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终子的个人资料

极端贬低宋朝的铁血分子也完蛋，除了叫嚷发动战争之外啥也不会！ http://cache.baidu.com/c?word=%C2%B2%3B%C6%EF%3B%B1%BC%CC%DA%3B%CE%B7%3B%DD%F0%DE%BC&url=http%3A//mil%2Elonghoo%2Enet/n14163c21%2Easpx&b=6&a=0&user=baidu

一个"极左"与"极民"合二为一的论坛: http://guangming1689.com/bbs/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电子版地址 http://www.cnstory.org/%D6%D0%B9%FA%C0%FA%CA%B7%CE%C4%BB%AF/%B7%C7%CB%C4%BF%E2%C0%E0%B9%C5%BC%AE/%CA%B7%C0%E0/%CE%F7%CF%C4%CA%E9%CA%C2.htm

纪昀的君主专制思维于此可见一斑意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陈于陛撰。案明嘉隆时有两陈于陛，一为曲周人，嘉靖已未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一为南充人，大学士以勤之子，隆庆戊辰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此书自著曰玉垒，玉垒在蜀，则南充陈于陛也。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乃其札记，每段各立标题。其立教、立物诸条，极驳王守仁之说，盖以笃实为本者。而出处一条，天意一条，造物所福一条，天道一条，则纯为黄、老之谈。至於老、庄一条，更直露本旨矣。用人一条，颇涉於植党树援。元史一条，尤偏驳。孝宗世庙一条，称成化之浊乱，武宗之放纵，非当时臣子所宜言。且宪宗谓之浊乱，似亦稍过当也。出《四库总目提要》

祝允明的生平（转）一　儒雅世家生　文化城市出　　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祝允明出生在苏州的一个官宦世家。祝允明，字希哲，号枝指生、枝山。祝允明的祖父祝颢是明正统己未（1439）进士，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六十岁后辞职回乡。他精于诗文，喜欢写行草书，远近都来求字。苏州的文士都很仰慕，和他一起交游的有几十人。成化癸卯（1483）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祝允明的父亲祝瓛不如他祖父，生前不太出名，而且比他祖父早五个月就去世了。那一年祝允明二十四岁。祝允明的生母在他十六岁时已经离世。因此祝允明青年时是很不幸的。　　外祖父徐有贞（1407—1472）字元玉，晚号天全，苏州吴县人。明宣德八年（1433）进士。后来因迎英宗复辟有功，委任为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封武功伯。徐有贞才华绝世，天文、地理、道释、方技都很通。书法擅长行草，深得怀素、米芾笔意，在当时很有书名。　　祝允明娶中书舍人李应祯（后升太仆少卿）长女为妻。生一子，名续，正德年间进士，官至广西左布政使。　　苏州是祝允明的家乡，也是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地。在明代苏州是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城市。太湖流域的地理条件使苏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尤其是棉花和蚕桑生产很发达，使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很发展，于是成为商贾云集之地，异常繁荣。在这样的情况下，文人荟萃，各种文化活动也很活跃。　　明初书坛以“三宋”为代表。三宋为宋克、宋广、宋璲，其中以苏州的宋克为代表人物。宋克尤擅草书、楷书，他在书法上成就直接影响到继起的“二沈”（沈度、沈粲）。　　在绘画上，以沈周为首的“吴门画派”正在兴起。太湖流域画家辈出，“元四家”对于苏州地区的影响很大，学画的人很多，以后吴门成为明代的一个绘画中心。　　苏州当时的工艺美术也很发达。《古今图书集成》中记载了扇、席、铜香炉、麻手巾、蜡牌、藤器等名产在苏州都有出处。书画碑刻与装裱业也很发达。有很多书画收藏家，书画商活动频繁。图书文物收藏成风。　　这时的文学家、诗人、书画家、史学家、鉴赏家等吴门众多的文人，在相互交往和交流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群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亦师亦友。又因师生、亲属等等关系使他们结成了文人网络。明代华亭人何良俊谈苏州时说：“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在这样的氛围下，吴门画派在逐渐地形成和发展。二、家学有渊源　从小苦攻读　　祝允明幼年跟随外祖父。徐有贞在乡里德高望重，苏州府学碑刻立石往往请他撰并书，也经常有人请他作墓志铭。因此祝允明除了外祖父外，接触到了不少人，时时受到熏陶。　　祝允明五岁，祖父祝颢辞职回乡。祖父虽然年逾六十，但精神很好，他善会谈，旁征博引，又常会开开玩笑，当时人都很愿意和他交游。祖父风趣洒脱的性格和生动的言谈给祝允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祝允明先天禀赋很好，又有两位大儒的教导，所以很早就显露出他的才华。他五岁时就能作一尺见方的大字，读书一目数行，九岁时已经能作诗。　　祝允明十三岁时，外祖父去世，终年六十六岁。这一年吴门出了一位状元吴宽。两年后祝允明的老师王鏊廷试又得第三，吴门文人名声日大。祝允明青年时期发奋苦学，为的是和他的长辈一样求取功名，这是文人的唯一出路。科举除了读书外还要练好楷书，祝允明严格地按照前辈的教导扎扎实实地下功夫。　　祝允明往往把读书和写字结合起来学习。例如他二十八岁时用小楷书录一卷《唐宋四家文》。又如他二十七岁用小楷抄录了《庄子》中的七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董其昌评为“绵里铁”，“如印印泥，方是本色”。　　祝允明青年时期的诗文书法已经闻名乡里，大家都知道他的才华，因此当时任中书舍人的李应祯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此后祝允明在书法上的进步又得到了岳父的指导。

总能见到这样疯狂无知的言论！！ 10 回复：现在中国还有人听不懂普通话吗？？胡普听的懂就可以了。英语要学好。懂广东话就会分平仄，可以继承唐汉文化。至于读元曲和清诗不压韵，非常好。那种垃圾胡文化不学也罢。当然普通话压蒙古的啊，满洲韵的很好作者：一淠也 2006-7-5 14:51 　回复此发言

在雷雨天上网是不是很危险啊? 刚才一通闪电过后,我的电脑竟连着自动重启了两次!

举报此贴三楼：竟赶否认南京大屠杀！！！ http://post.baidu.com/f?ct=335675392&tn=baiduPostBrowser&sc=933890749&z=114193261&pn=0&rn=50&lm=0&word=%D0%D1%CE%F2#933890749

明朝士大夫慨叹说明军有时比入寇的蒙古人更糟糕军官送于杨顺。……书中大略说道：“一人功名事极小，百姓性命事极大。杀平民以冒功，于心何忍？况且遇鞑贼止于掳掠，遇我兵反加杀戮，是将帅之恶，更甚于鞑虏矣！”杨顺见书大怒，扯得粉碎。却说沈炼又做了一篇祭文，率领门下子弟，备了祭礼，望空祭奠那些冤死之鬼。（节自冯梦龙的一篇小说）

钱大昕的学术批评作者：王记录乾嘉时代，清代学术已经明显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不少学者开始反思汉、宋学术的内涵与本质，总结清代学术的特点，为学术发展寻找出路。钱大昕生当其时，他对于汉、宋学术以及清代学术的看法和评论，有很多精辟之见，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一、评汉学钱大昕治经，远受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论的影响[1]，近受惠栋“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的治经宗旨的启发[2]，遵循由训诂以明义理的原则。在他看来，文字是《六经》的载体，只有先识字审音，才能真正弄懂经书所蕴涵的义理，训诂明，义理才能明。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3]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有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4]因为重视音韵训诂在获取经书义理中的重要作用，钱大昕对汉儒的训诂考订之学有极大的兴趣，对汉儒的治学非常欣赏，给汉学以较高的评价。钱大昕云：《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声音与训诂相通，汉儒犹能识之。[5] 钱大昕还说：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以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益晦。[6] 可以看出，钱大昕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是推崇汉儒的。其推崇汉儒的理由，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汉儒以小学训诂和名物考辨为自身学术特质，言必有据；二是汉儒去古未远，文字音韵训诂与经典相通；三是汉儒治经，训诂皆有家法师承，不失经典本旨。也正是认识到汉儒治经去古未远、家法师承的情况，钱大昕在遇到后儒与汉儒训释有矛盾时，多数情况下是倾向于汉儒之说的。钱大昕所言“汉儒”，为东汉诸儒，许慎、郑玄、贾逵、马融、服虔、卢植等人是其代表。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兴盛，异字异音与经师传授之本各有不同，又《诗》、《礼》等经籍多名物典制，故以上诸儒解经，极重小学训诂。他们在小学方面有很深的修养。王国维就认为东汉古文学家精通小学，所谓：“后汉之末，视古文学家与小学家为一……原古文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7]东汉古文经学兴盛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学者有较好的小学素养。这一优良传统为钱大昕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自觉取法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典制的治学传统，丰富自身的学术素养。钱大昕虽然推崇治古文经的东汉儒者，但对于治今文经的西汉学者也不排斥。对于古文经与今文经，他有开明的看法，他说：“汉儒传经，各有师承，文字训诂多有互异者”，“伏（生）、郑（玄）所传，有古今文之别，要未必郑是而伏非也”[8]。在中国学术史上，今古文经学势同水火，互相抵斥，钱大昕有如此持平的看法，实属难得。钱大昕评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说：

刘伟：皇帝为什么要杀功臣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模型。如企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雇员选择接受教育的水平。而雇主根据雇员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资。此外还有信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那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借用经济理论，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们是否勤奋工作，属于激励理论，此处暂不讨论，我们集中焦点于造不造反的问题。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本文不考虑人心会因为时间、情况的变化发生改变以致忠臣变奸臣的情况）。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的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闹剧。

后梁名将牛存节墓志　　牛存节，字赞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礼，事诸葛爽于河阳，爽卒，存节顾其徒曰：“天下汹汹，当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余人归梁太祖。存节为人木强忠谨，太祖爱之，赐之名字，以为小校。张晊攻汴，存节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战南刘桥、范县，存节功多。李罕之围张全义于河阳，全义乞兵于梁，太祖以存节故事河阳，知其间道，使以兵为前锋。是时岁饥，兵行乏食，存节以金帛就民易干葚以食军，击走罕之。太祖攻魏，存节下魏黎阳、临河，杀魏万二千人，与太祖会内黄。迁滑州牢城遏后指挥使。　　梁兵攻郓，存节使都将王言藏船郓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逾濠急攻之。会营中火起，郓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动，与存节失期，存节独破郓西甕城门，夺其濠桥，梁兵得俱进，遂破朱宣。从葛从周攻淮南，从周败渒河，存节收其散卒八千以归。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吴，召吴兵攻徐、宿，存节谋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沟垒素固，可以御敌。”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傅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尘起，惊曰：“梁兵已来，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节军机，悉与存节意合，由是诸将益服其能。迁潞州都指挥使。太祖攻凤翔，使召存节。存节为将，法令严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号泣。累拜邢州团练使、元帅府左都押衙。　　太祖即位，拜右千牛卫上将军。从康怀英攻潞州，为行营排阵使。晋兵已破夹城，存节等以余兵归，行至天井关，闻晋兵攻泽州，存节顾诸将曰：“吾行虽不受命，然泽州要害，不可失也。”诸将皆不欲救之。存节戒士卒熟息，已而谓曰：“事急不赴，岂曰勇乎！”举策而先，士卒随之。比至泽州，州人已焚外城，将降晋，闻存节至，乃稍定。存节入城，助泽人守，晋人穴地道以攻之，存节选勇士数十，亦穴地以应之，战于隧中，敌不得入，晋人解去。迁左龙虎统军、六军都指挥使、绛州刺史，迁鄜州留后。　　同州刘知俊叛，奔凤翔，乃迁存节匡国军节度使。友珪立，朱友谦叛附于晋，西连凤翔，存节东西受敌。同州水咸而无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谦与岐兵合围持久，欲以渴疲之，存节祷而择地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谦卒不能下。　　末帝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徙镇天平。蒋殷反徐州，遣存节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晋相距于河上，存节病痟，而梁、晋方苦战，存节忠愤弥激，治军督士，未尝言病。病革，召归京师，将卒，语其子知业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赠太师。牛存节，字赞贞，青州博昌人也。本名礼，太祖改而字之。少以雄勇自负。唐乾符末，乡人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存节往从之。爽卒，存节谓同辈曰：“天下汹汹，当择英主事之，以图富贵。”遂归于太祖。初授宣义军小将。属蔡寇至金堤驿，犯酸枣、灵昌，存节日与之斗，凡二十余往，每往必执俘而还，前后斩首二十余级，获孳畜甚众。太祖击蔡贼于板桥、赤冈、酸枣门、封禅寺、枯河北，存节皆预其行，与诸将于濮州南刘桥、范县大破郓众，自此深为太祖奖遇。　　文德元年夏，李罕之以并军围张宗奭于河阳，太祖遣存节率军赴之。属岁歉，饷馈不至，村民有储干椹者，存节以器用、钱帛易之，以给军食。大破贼于浿河，罕之引众北走。又预讨徐、宿有功。及讨河北，存节前锋下黎阳，收临河，至内黄西，以兵千余人当魏人万二千众，大破其阵，僵仆蔽野。太祖深所叹激，谓有神兵之助。大顺元年，改滑州左右厢牢城使。与诸将讨时溥，累破贼军。景福元年秋，改遏后都指挥使。攻濮之役，领军先登，遂拔其垒。二年四月，下徐州，枭时溥，存节力战，其功居多。乾宁二年，授检校工部尚书。三年夏，太祖东讨郓州，存节领军次故乐亭，扼其要路，都指挥使庞师古屯马颊，存节密与都将王言谋入郓垒。十二月，存节遣王言夜伏勇士于州西北，以船逾濠，举梯登陴。既而王言不克入，存节独率伏军负梯童破其西甕城，夺其濠桥，诸军俱进。四年四月，陷其城，寻与葛从周降下兖州，加检校右仆射。

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作者：卫绍生摘要：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值得关注的时期。两汉统治者苦心经营近四百年的儒家思想防线和文化统治，在战火兵燹中显得是那么不堪一击。传统文化在社会无序、文化失范的情况下，发生了不可遏制的裂变。道德观念的变异、文化行为的悖论、价值尺度的失衡以及名士风流的初显，都表明这一时期的文化正处于急速的裂变过程之中。这一状况的出现不仅为新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和流行廓清了道路，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而且对魏晋时期的文化整合、文学自觉和文学繁荣，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建安时期；文化裂变；文学自觉自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上升为正统思想，成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思想规范和道德规范。然而，迄于东汉桓、灵之世，后党秉政，中涓弄权，以至民声鼎沸，怨声四起，终于导致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汉献帝即位，屡遭播迁，尤其是曹操挟献帝都许，借天子的名义使令诸侯，汉献帝已权威尽失，威风丧尽。儒家的正统思想统治，在汉末战火兵燹中轰然倒塌。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无序、文化失范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在发生巨变，人们的社会文化行为也超越了儒家思想伦理的规范，纵情任性，独立特行，突出自我意识，实现自我价值，表现个性精神，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裂变。一、思想观念的变异建安时期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异，主要表现为各种为儒家所称许的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已被打破，而此前不为儒家所接受和容忍的思想观念则借助社会无序和文化失范的特殊背景应运而生。譬如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原则之一的嫡长继承，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嫡长继承是试图使社会演进纳入和平轨道的道德范式，与之相对立的“废长立幼”，则被认为是致乱之源。所以，每当有人试图废长立幼时，就会招致社会舆论的指责和攻击。按照儒家礼教，嫡长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就享有当然的继承权。如果生在帝王之家，那他就是当然的储君或太子，哪怕他是根本扶不上台的阿斗，然而，建安时期这一思想观念被彻底打破了。废立天子是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程序。但是，东汉末年君弱臣强，诸侯尾大不掉，权臣常常有废立之意。灵帝死后，何进立少帝刘辩，董卓入京后废少帝而立献帝。董卓专擅朝政，引起大臣不满，诸侯共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袁绍为一己之私，和冀州牧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只是由于刘虞始终不敢接受，这才作罢。废立天子这样的大事，完全凭权臣的个人好恶。只要手中握有兵权，想立谁就立谁，若是有人敢说个不字，格杀勿论。董卓自恃兵权在握，强行废立，先废少帝为弘农王，紧接着又杀了弘农王和何太后，立陈留王为帝。其实，董卓废立的真实目的，是因少帝刘辩是何太后之子，而何太后又是何进的妹妹。有少帝和何太后在，他就难以为所欲为。立陈留王为帝，他就有拥立之功，可以随心所欲。立陈留王为汉献帝之后，董卓迁相国，封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史家这样记述道：“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三国志·魏书·董卓传》）由于儒家思想防线的崩溃，这一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念相当淡薄，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防全线失守，君臣相凌、父子交恶、夫妇反目、兄弟成仇，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许多在过去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情，在建安时期却得到了人们的喝彩与欣赏；许多本来属于可否之间的事情，却朝着远离儒家思想道德的方向发展，并受到了肯定和赞扬。最为惊世骇俗的，是曹操的“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和孔融关于儿子与父母关系的一番高论。

人民为何要拥护这样一个王朝? ！ http://bbs.guoxue.com/viewtopic.php?t=412861

贞节贾母碑（元代·碑刻）　　位于河北省柏乡县南部驻驾村西南一华里的贾氏墓地，东北距县城约8公里。　　碑刻于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系元朝古文学家杨载撰文，赵孟頫书丹。杨载长于古文，赵孟頫是元代著名的书法家，故此碑当时称为“双绝”。　　碑通高3.6米，宽1.05米，厚0.4米。碑额为弧形，额上浮雕双龙，中间阴刻篆书“贞节贾母之碑”六字。碑阳周边雕牡丹图案花纹。此碑是河北碑刻中书法价值较高的一通。碑身下部已断裂成数块，字迹剥泐严重，碑文行书，22行，行59字。　　据《柏乡县志》记载，碑中“贾母”系指贾谅之妻、贾延瑞之母滑氏。因贾谅早年去世，儿子尚幼，贾母不仅“守节”而且尊长爱幼，勤于持家不辞劳苦，将儿子延瑞培养成人并官居高位，为官清廉正直，为子克尽孝道，堪称楷模。因此皇帝下诏官府赐予贞节匾额，其子延瑞为其修墓树碑，以彰其节义功德。　　撰碑人杨载（1271～1323年），元代诗人并擅长古文，赵孟頫（1254～1322年），元代书画家，他的书画在中国书画史上有很大影响，“贞节贾母碑”就是他的碑版之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 稿件来源: 长城在线 )

武大樱花种植史（转）樱花是世界著名的花木，在植物学分类上属蔷薇科(Rosaceae)樱属(Cerasus Mill.)①落叶乔木（少数为常绿或灌木），主要产于北温带的中国华南、长江流域、华北、东北以及日本、朝鲜等地。我国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早在秦汉时期，樱花栽培已应用于宫苑之中，唐朝时已普遍出现在私家庭园。“樱花”一词，最早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以后也有诗人多次提及，如元郭翼有“柳色青堪把，樱花雪未干”，明于若瀛有“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等诗句。而南朝宋时的王僧达、沈约，唐白居易、吴融、萧颖士，前蜀韦庄，宋王安石、何耕，清陈洖子、吴其浚等人的诗文中所提的“樱”，经考证均为樱花而非樱桃。樱花花形美丽，树姿洒脱开展，盛开时如玉树琼花，堆云叠雪，甚是壮观，是优良的园林观赏植物，因此人们常将它种植在建筑物前、草地旁、山坡上、水池边，孤植、群植都很适宜。夏季樱花树枝叶繁茂，绿荫如盖，作为次干车行道或人行道上的行道树也十分美丽得体。樱花还是一种良好的切花，花枝可保持近半个月之久，它的叶也是很受欢迎的食品包装材料。全世界有50多个野生樱花基本种，中国约占38个之多，其次为日本、朝鲜、缅甸、不丹、锡金等仅产几种，但樱花栽培盛于日本是无疑的。有日本学者认为，“樱花是由于从中国引进梅花时夹带到日本的”，平安时代（1151－1192年），樱花在日本广泛种植，并取代梅花成为日本国代表性的花木。由于樱花开时热烈，落时缤纷，短暂的绚烂之后，便随即结束生命的“壮烈”精神深受日本人的喜爱，他们认为樱花具有高雅、刚劲、清秀质朴和独立的精神，是勤劳、勇敢、智慧的象征，因此，在以后的数百年里，樱花在日本受到广泛重视，乃至被定为“国花”，从而和富士山一样，成为了日本国的象征：“欲问大和魂何在？且看野樱向阳开。” 日本人走到哪里，就将樱花种到哪里，并常以此为礼物赠给友邦或友人。如1912年送给美国1870株樱花树，50年代时又曾向缅甸、菲律宾、印度、西班牙、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等国赠送樱花。早在清朝末年，日本樱花便已传入我国，杭州、青岛的租借地和上海租界内都栽有日本的樱花。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在我国大连、旅顺、沈阳等地都种上了日本的樱花。1929年南京中山陵建成后，日本赠送一批樱花植于梅花山东北坡。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亦多次以樱花作为礼物赠给中国。除日本外，世界上很多地方都种有樱花，如英国伦敦的皇家植物园，德国汉堡的天姆树木国，美国农务部和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等。我国各地的园林绿地、厂矿、大专院校等到处都种有樱花，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赏樱胜地，如北京玉渊潭公园，辽宁旅顺龙王塘水库公园，青岛中山公园，南京中山陵、玄武湖、古林公园，苏州上方山，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杭州太子湾，武汉东湖磨山樱花园，武汉大学校园，昆明圆通山，台湾阿里山等，都是人们踏青赏樱的好去处。武汉大学的樱花，在全国很有名气。不过，提起武大樱花的来历，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往事，它记载了一段令人辛酸的国耻。 20世纪30年代，初创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大兴土木，辟山建校，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经过9年的植树造林，珞珈山林木葱茏，花丛掩映，成为华中最好的植物园，被郭沫若盛赞为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然而，正当武大的发展势头蒸蒸日上之时，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半壁河山很快沦于敌手。至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汉大学亦是岌岌可危。这时，郭沫若来到武汉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4月底住进了珞珈山。而在此时，为了躲避战火，武大正在举校西迁到他的家乡——四川乐山。10月底，武汉三镇沦陷，武大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侵占。后来，郭沫若在其回忆录《洪波曲》中写道：

毕沅的故事(ZT) 　　毕沅到陕西做巡抚,有位何知县违背他不准送礼的告示，送上了二十块大方砖.说是从农家猪羊圈厩等处找来,看上去像古物,敬请大人鉴赏判定.毕沅看了，觉得是像秦砖,不禁赞赏了几句。知县就说，如此宝物,放在敝县也是白费,不如就留大人处,也算有了天日.毕巡抚本爱古玩,就收了下来,并以苏州名茶碧螺春一包回赠.过了三天,何知县被撤职,削籍为民了。原来何知县想送礼而不敢,先去请教了毕沅幕中一位庄师爷,庄说，大人爱古玩,但你送贵重物品他肯定不收,不如这样，做几块假古砖送礼试试.毕沅当天没识破，过后终于发现，再作调查,乃得( 0)大白.县官和何师爷都被辞退了。　　以上是苏州出版的<毕沅VS灵岩山馆>一书中的一个故事。到了另一苏州出版的<苏州状元>里，则变成这样.　　县令派人送上古砖,正是毕沅六十生日,毕沅看了很喜欢，就准备破例收下.对来人说,我本不收寿礼,但你主人这礼不同寻常,可先放这里，你先回去代致谢意,过几天我再写谢函过去。这差人见此情形,却得意忘形起来，多说了几句,把县官召集工匠赶制这批礼品的事说了出来。毕沅这才知道这是一批假古董. “最后只得一笑了之.　　两本书上的两个故事,都是县官给毕沅送古砖,古砖又都是假的.可以猜想当是同一故事的两个版本.二书虽都不是学术著作,只可定位为旅游读物或休闲读物,但是随意发挥太多,写的好似很生动,不巧二书写到了同一故事而又 “各有特色”,读者就反而不相信了。

蔡松年词选（转）蔡松年（公元1107-1159年）金代真定人。字伯坚，号萧闲老人。父蔡靖在宋朝为官，宣和末年（公元1125年）守燕山，降金。蔡松年随父在军中管机要文书，降金后，被金元帅府任用为令史，金天会中为真定府判官，自此为真定（今正定）人。后任行台卉部郎中、弄部员外朗，金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升为左司员外郎。和海陵王同在都元帅府共事，结交厚善。天德初年（公元1149年）海陵王即位后，擢升蔡松年为吏部侍郎，不久又迁升户部尚书。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任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后迁升左丞枢密副使。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任右丞相加仪同三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卒，海陵悼惜之，加封吴国公，谥文简。归葬真定。蔡松年是当时的文学家，元好问《中州集》辑其诗59首，词12首。文词清丽，擅长乐府，与当时的文学家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有《明秀集》。水调歌头念奴娇念奴娇蓦山溪满江红月华清尉迟杯鹧鸪天--------------------------------------------------------------------------------水调歌头星河淡城阙，疏柳转清流。黄云南卷千骑，晓猎冷貂裘。我欲幽寻节物，只有西风黄菊，香似故园秋。俯仰十年事，华屋几山邱。倦游客，一樽酒，便忘忧。拟穷醉眼何处，还有一层楼。不用悲凉今昔，好在西山寒碧，金屑酒光浮。老境玩清世，甘作醉乡侯。　念奴娇离骚痛饮，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夷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五亩苍烟，一邱寒碧，风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嵬隗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诗歌评析此首〈念奴娇〉词为蔡松年的名作。此词作于天眷三年(1140年)，用苏轼〈赤壁怀古〉词原韵。上阕悲叹古今人生，下阕入于旷达自适之境。词语飘逸清丽，风格明快，很有气势。　念奴娇九日作倦游老眼，放闲身、管领黄花三日。客子秋多茅舍外，满眼秋岚欲滴。泽国清霜，澄江爽气，染出千林赤。感时怀古，酒前一笑都释。千古栗里高情，雄豪割据，戏马空陈迹。醉里谁知许事，俯仰人间今昔。三弄胡床，九层飞观，唤取穿云笛。凉蟾有意，为人点破空碧。蓦山溪霜林万籁，秋满人间世.。客子旧山心，误西风、悲号涧水。茅檐夜久，仍送雨疏疏，焚香坐，对床眠，多少闲滋味。钓舡篷底，闲杀烟蓑辈。老眼倦纷华，宦情与，秋光似纸。幽栖归去，梧影小楼寒，看山眼，打窗声，莫放颓然醉。　满江红翠扫山光，春江梦，蒲萄绿遍。人换世、岁华良是，此身流转。云破春阴花玉立，又逢故国春风面。记去年，晓月挂星河，香凌乱。年年约，常相见。但无事，身强健。赖孙垆独有，酒乡温粲。老骥天山非我事，一蓑烟雨违人愿。识醉歌、悲壮一生心，狂嵇阮。　月华清楼倚明河，山蟠乔木，故国秋光如水。常记别时，月冷半山环佩。到而今、桂影寻人，端好在、竹西歌吹。如醉。望白苹风里，关山无际。可惜琼瑶千里，有年少玉人，吟啸天外。脂粉清辉，冷射藕花新蕊。念老去，镜里流年，空解道、人生适意。谁会。更微云疏雨，空庭鹤唳。　尉迟杯紫云暖，恨翠雏珠树双栖晚。小花静院相逢，的的风流心眼。红潮照玉碗，午香重，草绿宫罗淡。喜银屏、小语私分，麝月春心一点。华年共有好愿。何时定，妆鬟暮雨零乱。梦似花飞，人归月冷，一夜小山新怨。刘郎兴、寻常不浅。况不似、桃花春溪远。觉情随、晓马东风，病酒余香相伴。　鹧鸪天秀樾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蘸潇湘。醉魂应逐凌波梦，分付西风此夜凉。

蔡松年蔡松年（公元1107-1159年）金代真定人。字伯坚，号萧闲老人。父蔡靖在宋朝为官，宣和末年（公元1125年）守燕山，降金。蔡松年随父在军中管机要文书，降金后，被金元帅府任用为令史，金天会中为真定府判官，自此为真定（今正定）人。后任行台卉部郎中、弄部员外朗，金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升为左司员外郎。和海陵王同在都元帅府共事，结交厚善。天德初年（公元1149年）海陵王即位后，擢升蔡松年为吏部侍郎，不久又迁升户部尚书。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任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后迁升左丞枢密副使。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任右丞相加仪同三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卒，海陵悼惜之，加封吴国公，谥文简。归葬真定。蔡松年是当时的文学家，元好问《中州集》辑其诗59首，词12首。文词清丽，擅长乐府，与当时的文学家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有《明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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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海:从考古发现看山东在我国古史上的地位　　提起山东，人们会想起孔子、孟子，想起闻名遐迩的齐鲁文化……然而，您知道吗？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还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山东不仅以“齐鲁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而且，还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文物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使迷离恍惚的山东远古、上古史，逐渐显示出本来面目。　　鲁南地区是最有希望建立完整史前文化体系的地区　　１９６５年，在鲁中沂源县的鲁山之阳，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东一号洞穴”遗址，采集到石核、石片、刮削器等打击石器。翌年，又在新泰县的乌珠台，发现了一枚少女左下臼齿和哺乳动物化石。少女臼齿属于智人，距今约二至五万年。这两项发现，揭开了鲁南旧石器考古的序幕。随着八十年代文物大普查的开展，在鲁东南地区相继发现了沂源猿人、一些旧石器地点和成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主要集中在鲁东南的沂、沭河流域。其中较重要的除了沂源猿人化石和旧石器地点以外，还有沂水县的旧石器、细石器地点群，临沂县和郯城县马陵山地区的细石器地点群等。　　沂源猿人，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２年发现于沂源县土门乡，计有头盖骨一、眉骨二、牙齿八、肱、肋骨各一件，这些化石可能属于两个成年猿人个体。与猿人化石同出的还有肿骨鹿、野猪、野牛、猎狗等中更新世的哺乳动物化石。猿人的特征与北京人相似，初步鉴定距今约４０—５０万年。这是山东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早期猿人化石，从而填补了我国猿人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空白，把山东地区的人类历史上推前了四五十万年。在沂源猿人产地附近，还发现了上岩洞等旧石器晚期地点和动物化石地点。此外，在鲁东南沿海日照县的秦家官庄，也发现了旧石器早期的遗存。　　继上述发现以后，又在沂沭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细石器遗存。１９８２年夏，在临沂城东相公乡的凤凰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细石器。凤凰岭是高出地面１０—２０米、海拔６０—７０米的馒头形大土丘，在地层和石器上都发现用火痕迹，是一处重要的细石器遗址。凤凰岭细石器包括石核石器和石片石器两大类，器形繁多。大多以传统的间接打击法制成，具有典型的细石器特点。这一发现，揭开了山东史前考古新的一页。　　接着，又在郯城县马陵山地区和沂水县的西南部，发现了成群的细石器地点。马陵山是条状低山丘陵，海拔７０米。在山西侧的郯城县的归义、红花、高峰头一带，发现了几十处细石器地点。其中以郯城县东南２０公里的黑龙潭地点较重要。在这里获得的典型细石器，与凤凰岭细石器基本一致，应属同一细石器文化。１９８４年又在沂水县的西南部，发现了细石器地点群，达１９处之多。细石器的形制和主要制作技术，都与凤凰岭细石器文化相同。可以断定沂沭河流域所发现的细石器文化，是同一种细石器文化。我们不妨称之为“沂沭细石器文化”。　　“沂沭细石器文化”的发现，是继沂源猿人、“沂沭旧石器文化”以后，山东文物考古工作的又一重大收获。尽管全面系统的调查、必要的分析、发掘和综合研究工作，都有待进一步进行，但它已显示出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扩大了我国细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证明不光在北方草原和西北青藏高原流行细石器，在黄河流域也存在着发达的细石器文化。由于细石器文化是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文化遗存，这就给鲁南地区石器时代文化，增添了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它为探讨我国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和农业的起源等问题，提供了一批极其珍贵的新资料。　　沂沭河流域旧石器、细石器遗存的分布，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沂源猿人和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主要发现于群山环绕、海拔较高的沂河源头和上游地区；细石器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沂河上游的沂水县境一带，以及沂沭河中游的山前平原和低山丘陵上。前者海拔都在１００—３００米之间，后者海拔都在７０米以下。这符合人类由山地逐渐移居平原的规律。当人们还在山上居住的时候，经济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迁居到平原后，就以高级采集经济为主，兼营渔猎。当时，农业正在萌芽之中。以凤凰岭细石器文化遗址为代表的临沂县境一带的细石器遗存，或许就处在这一阶段。通过深入的调查、发掘工作，有可能从“沂沭细石器文化”中找到农业起源的实证。

山东名称的由来(ZT) 　　今日的山东，并非古时所指的“山东”。早在战国时期，秦据关中，称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为山东，有时泛指秦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之国领土，山东遂成为广泛的地域名称。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地域范围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范围逐步缩小东移。唐和北宋时期则指太行山以东的地区。从唐末、五代以来，就有人用山东专指齐鲁之地。宋朝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路”即相当于现在的省。今日的山东地区属京东路与河北路。女真族占领中原后，建立了金政权，行政区划仍沿用宋朝“路”的旧制，将京东路改称为山东，并将其分为山东东路与山东西路。东路治所在益都府，今益都县；西路治所在东平府，今东平县。“山东”被正式确立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明代废除旧制，在全国设立了十三个布政使司。清代时称山东省，并以济南府为省会。民国时称山东省，仍以济南为省会，直至今日。　　古人以左为东，古时山东又有雅称为“山左”。

山东古代文学家、艺术家简表(ZT) 孔丘（前５５１—前４７９）　　春秋末期大思想家，教育家，学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多年致力教育，整理了《诗经》、《尚书》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书《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现存《论语》，记载了孔子和弟子的谈话。左丘明　　春秋时鲁国史学家。《左传》、《国语》相传为左丘明所作。孟轲（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　　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著有《孟子》一书传世。邹阳（约前２０６—前１２９）　　西汉文学家。著有《狱中上梁王书》、《谏吴王书》等。东方朔（前１５４—前９３）　　字曼倩。西汉文学家。著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七谏》等。后人辑有《东方先生集》。孔融（１５３—２０８）　　字文举。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曾任北海相。后人辑有《孔北海集》。刘桢（？—２１７）　　字公干。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后人辑有《刘公干集》。祢衡（１７３—１９８）　　字正平。汉末文学家。著有《鹦鹉赋》等。徐干（１７１—２１８）　　字伟长。汉末思想家、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著有《中论》等。后人辑有《徐伟长集》。王粲（１７７—２１７）　　字仲宣。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著有《七哀诗》、《登楼赋》等。后人辑有《王侍中集》。仲长统（１８０—２２０）　　汉末哲学家、政论家。著有《昌言》三十四篇。诸葛亮（１８１—２３４）　　汉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作有《梁甫吟》、《草庐对》、《出师表》等传诵于后世。左思（约２５０—约３０５）　　字太冲。西晋文学家。著有《三都赋》等，“洛阳为之纸贵”。后人辑有《左太冲集》。王羲之（３２１—３７９，一作３０３—３６１）　　字逸少。东晋书法家、文学家。著有《兰亭集序》等文。法帖遍于天下。王献之（３４４—３８６）　　字子敬。东晋书法家。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并称“二王”。羊欣（３７０—４４２）　　字敬元。南朝宋书法家。擅长隶书，学于王献之。当时传云：“买王得羊，不失所望。”颜延之（３８４—４５６）　　字延年。南朝宋诗人。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与谢灵运齐名。后人辑有《颜光禄集》。鲍照（约４１４—４６６）　　南朝宋文学家。曾为临海王前军参军，长于乐府歌行，作有《拟行路难》、《芜城赋》等，影响深远。有《鲍参军集》。王僧虔（４２６—４８５）　　南朝齐书法家。书迹有《王琰帖》等。著有《论书》等篇。任昉（４６０—５０８）　　字彦升。南朝梁文学家。以文擅名，后人辑有《任彦升集》。刘峻（４６２—５２１）　　字孝标。南朝梁学者，文学家。曾任荆州户曹参军。曾注《世说新语》，为世所重。后人辑有《刘户曹集》。刘勰（约４６５—约５３２）　　字彦和。南朝梁文学理论家。著有《文心雕龙》，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名著。何逊（？—约５１８）　　字仲言。南朝梁诗人。曾任庐陵王记室。后人辑有《何记室集》。王僧孺（４６５—５２２）　　南朝梁文学家。曾任尚书左丞。后人辑有《王左丞集》。徐摛（４７２—５４９）　　南朝梁文学家。是宫体诗代表作家之徐陵（５０７—５８３）　　字孝穆。南朝陈文学家。是当时宫体诗代表作家之一。曾编有《玉台新咏》，后人辑有《徐孝穆集》。颜之推（５３１—约５９０以后）　　字介。北齐文学家。著有《颜氏家训》传世。储光羲（７０７—约７６０）　　唐诗人。现存《储光羲诗》。萧颖士（７０９—７５９）　　字茂挺。唐散文家。后人辑有《萧茂挺文集》。段成式（？—８６３）　　唐文学家。撰有《酉阳杂俎》。后人辑有《段成式诗》。李成（９１９—９６７）　　五代宋画家。宋初三大山水画家之一。现存与人合作的《读碑窠石图》。张择端　　北宋画家。徽宗朝供职翰林图画院。存世作品有《清明上河图》。

山东重要历史事件简表(ZT) 约公元前５４００年　　北辛文化。遗址位于山东滕县东南，为大汶口文化之渊源。约公元前４０００年　　大汶口文化。以山东泰安县大汶口命名，属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距今约４０００年前　　龙山文化。以济南龙山命名，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父权制时代。是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公元前１１世纪　　伯禽封于鲁，建鲁国，都曲阜。公元前１１世纪　　姜尚建齐国，都营丘。公元前６８５年　　齐桓公即位，管仲相齐。公元前６８４年　　齐鲁长勺之战。鲁胜。这是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公元前６７８年　　齐桓公建立霸权。公元前５９４年　　鲁国实行“初税亩”，表明井田制度已经瓦解。公元前５９０年　　鲁国实行“作丘甲”，即按“丘”科派兵役和军需品。公元前４８１年　　田氏代齐。田成子杀齐简公和右相简止，从此齐国由田氏专政。公元前３７５年　　田齐桓公田午继位，为招纳贤士，在临淄城稷门外稷下建立学宫。以后，稷下学术活动空前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公元前３５４年　　齐魏桂陵之战。齐围魏救赵，又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设伏袭击，大败魏军，生擒魏将庞涓。公元前３４２年　　马陵之战。齐军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大败魏军，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杀，从此魏国国势衰落。公元前２７９年　　田单火牛阵大败燕军。公元前２５５年　　楚考烈王占据鲁国。公元前２４９年　　楚亡鲁。公元前２２１年　　秦灭齐。公元前２１９、２１８、２１０年　　秦始皇三次巡游山东，封泰山。公元前２１９年　　徐福从山东登州入海东渡。公元前１５４年　　西汉七国之乱，胶东、胶西、胶南、淄川为其中四国。１８—２２年　　赤眉军起义，反抗王莽政权的统治，后为刘秀镇压，失败。１８４年　　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张角等牺牲后，青州成为各地黄巾军及其他农民武装的集结地，形成著名的青州黄巾军。后大部分接受曹操诱降，改编为“青州兵”，在曹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３９８年　　燕丞相慕容德称王建南燕，定都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６１１年　　王薄领导山东农民起义，后与窦建德等部汇合，形成隋末农民大起义，为推翻隋朝统治起了重大作用。８７４年　　王仙芝、黄巢领导农民大起义，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从此唐王朝名存实亡。１１１９—１１２２年　　北宋末年宋江起义，后失败。１２１１年　　金末，杨安儿、李全等领导红袄军进行抗金斗争。１４２０年　　唐赛儿领导明初山东农民起义。１５４４—１５５５年　　戚继光任登州都指挥佥事，备倭抗倭。１６４０—１６６５年　　山东榆园、满家洞、东明等地抗清斗争。１８６１年　　白莲教、宋景诗起义抗清。１８７４年　　清廷开办北洋水师学堂，建旅顺、威海为军港。１８７６年９月１３日　　英国与清政府在烟台签订《烟台条约》。１８８６年　　兖州教案。１８９４年　　大刀会成立。１８９７年　　巨野教案，德国借此强占胶州湾。１８９８年３月　　德国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１８９８年７月１日　　英强迫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务》。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８日　　日照教案。后德出兵日照，强取津镇（后改为津浦）铁路修筑权。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　　初为大刀会、义和拳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后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１９０５—１９１１年　　山东展开收回权利运动。１９０５年　　同盟会山东支部成立，徐镜心为主盟人。１９１０年　　莱阳人民开展抗捐抗税斗争。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３—２４日　　辛亥革命中，山东响应，宣布独立。２０年世纪初—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烟台近代民族工业迅速发展。

冯惠民:张骞通西域　　我国同西方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古代。据说早在西周时，周穆王就驾着用八匹骏马拉的车子去遨游西方，跟住在瑶池的仙女西王母相会。当然，对这种神话传说，不能完全相信。不过，到公元前五世纪时，我国出产的丝绸已经远销到希腊、罗马和印度等地；此后，希腊、罗马的学者便用“赛里斯”这个富于诗意的名字称呼中国，意思是“丝绸之国”。在中亚、西亚等地还把中国人称为“秦人”，说明盛极一时的秦朝虽然只存在了十五年，但是，它的声誉已为西人所知。中西的交往，至迟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到汉代以后，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更是誉满中外，成为中西交通史上的一段佳话。“丝绸之路”是跟伟大的探险家张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张骞，今陕西城固人，是汉武帝的一名普通侍从。他曾两次出使西域，并荣立战功，被封为博望侯，因此，人们又称他“张博望”。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抗击匈奴的侵扰，决定跟另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ｒòｕｚｈī肉支）联合起来，共同夹击匈奴，以便夺取战争的胜利。大月氏本来在甘肃敦煌、祁连居住和放牧，汉文帝时受到匈奴的欺凌和压迫，不得不离开故地，长途跋涉，辗转西迁。为了寻找并联合大月氏，汉武帝招募勇士，物色使者。这时，地位卑微而又胸怀大志的张骞便毛遂自荐，主动要求承担这个重要使命。　　公元前１３９年，张骞率领一百多人，由奴隶出身的匈奴人甘父（堂邑父）作向导，离开了首都长安（今西安），踏上征途。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不仅是路途的遥远，山川的阻隔，无边的沙漠和砾石，以及恶劣多变的气候，更难对付的是匈奴的骑兵，他们控制着通往西域的必由之路——河西走廊。张骞不顾个人安危，冒险西行，过了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南）不久，果然被匈奴骑兵发现，同行一百多人全部被俘。匈奴单于不准他们经过匈奴控制的地区前往西域，又怕他逃回汉朝，就把他们扣留在匈奴的西部。　　一年一年过去了，张骞跟一个匈奴女子结了婚，生了孩子，可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重要使命，始终保持着汉朝使者的气节和尊严。　　十一年以后，到公元前１２９年，张骞终于找到了逃脱的机会。一天，他趁匈奴防备不严，跟甘父等人一起，轻装上路，匆匆离开匈奴，直奔天山南麓的车师（在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今新疆焉耆），溯塔里木河西行，前往龟兹（今新疆库车东）、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由于粮食、物资都被扣留，路上经常断饮断炊，忍饥挨饿，旅途更加艰难。好在甘父是个神射手，他沿途射猎野味，给大伙充饥。这样一直奔波了几十天，终于翻过了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在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　　高鼻子、深眼窝的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个富饶的大国，很想跟汉朝友好往来，只是路程遥远，交通不便，未能如愿。所以，当他听说汉朝使者已经到来时，便喜出望外，在国都贵山城（今苏联塔什干东南的卡散赛）热情地接见了张骞。他先请张骞参观了大宛国的名产汗血马，然后请张骞品尝保存了几十年的陈葡萄酒。张骞也把此行的目的和遭遇如实地告诉了大宛王，希望他提供方便，把汉朝使者送到大月氏。大宛王欣然允诺，并特意派了翻译和向导，把张骞一行送到大宛西北的康居国都贵山城（在今苏联撒马尔罕），由康居人把他们一直送到大月氏。这样，在西域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张骞终于到达了渴求已久的目的地。　　这时，大月氏已经在妫水（今阿姆河）北岸建立了国家，并且征服了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张骞到了大月氏以后，满以为他的使命可以顺利完成，可是，情况的变化又使他不能如愿。由于妫水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社会安宁，战事稀少，人民安居乐业，大月氏已由原来的游牧生活开始转入农牧并重的定居生活，所以，他们不愿意再跟匈奴打仗。　　张骞见跟大月氏联合的事无法谈妥，便渡过波涛汹涌的妫水，到大夏的国都蓝氏城（今阿富汗的阿齐拉巴德）去访问。只见城里街道整齐，店舍林立，商业发达，货物众多。张骞耳闻目睹了许多新鲜事儿，不觉留连忘返。他听说再往西几千里，有一个更为发达的大国名叫安息（即古波斯，今伊朗）。安息方圆数千里，大小数百城，商人们经常到周围各国去贩运货物。当时，安息已经出现了金属货币和文字。货币上铸有国王的头像。文字也跟汉朝的不同，由于是在皮革上横写的，所以张骞说它是“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安息国再往西、靠近西海（今波斯湾）的是条支国（即大食，约在今伊拉克境），那里盛产大鸟，卵大如瓮；国人善长魔术。这些新奇的故事吸引着张骞，一住就是一年。

张烈:“焚书坑儒”小议　　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两千多年来，一直为后人议论不休，几乎是非难辨。现在我们就“焚书坑儒”事件提供一些基本史实，并通过这些史实作些分析，以帮助读者了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究竟是怎么回事。　　排儒是秦统治者的传统政策　　在秦王朝建立以前，作为诸侯国的秦国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行排儒。商鞅变法以来更确立了排儒政策，奉行法家治国论。　　公元前３５９年，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推行农战政策，为后来秦王朝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同时采取了排儒政策。商鞅认为儒士和工商技艺者是推行新法的大敌，他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指工商业者）一人焉，百人皆怠于农战矣。”（《商君书·农战》）这是说国家若纵容儒士和工商业者发展，许多老百姓就会逃避农事而去从事游说和工商技艺，结果必然是“田荒而兵弱”（《商君书·算地》）。为了保证农民安心于农事，就必须给儒士和工商业者以坚决打击。商鞅认为这是“令民归心于农”的有效措施。　　商鞅还认为，老百姓要是开化，有知识，就会不安分，逃避繁重的农事劳动而去奔走其它轻松的活计。要保证老百姓安心务农就得搞愚民政策，“愚农无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积极于农事）”（《商君书·垦令》），国家就可以得到充足的兵源和粮源，去从事兼并和统一战争。因此，农战与排儒成了推行变法的双轮，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商鞅在变法中得罪了秦孝公的儿子及其师傅。秦孝公的儿子即位（是为秦惠文王）后，车裂（肢解）了商鞅。但新法并未废止，秦国继续推行农战政策和排儒政策。到了战国晚期，秦昭襄王还在说：“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儒效》）公元前２４６年，秦王政即位。当时他在秦国见到了韩国公子韩非写的充满了排儒思想的《五蠹》等篇作品（“五蠹”是把儒、侠、工商业者、损害君权、破坏农战的五种活动，比作五种害国的蠹虫），非常赞赏，感慨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韩非列传》）可见，后来秦始皇搞的“焚书坑儒”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　　“焚书坑儒”是旨在加强皇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措施　　秦王政凭借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所积聚的强大国力进行兼并战争，花了十年时间，逐个吞并韩、赵、魏、楚、燕、齐等六个诸侯国，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二六年）实现了统一，建立秦王朝，自称“始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摒弃分封制，肯定了郡县制的国家政治体制。　　秦王朝的建立，意味着农战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因此，秦始皇在建立秦王朝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就放松了与农战政策相辅而行的排儒政策，甚至转而采取笼络儒生的政策。他封儒生七十人为“博士”，作为身旁的高级顾问，遇到一些事情还和博士们商议。公元前２１９年（秦始皇二八年），秦始皇召集博士们议论封禅泰山的事（到泰山祭天叫“封”，到泰山附近的梁父山祭地叫“禅”），由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难施用”（《史记·封禅书》），秦始皇才又开始贬黜疏远儒生，不过还没有恢复排儒政策。　　秦始皇排儒政策的恢复是在秦王朝建立后的第八年，即秦始皇三四年（公元前２１３年）。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大臣及七十名博士都被召赴宴。席上，博士主管官周青臣热烈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和郡县制度，说在这种统一局面和郡县制度下，“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秦始皇的家天下可以“传之万世”。秦始皇听了大为高兴。可是博士淳于越却认为郡县制有问题，他说：殷周两个王朝享国长久，就在于分封子弟功臣为诸侯，王室得到诸侯有力支持。如今实行郡县制，天子缺少枝辅，实际上是孤立的，一旦发生权臣篡国事件，天子没有诸侯救护，就非常危险。显然，淳于越的这一意见不止是在批评周青臣，同时也是在抨击秦始皇和李斯。于是秦始皇便叫大家当场议论这番话。丞相李斯坚持原来的观点，说古今情况不同，施行政策就不可能一样。如今实现的统一和建立的郡县制，不是愚儒所能了解的。过去长时期的战乱，是分封制度发展的结果。如今天下平定，法令统一，才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局面。可是儒生们不推崇现行制度却提倡复古，诽谤朝廷政制。这种情况如不禁止，那末，上头的皇权将要下降，下面的私党将会形成。所以，必须禁止私学。他请求：凡史书不符合《秦纪》者都烧掉；除了博士官的藏书外，《诗》、《书》和其它各家书籍，也都得拿到地方官吏处烧掉；谈论《诗》、《书》的要处死，借古非今的要灭族；官吏知情而不揭发的要与作案者同罪；藏书者在禁令下后三十日内不烧，就以墨黥面，并罚作四年苦役；只存医药、卜筮、种树方面的书籍。秦始皇当即同意并批准了李斯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付诸执行。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焚书”事件。

许树安:西汉的“郎”官　　在西汉的政治活动中，有一种“郎”官经常出现在史籍中，所谓郎官，包括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等，它们隶属于九卿之一的郎中令（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改名光禄勋）。郎中令是皇帝的侍从武官长，诸郎则为皇帝的侍从武官，平日担负着内廷宫殿的值宿守卫，皇帝出行时充任扈从警卫。唯有议郎不带武装。郎即古“廓”字，表示立在廊檐下，充当皇帝的近侍护卫之臣。　　郎官常是入仕做官的踏板　　在汉代，郎官常常成为人们踏上仕途的起点。由于郎官经常随从在皇帝左右，容易取得皇帝的宠信，从而有机会获得较高的官职，或者在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中被授予一些特殊差遣。不少汉代著名的历史人物，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最初都是以做郎官开始进入官场的。　　例如出使西域的张骞，便是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做郎官的。后来汉武帝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征募人员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于是张骞以郎的身份应募出使，他为沟通中国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创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历来为人们所称颂。张骞自西域归来后，被擢升为太中大夫等官，后来他又以校尉随从大将军卫青远征匈奴，被封为博望侯，并且逐渐升官至九卿。　　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长于辞赋，他在汉景帝时曾做郎。由于他对这个职务不感兴趣，汉景帝又不好诗赋，于是司马相如就辞去郎官，专心作赋。后来他的《子虚赋》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又把他召到朝廷来做郎官，让他经常随从在自己身边。几年以后，汉武帝任命他为中郎将，派他出使西南夷（指汉代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南部以及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的总称）。他为汉朝在那里设置郡县，巩固其统治做出了贡献。　　汉代号称“飞将军”的李广，最初在汉文帝时也是郎官。至汉景帝时，李广在讨伐吴楚的叛乱以及出击匈奴的征战中显露头角，得以施展出他的军事才干，逐步得到提拔，成为保卫祖国疆土、抗击匈奴侵扰的一代名将。　　取得郎官的途径　　为了取得郎官的职位，可以通过好几种途径：　　高级官员子弟可以根据“任子令”取得郎官。汉代的任子令规定：凡是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职满三年的，可以保举子弟一人为郎。《汉书》中记载张安世、陈咸、刘向等都是因为父亲任高官而为郎的；爱盎、霍光、杨恽等则是由于兄长做大官而为郎的。　　一些普通身份的人可以通过直接向皇帝上书、献赋，取得皇帝信任、被任命为郎官。例如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便是向汉武帝提出关于治理国家的策略，受到汉武帝的赞赏，做了郎中。其中主父偃几次上疏言事，汉武帝都言听计从，把他从郎中擢升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之内提升四次。当时有一帮子象他们这样具有政治见解和才干的人，常以郎官职位围随在汉武帝身旁，为之出谋划策，或者被派遣去执行某种重要使命，对当时朝廷的内政外交方针政策有着相当的影响。　　还有些人是由于被举孝廉、或出色地回答皇帝策问、或精通某些经书、或作为博士的弟子学习成绩优异等等而被任命为郎的。他们有许多人后来都取得了高官厚禄，甚至做了丞相、御史大夫，位至三公，显赫一时。　　此外，西汉时财产在一定数额以上的人也可具备做官的资格，叫做“资选”。据记载，当时财产在五百万钱以上的人可以做常侍郎，他们需要自备车马服装到京城上任。　　汉武帝时，由于北击匈奴、南通西南夷，常年战争，使国家财力耗费巨万，为了弥补国库的空虚，朝廷开始允许平民向国家交纳羊群换取郎官。后来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又规定准许平民可以交纳粮谷取得官职。《汉书》中记载当时若要求得郎官，需交谷六百石。这样一来，郎官的成份就更复杂了。汉武帝在元朔年间还另设置了武功爵若干级，鼓励人们向朝廷买爵。买到爵位后，高级的可以封侯，低级的可以做郎官。当然，能够花钱买官的人，总是那些殷实富户，一般的贫苦百姓是可望不可及的。《汉书》中提到河南富豪卜式不只一次主动把一半家产捐献给国家，以助击匈奴。汉武帝十分感动，任命他为中郎，后来逐渐升迁至御史大夫。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人黄霸是当地有势力的人，从小就喜欢学律令，向往做官。汉武帝末年，他用钱捐了侍郎。到了汉宣帝时，官位渐升至丞相。死后，他的子孙有五、六个人都做了二千石高官。

《哀江南赋》写作时间重考（一）作者：xr_zh 庾信一篇《哀江南赋》，满纸故国之思，乡关之情。情深之处，往而不返；心伤之际，泪血交洒，中国文学史上少有能媲美者。关于此赋写作时间，陈寅恪先生考证为578年岁末，于此学界长期无人质疑，虽时有小异，无伤大同。最近阅读有关颜之推《观我生赋》论文，发现至有言庾赋效法颜赋者（见饶宗颐《澄心论萃·说庾信〈哀江南赋〉》（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第57-60页）。笔者于此说深不以为然，故重读《哀江南赋》并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一文。殊为意外者，一读之下，颇觉寅恪先生之考证《哀江南赋》写作时间颇有不密之处。遂旁搜证据，比对推考，自信庾信于578年岁末作赋之可能性微乎其微。又进而考证庾信实际作赋时间，所获结果为556年岁末。请伸论如下，以博笑方家。 �� 先述寅恪先生推论不密处。寅恪先生所依之论据自《哀江南赋》三处文字引出。一，二处出于序文： �� 中兴道消，穷于甲戌。 �� （中略） �� 天道周星，物极不反。 ��三处出于赋文末尾， �� 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 �� 日穷于纪，岁将复始。 �� 逼切危虑，端忧暮齿。 �� 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 ��此三处文字虽地方不同，却为寅恪先生作连环之用。“中兴道消，穷于甲戌”很明显指建康被侯景所陷的时间--554年。“天道周星”之“周星”指岁星运转一周天的时间，即十二年。“零落将尽”指庾信同辈王褒等人去世。王褒亡故时间在567年与578年之间。寅恪先生将三个时间放在一起推算，即得到578年。其推算逻辑如此：自554年算起，岁星运转十二年，至566年为一个“周星”。该年可能是作赋的时间。但是，王褒亡故时间在567年与578年之间，则566年王褒尚在，与“零落将尽”不符，故当年作赋不大可能。于是，寅恪先生将岁星运转再推十二年，至578年。该年王褒已卒，庾信已老（67岁），既符合“零落将尽”，也符合“端忧暮齿” （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09-213页）。 �� 寅恪先生的时间连环看似周密，实则不然。首先，若庾信将“天道周星”用作两周，极其迂回牵强，若以文章标准论之，实为败笔。以庾信之善文，何以出此下策？直言“岁星再周，物极不反”，岂非悲剧效果更强？！ �� 复次，将“零落将尽”解为王褒去世亦缺乏理据。此句上下文如下： �� 余列祖于西晋，始流播于东川。 �� 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 �� 提挈老幼，关河累年。 �� 死生契阔，不可问天。 �� 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 �� 日穷於纪，岁将复始。 �� 逼迫危虑，端忧暮齿。 ��“零落将尽”一典原出于魏文《与吴质书》。此书述及知交故旧乐享胜游之后，转而感叹“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此处，“零落略尽”当然指其“知交故旧亡故殆尽”，因为有前文作铺垫。然而，若不加主语，或有前文作铺垫，“零落略尽”除“亡故殆尽”之意外，并无深意，很难自然含有“故旧知交亡故殆尽”之意。作者用典或借其事，或借其词，也未必在在皆有深意可掘。何况，在“零落将尽，灵光岿然”之前，庾信言及家族的两度播迁遭遇。至此虽有“况复”作转折词，并未用一新主语提起新话题，读者更可解为其家人“零落将尽”。据庾信《伤心赋》，其二子一女均丧身于侯景之乱，父卒于江陵（见《庾子山集注》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55页）。抑或在北迁长安的艰险途中及抵达之后，更有别的亲人死于非命，也未可知。故将此句解为其家族成员“零落将尽”，并非捕风捉影。而且唯其如此解释，方可与文首所叙家族兴旺对比，以增强悲剧效果。这种盛衰对比手法也正是庾信于赋中在在使用，因而使此赋极其戏剧化，极富可读性.何况正如 William Graham 博士所言：王褒卒后，尚有其他南来文人在世。577年之后，又有颜之推等在北齐的南方文人迁至长安。此时庾信不大可能称自己为南方同侪“零落将尽”之后的“灵光岿然”（见 William Graham, “The Date of the ‘Lament’” “哀江南赋”写作时间考， The Lament for the South 哀江南赋。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年，第173页）。既然“零落将尽”并不一定指王褒之死，寅恪先生的时间连环则自然缺环。 �� 再说，“天道周星”也不必拘泥为时间长度。“天道周星，物极不反”一联，其实泛解为庾信对自己遭遇的慨叹更合适。“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犹言：天之道随星辰运转而有所变化，幸与不幸至于极端，必转而化至反面。而信之厄运自“大盗移国，金陵瓦解”，至于“华阳奔命，有去无归”，再至于“中兴道消，穷于甲戌”，一而再，再而三，可谓已臻极端，却仍未见些许转机。翘首问天，天道安在哉？！此叹此问于赋文文末更为明显： �� 且夫天道回旋，生民预焉。 �� 余列祖於西晋，始播迁於东川。 �� 洎余身而七叶，又遭时而北迁。 �� 提挈老幼，关河累年。 �� 死生契阔，不可问天。 �� William Graham 博士亦察觉寅恪先生对“周星”之解释有牵强之嫌，遂代为补救，将赋末尾之“日穷于纪，岁将复始”用作新解，以取代“周星”之功用。其推论大致如下：“日穷于纪”出于《礼记 . 月令》“日穷于纪，月穷于次”。而《礼记 . 月令》紧接下文曰：“星回于天”。郑玄注曰：“是月，日月星辰皆周匝于故处也，岁将更始。”此犹言天上星辰将终其周转，人世间事亦复如此，庾信之生命也老迈如将终之星辰也。此正合于庾信再三慨叹之老迈（见前注）。笔者于Graham 博士之意见，深表同意。不过，即便“日穷于纪，岁将复始”意指自己生命将终，也未必即578年。庾信焉能预知自己会卒于580年？笔者以为，庾信此处一则记实，言作赋之际已是岁末；二则慨叹岁月周而复始地流逝（而厄运一如既往），紧迫令人“危虑”，“端忧”催人齿暮。参较序文中“天道周星”与赋文末之“天道回旋”，可见两处乃词异而意同，均指日月星辰周而复始地运转；或换言之，指时间的流失，盖与科学意义上之岁星运转无涉。

漫话泉城济南与舜文化作者：济南鲜花网史载舜耕于历山，但是历山在国内有20来座同名者，山西、河南、湖南，以及山东菏泽等各地都有历山，都声称是舜耕过的历山。但是舜既是“东夷人也”，历山只能在东夷，济南正是地处东夷之地。舜既是儒家所提倡标榜而知名的，儒家产生于齐鲁，儒家心目中的舜的活动范围就是泰山文化圈中的地域，所以舜首先祭的是岱宗（泰山），而耕在济南的历山了。北宋文学家曾巩任齐州知州时在趵突泉畔修筑了泺源堂和历山堂，并作了《齐州二堂记》，专门辩正了这一问题，他说：“《史记》谓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郑康成释‘历山在河东，雷泽在济阴，负夏--卫地’。皇甫谧释‘寿丘在鲁东门之北，河滨--济阴宾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同时，其地不宜相远。二家所释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皆在鲁卫之间，地相望，则历山不宜独在河东也。”曾巩所据理由是充足的，舜所耕的历山，必然是今日济南之千佛山。　　千佛山现有舜祠，我们站在千佛山四望，其南是舜所祭祀的岱宗，其北就是趵突泉边的娥皇、女英祠（约创建于2000年前），又有祀尧、舜、禹的三圣宫。泉水流经之护城河，即是北魏时期的娥英河，河水东流，经过舜井街的南端，北为舜井。再越过趵突泉可望到大明湖，大明湖北有曾巩建筑的北渚亭（现正在重建中），令我们联想起《楚辞·九歌》咏娥皇女英的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的名句。如果再往东北远眺，便可以指向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也令人想起了制陶能手大舜了。济南的名胜古迹都是在舜文化之中的。　　济南新建的优美的园林式宾馆就名为舜耕山庄，它就在舜耕田地的原址之上，并铸有大舜的铜像。另外，济南还有以舜耕命名的中学和小学，有一条大路也叫舜耕路。　　千佛山公园准备扩建舜庙，并在其旁新建一座舜裔祠，因为大舜的后裔很多，仅可考的就有30个多姓氏都是舜的后代，他们是“陈、田、车、靖、法、陆、光、孙、妫、姚、袁、爰、占、文、敬、司徒、虞、胡等。准备把各姓的初祖的牌位一齐供奉，以供海内外舜的后裔寻根追远之需”。　　在千佛山下建筑的一座大舜石图园，由雕塑家设计了九个图腾石柱，上面分为神话、传说、史迹三部分，雕刻大舜的事迹图像，与山上的舜庙互相辉映。　　大舜是东夷文化的产物，也是齐鲁文化的代表，更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他孕涵了丰富的中华精神文明，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在提倡精神文明、爱国主义的今天，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大舜文化是济南景观的主旋律，是济南人民的骄傲，也是全国人民的瑰宝。

西铭（又名《订顽》）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赐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西铭〗宋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撰。此编原为《正蒙》一书中《乾称》篇的一部分。张载曾于学堂双□各录《乾称》篇的一部分，左书《砭愚》，右书《订顽》后来由程颐将《砭愚》改称《东铭》，将《订顽》改称《西铭》。南宋时，朱熹注解《正蒙》时。将其分出，独立成篇。本文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出发，论证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的观点，并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伦理学说，作者从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生（即乾父、坤母）出发，提炼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抽象命题，要求爱一切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并进一步扩大到"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境地，提倡视民为兄弟，视物为同类，尊老慈幼，同情残孤鳏寡。作者又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鼓吹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原则及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作者这种把全宇宙看作一个大家族，并说明个人道德义务的思想，深受后世儒者所重，在儒学发展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程颐《河南程氏遗书》所言："《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孟子而后，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语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说到道，元未到得《西铭》意思。……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在程氏看来，张载堪任孟子的继承人。无注本有清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刻本，《吉林探源书舫丛书》本，１９７８年中华书局《张载集》将此编归入《正蒙》原篇中。有注本中，朱熹《西铭解》有康熙间刻《朱子三书》本，清李元春《张子东西铭全注》，则有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刊，《关中道脉四种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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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俾斯麦终章> 最后的归宿　　俾斯麦原是从森林里来的，现在森林就是他最后的家。他的夫人与他的朋友们都死了；他所爱的狗马也全都死了；现在他不太关切他的儿子们或孙子们了。他的权力没有了，而且常常因此而发怒，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令他激动了。他得了种四肢十分刺痛的病。八十岁的时候，他还能够说许多话，使所有人都听他说，不敢插一句话。到了这个时候，他却变得不肯说话了。他坐在桌子旁的一把轮椅上，（现在喝酒喝不多了）听少年们说话。这不过是俾斯麦的影子！　　森林还在那里，同从前一样，八十三岁的俾斯麦还在森林里坐马车--他一言不发，只同自己的思想交流。他说道："现在我只有一个躲避之处，那就是森林。"他不再注意田野了，他最注意的就是杉树。树苗圃也能够引起他的注意，森林里最老的树木也能使他注意，那里有高高的老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当许多鸟都聚在房后的时候，他说道："它们今天开会议，我猜这是因为春天快到了。到了傍晚我就等它们在屋顶出现。"这几对鸟他全都认识。"只到了五对，应该是七对的，为首的最后到，它们能够去睡觉，起来时也不觉得腰疼。"随后他坐马车去察看池子，在那里想该用什么好法子来解决天鹅、鸭子、老鼠之间的争执。当一个客人戴了高顶帽正要坐马车去逛森林的时候俾斯麦把自己的宽边低顶软帽让给他戴，说道："请你不要使我的树木看见你那顶难看的帽子！"　　他爱客人不如爱树木，爱德意志也不如爱树木。有一次他说，树木是他的祖先。　　现在他想死在森林里，他选好两株差不多高的杉树，指给他所优待的客人们看，并说道："在森林里有自由的空气，在两株大杉树之间，就是我最后的休息之所，这里的阳光与新鲜的微风，都足够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头，埋在土下，这种思想是很难受的。"他滔滔不绝地谈古代的条顿族与印度人，他们把死人挂在树顶上。他只管这样谈，心里却知道在另外一个地方替他预备葬身之地了，那是一座王者的陵寝。　　他还知道墓碑都已刻好了，但是他的心还是想同森林里大树在一起。假使他能够顺从他的想法，他是不要墓，不要墓碑的，他只要阳光与风。　　俾斯麦以此为始以此为终--他是一个无神派，是不信奉基督教的。他在许多场合说的话都表明了这个立场。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却要奉行一种葬仪，是一个相信基督教上帝的人的葬仪。他绝对不能服侍任何一个人，却号令他人四十年，最终却要在墓碑上刻字，说他是君主的忠诚臣仆。他在森林里呢，同阳光与上帝在一起，为什么要抛弃他的森林？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曾在老橡树下嬉戏；少年时，他曾抬头看这些树，他为国家劳累的时候，曾在树下歇息，到了晚年，他爱听树叶的声响，他为什么要抛弃这些树，为什么掉过头去，与农人们分离呢？他为什么要离开旷野？迁徙到别处去，他的心里赢得了什么？　　回顾踌躇满志的青年时代到被迫无所事事的暮年，俾斯麦很感慨。他追忆从前的日子，那时候他有许多事要办，使他感到欢乐。但如今，功成名就都不会使他满心狂喜，怀旧也不可能，他的事业已被他的后任们置于危险之地。当新世纪快要到来时，他所建筑的东西正在那里动摇，他所订的条约正被人法问，他政术的基柱，已被彻底打碎了：君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不再能藐视人们了。俾斯麦被根本地铲除，从他的活动范围内把他拖出来，把他摔到他的森林里去了。他考虑过许多虚无主义的问题，当他少年时在树林之下骑马走过时，时常为这些问题所疑虑，现在还没有答案。现在他是个老头子了，是个体弱力衰的人了，他无数次在森林里乘马车走过，最终还是找不到答案--他只有一言不发，坐在那里深思。　　三十年后，德意志人站在俾斯麦的墓旁，向他行礼。他的坟墓简单而结实，很耐久，超过了工头所预定的保质期。他所创造的帝国，原是建于诸邦王公之上的，现在都化为乌有了。夫里特利士鲁那位王爵，即使到了八十岁，还是有胆量拔刀斗争的，这些王公们却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胆量。但是，这个帝国仍然坚固不散，这些部族，这些德意志人，虽然已有一千年没统一了，在大战的震动中，却能团结，传统形式破坏之后，他们还能够独存。德意志的统一，并不与君主们俱亡。　　德意志还活着！尽管德意志王公们在德意志最需要他们扶助的时候，抛弃了德意志。

《夏完淳集笺校》的成就和值得商榷的问题作者：黄云安夏完淳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诗人、文学全才和民族英雄。他于明末社会大动乱的紧急关头，为拯救深陷危难的祖国，挺身而出，投入战斗，十七岁即壮烈牺牲，所表现的爱国赤诚与奉献精神，无论在当时或后世，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是十分景仰夏完淳其人的，并且希望通过学习，进一步去了解他的作品与人品。但解放后，除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未作注释的《夏完淳集》一书之外，却找不到一个便于阅读的全集本或选本。由白坚同志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夏完淳集笺校》（以下简称《笺校》）问世，是一件甚为引人注目的事。翻阅这本四十五万字的巨著，常有一种欣喜和满足的感觉。应当说，《笺校》已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读本。　　前人曾有“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之说，认为“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佐证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十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李太白全集·杭世骏序》）。整理研究古籍之难，首先在于必须搜集大量的、充足的资料。由于笺校者“自髫年，即瓣香完淳，每见一文一诗之相涉者，辄抄录储存”，因而查考和征引的资料，确乎相当可观。许多与夏完淳同时代的学者名流如张岱、陈贞慧、吴伟业、顾炎武、归庄、屈大均等人的著述，许多一般人不甚知晓或很难一睹的刊本和抄本，以及后代学者的著作和藏本，如侯歧曾日记、柳亚子羿楼藏稿，等等，只要有关，笺校者即千方罗致，极力搜寻。这样，就为整理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可以说是笺校者研究夏完淳的得天独厚之处，也是他四十余年惨淡经营的结果。　　整理研究古籍之难，还在于校订工作容不得半点粗疏，而且必须在精细校勘的基础上，对搜集征引的资料严加考证，辨伪断疑，为读者理解原作提供可靠的资料，提出比较成熟的见解或结论。《笺校》的重点就是笺释和校订。它的校订工作做得很认真，这从校记的详尽记录可以看出。它的笺释内容包罗较广，或考定作品的写作年代、背景与本事，或说明夏完淳的经历、活动与交游情况，或介绍有关的人物和史实。特别是对忠义节烈等方面的优秀人物，更通过大量精选的资料，展示他们的“生平、事业、品德、诗文之概貌”，使读者对明末各种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尖锐斗争以及士大夫阶层众多的代表人物，在艰危时刻如何前仆后继，力挽狂澜而视死如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难看出，笺校者正是企图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研究夏完淳，考察我们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明末清初私家的史著较多，不仅文字上的讹误不可免，而且对同一事件的记叙也往往说法不一。笺校者在研究中，不满足于涉猎转印的书刊，对每一问题，每种疑异，总是寻根究底，尽力去查找原始资料，并对多种资料加以比勘复核，或通过推理论证，艰苦地求索。如：“吴日生名易”，而不是名“易”；夏完淳受职拜表鲁监国，而不是隆武帝；钱栴在清人狱中未免有“乞生”“乞哀”之说是否可靠，等等，为弄清问题，都进行了缜密的研究。笺释对征引的资料，常加案语提出自己的看法，考史传之得失，评论述之是非，并全用浅近的文言写出，语言简洁清畅，往往寥寥几笔就切中肯綮，与资料的古人文辞相配，脉理清晰，风格协调，可谓相得益彰。　　夏完淳，早就引起了明末清初许多著名学者乃至今人的重视。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尚未涉及的地方甚多，存在的问题和失误也不少。《笺校》是第一本对夏完淳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不仅对夏完淳的全部著作都作了校勘整理，而且对他的先世和家庭，择师从学和交接友朋的情况，以及生平最主要活动等等，也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对存在的问题和失误，则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作出结论。如郭沫若曾据《大哀赋》和《绝句口号》的一些词句，作过夏完淳于吴易兵败之后曾到湘鄂一带、企图投依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设想和推断。《笺校》提出了有力的论据（包括郭沫若几年之后自己作出的否定），于以澄清。又如《青楼篇与漱广同赋》，以往的研究者多据《夏节愍全集》所附余怀《板桥杂记》之一节，认为是夏完淳为秦淮名妓李香君而作。但细读原诗，根本看不到一点咏李香君的迹象。笺校者通过仔细察考，弄清了造成错误的原因，并引证余怀本人的交代和它书记载，作出了此篇乃借咏南都青楼之盛衰，以寄沧桑之感的结论。这样就扫除了笼罩着原诗的疑云。笺校者正是这样依靠严谨求实的态度和孜孜不懈的精神，从浩繁的文字书海之中去精细考索，溯流探源，旁征博引，推求结论，为夏完淳的很多作品提供了大量的重要资料，把资料的征引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既吸取了前代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又订正了种种失误，弥补了很多不足，为全面研究夏完淳接通或铺出了一条道路。尽管铺的还不够理想，但路基已大体夯实，对于后面走的人确是大为方便，大有助益。《笺校》连同附录的大量珍贵资料一并问世，对于引起人们对夏完淳这一杰出人物的重视和促进夏完淳研究工作的开展，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无疑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发挥较大的作用。

纪耕新: 清代的科场案１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代，大行于后世各封建王朝，直到清末才告终结。科举取士，被称为抡才大典，撇开对应试者身份所加的限制以及考试的内容、程式是否能真正鉴别应试者的学识和能力不说，单就以答卷成绩的高低好坏来排列名次以定去取而言，看起来十分公正，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受门阀士族、乡里豪强把持的以“九品中正”取人的方法比较，显得更为合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制度能够定期遴选一批具备一定素质的新人充实官吏队伍，又向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广大士子展示了一种通过层层严格的竞争性考试以登上仕途的前景，足以牢笼人才，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扬”，对不能依靠先世余荫跻身统治集团的普通士子来讲，一旦科场得意，就能迅速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而且有机会一展抱负，利之所在，趋之若鹜。一般社会舆论也把由科举入仕的官员看作正途出身，认为读书人只有通过科举做上了官，才算有了结果。　　但是每一层次的科举考试都淘汰率极高，应试者众，录取者寡，尽管历代王朝不惮其烦地立制度，订场规，以标榜和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性”，而考试中的舞弊行为屡禁不止，层出不穷，这在明清两代尤为严重。试场弊端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只牵涉应试者本身的，如挟带（偷偷地把与考试内容有关的书籍或文字带进考场），枪替（雇人代考），口相授受，传递纸条等等；一是应试者贿买试官通同作弊，让试官预先泄露试题或约定在试卷某段某行第几字使用某字（明清时科举考试都沿袭宋代礼部省试的办法，试卷一律糊名，由官方雇用的抄手重新誊录，试官阅卷只看誊录的副本，既不知姓名，又无法辨认笔迹，只有约定暗号，才能保证取中）等，称为通关节。前一种情况如被发现，作弊的士子往往会被当场逐出，取消考试资格，斥革原有功名，情节严重的，还会被枷号示众，但总的说来，一般不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后一种情况，更易引起公愤，又关系到贪赃枉法，一旦败露，而试官又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通天手段，则可能酿成大案。这种案件在清代通称为科场案。　　２　　清代科场大案，首推发生在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的顺天乡试、江南乡试两案。　　清承明制，除预备性的府县试外，科举分院试、乡试、会殿试三级，县府试通过后经主管一省教育的学政院试，取中者为府县学生员，亦即俗称的秀才。生员每年由学政考试一次，称为岁考，成绩合格者可以参加乡试。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主考、副主考由朝廷临时选派，取中者为举人。会试是中央一级的考试，在乡试的次年举行，也是三年举行一次，主考官称总裁，由阁部大臣多人充任，凡举人都可以应试，取中者为贡士，贡士经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排定名次，就成为进士，从此官服加身，无比荣耀。科场关节，在每一层次的考试中都可能发生，而最容易出问题的是乡试。因为富贵人家的子弟即使读书不熟，才思迟钝，甚至胸无点墨，目不识丁，只要公开纳资捐钱，就可附名府县学，或取得略胜于府县学生员的国子监监生的资格，不必冒什么风险，而会试关防严密，且镇之以天子之威，纳贿者和受贿者不敢轻易尝试。如取得举人身份，进可以赴会试、图仕进，退亦足以炫耀乡里，结交官府，在地方上当个头面人物，纵不能说一步登天，也算在名利场中跨上了一个高高的台阶。为求乡试中式，自知不能凭自己的才学博取科名的富人往往不惜以财神开路，而供职于京中冷衙门的一些正途出身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官员，也无不盼望“考差”，如能放一任乡试主考、副主考，多能满载而归，大饱宦囊。　　当时各地乡试，以顺天、江南最为重要。顺天即北京，是京师所在，顺天、直隶（今河北省）、关外以及名隶国子监或籍系满蒙汉军八旗的士子都参加顺天乡试，称为北闱（闱为试院别名）。江南是顺治初年新设的行省，省会江宁即今南京，本为明代留都所在，体制与北京相仿，亦设有国子监，至清代虽降为省会，仍是南方一大重心，江南文风之盛，更是其他省份难以比拟的，上江（今安徽省）、下江（今江苏省）的士子都参加江南乡试，称为南闱。南北两闱录取额最多，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国家文运所系，具有特殊的地位。

于振波: 秦汉时期的循吏与酷吏自从《史记》首先为循吏和酷吏立传之后，循吏和酷吏便成为历代修史所关注的两种重要的官吏类型。考察秦汉时期的执法情况，对史籍中经常提到的这两种官吏应特别加以关注。一般认为，循吏代表儒家的"礼治"，而酷吏则代表法家的"法治"；前者重视教化，后者重视严格执法。对于这种观点，本文不敢苟同。仔细分析一下有关材料，不难发现，循吏确实重视教化，但是也决不忽视法律的作用；而酷吏大多属于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鹰犬，所做所为多超乎法律之外，决不能称之为"法治"。如果说"法治"是指严格依法办事，而"人治"是强调执法者的个人意志的话，应该说循吏的所做所为更符合"法治"的精神。兹分述如下。　　一、循吏与执法司马迁对循吏的定义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 ，"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史记·循吏列传》中所收录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循吏，可谓自觉遵守法纪的楷模。例如：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自刎而死。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伏剑而死。这些人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身为执法官员，自觉遵守法律，以实际行动感召、教育其下属官吏和普通百姓，这与专任刑杀、血腥恫吓相比，当然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司马迁为循吏立传的目的，决不是要否认法律的作用，而是旨在说明"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 --只要执法官吏以身作则，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就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说《史记》中的循吏主要侧重于强调官吏自觉遵守法律的话，两《汉书》中的循吏则更重视官吏的事功，亦即理政治民的能力。要而言之，汉代循吏的政绩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富而教之"，二是尊重法律。　　a."富而教之" 循吏在这方面的所做所为，基本上是对儒家法律思想的实践。儒家的法律思想可以用《论语》中的两段话来说明：《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儒家虽然也主张维护等级制度，有"君子""小人"、"劳力""劳心"的划分，但是他们反对无限度地剥削农民，反对"苛政"，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希望在保障百姓最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对他们施以道德教化和礼的约束。汉代循吏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两汉的循吏，大多都比较关心百姓的疾苦，爱惜民力，注意发展地方经济，改善民众生活。如颍川太守黄霸"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 ；渤海太守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 ；南阳太守召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 ；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 ；王景为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 ；山阳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跼蹐，无所容诈" 。

对晚明叛民恨之入骨的人也招认了晚明权贵聚敛大量财富这一事实既如此那些权贵为何不捐献自己家产去打清朝,而是继续让朝廷去搜刮平民??

石勒墓 (2005-11-22 05:36:43) 石勒墓坐落在榆社县赵王村的后山，远远望去，绿树葱茏，气势宏大，十分威仪，赵王村即因赵王石勒葬于此而得名。外乡人去石勒墓，须经当地人指引，否则径自朝墓冢奔去，荆棘遍布，悬崖陡峭，只能惘自兴叹，而隐匿于远处山崖草丛间的那条幽深小径很难被人发现。沿着静静山间小路慢慢向上，就会隐隐感到一种古朴、凝重而神秘的气息迎面袭来，且越来越浓，几乎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时，心里就会莫名地涌上一丝怯意，环顾四周，芳草萋萋，凝然不动，一片肃静，只有石勒时代的蝉鸣一阵紧似一阵，初闻似马蹄的的，再听又如弓弦铮铮。到了墓冢近前，就会发现石勒墓并不是很高。时隔千年，周围地形地貌已有极大变化，西南两面已被沧桑风雨冲涮成一道道深沟，东面则完全形成一道断崖，直逼墓根，只有北面在一片舒缓鲜美的开阔地之后山势逐渐上升，仍透出墓主人当年面南背北的一代霸主之气。在北侧墓根，有两个大小不一的深坑垂直而下，从坑土的色泽痕迹来看，挖掘时间当在近年之内。不难看出，这是两个未完成的盗洞，因石勒墓尚未正式发掘，千年之间，是否亦曾遭遇盗掘，实难断言。从北侧墓根下两个未完成的盗洞可以看出，盗墓者当属有胆无识之辈。因为石勒所处的五代十国时墓葬已非汉时在墓穴里垂直下葬，形成了墓道和墓室，盗墓者从封土处盗掘，愚昧之极。石勒墓的墓室，应在北侧开阔地下，若墓道较长，也可能在更北的山坡之下。不过石勒墓年代久远，且名声在外，世人皆知，恐早已被盗，半途而废的盗墓者也许正是想到即使掘开墓室，也难以得到墓主人身上的饰物和随葬品才放弃的。除赵王村石勒墓之外，山西和顺及河北等地也有石勒墓，有人怀疑赵王村石勒墓仅为衣冠冢，也有人怀疑是一空冢，是皇族专门布下的疑冢。在谜底尚未揭开之前，各种推测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作为榆社土著羯人的石勒葬于故里则更在情理之中，只是因其“夜厝山谷，莫知其所”，才给世人留下了种种猜测罢了。随着石勒的知名度逐渐扩大，以前极少有人光顾的石勒墓也开始间或出现游人的身影（当然，其中不乏为掠宝而来的盗墓者），人们凭吊古迹，拜谒先贤，挖掘开发石勒这个文化资源似乎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社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开发并不一定要将其作为旅游景点，更不可轻言发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掘也是一种破坏。而相比起来，对石勒墓的修缮保护倒显得迫在眉睫了，如不及时修缮，数年之内，山洪雨水的冲涮就会使整个墓冢彻底垮塌，到那时，将会给人留下比没入漳河的廉颇墓更深更长久的遗憾。文行于此，又想到石勒墓东南侧土中埋有砖瓦，翻出断砖细细端详，为清代烧制的青灰大砖，由此可以推断，清代曾于墓前修建庙宇供室，或者砌砖护墓，总之，当有保护行为。青山不老，绿水长流。石勒墓上空的白云依然是那么悠闲，其西南东三面崖上又大又红的酸枣鲜艳欲滴，恰似一颗颗红色的珍珠新鲜地供奉于前，还有北面开阔地及山坡上一望无际的粉色野菊花，亘古不渝地陪伴在它周围，透出一种肃穆、神秘之气，仿佛在冥冥之中向人们暗示着什么……陈跃平(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网络编辑：徐舜)

老龙山人:晕读“国学珍品” 前几天去新华书店，见一套新版国学丛书，叫《中华传世名著精华本》，共二十种，装潢精美，设计新颖，封皮上赫然有“中国古典文化精华，国学珍品最佳读本”等字样，很吸引人。随手抽一本翻翻，哇！……不翻不知道，一翻就晕了。抽出这本书叫《唐诗三百》，翻开第一首，是幼儿都熟知的《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骆宾王七岁时写的儿歌，以此开篇，虽觉稚气，还不至头晕。但一下翻到杜甫《饮中八仙歌》，就有点晕了：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诗圣一首完整的七言歌行，八酒仙栩栩如生，竟被人随意砍去七仙，只剩李白好孤单，读来只觉头晕眩。再翻下去，读到王翰的《凉州词》，更晕了，竟然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不是王之涣的《凉州词》吗？这首著名的边塞诗，被人推为“绝句之最”，千年传诵，怎么变成王翰的了？王翰的《凉州词》是另一首：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现在编者把这两首《凉州词》都归王翰所作，并把后一首改称《凉州曲》，岂不晕人？我只知道王之涣《登鹳雀楼》有人辩为他人所作，从未听说这首《凉州词》有过争议，编者在这里改为王翰所作，有什么根据？看来是张冠李戴，搞错了！晕着头再翻下去，竟然看到刘克庄的《冬景》诗：晴窗早觉爱朝曦, 竹外秋声渐作威。命仆安排新暖阁, 呼童熨贴旧寒衣。怎么回事？这是唐诗吗？刘克庄不是南宋诗人吗？唐代诗人中也有个刘克庄？同名同姓？不对。刘克庄虽不是妇孺皆知的人物，却也算得上大名鼎鼎了。这首《冬景》诗明明是南宋诗人刘克庄写的。他的诗怎么编到《唐诗三百》里了？……百思不解。翻过一页，发现刘克庄另一首诗《莺梭》也在其中：杨柳迁乔太多情, 交交时作织布声。洛阳三月花如锦, 多少工夫织得成! 晕！这肯定是搞错了！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福建莆田人，南宋著名诗人，被尊为“江湖诗派”宗师，又是重要的辛派词人。《唐诗三百》，竟然编进宋人的诗，不是胡编吗？晕了一阵之后，渐渐清醒过来。不禁要问：编者是谁？一查，有两位主编，两位副主编，加上顾问、策划，另外还有编委十人，一个阵容可观的编辑委员会，势力可谓壮矣！但是，这么壮的编委会竟不知道刘克庄是南宋人吗？猜测刘克庄被错选进《唐诗三百》，可能与《千家诗》有关。刘克庄是最早的《千家诗》编选者，他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曾作为《四库全书》未收书编入《宛委别藏》。然而刘克庄的《千家诗》并非启蒙类读物，后来广泛流传的《千家诗》，多题为南宋谢枋得选注、清王相增补修订。 “说曹操，曹操到”。忽见南宋谢枋得的《蚕妇吟》也入选《唐诗三百》：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文章奇绝，学通“六经”，与文天祥同榜进士，后率兵抗元。这样一位很有气节的南宋人物，怎么也成了唐代诗人？错了，绝对错了。这哪里是《唐诗三百》？不由得回头看看目录，问题多矣！该书既不按时间先后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也不按作者姓氏笔画或姓名拼音排序，既不按体裁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乐府等，更不按内容分山水田园、边塞烽火、天涯羁旅、爱情相思、友情送别、讽谏反思、哲理感悟、托物咏志等。原来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排在最前的张九龄，现在跑到晚唐韦庄、杜荀鹤等人后面，盛唐的老杜也落到晚唐的小杜后面，张说老先生不但更靠后，还被改名张悦，大历十才子的卢纶误为卢轮。宋人刘克庄、谢枋得还在许多唐人前面！

[转帖]刘巴为什么瞧不起张飞(与宋史相关) 历史上的张飞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是《三国演义》或戏曲里的那种形象吗？我始终心存疑问。近日，在翻览历代野史稗官时，偶然看到北宋的韩琦在《韩魏公别录》里的一则笔记：“刘巴，字子初，零陵人。有名于乡闾，诸葛亮荐于蜀，用为将军曹掾，后为尚书令。张飞尝与巴宿，巴不与言，飞甚怒之。诸葛亮谓曰：‘张飞虽武夫，甚慕足下声望；足下虽天贤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语耶？’” 韩琦的这段关于刘张的轶事，最早的出处当源于《三国志·刘巴传》的引注《零陵先贤传》，只不过文字大同小异而已，当可信。所以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历史上的刘巴很瞧不起张飞。　　刘巴为什么瞧不起张飞呢？韩琦似乎也曾心存疑问。我们都知道韩琦是北宋的重臣，和范仲淹齐名，被时人并称为“韩范”，当时的边关有民谣云：“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样一看，韩琦似乎是一介“武夫”，其实不然；他的文学造诣也很深，善诗文、工小词，著有《安阳集》。那么，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人，为什么读历史偏偏对《三国志》里刘巴与张飞的这段轶闻发生了兴趣呢？我想，在韩琦的心里，刘巴为什么瞧不起张飞的原因似乎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往往有这样的感觉，瞧不起人的人，有的确实是有本事、有才学，所以不免孤高自傲，比如曹操。那么，刘巴是这样的人吗？我们再接着读韩琦的那段笔记：“巴建武二年，出镇荆州，卒于岳阳，葬于郡西。后因巴坟，虽号岳阳为巴陵。时人语曰：‘生居三湘头，死葬三湘尾。’”一个人死了，能令地方改名，足见这个人的才学和品德了，刘巴的“人品”从是可见一斑。《三国志》里说他“躬履清俭”、“恭默守静”，似乎因为他曾事曹操，“惧见猜疑”，然而以我看，不排除这个因素，但关键的还是性格使然。　　像刘巴这样的性格，或许有“孤高自傲”的一面，免不了要瞧不起人。可问题的关键是，他为什么要瞧不起张飞？按照上面的分析，原因似乎明朗了：刘巴瞧不起张飞，原因不在刘巴而在张飞。——这似乎也应是韩琦的文字所指、言外之意吧？那么，历史上的张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像刘巴所说的“兵子”，或者是像罗贯中笔下的“粗人”吗？读《三国志·关张马赵传》的人，或许都有这样一个感触，关于张飞的记载太少了。然而，从这些简约的记载里，我们尽管不能窥尽历史上张飞的全貌，但，从这些零星的文字所描摹的轮廓，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上的张飞绝不是罗贯中笔下的张飞，而且简直判若两人。　　大家孰知的长阪拒曹一事，足见张飞的勇武。《三国志》这样写道：“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之长阪。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可以说，刘备后来“定江南”、汉中称王以及当了皇帝，溯本求源，张飞长阪拒曹是首功。可《三国演义》却来个画蛇添足，在“横矛拒曹”后加了个“拆桥”之举，无疑给张飞的勇武性格打了折扣。当然，罗贯中是小说家笔法，他要刻划的是艺术形象的张飞。　　平定黄巾时，曹操曾让刘备去拒袁绍，曹的谋士董昭这样说到：“备勇而志大，关羽、张飞为之羽翼，恐备之心未可得论也！”果不其然，刘备借机“反叛”了。（见《三国志·董昭传》）那么，在董昭的眼里，张飞这个“羽翼”的“厉害处”，仅仅是他“万人敌”的勇武吗？是，但又不仅仅于此。张飞有勇武的一面，也有儒雅的一面。在董昭的眼里，张飞的“儒雅”可能比他的“勇武”更具“威胁力”。或许，刘备的“反叛”就有张飞的“建设性意见”呢！　　那么，张飞的“儒雅”体现在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释严颜”，《三国志》里的这段叙述非常传神：“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我？’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你看，多有风度的张飞！另一个体现张飞“儒雅”的则是“劝刘备”，在《三国志·马超传》所引的《山松公载记》里，这样记载：“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言，常呼备字，关羽怒，请杀之。备曰：‘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也！’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后来，马超在关、张“示之以礼”的榜样下，果然改掉了对刘备乱称呼的“毛病”。你看，没有大胸怀、大度量能做到这些吗？陈寿称张飞“有国士之风”，非美誉也，乃中肯之言。　　刘备取了荆州后，任张飞为宜都太守。占了西川后，任张飞为巴西太守。刘备自称汉中王后，提升张飞为右将军。当了皇帝后，加封张飞为车骑将军，进封西乡侯。张飞的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到刘备的重用，为什么呢？用刘备的话说，就因为张飞“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称朕意焉”。可见，历史上的张飞绝不是罗贯中所描写的那样：粗鲁暴躁，头脑简单。他应当是一个刚中有柔、柔中带刚，甚至可能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人。当然，张飞“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终至被手下人杀害，这只能说明他——和所有的人一样，人无完人存在着人性的弱点——并不能代表他性格的主流。　　这样一来，问题又出来了：既然张飞和关羽是“齐声双德”（杨戏的辞语）的人，绝不是刘巴所瞧不起的“兵子”，那么，刘巴瞧不起张飞，原因似乎也不在张飞。而作为宋朝的韩琦是不会看到明朝人写的小说的，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带着“有色的眼镜”评判历史上的张飞。那原因在哪儿呢？难道韩琦这段笔记的“文字所指、言外之意”，我们看错了吗？其实，这里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原来，北宋王朝到了仁宗时代，社会危机已经表面化了，韩琦和范仲淹防御西夏有功，却反而因功遭贬，韩琦以这则笔记讽寓“武夫的‘实功’，不如那些误国文官的‘嘴工’”，无奈地“调侃”自己而已。从这个角度讲，刘巴为什么瞧不起张飞，其原因，肯定因人而异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既然如此，我想，我们在这里也就没必要非得求一个“标准”的答案了吧？！

请问汉家儿:西方人为何不穿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长袍? 不要再把复古主义强加于人了.

请删此贴危害网络安全 http://post.baidu.com/f?kz=70462083

某些大汉分子连莫卧儿帝国都不放过了?! 人家印度人用得着你们来"打报不平"?!瞎扯什麽"印度变成殖民地全是莫卧儿帝国给闹的"?!仔细读读印度史你就知道了.若没有莫卧儿帝国,印度得提前二百年被西方人占领!再说有这麽牵连的吗??16世纪的中亚与阿富汗有蒙古人吗?

认为中古比罗马倒退的拿出证据来! 前者除了文化不及后者,哪一点不是远远超过了后者?何况罗马到晚期文化也不算发达了.要没有中古时期社会的充分发展,那帮文艺复兴学者还不定在哪凉快着呢!欲破则必有立,他们要开创一新时代,必然要借抬举上古来贬低中古,不过是一种策略罢了!读过几部中古史?就敢妄言什麽"黑暗的一千年" "一无是处"?晚期的罗马早已对人类文明没有贡献.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亡了就亡了,自然正常,有什麽值得可惜的?

陕西人让人给抢占了???

想当年南北分裂之时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

刚给休宁设了吧是否因都去徽州吧故无人??

刚才新闻联播说这是辽宁第一穷? 真的吗?

请删河北人为何连猪都不如封作者： 218.24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