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考文章时，常会省起《诗经》里的一首诗：考盘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因为爱极了那种在幽涧中独自扣盆而歌的忘世和执着，时下扰扰，一径的埋首故纸，虽担了个蛀虫鱼的讥落，却可赢回几分清静。《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是北大孟公绰刊于《文史知识》二千年第五期一篇解读陶潜诗的随笔，朋友的文章，我向来读的仔细，从起疑至解惑，竟往复了三五次，于是集之成文。 一：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文/孟公绰 ） 一个杰出的诗人，必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一篇优秀的诗歌，必有让人感动的地方。陶渊明之诗，自宋以后，被奉为中国诗歌艺术的典范。陶集之中，名篇佳句多矣。但我读陶诗，最有感触的还是《归园田居五首其二》及《形影神》组诗。 《归园田居五首其二》诗曰：“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诗意极显明，不外是说自己退居乡下，不必与人周旋应酬，每天不过种种庄稼，与农人谈谈庄稼的生长情况。看到手植的桑麻日日长大，心里说不出的喜悦。喜悦之余，却又生出一成感伤：如果天公不作美，霜霰来得太早，这一片桑麻岂不零落如同枯莽野草？ 一篇之中，后二句让人感触尤深。“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能作如此之想，可谓一往情深。桑麻虽只是寻常作物，但因是亲手所植，与己有了一种缘分，便不忍见其零落，更何况是生命及生命中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与物有情，何况与人？与人有情，何况与己？ 生命的脆弱一如小草，无论你如何珍爱，一个偶然的意外便可将其毁灭。诗人于这种偶然感触实多。陶集之中，有一篇《祭从弟敬远文》，写得一往情深。其从弟敬远，小其十余岁，孝友而有节操，却不幸早逝，死时刚过而立之年。渊明于敬远之死，哀痛异常，致祭之文，字字血泪。其文有曰：“曰仁者寿，窃独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见欺！年甫过立，奄与世辞。长归蒿里，邈无还期。”都说天佑仁人，可敬远仁爱如斯，竟不幸短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昨日还鲜活的生命，转眼间成了一抔黄土，留给亲人的惟有哀伤而已。诗人与敬远非但有手足之情，于其为人心性，更是钦迟。可如此美好的生命，竟轻易地为上天剥夺了，诗人的内心说不出地感伤和惋惜，于是发出“如何斯言，徒能见欺！”的慨叹。 上天偏爱将生命中美好的感情和事物毁灭给人看。诗人不愿去承受，可却又不能不去承受。个人的生命，在天命面前过于渺小，这是人类的宿命。诗人不甘心于这种宿命，想要去抗挣，然而又如何能抗挣呢？死生有命，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是尽力珍惜自己有限的光阴而已。陶渊明痛感于生命的偶然和短促，因此加倍珍惜有限的生命。 陶渊明是最知珍惜生命的人，他总怕自己辜负了此生。人活在世上，总得做一些事，赋予生命一种意义。立德也好，立功也好，立言也好，总得尽自己的努力去做。这是儒家的传统，是每一个士子信仰的价值观，陶渊明当然也不例外。因此，他总是想努力做一些事，在有生之年有所成就。 《形影神》组诗是颇能说明陶渊明思想状况的代表作。前人解此诗之旨，多云是批评慧远“形尽神不灭论”的（以逯钦立为代表），愚意不敢苟同。愚意以为此诗不过是诗人自诉其内心矛盾，及思量一种解决方法。《形赠影》云：“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影答形》云：“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神释》云：“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受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说来说去，无非是嗟叹人生苦短，长生乏术。同样是面对人生苦短，形、影、神三者的态度却不一样：《形赠影》：“我无腾化术，必而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求长生不得，便只好饮酒以忘忧。《影答形》：“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身固有限，而名可不朽，故当努力立功名。《神释》则云：“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饮酒、立善都无从解决人生苦短的忧伤，便只好什么也不想，干脆纵浪大化中。读者当知，形、影、神虽代表三种不同的取向，但亦只是诗人自己的困惑而已，不必当作批评他人来解。 

《神释》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渊明是否已解决内心矛盾，能坦然面对人生苦短的困境呢？窃以为未必。虽然在理性的层面上已然参透；但在情感的层面依旧不能超脱。“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这两句问得好：行善立名是我之所愿，可是又有谁将它当回事？不是我不立善，而是我以外的因素不让我有所为。这两句当是愤激语。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个少怀大志的人，他向往建功立业，退隐之前，也曾汲汲于功名，只是时运不济，始终未获得实现抱负的机会，加之官场险恶秽浊，诗人又性喜自然，故只好放弃仕途的进取。立善的热切，使诗人激情满腔；建功的无望，使诗人沮丧忧虑。陶渊明一生的困惑与忧患都在此：“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荣木》），诗人痛感于“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沮丧之余，有时难免借酒浇愁。但即使是这一层颓废，也是因太执爱生命造成。诗人更多的时候，则是否定这种借酒浇愁的颓废。鲁迅评价阮籍、嵇康反礼教时说：“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魏晋风度以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陶渊明看似否定的一问，也恰恰是因为无法忘怀于立善。并不是诗人要否定立善，只是现实不给诗人立善的机会；而生命又如此有限，何日方能实现立善的愿望呢？企望逾急切，失落便也逾深，以至于绝望，发出如此酸辛的一问。 终其一生，诗人都不能忘怀于立善；但现实条件又让诗人无从立善。忧患太深，绝望到了极点，出路何在呢？数百年前的大诗人屈原，因理想破灭而自沉于汨罗江水。但理想本是为了赋予生命一种意义；连生命都毁灭了，岂不有违于珍惜生命的初衷？同样是理想破灭，陶渊明选择了不同于屈原的一条出路。陶渊明没有选择自杀殉志，却获得了另一种升华。那便是：因任自然，并达到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境界。 “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数句诗已然透露出这一信息：饮酒与过多的忧虑，都有害于吾身，有违于珍惜生命的初衷。更为可取的态度应是委运顺化，不再思虑。也只有不再深陷于无边的思虑之中，才能用心去体会生活，获得一种审美化的生存。 在情感的层面，诗人忧患于人生苦短及功名难立；但在理性的层面，诗人又认识到忧患的无益，于天命取委运任化的态度。这两个层面是共存的，对立统一，并构成一种思考的丰富性和情感的张力，从而带来陶诗底蕴的深厚与震撼。陶渊明对人生的理解，在情感和理性之外，还有一个审美的层面。立名的理想已然破灭，忧患与放浪都于事无补，自杀又为诗人所不取。回过头来看人生，忽然寻着别一种意义。沧桑之后，诗人体悟到平淡自然之美。纵然不能立不朽功名，但只要存一审美之心，能于寻常生活中体会到意蕴和美，内心世界亦为富足完美，这是一种高境界的艺术化生存。 体现到诗歌创作中，便是诗人在退隐之后，写出了众多优美的田园诗。其笔下田园风光，恬静自然，却又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能于日常生活与寻常景物中体悟到美，是陶渊明的不可及之处。读陶渊明的田园诗，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热爱，也敏感于其对情感的淡化处理。而这根源于诗人对人生的理解。 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陈寅恪盛赞其“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冯友兰曾用“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来概括魏晋风流（《论风流》），陶渊明实可视为魏晋风流的最高代表。用“妙赏深情”四字来概括其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及审美化生存，最为恰当。陶渊明是最珍惜生命的人，所思唯在善待人生，对生之执着，对名之忧患，以及心灵生活的审美化生存，皆源于此。由于对生命的热爱，加倍珍惜生命中美好的感情和事物，并用心去体悟和赏爱；并因对生命之美的赏爱，逾发地珍惜和热爱生命。 屈原在《离骚》中一唱三叹，难以自持，曰“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曰“恐鹈决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陶渊明“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对人生苦短、功名难立的忧患，同于屈原。但陶渊明在屈原自杀殉志之外，寻着了另一种出路，并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一书，将屈原与陶渊明当作两种人生取向的代表，这一点实耐人寻味。 

二：与活埋斋相讨陶潜诗// 　（文/白衣 ） 孟公笔挟风涛，《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横卷一陈，大有睥睨群品之势，于是四野颂声鹊起，区区不才，本不敢侧身同诸方家侪，然而架不住楚孟二兄吆喝，亦来瞻仰围观，原亦只为来捧个场，喝个彩。承蒙诸兄不弃，并谆谆示曰：品读发论，方为学理；又见员外郎一派赤诚，便亦来斗胆提提意见，吾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总之，不要让人把好端端的文章给捧杀了。 与活埋斋相讨陶潜诗 夫子请了———— 于陶氏年谱年限质疑之考订，自南宋张季长《吴谱辩证》浮光一掠后，岑寂八百余年，直到近人梁启超《陶渊明年谱》问世始见切实而深广的真正讨研。诸家虽为陶氏生卒之考各执一词，众说纷纭（陶渊明之生卒年考于本文无益，孟夫子如有兴，有待另起相讨），但于陶氏部分诗事的年考已大致涵定，如《荣木》。 孟公吾兄于《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一文中略及《荣木》此诗，中有“陶渊明一生的困惑与忧患都在此”，“沮丧之余，有时难免借酒浇愁”云云；不错，陶渊明自有他的痛忧的困惑，但取这首《荣木》来作例举，却是不妥，大有误人解读陶诗之嫌，作为古诗解构的导读文章，这种疏漏我一时找不出合当的词来涵盖，或可用redundantepithet一西语来嫁名，意为“赘余的形容”，于此可引为不切合本义的引例。《荣木》一诗，中虽有怀旧伤世之意，但它总体表现出来的思想却是积极的，并非是借酒浇愁的“颓废”，然如此空说无凭，势必为吾兄所嗤，亦是为博嘉尚，衣此来作好学深思。 陶渊明《荣木》一诗年考见注多本（为节贴子文本，此不再作书引，略陈数例，好者自参），皆定为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辛卯（391）所作，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清吴瞻泰《陶诗汇注 凡例》，袁行霈之《陶渊明享年考辨》（见《文学遗产》1996第一期，闻公与袁师有旧知，兴来亦一引其说），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文字同盟社1931版），郭绍虞《陶集考辩》（上海古籍1983版），以上所列，于《荣木》所出一致考定为太元十六年，时年陶渊明大约四十上下，综观他一生的诗文及总历，这个时期他和他的作品应可界类为早期。 众所周知，早期的陶渊明是颇有抱负的，经历了丧妻的哀痛以及于淝水之战的动荡后的他依然奋发的，这些经历也是他在《荣木》诗序中的“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悲叹的来由，然而，他并未因此颓废，因为在这段时期，他先在太元十年续弦，而且连年得子，至元十五年孝武帝起用王恭，朝廷礼贤之风竟起，诗人又再看到了新的希望，雄心再起。”繁华朝起。 慨暮不存。贞脆由人。 祸福无门”，看似是感叹的是人生的无常，但一句“贞脆由人。 祸福无门”已见其旷达的胸怀，看通了，但这不是弃离的理由，于是，诗人在“先师遗训。 余岂云坠。四十无闻。 斯不足畏”里再兴大展鸿图的志愿，旧事虽枯槁失落，然“斯不足畏”，如此锵镪语，焉可定为“颓废”？最后四句，“脂我名车。 策我名骥。千里虽遥。 孰敢不至”，仕心之不败，更跃然于表。 孟公全文诣在以《归园田居五首其二》、及《形影神》组诗两题来阐表陶渊明一种因任自然而达至超脱的人生境界，文笔功深稳细，脉理清晰，俨然是文学随笔的正统架势，是无可置疑的好文，然中史学对诗的解构，更强调睿智和冷静，孟郎此中大家，焉不闻哉，此或为百密一疏，其实，文章工稳之虑，于吾兄手段当无碍云耳。 《荣木》诗引一事，于此表过，下面来随便说说我对《形影神》组诗的另一见解。 孟公文中反对逯钦立谓陶渊明用《形影神》来批评慧远“形尽神不灭论”之说，认为”读者当知，形、影、神虽代表三种不同的取向，但亦只是诗人自己的困惑而已，不必当作批评他人来解。”此亦是个新类见解，读来受益不浅。然而，我始终认为，诗之虚解，总不如取其背景作据来得深切。 于陶诗《形影神》一组，我却是看到了另一种更深刻的批评。东晋的政局动荡，门阀士族与平民间的矛盾，以及当时的玄学之风都是《形影神》的背景，当时东晋名士开始涉关到人的生死之论时，都表现出对人世的荣华富贵的无限留恋，他们并未因此而警醒，而是偏向于沉醉于及时行乐，纵情肆欲的人生态度，极尽荒糜。《形》诗中便表现了陶渊明对这种人生观的蔑视：“谓人最灵智。 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 奄去靡归期“，用人不及草木来较比，颇为尖锐。对于那些贪图行乐而怕死之辈，他反复在诗中阐述了一种对死的超然，认为死的乃是自然法规的委运任化，无可变更，这种对生死通透的理性认识，是当时沉迷行乐的名士不可企及的。“我觉得，《形影神》之讽，除了可以看到诗人那种旷达的襟怀外，还可以理解为对那些贪生怕死而付浮生于行乐之辈的一种痛切批评。 

其实，陶渊明的诗应该纵观来品读，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可以对诗义有更通透理解。发贴前，我看了李文初用《拟古》第八首与《杂诗》第四和第五首的精校评分析，自觉颇为精彩，并深受启发，发觉《形影神》三首和《拟挽歌辞三首》也可参照并读，孟公或好陶诗者不妨一试，他日闲时或可重续此题，一笑。 三：与白衣论学书（陶渊明二三事）//（文/孟公绰）　 　　 　　 白衣兄左右： 龚定庵诗云“文字缘同骨肉亲”。区区之于足下，亦可当之。为学之道，独学则孤陋。兄谅诚以教我，区区一何幸哉！ 兄所云《荣木》纪年，历来无异说。“四十无闻”一句，内证分明。区区固疏漏，亦知之。兄云当在早期，亦无疑义。然区区所论，在其心路历程，与自然年纪相关而不必吻合。陶令归隐，正在不惑之年。此前数隐数出，此后彻底死心。不惑前后，正陶令大彻大悟之时。《荣木》之诗，固有两层意思。一者为“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一者为“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前者拙文引其断章，后者为兄文所征。此二种情绪，始终于陶令胸中交战。颓废与进取，时时并存。仅有其一，固非陶令。弟之行文，但取断章。兄之所论，在解全篇。应不相妨。 又“四十”之词，或为含糊语，稍前稍后，未必不然。四十之年（元兴三年，４０４），陶令为刘裕镇军将军军府参军，次年八月，转彭泽令，十一月以程氏妹丧归。此一年，于其心路历程，实一大坎。 至《形影神》组诗，逯钦立说甚为穿凿。逯本系年，想当然耳。其根据在莲社与慧远事。慧远起莲社，倡“形尽神不灭”说，当世大儒雷次宗辈皆入社。陶令亦在应邀之列，据闻半道而归，后有诗云“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莲社事在义熙九年（４１３），陶令年４９。因组诗以《形影神》为题，涉形神灭不灭之论，故逯钦立系组诗于是年，从论战角度解说此诗。兄明眼人，自知其根据纯为推测，无一定之理。弟为别说，乃从陶令诗歌及人格整体出发。《饮酒》诗之十三“有客常同止”，君其读之。其诗云“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弟之所见，乃同与周作人氏绅士鬼与流氓鬼。“我的灵魂里有两个鬼！”醉士与醒夫，原不过陶令灵魂世界之形（身）与影（名）。陶令是典型双重人格。形影之交战，陶诗中比比出见，乃陶令精神世界一以贯之之症结。故弟以逯氏为笨伯，全不晓诗。此公以文献入手，然与材料，殊少判断。固不入流。兄所云“诗之虚解，总不如取其背景作据来得深切。”固是。然穿凿附会，乃解诗之大蔽。 至于陶令生平，弟以旧说为是。梁任公与袁师春树先生，乃庸人自扰。梁任公立论根据，在《挽歌》《自祭文》《与子俨等疏》。梁任公以此数篇皆临终时作，又以《与子俨等疏》“吾年年过五十”一句，断定陶令行年不能过耳顺。又因《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挽歌》“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定陶令卒于元嘉四年丁卯（４２７）九月，行年５６。兄为通人，当知任公之一厢情愿。陶令素体弱，诗中屡言之；魏晋大风流，常行另类事。弟以为，《与子俨等疏》非弥留之际作，《挽歌》《自祭文》亦未必作于辞世之年。或陶令晚年大病，自料非佳，而为之。未必即是临终之作。又自祭文》“岁惟丁卯”一句，诸家皆取为卒年，所考行年不一，故生年说法各异。梁任公定陶令生于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壬申（３７２），较旧说哀帝兴宁三年乙丑（３６５），晚７年。 春树师之根据在《游斜川》诗。春树师以传世最早刻本（北宋）为根据，言本作“辛丑”、“五十”，不作“辛酉”，“五日”。该篇序云“辛丑正月五日”，本文首句云“开岁倏五十”，则隆安五年辛丑（４０１），陶令５０岁。元嘉四年丁卯（４２７）卒，７６岁。然明眼人自可看出疑窦。北宋距陶令，已过五百年，安知北宋本即其原貌？此又同于顾颉刚之考据前提，不自觉将所见之材料等同于历史真相。又弟读闲书，见六朝人每称正月为“开岁”，陶令亦六朝人，自有以“开岁”代称正月之可能。则首句作“开岁倏五日”，与序之“正月五日”相吻合。袁师之立说前提，亦难成立。 

若无充足之理由，轻斥旧说，固不足取。然标新立异，为一家之言，亦为学大道。 弟近欲为《２０世纪陶渊明研究史》，因琐事而未成。成稿之日，当敬奉于兄。“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诚吾辈之所愿也。红楼遇骗子，秀庐识白衣，中年战楚三，皆大乐。 兄云拙文“阐表陶渊明一种因任自然而达至超脱的人生境界”，弟不敢当。弟之所为，意在阐表陶令之心路历程。弟以为陶令的心灵世界，情感、理性与审美三个层面共存；而“妙赏深情”，以审美的心态来过日常人生，是弟理想中的陶令，亦是陶令予弟之梦想。以诗解诗，以心会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弟自弱冠，侍袁师春树读陶诗，又从本师辽阳孙先生静治陶，忽忽经年，全无所获，愧对方家，兄可一哂之。 活埋斋孟公绰再拜。 辛巳立秋后数日。雨窗下。 三：孟公赐学有得//（文/白衣）　　 孟公何谦！从夫子学，始为衣之所幸。又陶学之深芜，任一论以识，非穷其枝叶而不可以为，自惭翦陋，想以下诸说料无增益，公视为闲话可也。 夫子再请—— 《荣木》一案，孟公于纪年、本义等论析确诚然在理，衣亦肯和。然兄取此诗“双义”之论来证文章，却未敢苟同。《文心雕龙 比兴篇》有论诗者之“触物圆览”，引此来考文章当亦可通，在评析里头，鉴论的逻辑有particular（偏指）一说，正如华兹华斯所说，取论的凝构应该以synthetic judgment（综合判断）为重，“触物圆览”之圆以理同此解。如兄文中例《荣木》来证何事（参《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第八节）？应是透析陶潜“失落”、“绝望”的心迹，其实最可据引凄凉意味的，无非是《荣》诗的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云云，但此诗的本义当不在此，乃是奋发图强之意，详解可参衣之前文，此不赘述。诚然，诗义涵解尽可因人而异，所谓千江水自有千江月，断章而论自无不可。但是，兄文中所列《荣木》所述非只是为释《荣木》，而是作为陶翁颓废潦落的论据，这便不可取，是《荣》诗中”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为次，乃引言，“脂我名车，策我名骥”方是它主导之思，两者不应相提并论，一直认为，在文化随笔或者文化评论里的引例，应以完备的客观逻辑为基准，偏处一隅，总是难避误导之嫌，因为例证衰败，困惑等若干状态的陶诗尚有许多，从文本的立论来看，绝对比《荣木》更有说服力。 概关淘渊明《形影神》组诗及其生评的探讨，之前所述皆为浅尝辄止，今复重引，当亦如是。论学之前在此先荐一陶研专栏，乃九江师校所辟的一个专栏，名“陶渊明研究”，中数十辑皆是成名论文，稿源发自全国各处陶研的专家学者，中亦包括了王叔岷，袁行霈诸论，所为集大成者也，其资料甚足，乃成陶学交论中心点了。正如楚三所云，于别处，论文或许只是文章，于此却是学术论著了。而且，此栏于每年首期皆刊一文，曰“全国报刊陶渊明研究索引”，之于搜集资料极为方便，闻兄欲为《20世纪陶渊明研究史》，想当然于吾兄有益，故荐。 逯钦立先生的陶说应为《陶渊明集》之校注本（中华书局1979版），孟公谓其论说（何止《形影神》一处）穿凿亦不无道理，因此书之大功皆在一个“校”字，他是以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为底本，参陶集存世最有勘校值的五个刻本及诸家类书引文而成，因其旨在疏通文义，然陶潜于时位卑人微，行事确也难以一一订正，遇着无据处便自引他解，并自证，于是穷枝究叶下难免有穿凿之嫌，颇近Hegel艺术分类之古典式（classische），以精神具体化，将假设调凿成据，未知可取与否，但时下却早已蔚然成风。逯钦立本之于《形影神》云云，此暂按不再较，近日重读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中杂诗下注有云陶令与慧远故交，后慧远招其入社，后以陶不允告终。又及吕子都于《中国历代僧诗 齐已 题东林十八贤真堂》之注复题此事，并谓次年义熙十年（414）再令谢灵运作《佛影铭记序》，如此倒推一年，招陶似应在义熙九年（413）间，想逯此推亦非只是妄测。当然，陶令其时为何岁，尚须待考。衣前文谓《形影神》之取义于对时世败风之讥，实乃取自家本意，于逯钦立说干系不大，正如钟惺黄集二《夜》所云：“戏拈生灭后，静阅寂喧音”，读诗如不及诗外景致，怕解来落于虚浅，写诗的心情每每会在实事中体现才会淋漓尽致的感觉，E．M．Roberts亦云：obiective corrdlative（情发乎景），而且此确为《形》诗立时背景。或是衣解引申过甚亦未可知，兄当视为一家言可也。 

这个给佳人姐看看吧：）

呵呵...好....

佳人姐，有你在就好。近来我很烦：）

常去唐诗吧看看吧那边只要吧主不在 就没好贴 可恨

是半山吧,我又瞧不出你的马甲了...呵呵......好多事儿别太在意...

半山,,你好好做你的事就好,,..平静点儿...

崔牛就是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