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终子的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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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颂词《白色的高丽》在太阳出升的地方，国土傍海依江，雪白稻米做饭食，獭皮、银鼠皮做衣裳。白色的高丽啊，令人如此神往。

南宫复辟与景帝之死[转贴]

郭卫东：不平等条约与鸦片输华合法化无庸赘言，鸦片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外战争爆发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正因此故，这场战争名符其实地被称为“鸦片战争”。尽管某些西方人士不同意这个称谓（注：早在1841年12月美国总统亚当斯就认为中英战争不是起源于鸦片，而是起源于“磕头”。此后，否定战争起因于鸦片争执乃至否定鸦片战争称谓的观点在西方所在多有，诸如“文化战争论”、“通商战争论”等等。关于这方面详细论述，可参见《西方学者对鸦片战争性质的争论》，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9辑。），但战争因鸦片问题而引发却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于此，英国侵华军总司令朴鼎查在当年就曾供认，“正是鸦片贸易才产生了麻烦，最后导致了战争”（注：S.W.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London Pr.1883,P.550.）。一令人感兴趣的是，英国为保护罪恶的鸦片贸易而悍然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在战后强迫中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却没有关于“鸦片”贸易的任何规定。以军事上的大炮攫取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又以条约的形式将所获特权法律化，是列强对华侵略的惯行步骤，为何独对“鸦片”暖昧其词？英国学者莱特在他那本流行很广的著述中有这样的质疑：“很多中国人都认为，1839-1842年的战争根本是为了鸦片贸易而进行的一次战争，可是战胜者竟没有坚持以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作为和约条件之一，这对他们来讲，却是一件奇怪的事”（注：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55页。）。对这件“奇怪的事”，有必要进行一番探讨并予以正面回答。因为西方学者否定鸦片战争性质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战争后的条约中并无鸦片入华的任何条文。看来，问题不单牵扯鸦片的贸易，还涉及了对鸦片战争性质的认定。后一个问题或许对今天的研究者更有实际意义。首先，是来自英国方面的原因。鸦片，毕竟是一个极不光彩的字眼；鸦片贸易，也是一种遭世人谴责的罪恶贸易。即使在英国国内，反对向中国输入鸦片，在政府和议会，在官方和民间，在舆论界和工业界均有很强的势力。所以，英国政府在战争伊始，就力图掩耳盗铃地在表面形式上避免战争与鸦片的挂钩。1840年2月20日，英国外相巴麦尊提出致中国宰相书，声言如果中国政府公正地“执行法律，拿获并没收在中国领土内查到的违法进入境内的所有鸦片，那么英国政府也就不会提出抱怨了。”他指责中国政府宽待中国官民走私鸦片，却单独处置英国的鸦片贩子（注：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译本，下册，第542页。）。在巴麦尊的笔下，因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不义战争似乎成了对中国法律不公正的惩罚。英国赴华代表懿律、义律等在和中方的交涉中也一再强调：“英国政府要求鸦片烟价，不是为了烟价起见，因为英国政府是一个伟大而又慷慨的政府；而是由于强迫他们那位被非法监禁而且遭到无耻威胁的官员缴出鸦片是极不公正和侮辱性的；对这种侮辱和非正义行为，它不能不获得补偿”（注：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译本，下册，第753页。）。基于这种既要充当强盗，又要欺世盗名的思路，英国政府对鸦片在华贸易的策略至少在表面上“是要因势利诱而不能强求”，关于这一点，英国政府、驻华代表都很清楚（注：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第16-17页。）。1841年2月，在义律拟定的后来被确认为无效的《穿鼻草约》草案的第6款中规定：“嗣后英国商人带进违禁货物，如鸦片烟土者，并正项货物走私漏税，任听官宪缉拿，船货入官，其人犯或交总管，或自放回国，不准再来中华，皆听上宪办理”（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第82页。）。虽然排除了中方对鸦片贩子的司法审判执刑权，但仍旧承认中国政府对鸦片的禁绝。1841年5月，英国政府以朴鼎查替换义律担任驻华全权代表，在巴麦尊向朴鼎查发出的赴任训令中，就英国政府对鸦片入华问题的基本立场再次作了全面表述：“女王陛下对这件事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输入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一项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但是，我希望，您应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采取您自然会想到的所有论点，强有力地给中国全权大臣并通过他给中国政府留下深刻印?，即改变中国关于此事的法律，而且采取征收固定税的办法使他们不能防止的一种贸易合法化，对中国政府本身的利益来说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好处”（注：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93年译本，下册，第906页。）。此后，朴鼎查便严格地循此指令行事。1842年8月英方提交的南京条约草案中，除烟价一款外，没有鸦片贸易的内容。但在同月16日，朴鼎查向中方的说帖中却提出：“鸦片一项如何可期善办，……尚须时日可成”，要求与中方代表面谈，并将英国政府起草的《论鸦片大略》的文件一份提交，这份文件指出：英国不可能在印度和其它属地禁种罂粟，也不可能完全禁绝鸦片运进中国，即便英国禁运，其它国家也要运进。与其偷运无税收，不如“议定款例，以将鸦片运进中国，与各正项货物通商无异”（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第210页。

杨斌斌：谈烟草的起源烟草，属茄科，有“还魂草”的美名，也有“妖草”的恶名。朝鲜人称之为“南蛮草”，又名“南草”。我国也有称“南灵草”的。这些称呼皆认为烟草的种子来自南蛮国，因此而得名。　　但是据史实考证，最早使用烟草的其实是古代美洲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所流行的烟草是今天普通烟草（红花烟草）的一个品种。但各地区对烟草的称呼却并不相同，西印度群岛称之为“约里”，巴西称之为“碧冬木”，墨西哥称之为“叶特尔”，而古巴则称之为“科依瓦”。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美洲”后，也发现了印第安人的烟草，他对所见到的这一新鲜事物感到最怪异的地方在于“人吸入烟气”这种行为，而不是所点燃的烟草本身，所以给哥伦布一行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印第安人都叫它“Tabaco（达巴科）”。其实这就是印第安人对他们手中吸入烟气的一种“Y”形植物空管（下面用以装入玉米叶卷烟叶的烟卷，上面两管对着两个鼻孔吸入烟气），也就是一种烟管或烟竿的称呼。这群冒险家跟着印第安人的发音，把这种烟管与烟草都叫成这个名字，这就是西班牙文中“Tabaco”的来由。这也成为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对烟草的通行称呼。　　那么，为什么中国不按世界通行的称呼，而将其称为“烟”呢？　　在亚洲，日本最早称呼其为“Tabaco”，同时，日本人又称之为“烟”。“烟”这个文字概念最终传入我国。黎士宏在《仁恕堂笔记》中写道：“烟之名始于日本，传于漳州之石马。”烟草、烟叶等名称当然也就由之而起。　　在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第十卷“火部”里这样记载：“烟，火气也。”其实“烟”的本义就是“火气”，是物品燃烧时产生的气体。由此产生了许多相关的词语：烟雾、烟霞、烟花、烟波、烟柳、烟云等。烟草传入中国后，国人逐渐将其称之为“烟”。近现代还把“鸦片”也称为“烟”，有“大烟、烟土”等词。　　那么，我国古代“烟草”的含义是什么呢？唐代诗人黄滔在《景阳井赋》中有“台城破兮烟草春，旧井湛亏苔藓新”之语。宋代诗人陆游在《小园》中也有“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之语。这里的“烟草”其实指的是烟雾笼罩的草丛，即蔓草之意。　　实际上，古文献中最早使用“烟草”表示的，是在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一书中。书中说到：“淡巴姑，烟草，万历末有携到漳、泉者，马氏适之‘淡肉果’……其本似春不老而叶大于菜，爆干以火酒炒之曰‘金丝烟’，北人呼为‘淡巴姑’或‘呼担不归’。”　　又如湖居士为汪师韩写的《金丝录》一书所作序中所说：烟草之名……以余所闻，曰“打姆巴古”，曰“淡巴菰”，曰“淡巴姑”，曰“大古”，曰“淡肉果”、曰“担不归”、曰“醺”，曰“金丝醺”，曰“芬草”，曰“烟酒”，总名曰“烟”。烟吸后，便会成瘾，时时想吸，故有名曰“相思草”，据《粤志》记：粤中有“仁草”一日“八角草”，一日“金丝烟”。其“仁草”之说是因为烟能交际应酬，有待人接物的功能，近代更显出其“仁”之效能。　　叶梦珠在《阅世编》中也说到：烟草也，初出闽中，幼时闻先人言，福建有烟。吸之以醉人，名曰“干酒”，然此地绝无之也。姚旅的《露书》也说：“烟气从管中入手，能令人醉。”《仁祖实录》中说：“……无人不服，对客辄待茶饮，或谓之“烟茶”，或谓之“烟酒”。……久服知其有害而无利，欲罢而终不能焉。　　古文中“烟叶”一词也易引起误解，如唐代诗人钱起在《蓝上采石芥寄前李明府》一诗中写到：“隔溪烟叶小，覆石雪花舒。”白居易在《令狐相公栽竹》诗中云：“烟叶蒙胧侵夜色，风枝萧疯欲秋声”。其中的“烟叶”与现代的“烟叶”没有亲缘关系。他们明显与“烟花”、“烟柳”更为相近。　　现代意义上的“烟叶”一词是在清代中期出现的，在著名学者钱大昕《村中所见》一诗里道：“日高编箔烘烟叶，雨歇携枷打豆其”。这里的“烟叶”指的才是现今所种植的烟草。

“族别界限”与“族类互变”：黔西北彝族之族类界限观念考察(ZT) 本文发表于《历史人类学学刊》第2卷第1期，2004年4月“族别界限”与“族类互变”：黔西北彝族之族类界限观念考察 [1]彝族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后，由中国政府划定的一个拥有七百多万人口的民族，分布在川、滇、黔、桂等省区，其中黔西北是其主要聚居地之一。[2]彝族内部支系繁多，一般认为彝族可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部，每个部内又可细分出一些不同的人群，还有一些被界定为彝族的人群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六部中的任何一部。在不少研究者的笔下，彝族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人群，其各支系有着共同的族源，如果它们之间在风俗、语言等方面存在着差别的话，那是由于迁徙到不同地区等等不同的经历造成的，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本质上属于不相同的族类。另一些研究者则强调彝族各支系间在语言、文化、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并从族群认同的角度，认定彝族本来是“局外观察者指定或构建出的一个范畴”，在他们看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一种新的彝族意识才出现并发展起来。[3] 如果说彝族真的是“局外观察者指定或构建出的一个范畴”的话，那么局内人自己对于族类的看法与这个构建出来的范畴之间，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相关性呢？也就是说，在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界定为彝族的这个人群范围中，是否存在或在多大程度上有着内部认同呢？笔者曾结合相关汉文史料，通过对汉译彝文献的分析，认为在明清时期甚至更早，居住在川南、滇东北、黔西南、黔中、黔西北的许多彝族尽管属于不同的支系，但他们（至少上层人物）也相信大家有共同的祖先，是同一群人，都属于“娄素”。[4]本文试图对黔西北彝族的族类界限观念做一粗浅的探讨，这种探讨或许无法系统回应前述问题，但如能对更多的彝族支系展开类似的考察并进行比较，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历史时期彝族认同观念的认识。本文所利用的材料，包括黔西北本地的彝族文献、[5]民间传说以及相关汉文献。要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彝文献都缺乏有关作者和写作时间等内容，除个别材料可以考证其准确的形成年代外，大部分彝文献最多只能说是明清时期的作品。由于这一限制，本文未能对黔西北彝族的族类界限观念变化的时间序列做详细的描述，而只能做一大致的勾勒与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彝文献基本上是汉译本，虽然在使用之时，笔者努力根据自己对黔西北彝族社会与文化的了解，试图仔细辨析可能包涵于现代译本中有别于古代彝文献观念的成分，但利用翻译本进行研究（特别是思想观念方面的研究）时所难以避免的局限，仍然存在。恳切希望方家予以指正。一、“娄”与“啥”：族类自称与他者观念本文对黔西北彝族族类界限观念的考察，首先从当地彝族的族称及其涵义开始。“彝”在古汉语中是一个颇具高贵色彩的词，除泛指各种青铜祭器外，还有“常道”、“常法”之意。[6]清代的官员与文人们常常用“彝”取代“夷”，泛指周边族类，[7]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以后，“彝”才成为了固定的族称。这一族称涵盖了众多族类，这些族类大都共享着相同的族源故事，并呈现出一些相似的风情与习俗，但他们的自称却多种多样，计有诺苏、诺苏濮、阿西濮、格濮、聂苏濮、罗武、倮倮、所都、撒苏、六米、堂郎让、希期、罗罗濮等上百种，[8]其中没有一种是“彝”或与之音近，显然，彝是一种他称。黔西北的彝族分属布、默两部，分别以威宁、大方为中心，不管是通过对彝、汉文献的分析还是笔者的实地调查，都可以发现这两个地区的彝族往来密切、互通姻媾，并且具有有同宗共祖的信念。黔西北的彝族自称娄素（亦有译为纳苏者）或娄素濮（亦有译为纳苏泼者），[9]与凉山等地彝族的自称“诺苏”、“诺苏泼”的发音极为近似，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纳苏泼（娄素濮）”亦即“诺苏泼”，只是由于方言土语不同而稍有音变。[10]这种理解值得商榷，“诺”意为“黑”或“主体”，“诺苏濮”之意为“主体的族群”或“尚黑之族”，[11]“娄素濮”的含义与此大相径庭，资深彝文专家、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王继超认为“娄素（濮）”意为大地中心或世界中心的人，[12]这是有相当见地的。“素”和“濮”都带有“人”之意，“娄”则隐含着“中间”的意思，如可译作“中央”。黔西北彝文古籍同样表明，娄素认为自己是居住在大地中央的人，《彝族源流》云：

对晚明叛民恨之入骨的人也招认了晚明权贵聚敛大量财富这一事实既如此那些权贵为何不捐献自己家产去打清朝,而是继续让朝廷去搜刮平民??

对此文有何评论（太长不转了）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66240&FORUM_ID=86&CAT_ID=19

伏俊琏:二十世纪敦煌赋研究最早受学者注意的敦煌赋是《西京赋》残卷。此残卷书写工整，更可贵的是卷末有“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题记一行。“永隆”为唐高宗李治年号，调露二年（680）八月二十三日改元永隆，永隆年二月十九日，是永隆二年（681）二月十九日，饶宗颐等先生皆认为是永隆元年（680），误。弘济寺在长安，此卷可能是该寺僧人手录而流入敦煌者。李善表上《文选注》在显庆三年（658），至永隆相去23年，而李善卒于载初元年（689），是此卷缮写时，距李善卒年尚有8年。此写卷虽不敢遽定为李善定本，然其可勘正后人妄增或传写致误者多矣。1910年，蒋斧就写有《文选残卷题记》，云：“今此卷同今本相校，凡今本释意之处，此皆从略，知此为崇贤初次表上之本，而今本北海补益之本也。”并说有“校勘记详之”，然蒋氏《校勘记》今所不见。庚戌年十二月（1911年初），刘师培为此卷作提要，并与吴郡袁氏精翻六臣本、茶陵陈氏补六臣本、汲古阁本、鄱阳胡氏刊南宋本相校，正文有56处与诸本不同，注文差别尤多。因而他认为此卷“乃李注未经紊乱之本也”。刘氏校对很仔细，但仅作同异出示，未言是非。1917年，罗振玉根据伯希和提供的照片，将《西京赋》残卷全文影印刊布于《敦煌石室古籍丛残》，并写有跋语，云：“此卷可正今本之失，其可贵不待言。” 这是该残卷第一次刊布公诸于世。1929年，高步瀛作《文选李注义疏》，就用影印本与今本相校，将此卷异文全部录入，云“大抵今本误者彼多不误”。但高氏漏校者亦不少，且多有审视未谛者。如写卷“穷身极娱”，高氏以为原卷作“穷欢极娱”。按“穷身”语乃见《楚辞·大招》，写卷作“穷身”是。1957年，饶宗颐先生发表了《敦煌本文选斠证》，其中用主要篇幅校勘《西京赋》。饶本精校细勘，认为《西京赋》残卷的价值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写卷可证今本古籍之疑误；写卷有独异之字；写卷有与《古文苑》所收《蜀都赋》相同者；写卷有疑误处，各本因之纷歧；写卷与各本皆有夺误，据未经窜改之李善注，犹可推寻原意，较胜胡克家本之扪索；各本分节有不同者，乃因篡录薛注善注时遂致混乱；尤袤本与六臣本同源，尤本善注多从汇并之六臣注中剔出；善注所引古籍，写卷多与原文吻合，他本每多歧异；善注征引古籍或有删节时，各本因之每有增润，或再删削，致违原义；他本善注有不合崇贤体例者，以写卷对照，可知其曾经后人羼乱；六臣注本有增补处；六臣本校语有不足信者；胡克家《考异》有不尽可据者。当然，饶先生的说法也有可商榷者，如他认为见于残卷的“臣君曰”三字，乃是以“君”字代“善”字，“疑为唐人一时之风尚”。按写卷皆作“臣善曰”，作“臣君曰”之“君”字乃“善”字之误字，不当另作深究。1994年，拙著《敦煌赋校注》出版，在这部40万言的著作中，我以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为《西京赋》残卷作校注。刘瑞明先生说：“伏书在前贤启示开拓的基础上，求全求详，补漏纠误，或补力证，发明甚多。又综合讨论，总结规律，提纲挈领，有从残卷断文而知李善注本全书体例及相关问题正误或原始的良效。”[1]拙作《从敦煌唐写本残卷看李善文选注的体例》[2]，正是试图对李注体例作较为系统的总结。1996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张锡厚先生的《敦煌赋汇》，本书以敦煌写卷为底本，校勘时参照胡克家刻本、《四部丛刊》影印宋刻《六臣注文选》本，并吸收了高步瀛、饶宗颐的校勘成果。本书还论述了敦煌《西京赋》写卷的文献价值：一是保存了李善注原帙之真貌；二是敦煌本李善注所引古籍多与原文合，而今本往往出现歧异之处；敦煌本与今本相校，凡未合善注体例者，皆为后人羼乱的结果；敦煌本赋文尚保留了某些独异之字。1999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罗国威先生的《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其中包括对《西京赋》的校释和研究两部分。校释部分所用对校的本子有：影印宋尤袤刊《文选李注》本，影印南宋绍兴年间刻五臣注本，影印日本藏北宋末刊六臣注本，《四部丛刊》影印南宋六臣注本。刘师培、高步瀛、饶宗颐三家之说，亦间有所采摭焉。研究部分主要论述了敦煌本的文献价值：正文文字可正今本《文选》之讹，保存了薛综注原貌，保存了李善注原貌。罗先生的校勘可谓详尽，但未能全部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是一个遗憾。另外，他认为敦煌本《西京赋》写卷保存了薛综注原貌，此说未必是。因为李善自己明确说：“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其有乖谬，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可见李善引用旧注，是有选择的，并不是全文录入。薛综《二京赋注》二卷，见《隋书·经籍志》，《二京赋音》二卷，见《新唐书·艺文志》。薛注四卷今已不传，我们无法知道它的原貌。因此，我们只能说敦煌本保存了李善引用薛综注的原貌，不能说保存了薛综注原貌。

有三种历史小说，你千万别去看（转） 1.所谓的填补××断历史的空缺千万别相信这种说词，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早就被写烂了，什么正史、野史、秘史、戏说……，还不够泛滥吗。要相信中国有那么多文人要靠写史吃饭，而可写的历史题材是具有希缺性的，可挖掘的材料早就被挖掘光了，已经基本不存在什么填补某个朝代历史空缺的可能性了。被别是那些看似很正规，序和跋齐全，写得天花乱坠，可仔细一看都是由自己来写的历史小说就更需要当心了，那极有可能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有那么一丁点儿名望的人来吹捧，只能自我标榜。2.××大型古装历史连续剧同期小说这类小说，且不说其内容的真假，光看它的文字描述就够让人倒胃口的了，人物心里描写基本没有，场景描写几乎为零，通篇充斥全书的：路人甲：“……”路人已：“……”老农甲：“……”老农乙：“……”把电视原声变成文字嘛，谁不会呀，原来写书就是那么简单的事呀，恍然大悟。更不要相信它所谓的向你展示一幅波兰壮阔的历史画卷，没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演员的烘托，它苍白的一页小说纸。3.戏说类没听人家都那么直白地告诉你了吗？是戏说！就是逗你玩呢，里面的故事虽不能说十成十是假的，但也十有八九找不到其出处。与其浪费时间品读这类小说，不如看它改编的电视剧吧，反正都是“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电视剧中至少还有几个明星、美女能让人养养眼。

陶慕宁:中国古典小说中“进士与妓女”的母题之滥觞及其流变本文所论妓女，特指隶籍教坊或寄身于商品市场之青楼内者，不包括属于私人所有之家妓。进士为士阶层之菁英，士之中与不中，其文化性格、价值取向、审美品味皆相去不远，故本文所涉容有少量未第之士人。【内容提要】中国文学至唐代出现了专事描写妓女与士人盘桓酬酢的诗文小说，它是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之后的产物，也是中古士人爱情生活的真实写照。本文旨在剖析其文化背景及审美取向，并兼及其在后世的流变。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至唐代，出现了以表现士人与妓女恩怨聚散为题材的作品。嗣后，代有述造，迄民初不衰，在中国小说史上，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而其中所流露的审美趣尚、心理脉络与文化蕴涵，皆有颇堪玩味者，甚且可藉以觇见或一时代之风气淳浇、士行美恶，洵可为治文化史、社会史、文学史者提供考镜之资。是以不揣譾陋，擘析如下，以期就正于达识通人。　　　　　　一、该母题产生的文化背景　　隋朝科举制的草创，结束了持续三百余年的九品中正制，将魏晋以来一直由门阀世胄垄断的铨选任官的特权收归政府，使一批才堪济世、学兼天人的庶族士人有机会被擢拔到政府各级职能部门，参预国家的管理。这既不啻为政府机构注入了新鲜血液，客观上也使新兴政权的统治基础得以拓展。至唐，科举制进一步确立，且日趋周备完善，尤自高宗、武后始，特重进士词科。“台阁清选，莫不由兹”（注：见《唐会要》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条。）。“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注：《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诸科之中，进士独尊，固然与武周政权拔起寒微以抵制旧日山东大族势力的政治目的有密切关系，而此项举措对于唐代社会风气的影响则为力甚钜。盖这一类新进士人“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孙棨《北里志序》谓唐之应试举人“率多膏梁子弟……仆马豪华，宴游崇侈……鼓扇轻浮，仍岁滋甚。”其书虽成于晚唐，但士子们奢纵放恣，流连声色的风习早在高宗、武后时已开其端。《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据笔者考定，中国青楼业形成全国范围规模化的经营也正在此时。（注：见拙着《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章第一节。）它是因应唐代全社会对新兴士子的尊崇而产生的新的文化消费场所。《北里志序》云：　　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可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　　妓女的一切技艺应酬皆以新进士人的好尚为准的，时髦动人的妆束，轻盈曼妙的舞姿，穿云裂帛的歌喉，博洽机趣的谈吐，随俗雅化，风情万种，都对新兴士人展现出不可抗拒的魅力。　　隋之取士，已有“文才秀美”科，当是在考核才学的同时，兼重形貌气质。唐之吏部试，亦将“品貌”列入选官的考核范围，更兼魏晋以来人物品评、风神识鉴的风气至唐仍遗韵不绝，由此可以推知唐之进士不独文才内美，仪表风度亦必多有可观，这便使进士与妓女的交往先就呈现出一种直观双向作用的愉悦基调。　　唐以前的小说表现男女恋情不外两途，一是植根于现实社会，往往取材于稗官野史，此可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故事为代表，估称之为“闻琴解佩”式，唐人之《莺莺传》、《非烟传》，可视为其流亚。但因格于礼法，碍于环境、地位、身份，这种恋爱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于是乃取资于非现实的虚幻情境，藉仙妖狐鬼以寄托人间的绮思丽情，遂有大量的志怪传奇敷衍其事，其例不胜枚举，是为第二种表现方式。　　青楼业的勃兴使文人士子的浪漫情怀终于有了现实的用武之地。妓女的风情谈吐、酬酢应和尽管都是迎合社会趋尚的牟利手段，却与士人情爱理想中的异性伴侣标准暗合。而详察唐代士人与妓女之关系，不难发现其中虽有功利成分，然亦不能排除审美因素。盖因妓女固属特殊商品，赖色艺以谋生，起始即被摒斥于礼教伦常之外。其声名、地位、收入之黜陟升沉，全视士人之品题月旦，“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注：见范摅《云溪友议》卷中。）因此不得不提高修养、技艺水平以承接士人。《北里志序》载平康里南曲、中曲云：“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然则旦夕与当日社会菁英相盘桓，饮博调侃，奉和酬答。士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主体意识乃至文采风度、浪漫情趣或多或少要在妓女身上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妓女有可能倾向于以一种审美的态度甄量人物，发抒情感，品味生活，并进而去寻觅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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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本《徐渭集》封面

省吧没有市吧人多呵呵

佳人姐我真是太难受了啊 http://post.baidu.com/f?kz=120187734

滕王阁雅集启(赣籍诗友请进)[也跟陶公有点关系呵呵] ——一得愚生 / 2006-2-19 敬启者吾江右文脉，肇自陶元亮渊明。其后有唐刘慎虚、王季友、陈陶诸公，各擅其美。至宋欧阳文忠公修、王荆公安石、曾南丰巩、黄山谷庭坚、杨诚斋万里、姜白石夔、文信国天祥，无不开宗立派、独领风骚。洎宋以降，有虞道园集、揭文安公傒斯、范德机椁、句曲外史张公羽、陈散原三立、陈义宁寅恪，亦推文章宗主。然自国朝鼎革以来，江右文风式微，不绝如缕。故吾侪生当盛世，宜振凋起敝，克绍箕裘，使吾赣诗风丕振，雄风再起，鼓旗重开，吾侪其勉哉!故某不避谫陋，与同仁倡一雅集，预于三月初三日(公历三月三十一日)，与诸江西籍诗友聚於南昌滕王阁下，共商豫章诗社成立事宜，望诸位念桑梓之谊，辗转相告，踊跃来赴，故布告於此，希版主置之於顶，吾等感激不尽矣。执笔：剑川(丰城)丙戌岁杪拟邀发起同仁：丰城：商隐斋主人(剑尘)都昌：一得愚生(鄱湖野人)、红叶南昌县：殊熠在天萍乡：风生水起(水击三千)、李汝启、孤鸿远影南昌：阿二(亚历山大)、寒砚上饶：披云、翰林院的老鼠星子：海风（华仔）九江：浔阳倦客景德镇：柳父泰和：剧饮千杯（青衫磊落）赣州：sun19691969临川：楚成靖安：东篱雪南城：龙文鸳侣婺源：天涯倦客豫章诗社筹备组QQ群：21268607

一次聊天记录微尘 22:40:59 迟早有天我会受不住的马锐 22:35:33 更无聊哈哈马锐 22:35:38 别的啊微尘 22:41:12 你无聊啊微尘 22:41:15 打不开马锐 22:35:58 你怎麽说变就变了啊马锐 22:36:11 你原先不这样对我的啊马锐 22:36:17 微尘 22:41:51 我没变微尘 22:41:58 本来就是这样马锐 22:36:31 是我变了微尘 22:42:05 你自己变了吧马锐 22:37:00 我终于露出本相了啊微尘 22:42:48 是的微尘 22:42:53 你很无耻微尘 22:43:05 一个男的搞得像同性恋一样微尘 22:43:09 马锐 22:37:49 算了别说这些了马锐 22:37:59 你也骂够了马锐 22:38:21 我说的都是玩笑话马锐 22:38:30 你别当真啊微尘 22:44:10 我这人听不起玩笑话微尘 22:44:16 你这玩笑话过头微尘 22:44:21 以后少说吧马锐 22:38:50 对不起

四库馆臣行云流水般地考证之一例知非堂稿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元何中撰。中有《通鉴纲目测海》，已著录。据中《自序》，所著尚有《易类象》三卷、《书传补遗》十卷、《吴才老叶韵补遗》一卷、《六书纲领》一卷、《补六书故》三十二卷、《通书问》一卷、《苏邱述游录》一卷、《搘颐录》十卷。今自《通鉴测海》以外，惟《通书问》及此集仅存。然《自序》称有《知非堂稿》十七卷、《外稿》十六卷。顾嗣立《元诗选》载《知非堂稿》十七卷、与《自序》合。王士祯《居易录》作十六卷，亦与《自序》、《外稿》合。此集止六卷，似非完书。然嗣立之所录与士祯之所称者，已均在此六卷之中，又似无所亡佚者。岂後人传写，或合并其卷数；抑或重为选录，汰其繁冗，故篇帙虽减，而名章隽句一一具存欤？诗集之富，唐无若白居易，宋无若陆游、杨万里。而珠砾并存，往往使後人以多为憾。是编佳制具存，而芜词较少，可谓刊糟粕而存菁华。即非足本，亦不必以不完为歉矣。出《四库总目提要》

四库馆臣行云流水般地考证之一例：知非堂稿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元何中撰。中有《通鉴纲目测海》，已著录。据中《自序》，所著尚有《易类象》三卷、《书传补遗》十卷、《吴才老叶韵补遗》一卷、《六书纲领》一卷、《补六书故》三十二卷、《通书问》一卷、《苏邱述游录》一卷、《搘颐录》十卷。今自《通鉴测海》以外，惟《通书问》及此集仅存。然《自序》称有《知非堂稿》十七卷、《外稿》十六卷。顾嗣立《元诗选》载《知非堂稿》十七卷、与《自序》合。王士祯《居易录》作十六卷，亦与《自序》、《外稿》合。此集止六卷，似非完书。然嗣立之所录与士祯之所称者，已均在此六卷之中，又似无所亡佚者。岂後人传写，或合并其卷数；抑或重为选录，汰其繁冗，故篇帙虽减，而名章隽句一一具存欤？诗集之富，唐无若白居易，宋无若陆游、杨万里。而珠砾并存，往往使後人以多为憾。是编佳制具存，而芜词较少，可谓刊糟粕而存菁华。即非足本，亦不必以不完为歉矣。出《四库总目提要》

抱素斋论书(ZT) 如何要求当世书家是不是不会诗文，只抄别人的作品就堪称书家若我等以此等标准衡量书家（实则字匠标准），则书法发展前途实堪忧矣《兰亭序》以传，首仗其文，《祭侄稿》亦然有宋一代，苏黄米蔡等无不以文名世历代书家无不若此永禅师，逸少苗裔，“多年不下楼，退笔成冢”，然其作为一代高僧，我等安敢信其毫无文采，不过其独以书名传耳正如吾文《富龙城铭》开篇所言：“夫自古之善饮者，晋称刘伶之豪，唐标李白之逸。伯伦能饮，杜康遂使扬名，太白一醉，斗酒即成百篇。而太白雅逸，诗名远播，伯伦恣性，文采鲜闻。虽同为贤达，太白传以诗名，伯伦彰以酒誉。然则，文人嗜酒千古不易，诗酒之缘古已有之矣。” 太白雅逸，诗名远播，伯伦恣性，文采鲜闻。虽同为贤达，太白传以诗名，伯伦彰以酒誉伯伦文采亦非常人堪及，而传以酒誉，亦何怪乎记得当年赵家熹老师生前与我等言及当世谁人字可以传世之语，其自信若此颇令吾生疑，数年过去，纵使刘炳森先生作古，又见如何而赵朴老，启元白西行，身后著作恢宏浩渺，常能令人抚著追思，诗文之力远甚于书迹也息霜——弘一大师所以愈发令人敬仰，所赖其令人仰止之学养板桥、伯年者，虽糊口度日，然其当时已为大家，人所共知，穷困者，世道若此，与他无干至于凡高，西方艺术与我等论及东方艺术相差庭径之间，宜作专论，此处不涉究竟书家若何，历史自有定论所谓取法乎上，此修业基理也至于人以书传、书以人传的道理，就不必再论了王羲之之才，人所共见，亦文豪巨擘，然有文名为书名所掩之虞，或言不足道者，大谬矣关于逸少，我有专文论之，不仅文坛宗师，与孙、谢诸文豪兰亭禊诗以其为序文，绝非独以其善书故者其政治军事上亦有卓见，然其作为魏晋时期尚韵高人，明洞世事，藏敛不露，故因有偏颇视之，在此不作赘语而书当以人传之理，宋四家以君莫易京之位，正为一例，故非人正而不得传也，自当为书理所宗之余无多论，望诸道兄明鉴与众方家谈论，何其畅快

再也没有人关爱我了哭

孙中山挽黄兴说“随陆不武绛灌无文” 此话本刘渊夫子自道也

漳河水我真的很想你啊笼鸟槛猿俱未死,人生相见是何年?

朋友们都远离我了

少安你叫我滚出来吗

公路收费吸尽了民脂民膏！！！！！！

茶事(ZT) 我喜欢喝茶，觉得比饮料好，苦涩中有清香，且能提神。由喝茶而想了解茶，于是去翻阅了一下《茶经》，知道茶有“轻汗发而肌骨清”、“有力悦志”等好处，能“与醍醐甘露相抗衡也。”然而我却不是那种会品茶的雅士，仅仅一直喜欢喝茶而已。或可说是那种喝“自然主义的茶（冈仓觉三语）”的人吧。　　茶在中国的历史颇为悠久，据说公元500年左右饮茶的习俗开始在华夏大地广为传播，那是南北朝时代。到了唐代，“茶圣”陆羽著《茶经》，对饮茶进行了最初的文化阐释：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后来陆羽这本书传到日本，日人林左马卫藏著有《茶经解说》一书。茶在日本变得神圣起来，饮茶成为“茶道”。茶道的提倡者，16世纪的日本艺术鉴赏大师千利休主张茶道的宗旨是培养和陶冶人的“和、敬、清、寂”之情。这的确不失为一种高尚情操。其实中国也有自己的茶道。譬如福建的“功夫茶”。据《潮嘉风月记》载，功夫茶要“细炭新沸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呷之”。其茶具小巧精致，伺候喝茶的亦是丫鬟书童，甚至还规定火与茶具相距七步为度，这样沸水从火上拎下至沏茶时的温度才合标准。其“道”有很大的表演色彩。喝“功夫茶”你得有“功夫”，有那份闲情逸致才行。知堂老人在散文作品《泽泻集》中对日本的“茶道”做了精辟的解释。其云：“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此种风尚或与中土的僧人饮茶有点仿佛，譬如《五灯会元》卷九如宝禅师条下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　　　　　　我喝茶自然不讲究什么“茶道”，无论早起还是深夜，无论热茶还是冷茶，也无论浓淡，我都一概不拒。文人喝茶，引为雅事雅谈。宋人陈与义有佳句云：“春裙玉面初相识，九月茶花满路开。”“《简斋集·初识茶》”。宋人杜小山的《寒食》诗这样写道：“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品茗赏梅，其雅趣不亚于品酒。苏东坡有赞茶句：“茶笋尽禅味，松杉皆清音。”另有一种说法，其云：酒是纵横江湖的侠客，茶是隐逸山林的高人。此论可称妙喻。《红楼梦》是人间奇书，其品茗谈茶之语亦大为不凡。其中妙玉小尼言道：“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驴了。”而唐人卢全的茶诗尤好，诗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孤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全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心灵，七碗吃不得，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想起古人所说的“两腋习习清风生”的境界，我很是神往。　　　　　　饮茶，真可谓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无论是喝大碗茶，或是小酒盅似的功夫茶。无论是喝龙井、毛尖，或是平常的花茶末，甚至未经炮制的山茶，其消乏解渴，称心惬意，大致相同。何况春朝独坐，寒夜客来之际，身心困顿，素朋欣聚之时，一盏在手，更能引起许多绵思遐想，哀乐悲欢，文情诗韵，娓娓情怀，款款心曲……酒使人沉醉，茶使人清醒，几杯茶罢，凉生两腋，那真是“乘此清风欲归去”了。　　　　　　茶须在空闲的时光里才能品味，一个人只能在这种神清气爽，心气平静，知己满前的境地中，才能领悟到茶的滋味。正如“茶录”所云“其旨归于色香味，其道归于精燥洁。”然而我却无法完全品味茶的精髓，可能我无法做到“用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俗世中有太多的纷扰，平常人又岂能避身世外？　　茶的感觉很奇妙，是那种“宠辱不惊，任窗外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平淡与幽闲。周作人曾写文章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一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现代人可能无法享受这种“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的清空了。我只愿与知心朋友二三饮茶聊天，无所不谈，亦很知足了。

清朝灾荒史料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8月2日(六月十六日)，黄河于河南省祥符汛地三十一堡处决口。黄水围开封城八个月之久，并泛溢千里，直注洪泽湖，水灌涡河、淮河、河南、安徽被灾甚重，并延及湖北、江苏、江西等省。河工甫竣。“腊底又复决口”。据8月7日(六月二十一日)上谕，河道总督文冲曾于数日前上奏：“本年人夏以来，黄河来源甚旺，各厅纷纷报险，所有下南厅祥符上汛三十一堡，滩水已过堤顶，漫塌二十余丈。”⑥但究于何日决口，未详。曾国藩在一封家信中曾说： “黄河于六月十四日开口。汴梁四面水围，幸不淹城。”⑦但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在奏折中则称：“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祥符汛三十一堡漫口，省城猝被水围，其非常之险层见叠出。”⑧今暂从后说。水围开封情形，史料记载颇多。如赵钧《过来语》记： “六月初八日，黄河水盛涨。⑥ 《清宣宗实录》，卷353。⑦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版，(一)，第10页。⑧ 《录副档》，道光二十二年(日期不详)鄂顺安折。至十六日，水绕河南省垣，城不倾者只有数版。城内外被水淹毙者，不知凡几。”①《清代七百名人传》中《邹鸣鹤传》云： “是年六月，河决祥符上汛三十一堡，省城猝被水围。(开封知府邹)鸣鹤露宿城上七十昼夜，随同巡抚牛鉴等竭力修防。省城形如釜底，堤高于城，河水冲决，势如建瓴。……堵御八月之久，城赖以全。”②一份专门奏报此事之折片称：“臣于七月二十二日到省，正至急至危之时，即驻宿城头，督率官民日夜防守。目击浪若山排，声如雷吼。城身厚才逾丈，居然迎溜以为堤，而狂澜攻不停时，甚于登陴而御敌。民间惶恐颠连之状，呼号惨怛之音，非独耳目不忍见闻，并非语言所能殚述。所赖官绅士庶不避艰危，凡可御水之柴草砖石无不购运如流，凡力能做工之弁役兵民无不驰驱恐后，始能抢修稳固，化险为平。至霜降以后，水势虽见消减，而凌汛旋又届期，复经署开封府邹鸣鹤会同兰仪同知张承恩等先事预防，所有冲顶之处，皆密排逼凌木桩，冒寒守御，城身幸未被冰击撞。迨上游解冻，即据驰报，万锦滩骤然长水，又须加倍严防。计自上年六月望后至本年二月初旬，共阅八月之久，大溜一日未经离城，即一日不敢稍懈。……伏查此次省城被水，实出非常，为二百年来所未有。”③此折原件残缺，作者不详，但据奏折内容推断，似为新任东河河道总督朱襄所上。原河督文冲，已因黄河漫决被朝廷革职。与此同时，清廷还命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及庶吉士慧成“督办东河大工。”④当时，鸦片战争中坚决抗击英国侵略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投降势力的排挤打击下，正被道光帝下令“发往伊犁效力赎罪”⑤。由于王鼎的要求，清廷同意先让林则徐“折回东河”协办河工。林则徐在东河工次，曾作诗多首，有的诗也反映了开封围水的惨况：“尺书来讯汴堤秋，叹息滔滔注六州(原注：时豫省之开、归、陈，皖省之风、颍、泗六属被淹)。鸿雁哀声流野外，鱼龙骄舞到城头。谁输决塞宣房费，况值军储仰屋愁，江海澄清定河日，忧时频倚仲宣楼。”另诗中还有“狂澜横决趋汴城，城中万户皆哭声”之句。⑥黄河决口后之水势趋向，据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遵查黄河大溜，直奔河南省垣西北城角，分流为二，汇向东南，注至距省十余里之苏村口，又分南北两段，其北股溜止三分，南股溜有七分，计经行之处，河南安徽两省共五府二十三州县，被灾轻重不等。”⑦ 8月23日(七月初七日)上谕亦云：“现在水势，口门下分为两股，一绕省城西南下注，一由东南而行，均至归德、陈州两府属归人江境等情，是江苏安徽两省漫溢淹没之处，定已不少。”⑧但是以巡抚牛鉴为首之河南地方官吏，只注意“力卫省城”，不及其它；虽上谕曾强调“省城固为紧要，亦不可顾此失彼，著牛鉴多集人夫料物，设法分疏溜水，抢护堤．工缺口”严但牛鉴等仍以“正河业经断流，护堤决口，势难抢筑”为借口，“议专卫省城，

领略瘦西湖(ZT) 　瘦西湖是扬州的骄傲。从我儿时起，瘦西湖如雷贯耳的名气就深深烙在我的记忆中，每每令人心驰神往、梦绕魂牵。　应该感谢清代杭州诗人汪，是他的诗句给了瘦西湖这么一个别出心裁的名字。据清代陆以怡《冷庐杂识》记载和今人统计，全国以“西湖”命名的风景区有三四十处之多，而“瘦西湖”仅扬州一个。确实，与“淡状浓抹总相宜”的杭州西湖相比，一个“瘦”字尽得风流。福建诗人学者邓拓对此曾赞叹有加：“瘦了西湖情更好，人间美景不胜收。”书法家林散之的偏爱之情更是跃然纸上，他写道：“漫说西湖天下瘦，环肥燕瘦各知名。怜她玉立亭亭柳，送客迎宾总是情。” 　来到瘦西湖，我们从正门进入景区，开始是步行细睹芳容，随后又乘旅游船寻胜观景，总算了却了少时的一桩心愿。原来，瘦西湖共有50多公顷的游览面积、6公里多的游程。其前身不过是一条时宽时窄的河道，然而，通过历代园林设计师依据其曲折变化的特点精心布置，终使之以其起伏多姿的陂岸，清流映带的碧波，蓊郁芳鲜的佳卉，幽窈明瑟的厅堂构成集景式水园林群落而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漫步瘦西湖，仿佛是在领略一幅舒展不尽的绚丽画卷。虽然眼下秋季将尽，却依然风和日丽，杨柳依依，绿波荡漾，岸草铺碧，天光云影，风送花香，缕缕春意像从所有的地方向你簇拥而来。整个西湖犹如一条轻柔的白缎，委婉曲折，楚楚动人，静静地展现在岸边花草树木、亭台楼阁之间。湖水清澄，波光粼粼，游鱼细石，清晰可见；两岸三步一亭，五步一园，各具特色，斗艳争奇、尤有诗词碑刻，匾额；连对，恰到好处，点缀其间。时不时，还有青石板铺就的曲桥，大理石砌就的拱桥，竹木搭成的栈桥，错落有致，沟通两岸。还有那形如花瓶、高高矗立的白塔，在苍松翠柏的环绕之中更显得雄伟和庄重。　五亭桥是瘦西湖的标志之一，这座建筑在莲花堤上的莲花桥是清代的建筑，系扬州盐商为迎奉乾隆临幸而建。其拱形石桥上呈工字形排列的五个桥亭翘檐攒尖，壮秀和谐，结构严谨，造型独具匠心。名气很大的还有历代文人吟咏的二十四桥，该桥长24米，宽2．4米，层级24层，栏柱24根，上镌云纹，栏板上是彩云追月的浮雕，桥墩花台上植有鲜花，整座桥处处蕴含着“云、水、花、月”四个字的寓意，这也许便于人们从中感悟古诗人杜牧“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意境。巧的是我们到达的时间临近国庆中秋双节，瘦西湖两岸的主要建筑和高大树木上均悬灯扎花，万紫千红。宽阔一些的湖面上有搭出平台水榭，还布置了丰富的霓虹彩灯和花草装饰的图案标语，到处充满了浓浓的喜庆气氛。　放飞思绪游名胜，我得以饱览了瘦西湖自然曲折的脉脉清流、随势造景的亭台假山、娇娆繁盛的四季花木、典雅秀丽的湖上园林，以及熔铸古今的笔墨精华。我感到又媚又俏的瘦西湖，果真是一幅构思精巧的立体的画，一首风韵无限的无声的诗。

极右分子永远是上层人士的代言人与底层民众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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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者——我眼中鲁迅的一个侧面(Z) 一直以来都以为，瞿秋白是最懂鲁迅、最可能成为鲁迅朋友的人。他们是看到对方的文章，有过文字交情后才见面熟识的。1932年夏天，在冯雪峰的陪同下瞿秋白第一次访问了鲁迅。两人一见如故，彼此为了谈话而都放弃了午睡，直到夜色催人才依依分手，两人的友谊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两人都彼此将对方视为知己。瞿秋白搬进鲁迅代为寻的上海东照里新居后，马上就在屋里挂起鲁迅书赠的立轴，上面写的是鲁迅从《烟屿楼笔记》中清人何瓦琴“集禊帖字”摘出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此联其实道出了二人共通的心事——偌大个世界，有谁真正理解自己、明了我心？在《鲁迅杂感选集》的万字序言中，瞿秋白特别指出，鲁迅往往是借私人问题去探讨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陈西滢、章士钊等类的姓名都可以当作普通名词读，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这真是说到了鲁迅的心里。秋白被害后，鲁迅忙着出版了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上卷出版后，鲁迅很宽慰地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么讲究的出过，虽然是纪念何苦，其实在我也是一种纪念。”许广平听了，还不解地问：“为什么？”是呀，她如何能理解鲁迅、秋白的心境呢？秋白和鲁迅在一起，往往感觉夜太短。深层次的交谈，从政治到文艺，从实际到理论，从古希腊到莫斯科，轻松、愉快、活泼。天亮了，彼此交换阅读写成的短文。瞿秋白做《“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鲁迅和以《论“第三种人”》；鲁迅作《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秋白则和之《慈善家的妈妈》和《鬼脸的辩护》。秋白曾在一封给鲁迅的短信中署名“犬耕”，自谓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实属“历史误会”。鲁迅则略带调侃地称呼秋白“何苦”——他明白秋白的心意——何其痛苦或者何苦来哉。两人在一起的时候，秋白尽管身体不好，用饭时还是随鲁迅喝了些酒。喝酒固然是快意的，但谁能体会出那其中流露出的内心的凄凉呢？鲁迅和瞿秋白的交往非常密切。秋白经常在鲁迅家长谈，鲁迅闲暇时也会和广平、海婴一起到秋白那里坐坐，聊聊天。鲁迅还代为他找居所，提供避难地以及经济上的支持。但是，这并不能导致两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因为要说起来的话，许寿裳和鲁迅交往得更早，鲁迅在北京购房时还找许寿裳借过钱款，其亲密程度丝毫不亚于秋白。可实际上，许寿裳并不是鲁迅的朋友——我说的是在我的话语系统中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总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瞿秋白和鲁迅的心灵深处是暗合的，那意味着神秘生命之流的交汇，其中隐藏着某种共同的契机。瞿秋白曾写了一首七绝赠给鲁迅：“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他向鲁迅无遗地袒露了内心的感伤，虽然跋语是“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但毕竟还是一份“‘忏悔的贵族’的心情”。在临死之前，秋白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心灵路程，挖掘出心中最隐秘也是最真实的思想[17]，写下了《多余的话》一文。不知道鲁迅和瞿秋白在一起谈话的时候，谈得最多、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不知道鲁迅是否看到过最能揭示秋白真实思想的长文，更不知道鲁迅看过之后会有怎样的感想，但我在读完它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野草》。《多余的话》和《野草》都有大量孤独、惆怅、彷徨、不合世俗的意象，很难准确地描述出两者在精神气质上相象到了什么程度。钱理群、王得后曾指出：“鲁迅所采用的各种文体在功能上有所分工的：大致说来，他的小说与杂文偏于‘为别人’与‘为敌人’，而他的散文（特别是其中的散文诗）是更偏于‘为自己’的”[18]，鲁迅曾一再声明，“《野草》只属于他自己”[19]，许寿裳也说《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20]。我们能不能说它代表的也就是鲁迅最隐秘、最真实、最根源的思想呢？无论我们要用怎样的词来形容他们这种相通的思想：寂寞、颓废、空虚，它都毕竟属于鲁迅、秋白的心呐。

请问真的有这样的事吗？？？自杀的农妇叫李爱芳，今年52岁，是运城市盐湖区北相镇西张贺村人。7月1日，李爱芳的丈夫张百望到临猗县城卖瓜，中午返家途中，三轮车被临猗县交通局卓里稽费所扣住，要求交465元的养路费。张百望身上的钱不够交费，打电话让李爱芳送来。电话中李爱芳一直抱怨瓜卖不了，车怎么又被扣了，当日下午，李爱芳上吊自杀。事发后，临猗县交通局“出于道义照顾了张百望4600元”。李爱芳之死，在运城引起巨大反响，西瓜难卖的阴影更加浓重地笼罩在运城瓜农的心头。

王如绘: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考证 1898年10月25日，以赵三多为首的冠县、威县等地义和拳在冠县蒋家庄马场聚众起事，公开揭举出“灭洋”的旗帜。但旗帜上所书何语，却言人人殊，计有“助清灭洋”、“扶清灭洋”、“顺清灭洋”、“兴清灭洋”、“举清灭洋”、“从清灭洋”等六种。义和团运动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地域，产生过多种“灭洋”口号。这些语言色彩各有异同的口号，是与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是判定各种不同类型的义和团组织宗旨的重要依据。冠、威两县为中心的直东交界地区义和拳，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来源之一，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义和团运动就是由冠、威地区义和拳开其端，因而，澄清其举事口号尤有必要。一　伊索勒日记不足为据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之所以如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因为迄今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举事口号的原始中文记载。现有的六种说法中，“助清灭洋”、“兴清灭洋”是依据调查或回忆材料，其他几种则主要是译自外国传教士的记载。外国传教士当时据传闻将口号译成外文记录下来，在原始中文记载付诸阙如的情况下，这种外文记载当然是弥足珍贵的。但今天我们将这种译为外文的口号再回译为中文，却并不容易。这种回译，是一种复原的工作，一要符合外文的原意，二要通过认真的历史考订证明其在历史上实际存在过。较早引起人们注意的外国传教士的记载，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伊索勒(P.Remy Isoré)的日记。伊索勒汉名赵席珍，1898年任直隶威县赵家庄教堂司铎，兼任当地教会所设赵家庄公校校长。赵家庄距义和拳举事地点蒋家庄约有30里路，10月25日10时，有教徒将义和拳已经举事的消息报告了伊索勒。伊索勒遂在日记中记录了义和拳举事的大体情况，特别是记录了义和拳旗帜上所书口号为："Obeissance aux Tsing,mort aux Européens"（注：P.Remy Isoré,"La chrétienté de Tchao-kia-tchoang sur le pied de guerre"，转引自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63。）。后来，施达格在所著《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引用了伊索勒的这一记载，并相应地将口号英译为"Obedience to the Tsing;Death to the Europeans"（注：George Nye Steiger,China and the Occident: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xer Move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7,p.132.）。1941年，吴宣易将施达格此书节译，以《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为书名出版。其中有关伊索勒日记部分的译文是：“早晨六时，有人告余，义和洛几伦（即义和拳）已经起事，其旗帜系黄色而镶以黑边，上标扶清灭洋四字”（注：吴宣易译《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正中书局，1941年，第4页。“早晨六时”系施达格原书误译。）。后来人们在提到施达格所引述的这段日记时，沿袭了吴宣易的译法（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8页。）。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少义和团研究者都据以认为，赵三多所领导的义和拳举事口号为“扶清灭洋”。其实，吴宣易将口号译为义和团运动时期最为流行的“扶清灭洋”，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它既不符合施达格英译的原意，也没有其他文字资料和一般口述资料的佐证。随着伊索勒日记法文原文的发现，人们对这一口号的译法产生了怀疑。龚杰文首次据法文原文译出了伊索勒日记的全文，其中将旗帜上所书口号直译为“顺清朝，杀欧洲人”（注：《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年第1期，第35页。）。之后，沈保义又对龚译进行了校订，校订稿将该口号改译为“顺清，灭洋”（注：《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4期（1987年8月）第1页。）。这两种译法都忠实于法文原文的文意，不过沈译更符合义和团口号的一般格式。而且，“顺清灭洋”口号是见于记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口号。比义和拳举事早一两个月，四川大足的余栋臣起义就曾经揭举出这一口号。由此，一些论者开始主张，义和拳举事口号就是“顺清灭洋”。有的甚至进一步论证该口号早在1897年就已出现，并可能通过山东诸城籍大足县令丁昌燕的渠道传向四川（注：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4-105页。）。但这毕竟只是提出了一种猜想，而没有提出相关的证据。“顺清灭洋”口号发生于四川大足，有其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顺”是与“逆”、“反”相对举的。余栋臣起义队伍以哥老会为主体，哥老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余栋臣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反对外国教会斗争的需要，改变多数哥老会员坚持的“反清”宗旨，才有“顺清”的提出。在赵三多所领导的义和拳那里，并无反清的背景，有一些义和拳师甚至连赵三多参与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动都加以反对，说：“我们的祖师从明末清初传道到现在够十六七代了，文的烧香与人治病，武的练武以壮自己身体，没有做犯乱的事”（注：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334页。）。既然赵三多及其义和拳以往并无反清宗旨，又何来“顺清”之说呢？

来新夏：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近来，学术界企盼已久的新编《清史》工程已在紧锣密鼓地启动。整理文献史料是修史的基础，而发掘史源当为整理文献史料的先行。清人笔记既有较长发展的历史基础，更有大量的储存可供开采，只可惜学人多为传统观念所囿，视笔记为丛残杂书，对其史料价值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这是一个值得学人深入挖掘的史源，对其他史料可以起至补充、互参的作用。在此，笔者不妨举例加以说明。政治史料。清朝入关建政后，对东南汉族缙绅地主，采取裁抑政策，屡兴大狱。哭庙、奏销、通海诸案，无不对此而发。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董含《三冈记略》、叶梦珠《阅世编》等均有所记。如顺治十八年“奏销案”起，部文至闽，海外散人《榕城纪闻》记曰：“钱粮欠二两者，绅衿解京定罪。”清代吏治腐败，残民以逞。对此，时人笔记记其为害之烈独详。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屈大均《广东新语》、徐昆《遁斋偶笔》、王应奎《柳南续笔》、杨光辅《淞南乐府》、许仲元《三异笔谈》等无不有具体记述，足备史征。典制为政治生活中要务，其掌故细节，正史不可能详记，因而非求之笔记不可。如王士祯《香祖笔记》、彭邦鼎《闲处光阴》、昭《啸亭杂录》、福格《听雨丛谈》、陈康祺《郎潜纪闻》及《燕下乡脞录》、英和《恩福堂笔记》、继昌《行素斋杂记》等等，均有较多有关典制的条目，为一般政书专著所不及。经济史料。土地所有制为封建经济的基础，欲知占有土地之巧取豪夺手段及经济地位之升降等细节，就需从笔记中求索。如黄《锡金识小录》、叶梦珠《阅世编》等记有置田弃田之心态变化；而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谈迁《北游录》等对世家之沦落多有记述。物价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一些正史记载多失之于笼统，往往多作“物价腾涌”等文人之笔，而笔记中则记载具体，颇可采择。如叶梦珠《阅世编》记清初上海、华亭、南汇等县十余种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艺品的物价极细，并以比较各年的价格升降，来论断顺、康时期的土地和民生状况。关于手工业经济的记载当推屈大均《广东新语》为最，范围既广，描述亦详。举凡铸铁、酿酒、制陶、织葛及制纸诸业，均有详细记载。许多特种手工业常被漠视，而风土笔记中保存甚多。如周生《扬州梦》记扬州漆器，周亮工《闽杂记》记福建五种工艺绝技皆是。社会史料。清人笔记对清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社会风尚，也有很多具体记载，如佚名《燕京杂记》记京师开业医生，范祖述《杭俗遗风》记杭州锡箔工、缝洗工、厨司、埠夫等，李斗《扬州画舫录》记厨行承办宴席情况，顾禄《清嘉录》记苏州穷苦居民无一技之长，常在玄妙观为人“装水烟为生，逢人支应，以些少钱回赠之”。游民为重要社会问题，一般只注意穿州过县的游民群活动，较少注意其谋生方式。严如翌《三省山内杂识》记川楚边界棚民生活方式颇详；李斗《扬州画舫录》、顾禄《清嘉录》等记扬州、苏州等地说唱、杂技、优伶、娼妓、地棍、流氓、乞丐、驿卒等游民层的营生也很细。文化史料。考据辩证类笔记是清人笔记之大宗，这些著作都是学者考订文字、注释名物之作，对文献研究提供了方便。如沈涛《交翠轩笔记》、《铜熨斗斋随笔》及《瑟榭丛谈》等就是考订古籍及读书杂录之作。另有一种是兼及传闻掌故与社会生活的杂考之属，如高士奇的《天禄识余》、王应奎《柳南随笔》正续、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毛祥麟《墨余录》等对事物原始、方言俗语、小说戏剧等均有涉及。至于社会一般文化生活，如戏班、戏园、伶人等逸闻往事则更可从笔记中搜求。如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之记京师四大戏班，张昀《琐事闲录续编》之记伶人余三盛，甘煦《白下琐言》之记南京戏班艺人之绝技，陈作霖《炳烛里谈》之记南京戏园，倪鸿《桐阴清话》之记广州戏园等，均可补这方面史料之不足。上述四方面的史料，仅为掇拾示例，借以明笔记史料之价值，或可诱发学者挖掘此一遭漠视之史源。光明日报 2003年5月20日

精英寡头化只会加剧下层民粹化(Z) 将导致来的后果只有一个：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整个社会弥漫着仇恨的空气，上层视底层为愚氓，下层视上层为仇雠。

五律要旨清代时文（八股制艺之文）大家管韫山尝论诗，言甚妙，录以细味之。谓：「五言古诗，琴声也，醇至淡泊，如空山之独往；七言歌行，鼓声也，屈蟠顿挫，如渔阳之怒挝；五言律诗，笙声也，云霞缥渺，疑鹤背之初传；七言律诗，钟声也，震越浑鍠，似蒲牢之乍吼；五言绝句，磬声也，清深促数，想羁馆之朝闻；七言绝句，笛声也，曲折嘹亮，类羌城之暮吹。」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下‧管韫山之论诗》

高岱明:酒乡醉韵　　淮上美酒远飘香　　二十年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淮河下游的下草湾，发现了1500~1200万年前的古猿化石，定名为“双沟醉猿”。专家认为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古猿化石”。古猿醉于双沟酒？当然不是。令他们久久沉醉的，是由落在石坳中的果实自然发酵而成的天然果酒。　　那么，人工酿造淮酒始于何时？至今是个未解的谜。　　从众多考古发现来看，六七千年前，淮夷就已制作了红砂陶杯等酒器，天然果酒乃可遇不可求之美事，哪有那么多“甘露”、“天乳”供人饮用？说明当时已发明了人工酿酒术。据晋江统《酒诰》：“有饭不尽，委之空桑。积郁成味，久蓄气芳。”淮人造酒之始，想必走的也是这条路。　　由高适《涟水题樊氏水亭》“亭上酒初熟，厨中鱼每鲜”可知，盛唐不禁私酿，民家常自足酒饮。作为淮酒集中产地之一的高沟，酿酒始于西汉，唐时已很出名。韦应物过此，闻酒香，开怀畅饮，欣题“三日开瓮香满城，甘露微浊醍醐清”。清初，王士禛也称“六塘河中水，高沟十千酒。古来佳丽区，遥当五湖口。”《小蓬莱仙馆传奇》的作者、沭阳女诗人刘清韵，则赞美高沟天泉槽坊的酒“味占东南第一家”。直到今天，有着“今世有缘，今生无悔”丰富文化内涵的高沟“今世缘”名酒，依然与广大消费者结下了不解之缘（1）。　　盱眙玻璃泉酒，琥珀色且透明，故张耒有“玻璃美酒旧知名”之说。曾几《食白鱼》诗中也道：“安得玻璃泉上酒，藉糟空有白鱼肥”。　　元丰七年除夜，苏轼谪官南下，路过泗州，深感友人赠酒相慰之情，写下了七律《泗州除夕雪中感章使君送酥酒》。酥酒产于淮平镇（后称双溪或双沟）。此镇“南街到北巷，三步两槽坊。”明代有首民歌唱道：“淮上行船望双溪，但闻酒香十里堤。未饮先有三分醉，不知何日是归期。”清雍正十年，贺氏在此开了家全德槽坊，所产大曲“名驰冀北三千里，味占江南第一家”。宣统二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评为国际名酒第一，获金牌，次年又获巴拿马赛会奖，为中国白酒在国际上获奖之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被命名为“国家名酒”。　　汤沟酒最早产于北宋年间，明末即享盛名。《长生殿》的作者洪升曾赞道：“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1915年，汤沟大曲荣获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银奖。　　以“山雨欲来风满楼”闻名的诗人许浑，路过楚州，曾流连于“刘伶台下稻花晚，韩信庙前枫叶秋”（2）。循诗人足迹，出山阳旧城瞻岱门，向东北不到十里，即樱桃园，再二里，淮河故道大堤上有座刘伶台，乃一敞亭，题额：晋刘伶先生墓。亭中央供泥像二，左伯伦，右杜康。刘伶着绿衣，戴晋人巾，执杯侧视杜康而微笑。亭东不远即杜康桥，临淮人家皆以酿酒为业，槽坊群集，汇成一大聚落。这才有了将最典型的饮人与酿酒大师供于一亭的趣事。清许汝衡《淮阴竹枝词》“杜康桥侧浪粼粼，多少提壶买酒人。闻道村家新酿熟，催租争贩瓮头春”即咏此。元宋伯仁《酒小史》所列淮安苦蒿酒、淮南绿豆酒，亦产于此。刘禹锡接受楚州友人宴请，“影近画梁迎晓日，香随绿酒入金杯。”所饮可能是未经蒸馏的绿豆酒。诗人是喜饮淮酒的，否则，白居易就不会在《除日答梦得同发楚州》诗中说“归兴吟可作，休恋主人杯”。　　《山阳县志》载：“韩世忠留屯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遗以巾帼，设乐大宴，俾妇人装以耻之。故人人奋厉。及秦桧欲收三大将兵权，拜世忠为枢密使，世忠遂以所积军储钱万贯、米九十万石、酒库十五归之于朝。”宋代官酿酒库集生产、贮藏与销售为一体，淮安城内酒库桥即其遗址。都统司酒楼则在八字桥。《五行志》：南宋“庆元元年，楚州饥，人食糟粕。”糟山酒池之下，乃有饿殍枕道！明代，仅山阳就有槽坊一百多家。正德六年，漕运总督陶琰奏称：“淮民造曲者，一岁所糜麦无虑数十万石，请权时禁之。”朝廷考虑税收收入，而罢禁曲之议。制曲用麦如许，造酒所需高粱当数倍之，生产规模已相当可观了。

“侮辱性对待”和“家庭虐待”(ZT) 一则不算新的新闻：因为连续5天性生活要求被拒，一名西班牙男子以“侮辱性对待”和“家庭虐待”为由将妻子诉上法庭。朕在杂志上看到这则消息第一时间就拿给爱妃看哦～不过爱妃好象并不象朕一样表示同情和理解，而是看了一眼说有病，并且把朕的杂志扔到沙发的另一头去哦～。丢我的书！？！我等爱书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可忍婶也不可忍，朕将以“侮辱性对待”和“家庭虐待”为由将爱妃诉上法庭！^_^ ^_^ ^_^再一则旧闻：孙静庵著《栖霞阁野乘》，“纪文达奉旨纳妾”一节，载：（纪晓岚）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廷，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于人，谓为“奉旨纳妾”云。纪晓岚和西班牙男子，身体倍儿棒哦～朕自叹不如哦～另：据朕所知，历史上没有包二奶的皇帝除朕以外好象只有隋文帝和明孝宗了，难得的很哪～

鉴观:闲话“八行书” 魏晋的清谈家生活很潇洒，像现如今的有闲阶级，让人羡慕。能静下心来读一些闲书，与不相干的人作一席闲谈，在当今社会已经十分难得。每与朋友聊，都有所得。怪不得小报有那么多的奇闻，并且都是在官方媒体上无法获得的信息。所以，除了正史，稗史也很调人胃口，读点也未尝不可。尝闻，某县长司机玩遍县内大小酒楼歌厅，所签账单按月份等在那儿，轮流由各乡镇长做埋单人。轮不到埋单的乡镇长进城的机会就要打问号了。乍听，有点不信自己的耳朵，堂堂一乡之长惟一介车夫马头是瞻？但并非空穴来风。家乡有一句流传很广的方言笑话：暮古惊奶，俺叔在县委养匪！意思是说，难道老子怕你，我叔叔还在县委养猪呢！至少，我与县衙靠得近，与县老爷贴得紧，衙门的事我熟。何况领导每天坐我的车，如影随形，行止尽在我掌握中。孙静庵《栖霞阁野乘》有一段话：“……某府大臣书启文案，月束仅十二两，而车马、宫室、衣服、饮食甚为豪侈，有月非数百金不能办者。”钱从何来，答曰：“予入款全在作八行书耳。”八行书，即请托之函件，或曰领导批条。其书八行为限，故称之。调任或外出公干（假公济私还少见吗？）之时，求一大臣手札，倒也不奇怪，怪在求八行书者，要探清此领导“所聘书启文案为谁，袖金遗之，文案乃视其所遗之多寡，而为之轻重其辞。”区区文案势焰若此，大臣政要更当何如！一位开酒楼的朋友听了“八行书”后显得很平静，与我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时所表现出的惊讶形成强烈的反差。随后，他说了一段他自己的故事。他告诉我说，现在生意不好做，签单赊账现象十分普遍。月末到单位收帐，三番五次找不到头儿。等到了头儿却说最近没钱，要排到某月某日，然后大笔一挥，“同意开支”下面签下大名。于是连声道谢，虽然没有收到款，心里也落个踏实。等到了这一天，财务给你一张冰冷的脸：没现金。你说咋办？朋友苦笑着问我。稍顿，他接下去说，有经验者总要袖点碎银打点“账房”，事情才会顺当。听起来是否有点像戏文，探监要贿赂牢头，拜访大臣要给门房包封，少了就不与通报。我很佩服现代人的聪明，从车夫们的手腕看来，其智商决不在古代小秘书之下。当然，相对巨贪而言，此辈只能算是“小巫”，但也不可小视，因其已成为古今之痼疾。我国历朝历代反贪倡廉之声不断，不知为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大声疾呼，对“八行书现象”应以毒瘤视之，坚决切除。国家之肌体才能康健，永葆青春活力。司机、秘书这些在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应当以人民利益为重，更不能蒙蔽领导的眼睛，甚至凌驾领导之上，宦官专权，大闹小鬼当家。如果“八行书现象”大行其道，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呜呼，如果闲聊中都是类似以上的话题，就不见得轻松了。做清谈家也非易事。

国宝:读《王西庄自掩其贪》吾乱“翻阅”《汉籍文献检索系统》，偶得清人孙静庵杂史《栖霞阁野乘》有短章《王西庄自掩其贪》，云：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诱楚諈，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王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其贪也。噫！王氏嗜财之脾性可谓盛矣，我不奇其举。吾尝耳闻目睹之唯财之举，俗见民间相互道“来财”、“发财”之语，奇闻赌坊“自伤见血，因赤带财”之说，亦常见双手作搂物状旺财之事。此类旺财奇举，可为中华之绝也！然，中华绝甚之观在于王氏之“贪吝不已”，“而著作常存”，“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其贪”也！君不见，当年山东泰安腐吏胡建学著胡氏文选类“道德文章”，且有会上解释繁体“钱”字，慷慨激昂状，作“决不可拿钱，伸手必然被捉”之说。王氏坦言“贪鄙不过一时之嘲”，“自信文名可以传世” ，为自欺；其嫡传子嗣胡氏著书立说，棋高一着，实为欺人也！王氏胡子，自欺欺人，子子孙孙，无从匮也！！

吃醋杂说 (转) 　　　南宋朝廷和临安府还分别在城里设有“御醋库”和“公使醋库”，专门生产食醋。凡事一旦有官家搀和在内，其中多有厚利可图。由此可以断定，卖醋得富，应非虚言　　　　造醋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　　　　未有醋之前，古人只能用梅子捣碎之后，取汁其调味，《尚书》中“欲作和羹，尔惟盐梅”，说的就是这段历史。其时饭菜滋味，相当寡淡。有专家考证，汉朝之后，才有了以植物淀粉为主料经发酵制成的酸性调味品??醋，从此以后醋民渐多。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中已经记载：“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不过，尽管吃醋者数以亿计，但“吃醋”的声誉却不好。这全是唐太宗闹的。　　　　李世民即位之后，不知怎么一时心血来潮，要将几名美女赐给宰相房玄龄做妾，房玄龄死活不敢要。太宗知悉全因宰相夫人从中作梗，便想断一断家务事，把宰相夫人召来说：“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并叫人送上一壶“毒酒”，让她当即抉择。没想到，房夫人“宁妒而死”，接过“毒酒”一饮而尽。幸好，李世民给她喝的只是一壶醋，不然非得闹出人命来。　　　　此事新旧《唐书》均不载，见于唐人笔记《朝野佥载》，未知是真是假。不过，唐太宗和房玄龄的关系非同一般则是确实的。他让房玄龄当了十多年的宰相，下令在表彰开国功臣的凌烟阁上供奉其画像，在房玄龄晚年病重的时候，还下令凿开宫墙，以便随时去房府探望病情。房玄龄一生处事谨慎，因此太宗得闲时拿他开开玩笑也是有可能的。这个玩笑一开，吃醋便有了另一重含义：“产生嫉妒情绪（多指在男女关系上）”，而且广为流传。现如今，知道房玄龄的人大概不多，但问起“吃醋”的意思来，则是妇孺皆知。如若不信，可到电视歌手大奖赛上做一测试。　　自打有了“吃醋”一词，醋的社会形象便大受影响。据清人笔记《栖霞阁野乘》记载，朱兰坡主讲钟山书院时，曾让学生以柴米油盐酱醋茶各赋七律一首，有一顾姓书生《咏醋》诗更是深得其中三昧。起句为：“书生风味美人心”，结句为：“我亦醯鸡感身世，半瓶羞涩到而今。”书生风味自然是穷酸，美人心则是“吃醋”。“半瓶”后面省略的是一醋字，没有一个是好词儿。“醯”则是醋的古称，不过“醯鸡”却不是醋烧鸡，而是比蚊蚋还要小的虫子。《庄子?田子方》中记载，孔子去见老子，老子趁机教诲了他一番，说是至人的道德就是自然之道，是贯通万物的，故无须特别培养，而万物就离不开它。就像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一切本来如此，故无须加工。等等。孔子回来后深有体会地告诉颜回：“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微夫子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知道了这个典故，也就明白了醯鸡也不是什么好词儿，尽管它与醋只有字面上的联系。　　　　虽说蒙受了种种不白之冤，但醋在烹调界的地位却并未因此而减损。北宋陶谷在《清异录》中说：“酱，八珍主人也；醋，食总管也。反是为，恶酱为厨司大耗；恶醋为小耗。”不但封醋为食总管，而且认为厌弃酱醋是厨师的绝大损失。宋代菜单中带有醋字的就有醋赤蟹、醋白蟹、枨醋洗手蟹、枨醋蚶、五辣醋蚶子、五辣醋羊、醋鲞、酒醋肉、姜醋生螺、姜醋假公权等等。现在杭州菜中的西湖醋鱼、宋嫂鱼羹之类的醋菜，恐怕与宋代还有些渊源，因为当时杭人之嗜醋，绝不逊于今日之晋人。　　北宋李之仪在《姑溪居士文集》中记载，杭人“食醋多于饮酒”。　到了南宋，民间更是流传着这样的俚语：“欲得官，杀人防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行在”即是临安，也就是今日的杭州。宋高宗南渡后，称临安为“行在”，即行都，以示不忘故都汴梁。不过，这一“临”就是100多年，到后来干脆是“直把杭州作汴州”了。卖醋而能得富，足见当时杭州人吃醋之普及。南宋朝廷和临安府还分别在城里设有“御醋库”和“公使醋库”，专门生产食醋。凡事一旦有官家搀和在内，其中多有厚利可图。由此可以断定，卖醋得富，应非虚言。　　　　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人家每日不可缺少的七样东西中，盐茶过去被官府十分看重，经常要“榷”　之　，即实行专卖，以便从重抽取高额税收，供养百官群僚。一些朝代实在没有来钱的辙了，也要拿醋“榷”　一下。宋元两代和金国，都有榷醋的记载，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郡计仰榷醋”　的地步。为了维护专卖，宋徽宗还下过诏令：“卖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县、镇、村并禁……”连吃醋都如此不自由，今日看来未免可笑。未知后人看今日之事，是否会有同感。　　　　醋之佳品甚多，镇江香醋、山西老陈醋、四川保宁醋、天津独流老醋，各有特色。当年袁枚认为：“镇江醋颜色虽佳，味不甚酸，失醋之本旨矣。以板浦醋为第一，浦口醋次之。”至今，江苏灌云县板浦镇的汪怒友滴醋仍有名，不过此醋与本人毫无瓜葛。

梅巧玲轶事zz 栖霞阁野乘,孙静庵梅巧玲字丽芬，演青衫花旦，皆极尽能事。工汉隶，略能诗画。咸丰末，有某太史者，故世家子，以挥霍倾其资。尝负巧玲债二千金，未能偿，以病卒僧寺中。其同乡某君者，为折柬召诸乡人，集殡所，谋集资送其丧。诸乡人各道贫苦，无肯先下笔者。日晡，所集不及百金，某君舌几敝矣。忽门者报巧玲至，诸人相顾谔眙曰：“是殆为索逋来欤？彼若见吾辈聚资状，或即向吾辈索取，可若何？”言未竟，巧玲已素服入，哭尽哀。移时，始辍涕向诸人曰：“太史生前，尝负我二千金；今既亡矣，母老子幼，吾尚忍言旧债耶？”即出券怀中，向柩前一揖，就烛焚之。徐又出一纸授某君曰：“闻太史丧归尚无资，谨赙金二百，为执绋之助，恨未能从丰以报知己耳。”语毕，拭泪而去。诸人者乃相顾无人色。巧玲卒于光绪辛巳、壬午间（1881、1882），生平以姓梅，故酷嗜梅，葬于京东某村。墓上树梅三百株，其遗命也。巧玲少子肖芬（明瑞？）亦工画兰。今都下诸伶以梅兰芳为冠，即肖芬子也。

吴景雅:从古代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 ——我对中国藏书楼建筑文化传承之思考敷陈中国的藏书楼文化，是我周日设计藏书票时产生的一种冲动。开始动笔，我又感觉到莫大的压力：藏书楼的文化，更广泛地来讲囊括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所有方面，要探讨藏书楼的建筑艺术，也不能不涉及到它与中国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我深知以自己的微薄之力难以企及，也就权且把这几天来的所读所思略作整理信笔记下罢。藏书的文化源远流长，据我所知考古发现孔子故居墙壁的隔层中就收藏了大量的书简，可见藏书之风早已盛行；秦始皇时期曾经有过“焚书坑儒”，但我想“焚书”的另一面必然是“藏书”，始皇帝终究是一代圣君，“焚书”之举在乎愚民，但他决不会“愚己”，故要藏书。此前是否存在专门的藏书建筑已不可考，孔居的隔层算是相当早的一种保存书籍的建筑了吧，虽然它并没有独立出来。史书有记载的最早的藏书楼似乎可以算建于西汉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的石渠阁，位于未央宫殿北（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长安故城内）。汉初萧何为收藏入关时收集的秦代档案、图书而建。《史记》有言曰:“高帝元年冬十月，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以充汉代宫廷藏书。石渠阁阁下以石砌成渠沟，用以盛水导水，有利于防火与保卫，故而得名。《太平御览》也有相关的记载：“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渠，若今御沟，因为阁名，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除秦代档案、图书之外，汉成帝时石渠阁也贮藏汉代形成的档案，阁藏档案和图书十分丰富。阁库毁于西汉末，遗址现仍可见。同时，我注意到《太平御览》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天禄阁，藏典籍之所，萧何所造”。《后汉书》也记载：“天禄、兽名。汉有天禄阁,亦因兽以立名”，这指的就是与石渠阁几乎同一时期建造的天禄阁，在未央宫内，汉代多以石雕其形以为饰。成帝、哀帝及王莽时，著名文献学家刘向、刘歆父子曾在阁中校雠所藏图籍，写成记载皇家藏书的总目录《别录》、《七略》，反映了先秦至西汉图书财富的积累。另外最为著名的就是麒麟阁了，《汉书》载，宣帝甘露三年，绘赵充国、霍光等十人图像于麒麟阁。在我的印象里历代诗人对麒麟阁皆情有独衷：“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塞下曲》）；“羞貌丹青斗丽颜，为君一笑靖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阁，画向功臣卫霍间。”（刘子翚《明妃出塞图》）；“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杜甫《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甚至古代启蒙读本《笠翁对韵》写道：“空中事业麒麟阁，地下文章鹦鹉洲。”可见麒麟阁为人所知，更多的是因为古人视其为有功之臣的最高荣誉，过去我也一直这么认为，常常把它与东汉的云台、唐代的凌烟阁并称。这次读到《三辅黄图·阁》：“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从这个记载可以发现，建麒麟阁的初衷更偏重于藏书，而且是珍藏皇家重要典籍之所。北宋的藏书楼体制与汉代有极为相似之处。北宋太宗太平兴国间于崇文院设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三馆贮藏图籍，又于崇文院中堂设秘阁，选三馆图及书画等入藏。端拱间，又将所收两浙的藏书移至其中。淳化元年（990年）下诏增建秘阁，淳化三年（992年）建成，宋成宗亲自题写匾额“秘阁”。真宗大中祥符时王宫失火，延烧崇文、秘阁，书多焚毁。其后累经恢复补充，至仁宗时，秘阁藏书已至15785 卷。仁宗景佑初命翰林学士王尧臣等校定整理三馆及秘阁藏书，删其伪滥，补其遗缺，摘其重复，刊其讹舛，编为书目，赐书《崇文总目》。宋钦宗靖康之变，金兵攻陷汴梁（今天封），馆阁藏书散佚大半。还有就是建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的天章阁“以在位受天书符祥，曰天章，取为章于天子之义”，而得名曰天章，在庆殿之西，龙图阁之北（今开封），仁宗继位以后，专藏真宗遗墨。

我这人，活该是要没人理睬的朋友们都远离我了

方英：《广东新语》中的海洋世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指出，尽管中国靠近海洋并曾在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200多年来这种观点一直统治着西方世界。具有18000万公里海岸线的中国，难道真的没有海洋文化？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海洋文化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广阔的内涵。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的海洋世界。屈大均是明末清初人，“岭南三大家”之一，有10多种诗文著作传世。晚年他“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康熙吴江人潘耒序），写成《广东新语》。该书以“语”为纲，共二十四卷，每卷为一“语”，分列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食、货、器、舟、坟、禽、鳞、介、虫、木、香、草、怪语等，内容涉及到岭南的天文地理、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经济物产等各个方面，其中涉及到海洋方面的主要有：水语、神语、货语、舟语、鳞语、介语等。一、海洋自然地理　　在海洋自然地理方面，屈大均阐述比较多的是海水的性质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运用，潮汐的涨落及其成因。在不同的季节和海域，海水的咸淡不尽相同：从时间上来说大致秋冬季节海水咸而春夏季海水淡；在河海相接的地方，往往河内的水轻而淡，河外的水则重而咸，这种海水的咸淡变化往往可以从行船上形象地反映出来。当船进入虎门的时候就会低五寸，当船出了虎门则会高五寸，因为咸水浮力大。屈大均认为，“凡水中必有火也，天地间水不足则火不生，海者水之至足者也。火之体虚，必丽于物而明，水亦其所丽之物也。故海色之碧与味之咸苦，皆火之所为也。”他是以五行观念来解释海水之色与味的。民间煮盐有一个小小的技巧：用饭粒检测海水是否适合于煮盐。潮来的时候把海水取到缸中，然后丢入一颗饭粒，如果饭粒能够停在水中不动，那么就说明海水的含盐量比较高，可以用来制盐，反之则不能。当时人们虽然没有提出海水密度这个概念，但对其性质的认识和利用却已十分普遍，已经深入到生活，生产的多个方面。潮汐是《广东新语》中说得比较多的话题，在水语中有“潮”、“广州潮”、“琼潮”等条目论述了潮的涨落、成因和相关情况。对于潮汐的成因，屈大均持的是月亮成因说，认为“大率潮与月相应，月生明则潮初上，月中则潮平，月转则潮渐退，月没则潮干。月与日会，则潮随月而合；月与日对，则潮随月而对”。自东汉王充提出“潮之起也，随月盛衰”的精辟结论之后，潮汐的月亮成因说得到不断的发展，后来虽然也有唐代卢肇提出日激水成因说，但是由于不能自圆其说而遭到历代的批判。屈大均可能对这两种理论都有所了解，在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加以判别之后指出：“彼盈此竭，皆系于月不系于日是也。”接着，屈大均又借用涨潮的看法，认为“潮者气之所为”，从而用气的强弱来解释潮的大小，在吸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是极为可贵的。潮汐会给渔民带来许多鱼产，而且春讯、冬讯、沓潮的情况各不相同。“水头（春讯）鱼多，水尾（冬讯）鱼少，不如沓潮，鱼无大小”，这首渔歌准确地描述了汐期和海鱼的关系。沓潮是潮水中最为强盛的一种，旧潮未退，新潮复来，新旧潮水相互叠合，称为“沓潮”。当重沓时，旧潮之势微劣，不能进退，鱼去而复来，故多；鱼大者始能乘潮，故大。鱼多而且大，所以沓潮深受渔民欢迎。粤人把沓潮当作期约的时候，有沓潮的时曲唱道：“与郎如沓潮，朝暮不曾暇，欢如早潮上，侬似暮潮下。”“两潮相合时，不知早与暮。与郎今往来，但似潮为度”。结合沓潮的情景，咏唱心中的爱情，构思十分巧妙。　二、海洋生物世界　　在鳞语、货语、介语中，屈大均介绍了珠、珊瑚、黄雀鱼、龙虾、鲎、玳瑁、蚌等上百种海洋生物，大致可归为海洋食物、海洋珍宝、海洋中的奇异生物三大种类。在海洋食物类中，他描述了鱼、蟹、白蚬、蛤等各种生物的生长习性、食用方法及药用价值。如对河豚是这样记载的：“河豚以番禺茭塘所生者为美，自虎头门至茭塘六七里许，其河豚小，色黄而味甘，少毒，与产他县大而板牙色白者异，其价贱，土人以当园疏。秋时竟为河豚之会，以火燔刺，以沸汤沃涎，浣至再三，杂肥肉烹之，皮骨脱落，斯可食矣。河豚终岁皆有，入秋尤宜多食，益胃暖人,可减一衣。产妇每以为补,其腴在膏,即肝也，俗以为八珍之一云。”根据鱼的不同特性，在养鱼的时候，要讲究各种鱼的比例搭配。这样可以充分利用饲养原料和生长空间。在渔业养殖过程中，九江村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形成了独特的桑基渔业：在池塘中养鱼，在堤上种植荔枝、茶、桑等树木，在动植物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而且妇女可以用桑叶养蚕，增加收入，因而这一带的民众都比较富裕。在南海有“浮沉田”的说法。沉田是指在海中养殖虫豪和白蚬，并不是实实在在的田地。东莞、新安一带当时都有虫豪田。只要把石头烧红投到水中，就会附在上面生长，取石得虫豪之后，把石头烧红再投入海中，一年之中可以两投两取。有一首打虫豪歌唱道：“一岁虫豪田两种子，虫豪田片片在波涛。虫豪生每每因阳火，相叠成山十丈高。”《广东新语》中涉及的海洋珍宝主要有珍珠、珊瑚、玳瑁等。

嘉兴历代诗人（转）诗歌在中国的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同样也在嘉兴文学中占有突出地位。嘉兴在春秋时地处吴越之交，战国时属楚辖。吴歌、越歌、骚声一直流传在民间，并给文人以深刻影响。唐朝以前，由于时代久远，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唐朝开始，代有才人佳作传世。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后，资本主义开始在嘉禾平原及与之毗邻地区萌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诗人诗作如林，奠定了“文化之邦”的基础。今嘉兴图书馆所藏清代沈季友、胡昌基编辑的《携李诗系》及续集，’共收集从古至清的嘉兴诗人近4000家，尚不含海宁市(因海宁当时局抗州郡)。乾隆年间沈德潜选编《清诗别裁集》，收取了自清初至乾隆时的诗人900余人，嘉兴籍诗人占50多人。钱仲联先生编辑的《清诗纪事》共收集整个清代6000余诗人，嘉兴籍占350多人，且大多有诗集传世。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嘉兴诗歌在清代诗歌中的重要地位。其中如朱彝尊、查慎行、吕留良、钱载、王县、黄燮清、沈曾植、王国维等都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嘉兴籍诗人形成的“秀水诗派”是清代影响深远、规模巨大的几个诗派之一。纵观诗歌的内容、艺术，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较大的成就，值得肯定。进入近代，嘉兴诗歌又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征。“五四”以后，诗人们致力于诗歌革新，从古典诗歌向新诗过渡，其中徐志摩的新诗实践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解放后，诗歌创作走向大众，古体诗词焕发青春，新体诗更加普遍，新一代诗人茁壮成长。第一节清代以前的诗歌嘉兴诗歌，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是春秋时期越国国君勾践的一首诗。公元前493年，吴国攻破嘉兴，并俘虏了勾践。勾践在离开嘉兴时作了《离别相去辞》，其句式情调与战国后期盛行的楚骚体诗无异，实为楚辞先声。从其形式之娴熟，可知当时必已流行，惜无更多记载。江南是吴歌的发源地。古人有言：“江南音，一唱直千金。”晋时有民歌《阿于歌》，写古代嘉兴饲养鸭子的情况。由于时代久远，唐以前的嘉兴诗歌保存不多。唐以后，记载日多。下面介绍各时期的诗歌情况。【汉代诗歌】严忌(生卒年不详)：西汉辞赋家，本姓庄，因避汉明帝刘庄讳，后人改为严。由拳(今嘉兴)人。有辞赋二十多篇，其中《哀时命》哀伤屈原，被收入东汉王逸所编的《楚辞章句》。曾为梁孝王门客。世称严夫子。其子严助(?一前122)也是西汉辞赋家，有赋三十余篇，今不传。与淮南王刘安相交，因刘安谋反而被牵连诛杀。【唐代诗歌】唐代嘉兴诗人记载不多，但也有几位影响较大。丘为：嘉兴人，生卒年不详。天宝进士，曾官太子右庶于，与王维、刘长卿友善，卒年九十六。其诗大多为五言，内容多写田园风物，对唐前期五言格律诗的形成、成熟及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原有诗集，现已佚失，《全唐诗》仅存他十余首。其中《湖中寄王待御》写自己在嘉兴的隐居生活，表达了不慕富贵、甘愿淡泊的志向。稍后的丘丹，也有诗传世。顾况(?一806?)：字逋翁，海盐人。至德进土，曾官著作郎。因嘲讽权贵而被劫贬饶州司户，后隐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顾况善诗、画。其画多为山水，其诗不为形式所拘，反映现实广阔，富有创造精神，多用口语俚语，平易流畅。前人评为：“偏于逸歌长句，骏发绰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皇甫提序》)有《华阳集》三卷。其中如四言诗《囝》，写福建一带官僚、地主勾结摧残拐卖儿童的触目惊心事实；乐府诗《公子行》则又刻划一位公子王孙一天中的荒淫豪奢生活；还有写农村景物的《过山农家》等，都是唐诗中的名篇。其子顾非熊，也能诗，有诗集一卷。刘禹锡(772—842)：中唐有名的诗人，唯物主义思想家，“永贞革新”的积极参与者。刘禹锡祖籍非嘉兴，其父刘绪时为避安史之乱，举家南迁。刘禹锡出生在嘉兴，并一直在嘉兴生活到19岁。嘉乐平原的生活、文化环境，使他从小就热爱诗歌，为他清新、明朗、豪迈的诗风和广阔的诗歌内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几十年后，他还在诗中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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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挽汪精卫的“阜昌”诗详谈(ZT)

无耻小人才会抬举赵宋王朝，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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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仁人志士来做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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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麽全都不说句话就下了啊？？

红楼梦识小小之长随和门子邓云乡先生在《红楼梦风俗谭》里有一篇专门介绍长随和门子的文章，叫做《长随到门子》，从明清笔记的记载到《红楼梦》的描写，两相结合起来说明，很是明白清晰，读来既有趣又长见识。不过，他在那篇文章里所介绍的长随和门子大多是达官贵人家里所养的仆人，其实在清代，长随和门子却可以说是一种职业。《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并没有出现长随一词，直到第九十九回说到贾政在外面做官的情形时才第一次出现。那些长随也道：“你们爷们到底还没花什么本钱来的。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想来跟这个主儿是不能捞本儿的了。明儿我们齐打伙儿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齐都来告假。贾政不知就里，便说：“要来也是你们，要去也是你们。既嫌这里不好，就都请便。”那些长随怨声载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议道：“他们可去的去了，我们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儿才好。”内中有一个管门的叫李十儿，便说：“你们这些没能耐的东西，着什么急呢！我见这‘长’字号儿的在这里，不犯给他出头。从上面所引两段可以看出：第一，长随为衙门长官私人所雇请，因此当他们认为得不到好处的时候可以辞职；第二，长随的利益主要来自于官场活动。在清代，由于人口的膨胀，州县等地方事务极为繁忙，而虽然衙门中有许多的书吏和衙役，但是仍有一些官方事务没有专人办理，于是这些事务只好留给地方官员的私人仆人来办理。由于他们参与地方政务，因而任何的长官在选用长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信任和办事能力。出于信任的考虑，一般长随大多由长官家里固有的奴仆担任。然而这并不是选拨长随的惟一办法，除此之外，有些长随是由前任或者上级官员的推荐而来。与此同时，长随所要参与的地方事务比较琐碎，他们的协助更是地方长官所必不可少的，因而，长官在选用长随的时候，工作经验也成为考核的重点。据《红楼梦大辞典》所引清人记载“今俗所谓长随，则官场雇用之仆人。前明谓之参随” ，那么最晚在明朝长随就已经出现，到了清朝，随着长随的职业化，出现了专门的教科书。据《清稗类钞》记载：况夔笙太守周颐尝寓金陵，一日，于东牌楼古董摊购书二册，一九峰书院本《中州乐府》，后为朱古征侍郎据以覆刻。一为写本《长随论》，前序略云：“《偏途福》，又名《仕途轨范》，俗曰《长随论》。曩余寄迹涟水官廨，见有《长随福》一书，友人置之案头，据载国朝庄有恭作，相传已久。开卷浏览，拨冗移录。其篇之语易解，所载之法易明，所述之言颇有有浅俗之句，惟是初入长随之诸君子，不可不加意温习。类如卷中十要一节，十不可一节，呈词分别刑钱一节，用印信条款一节，礼部铸印局一节，国家喜诏遗诏一节，比文墨之要诀。又梆点金鼓一节，朝贺祭祀一节，柬贴称呼一节，皆差务之要诀。至于监狱班馆，红衣督护，尤为防范攸关，不可稍涉疏忽。是书条分缕析，理明辞达，令读者触目会心，易于效法者也。同治戊辰六月，北平刘炳麟录于祝其捐局。序后一则略云：“庄先生讳有恭，广东人，乾隆已未科状元。未第时，父为苏州府司阍。及第后，仍执司如故，经太守婉谢，不肯归。嗣先生督学江苏，太守亲送江阴使署，为封翁焉。（注：旧例，长随之子勿许应试。据光绪丙子科某者有捷秋闱者，计谐入都，同乡官不肯出印结，竟不得复试。而庄不然，讵当时尚可通融，视晚季稍忠厚耶？）是书于州县衙门公事程式，记载至详。从中可见，长随所要做的衙门公事实在不少，那么这么多的长随是如何区别的呢？按照他们不同的工作内容，负责把门的叫做“司阍”或者“门上”，负责文书签转的叫做“签押”（也叫稿案），负责看守仓库的叫做“司仓”，还有“管厨”和专门跑腿的“跟班”。此外，长随还包括在公堂值勤的“值堂”、负责通讯的“书启”、管印信的“用印”、负责税收的“钱粮”或者“钱漕”、负责监所的“管监”、负责驿站的“管号”和负责杂税的“税务”。在清代，要用多少个长随一般视长官的的才能以及衙门事务多少而定，但是到了1702年，长随的名额便由国家定下来，一般州县官可雇用20名，满族官员则可以加倍。上面所提到的庄有恭的父亲是司阍，也即是门上，也叫做门子。

孙犁书话·甲戌理书记　　《佩文斋书画谱》　　内府印本线装六十四册，价二十五元。　　此书购置已多年，以其浩瀚，从未细读。今值大病初愈，既读画论诸书，且有文字矣，又念及是书。近日屡拆屡捆，已三次，决心未能下。今晨又打开，并为首二册包装，希能浏览一过，稍长关于书学之知识，日后或能有所论述，与画论配套。呜呼，大难不死，平生多次，上天既不厌其生存，自当努力，散放余光，使之有所辉照。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耕堂记　　《定香亭笔谈》　　阮元著。此达官贵人之笔记也。所记无人民生活，更无其疾苦，全部为风雅之事，加以宾客满园，偶有谈吐，即有人捉笔记之；偶有吟咏，即群起而唱和之。诗词满篇，都为歌颂而作；名流如鲫，皆为附骥而来。每册皆有记录之名，真可谓笔记著作中之阔气者矣。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记。　　（第一册）　　此卷钱塘陈鸿寿录，不知是否即画家也。三卷录者为仁和钱福林；四卷为钱塘陈文杰；一卷为嘉兴吴文溥。卷首有阮元嘉庆五年序，版成亦在此时也。同日又记。（第二册）　　此书购回后，多年未读。近日整理木版书方找出。见书皮残损，乃为之包以毛边纸。此系扬州阮氏琅缳仙馆原版，亦可珍也。（第三册）　　此书纸敝，板片漫漶，原主人圈点殆遍，并有抄补，亦读书人也。其藏书章为“暂留吾家”，亦可谓达者亦。书皮为单页，已朽残，多补贴，不知是否我购回所作。原装订者如此偷工减料，原主人必系清寒之士。　　此书购自津沽，我进城后，大买旧书，减去书估多年陈货，使其有利可图，并暗中庆幸遇此大老憨，亦津门书市逸事之一端也。（第四册）　　此书一函四册定价五元。书签空白，今日题写之。余尚有《小沧浪笔谈》，亦阮元作，性质相同，版本亦类似，用纸稍差。　　《粤东笔记》　　李调元辑，会文堂石印，线装四册。留此书，可观当时出版界之一格：即向大众普及，向乡村及小城市开扩。纸张粗劣，价格极廉，然于传播文化知识有功，绝非今日印坏书，坏人心者可比。　　余近来整理旧书发见：旧书所用中国纸，即使为次等纸张，其寿命亦超越报纸百倍。甲戌。　　《妙香室丛话》，《屑玉丛谈》　　申报馆仿聚珍版笔记二种。此等书见于鲁迅书帐，余从上海邮致数种，现仅存两种，其他已送人，恐散失矣。每种册数、厚薄相同，盖于设计，亦费一番功夫矣。甲戌。　　《明夷待访录》　　共二册，影印本，当系丛书零种。然原刻字体工整，故影印亦清楚可喜，黄梨洲此书，清末民初颇流行，余在中学即知之，盖宣传民为贵也。甲戌冬为做一简易书套，并题书签。　　　　《湘军记》　　光绪十六年袖海山房石印，四册。王湘绮之“志”出，曾国荃不满，乃请王定安为此“记”。湘绮之志，为曾纪泽所请；曾氏兄弟间意见不同，已延至第二代。曾国荃为此书作序，谓为传闻异词，实系主事者之相违耳。出版说明，谓为据木版影印，甚不似，恐系写印。甲戌冬月。　　余另有王氏《湘军志》，四川土纸印本，一函四册。　　《秦淮广记》　　缪荃孙辑，商务大字排印本，线装四册，余前有题识。以缪氏之学识，而有暇辑录此等材料，人可誉之为别有见解。然终是大材小用，不足为训。其后亦有大学者，致力于琐琐，人虽不言，其书亦多不行。甲戌。　　《庸闲斋笔记》，《柳南随笔》　　余既以多种石印书送人，今手下只有此二种；系扫叶山房印本。书无大用，只存该山房印书格式。　　清末民初，石印方便，传奇及笔记小说曾亦泛滥，观当时书籍后之广告可知。然能传至今者寥寥，盖佳作少，而无内容者多，必遭淘汰。甲戌冬。　　《知不足斋丛书》第三集　　余有多种知不足斋丛书，有原刻，有翻刻，有石印，多为零本。此为一整集，而又系原刻，故珍藏之。　　又零本三种：农书一册似原刻，其他为该丛书之二十四集，则系尾声矣。纸墨较差，然亦不能遽定为翻刻。时期不同，条件较差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