引《贞陵遗事》，然司马光不取。今本《玉泉子》亦有此文。《南部新书》戊卷云：“宣皇在藩时，常从驾堕马，雪中寒甚，困且渴，求水于巡警者，曰：我光王也。及以水进，举杯悉变为芳醪。”系节文。）○唐大中初，京师尝淫雨涉月，将害粢盛。分命祷告，百无一应。宣宗一日在内殿，顾左右曰：“昔汤以六事自责，以身代牺牲。虽甚旱，卒不为灾。我今万姓主，远惭汤德。而灾若是，兆人谓我何？”乃执炉，降阶践泥，焚香仰视，若自责者。久之，御服沾湿，感动左右。旋踵而急雨止，翌日而凝阴开，比秋而大有年。（《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二，注出《真陵十七史》。）○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递院。崔郢为京兆尹，囚徒逸狱，上始命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离府。宣宗以崔罕、郢并败官，面召翰林学士韦澳授之，便令赴任。上赐度支钱二万贯，令造府宅。澳公正方严，吏不敢欺。委长安县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极一时壮丽，尚有羡缗却进。澳连书信两上下考。（《唐语林》卷一。周勋初校证本130条，考其为《贞陵遗事》文。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大中十年《考异》曰：“《贞陵遗事》、《东观奏记》皆曰：‘帝以崔罕、崔郢并败官，面除澳京兆尹。’按《大中制集》，澳代罕，郢代澳，云罕郢并败官，误也。”）○优人祝汉贞者，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意，出口为七字语。上有指顾，遽令摹咏，捷若夙构，尤为帝所喜。上行幸，召汉贞前，抵掌笑谈，颇言及外间事。上正色曰：“我养汝辈，供戏乐耳。敢干预朝政耶？”遂疎之。後其子犯赃，上命杖杀，而徙汉贞于边。（《唐语林》卷二。周勋初校证本140条，考其为《贞陵遗事》文。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大中十一年亦叙此事，参见《考异》。）○宣宗微疾，召医工梁新对脉（原注：禁中以诊脉为对脉）。数日，自陈求官，不与，但每月别给钱三百缗。（《唐语林》卷二。周勋初校证本143条，考其为《大中遗事》文。原注文字系令狐澄所注。）○宣宗嗜书。尝构一殿，每退朝，必独坐内观书，或至夜中烛灺委积。禁中谓上为“老儒生”。（《唐语林》卷二。周勋初校证本244条，考其为《大中遗事》文。）○宣宗即位於太极殿。时宰臣李德裕行册礼，及退，上宫侍曰：“适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顾我，使我毛发森竖。”後二日，遂出为荆南节度使。（《唐语林》卷七。周勋初校证本897条，考其为《贞陵遗事》文。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会昌六年亦叙此事，参见《考异》。）

刚才那个案子确实是判的太重了：如果殴打的是平民百姓就是揍个稀烂都没人管的

魏晋之际民间私行复仇之一例【秦女休行】　　　庞氏有烈妇。义声驰雍凉。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外若无意者。内潜思无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身首为之异处。伏尸列肆旁。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梁。猛气上干云霓。仇党失守为披攘。一市称烈义。观者收泪并慨慷。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县门。云父不幸遭祸殃。今仇身以分裂。虽死情益扬。杀人当伏法。义不苟活隳旧章。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夫家同受共祚。子子孙孙咸享其荣。今我作歌咏高风。激扬壮发悲且清。（○《乐府诗集》六十一。《诗纪》二十二。）

成天把"北京应该有汉唐风度"挂在嘴边的人,你们都看看这个每天，有几十名小学生要从这座桥上往返四次去上学

成天把"北京应该有汉唐风度"挂在嘴边的人,你们都看看这个: 每天，有几十名小学生要从这座桥上往返四次去上学

我下了啊各位晚安

无数血的事实证明，上层人士永远是底层民众的死敌当局竟能勾引数十个流氓砍倒两个无辜平民上层人士就是蛇蝎豺狼还敢疯狂漫骂民众！！

古堡迷踪这个傻货是冲着我来的我最近说了很多同情底层民众的话这家伙就开始发疯了

举报此人疯狂谩骂底层民众！！ http://post.baidu.com/f?ct=352321536&tn=baiduPostSearch&rn=10&pn=0&lm=65541&kw=&rs2=2&myselectvalue=2&word=古堡迷踪

反清派人士说金庸是汉奸，各位对此有何评论？ http://www.mfzq.com.cn/Blog/Diary.aspx?cid=1000&Data=S&Tid=444062

辛弃疾对叛民的同情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金、赖文政、陈子明、陈峒相继窃发，皆能一呼啸聚千百，杀掠吏民，死且不顾，至烦大兵翦灭。良由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第12162页而县不敢问。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划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平盗之兵。申饬州县，以惠养元元为意，有违法贪冒者，使诸司各扬其职，无徒按举小吏以应故事，自为文过之地。”(<宋史本传>)

司马光公开承认农民"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 怀恋宋朝的人你们都回一千年前过这种生活好了!!!

元廷之暴,固未及于文人学者.洪武之暴,固未及于平民百姓.

举报此人到处疯狂地谩骂东北人，请管理员立即将其封杀： http://passport.baidu.com/?detail&aid=6&default_tab=1&un=%B6%AB%B1%B1%B9%EA%B6%F9%D7%D3#1

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饥荒(ZT) http://bbs.guoxue.com/viewtopic.php?t=411304&highlight=%BC%A2%BB%C4

《广东新语》及其他(Z) 白寿彝编的《中国通史》，每个朝代第一部分（甲编）都是基本史料和研究概述。对研究者从整体了解历史研究的情况很方便。其中清代基本史料之“笔记”，第一本就是《广东新语》。我是从关于刘三妹的记载中接触这本书——新兴女子刘三妹者，始传造歌之人也（大意）。载于“卷八女语”中。《中国通史》介绍，《广东新语》“以所叙的事物性质分类，每卷述事物一类，共分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虫、木、香、草、怪二十八卷”。——简直像个地方的小百科全书。“人”和“女”并列，和“天”、“地”、“虫”、“怪”并列，都作为要“格”之“物”，有意思的很。这种笔记传统在现在的散文里也有体现，就是常被冠以“闲适散文”、“小品文”的一类，专以写物为对象。还有以网络上为媒介的“博客”写手，有些不屑于把“博客”当作私生活发泄的出口，而是要说些可以共享的有意义的话题，一种手段就是关注周围生活中的“物”——植物动物书籍电影活动，从中挖掘很多可玩赏品味的东西。而实际上，现代的写作和以前的文人“笔记”有本质的区别。如《广东新语》，按《中国通史》的介绍：“着重于经济效果与民生的关系，如实反映当时社会情况，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暴政，记述特产民俗，资料丰富。如对广东沙田、洋田、坑田、萍田、旱田、碱田、潮田等各种田土的形成、生产与占有状况及其主佃关系，对清初迁海之情，皆有详细记述”。和很多“笔记”作者一样，屈大均记述粤地风物的目的，乃是经世致用。这个明朝的生员，在清朝时刻以复明为念，所以特别要关心家乡风物人民在新朝中的情况，把观察和分析一并记录下来。目的在于将来可能会实现的“治理”。目前我接触到的一部分描写岭南风物的“笔记”，几乎都是为了增进中原对边地的了解，作政治目的之用。《广东新语》意想中的服务对象是当时统治者的对立面，故行文多有批评。是当时的禁书。现在的文章，作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文学是为了娱乐和纯粹的知识目的，是审美的功效。爱知识，爱文学，是个人的游戏、个人的性情。知识分子的责任？——“你***才是知识分子！”这句出处不便说明的话，我搞不清楚其中是生气还只是嘲讽罢了。而我再一次引用张承志的话：文人年年扮演雅致，到头来一无佳句。他是在赞美文天祥“照汗青”一句诗的时候说的。再补充关于《广东新语》的资料。饭后到书店，看见一本知堂书评的集子。翻开就是“岭南杂事诗抄”一文，说到关于岭南的记录，多有沿袭《广东新语》。中华书局印的上下册，人民币32元。

张国杰: 《敕勒歌》和斛律金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我国古代一首优美动听的敕勒族民歌，千百年来为我国各族人民所传颂，也是我国古代诗歌文苑中的一朵奇花。天高云淡，阴山巍峨，草原辽阔，风吹草动，牛羊成群……这一切，象一幅幅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画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得到美的享受。《敕勒歌》只用了二十七个字就如此形象地描绘了天空、高山、草原、牛羊、大地的场面，这在中外诗歌中也是罕见的。这首歌原来是用鲜卑语唱的，而歌唱者则是我国古代敕勒族的名将斛律金。　　敕勒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也有人称他们为“高车”，秦、汉之际我国史籍上称为“丁零”。敕勒族与古代维吾尔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敕勒族当时正处于奴隶社会，人民过着逐水草而居徙的游牧生活。畜牧生产以马、牛、羊、骆驼为主，相当繁盛。敕勒族包含许多部落，史书记载有十二部，斛律氏就是其中之一。　　斛律金（公元４８８—５６７）生于南北朝北魏时期，他的高祖是当时敕勒有名的部落首领倍侯利。《魏书》记载说：“倍侯利质直，勇健过人，奋戈陷阵，有异于众，北方人畏之。”敕勒民间有这样的歌谣：“求良夫，当如倍侯利”。倍侯利在敕勒人民中间成了英雄的典范。倍侯利后来率部落投奔北魏。斛律金的祖父、父亲都在北魏政府中任很高的官职，屡立战功。斛律金曾被北魏政府任命为“第二领民酋长”，秋天到京城朝见，春天又回到部落，号称“雁臣”。　　斛律金性格耿直，善于骑射，长于用兵，在北魏是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名将。战场上，他观察一下地面，就可以判断出敌军的远近；他望一望飞尘，就大致知道敌军骑兵、步兵的多少。有一次，他奉命护送柔然的首领阿那环，途中射猎，阿那环为他的骑射技艺惊叹不已。斛律金不仅自己精于骑射，而且对儿孙们也要求得很严格。他的大儿子叫斛律光，字明月，小儿子叫斛律羡，字丰乐。每次他们出猎回来，斛律金一定要兄弟二人交获猎物。大儿子猎物不多，却得到了他的夸奖；小儿子猎物不少，他却严厉斥责。别人不解，问其原因，他说：“明月射的箭都在猎物的背上，而丰乐却是随便射箭，数量虽然多，技艺却比他哥哥差多了。”有一次，他把儿孙们召集来聚会射箭，看完后竟然哭了。他说：“明月、丰乐射箭不如我，诸孙儿又不如他们，我们家这样下去将会衰败的。” 　　公元５３５年，北魏分成了东魏和西魏，东魏当时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鲜卑化了的汉人高欢手中，斛律金随高欢多次征战，战功卓著。　　公元５３７年，西魏的宇文泰率大军进攻东魏，高欢集二十万大军迎击，斛律金也随军出发。东魏大军强渡黄河和洛水，与西魏军会战于沙苑。西魏军队铁骑精锐，以逸待劳，出其不意地将东魏军队拦腰截断，以致东魏军队大溃。高欢到了这时还要再战，他派人拿着军士名册到各营去点兵，结果无人答应。高欢执迷不悟，硬要发动进攻，斛律金在旁劝他：“将领离心，士兵溃逃，不能再打下去了，应该立刻收拾剩余的部队向河东撤退。”高欢骑在马上听后仍犹豫不决，敌军这时已准备截断退路，斛律金知道形势万分危急，再迟一会，残局将不可收拾。他当机立断，用马鞭狠抽高欢的坐骑，才一块儿迅速撤退。这次战斗，东魏军队共损失八万多人，要不是斛律金当机立断，恐怕就要全军覆灭了。　　公元５４６年９月，高欢率大军围攻西魏的重镇玉壁（今山西稷山县西南）。西魏的守城将领是韦孝宽，他善于随机应变，积极防御，使东魏大军久攻不克。高欢率大军苦战五十余天，死伤七、八万人，只好退兵。在撤退期间，军中又讹传高欢被韦孝宽一箭射中。西魏军队到处散布这个消息，一时东魏军队人心惶惶，军心不安。高欢为了稳定军心，便出来与将士见面，会见的时候，众人士气低落，无精打彩，失败的情绪笼罩着全军。高欢为了激励大家的情绪，便叫斛律金给大家唱《敕勒歌》。这位年过六旬，两鬓斑白的老将军严肃地站了起来，用鲜卑语唱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他那苍劲悲壮、慷慨激昂的歌声，使在场将士无不动容，人们仿佛看到了家乡的大好河山，富饶的草原，奔驰在雄伟的阴山的骏马……，精神顿时为之一振。高欢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用鲜卑语又和唱了一遍。　　斛律金随高欢征战多年，屡立战功，他为人正直，心怀坦白；深得高欢的信任。高欢经常告诫他的儿子说：“你任用的汉人很多，如果有人诋毁斛律老将军，千万别相信。”高欢临终时嘱咐儿子说：“斛律老将军为人正直，忠贞不二，要信任他和其它老臣。” 　　高欢的儿子高洋于公元５５０年建立了北齐，斛律金被封为咸阳郡王，不久又加封太师。后来，我国北方的另一个游牧民族柔然进攻北齐，斛律金亲自领兵抵御，取得胜利。回师以后，他又被封为丞相。高洋晚年昏暴，任意杀人。有一次高洋骑马捉矛，三次欲刺斛律金，斛律金强忍悲愤，岿然不动，毫无惧色，高洋只好缩手。　　斛律金一家在北齐可以说荣华显贵之至。他官居丞相，大儿子斛律光为大将军，二儿子斛律羡和其它孙子都是镇守外地的大将。他的孙女有的当了皇后，有的当了太子妃，他的孙子娶公主为妻。斛律金不识字，没有文化，但他详知历代兴亡事，对自己富贵已极的家族很是担忧。他曾对儿子说过：“我虽然不读书，但也知道东汉外戚梁冀等一时得势，最后倾灭的历史。女儿当了皇后、贵妃，如果有宠，其它贵妃忌妒；如果没有宠，天子嫌弃。我们家只是靠忠心为国建立功勋取得富贵的，怎么能依靠女孩子们呢？” 　　公元５６７年，这位一生戎马倥偬，八十高龄的敕勒名将与世长辞了。斛律金死后五年，由于奸臣进谗，皇帝昏庸，遂使忠良遭诬，斛律金家满门被害。

他怎麽会变成这样？？？怎麽会对我这麽残酷？？？最爱蔡卓妍我已辞了最吧吧主，不会再沉迷于网络。勿须多言，你就不能要点脸。

极右派为什麽只许人讲民族斗争别的斗争一概不许人讲？我本民族的人压迫我我就该忍着吗？？？？

发明本心　易备于我—— 李颙治易思想浅说(ZT) 摘要：李颙强调为易旨在洗心，反对为易而易，认为习易贵在自得，故应易备于我、求易于己，主张治易当实以足下，发明易理。关键词：本心；李颙；易学李颙，（1627-1705），字中孚，陕西盩厔（今周至县）人，人称“二曲先生”。明清之际实学及关学（后关学）代表人物，时与孙奇逢、黄宗羲并誉为三硕儒。据载，李颙曾潜心于易，尝著《易说》、《象数蠡测》，时有与其论易、问易者。李颙曾自焚其书，皆因其“无当于身心”，其中包括《易说》、《象数蠡测》等（李颙《二曲集》第41页）〔1〕。在今存李颙思想文献中，其治易思想随处可见，但专言易学者则寥寥。究其故，非李颙不推易，乃不为易而易。在他看来，人唯人心之本体可依，易外有更切于易者。故为学为易，不应“为诸名公”，而应为诸洗心；不应我备于易，而应易备于我。李颙治易，有其独到之处。今犹可资。一、心为本体，易为之用李颙谈及自己的学易经历时说：往曾“学无要领……以为经莫精于《易》，于是疲精役虑，终日穷玄索大务”，“后染危疾卧床，不谈《易》者半载，一息仅存，所可以依者唯此炯炯一念而已。其余种种理象繁说，俱属葛藤，无一可依。自是闭口结舌，对人不复语及。盖以《易》，固学者之所当务，而其当务之急，或更有切于此也。”（李颙《二曲集》第41-42页）这段话反映了李颙在治易态度上的转变。中年以前，李颙博览群书，“经史子集，二氏两藏”，“天文河图，九流百技”,“稗官野史，壬奇遁甲，靡不究极”，人称“李夫子” （《关中丛书·三李年谱》卷一“二曲先生谱”；《二曲集》卷四十五“历年纪略”）。中年时期的一场危病经历，使他得到了人生亦治学问题上的大彻大悟。于生死判分之际，他真切地感受到，生之所以为生、人之所以为人，仅仅存乎那“一息”、那炯炯之“一念”。因此，人之根人之本灵之原事之实者，唯系乎此“一息”、“一念”之炯炯间；因此，学习当植此根本，得此要领。至于学易，其虽要务，但人之本体更为当务，更切于易。“一息”者为孰？“炯炯一念”间本体何物？在李颙看来，人生一世，万念俱动，人的本性亦泯于万般不懈的追求中。而仅存一息之时，万念俱灭，学问、功名淡漠而去，唯有被淡漠的大写的“人”之念炯炯，人的本质由此突显出来。其“一息” 非他，乃人尚可谓“人”之“一息”；其“一息”之念非他，乃对生命的渴求之“一念”、乃人心之念。人者,唯此心随生而来，唯此心伴死而去。所以说，“人之所以为人，止是一心”（李颙《二曲集》第135，532页）。此“一心”是作为人的根本的人心。李颙也管它叫“本心”“道心”。“心体即本心也。本心者，道心之谓也。”（李颙《二曲集》第217页）他以“念（他念或杂念）起”及“无对”和“有对”来说明本心的否定过程。认为，人的本心无念、无杂、无所对应，故“无对”而合于大道。“无对”之心是人生之本原。由于人必见境，感物而应，因有“念起”、因有“转念”，“无对”之本心亦因此而“有对了”。念起起于应物，转念转向外境，故 “念起”使道心有所障蔽，“转念”是对本心的迁离。“只在一转念间”，人便由心上始判君子小人。（李颙《二曲集》第3页）李颙反反复复地强调人心之本，不厌其烦地对心体进行详尽的刻画，旨在张扬为学须务本。他一生所要彰明的，就是这个本体本心；一生为之孜孜惟事的，也是这个本体本心。如何得以此心常存？曰：“全赖乎学”人于尘间欲染物蔽，粹白之心常常失却本然之色。而要复还本心本体，必须从学上用功。时时向自心隐微处自参自求自体自认，不拘有事无事，闲中忙中，绵密勿辍，随事磨练，内外无间，心境如一。赖之学洗心革面，赖之学悔过自新。日用常行间有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玷，一念之微觉有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之疵，均赖乎学一一治去。反之，“不学则人欲易迷而天理难复”，“不学则近于禽兽”（李颙《二曲集》第80页）。一言之，本心乃人生第一要务；治学为要，缘其发明本心，缘其为洗心之用。因而，学之要领在于本心在于“我”，学当备于本心备于“我”；因而，李颙其为学，不惟圣贤是尊，不以“异端”为邪，儒释道有取有舍，领一代实学风骚。

吴建璠:唐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为什么要研究唐律在历代律中，唐律历来受人重视，也是人们下功夫研究最多的。唐律之所以受人重视，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在历代律中，唐律的使用时间最长。唐代使用唐律，唐以后的五代、两宋也是使用唐律。五代的朱梁曾一度废除唐律，但为时不长，继朱梁而起的后唐李存勖认为唐是他的本朝，又恢复了唐律。唐建国于公元618年，宋灭亡是在公元1279年，唐律使用的时间长达660年。从秦到清，没有一部律使用的时间有这么长。汉律四百多年。晋律为南朝的宋齐所沿用，三个朝代加在一起二百三十多年。明律267年，清律276年。这几部律在历代律中算是使用时间比较长的，但都远远不及唐律。一部使用了660年的律，自然不能不受到人们的重视。其次，唐律是一部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发展成熟的封建法典。我国第一部有体系的封建法典，战国时李悝集诸国刑、鼻而撰成的《法经》，是比较简单的，只有盗、贼、囚、扑、杂、具六篇。《法经》按照当时的标准，一定是编得很好的，不然魏文侯不会采用这部法典，商鞅也不会受之以相秦。但是后来社会本身发展了，《法经》就显得不够用了。汉初有萧何定律，在《法经》六篇的后面加上户、兴、厩三篇，把它变成《九章律》。《九堂律》用了四百余年，到了东汉末年，也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封建社会不相适应，非改不可丁。《晋书·刑法志》中保存了一篇《魏律序》，此序讲了魏代是怎样改革汉律的。一是把篇目扩大了一倍，由原来的9篇增加到18篇。二是对刑制作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如规定了五刑、八议入律，缩小连坐范围，限制私人复仇，规定诬告反坐，取消投书弃市的规定等等。魏改汉律，在体例上是一种创新。秦汉的办法是定一部比较简单的正律(《法经》、《九章律》)，正律之外，另订一些单行律，再加上令、科、比作为补充。这种办法到了后来，发生律令繁多、体例紊乱的弊病，为人们所诟病。魏代改变了这个路子，将正律扩大，把刑扔方面的所有科条都包括在里面，不再搞单行律，令也由律的补充成为一种专门规定国家重大制度的法律形式。晋沿魏的路子进一步将18篇扩大为20篇，在内容方面又作了一些改革。到了南北朝，南朝的梁、陈和北朝的北周，都是沿着魏晋的路子走。律的篇目和条文越来越多。梁律20篇，2529条。陈律的篇目和条文不详，但史称陈律30卷，比梁律还多10卷，条文一定比梁律还多。北周律25篇，1537条。到这时候，魏晋对秦汉律进行的改革，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它使得正律变得同样繁琐、庞杂，不切实用了。北朝的北齐走的是另外一个路子，也可以说是恢复秦汉原来的路子，即制定一篇简明扼要的律，再用其他形式加以补充。北齐律12篇， 949条，比起梁、陈、北周来简单多了。当然，北齐不是简单的恢复秦汉的路子，而是加以发展和提高。秦汉在律外另订许多单行办法，令也不再用来补充律，避免了秦汉造成混乱的因素。北齐的经验是成功的，这是为什么隋作为北周政权的继承者，竟然不用北周律，而要远采北齐律的原因所在。唐代承用隋律，进一步肯定了北齐的经验。唐律可以说是经过历代反复实践后找出的一部最适应封建社会需要的法典，是一部成熟的封建法典。这样一部法典自然不能不受到人们的重视。第三，唐律对东亚诸国，诸如日本、朝鲜、琉球、安南等国的古代法制产生过巨大影响。中华法系即以唐律为其核心，所以唐律很受外国人重视，日本学者对唐律很有研究。第四，唐律完整保留下来，为研究唐律提供了条件。保留下来，也说明唐律有很高的价值，历代都需要参考，否则谁去保存它呢? 现在保存下来的唐律是否准确呢?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律残卷与唐律比较，可以看出，现存的唐律是完整的，也是准确的。解放前的唐律研究是有成绩的。总的说来，有以下几项成绩。 1.做了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工作。唐律的资料很多，《唐律疏议》之外，还有《唐六典》、《通典》，《新唐书》、《旧唐书》中的刑法志，《唐会要》，唐人的文集等等。解放前，学者们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整理、考证工作。敦煌、吐鲁番的唐文书出土后，学者们根据唐律残卷勘校现存的各种唐律版本，从中发现了不少问题。

白石老人自述[一、出生时的家庭状况（一八六三）] 　　穷人家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微名。回想这一生经历，千言万语，百感交集，从哪里说起呢？先说说我出生时的家庭状况吧！　　我们家，穷得很哪！我出生在清朝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二十二日，我生肖是属猪的。那时，我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在堂，我是我祖父母的长孙，我父母的长子，我出生后，我们家就五口人了。家里有几间破屋，住倒不用发愁，只是不宽敞罢了。此外只有水田一亩，在大门外晒谷场旁边，叫做「麻子丘」。这一亩田，比别家的一亩要大得多，好年成可以打上五石六石的稻谷，收益真不算少，不过五口人吃这么一点粮食，怎么能够管饱呢？我的祖父同我父亲，只好去找零工活做。我们家乡的零工，是管饭的，做零工活的人吃了主人的饭，一天纔挣二十来个制钱的工资。别看这二十来个制钱为数少，还不是容易挣到手的哩！第一、零工活不是天天有得做。第二、能做零工活的人又挺多。第三、有的人抢着做，情愿减少工资去竞争。第四、凡是出钱雇人做零工活的，都是刻薄鬼，不是好相处的。为了这几种原因，做零工活也就是「一天打鱼，三天晒网」，混不饱一家的肚子。没有法子，只好上山去打点柴，卖几个钱，贴补家用。就这样，一家子对付着活下去了。　　我是湖南省湘潭县人。听我祖父说，早先我们祖宗，是从江苏省砀山县搬到湘潭来的，这大概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事。刚搬到湘潭，住在什么地方，可不知道了。只知在清朝乾隆年间，我的高祖添镒公，从晓霞峯的百步营搬到杏子坞的星斗塘，我就是在星斗塘出生的。杏子坞，乡里人叫它杏子树，又名殿子树。星斗塘是早年有块陨星，掉在塘内，所以得了此名，在杏子坞的东头，紫云山的山脚下。紫云山在湘潭县城的南面，离城有一百来里地，风景好得很。离我们家不到十里，有个地方叫烟一岭，我们的家祠在那里，逢年过节，我们姓齐的人，那去上供祭拜，我在家乡时候，是常常去的。　　我高祖以上的事情，祖父在世时，对我说过一些，那时我年纪还小，又因出为时间隔得太久，我现在已记不得了，只知我高祖一辈的坟地，是在星斗塘。现在我要说的，就从我曾祖一辈说起吧！我曾祖潢命公，排行第三，人称命三爷。我的祖宗，一直到我曾祖命三爷，都是务农为业的庄稼汉。在那个年月，穷人是没有出头日子的，庄稼汉世世代代是个庄稼汉，穷也就一直穷下去啦！曾祖母的姓，我不该把她忘了。十多年前，我回到过家乡，问了几个同族的人，他们比我长的人，已没有了，存着的，辈份年纪都比我小，他们都说，出生的晚，谁都答不上来。像我这样老而胡涂的人，真够岂有此理的了。　　我祖父万秉公，号宋交，大排行是第十，人称齐十爷。他是一个性情刚直的人，心里有了点不平之气，就要发泄出来，所以人家都说他是直性子，走阳面的好汉。他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兴亡盛衰，晚年看着湘勇（卽「湘军」）抢了南京的天王府，发财回家，置地买屋，美的了不得。这些杀人的刽子手们，自以为有过汗马功劳，都有戴上红蓝顶子的资格（清制：一二品官戴红顶子，三四品官戴蓝顶子。），他们都说：「跟着曾中堂（指曾国藩）打过长毛」，自鸣得意。在家乡好像京城里的黄带子一样（清朝皇帝的本家，近支的名曰宗室，腰间系一黄带，俗称黄带子；远房的名曰觉罗，腰间系一红带，俗称红带子。黄带子犯了法，不判死罪，最重的罪名，发交宗人府圈禁，所以他们胡作非为，人均畏而避之。）要比普通老百姓高出一头，什么事都得他们占便宜，老百姓要吃一些亏。那时候的官，没有一个不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老百姓得罪了他们，苦头就吃得大了。不论官了私休，他们总是从没理中找出理来，任凭你生着多少张嘴，也搞不过他们的强辞夺理来。甚至在风平浪静，各不相扰的时候，他们看见谁家老百姓光景过得去，也想没事找事，弄些油水。我祖父是个穷光蛋，他们打主意，倒还打不到他的头上去，但他看不惯他们欺压良民，无恶不作，心里总是不服气，忿忿的对人说：「长毛并不坏，人都说不好，短毛真厉害，人倒恭维他，天下事还有真是非吗？」他就是这样不怕强暴，肯说实话的。他是嘉庆十三年（戊辰·一八○八）十一月二十二日生的，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他常说：「孙儿和我同一天生日，将来长大了，一定忘不了我的。」他活了六十七岁，殁于同治十三年（甲戍·一八七四）的端阳节，那时我十二岁。我祖母姓马，因为祖父人称齐十爷，人就称她为齐十娘。她是温顺和平、能耐劳苦的人，我小时候，她常常戴着十八圈的大草帽，背了我，到田里去干活。她十岁就没了母亲，跟着她父亲传虎公长大的，娘家的光景，跟我们差不多。道光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一）嫁给我祖父，遇到祖父生了气，总是好好的去劝解，人家都称赞她贤惠。她比我祖父小五岁，是嘉庆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的，活了八十九岁，殁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一○）十二月十九日，那时我三十九岁。祖父祖母只生了我父亲一人，有了我这个长孙，疼爱得同宝贝似的，我想起了小时候他们对我的情景，总想到他们坟上去痛哭一场！

<孟子字义疏证>序　　丙申余少读论语，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读易，乃知畜性与天道在是。周道衰，舜、禹、汤、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焕乎有文章者，弃为陈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诸制度礼乐，是以为之正本溯源，使人於千百世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如持权衡以御轻重，如规矩准绳之於方圜平直。言似高远，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实言前圣所未言；微孔子，孰从而闻之?故曰「不可得而闻」。是後私智穿凿者，亦警於乱世，或以其道全身而远祸，或以其道能诱人心有治无乱；而谬在大本，举一废百；意非不善，其言只足以贼道，孟子於是不能已於与辩。当是时，群共称孟子好辩矣。孟子之书，有曰「我知言」，曰「游於圣人之斗者难为言」。盖言之谬，非终於言也，将转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於事，害於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後世也，显而共见；目之曰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後世也。相率趋之以为美言。其人人心深，祸斯民也大，而终莫之或寤。辩恶可已哉!孟子辩杨、墨；後人习闻杨、墨、老、庄、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乱孟子之言，是又後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对古圣人贤人而自负其学，对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远於仁也。吾用是惧，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韩退之氏曰：「道於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呜乎，不可易矣! 　　休宁戴震。

【尧山堂外纪】所记王守仁轶事　〔字伯安，余姚人。初名云，以太夫人梦五色云入怀而生也。有一老僧以名露天机，改今名。〕　　王阳明年十一时，过金山寺，龙山公与客酒酣赋诗未成，阳明从旁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楼上月，玉箫吹彻洞龙关。”客大惊异，复使赋《蔽月山房》诗，随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客益奇之。　　王文成初主礼部政，章忤刘瑾擅权，谪贵州龙场驿丞。后惧祸迫身，至海滨遗履于岸，赋诗一律云：“学道无成岁月虚，天乎至此意何如？生曾许国渐无补，死不忘亲恨有余。自谓孤忠悬日月，岂知遗骨葬江鱼。百年臣子悲何极，频听涛声哭子胥。”诗毕，即赴水，俄二童子维腋而行，足如履空，耳傍直闻风涛澎湃。须臾至一洞口，帘卷珊瑚，二叟处其中，驺从女乐及左右所置明珠。白壁平地，未之睹也。与二叟奕棋联句，浃旬而别，其二童子复引登陆。时瑾已服上刑矣。先生始起擢用。　　王文成赴谪，次杭之北新关，喜见诸弟，有诗：“扁舟风雨泊江关，兄弟相看梦寐间。已分天涯成苑别，宁知意外得生还。投荒自识君恩远，多病心便吏事闲。携汝耕樵应有日，好移茅屋傍云山。” 　　王文成赴谪过闽中，覆舟几厄，时有渔人泛溪中，拯之上山。方徘徊间，适遇一道者自称旧识，邀至中和堂主人处，盘桓数日。主人乃仙翁也。临行，作诗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识荆，此来消息最先闻。君将性命轻毫发，谁把纲常重一分？寰海已知夸令德，皇天终不丧斯文。武夷山下经行处，好对清樽醉夕曛。” 　　王文成养疴阳明洞时，与一布衣许璋者相朝夕，取其资益。璋，上虞人，淳质苦行，潜心性命之学。尝蹑{尸乔}走岭南访陈白沙，其友王司舆以诗送之曰：“去岁逢黄石，今年访白沙。”璋故精于天文、地理、兵法、奇门、九遁之学，文成后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归赠以金帛，不受。文成每乘┺舆访之中山，菜羹麦饭，信宿不厌。殁后，文成题其墓曰“处士许璋之墓。” 　　王文成之既擒宸濠也，忽传王师已及徐淮，遂乘夜遄发至钱唐，凛凛不胜忧忄栗，作诗云：“灵鹫高林暑气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来湖上逢云起，僧住峰头话月明。世路久知难直道，此身那得尚虚名。移家早定孤山计，种果支茅却易成。”顷之，王师遣人追宸潦。复还江西，遂谢病居净慈寺，作诗云：“老屋深松覆古藤，羁栖犹记昔年曾。棋声竹里消闲昼，药裹窗前对病僧。烟艇避人常晓出，高峰望远亦时登。而今更自多牵俗，欲似当年又不能。”又云：“常苦人间不尽愁，每弃除是入山休。若为此夜山中宿，犹自中宵煎百忧。百战西江方底定，六飞南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诸老能无取日谋。” 　　王阳明尝游僧寺，见一室封锁甚密，欲开视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闭门五十年矣。”阳明固开视之，见龛中坐一僧，俨然如生，貌酷肖己，先生曰：“此岂吾之前见乎？”既而，见壁间一诗云：“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原是闭门人。精灵剥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先生怅然久之，建塔以瘗而去。

李卓吾<因记往事> 　　向在黄安时，吴少虞大头巾曾戏余曰：“公可识林道乾否？”盖道乾居闽、广之间，故凡戏闽人者，必曰林道乾云。余谓尔此言是骂我耶，是赞我耶？若说是赞，则彼为巨盗，我为清官，我知尔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矣。若说是骂，则余是何人，敢望道乾之万一乎？　　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奥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朗廷为之旰食↓正刑、都总统诸文武大吏外，其发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其几也，而林道乾固横行自若也。　　今幸圣明在上，刑访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然林道乾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设以李卓老权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数日而即擒杀李卓老，不用损一兵费一矢为也。又使卓老为郡守时，正当林道乾横行无当之日，国家能保卓老决能以计诛擒林道乾，以扫清海上数十年之通寇乎？此皆事之可见者，何可不自量也？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　　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余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故因论及才识胆，遂复记忆前十余年之语。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某曰：“如此则林道乾无识乎？无识安能运才胆而决胜也？”夫古之有见识者，世不我知，时不我容，故或隐身于陶钓，或混迹于屠沽，不则深山旷野，绝人逃世而已，安肯以身试不测之渊也？纵多能足以集事，然惊怕亦不少矣。吾调当此时，正好学出世法，直与诸佛诸祖同游戏也。虽然，彼亦直以是为戏焉耳。以彼识见，视世间一切太头巾人，举无足以当于怀者，盖逆料其必不能如我何也，则谓之日二十分识亦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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