璐村惂鐢ㄦ埛_00QCtQX馃惥的个人资料

佟屏亚：油菜史话油菜是人类栽培的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为十字花科(Crucifere)芸苔属(Brassica spp．)的若干种组成。因其籽实可以榨油，故有油菜之名。它和大豆、向日葵、花生一起，并列为世界四大油料作物。油菜的起源地我国是油菜起源地之一。考古学家在陕西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发掘出在陶罐中的已经炭化的大量的菜籽，其中就有油菜的原始类型一白菜籽和芥菜籽，碳14测定距今近7000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农作物中，有保存完好的芥菜籽，种皮黑褐色，圆球形，直径多在1.5毫米左右，有明显的种脐、种蒂和网纹，它和现今栽培的油菜籽完全相同。反映公元前3000年夏代历书《夏小正》，有“正月采芸，二月荣芸”的记述。意思是说春分前后开始采摘采苔，农历二月油菜就开花了。芸，即为后人的栽培的油菜。公元前3世纪《吕氏春秋》中谈到当时油菜种植的地区：“菜之美者，阳华之芸”；高诱注：“阳华，山名，在吴、越之间。芸，芳菜也。”表明我国农民种植油菜已有悠久的历史。古代种植的油菜最初主要供作为蔬菜，称为芸苔菜。据2世纪服虔著(通俗文》记述：“芸苔谓之胡菜。传说塞外有云台戎，始种此菜，故名。”公元6世纪贾思勰著(齐民要求}中，始有关于芥菜型油菜的记述：“种芥子及蜀芥、芸苔取子者，皆二、三月好雨泽时种，旱者畦种水浇，五月熟而收子。”古籍中记载油菜的别名不下20多种。<名医别录>中，谈到芥菜型油菜已有“青芥、紫芥、白芥、南芥、旋芥、花芥、石芥”7个品种，并说“食有辛辣味”是芥菜型油莱的重要特征。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中，指出古代栽培的芥菜和芸苔“乃今油菜也”，它的分布地区在“羌、陇、氐、胡，其地苦寒，冬月多种此菜，能历霜雪”．他还绘画了供作菜用的芸苔菜和芥菜的图形。推断我国的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地可能也是油菜的起源地之一。劳动人民在长期种植和食用过程中，发现油菜籽位中含有较多的油分，逐渐将油菜从菜用转为蔬、油兼用。¨世纪苏颂著<图经本草>才正式称它为油菜，并列入油料作物。说它“出油胜诸子，油人蔬清香，造烛甚明，点灯光亮，涂发黑润，饼饲猪亦肥。上田壅苗堪茂，秦人名菜麻，盲子可出油如脂麻也”。这说明菜籽油的多种用途，饼粕还可以作肥料。宋代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详细总结古代用油菜籽榨油的经验和方法：“菜籽入釜，文火慢炒，透出香气，然后碾碎受蒸。”炒菜籽要选用“平底锅深六寸者，投籽仁于内，翻拌最勤。”怎样才能提高菜籽的出油率呢?“既碾而筛。择粗者再碾，细者则入釜甑受蒸；蒸气腾足，取出以稻秸与麦秸包裹，如饼形。其饼外圈箍，或用铁打成，或破篾绞刺而成，与榨中则寸相隐合。凡油原因气取，有生于无。出甑之时，包裹怠缓，则水火郁蒸之气游走，为此损油。能者疾倾疾裹的而疾箍之。得油之多，诀由于此。”宋应星还指出，菜籽油饼粕“皆重新碾碎，筛去秸芒，再蒸再裹，而再榨之。初次得油二分，二次得油一分”。在当时一般每百公斤菜籽可榨油三十公斤。“耨勤而地沃，榨法精到者，可榨油四十斤”。但隔年的菜籽出油率显著下降。油菜从蔬用发展为油用的历史，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过程，并使油菜植株性状朝向人类需要的方向改变。我国油菜栽培是从小面积上“供作蔬茹”逐步发展到“采苔而食”直至“亦得取子”榨油。始种于北方早作区，尔后渐次扩展到江南稻区，再后发展形成了我国以黄河流域上游为中心的春油菜区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冬油菜区。油菜的演化进程著名的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指出，人类栽培的农作物都源始于野生植物的祖先，它们都是根据人类生活需要，经过长期驯化栽培和人工选择的产物。现代栽培的油莱有异姓同名的三姊妹，她们的名字叫做芥菜型油菜、白菜型油菜、甘兰型油菜。顾名思意，她们分别是由芥菜、白菜和甘兰进化而来的。芥菜型油菜又名细叶油菜，是起源于中国土生土长的油菜类型，古代称为油辣菜。吴其浚著(植物名实图考}中说：“油辣菜味浊而肥，茎有紫皮，多涎，微苦。”芥菜型油菜的特点是基部叶片较小，上部枝条纤细，植株高大。叶片和种子都有浓郁的辛辣味。这是从芥菜演化而来的残留遗迹。我国西南、西北和华北等地种植较多，又称为高油菜、苦油菜、大油菜等。芥菜型油菜种子较小的，千粒重在l一2克之间，含油量在40％以下。

魏昌:楚庄王立威定霸一、楚庄王即位初应付危局与三年“不蜚”、“不鸣” 　　公元前641年(楚穆王十二年)，楚穆王卒，子旅(侣)立，是为楚庄王(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年轻(《国语·楚语上》：“庄王方弱。”韦昭注：“方弱，未二十。”)，外有劲敌晋国虎视眈眈，内有贵族野心勃勃，随时蓄谋叛乱，可谓内忧外患，形势极其严峻。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元年)，楚庄王即位不久，晋就会宋、鲁、陈、卫、郑、许等国国君于新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一说今密县东南)结盟，把矛头对准楚国。其时，群舒不稳定，楚令尹子孔和太师潘崇率军前去攻讨。留守在郢都的公子燮(庄王傅)和子仪(庄王师)乘机发动叛乱，在郢都加修城墙，准备抗拒子孔、潘崇统兵回攻都城。又派人前往谋杀子孔，未能得逞。公子燮与子仪于是挟楚庄王将往商密(今河南淅川西)一带逃跑，为庐(今湖北南漳东)大夫戢梨与叔麇所诱杀。楚庄王还郢，“二子作乱”彻底失败。公子燮，王族，谋求令尹之职而不得，故对王室不满。子仪，即若敖氏斗克，公元前635年(楚成王三十七年)晋、秦攻时被秦所俘，公元前627年晋、秦[肴殳]之战后，秦因被晋打败，就释放了子仪，与楚结好。子仪认为自己有功，却得不到重用，故亦对王室不满，与公子燮一起叛乱(《左传·文公十四年》。）楚庄王平定了这场叛乱，从而清除了内患，统治才较稳定。第二年，即公元前612年(楚庄王二年)，晋以蔡不参加新城盟会，又出兵攻伐，迫使蔡与之订立城下之盟。至此，原从楚之中原诸国又改从晋，给楚国以极大的压力。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秋，楚国发生大饥荒，周边民族纷纷起来反叛，严重地威胁着楚国的安全。据《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戎(山夷)先在西南反叛，楚军出击，又移兵东南作乱，至于阳丘(今地名不详)，以犯訾枝(一说今湖北钟祥境，一说今湖北枝江)。庸(今湖北竹山西)与群蛮(庸附近)、麇(今湖北西北)、百濮亦伺机叛楚。楚国形势紧张，“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封锁了通向中原的门户，以加强对晋及中原诸国的防备。面对这一严重现实，楚国君臣不安，拟迁都于楚之险地阪高(今湖北当阳长阪，一说今湖北襄阳西)。贾力排众议，说：“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贾的意见很明确，庸首先挑起了这次叛乱，只要把庸制服了，群蛮百濮自然慑服自退。如迁都，是自己被动挨打，你迁到哪里，他也可以打到哪里。楚庄王接受了贾的建议，果断地出军回击，麇与百濮不久果然罢归。　　楚庄王于是集中力量攻打庸人。由于当时粮食匮乏，楚庄王“振廪同食”，上下无异，与士卒吃同样伙食。进军至句 (今湖北均县西北)，派庐戢梨进击庸人，兵抵庸方城(今湖北竹山东有方城，是为庸之方城，非楚国方城)，遭到庸人的猛烈抵抗，楚将子杨窗被俘。子杨窗逃出来后报告说，庸与群蛮人众，声势浩大，不如尽起楚国军队会合进攻。大夫师叔(潘　)反对，他建议援用先君[虫分]冒征服陉隰的骄兵之计，才能取胜。楚庄王采纳了这一意见，派少量军队与庸人接战，七战七败(佯败)，庸人果为所惑，以为楚军不堪一击，就不设备。正在句督战的楚庄王见反击时机已到，即乘[马日](传车)，赶到前线，会师于临品(今湖北均县境)，直接指挥作战。他兵分两路，命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石溪、仞均今均县境)攻打庸人。秦、巴其时亦出兵相助。在楚庄王亲自指挥的楚、秦、巴联军打击下，群蛮慑服，与楚庄王订盟而退。楚庄王又乘胜一举灭掉庸国。　　楚庄王灭庸服群蛮百濮，具有重要意义。楚国从此进一步巩固了后方，加强了与巴、秦的联系，可以全力北上图霸。顾栋高说：　　灭庸而楚内乱夷矣，连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灭庸以塞晋之前，结秦以挠晋之后，斯不待陆浑兴师，而早知其有窥觎周鼎之志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侯外庐:宋元之际邓牧“异端”的社会空想　　邓牧字牧心，浙江钱塘人，生于宋理宗淳佑七年，卒于元成宗大德十年（公元一四七——一三○六年）。　　邓牧是中国中世纪的“异端”思想家，他自称“三教外人”，以表明他不列入任何正宗的行列。　　关于他的身世，史籍上没有记载，仅在洞霄图志中附有一篇邓文行先生传，其中说他少年时候，“读庄、列，悟文法，下笔追古作者。及壮，视名利薄之，遍游方外，历览名山。逢寓止，辄杜门危坐，昼夜唯一食。”他自己在逆旅壁记中也说：“余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 ”在他三十二岁的那年，宋亡于元，在那样的情势下，他下定决心不在元王朝作官，而怀着悲愤的心情，到名山大川之间漫游。当时，和他往还的有谢翱、周密等人。谢、周都是“抗节遯迹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五伯牙琴提要），同时他和一些道士们也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元成宗大德三年（公元一二九九年），邓牧到馀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隐居。　　大德九年（公元一三○五年），当时的玄教大师吴全节奉元朝的命令到馀杭请邓牧出山去做官，他严词加以拒绝。　　邓牧隐居在大涤山的时候，曾和冲霄观道士孟宗宝编辑了洞宵诗集和洞霄图志两部书。这两部书没有什么思想性，仅只是关于一些游览、酬答的诗篇和一些道院的记载以及道士的小传。　　邓牧的一部具有思想性的代表作，便是《伯牙琴》。这也是宋亡以后他隐居时的作品。运陪作品原来包括诗、文六十余篇，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仅存下二十四篇，“并序跋为二十六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认为是原集“佚其诗二卷”。现在流传的有清乾隆丙午（公元一七八六年）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其中除去原存的二十四篇外，又补增了文记五篇、诗十三首。　　在谈到《伯牙琴》的内容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中“寓屋壁记、逆旅壁记二篇稍露繁华消歇之感，馀无一词言及兴亡，而实侘傺幽忧，不能自释，故发而为世外放旷之谈、古初荒远之论，宗旨多涉于二氏”。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果我们透位伯牙琴的文学形式，剥去一些道教与庄子语言的云雾，便会发掘到其中的“异端”社会思想的合理部分。要指出，邓牧并不是一个忘情于“世事人道”的人，隐居只是他在宋亡以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消极反抗的手段。他在隐居时所写的作品也并非完全流连“山水之乐”，而在其中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贯穿着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邓牧在伯牙琴自序中就曾表示过他的隐忧的心情，唯恐没有“知音”能懂得他内心所弹奏的琴曲，他说：“伯牙虽善琴者，锺子期死，终身不复鼓，知琴难也！今世无如音，余独鼓而不已，亦愚哉！然伯牙破琴绝弦，以子斯死耳，余未尝遇子期，焉知其死不死也？故复存此。”他在后序中又说，伯牙琴中的诗文“有若礼法士严毅端重者；有若逸民恬淡闲旷者：有若健将忠壮激烈者：有若仙人绰约靖深者：有若神人变化不可测者。余自如如此，未知或者知我何如也？”但他并不悲观，用“三千年后必有扬子云”的话来说明后代必有知音者。　　那么，从那些地方可以看到邓牧的社会批判论及其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呢？　　首先，邓牧从柳宗元的寓言式的社会讽刺小品中找到了合宜的武器，这明显地表现在他所写的二戒——学柳河东的杂文中。这两则杂文并不长，不妨抄在下面：　　第一则是越人遇狗：　　“越人道上遇狗，狗下首摇尾人言曰：‘我善猎，与若中分。’ 　　越人喜，引而俱归，食以粱肉，待之礼以人。　　狗得盛礼，日益倨；猎得兽，必尽啖乃已。或嗤越人曰：‘尔饮食之；得兽，狗辄尽啖，将奚以狗为？’越人悟，因与分肉，多自与；狗怒，啮其首，断领足，走而去之。夫以家人豢狗，而与狗争食，几何不败也！？” 　　在这一则短短的讽刺小品中，邓牧把元朝统治者暗射为“狗”。揭露了它的贪婪残忍的性格。从越人与“狗”妥协所造成的悲惨的后果，他作出这样的结论：“人”不能和“狗”妥协，不能一时一刻放松对“狗”的警惕。在这里，披着故事外衣的轻松的小品却含蕴着对于黑暗现实的极其严肃的批判和揭露。

刘书龙<一代诗杰边贡>

陈梧桐: 明朝的开国元勋徐达身经百战　功勋卓著　　明洪武年间，根据明太祖朱元璋的命令，在京师南京（今江苏南京）的鸡笼山盖起事一座庄严肃穆的功臣庙。庙里立像祭祀二十一个明朝的开国功臣。摆在正殿最显著位置的，是一座身材魁梧、颧骨突出、刚毅勇武的塑像，这就是被誉为“开国功臣第一”的大将徐达。　　徐达（１３３２—１３８５），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人，是朱元璋的同乡。他出生于一个世代种田的农民家庭，小时曾和朱元璋一起放过牛。元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目睹这一切，徐达慨然有“济世之志”（《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六月，在濠州郭子兴部当小军官的朱元璋，回家乡招兵，他“仗剑往从”，参加了起义队伍。这一年徐达才二十二岁，从此便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　　投奔朱元璋的队伍后，徐达作战非常勇敢，很快当上了镇抚。他“时时以王霸之略进”（《续藏书》卷三，《开国功臣徐公传》），协助朱元璋收编定远的几支地主武装，攻占滁、和等地，使朱元璋的实力迅速壮大起来。此时，朱元璋只是郭子兴手下的一名小头领，地位不高，年纪又轻，“诸将多太祖等夷，莫肯为下”，徐达与汤和等人“奉约束甚谨”（《凤阳府志》卷一八，《人物传》），帮助他逐步树立威信，确立起领导地位。不久，郭子兴与另一首领孙德崖发生冲突，拘捕了孙德崖。孙德崖的部众怒不可遏，也扣住朱元璋。在这危急关头，徐达又挺身而出，到孙德崖军中去做人质，换回了朱元璋。后来郭子兴释放孙德崖，他才被放出来。因此，朱元璋对徐达非常感激和信任，让他“位诸镇抚上”。至正十五年（１３５５）郭子兴病逝，朱元璋执掌全军大权，挥师南渡长江，攻拔采石、太平，谋取集庆（今江苏南京），徐达“与常遇春皆冠军，而达独参与进止”（《罪惟录》传卷八上，《徐达》），成为朱元璋最倚重的一员战将。　　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朱元璋占领集庆，改名应天府，着手营建江南根据地，依靠根据地的人力和财力，西征东讨，兼并群雄。从这时候起，凡有重大的军事任务，他都交给徐达去完成。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底朱元璋亲征婺州（今浙江金华），二十三年（１３６３）亲至翻阳湖迎战陈友谅，均命徐达留守应天，以确保后方的安全。除此之外，朱元璋大部分时间都居守应天，统筹全局，而命徐达为大将，经营四方。每次徐达都以非凡的军事才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不仅统兵攻占镇江、常州、宜兴、常熟、江阴等地，堵死张士诚西犯的门路，并从皖南`进兵，攻占婺源、饶州、处州、衢州等地，挡住陈友谅势力向浙、皖地区的进攻，发展和巩固了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接着，在对陈友谅的战争中，他先是据守应天要地，与诸将力战，击退陈友谅的奔袭，翌年又随朱元璋出征江州（今江西九江），予陈友谅以有力的打击。鄱阳湖大战一开始，他曾“身先诸将”，“败其前军”（《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一），夺得头功。旋奉命还守应天，“申约束，严斥堠”，使朱元璋免除后顾之忧，取得“破诛友谅”的胜利（《续藏书》卷三，《开国功臣徐公传》）。鄱阳湖战役一结束，他又返回湖广前线，带兵肃清了陈友谅的残余势力。尔后，徐达受命为总兵官（后升大将军），统率大军东讨张士诚。经过两年的战斗，他先平淮北，再南下浙西，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俘获张士诚，从而完成了江南大部分地区的统一。　　徐达优异的军事才能，深得朱元章的赞赏。当时，朱元璋手下人才济济，猛将如云，但他认为：“今诸将非不健斗，然能持重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无如大将军达。”（《明史纪事本末》卷八）至正二十七年（１３６７）十月，他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与副将军常遇春一起统率二十五万甲士北伐，同元朝进行最后的决战。徐达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信任，他指挥全军将士，按朱元璋制订的计划，北上山东，转攻河南，令冯胜西拔潼关，对大都（今北京）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再回师北上，于次年八月攻克大都，改名北平，然后分兵略定各地，胜利完成了推翻元朝、统一北方广大地区的任务。元朝残余势力图谋复辟，不时南下骚扰。他又领兵追击，并长期镇守北平。练军马，修城池，使元朝的残兵不敢轻易内犯。

范兆琪　邓华祥: 黄道周的抗清斗争和治学精神 “天地知我　家人无忧”——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学者和抗清爱国志士。他一生与明末腐朽顽固势力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壮烈牺牲。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高尚的品德情操，至今仍闪烁着灿烂的光辉；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巨大的学术成就，今天也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１　　黄道周，字幼平，别字螭若，号石斋，福建漳浦县铜山所（今东山县深井村）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殉节于唐王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他出身农民家庭，少年时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二十三岁，他父亲去世，家境愈益贫寒。因此他年轻时，就颇知民间疾苦，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青年。　　嘉宗天启二年（１６２２），黄道周三十八岁，考中了进士。他为人刚直，不与当时权贵同流合污。他主张任用贤能，合力抗清；反对专制暴虐，姑息偏安。崇祯二年（１６２９），黄道周四十五岁，当上六品讲官，就对腐朽的顽固保守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宰相钱龙锡因袁崇焕事件株连入狱，朝廷大臣都畏祸不敢言，只有道周要求崇祯赦免钱龙锡。结果，钱龙锡得以赦罪免死，但道周则受到连降三级的惩罚。不久，他又因为反对顽固势力迫害“复社”，而被诬为颠倒是非，因为推荐“复社”的郑鄙，而被诬为偏私袒护，被朝廷革去官职。以后，他先后在浙中的大涤书院和福建漳州的紫阳书院讲学，传播自己的抗清主张。直到崇祯九年（１６３６），才恢复官职。后来，他又因为指责权臣杨嗣昌、方一藻等祸国殃民的罪行，而被视为无端诋毁大臣，被贬斥江西；以后又被廷杖、下狱，并拟永戍广西。尽管黄道周一再受到迫害，但是，他都没有向恶势力低头，就是在皇帝面前，也敢于犯颜直谏，据理力争。他说：“臣今日不尽言，则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则陛下负臣。”（《黄漳浦全集》，年谱）又说：“人臣在君父之前，独立敢言为佞，将阿谀顺旨为忠耶？敢争是非辩邪正为佞，将容悦缄口为忠耶？忠佞不分，则邪正不明，为政之大戒。”（《黄漳浦全集》，年谱）他这种刚强不阿的斗争精神，使许多朝廷大臣都感到颤栗。朝廷的黑暗，监狱生活的折磨，他虽然感到痛心和气愤，但他为民族尽忠、拯救国家危亡的崇高抱负，并没有因为自己受到残酷迫害而有丝毫动摇。　　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清兵入关，北京陷落，崇祯皇朝覆亡。六十岁的黄道周北望中原，忧心如焚。不久，凤阳总督马士英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偏安江左。黄道周奉召入京，任礼部尚书。他报国心切，上任后立即陈述自己收复失地的七条办法，矢志力挽狂澜。但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福王又极为昏庸，以马士英为首的贵族宦党官僚，仍极力争权夺利，排斥异己。道周看到这种衰败情况，十分痛心地上疏说：“不知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平生所仗靖南、广昌之兵，竞成何物，而卖国卖君至于此。”“以国托于汉奸，犹以薪投火。”（《黄漳浦全集》，年谱）没有多久，福王小朝廷即为清军消灭。他看到昏庸无能为汉奸所摆布的统治者，不能组织各种抗清力量以挽救危亡。南明朝野降的降、逃的逃，一片残破局面。于是他上疏给浙江的潞王，请召刘宗周、姜曰广诸人，以收拾人心。为了反击清军，收复疆土，他还劝唐王朱聿键驻于衢州（今浙江衢县），不要偷安入闽。可是这时唐王却被郑鸿逵挟带逃入福建。１６４５年６月，聿键即位于福州，建号隆武。黄道周名义上受到重用，被任用为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但兵权却掌握在由海盗出身、受抚降明的郑芝龙手里。而郑芝龙又准备降清，拥兵不动，使浙东军事又遭挫折。黄道周愤怒痛斥郑芝龙拥兵纵敌、坐失时机的罪行。他感到在朝廷不能有所作为，就要求唐王准他领兵北上抗清，以期收复疆土，实现自己的素志。　　２　　唐王聿键虽想建立中兴事业，但朝廷大权却掌握在郑芝龙等一伙奸臣手中，自己没有实权。这时迫于形势，虽不得不委黄道周以抗清重任，却只能给空札五十道，丛精神上支持他。但是，不管客观条件多么困难，道周的抗清意志绝没有动摇；他仍然奋不顾身地去投入拯救国家危亡、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而艰巨的事业。

吾本微尘你要还是我的朋友就永远也别去什麽最吧！！！

余杰:大禹的子孙们——末世温馨　　中华文明是“水”的文明，治水从古到今就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不管怎样腐败的朝代，都不会忘记治水。黄河既是中国人的母亲，又是中国人的敌人。中国的整个政治架构都与治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讲求水利的中国人，早早地建立起一整套的官僚体制，其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文明古国。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片断的分析。本世纪以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也极为强调这种理论，认为灌溉对东方、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要讲求水利，便要求有一大批具有特殊才能的技术人才，于是产生了专制国家，产生了有学问的治水工程师，即官僚。苏联学者瓦尔加、马扎亚尔等人均持这样的观点。　　而《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作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魏特夫有更加深入的论述，他写道：“黄河与扬子江……自古即促成河道工程官僚政治……支配中国的自然力，是大河巨川，所以，随着农业的发达，河道工程官吏的势力不能不增加起来。名声啧啧的禹，其最大功绩，即在于调制河流，整顿山川。”当然，这些学者的观点有所偏颇，过分地夸大了水患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但是，他们也说出了一个真理：中华文明是在水边成长起来的，而且在水边发展成熟。“治水”在中国既是形而下意义的、操作意义上的工程技术科学，也是形而上意义的、高度抽象的统治术。中国的统治者喜欢用“治水”来比喻对国家的治理。从《老子》到《贞观政要》，关于这一类的表达举不胜举。　　明清两代，将治水的成败提高到统治者自身生存的命脉上来。明武宗正德年间，设总督河道御史，后又加提督军务衔。清代设江南河道总督一人，驻清江浦；山东、河南河道总督一人，驻济宁。前者简称为南河，后者简称为东河。另有直隶河道总督，简称北河，由直隶总督兼任。河道总督掌治河渠，固堤浚流，相当于封疆大吏，简称河督、河台。然而，恰恰是在清代，河督代表了贪污腐败的顶峰，在清末裁撤这个职位时，连皇帝也对河督们的行径惊叹不已。关于河督豪奢的生活，在笔记中有大量的记载，最生动的是张海沤所著《曼陀罗轩闲话》中“某河督”一则。　　该笔记记载，清代河督穷奢极欲，声色犬马，珠玉玩好，搜之民间，求之异域，动辄数十万金。河督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因为我担负着治理大河的神圣使命，而治水需要花费巨额的资金。在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贪污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笔记中最触目惊心的不是贪污数量的巨大，而是河督可怕的饮食嗜好。“其求所以遂口腹之欲者，亦无所不至。而惨刻酷毒，尤无人理者，百出其计以遂一餐饱，真野蛮之极度。”　　有一次，一位钦差前来视察河督的工作，河督挖空心思想讨好钦差，在饮食上做的文章远远超过了他在治水上所花的功夫。他向钦差摆开大宴，宴席之丰盛自然是不必说的了。席间，下人用大金炉生火，置案头，等火烧旺了，便搬进几个小笼子，笼子中装着小猴子。差役们把猴子的头拉出笼口。仔细一看，原来猴子全身的毛已经剃得干干净净。猴子的眼睛灼灼地转着，打量席上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悲惨的命运即将来临。于是，把笼子放在炭火之上，每个客人的面前放上一套小金盏，里面盛着酱、醋、桂、椒、姜、芥之类的调料，另外还放着金匙、金羹杯各一个，客人都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也不知道这样活生生的猴子该怎样来吃。这时，猴子被烤在炭火上，辗转叫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万分痛苦。主人看到这种情况，反而非常高兴。猴子越悲惨，主人越高兴，仿佛在观赏一件有趣的事情。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猴子奄奄一息，皮肉都已经被烧焦了。差人于是拿来一个小金槌，将猴子的头顶盖骨敲一个小洞，大约可以把小金匙伸进去。然后客人们用小金匙舀猴子的脑髓分而食之。猴脑的滋味鲜嫩异常，钦差大臣赞不绝口，感叹说，当河督比当钦差大臣还要有意思。河督解释说，猴子死了以后脑子已经不灵，味道也变了，所以必须在猴子活着的时候吃。

我已经告诉你你认错人了你到此为止吧

我这一天下来缺憾真多尽是悔恨

谁是《齐物论》之作者？（转）一　述题　　今本《庄子》，为向秀郭象所编定者，计有《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按，内外杂之分，一凭主观，既无逻辑为之差别，又无遗说为之依据，可谓注者之私识，无关庄生一书之弘旨。读者如不局促于西晋二君之藩篱，斯不当据为典要。即如《齐物》一篇，在庄书中独显异采，以文词论，徘徊幽忽，不似他篇之昭朗翱翔也。以思想论，决然无主，不似他篇之睥睨众家也。再以标题言之，《庄子》一书中，此篇之外无以论名者，自慎到荀卿吕不韦之前，亦不闻以论名篇，则此篇之可疑滋甚，此题之待证孔殷。无惑乎自北宋人发挥批评精神，此事遂为经籍批评学中一问题。　　疑此篇名者自王安石始，（王说引见后代人书，原文今不可考见。）而王应麟等畅其说。《困学纪闻》（卷十）云：　　《齐物论》，非欲齐物也，盖谓物论之难齐也。是非毁誉，一付于物，而我无与焉，则物论齐矣。邵子　　诗谓“齐物到头争”，恐误。张文潜曰，“庄周患夫彼是之无穷而物论之不齐也，而托之于天籁。”（下略）（按，今本《柯山集》不载此语。）　　又，钱大昕《养新录》十九云：　　王伯厚谓《庄子·齐物论》，云云。（同上文所引，不重录。）按，左思《蜀都赋》，“万物可齐于一朝”，刘渊林注云，“庄子有齐物之论。”刘琨《答卢谌书》云，“远慕老庄之齐物。”《文心雕龙·论说篇》云，“庄周齐物，以论为名。”是六朝人已误以齐物两字连续，唐人多取齐物两字为名，其误不始康节也。　　究竟谁误谁不误，今可考定，而本书作者亦可借此推求焉。二　今本《庄子》为向郭所定与古本大不同　　欲解此题，宜先究今本《庄子》为何如书。《世说新语·文学》章云：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　　《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　　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又《晋书·向秀传》云：　　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方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云：　　然庄生宏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 　　《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　　据此，《庄子》一书后来以郭注为定本。前此诸家虽崔撰注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六篇，司马彪注五十二篇，并著录于《释文》。向秀注二十卷，（原注，“今阙。”）司马彪注十六卷，（原注，“本二十一卷，今阙”。）并著录于隋志。崔向司马三家亦并著录于两唐书志，然《崇文总目》即已不载，陈振孙谓“向义今不传”，知先郭诸家均亡于唐世，或唐宋之际矣。今以现存各家庄子注对勘，不特篇卷无殊，即文字之差异亦复至少，知郭注既为定本，诸家从此沦没。今固不能见庄书面目于郭本之前，类书等所引《庄子》有在今本外者，必由唐人犹见司马本之故。（《御览》编于宋初，然实抄旧有类书。）　　然郭本实删定本也。《释文》序录所引郭子玄语不见今本《庄子》注，意者当为《庄子》注后序，或郭氏他文，今不可考。此文谓“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是郭氏本对司马氏本所删除者，十居其三。按释文叙录载司马本五十二篇（汉志同），郭本三十三篇，郭本正当司马本百分之六十三余，与郭氏删芟什三之数相合。所谓“《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或系《厄言》之误）《游凫》《子胥》之篇”，今皆不可见，是皆删之矣。且向郭二氏实魏晋玄风之中坚，文辞清华，思致玄邈，而考订之学，则非所论也。故上之不如汉儒之质拙，虽欲改窜而不能掩其迹。下之不如宋世朴学诸贤，如朱熹蔡沈王应麟，疑古辩伪可得其正。乃竟指挥由心，率尔编定，其失多矣。恐向郭之本不特篇章有选择，即词句亦有所删改耳。

钱钟书《管锥编》片段赏析云中君／文　　我为当代青少年朋友创作的精品小说《兵书与宝剑》之《大猎赋》一章中，有这样的句子：“秋风起，树脱叶，潭水净，寒云集”。　　这是三字句，简练而急促，现代汉语中极少用。我为了使战国军人们打猎时的景象描写里有些古意，用上了这种三字句，与通篇风格也非常和谐，并不觉得小说的语言有文白相夹之病。　　相对古汉语而言，现代汉语是进步了，在叙述上有极大的优势，但付出了文词繁冗的代价。叙述不简洁成了现代汉语的一个显著毛病，这不完全与写作者修养有关，也与现代汉语的表达形式有关。现代汉语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进化，由于进化得太快，与传统文学语言距离拉得太大，使今日的现代汉语在文学表达上普通存在营养不良，特别在一些没有认真研究汉语文学的知名作家与无名作家那里，语言营养不良现象到了可忧的地步。　　在这里，我认为中国作家想提高表达能力，除了要向西方文学学习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中华传统文学。对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来说，通读中国历代文选之类的书，研究中国文学史，是一件基本工作。　　　　收回话头，三字句在古文里有极好的范例。最有名的如杜枚《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钟书先生评为“发唱惊挺，操调险急”。其它用得好的地方谢惠连《雪赋》：“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也是用急促的语调表达特别的情境。　　博识的钟书先生找出了三字句的做为一篇文章的开端，见《全晋文》卷一二零郭璞《井赋》：“益作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潜源存（三点水旁）臻，潏潏涓涓”；以他的博识――从这些细微处可以窥见中国古典文学之精妙，对现代汉语而言，那里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大家在书店不小心见到钱钟书鉴赏巨制《管锥编》，请查第四册一七一则，对这三字句的写作源流有详细论述。）而在文章中使用三字句，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常有，并未用于一篇之始。扬雄《羽猎赋》则篇中有三字句外，还用之煞尾：“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戛然而止。――这里顺便转告一些当代写作者，不要老将目光放在翻译后的西方作品里，要有一点从古人为文的细微处窥见汉文学精妙境界的鉴赏力，对现代一切文字作手而言，那里有“无尽藏也”。　　散文当兼有文心与文词之妙，可当代的散文作手，多用心于文章的内在营造，并没有精妙地在文字上用功。在当代大量散文写景文字中，几乎找不出多少有神韵有创意的妙句。难道现代汉语只可通篇赏析，不能只句摘赏吗？看来要写好文章也不外乎岳飞谈兵的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今天你扯蛋了吗?（转） 1古典蛋孔子：三军可无帅，匹夫不可无蛋。陈胜：燕雀安知鸿鹄之蛋。曹操：烈士暮年，扯蛋不已。刘备：勿以蛋小而不扯。李白：天生我蛋一定扯。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扯蛋。李清照：生当活扯蛋，死亦为鬼扯。2现代蛋鲁迅：世界上本来没有蛋的，扯的圆活了，也就成了蛋。叶圣陶：多扯他三五个蛋。华罗庚：蛋是没有天生圆活的，只有玩命的扯，才会变成明珠。罗大佑：如果你扯三分钟的蛋，那就意味着你改变了三分钟的生命。李敖：500年内中国工业盈利前三名是，扯蛋，扯蛋，扯蛋。王朔：扯上去很滑。3西洋蛋培根：知识就是扯蛋。黑格尔：存在就是扯蛋。但丁：扯别人的蛋，让他疼去吧。雪莱：蛋已经扯完了，你还不疼吗？高耳机：把蛋扯的更猛烈些吧。罗曼.罗兰：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没有蛋扯。4纵横蛋邓先生：不管男人女人，会扯蛋的就是好人。布什：他们砸坏了美国人的蛋，但是没有砸坏美国人扯蛋的信念。拉登：我们将砸坏更多美国人的蛋。小泉：不管战犯的等级是什么，死后都能上天扯蛋。布莱尔：我坚信伊拉克人在研发大规模扯蛋的武器，因此砸蛋是正确的选择。梦断世界杯：男人用蛋征服女人，女人扯蛋征服男人。5 最后: 谁扯了你的蛋?

孟郊【孟郊】（751～814）唐代诗人。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早年生活贫困，曾漫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屡试不第。46岁始登进士第，贞元十七年（801）始作溧阳尉。元和初年河南尹郑余庆奏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定居洛阳。64岁时贫病而死。孟郊一生潦倒，仕途失意，他性格孤直，不肯逐于流俗。他在《赠郑大了鲂》中写道：“天地人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充分表现出他的创作思想。他的诗以五言古体见长，不蹈袭陈言，不滥用典故辞藻，擅长白描手法而又不显浅薄平庸，一扫大历以来的靡弱诗风。其代表作如反映时代现实的《征妇怨》、《感怀》、《伤春》等；表现人民疾苦的《织妇辞》、《寒地百姓吟》等；表现人伦之情、骨肉之爱的《游子吟》、《杏殇》等；描绘自然景色的《与王十二员外涯游枋口柳溪》、《石淙》等。虽然角度不同，却都思深意远，造语新奇，体现了孟郊诗的特色。历代诗坛对孟郊的作品褒贬不一。孟诗多苦语，他和贾岛都以苦吟著称，苏轼称他们为“郊寒岛瘦”，因此后世论者把他们称为苦吟诗人的代表。孟郊诗为“元和体”一种，唐人李肇《唐国史补》有“学矫激于孟郊”说。宋代江西诗派瘦硬生新的风格，也受其影响。宋人宋敏求编录《孟东野诗集》，10卷，存诗511首，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末附孟郊年谱、遗事辑录。

杨通进：动物拥有权利吗？　　【内容提要】动物权利话语是现代合理多元主义的结构特征，是后现代生态文明的合法话语。本文从同情理解的角度系统阐释了汤姆?雷根的强式动物权利论和玛丽?沃伦的弱式动物权利论，揭示了动物权利论的局限及其合理诉求，认为只有认真对待和严肃思考动物权利话语，我们关于人对动物的责任的伦理观念才会变得澄明起来。　　【关键词】动物保护，强式动物权利论，弱式动物权利论，环境伦理　　　　现代意义上的动物保护运动可追溯到18世纪。洛克关于残酷对待动物会使人变得残忍的观点和边沁把感受苦乐的能力视为获得道德关怀的根据的理论为当时的动物保护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1824年世界上第一个动物保护组织“防止虐待动物协会”（1840年更名为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在英国的成立和 1876年世界上第一部动物保护法《防止虐待动物法》在英国的通过标志着动物保护运动进入了制度建设的层面。1975年，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出版了 “当代动物权利运动的圣经”——《动物解放》，把动物保护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关注动物的福利到关注动物的权利。那么，动物真的拥有权利吗？　　　　一、从动物解放论到动物权利论　　　　《动物解放》一书的出版虽然被视为现代动物权利运动的起点，但辛格的动物解放论的哲学基础并不是天赋权利论，而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和边沁一样，在辛格看来，感受痛苦和享受愉快的能力是拥有利益的充分条件，也是获得道德关怀的充分条件。既然动物也拥有感受苦乐的能力，那么，它们也有资格获得我们的道德关怀。如果我们既不想违背平等原理（同等地关心每一个存在物的利益），也不想违背功利主义原理（追求最大限度的快乐，或把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或想把平等原理和功利原理贯彻到底，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动物的苦乐利益也当作道德计算的相关因素。【1】　　　　然而，在当代动物权利论的代表人物汤姆?雷根看来，辛格从功利主义角度对动物的道德地位所作的辩护虽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第一，动物解放论的两个理论支柱——功利原则和平等原则——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同等地关心、尊重每一个动物的利益与最大限度地促进功利总量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相反，有时为了求得最大的功利总量，还不得不有意识地牺牲某些动物的利益。第二，最大限度地使快乐的总量超过痛苦的总量的功利原则，实际上是把个体当成了盛装快乐和痛苦的“容器”，似乎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容器的“液体”（快乐和痛苦）“倒入”另一个容器中去，从而对这两个容器的液体进行加总和计算。在这样做时，功利原则看重的是容器中的液体，而不是容器本身（动物个体）。因此，把对动物的道德地位的辩护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是不充分的。【2】　　　　在雷根看来，只有假定动物也拥有权利，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人类对动物的无谓伤害。　　　　雷根的动物权利论师承的是康德式的道义论传统。在雷根看来，我们用来证明人拥有权利的理由与用来证明动物拥有权利的理由是相同的。当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具有平等的道德权利、他/她的利益应得到平等的关心的时候，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呢？是由于每一个人都具有理性、能说话、能自由选择的能力吗？显然不是。因为某些人（如白痴）不具有这些能力，我们并未因此而否定他/她们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的，即这种权利不是由他/她人或任何组织授予的，也不是由于人们做了某事而获得的。每一个人之所以同等地享有这种权利，是由于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天赋价值”（inherent value，亦译固有价值、内生价值）。人拥有天赋价值的根据是，人是“生活的主体”：　　　　成为某种生活的主体（the subject-of-a-life）……不仅仅意味着是有生命的和有意识的。……[它还意味着]拥有期望和愿望，拥有感觉、记忆和未来（包括自己的未来）意识；拥有一种伴随着愉快和痛苦感觉的情感生活；拥有偏好和福利；拥有发动行为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标的能力；拥有一种历时性的心理上的同一性；拥有一种独立于他人的功用性的个体幸福状态。【3】

黄永年：选择底本失当举例由于没有选择好底本，或者由于不讲究选择底本，甚至不懂得版本，不会选择底本，以致在整理古籍中出现失误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以民国时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要籍的《四部丛刊》为例，这全部是选择善本作为底本影印的。由于主持者张元济、孙毓修都是版本目录的行家，工作又认真，底本绝大多数选得好，因此很受学术界重视，下一篇讲“影印”时还要谈到。但仍有少数底本选得不够好，有的在所选底本的鉴定上还出过差错。除前面提过的《西昆酬唱集》外，如《盐铁论》，将叶德辉推荐的明刻本误认为是弘治时涂祯刻本采用，而没有用缪荃孙所藏真涂祯本(对此《藏园群书题记》里已指出)。明黄省曾注《申鉴》采用了嘉靖乙酉刊本，其实这是黄注原刻的覆刻本，其刻板后来收入《两京遗编》中者，黄注原刻是正德时文始堂所刻，并非绝不可得。《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用所谓金晦明轩刻本，其实是明成化时的覆刻本，并非真晦明轩刻本，而且晦明轩本的刊刻已在蒙古定宗四年，其时金已为蒙古所灭。《慎子》用缪荃孙藕香簃传抄明万历时慎懋赏刻本，这个本子大部分出于慎懋赏伪造，即慎氏万历时原刻亦无足取，何况是个新传抄本，如一定要用旧本，本可以用明绵眇阁刻本或《子汇》本，如要足本，则不如用《守山阁丛书》本。《欧阳文忠公集》用所谓元刻本，其实是明天顺时刻本，因为是初印，而且字体和元浙本一样用赵孟頫体，故书商用来冒充元本，影印时也误信误认。《高太史大全集》用的是所谓明景泰庚午刊本，其实景泰本是黑口，这是白口，显然不对，再从字体上可断定它不过是正德、嘉靖时的重刻本。《文心雕龙》用明刊本，说是嘉靖间刻，其实是万历时张之象刻本，因脱去刻书序而误认。《花间集》用明万历时玄览斋刻巾箱本，其实这个本子已将原书分卷窜乱，并非善本，宋本在当时虽不易寻觅，但若采用仅比宋本次一等的明正德时陆元大刻本就比用玄览斋本好得多。以上这类差错失误，如果鉴别得仔细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于有些书，有宋本而用了明本，有旧刻本而用了抄本，则可能是寻觅商借有困难，但只要所用的明本、抄本还不坏，自不应过于苛求。《四部丛刊》是编印得好的，尚有些差错失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在选用底本上就更成问题了。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一样都是民族资本企业，在旧社会自然要互相竞争，《四部备要》的编印就是为了对付《四部丛刊》的。只是当时中华书局的主持者对版本目录并不在行，也缺乏向藏书家们广泛征求商借宋元旧本的能力，只好不用旧本影印而用仿宋铅字根据通行的本子来排印。如果这些通行本经过认真挑选，能选用在校勘上比较精审的善本作为底本，这么做也未始不可。但《备要》的选编者连这点也不能做到，所选用的底本常常是当时通行本中的最价廉易得的官书局刻本和官书局出售的其他普通刻本，有些明明有清初或乾嘉时的原刻本也不用，尽管这些原刻本在当时并不难得。同时，用了这些局刻本有时还不肯实说，而自吹是用原刻甚至宋元旧刻。如《十三经古注》里的五经，说是用相台岳氏家塾本，其实相台岳氏原刻五经之藏于清宫者早在嘉庆时就失火被焚，《备要》所根据的不过是乾隆时武英殿仿刻本，而且还不见得是武英殿原刻，很可能是金陵书局或其他官书局的重刻本。五经以外的八经古注都用永怀堂本，这是明末金蟠、葛鼐等刊刻的，书板到清末民国时仍存留着，修补后归浙江书局印售，因方便易得就成了《备要》的底本，但本子实在不好，如《孝经》明明是唐玄宗注，却题为“汉郑氏注”，《备要》照样排印，只在封面上改题个“孝经唐玄宗御注”，和正文之题“汉郑氏注”互不照应，又不作说明。《清十三经注疏》中如《周易述》、《春秋左传诂》等原刻本均不太难得，却不访求原刻，而用所谓《学海堂经解》、《南菁书院续经解》的重刻本来充数。《玉篇》，康熙时张士俊泽存堂仿宋刻本并不难得，也不去访求，而用光绪时《小学汇函》的重刻本充数。《说文解字》是影印的，底本不用清人刻本中最好的孙星衍仿宋本，而用朱筠根据汲古阁五次剜改本仿刻的椒花吟舫本，又不把这点写清楚，而胡乱题作大兴朱氏仿宋重刻本。《国语》、《战国策》都有嘉庆时士礼居仿宋刻本而不用，却用同治时崇文书局覆刻士礼居本，又冒称是据士礼居黄氏本。殊不知士礼居本《国语》并未附汪远孙的《明道本考异》，崇文本才附上，今《备要》本也有汪氏《考异》，是其出于崇文本的铁证。这种冒称据某本又自露马脚的事例在《备要》里还很多，如《日知录集释》说是据原刻本，其实是据同治时广州重刻本，但因把陈璞重刻跋语也排印在书后便露了马脚。《墨子》、《老子》、《庄子》、《荀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其实都用的是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本，却冒称是《二十二子》所源出的明刻本和乾嘉学人的校刻本，但《庄子》明嘉靖时顾氏世德堂刻《六子》本不题《庄子》而题《南华真经》，浙江书局据世德堂本重刻收入《二十二子》时才改题《庄子》，《备要》本冒称据世德堂本却都题《庄子》，这又露了马脚。总之，就选用底本这点来说，《备要》实在太成问题，和《四部丛刊》之认真不苟间或出点差错不可同日而语。

<世说新语任诞>【笺疏】第一条　　〔一〕　嘉锡案：国于天地，必有兴立。管子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古未有无礼义，去廉耻，而能保国长世者。自曹操求不仁不孝之人，而节义衰；自司马昭保持阮籍，而礼法废。波靡不返，举国成风，纪纲名教，荡焉无存。以驯致五胡之乱，不惟亡国，且几亡种族矣。君子见微而知着，读世说任诞之篇，亦千古之殷鉴也。文选四十九干宝晋纪总论曰：“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又曰：“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由。”又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临之哉？”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曰：“贵游子弟，多祖述于阮籍，同禽兽为通。”抱朴子外篇刺骄篇曰：“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昔辛有见被发而祭者，知戎之将炽。余观怀、愍之世，俗尚骄亵，夷、虏自遇，其后□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着之妖怪也。”戴叔鸾即后汉逸民传之戴良，见后 “阮籍当葬母”条。　　全晋文三十五应詹上疏陈便宜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没人啊！冷清啊！

金文亨:晚唐文学家黄滔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是一个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时代，黄滔就是晚唐的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学家。　　黄滔，字文江，莆田县人。他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位能诗、能文、能赋、博学多才的文学家，但却生不逢时，“二纪飘零，三朝困辱”。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盛进入衰落时期。当时，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纷争，朝政腐败，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黄滔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公元840年，黄滔出生于福建莆田城厢东里一个贫困的家庭里。对他的家境，他曾在《长安书事》诗中这样写道：“若有水田过十亩，早应归去获江村。”他自幼聪慧好学，后来，在灵岩寺（即广化寺）东峰书堂苦读十年，博览群书，熟悉儒家经典和诗词。他多次参加乡试，却屡试不第，33岁时才登第，即离莆前往京都应试，经过万里跋涉，才到长安，由于无人引荐，“落第在初场”。在长安，无官无职的黄滔，过着缺衣少食的客旅生活，极为凄苦。他的处境是：“故国经荒未有家”，“十年飘泊在京华”，“易生惟白发，难立是浮名”。乾宁二年（公元895年），56岁的黄滔才考中进士。他本想有所作为，但不受朝廷重用，四年后才当了个清闲、无所作为的“四门博士。”他怀才不遇，在长安写下：谏草封山药，朝衣施衲僧”的诗句，表明自己的心境。那时，唐王朝政治已经极端腐败，黄滔对前途感到失望。一年后，他愤然离京返回福建。在福建，他得到闽王王审知的重用，任监察御史里行，当了威武军节度推官，得以施展自己平生的抱负。黄滔颇有政治见识，又直言不讳。他劝王审知勤政、节俭、爱民，辟海港，招徕海外贸易，礼遇中州流亡名士，兴办学校，传播文化，安定社会秩序。王审知极为重视黄滔这些意见，采纳了他的建议。黄滔为治闽做出了成就。八年后黄滔离福州回莆定居。在莆田，黄滔继续与韩渥等中原名士频繁往来。韩渥等来到莆田，黄滔陪韩渥等游莆田，吟诗作赋。公元911年，72岁的黄滔病逝。　　天才出于勤奋。黄滔在文学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就是他多年虚心好学的结晶。　　黄滔一生政治上极不得志，家境寒贫，生活维艰，“莱肠终日掇，霜鬓度年秋”，“还愁把部酒，双泪污杯中”。他所处的境地，使他的思想感情接近中、下层人民。在长安期间，他多次离京外游，目睹战乱的中原，烽烟千里、田园荒废、民不聊生的情景，写下了这样感人的诗句：“大国乒戈日，故乡饥饿年。”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反映了他希望治理好国家的愿望。在颠沛流离中，他致力写作，辛勤赋诗作文，倾注一腔悲愤。在长年累月中，他呕心沥血，从事著述，成果丰厚，有《黄御史集》十五卷传世，还为福建诗人刊行《泉山秀句》三十卷。他的作品内容包括诗、赋、文和文学评论等。　　黄滔所处的时代与穷困的身世，以及他和中原名儒的交往，与他作品反映的内容及艺术风格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他的诗文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晚唐多事之秋的凄凉景况，如“世乱怜官替，家贫值岁荒”，“豪门腐梁肉，穷巷思糠秕”。这是封建社会的贫富极端悬殊的真实写照。有人评他的作品“贯穿了我国古代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　　黄滔在写作过程中，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留下许多佳篇名句，如“青山寒带雨，古木夜啼猿。”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凄清空明的境界；“一声初触梦，半白已侵头。”、“寺寒三伏雨，松偃数朝枝”等，堪为千古流传之佳句。他的诗文后人称之为“清醇丰润”。南宋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说：“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御史公之诗尤奇”。他的诗在兴化，在福建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时人称为“福建文坛盟主”、“闽中文章初祖”。

真碰上蛮不讲理的人了!!各位请看此贴八楼以下的跟贴!! http://post.baidu.com/f?kz=111205463

左传里振奋人心的话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従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没人啊，可怜

乌古（张正明）　　辽、金时期游牧在蒙古东部地区的民族。有乌古里、于厥、羽厥、妪厥律诸译。主要以游牧为业。东邻室韦，西面是它的姊妹民族敌烈、南接契丹。在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以北的称三河乌古部，在海勒水以南的径称乌古部。神册四年（919），被辽太祖耶律亿征服。会同二年（939），辽以其地水草丰美，迁北南院所属三石烈居处屯戍。其后，乌古叛服不定。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所俘乌古人户另置斡突盌乌古部。统和十二年（994），辽圣宗任皇太妃、萧挞凛领西北路乌古等部，经略西北。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可敦城为镇州（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又建防州（今蒙古哈达桑东南）、维州（今蒙古哈达桑），以控诸部，御鞑靼（阻卜）。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置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大安中，经阻卜磨古斯之叛乱后，辽在蒙古草原上的控制愈难于维持。寿昌二年（1096），徙乌古、敌烈两部于乌纳水邻近地方，以控扼北边冲要。金灭辽，西辽德宗耶律大石北走，聚众据可敦城，乌古部附西辽德宗，一部分人西迁，余众附金，被东徙至庞葛城（今黑龙江齐齐哈尔）耕垦。其后逐渐与邻近的民族融合。

各位有真心探讨历史的可到此处来看看 http://tiebacommit.baidu.com/f?ct=&tn=&rn=&pn=&lm=&sc=&kw=%C0%FA%CA%B7%D7%A8%BC%D2&rs2=0&myselectvalue=1&word=%C0%FA%CA%B7%D7%A8%BC%D2&tb=on

算我瞎了眼,看错了这个吧! 我不值得为它付出我的心血

我真不知懿宗与僖宗统治下的唐朝能有何值得留恋之处以致竟让很多痴迷于唐朝的人对晚唐叛民和军阀恨之入骨（对后者的恨仅限于取缔唐朝）值得为末期的汉唐招魂吗？

人活一世，草木一春---记九妽的葬礼(ZT) 　　三个月前,看见别后数载的九婶，她笑溋溋的，相互间谈了很多家常话，她的面色除了有些发白外，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然而，仅仅事隔三个月，我又见九婶的时候，她几乎不醒人事了。　　前十多天,听妈妈说九婶已经卧床不起，而且，连最基本的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我感到太突然也太意外，于是赶忙从广州赶回普宁看望她。她原来得的是疾病中最难认的那个字：“癌”。家人不想增添他人的思想负担，对外一直守口如瓶。上午十点多钟时，我走进她的房间。在见她的那一刹那，我的心被揪得疼痛不堪：因天气的炎热和病状，她只能躺在席地的竹席上，而且，连一套完整的衣服也无法穿。吊扇在她的上方毫无生机地摆动着，她的头前有一碗无法喝尽的汤······她的眼微闭着，我蹲在她的身边，轻轻地呼唤着她，她微微地动了动嘴唇，我试图喂完那碗汤，我只是试探地喂了一点点，可是汤汁无奈地习索流出来。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生与死的界限是如此的薄弱，而生命又是如此无奈，我不知道此时悲痛能有多少起死回生的力量，我希望能带给她平静和祥和，我的泪只能无声地流着······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九婶告别了盛载她四十七年音容笑貌的人世······ 　　三天后，是她出殡的日子，我走进灵堂的那一刻，“人活一世，草木一舂”的哀痛深深地撞击着我：灵堂的中央，她的遗体躺在一丛厚厚的干稻草上，身上盖着一块黑布，旁边静放着一出棺材，棺材的底部铺了厚厚的稻草和纸钱······我知道，她能从这个世界上带走的只有这一丛稻草和载满亲人愿望和祝福的纸钱。亲人们悲悲切切地忙碌着，孩子们哭哭啼啼，“喃无阿弥陀佛 ”的佛音不停地回响着.法师有条不紊的超度细节才使人意识到生命的庄严。遗体入棺前,我们族里人围着她转了十二圈,所有人都喑喑啜泣,我的双眼一直是模糊的,可我决不让自己出声,我不想让她走入天堂的身影有半点杂音,我希望她能祥和地步入天堂,并给生者带来福音.我默默的给逝者祈福也给生者祈福. 　　过后，经过一个长长的送丧里程，在九婶的棺木被装上棂车前，所有亲人向她的遗体跪拜三次，司仪给她歌功颂德，然后，在一片哭泣声中，我们永远地告别了九婶······ 　　四十七岁,好心疼的英年早逝,就那样匆匆地撒手人寰,抛弃了四个悲切的未成年的孩子还有她憔悴的夫君,他的目光充满悲凄和无奈······ 　　相争的人啊，放下刀戟吧！人生其实有很多的身不由己，有很多的无能为力，在人的生命里有太多的欲罢不能。“人活一世”和“草木一舂”的联想不停地闪现在脑海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句话在这里也演绎的好真.，而且，即使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演绎的或壮烈或细微的点点滴滴，在历史长河里所拥有的份量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可我们又能带走多少的荣耀和财富？况且，世界五十多亿人口，相识者几何？相知者几何？相忆者又有几何？由此想来，我们怎能为一点点的不如意便大动干戈呢？我们何不用有限的生命多做一些让世界充满爱的事呢？

《陶庵梦忆》跋右《陶庵梦忆》八卷，明张岱撰。按岱，字宗子，山阻人。考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称其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匮藏书》。谷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慨然予之。又称《明季裨史》，罕见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具有本末。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则《明史纪事本末》。固多得自宗子《石匮藏书》暨《列传》也。阮文达《国朝文苑传稿》略同。是编刻于秀水金忠淳《研云甲编》，殆非足本，序不知何人所作，略具生平，而亦作一卷。岂即忠淳笔欤？乾隆甲寅，仁和王文诰谓从王竹坡、姚春漪得传钞足本，实八卷，刻焉。顾每条俱缀纯生氏曰云云。纯生殆文诰字也，又每卷直题《文诰编》，恐无此体。兹概从芟芟，特重刻焉。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虽间涉游戏三昧，而奇情壮采，议论风生，笔墨横恣，几令读者心目俱眩，亦异才也！考《明诗综》沈邃伯《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诗》“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云云。《静志居诗话》，长陵每自称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然奉先庙制，高后南向，诸妃尽东列，西序惟碽妃一人，盖高后从未怀妊，岂惟长陵，即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也。世疑此事不实，诵沈诗，斯明征矣云云。兹编“钟山”一条，即纪其事，殆可补史乘之缺。又王贻上《分甘余话》，柳敬亭善说平话，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遗老左袒良玉者，赋诗张之，且为传传。余曾识于金陵，试其枝，与市井之辈无异云云。而是编“柳敬亭说书”一条，称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亦见其持论之平也。咸丰壬子展重阳日，南海伍崇曜谨跋。

蛮族人民抵御罗马的入侵是正义举动，为何总却遭到某些人的谩骂？只许罗马杀别人？

吴小如：引述古书忌随意性　　人们写文章，引述古书是难免的。有的报刊杂志的贵编同志比较认真，在发稿前或要求作者看校样时总叮嘱一句：“请核对引文以免错误”；但大部分刊物的编辑同志往往因人手少稿件多，无法逐一代作者核对，这就需要写文章的人持认真负责的态度了。有的作者治学谨严，写文章时眼勤手勤，即使古书烂熟于胸中，临下笔时仍勤于动手检核原文，这样虽稍嫌费事，却是对读者对自己都负责的态度，也是树立良好学风、文风的重要步骤。只是有时写文章的人过于自信，缺少这一道翻检原文的工序而仅凭主观记忆加以引述，结果往往出现失误。虽说是小事，终嫌有欠郑重。如我本人曾在天津《今晚报》发表一篇小文，题为《宾客及其它》，文中曾提到“言”、“语”两字。把两字连在一起，“今天也已成为一词，而最早的‘言’是指一个人独自发言，最早的‘语’是指两个人彼此对话”。下面我仅注明“据近人章炳麟说”，这就属于随意性的不负责任。实际上在许慎《说文解字》卷三上篇，释部首“言”字时，即已注明“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这样的不同讲法了。谨在此作一更正，并向见到那篇拙文的读者致歉。　　类似上述这样近于随意性的引述古书，例子还是不少的。不久前我在一本刊物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引了一段杜牧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尾语，而那篇文章的作者却说它出于杜牧的《过秦论》。实际上《过秦论》是西汉贾谊的名篇，杜牧并没有写过同样题目的文章。而在另一本南方出版的杂志上，有人在文中引述《过秦论》里的一句话：“执敲扑以鞭宇内。”引文亦欠准确。贾谊的原文是这样的：“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敲扑”，一本作“箠拊”，总之是作者把引文记混了。就在这同一篇文章里，作者还把李白《忆秦娥》中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两句误作《菩萨蛮》，这不仅是误记，也说明引文作者对词牌字数不熟悉，《菩萨蛮》是没有四言句的。还是在上述这本杂志里，另一篇署名文章谈到史官直笔，说春秋时代晋国史官董狐在赵穿杀死晋灵公时把责任归之于赵盾，在竹简上大书“赵盾杀其君”，并自行做了一番解释。其实无论是《春秋》原文，还是《左传》宣公二年的纪事，都写的是“赵盾弑其君”，无作“杀”字者。不知是该文作者确属误记，还是改古书以迁就己说。总之这样引述古书，未免太随意了。　　老友邵燕祥兄近日在一篇杂文中也出了点小错误。他认为“水落石出”这一成语是创始于苏轼（见《后赤壁赋》），其实这四个字最早见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欧文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１０４６），苏文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１０８２），前后相距三十六年。

为何不是亚伯拉罕*林肯？

为何没人骂列宁是俄奸？？？伟大的沙皇给俄罗斯民族拓展了生存空间，他竟然谩骂这是“侵略外国”！！伟大的沙皇维护了俄国的国家稳定，他竟然谩骂这是“压迫少数民族”！！你挑动百姓作乱干什麽？？叫他们和伟大的沙皇合伙把外国都灭了，咱不就都过上好生活了吗？？列宁真俄罗斯民族之罪人也！！

拥护本拉登的人不是人他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杀死的三百多人全是非洲人，那些黑人家属嚎陶大哭

听说刚才的冰雹把农安的庄稼都砸烂了？？

唐朝也不白养着外族，镇压裘甫庞勋时出力甚大的铁骑都是哪来的啊咱可谁也不欠谁的啊。

鲜于枢(ZT) 鲜于枢，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官太常博士，赵孟俯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二人书法当时并称“二妙”。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而书法家陈绎曾也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可见他敢于创新的精神。他的楷书有《李愿归盘谷序》，现藏上海博物馆，笔法古朴，结体谨严，气魄恢宏。行草有所写自作诗《大字诗赞》和《唐诗草书卷》，笔法纵肆，欹态横发。　　鲜于枢自己说过，写草书要把笔离纸三寸，取其指实掌平虚腕法圆转，写出的字则飘逸飞纵，体态自能绝出，观其草书，确有悬腕回锋之妙。鲜于枢(1254－1322)，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大都（今北京）人，一说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先后寓居扬州、杭州，曾任浙东都省史掾。大德六年(1302)任太常典薄。早岁学书，未能如古人，偶于野中见二人挽车淖泥中，顿有所悟。他与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并称“二妙”，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鲜于枢兼长楷书、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其书多用中锋回腕，笔墨淋淳酣畅，气势雄伟跌宕，酒酣作字奇态横生。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 　　赵孟頫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而书法家陈绎曾也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鲜于枢代表作有《老子道德经卷上》、《苏轼海棠诗卷》、《韩愈进学解卷》、《论草书帖》等。鲜于枢(1254－1322) (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并称元初三大书法家) 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官太常博士，赵孟俯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二人书法当时并称 "二妙"。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他具有敢于创新的精神。他的楷书有《李愿归盘谷序》，笔法古朴，结体谨严，气魄恢宏。行草有所写自作诗《大字诗赞》和《唐诗草书卷》，笔法纵肆，欹态横发。中国元代书法家。字伯机，号困学民，又自号虎林隐吏、直寄老人、箕子之裔等，渔阳(今北京)人。先后寓居扬州、杭州，曾任浙东都省史掾。大德六年(1302)任太常典薄。擅长诗歌，通晓音律，精于书法，著有《困学斋诗集》、《困学斋杂录》。　　鲜于枢兼长楷书、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他的楷书学虞世南、褚遂良，上溯锺繇、王羲之；行书学王羲之、王献之；草书有张旭、怀素遗意。其书多用中锋回腕，笔法婉转遒劲，气势雄伟跌宕，酒酣作字奇态横生，草书尤为突出。他与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鲜于枢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有:①小楷《老子道德经》上卷，藏故宫博物院；②大楷《麻徵君透光古镜歌》、《御史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③行书《杜工部行次昭陵诗卷》、《苏轼海棠诗卷》，均藏故宫博物院；④行草书《诗赞卷》，藏上海博物馆，《王荆公杂诗卷》藏辽宁省博物馆，《韩文公进学解卷》，藏北京市文物局，《唐诗卷》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代表作品：　《唐诗草书卷》（草书） --笔法纵肆，欹态横发。他自己说过，写草书要把笔离纸三寸，取其指实掌平虚腕法圆转，写出的字则飘逸飞纵，体态自能绝出，观其草书，确有悬腕回锋之妙。《临神仙起居帖》（草书）--这是他临写的杨凝式《神仙起居帖》手迹，一方面我们可以对照原帖去发现鲜于枢在临帖时如何达到形神兼备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体会到只有博临众帖才有可能独立门户的道理。

法家的这套观点也是值得称赞的？韩非说：“尧为人君而君其臣（指舜），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指尧），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指桀、纣），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韩非子·忠孝》）根据韩非的这种理论，则要求“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同上）

吧内搜索功能为何不好使了？？

素夷狄行乎夷狄（〈日知录〉） “素夷狄行乎夷狄”(1)。然则将居中国而去人伦乎？非也。处夷狄之邦，而不失吾中国之道，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六经”所载，帝舜滑夏之《咨》(2)，殷宗“有截”之颂(3)，《礼记》“明堂”之位(4)，《春秋》会盟之书：凡圣人以为内夏外夷之防也，如此其严也。文中子以《元经》之帝魏(5)，谓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何其语之偷而悖乎？！宋陈同甫谓黄初以来(6)，陵夷四百馀载，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而民生常觊一日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以王仲淹之贤而犹为此言，(7)其无以异乎凡民矣。夫亡有迭代之时，而中华无不复之日，何以万古之心胸，而区区于旦暮乎？（杨循吉作《金小史·序》曰，由当时观之，则完颜氏帝也、盟主也、大国也；由后世观之，则夷狄也、盗贼也、禽兽也。(8)）此所谓偷也。汉和帝时，侍御史鲁恭上硫曰，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9)夫以乱辱天人之世，而论者欲将毁吾道以殉之，此所谓悖也。孔子有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10)夫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若乃相率而臣事之，奉其令，行其俗，甚者导之以为虐于中国，而借口于“素夷狄”之文，则子思之罪人也矣(11)。注：(1)见《礼记·中庸》篇，原文前后为“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2)见《尚书·舜典》，原文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经解曰，“猾夏”，猾乱华夏之谓。(3)见《诗·商烦·殷武》篇，原句曰“有截其所”，《笺》曰，高宗所伐之处，皆服其罪。(4)见《礼记·明堂位》篇，其末曰，（有虞氏、夏后氏、殷、周）四代之服器，鲁兼用之，??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5)隋代学者王通，人称“文中子”。《元经》一书，一贯托为王通亲著之书，而后世多谓为宋人阮逸所伪。(6)陈亮，（1143—1194），字同甫，南宋婺州人，此见《龙川集》。(7)仲淹为王通之字。王绩《游北山赋》自注云“吾兄通，字仲淹”(8)杨循吉，明成化进士，《明史》286《徐桢卿传》有附传。著作甚(9)见《后汉书》卷25《鲁恭传》（中华本页876）。(10)见《论语·子路篇》，孔子答樊迟问仁语。(11)朱熹《中庸章句序》，“《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其传而作也”。

范仲淹作墓志　　范文正公尝为人作墓志，已封将发，忽曰：“不可不使师鲁见之。”明日以示尹。师鲁曰：“君文名重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谓转运史为都刺史，知州为太守，诚为清佳，然今无官，后必疑之，此正起俗儒争论也。”希文抚然曰：“赖以示子，不然，吾几失之。”——毕仲询《幕府燕闲录》　　范仲淹曾替人写墓志铭，当他写毕封好刚要发送时，忽然想到：“这篇铭记不能不给尹洙（字师鲁）看看。”第二天，他把铭文交给尹洙过目，尹沫看后说：“你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因此，不可不谨慎啊。现在你把转运史写作都刺史，知州写成了太守（汉代官名），虽然是属于清雅古隽的说法，但现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后代必然会产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所争论的原因呵。”希文听了，颇有感叹地说：“多亏请你看了，否则，我差一点要失误啊。”(宋宏志)

李树军:东汉经学大师郑玄　　郑玄（１２７—２００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是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他一生淡泊功名，潜心治经、著作等身，课徒授业，从学盈万，创立郑学，流芳百世。清代皮锡瑞说：“郑君杂糅今古，使专门学尽亡，然专门学既亡，又赖郑注得略考见。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郑玄整理汉代经典、保留汉代文化、为后世经学家研读汉学提供了条件。　　一、不求闻达，矢志求学　　青年时期的郑玄爱好读书，在任乡啬夫期间，每遇例假，就到当地学校去听讲，后来，“不乐为吏”的郑玄入太学深造，从师于今文经学家第五元先，研读《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随后又以师古文经学家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兼通今古文，以山东无足问者，西入潼关，游学周秦地区，投师当世通儒马融门下，勤学读经，三年未尝倦怠。有一天，马融召集门生讨论图纬，闻说郑玄擅长术算，于是召见他，郑玄借此质正经学疑难，问毕辞别老师。马融喟然长叹：“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此后，郑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凡遇到“在位通仁，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后汉书·郑玄列传》，下引不再注）。　　汉灵帝末年，年过四十岁的郑玄归家务农，假田播殖，以娱朝夕，年六十，州郡应大将军何进征辟郑玄，强迫他应辟，然郑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何进），一宿逃去”。袁绍总领冀州牧期间，被举为茂才、左中郎将，郑玄皆不应就。后来，袁绍与曹操对垒于官渡，袁绍胁迫郑玄随军，建安五年（２００）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郑玄所处时代，正值政治腐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宦官肆虐，两次党锢，文人儒生多陷牢狱，或被禁锢、海内涂炭，经学遭到严重破坏，其后董卓长安之乱，残经败典，散落不计其数。经学内部也分崩离析，衰败不堪，东汉末年今文经学衰微，古文经学异军突起，而守文之徒，固执己见，异端纷纭，党同伐异，遂使经有数家，家有数说，解释章句，繁琐累赘，经典杂乱，儒生望经兴叹，无径可寻。郑玄对纂乱经典，私意修正，背离经典原旨的现象深感不安，因而毕其一生致力于“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兼融今古，独辟蹊径，自成郑学，终于成为东汉末年经学大家。　　二、隐修经业，发扬经学　　郑玄辞别马融，游学十年后，客居东莱，耕读教书，门生相随达千人，过着归家隐居，潜心著述，传经课徒的清贫生活。　　郑玄治经主要针对东汉末年经学散乱庞杂的现象，抛弃家法陋规，质于辞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矫正今文经学者以私意纂改经典，“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意，以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后汉书·徐昉列传》）的流弊，反对经学家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将古今经学融于一体，使经学由内部纷争走向统一。当时今文经学家何休治《公羊春秋》，排斥古文经学，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反驳何休。何休心服口服，叹息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汉代经学中的今古之争滥觞于鲁恭王壁中书。从形式上讲，今古文之区别仅在于文字上的差异，今文经以汉代通行的、人人尽识的隶书写成，古文经用汉代已经不通行的籀书写成。在内容上，荀悦《申鉴》说：“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而皆自谓真本说。”所以，今古文皆述圣经，尊孔子，不过文字说解不同而已。但是，在古文经发现之前，今文经已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明经取士依据今文经，成为封建官方哲学，出于正统的需要与利禄的垄断，古文经学排斥在太学之外，被视为异端。因此，今古文之争实质上成为功利之争。发展到东汉末年，今文经学已经腐朽，解释经典支离破碎，说经遵循微言大义，其流弊日趋严重，虚华浮躁，清谈狂妄，为了垄断经学，抱残守缺，党同门，妒道真，极力压制排挤古文经学的发展。古文经学者刘歆首次发难，致力于古文经学的传播，光武中兴后，古文经学者范升、陈元、李育、贾逵、马融掀起古今经学大辩论，使古今学分门角立，但是今文学古文学各固守门户，今学以古学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党同妒真，相攻若仇。而这次郑玄反对何休，言辞确凿，义理通顺，才使古文经学发扬广大，史称“古学遂明”。

司马迁后代一说(ZT) 　　司马迁自称“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又称其数世祖茔均在高门，即今陕西韩城；但此地至今无一姓司马者。据韩城县文化馆介绍，距司马迁出生地“龙门砦”仅三里之续村，今为鬼东嵬阳村，同、冯两姓却历来均自称为司马之后。同姓祖陵存碑文录于下：　　“维兹同族，世传司马。初序天地，系出重黎。至周失官，尝典史笔。去周适晋，分散他乡。错在秦朝，夏阳居处；喜及后代，高门成茔。官太史者谈，作《史记》者子长。葬史坡而山明水秀，生临观而子孝孙贤。史通因避莽乱，隐居嵩阳；徽为长门嫡孙，改姓同氏。追归故里，徙居徐村。坟墓先茔，不能悉志。自茂至杰，略表所知。”　　此碑勒于清嘉庆二十二年，来源于清康熙二十二年韩城知事翟世琪所撰《重修太史庙记》。该碑文称：“自康熙八年，众为太史公庙会而不能得太史公生辰。适有华山方外士自言知其详，谓：司马子长四柱为甲寅、戊辰、庚午、丙戌，寿七十三岁，卒于丙寅年九月初四日。有二子，长临，字与仲；次观，字何求。史通，临之孙也。莽为安汉公，封史通。史通避莽乱，偕逢萌居嵩阳。司马徽正临嫡派，今子孙或在洛阳，同姓；或在襄阳，马姓。观之八世孙为懿，传帝十五叶，辟刘宋之祸，去司返高门。又有女为杨敞夫人。敞后传帝二世，前五代终始，皆子长之裔也。而观裔司马君实，与临裔司马徽，皆别有不朽，以德不以位。”宋武帝刘裕灭东晋之后，难免要追杀司马后代。司马子孙为避株连遭祸，改姓同、冯，返回高门，颇近事理。至于华山方外士所言，来自遗闻传说，虽无史籍可考，却不能一概视为荒诞不经，至少可作为史学家研考之资料。

林岷:汉代经今古文之争　　儒家经典——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传播，崇奉勿替，经过历代统治者和封建知识分子的训释和阐发，形成了经学。　　汉朝自武帝以来，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儒学传播出现了一个空前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博士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往往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甘露三年（前５１），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举行会议，讲论五经异同，由他亲自裁定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到了宣帝末年，五经共有十二家博士（见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是记诵和阐释儒家经典。他们解经繁密驳杂，有时一经的解释达百余万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５０人，以后递增，成帝时多至３０００人，东汉顺帝时甚至达到３万人。经学昌盛和博士弟子众多，主要是由于经学从理论上为汉朝的统治进行了辩护，因此统治者对儒生实行了广开“禄利之路”（《汉书·儒林传赞》）。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敕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同时设写书之官抄写书籍。当时集中的图书数量颇多，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已粗具规模。以后，汉成帝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从此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日益丰富。成帝以图书既多，杂乱无章，乃派员分别整理，而以刘向总其事。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后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这一工作，并且总括群篇，撮其指要，写出了《七略》一书：《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总共著录图书１３２６９卷，大致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隋书·经籍志》作３３０９０卷）。　　刘歆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因而导致了经学内部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分和两派的争论。原来西汉博士所传述的儒家经典，是根据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口耳相传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而民间却仍有用秦以前古文字写成的经书，相传出于孔子住宅壁中和民间。如武帝末，鲁共王（刘馀）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礼》和《论语》、《孝经》等，都是用古文字书写的，因被称为“古文经”。而原来用隶书字体写的便被称为“今文经”。　　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字体不同，篇章多少不同，而且对经学内容的解释也有很大差异。今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致用”，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古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识古”，详于训诂，把儒学经典视为古代历史资料，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借题发挥，在理论上没有重大发明。但在认辨解释先秦文字的过程中，建立了系统的训诂方法，有一定的贡献。今文经出现较早，董仲舒以治今文经《春秋公羊传》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在他的建议下，今文经陆续被立为学官。如《诗》有鲁、齐、韩三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丘、京；《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均为公羊家）等，都先后被立为博士。古文经晚出，遭到今文经派的排斥，长期不得立于学官。　　西汉末年，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汉书·楚元王传》），以与今文博士相抗衡。哀帝命他与五经博士讨论，但博士们多不赞成，或不肯表示意见，或说《尚书》二十九篇已完备，或说左氏不传《春秋》。刘歆因而写了一篇著名的《让太常博士书》，他一方面攻击今文经传是“因陋就寡”，“保残守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而残缺的原因是由于秦始皇“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同前引《汉书》）的缘故；另一方面则竭力宣传古文经传的可靠，认为它可以补现有经传的残缺，如《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多十六篇等；它又可以校补现有经传的脱误，较现有经传为可信，如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同前引）。由于刘歆言词激切，遭到今文家和当权官员们的怨恨和猛烈攻击。当时任大司空的儒者师丹，对于刘歆的主张极力反对，向哀帝表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同前引）。刘歆虽未遭到哀帝斥责，但由是忤执政大臣，刘歆惧诛，求出补吏，从此离开长安，到外地任职，这次争论以无结果而告终。此后，经学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派别，争论异常激烈。

王仁富:历史明珠——大金得胜陀颂碑　　金大定二十四年（１１８４）春，金代第五个皇帝金世宗完颜雍令皇太子“守国”，他自己带领一部分大臣仆从，由都城中都（今北京）出发，沿着大体上近似今北京——哈尔滨的路线，开始了以回访完颜部故乡、金代第一个都城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的旅程。金世宗一行，来到了后来立碑处的得胜陀（今吉林省松原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睹景思人，一种念乡怀祖之情油然而生。７０年前，即辽天庆四年（１１１４）九月，金世宗的祖父、金代开创者完颜阿骨打，就在眼前这个依山傍水的隐蔽处聚集了２５００名女真族健儿，举行了隆重的反辽誓师。阿骨打顶盔贯甲，骑着他心爱的赭白马登上“高阜”，当众宣布：“今将问罪于辽”，“若大事克成，复会于此，当酹而名之。”又说：“异日成功，当识此地。”誓师后，首战宁江州（今松原市伯都）即大获全胜。第二年就创立了金国，阿骨打被拥为金太祖。金代建立后，把最初起义誓师处命名为“得胜陀”，意为金代在这个地方得到胜利。《金史·地理志》上郑重记载：“会宁有得胜陀，国言忽土皑葛蛮，太祖武元皇帝誓师之地也。”但由于戎马倥偬，阿骨打在建金之初逝去，立碑纪念的壮志始终未得实现。为了纪念阿骨打的创业之功，发扬女真族的勇武精神，翌年四月，金世宗下诏在阿骨打最初反辽誓师地“刻颂建宇，以彰圣迹”。金大定二十五年（１１８５），这座女真名碑就矗立在祖国北方的荒原沃野之中，至今已八百余年。　　石碑所立处相传即当年完颜阿骨打立马号众的“高阜”，立碑处的地形十分险峻。西面由横贯南北蜿蜒曲折的弓形断崖所环抱，形成天然屏障。东临拉林河，交通便利，水草丰茂，既可隐蔽，又利于出击。完颜阿骨打选择这里聚集兵马，誓师反辽，出击宁江州绝非偶然，是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和深思熟虑的战略眼光。至今登临纵目，犹可想见当年金戈铁马、刀枪林立的雄伟阵容和一呼群应、声震山河的誓师场面。石碑通高３２０厘米，由首、身、座三部分组成，龙首龟趺。碑首及侧面雕有四条对称盘龙，张吻怒目，双爪夺珠。正面两龙盘曲之间留有碑额，篆刻“大金得胜陀颂”六字，二行右起、竖书、楷体，是金代大书法家、国史院编修官党怀英的手笔。碑阳汉字正楷碑文８１５字，奉政大夫赵可撰稿，儒林郎孙俣书丹。碑阴为女真字碑额及碑文，约１５００字，是存世女真文字最多的碑刻，它是女真文字创制当世的碑刻，又与汉文相对照，形成一部石刻对照辞典，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作为女真族创建金代的纪功碑和女真族创造的本民族文字的珍贵文化遗存，“大金得胜陀颂”碑是女真族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女真族和金王朝同伟大祖国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历史纽带，是我国北方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国历史文化的物证。龙首龟趺的碑刻形制继承了唐宋风格，汉字碑文列在正面，述“周武戎衣，火流王屋”之事，引“汉高奋剑，素灵夜哭”之典；颂功则齐周武、刘邦，赞德必等伏羲、轩辕。碑文雄辩地说明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其语言、文字、文化、风俗有着巨大的内聚力，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泯灭的卓越贡献和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金碑在维护祖国完整统一的证史价值是不可多得和无可代替的。国外学术界也十分注重此碑，赞誉它是中国的“国宝”。　　金碑建立后，历经金、元、明、清四个朝代，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六百余年。目前尚未发现此间留下的关于金碑的直接记载，但与得胜陀誓师，金世宗东巡以及和碑文相关的史料，却大量地、准确地在《金史》、《辽史》及其它文献中保存下来。这就为我们今天研究金碑打下了重要的文献基础，同时也使金碑碑文具有了重要的证史、补史价值。据资料记载，清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吉林堂主事萨英额最先著录了金碑的汉字和女真字碑文。萨英额发现金碑的经过是“将军富俊奏准伯都讷（今松原市）闲荒招佃，认垦取租。勘丈至五家子站北荒，见此得胜陀碑颂，今抄录入记，始知故老遗传有所本矣”。萨英额所抄之碑文后来收入《吉林外记》，列为卷九古迹篇之首，是为金碑传世最早的碑文。世人知有“大金得胜陀颂”碑，多自此书始。萨英额汉姓张氏，字吉夫，满洲正黄旗人。其宗祖由京调吉林正黄旗佐领，传五世为吉夫。道光初任吉林将军衙门堂主事，公务之余辑成《吉林外记》，是吉林省第一部地方志书。萨英额及其《吉林外记》对金碑的流传、保护和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贡献之大不可泯灭。由于他的抄录，使淹没于荒烟蔓草间六百余年的金碑得以为后人所知，引起了中外史学界的重视和研究。目前中外介绍研究金碑的文著已达五十余种，以一碑文受此厚遇，尚不多见，这既说明了金碑历史文物的价值和影响，也反映了金碑学术研究的热情。

徐寿亭:西汉著名农学家氾胜之　　史载，氾胜之西汉氾水人。史学界认定在今山东省曹县北。　　氾水是秦汉时的一支小河，久湮。经考，它是济水在济阳段分出来的一个支流，经今山东曹县西境庄寨镇、韩集镇及北境申楼乡、青岗集乡，流入定陶，与菏水合而为一。郦道元《水经·济水注》曰“氾水西分济渎，东北经济阴郡南”，“氾水又东，合于菏水”。旧《曹县志》载“氾水在县北四十里”。南北朝时，济阴郡治所在今曹县申楼乡范（氾）庄寨行政村北。据此，可以确认：氾胜之为今曹县北申楼乡范（氾）庄寨行政村人。　　氾胜之的祖先本姓凡，周桓王卿士凡伯之后，居河南辉县。战国后期，为避秦乱迁于氾水，故改姓氾。关于他的生卒年，史书没有记载。主要活动于公元前一世纪后半叶。其活动轨迹，亦语焉不详，仅据《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等书的记述，知其于成帝时为议郎，知农事，曾在三辅地区（今陕西关中平原）指导农业生产，并使该地区获得丰收，一些喜欢农业生产的人主动向他请教。《晋书·食货志》亦云：“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　　氾胜之“谷帛实天下之命”的思想，历时两千年之后，仍然是十分正确的。他说：“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毫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也。”（见《艺文类聚》卷８５）氾胜之这种重视农业的思想，是我国传统的重农思想的反映。　　氾胜之最大的历史贡献，是他总结自己指导农业生产的经验，参考古代有关农业的文献，写成了一部农业专著——《氾胜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农业科学专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学著作。《汉书·艺文志》农家类称之为《氾胜之十八篇》，也有称作《氾胜之种植书》或《氾胜之农书》的，后世通称《氾胜之书》。唐贾公彦《周礼疏》说：“汉时农书数家，氾胜为上。”以后该书失传。现在我们看到的《氾胜之书》，是后人从《齐民要术》、《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得的，大约三千七百字左右。清代有三种辑本，以洪颐煊两卷辑本汇集佚文较全。１９４９年后，有石声汉《氾胜之今释》（１９５９年科学出版社印）、万国鼎《氾胜之辑释》（１９５７年中华书局出版）等辑本问世。　　《氾胜之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它集西汉以前两千年祖国农业生产经验之大成；同时，从时过两千年后的今天来看，仍然不失其重要的借鉴意义。该书总结了粮食作物谷子（禾）、黍子、冬小麦（宿麦）、春小麦（旋麦）、水稻、大豆、小豆，油料作物雌株大麻（苴〔ｊū居〕麻）、荏（油苏子），纤维作物雄株大麻（枲〔ｘǐ喜〕）和桑树，以及瓜、瓠（葫芦）、芋等副食作物的栽培技术。对每种作物，从选种、播种、收获到储种，都有精确叙述。其中关于小麦、水稻、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技术记载得尤为具体。如种稻，该书记载说“春冻解，耕翻其土。种稻区不宜大，大则水深浅不适”。下种的时间，氾氏认为最好是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此时正处于清明季节，古时气候比今天温暖，可能此时已经断霜。书中还具体记述了稻田调温的方法。稻秧初插时，需要尽量提高水温，可以把田埂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对直，使田块大片水层保持稳定，水温宜于上升；到了夏天，水温太高不利于稻的生长发育，可以把田埂的进水口和出水口错开，灌进的水迂回流过全田，不致使水层积温过高。这在当时应是一项了不起的增产技术。该书将作物栽培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凡耕之本，在于趣时（赶上最合适的耕作时间进行耕作）、和土（耕、锄、耱平，使土壤松软）、务粪泽（保持土壤肥沃和湿润）、早锄（及时中耕除草）、早获（及时收获）”等基本原则。这一因时耕作、因土耕作、精耕细作的农业要领，一直为后世所遵循。该书将“区田法”作为重要内容来记述。这种方法把耕地分为上农区、中农区、下农区三种类型，通过深耕、足肥、勤灌、细管，从而获得高产。这既是一种抗旱保丰收的措施，也是一种精耕细作创高产的农业耕作技术。该书说，上田“一亩常收百斛”，中田“收粟五十一石”，下田“收二十八石”。究竟能否达到这样高的产量，至今还是一个谜。东汉、金、元等朝，政府曾用行政命令手段，在一些地区推行过“区田法”，历代好农者亦多有小面积试种的，但都没有达到氾氏所记那样高的产量。后魏西兖州（治左城）刺史刘仁之于宅田七分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三十六石”，达到了氾氏所记中田的水平。我国政府于１９５８年曾经推广过“丰产坑”高产栽培技术，近似“区田法”。该书对种子问题非常重视。在选种方面，第一次提出麦子、谷子的穗选保纯法。对怎样保藏好种子，如何防潮、防热、防虫，记载得很具体。在种子处理上，其“溲种法”一节，介绍一套特殊的方法，将种子粘上一层有效肥料，用中药附子的浸汁搅拌，消毒灭虫，借以提高发芽率，增强幼苗抵抗病虫害的能力。这些都突出地显示出当时农业技术的进步。此外，书中还有关于嫁接法、桑苗截干法、复种、轮作、混作以及如何夺取葫芦高产等方面的记述。

田立振:汉代的黄肠题凑与石材题凑　　所谓黄肠题凑，是指墓葬中椁室周围用柏木枋堆垒的框壁结构，为我国汉代的一种葬制。所谓石材题凑，是指墓葬中砖室周围用石材砌垒的框壁结构，因它是“黄肠题凑”影响下的产物，目前考古界故称其为“石材题凑”或“题凑石墙”。　　“黄肠题凑”起源于先秦“题凑”。《礼记·檀弓上》：“柏椁以端长六尺。”郑玄注曰：“以端题凑也，其方盖一尺。”孔颖达疏曰：“以端者，犹头也。积柏材作椁，并葺材头也，故云以端。”《吕氏春秋·节丧篇》：“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高诱注曰：“室，椁藏也，题凑，复垒也。”又《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说明题凑结构至迟在战国时已出现。但至今尚未发现战国题凑实例，故其形制、结构不可考。　　“黄肠题凑”出自《汉书》。是西汉皇帝、诸侯王的一种特殊葬制，其他勋戚大臣只能由皇帝特赐。《霍光传》：“光死，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颜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端头皆向内，故曰题凑。”可知这种葬制之“黄肠”是指颜色黄而长的柏木，“题凑”是指柏木堆垒的方式方法，垒时木头要向内。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相继发现黄肠题凑墓数座，如石家庄赵王张耳墓、长沙吴氏长沙王及王后墓（三座）、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刘建夫妇墓、定县八角廊中山王刘修墓和高邮神居山广陵王刘胥夫妇墓等。这几座墓皆为西汉诸侯王或王后墓。墓中均有用规整柏木块或嵌柏木的木块堆垒起来的框壁——木墙，木头皆横放，两端外露。长沙王后渔阳墓木上刻有“题凑”二字，说明这种木墙确是《霍光传》所说的“题凑”。　　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墓，是黄肠题凑结构成熟的典型实例。该墓黄肠题凑位于外回廊内侧，四面包围整个椁室。平面呈长方形，用１５８８０根柏木椽堆垒而成，木墙高３米。题凑木长０.９０米、宽厚各０.１０米。题凑四壁（木墙）各３０层，北壁每层纵铺柏木椽１０８根，南壁每层纵铺６８根（留门），东西两壁每层横铺各１６０根。各层题凑木之间无榫卯固定，全是平铺垒叠。题凑木头皆向内，从墓室看，四壁只见柏木椽端头面。四壁顶部再加一层压边木，结构十分坚固。可见西汉黄肠题凑之宏大。　　东汉时期，随着砖石室墓的盛行，黄肠题凑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用石材作题凑的砖室墓。《后汉书·礼仪制下》载：“大丧，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表明东汉时题凑已用方石制作，如黄肠题凑之礼制。　　目前发现的东汉前期定县北庄中山王墓和济宁肖王庄任城王墓，是题凑石取代题凑木的典型实例。二墓均在砖室外围增筑一圈题凑石墙，石墙用４０００左右石块单道垒砌，高８米左右，平面呈方形或凸字形。砖室券顶上又平铺二层或三层石块，与石墙一起把整座砖室包围在宏大的石屋里。石块均琢制规整，长宽各１米左右，厚约０.２５米，大小基本划一。即为《礼仪制》所说的方石，其作用当与题凑木相类似。洛阳邙山东汉帝陵区以往出土的这种石块，有的铭刻“黄肠石”，表明它与西汉黄肠木的关系，可见“黄肠石”是因黄肠木而得名的。　　据考古资料，大约从东汉安帝起，中原地区的大型墓葬皆实行前、中、后三室之制，题凑之制因而受到多室墓制冲击，石材题凑从此逐渐在历史舞台上消踪隐迹。　　黄肠题凑当是西汉皇帝、诸侯王的一种特殊葬制，石材题凑则是这种葬制在东汉时的变体反映。它们在汉代诸葬制中独树一帜，形成汉代物质文化的一大特色。

贬低班固《汉书》的人太无知千古一叹，汉书下酒作者：独忆江南提交日期：2004-3-9 22:37:00 ��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在史学圈子里称为“前四史”。其写史如文学，令人陶醉。��毛主席青年时叹曰： “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宋代名士苏舜钦“汉书下酒”，也是千古流传。隋人农民军领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边放牛边读“项羽传”，快哉！风吹草低，天涯茫茫，大江东去，独读项羽，人生美事啊。��到今天，终于把这前四史收集全了。��四史环绕，夫复何求！呵呵。

贺兰山往事：瓦解的贺兰部(转自星岛环球网) 　　兵戈声，马嘶声，都入了丝丝风声，而贺兰山，是沉默的。　　提到贺兰，人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位于今天宁夏银川西北与内蒙交界地带的贺兰山。在岳飞的《满江红》中，就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词句，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贺兰山是与北方游牧民族联系在一起的。　　贺兰山的得名当然与贺兰部有关，不过那已是隋唐之后的事，而贺兰部的出现则要比这早得多。在《晋书》中记载的入塞北狄十九种之中，就有贺赖部，而经姚薇元等学者考证，此贺赖便是贺兰。透过伯希和、韩儒林等人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贺兰”一词可能来自突厥语而非鲜卑语，其本义与马有关，但并非普通的马，而是指颜色驳杂的马；后来贺兰山的得名就与此相关，因为山上的草木颜色驳杂，远望犹如驳马，故名之曰“贺兰山”；后来蒙古人对它的称呼“阿拉善山”（Alashan）也是来自“贺兰”一词。　　在入塞之后，贺兰的游牧地是在阴山一带，与纥突邻等高车部落邻近，故而贺兰部自身原本可能也是高车部落，这样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贺兰”一词的突厥起源——突厥语的主要来源即是原丁零－－高车人所操的语言。在前秦灭代之后，年幼的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其母贺氏的保护下，托庇于独孤、贺兰等部落，休养生息，而贺氏便是贺兰部首领贺讷的妹妹，由此直至北魏建国初期，贺兰部都在拓跋氏的各项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拓跋珪鉴于母后部落势力太强所造成的严重威胁与隐患，一直在设法将贺兰部落离散，并不惜发展出残忍的“子贵母死”的制度，最终导致了道武帝本人的死亡，然而贺兰部也确实被彻底离散，从此一蹶不振，基本上在后来的北朝之中再无多大势力。　　如果不是因为那座著名的贺兰山，后代的人们也都已几乎遗忘了贺兰；但在当年拓跋的建国时代，贺兰却的确是不容忽视的一大部落。(cinason)

怀恨是不值得的.(转) Number:3371 Title:怀恨是不值得的 Author: Issue:总第44期 Provenance:成功的座右铭 Date: Nation: Translator: 　　我曾接到一封爱发牢骚的友人写来的信，他说：“我永远记得，我新婚的嫂嫂和哥哥在我的生日那天一同外出旅行，而没有对我说一句祝贺生日的话。” 　　“我永远记得”--对啦，毛病就出在这里！　　不管我们的理由如何，怀恨总是不值得的。潜留在我们内心里的侮辱，永难平复的创伤，都能损坏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可爱的事物。我们被锁在自己的苦恼之渊里，甚至无法为别人的幸运而愉快。怨恨就象毒害我们的血液、细胞的毒素一样，影响、侵蚀我们的生命。　　头痛、消化不良、失眠和严重的疲倦等，是怀恨的人常有的生理症状。一所医学院曾作过一次调查，报告中说：与心情较为愉快的人相比，心存怨恨的人更经常进医院。医务人员所做的试验显示，患心脏病的人常常不是工作辛劳的人，而是抱怨工作辛劳的人；最足以引起高血压的原因，莫过于外表好象很安静，内心里却被强烈的怨恨所煎熬。　　怨恨甚至会造成意外事件。交通问题专家说：“发怒的时候永远不要开车。”心里总是惦记着丈夫如何不懂体贴的妇女，比起那些心里毫无杂思的妇女，更容易在家里发生意外事件。　　另一方面，正如同怀恨之富于破坏性，爱与同情则有激发活力的作用。正如一位健康学博士所说：“宽宏大量乃是一副良药。” 　　与怨恨情绪作战的第一步，便是先要确定怨恨情绪的来源。如果我们能坦白地检讨，十次之中有九次，我们会发现其来源是很接近干自己这方面的。忽略自己的缺陷与弱点，乃是人情之常；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总会把自己的短处变成别人的错处，而后加以无以名状的怨恨。例如，在每一个离婚案件中，几乎很明显的，所谓无辜的一方往往并不如其所描述的那般无辜。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心里学家说，“我们自己的过错好象比别人的过错要轻微得多。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完全了解有关犯下错误的一切情形，于是对自己多少会心存原谅，而对别人的错误则不可能如此。” 　　怨恨的根由发现了之后，务须尽全力去对付之，第二桩要做且是最有效的事便是--忘记它。有理智的人并不仅以把宿怨淘干为满足，他们还经常用新的梦想和热诚，填进他们生活中的洼地。据心里学家说，我们不能同时拥有两种强烈的情感，既要爱又要恨，那是不可能的。怨恨大部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要想忘记自己，最好的方法便是帮助别人。　　在帮助别人之后，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善意总是多于恶意的。一所大学的研究结果，显示一种真正以友谊待人的态度，百分之六十五至九十的高比率，是可以引起对方友谊的反应的。因此，领导此项研究的博士说，“爱产生爱，恨产生恨，这句老话大致是不会错的。”

2001年国内辽西夏金史研究综述 (ZT) (2002-11-28 12:13:17) 2001年国内学者对辽、西夏、金这三个非汉族建立的王朝历史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最令人高兴的是，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1991年第四届年会论文集《辽金史论集》第六辑（以下简称《论集六》）延迟10年后，本年度终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集收论文29篇，多为国内学者所作。张修桂、赖青寿编著的《辽史地理志汇释》和魏志江著《辽金与高丽关系考》两部专著本年度也分别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另外，本年度其他各种刊物上尚有相关论文100余篇。以下对这些论著分类择要介绍。一、政治与制度史研究郭康松《辽朝夷夏观的演变》（《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辽朝夷夏观的演变过程与中原文化在辽朝的传播与被吸收进程相一致。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第6期）指出：辽朝的汉文国号主要是针对汉人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的，由于对汉地统治的需要，曾几度变更，或称“大契丹”，或称“大辽”，或两者并用；契丹文国号则是针对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的，从现有史料来分析，契丹人可能始终都自称他们的国家为“哈喇契丹”。吴凤霞《辽代宫廷变乱与其制度的关系》（《河北学刊》第4期）认为传统的世袭制、皇室婚姻制度以及头下制度都与宫廷变乱的发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高平如、王凤岐《金代正隆始于甲戌年——兼介大金李汝为墓志》（《论集六》）据该墓志认为正隆年号不是从一般认为的丙子年开始，而是此前两年的甲戌年。王世莲《金代非女真族后妃刍议》（《论集六》）考察了她们的地位与影响。王德忠《论辽朝部族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职能》（《东北师大学报》第6期）考察了辽朝部族组织的由来和延续、辽朝前期对部族组织的加强和制度调整以及部族组织的政治职能等内容。何天明《辽代夷离华院再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对圣宗太平六年之后夷离毕院的情况进行了探讨，得出辽代夷离毕院是作为“掌刑狱”的部门而存在的结论。李锡厚《关于“头下”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第2期）就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涉及头下的两个问题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一、王国维认为头下一词“本出契丹”，只是指此语本出《辽史》，并不是指契丹语的音译；二、学者们关于斡鲁朵是皇室头下之共识起源于对《辽史·营卫志》“宫卫”一目小序的误读，实际上，斡鲁朵与宫卫并非是一回事，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王善军《辽代籍没法考述》（《民族研究》第2期）全面考察了这项法律制度的内容及实施情况。陈广恩《关于西夏边防制度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对西夏边防将领的选派、边防军的职责和边防奖惩制度作了探讨。鲁人勇《西夏监军司考》（《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考证了西夏前中期监军司的增减、移置、更名以及驻地等问题。尚世东《西夏公文驿传探微》（《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根据《西夏天盛律令》等文献，结合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的驿路、驿馆、符牌和驿传制度等问题作了探讨。对这三个王朝的政治和政治制度史研究，相关论文还有刘国宾《阿保机从无废长立次之志》（《烟台大学学报》第3期）、马希和徐世明合作《辽世宗遇弑原因试探》（《论集六》）、李范文《试论西夏与辽金的关系》（《论集六》）、刘华等《西夏天都监军司所遗址及神勇军考》（《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陈广恩《西夏兵器及其配备制度》（《固原师专学报》第4期）、董克昌《大金在东亚各国中的地位》（《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赵永春《关于宋金关系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宋馥香《金朝争夺燕云地区的策略探析》（《北方文物》第1期）等。二、经济与社会史研究马利清《从铸币业的发展看辽代经济的盛衰》（《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契丹本土铸币业的发展，除了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本国经济的盛衰状况。申友良《论辽代中京地区的开发》（《辽宁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这一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开发和利用是从辽代后期开始的。李并成《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对西夏统治河西走廊近200年间的开发经营状况作了较系统的探讨。韩茂莉《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从金代上京路、咸平路、东京路和北京路的区域开发特征入手，探讨了政治、军事等因素对金代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阐明了区内主要农业垦殖区从西拉木伦河流域转向第二松花江至辽东一线的开发过程。王德厚《金代黑龙江地区城市经济概述》（《论集六》）勾画了这一地区手工业、商业、农业和其他行业的大致轮廓。

试论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撰述的影响作者：曹刚华本文发表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关于宋代佛教史学的影响问题，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但前辈学者或多或少有所讨论，如陈垣先生就曾认为宋代灯录体佛教史籍对后世学案体史书编撰有重要的影响，[1]苏渊雷先生则对宋代灯录体佛教史籍及其后续之作做过概述，[2]陈士强在《佛典精解》中解题明清佛教史籍时候，也曾提及部分宋代佛教史籍在编撰上对后代佛教史籍撰写的影响，[3]邓子美讨论中国佛教史籍在历史编撰上贡献时候，也提及宋代灯录体、僧传对后世史书编撰的影响。[4]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看，对宋代佛教史学影响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现有研究成果多注意灯录体的影响，忽略宋代志乘体、年谱体、僧传等其它佛教史籍对后世文献的影响。二是忽视宋代佛教史学观念对后世文献撰写的影响，无论是编撰史学思想，还是外在编撰形式，都没有引起研究者充分的重视。本文主要从二个方面讨论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的影响。一、对后世文献编撰形式的影响。宋代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完善时期，许多撰述的体例、体裁、儒释史学观念的结合在这一时期趋于完备，[5]这一切都对后世佛教史籍的撰述有着深远的影响。宋代以后，佛教总的发展是由高峰向下衰落，呈现衰弱之势。[6]尽管如此，佛教史籍的著述却并没有停止，相反还有增加。可以说，许多后世佛教史家是以撰述佛教史籍为己任，编撰了《佛祖历代通载》、《明高僧传》、《清凉山志》、《居士传》、《释氏稽古略》、《续传灯录》、《五灯会元续略》、《五灯严统》、《居士分灯录》、《续灯正统》、《五灯全书》等一大批佛教史籍著述。总的来说，宋代佛教史籍对后世佛教史籍撰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许多后续之作的佛教史籍在编撰体例上明显具有宋代佛教史籍的痕迹。自梁僧慧皎创建“十科”僧传体，经唐僧道宣传承，至宋代赞宁《高僧传》方为完备，这一分类体例也被后世僧家所采用。明代僧人明河撰述的《补续高僧传》即是如此，该书按行业将僧人分为十科，除了《读诵》科改为《赞诵》外，其余各科名称与《宋高僧传》皆相同。在赞颂形式上，明河撰述的《补续高僧传》虽然在赞颂的结构上与《宋高僧传》有所不同，[7]但他在某单个僧传中加以“系曰”，阐述撰者的思想，这一作法则还是沿袭宋僧赞宁。另外，在题目立意上，《补续高僧传》也具有《宋高僧传》的痕迹，正如时人周永年所说：“传列宋元以逮明世诸高禅西，乃冠以大明，若止为一朝僧史则不从所记载之人立号，而从编篡之家受名，亦循赞宁师之例，不称续而称宋之意也。”[8]认为《补续高僧传》之所以取名为续，也是仿效《宋高僧传》立意所致。再如明代袾宏的《续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清代自融、性磊《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在编撰体例上也都与《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禅林僧宝传》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都充分显示宋代僧传对后世僧传撰写的影响。僧传固然如此，灯录体佛教史籍也不例外，无论是撰述意图，还是在撰述体例上与宋代灯录体都有莫大的关联。可以说，后世许多灯录体著述就是直接受到《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等佛教史籍影响而出现的，如明僧居顶就是因为对《五灯会元》的不满，推崇《景德传灯录》才撰述了《续传灯录》。“会元为书，其用心固善，然不能尊《景德传灯录》为不刊之典，复取而编入之，是为重复矣。今臣遇圣明，光赞佛乘，遂忘其僭冒，篡《续灯录传》。”[9]清代僧人自融在总结灯录体发展时也说：“会元之出，灯史定矣，……适明季，英灵一时杰出，复有继续统灯之”，[10]对这种后续之作的兴起与宋代灯录体之间的关系给予充分认识。在这些续作著述中，虽然出现一些了新的变化，[11]但也有不少灯录体史书在编撰体例上仍然沿袭着宋代灯录体史籍的传统。如明代僧人明净柱所辑的《五灯会元续略》，该书在撰述体例上有明显受到《五灯会元》影响的痕迹。“《会元》所载曹洞终於十四卷，临济终於二十卷，先尽者宜先续，后竟宜后书，故以洞宗置第一卷，不敢絮绝续之次也。又《会元》载圆悟法嗣，首大慧，次虎丘，是书亦以大慧法裔居先，虎丘法裔居次，俱循旧典。”[12]在续传之中，不仅禅宗各家的先后顺序严格按照《五灯会元》的样式来排序，而且连宗师的承嗣顺序也以《五灯会元》为准则。再如，清僧性统的《续灯正统》、僧通问《续灯存稿》等在编撰中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宋代灯录体的影响。[13]

陈志鹏:去云南腾冲造访中国农村举世无双的图书馆从藏书量与规模上看，小小和顺图书馆不要说与世界上藏书千万、上亿册图书馆相比微不足道，就是与一般藏书数十万、百万的省、地、市图书馆相比也难望其项背。但是，把她放在曾被人谈之色变的蛮荒之地的祖国西南前哨的“极边第一城”的位置上，放在曾是穷乡僻壤的农村环境里，放在侨乡的氛围里，放在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起点上，放在历史风云变幻的进程中考察，不能不至少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顺图书馆是中国农村举世无双的第一座图书馆。一位先哲说过：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一般情况下，比较需要客观，鉴别则往往为主观制约——包括鉴别者的阅历、知识、理念等因素。因而，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就有了与时俱进。我不是理论家，对哲学范畴的这一命题没有发言权，仅仅是几次造访腾冲县和顺图书馆的一孔之见。 20世纪的1958年，那个什么都要大跃进、什么都要“放卫星”的年代，当时在一个山区小县宣传部门工作的我，在地委宣传部统一安排“交叉”检查、“取经”中，我第一次认识了和顺图书馆。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我眼花缭乱，惊奇感叹：一个农村图书馆竟然藏书3万多册，是我所在那个建县不到30年的县图书馆藏书的六、七倍。我这个20岁的毛头小伙只可能“跟着感觉走”，有两点收获：一是在馆里姓刘的老先生特许下，翻阅了许多旧书刊，知道不少文化名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情况，其中有本电影画报上有个叫蓝苹的女演员，老刘神秘地告诉我，她就是毛主席现在的夫人江青。我的嘴没有上锁，8年后的“文革”劫难中成了“罪行”之一；二是回县后向县委汇报，为了“学腾冲，赶腾冲”，求得1万元购书款，县中学和县图书馆各5千元，1959年到昆明省新华书店购回两万多册书，当时可以算是历史性突破，上了县文化“跃进”的光荣榜。现在想及于此，“跃进”已成为陈迹，但不能不感谢和顺图书馆。以后几次造访，往往自以为是走马观花。2003年11月10日与“四海华文作家滇西采风团”到腾冲，盛情的主人安排叩访。来自亚、美、欧、大洋洲、拉丁美洲暨台、港和大陆的40多位作家被这座依山而建的乡村图书馆倾倒，赞誉之声不绝，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采风团团长邓友梅，禁不住激情，用工整的隶书写了八个大字：“积书建馆，功德无量”。我所景仰的前辈题词，把我麻木的思维神经搅得波涛汹涌，即兴附骥尾写了两句话：“文献承千秋，诗韵传万代”。这两句貌似即兴，实为一丝感悟：从藏书量与规模上看，小小和顺图书馆不要说与世界上藏书千万、上亿册图书馆相比微不足道，就是与一般藏书数十万、百万的省、地、市图书馆相比也难望其项背。但是，把她放在曾被人谈之色变的蛮荒之地的祖国西南前哨的“极边第一城”的位置上，放在曾是穷乡僻壤的农村环境里，放在侨乡的氛围里，放在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起点上，放在历史风云变幻的进程中考察，不能不至少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顺图书馆是中国农村举世无双的第一座图书馆，就我目力所及，也是世界罕见的乡村图书馆。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和顺图书馆的价值不仅仅在此，当我们沿着历史的隧道，循着她的轨迹探访时，其成长的历程，她前进的脚步，谱出了一首高亢的颂诗，绘出一幅壮美的图画，一册启迪人性的教材，一份难能可贵的经验。痛苦呻吟的选择像在大盈江畔要探访它的源头，像在高黎贡山麓要触摸它的脉缘，名闻遐迩的和顺图书馆与其深厚的地域、人文底蕴密切相关。坐落在莽莽苍苍的黑龙山下的和顺，东侧来凤山朝仪，西侧马鞍山高擎火炬，对面宝峰献瑞，擂鼓警人，群山环抱着条形盆地，名副其实的众星拱月；风景旖旎，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是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圣地。所以春秋时代已有人烟，唐宋时期日趋密集，南诏——大理国留下的梵文碑石记录着她曾经有过的繁盛，明代王骥三征麓川屯兵遗员与当地居民同居，中原文化与地方文化共存互融，成为地灵人杰之地，拄着考科取士的拐杖，中举入仕者源源迭出……

又见无知之人抬举西汉贬低东汉：主题：我觉得后汉书还行作者：流星白羽　　文笔还不错，可惜东汉那些人不行，关于儒生的列传占了一多半（甚至感觉全是在写儒生，里面写武将的时候，都是先狂夸一通此人如何如何经明行修，估计卫青霍去病要生在东汉就属于文盲了），罗嗦得要命。忠臣贤良出了一大堆，国家还是越搞越衰。战争描写还不错，尤其关于段颎平羌乱，实在精彩，至少这一篇比司马迁强。党人碑的《大宋》，哪里有啊？给个网址，先谢了。去年看天涯上有人写的汉代历史小说《亭长小武》，还算不错，可惜到后来越写越武侠化。不过作者态度是认真的，对出土汉简的法律文书很熟，不同于时下大多数糊弄码字的人。

其实明朝学者对元代文化的评价是不低的叶盛在<水东日记>里摘引元人诗文甚多.

我明明记得清朝中叶以后全中国的山地丘陵都被彻底地开垦成农田了怎麽可能耕地面积反而是历代最低呢？网民在恶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