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终子 无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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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吧主？？
对此有何评论呢？ 6 回复：来谈谈杨坚的政变！ 知道北朝有多少达官贵人信佛吗？如此干涉信仰自由，别人不会反感吗？只要有机会，就会反击的。 另外穷兵黩武，人心估计也失去得差不多了。 还是王夫之说得好，死了满三年，就被人夺了天下，子孙被杀个干干净净，说他是明君，鬼才相信呢。 佛经上说，周武帝，唐武宗，还有柴荣早死，都是他们灭佛的报应.......虽然迷信，但那些人就是早死。 作者： 59.42.230.* 封 2006-8-1 00:09 　 回复此发言 删除
郝经：汉昭烈帝讨吴孙权檄 据《全元文》第四册第477页至第478页输入 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令吕蒙取荆州，袭杀关羽，称臣于操。昭烈帝章武元年，自率诸军伐吴，移檄喻权。 年月日，尚书令某谕孙权及江东将校部曲父老士庶：先王之典，负固不服则侵，贼贤害民则伐，矧于僭窃位号，蔑寡王室，屠害方伯，党附叛逆者哉！是用兴师，以致天罚，申明逆顺，庸示播告。夫叛逆之罪小，党逆之罪大。逆而无党，则为恶者孤；实繁有徒，则为恶者众。故先王重治贼党，《春秋》必诛同恶。所以汤伐韦顾而夏桀丧，齐桓侵蔡而楚子服。我高皇帝掳魏豹以擒项羽，光武皇帝平隗嚣而灭公孙。皆先治贼党之义也。国家遭阳九之厄，当四百之运，汉道弗昌，皇纲不振。致令群盗，撑裂于县，曹操父子，窥觎神器。陛下以帝胄皇孙，诞膺天命。龙蟠幽朔，蠖屈汉南。郁神武应运之姿，奋拨乱反正之志。一旅复夏，百折兴汉。天方佑贼，用武无所。顾惟孙氏，有功汉室。破虏则汛清河洛，讨逆则荡定江东。畀之孙权，使诛贼操。谁知托国，竟匪其人。操之陷江陵，权遽欲迎降。陛下谴丞相亮谕旨，相与拒操，遂大破操于赤壁。坚甲利兵，尽作灰烬。江涛山木，总为汉兵。权遂不复畏曹公，天下始知有刘氏。陛下不矜不伐，推公让德。割吴越以封权，奄荆益而复汉。操不敢取，遂畀之丕。孺子童昏，夫岂我敌。方为犄角，一举荡平。祀汉配天，不失旧物。权乃谋为僭，窃肆奸凶。志溪壑之无厌，罪丘山而不顾。欲如熊绎之陵中国，不止子夏之在西河。前将军督荆州关羽，陛下亲同骨肉，分则君臣。有古义士之风，为汉彪虎之将。报效而去，操所畏敬。所当无前，权岂能敌。分权江表，置关羽荆南，身出汉中，三道并进，相与蹙操，讨贼之规也。陛下已拓定梁洋，进攻关辅。羽已威振许洛，摄服河南。权只保据江东，不谋进取。遂怵阴谋，袭杀关羽。盗有襄汉，奉贼称臣。反为掣肘之仇，与作辅车之势。则权复一操。汉贼不在丕，而在权矣。受其主爵，南面称孤。忘父兄之忠义，陷臣民为逆虏。倔江湖之中，经营子孙之计。一操未已，一操复生。天下之人不，复知有我汉。所以必先诛权，而后图丕。今陛下举梁益之众，连交广之师。水陆东下，顺流扬麾，星飞电迈。哭羽荆楚，尸权秣陵。恢张讨贼之威，益大复仇之义。尔皆世服于我有汉，乃二祖之遗民。宽仁之所覆育，恩泽之所涵浸。顾岂迷复，腆面事贼。舍衣冠礼乐，而断发纹身，以徇蛮夷之人哉！且天道助顺，不登叛人。吴楚之王，世为僭伪。摒斥远外，不通中国。一时跳踉，卒致擒灭。故三苗逆命，终于投窜。夫差争长，自刭幕下。老濞骄恣，利刃戡胸。苟不以道，江湖之险，安足凭恃。夫权之奸虐桀猾，自视与项籍、王莽、子阳辈何如哉？卒皆覆亡不暇，则天佑我汉，高庙直神灵未艾也。今尔有众，为权诖误，俾为匪民。乃祖乃父，世笃忠贞。一时胁从，必未丕变。陛下总干问罪，宜去逆效顺，倒戈前行，共治贼党，并扫伪蘖，还于旧都。大者王，小者侯，各如赏典。如欲与权并命，甘为蛮夷逆虏者，则有常刑。如律令。
郝经：汉昭烈帝讨吴孙权檄 据《全元文》第四册第477页至第478页输入 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令吕蒙取荆州，袭杀关羽，称臣于操。昭烈帝章武元年，自率诸军伐吴，移檄喻权。 年月日，尚书令某谕孙权及江东将校部曲父老士庶：先王之典，负固不服则侵，贼贤害民则伐，矧于僭窃位号，蔑寡王室，屠害方伯，党附叛逆者哉！是用兴师，以致天罚，申明逆顺，庸示播告。夫叛逆之罪小，党逆之罪大。逆而无党，则为恶者孤；实繁有徒，则为恶者众。故先王重治贼党，《春秋》必诛同恶。所以汤伐韦顾而夏桀丧，齐桓侵蔡而楚子服。我高皇帝掳魏豹以擒项羽，光武皇帝平隗嚣而灭公孙。皆先治贼党之义也。国家遭阳九之厄，当四百之运，汉道弗昌，皇纲不振。致令群盗，撑裂于县，曹操父子，窥觎神器。陛下以帝胄皇孙，诞膺天命。龙蟠幽朔，蠖屈汉南。郁神武应运之姿，奋拨乱反正之志。一旅复夏，百折兴汉。天方佑贼，用武无所。顾惟孙氏，有功汉室。破虏则汛清河洛，讨逆则荡定江东。畀之孙权，使诛贼操。谁知托国，竟匪其人。操之陷江陵，权遽欲迎降。陛下谴丞相亮谕旨，相与拒操，遂大破操于赤壁。坚甲利兵，尽作灰烬。江涛山木，总为汉兵。权遂不复畏曹公，天下始知有刘氏。陛下不矜不伐，推公让德。割吴越以封权，奄荆益而复汉。操不敢取，遂畀之丕。孺子童昏，夫岂我敌。方为犄角，一举荡平。祀汉配天，不失旧物。权乃谋为僭，窃肆奸凶。志溪壑之无厌，罪丘山而不顾。欲如熊绎之陵中国，不止子夏之在西河。前将军督荆州关羽，陛下亲同骨肉，分则君臣。有古义士之风，为汉彪虎之将。报效而去，操所畏敬。所当无前，权岂能敌。分权江表，置关羽荆南，身出汉中，三道并进，相与蹙操，讨贼之规也。陛下已拓定梁洋，进攻关辅。羽已威振许洛，摄服河南。权只保据江东，不谋进取。遂怵阴谋，袭杀关羽。盗有襄汉，奉贼称臣。反为掣肘之仇，与作辅车之势。则权复一操。汉贼不在丕，而在权矣。受其主爵，南面称孤。忘父兄之忠义，陷臣民为逆虏。倔江湖之中，经营子孙之计。一操未已，一操复生。天下之人不，复知有我汉。所以必先诛权，而后图丕。今陛下举梁益之众，连交广之师。水陆东下，顺流扬麾，星飞电迈。哭羽荆楚，尸权秣陵。恢张讨贼之威，益大复仇之义。尔皆世服于我有汉，乃二祖之遗民。宽仁之所覆育，恩泽之所涵浸。顾岂迷复，腆面事贼。舍衣冠礼乐，而断发纹身，以徇蛮夷之人哉！且天道助顺，不登叛人。吴楚之王，世为僭伪。摒斥远外，不通中国。一时跳踉，卒致擒灭。故三苗逆命，终于投窜。夫差争长，自刭幕下。老濞骄恣，利刃戡胸。苟不以道，江湖之险，安足凭恃。夫权之奸虐桀猾，自视与项籍、王莽、子阳辈何如哉？卒皆覆亡不暇，则天佑我汉，高庙直神灵未艾也。今尔有众，为权诖误，俾为匪民。乃祖乃父，世笃忠贞。一时胁从，必未丕变。陛下总干问罪，宜去逆效顺，倒戈前行，共治贼党，并扫伪蘖，还于旧都。大者王，小者侯，各如赏典。如欲与权并命，甘为蛮夷逆虏者，则有常刑。如律令。
郝经：汉昭烈帝讨吴孙权檄 据《全元文》第四册第477页至第478页输入 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令吕蒙取荆州，袭杀关羽，称臣于操。昭烈帝章武元年，自率诸军伐吴，移檄喻权。 年月日，尚书令某谕孙权及江东将校部曲父老士庶：先王之典，负固不服则侵，贼贤害民则伐，矧于僭窃位号，蔑寡王室，屠害方伯，党附叛逆者哉！是用兴师，以致天罚，申明逆顺，庸示播告。夫叛逆之罪小，党逆之罪大。逆而无党，则为恶者孤；实繁有徒，则为恶者众。故先王重治贼党，《春秋》必诛同恶。所以汤伐韦顾而夏桀丧，齐桓侵蔡而楚子服。我高皇帝掳魏豹以擒项羽，光武皇帝平隗嚣而灭公孙。皆先治贼党之义也。国家遭阳九之厄，当四百之运，汉道弗昌，皇纲不振。致令群盗，撑裂于县，曹操父子，窥觎神器。陛下以帝胄皇孙，诞膺天命。龙蟠幽朔，蠖屈汉南。郁神武应运之姿，奋拨乱反正之志。一旅复夏，百折兴汉。天方佑贼，用武无所。顾惟孙氏，有功汉室。破虏则汛清河洛，讨逆则荡定江东。畀之孙权，使诛贼操。谁知托国，竟匪其人。操之陷江陵，权遽欲迎降。陛下谴丞相亮谕旨，相与拒操，遂大破操于赤壁。坚甲利兵，尽作灰烬。江涛山木，总为汉兵。权遂不复畏曹公，天下始知有刘氏。陛下不矜不伐，推公让德。割吴越以封权，奄荆益而复汉。操不敢取，遂畀之丕。孺子童昏，夫岂我敌。方为犄角，一举荡平。祀汉配天，不失旧物。权乃谋为僭，窃肆奸凶。志溪壑之无厌，罪丘山而不顾。欲如熊绎之陵中国，不止子夏之在西河。前将军督荆州关羽，陛下亲同骨肉，分则君臣。有古义士之风，为汉彪虎之将。报效而去，操所畏敬。所当无前，权岂能敌。分权江表，置关羽荆南，身出汉中，三道并进，相与蹙操，讨贼之规也。陛下已拓定梁洋，进攻关辅。羽已威振许洛，摄服河南。权只保据江东，不谋进取。遂怵阴谋，袭杀关羽。盗有襄汉，奉贼称臣。反为掣肘之仇，与作辅车之势。则权复一操。汉贼不在丕，而在权矣。受其主爵，南面称孤。忘父兄之忠义，陷臣民为逆虏。倔江湖之中，经营子孙之计。一操未已，一操复生。天下之人不，复知有我汉。所以必先诛权，而后图丕。今陛下举梁益之众，连交广之师。水陆东下，顺流扬麾，星飞电迈。哭羽荆楚，尸权秣陵。恢张讨贼之威，益大复仇之义。尔皆世服于我有汉，乃二祖之遗民。宽仁之所覆育，恩泽之所涵浸。顾岂迷复，腆面事贼。舍衣冠礼乐，而断发纹身，以徇蛮夷之人哉！且天道助顺，不登叛人。吴楚之王，世为僭伪。摒斥远外，不通中国。一时跳踉，卒致擒灭。故三苗逆命，终于投窜。夫差争长，自刭幕下。老濞骄恣，利刃戡胸。苟不以道，江湖之险，安足凭恃。夫权之奸虐桀猾，自视与项籍、王莽、子阳辈何如哉？卒皆覆亡不暇，则天佑我汉，高庙直神灵未艾也。今尔有众，为权诖误，俾为匪民。乃祖乃父，世笃忠贞。一时胁从，必未丕变。陛下总干问罪，宜去逆效顺，倒戈前行，共治贼党，并扫伪蘖，还于旧都。大者王，小者侯，各如赏典。如欲与权并命，甘为蛮夷逆虏者，则有常刑。如律令。
又是个谩骂宋儒的
“女”吧不存在
汉风永存死到哪里去了
蔡邕行年考略 跃进 在汉魏文学风尚转变过程中，蔡邕是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文人利益集团形成过程中，蔡邕的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蔡邕晚年，地位显赫，建安时期很多作家都得到过蔡邕的提携和延誉。第二，从文学风尚的变迁来看，东汉前期的文学多少还继承著西汉以来庄重典雅的传统。其後，由清峻而华丽，由通脱向壮大。这种转变，在蔡邕的《青衣赋》、《述行赋》等创作中，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第三，蔡邕是汉末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学者，《独断》一书不仅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文体学成就，也为後来的文体学研究开启了方向。相对于蔡邕在当时的重要地位而言，有关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已有的几种年谱异常简略，其重要著作如《琴操》《独断》的研究更付阙如。为此，我在从事秦汉文学编年研究的基础上，对於蔡邕的行年、著述、《琴操》与汉魏乐府诗研究、《独断》与秦汉文体学研究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也形成了一些文字，希望能为蔡邕研究，或者扩大一点说，为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提供某些基础性的成果，权作抛砖引玉而已。本文就是上述系列课题中的一种。所涉及的蔡邕文章篇名，概以四库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蔡邕集》为准，文献出处参考严可均《全後汉文》，篇名歧异者在案语中有所说明。年表主要参考王昶《蔡邕年表》，见海源阁刻本《蔡中郎集》附录及《金石萃编》卷十六。主要参考书目：《文选》，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南宋淳熙八年（1184）尤袤刻本。《後汉书》，中华书局校点本。《後汉书集解》，中华书局影印本。《初学记》，中华书局校点本。《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本。《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干支纪年，参照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出版的《中西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校正，特此说明。汉顺帝刘保阳嘉二年（133）癸酉 一岁蔡邕生於本年。其光和元年所作《上书自陈》称自己时年四十六岁，逆推生於本年。王昶《蔡邕年表》、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均系蔡邕生於本年。字伯喈。陈留圉人。《後汉书》本传：“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其故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邕”，或与“雍”同。《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顾雍字元叹，吴郡吴人也。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怨於吴，雍从学琴书。”裴注引《江表传》曰：“雍从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伯喈贵异之，谓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故雍与伯喈同名，由此也。《吴录》曰：‘雍字元叹，言为蔡雍之所叹，因以为字焉。’” 十四祖蔡寅。《让高阳侯印绶符策表》：“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赏。”《汉书·高惠高後文功臣表》有“肥如敬侯蔡寅。”案：“寅”，《元和姓纂》和《通典》引作“演”。六世祖蔡勋。《後汉书·蔡邕传》：“六世祖勋，好黄老，平帝时为郿令。王莽初，授以厌戎连率。勋对印绶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章怀太子李贤注：“谢承《书》曰：勋字君严。”案《後汉书· 卓鲁魏刘列传》：“初，（卓）茂与同县孔休、陈留蔡勋、安众刘宣、楚国龚胜、上党鲍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时并名重当时。……勋事在玄孙邕传。”黄宗羲《金石要例·书祖父例》云：“邕至勋连身六世，故《後汉·邕传》称为六世祖”（《昭代丛书》本）。又章怀太子注：“邕祖蔡携碑云：‘……君曾祖父勋，哀帝时以孝廉为长安邰长。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顺帝时以司空高第，迁新蔡长，年七十九卒。”《後汉书》与蔡携碑所述蔡勋仕历多有不合。传作平帝时，碑作哀帝时。传云郿令，碑作邰长。祖蔡携。《元和姓纂》（中华书局，1994）卷八：“周文王第十四子蔡叔度生蔡仲明，受封蔡。後魏赵所灭，子孙以国威氏。晋有蔡墨。秦相蔡泽。《汉功臣表》，肥如侯蔡演。演玄孙义。义玄孙勋，後汉魏长安邳长，後征不起。勋曾孙携。”
读书如见大丈夫---- 读《蒿庵闲话》
竹子你真无情 31 回复 这两天我想你都想疯了啊55555555 作者： 野史亭西夕照寒 封 2006-11-30 16:38 　 回复此发言 删除 -------------------------------------------------------------------------------- 32 回 http://post.baidu.com/f?ct=352452608&lm=65536&rs1=0&rs2=1&rs5=1&rs6=0&rn=10&word=%D6%F1%D7%D3&sn=%B4%BA%C7%EF%D5%BD%B9%FA%D6%BE&un=&tn=bdAdvResult&pn=0 作者： 野史亭西夕照寒 封 2006-11-30 16:38 　 回复此发言 删除 -------------------------------------------------------------------------------- 33 回复：版聊 这两天在陪仙子,来的少了 作者： 小竹纹形 封 2006-11-30 16:41 　 回复此发言 删除 -------------------------------------------------------------------------------- 34 回 我在你心里没多大的份量？？ 作者： 野史亭西夕照寒 封 2006-11-30 16:42 　 回复此发言 删除 -------------------------------------------------------------------------------- 35 回复：版聊 是啊,因为你是男子 作者： 222.93.255.* 封 2006-11-30 17:53 　 回复此发言 删除
向吧主道歉？
你对元儒清儒有多少研究？？你怎麽知道元儒清儒就不是儒了？？ 你知道许谦柳贯欧阳玄揭曼硕吴莱吴师道都是谁麽？？？
章丘市名称的由来 吴鹏章丘做为县名始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章丘县原名高唐县，因与博州(今聊城市)之高唐县重名，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取县北章丘山为名,改名章丘县。 章丘县名的含义，历有争议，《元和郡县志》、《山东通志》、《济南府志》、《章丘县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都没有肯定下来。争论的焦点是以山得名还是以丘得名。以山得名者云：“取县北山章丘为名”；以丘得名者执古籍《尔雅》、《说文》为据。明代，本县举人陈德安写了一篇《章丘名义辩》云：“章丘者，其名义载《尔雅》、《说文》。《说文》云：‘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尔雅》云：‘上正章丘’。注曰：‘顶平’。是知章丘之名盖取诸此矣！况城之中央，有土高大，其上平正（现称隅头顶），得非章丘之所以名焉者乎”！
泰山土特产综述 zz泰山银杏 银杏，又名白果树。泰安一带银杏最大者约有数百年乃至千年以上树龄。现最古老的是岱庙后门里的两棵银杏，根如磐石，枝若盘龙，高过３０余米，极为雄伟壮观，给人以坚强的生命力之感。它的果实还可作药物及食物，是珍贵的树种。 泰山板栗 泰山板栗，大部分生产在泰山、徂徕山，果实大小均匀，壳薄，内衣皮易剥，色泽光亮肉质细，水分少，香甜可口，别有风味，生食、熟食均可，称为“铁杆庄稼”，年产量达到５００余万斤。 酱包瓜 泰山牙枣、包瓜、摩茄被称为“泰安三宝”。 泰安酱包瓜创制于清咸丰年间，因质优味美，作为“贡品”。主要用泰山附近大白峪村生产的鲜嫩甜瓜作外壳，并配好比例将莴苣、黄瓜、花生仁、核桃仁、瓜子仁、杏仁、藕、龙须菜、冰糖、柿饼、青红丝等切拌好作料馅，用甜酱腌制而成。具有皮柔、肉嫩鲜脆、清香、酱味浓郁、开口胃、增食欲的特点。 泰山三美——白菜，豆腐，水 泰山三美之一是白菜。长的形体细长，顶部向外翻卷，这种菜质细无筋，好炒易烂，水分少，香味浓，汤色乳白，入口细腻滑爽，可做各种熟菜，是泰安群众的主菜。之二是豆腐。用石磨制作浆，用生石膏点浆，由于做工精细，质细洁白、鲜嫩，被誉为“神豆腐”，可做多种菜肴。之三是水。在泰山有句俗语：“山多高，水多高。”泰山上下，即便在海拔１５００多米的峰顶上也可寻见到淙淙泉水，不但泡茶清香可口，而且酿酒、酿醋、做豆腐都是离不开的。特别近几年发现大量矿泉水，还发现不少温泉、热泉等。 泰山灵芝 泰山灵芝，是泰山的珍贵特产，传说是神农在尝百草中从泰山发现的，故称为“神草”。灵芝可治疗耳聋、关节病，保神益精气，坚筋骨，除虚劳，还可治疗神经衰弱、冠心病、高血压、肝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病。 泰安红心萝卜 泰安红心萝卜，以夏张产的为最好，个头匀称，一般都在半市斤左右，青皮白瓤里呈现着清晰的红绿，质地细腻，汁多味甘，清脆爽口，并具有消食、健脾、理气、清热解毒等功能。对红心萝卜有句美称：“烟台苹果，莱阳梨，赶不上泰安的萝卜皮。” 何首乌 何首乌，是泰山四大名药之一（另三种为四叶参、黄精、紫草）。何首乌被称为泰山四百多种中草药之冠。对于养血、益肝，固精益肾，强筋健骨均有疗效，是滋补的良药。 肥桃 被誉为“群桃之冠”的肥城桃，是中外著称的名产。肥桃的栽培历史已有一千一百多年。明代时对肥桃就有“果亦多品，惟桃最著多”之说。１７２６年的《山东通志》记载：“桃产肥城者佳，他地莫能及”。到明隆庆年间，肥城桃已为这皇室的贡品。由于历代统治者的盘剥，桃农无利可得，对肥桃种植逐渐衰落。到清朝宣统年间，桃树已寥寥无几。建国以后，肥桃栽培面积才逐渐扩大，在人民政府的关注扶持下，这一名产才逐步得到开发，现已发展到６５００亩，年产量达到３５００万公斤。肥城桃的品种很多，名气较大的是佛桃、红里、白里、 晚桃、 柳叶、大尖、蟠桃、酸桃等。以红里肥桃为主，它个头大，单果一般都在２５０－５００克，最大的能达到９００克重。它不仅个头大，而且果肉细嫩，汁多而浓，香甜味美，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物价值，并含有可溶性物，果酸、维生素、蛋白、脂肪、胡萝卜素、硫铵素、核黄素、尼克酸以及钙、磷、铁等多种元素。常食肥桃可健脾胃、增食欲、壮筋骨、延年益寿。有保肝、防坏血病、贫血及抗癌的功能。近几年销售量大、渠道广，销往美国、独联体、加拿大、日本、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南朝鲜及香港、澳门等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赤鳞鱼 赤鳞鱼，又名石鳞鱼、时鳞鱼、斑纹鱼，为我国鱼类珍品，产于泰山山涧溪流中，成鱼长不过二十厘米，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为各贵肴馔，还可药用。这种鱼的生存环境条件要求很高，现正研究扩大人工养殖 。
其实就清廷而言 丑化晚明叛民才是对他们最有利的选择 以彰显他们消除暴乱 拯救黎民的无量功德
强烈要求吧主彻底封杀61.158.221.*，请看他在此贴五楼的放屁！ http://post.baidu.com/f?kz=129486006
这个吧和金朝吧是一个吗？
这个吧发展可真快 刚来是还没几个贴呢
居然会有此吧？
按尊宋派的说法：不承认宋朝的人好就他妈的是中毒太深心理变态
试论元代诗歌(ZT) 1.风格特点 宋季诗坛之弊在于谈禅说理，议论过尽；粗豪疏浅，以逞才气；生硬拗折，用典板滞。元矫宋弊，走的是由宋返唐的蹊径。宗唐学古而不能创新出奇。 我元延佑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诗丕变而近于古。江西士之京师者，其诗亦尽弃其旧习焉。(欧阳玄《罗舜美诗序》) 乡情犹越分，诗句尽唐音。(萨都剌《送金德启之句容》) 方凤序述(仇)远之言曰：“近体吾主唐，古体吾主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 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戴)良《皇元风雅序》) 宋明运祚长，故一代屡变，金元则不及变而止。元诗尤繁富，观诸作者，多宗温李，间学长吉。其病为纤浓，为繁缛，前人尝论之，即赵虞杨范，杰然成家，曾不足当宋之欧苏，何况其下。然宋诗，唐之变也，变而成为宋；元诗，宋之变也，变而复于唐。宋时欧近昌黎，苏近太白，取材虽极博，咸有师法，独鲁直学少陵，遂为西江鼻祖。南宋诗家、名曰学唐，实则竟祧唐人。 或崛强拗折生硬以为老，或浅近率易鄙俚以为真，议论好尽，才气过豪，而少缘情绮靡，含蓄蕴藉之意。风雅之道熸矣……元诗矫宋流弊，而失于多学晚唐，纤浓繁缛之病，势所不免。然其佳者，则婉转怊怅，附物切情，工整而流逸，清新而秀丽，虑周藻密而不涉于粗疏，意深韵远而不失之径直。诚使祓除洮汰，摘其英华。固翕然合于风雅，而率以纤浓烦缛弃之，殆未免贵耳之见也。(顾奎光《元诗选》序) 宋人本领大，元人不及，然元人修饰琢磨之工，则胜宋也。论气格，则宋诗辣，元诗近甜；宋诗苍，元诗近嫩，论情韵，则元为优。(顾奎光《元诗选·总论》) 元诗流弊。乃在家数小、格调低。其古诗，连篇累牍，但解实砌平铺，而不知开合变化、伸缩转换之妙，此绮丽而乏飞腾者也。律诗学晚唐，多秀句可摘，所谓贪看翡翠兰苕，未掣鲸鱼碧海。然其佳处，则蕴藉缠绵，工致婉秀，足以肖难状之景，发难显之情。与其如宋人以生硬拗拙为工，至于聱牙折嗓，何若缘情绮靡，体物浏亮，尚不失唐人风致乎？(同上) 宋人惟无意学唐，故法疏而天趣间出；金元人专意学唐，故有法而气体反弱。先后升降，岂风会使然与？(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大抵宋人务离唐人以为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为法。究之，离者不能终离，而合者岂能悉合乎？(田同之《西圃诗说》) 2.内容特点 (1)多边塞诗作 元代一统，疆域空前辽阔，异于辽金南宋之局于一隅，故元代的边塞题材诗多于辽金南宋。与唐代边塞诗相比，元代边塞诗地兼南北，不再偏重西北一域；多风土人情的描写，较少战争场面的渲染。元朝有两京，先定都开平(今内蒙正蓝旗闪电河北岸)，称上京或滦京，后移大都(今北京)。元帝巡幸上都，有大批文人扈从，沿途塞外风光，人情土俗，尽入咏吟。见诸袁桷、虞集、乃贤、黄、柳贯、杨允孚等人诗中，有的还以组诗纪行。而南疆海岛则为文人远仕出使、贬谪避难之处，旖旎风光、奇异习俗往往作为诗人思乡恋土的陪衬。 袁伯长开平三集、杨允孚滦京百咏及周伯温扈从诗，如欲征风景、考土物，纪载颇详，然论诗法，则工拙互见。(顾奎光《元诗选·总论》) 允孚字和吉，……岁走万里，穷西北之胜。凡山川物产、典章风俗无不以咏歌记之。……其诗凡一百八首，题曰百咏，盖举成数，……诗中所记元一代避暑行幸之典，多史所未详。其诗下自注，亦皆赅悉。盖其体本王建宫词，而故宫禾离之感，则与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吴自牧之《梦粱录》、周密之《武林旧事》同一用意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 (陈)孚字刚中，其于安南道途往返纪行诸诗，山川草木虫鱼人物诡异之状，靡不具载，又若图经前陈，险易远近，按之可悉数也。(《元诗选·刚中集》) (2)多题画诗
问各位一个问题，听说贵校的人正在编纂《全元诗》，进展如何？ 大约何时能编好啊
吧猪吧没有吧猪
希望这里能探讨历史上的纪昀！
这个吧应该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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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诗文总论(zt) 元代诗文，无论是内容的广泛深刻，还是风格的创新多样，皆不及唐宋；既未出现开山创宗的大家，又没有跳出唐宋藩篱。但是，这并不意味元代诗文没有成就，更不等于说元代诗文没有自己的特点。 1.作者特点 元朝少数民族诗文作家人才辈出，成就斐然，如耶律楚材父子、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乃贤等，诗文内容和风格，都有新贡献。 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论者以马公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斡公克庄、鲁公至道、成公廷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之言。(戴良《丁鹤年诗集序》) 元时蒙古、色目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材辈出。贯酸斋、马石田(祖常)开绮丽清新之派，而萨经历(都剌)大畅其风，清而不佻，丽而不缛，于虞杨范揭之外，别开生面。于是雅正卿(琥)、马易之(葛逻禄乃贤)、达兼善(泰不华)、余廷心(阙)诸公，并逞词华，新声艳体，竞传才子，异代所无也。(顾嗣立《寒厅诗话》) 2.思想特点 元代诗文作家，如王恽、刘因、姚燧、吴澄、虞集、袁桷、吴莱、黄、柳贯等，都深受理学濡染。这与元代统治者倡导有关。他们不再讲尊王攘夷，却大力宣扬伦理纲常，他们都主张诗文创作当本源六经，扶世立教。所以元代诗文，标谤忠孝节义，旌表烈女节妇、忠臣义士的内容甚多。游宴佚乐、男女艳情的描写，在元代诗人作品中较少(萨都剌、杨维桢除外)，而多见于词曲中。理学重师道传承，元代诗文作者多受理学道统影响，元代诗文崇尚温柔敦厚的风格。 初，蒙古破许州，得金军资库使姚枢，时北庭无汉人士大夫，太祖见之，甚喜，特加重焉。及阔端南侵，俾枢从杨惟中即军中求儒释道医卜之人，枢招致稍众。及拔德安，得赵复。复以儒学见重于世，其徒称为江汉先生。……枢于是获睹周程性理之书。……由是河朔始知道学。(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北方诸儒之学》) 北方之学，起自赵复、许衡，尊而明之者，姚枢、窦默也。儒者世继，传人不绝。世祖时有容城刘因，成宗时有兰溪金履祥、奉元萧。缑山杜瑛，文宗时有崇仁吴澄，顺帝时有休宁陈栎，婺源胡一桂，金华许谦，资州黄泽之伦，咸明道学，修经传，濂洛关闽，家讽户习，著述之盛，冠于儒林。(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六张溥按语) 诸家中以理学著者，如刘静修(因)、吴草庐(澄)、熊勿轩(鉌)、许白云(谦)、姚牧庵(燧)、陈定宇(栎)、胡云峰(炳文)、(胡)长孺，而静修为最，白云语能见道而无腐习，亦其次也。(顾奎光《元诗选·总论》) 诗有传授，所谓师友渊源，波澜莫二。郝伯常(经)，元遗山(好问)弟子也；袁伯长(桷)，戴帅初(表元)弟子也；戴叔能(良)得法于余廷心(阙)；泰兼善(不华)得法于李季和(孝光)；张仲举(翥)得法于仇仁近(远)，而成原常(廷珪)又得之于仲举。至如傅与砺(若金)为德机同里，揭曼硕谓其"风格不殊，神情俱诣，如复见德机。"《清江》一集，派别自高。若项炯、郭翼、张宪辈，尤不问而知其出于铁门(杨维桢号铁崖)。(同上) 崇仁之虞(集)、清河之元(明善)、章丘之张(养浩)、富州之揭(傒斯)、浏阳之欧(阳玄)、义乌之黄()、金华之吴(莱)，此数公者，当世所谓文辞宗工也。顾其学未有不本于许仲平(衡)、吴幼清(澄)者，儒之为儒，一而已矣。(张溥《元文类删》序) 昔朱子复程允夫书，深欲其以《语》、《孟》、《三百篇》为作诗本源。……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六经，诗文之海也。(陈栎《跋汪子磐诗》) 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吴澄《萧养蒙诗序》) 夫为诗与为政同。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纪纲欲明，法度欲齐，而温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揭傒斯《萧孚有诗序》)
陆水龙:萨天锡诗咏蜀阜寺 江南古刹蜀阜寺，坐落在绍兴县华舍街道蜀阜村西，西小江流经寺北。据《嘉泰会稽志》载，旧名为“集善院”，在（绍兴）县西北四十五里，（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建。而据《旧志》称：“在（绍兴）县西北四十五里。旧名集善教寺。宋时，里人马氏舍地、能法禅师建。元皇庆二年毁。泰定二年重建，至正十五年复建圆通阁”。与蜀阜寺同名的还有蜀阜山，其山建有草堂。即蜀山草堂，据《旧志》称，“在蜀（阜）山”。而蜀（阜）山，或作独山，据《越绝书》载：“独山者，句践将伐吴，徙寡妇至独山上，以为死士亦得专一也。”《尔雅》亦有记曰：“独山，谓之蜀山。”《十道志》云：“句践以寡妇居此，令军人游焉。一名独妇山。”华舍街道东首张溇庙万春戏台，楹联句遂曰：“东通石佛，南连柯岩，确是湖名胜。西接阜山，北傍云梯，依然越州古迹。” 自元以降，名士萨天锡、王冕等，咸与踯躅于斯。题诗作画，蜀阜寺遂声名远播，清雍正朝《浙江通志》第6428页亦有记载。 萨天锡，游宦作诗《蜀山草堂》，携友杨廉夫（名维桢，号铁崖。1296年—1370年，绍籍名士，诗学大家，“铁崖诗体”与西湖竹枝词创始人）曰：“蜀山秀东国，翠色分峨眉。人传西极来，万里如龙飞。根盘大江曲，终古不复移。元子结茅屋，开轩当翠微。流水穿涧道，白云绕岩扉。松叶酿我酒，吉贝为我衣。山鸟或劝饮，木客同吟诗。造化总前定，荣名不可期。终焉忘嘉遁，采药复采之。”再赋诗《同杨廉夫访游山寺》：“扶病强同步，寻幽趣不群。逢僧穿竹去，吹笛隔林闻。山势浮云合，溪流野水分。徘徊归径晚，树影月纷纷。”尔后，填词《小栏干》：“去年人在凤凰池，银烛夜弹丝。沉水香消，梨云梦暖，深院绣帘垂。今年冷落江南夜，心事有谁知。杨柳风柔，海棠月澹，独自倚栏时。” 萨天锡，原名都剌，号直斋，1272－1355年，回族人。著《雁门集》14卷，他是一位在元代以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中都占有一定地位的诗人。顾嗣立《元诗选》萨都剌诗选前面小序说：“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萨都剌的诗作，和著名诗人赵孟頫、虞集等人齐名。萨都剌，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及第（杨维桢与其同年科）。徐象梅《两浙名贤录》说他晚年寓居吴越时，“每风日晴美，辄肩一杖挂瓢笠，脚踏双不藉，走两山间。凡深岩邃壑人亦所不到者，无不穷其幽胜。至得意处，辄席草坐，徘徊终日不能去，兴至则发为诗歌。”虞集说：“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杨维桢《竹枝词序》云：“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 蜀阜寺观，有镇寺宝物，曰空桑鼓。周大枢《存吾春轩集》则又述及：“山阴蜀阜寺中独木桑鼓，相传，为吴大帝战鼓也。”战鼓，又称为扁鼓。旧时用于军事、宗教音乐，以及民间婚礼仪式。声音多较堂鼓低，但很响亮。有的置于木制鼓架上演奏。 蜀阜寺，在20世纪40年代末，依然殿宇轩敞，香火鼎盛，寺僧众多。建国初，易为华舍绸厂，房屋陆续拆毁、改建。至80年代，旧屋荡然无存。
殷惠中:元代诗人李孝光生卒何年 本报５月２５日《风土》版刊登《负名当世李孝光》一文，阅后深有同感。前些日子翻阅《中国文学大辞典》，见到李孝光条，标明生卒年：１２９６—１３４８年。这使我想起这位元代乐清诗人。１９９７年我执编《瓯越文化丛书》之二《温州历史人物》，其中有专文介绍李孝光（作者乐清滕万林），将他的生卒年定为１２８５—１３５０年。对照之下，相差悬殊。那么，究竟谁是谁非？ 其实，关于李孝光的生卒年，据现有资料，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元史》卷一九○《李孝光传》的记载：卒于官，年五十三。这大概是《中国文学大辞典》李孝光生卒年的主要依据。二是清顾嗣立《元诗选》后附的作者小传称：李孝光，年五十二。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李孝光，元大德元年丁酉公元１２９７年生，，元至正八年戊子公元１３４８年卒，五十二岁。民国年间谭正璧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词典》亦采此说，与《元史》本传所说，仅一年之差。姜亮夫１９３７年初版《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所列李孝光生卒年与顾、梁、谭同。但是，姜亮夫在１９５９年修订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改称：李孝光，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公元１２８５年生，元顺帝至正十年庚寅公元１３５０年卒，六十六岁。这是第三种说法。据我臆测，他是根据清道光《乐清县志·艺文》或同治、光绪间修的《乐清县志·人物》所载的陈德永《李五峰行状》而修订的。陈德永是李孝光的女婿，五峰诗里多次提到他。《五峰行状》说李孝光卒于至正十年，六十六岁。《温州历史人物·李孝光》的生卒年据此而定。 三种说法各有所据，很难确定谁是谁非。姜亮夫１９５９年修订本在备考栏中注明：或作年五十二，生大德元年丁酉，倾向于二说并存，这是十分严谨的处理。《元史类编》、《新元史》、《元书》索性不提李孝光的生卒年。不过，从李孝光的诗文中还是可以探索一些蛛丝马迹。《五峰集》有一首题为《白翎雀》的乐府诗，是送友人进京做官，“官职况在天禄阁”，而感慨“嗟余行年五十六”，“但令公等皆尽忠，我惟歌咏酬丰年”。可见他写这首诗五十六岁，尚未应诏入京。据此，《元史》、《元诗选》的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商榷的。李孝光《大龙湫记》追叙自己在大德七年（１３０３）“从老先生来观大龙湫”。若据《中国文学大辞典》所载的生年来推算，那时李孝光才八岁，如照《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所载的生年推算，李孝光十九岁。结合《记》中的描写和文意，十九岁似乎较合情理。这或可作为一个佐证。 我无意推翻《大辞典》所记。作此辨析，只是想借此以释读者在两书并阅时所产生的疑惑，或可给有意研究李孝光诗文的学人，提供一点线索。现在只是感到当初若如姜亮夫先生那样注上一笔，让二说或三说并存，今天就不必费此笔墨了。
关于蒙哥之死的争论 懂奥卡姆剪刀，民科的朋友进来，红色浪子也进来 作者：CHUN1979 提交日期：2006-1-10 00:36:00 ��前几天的辩论中遇到一个问题，关于蒙哥之死的　　对方有宋朝没有表彰击杀蒙哥的证据（原始材料）。从这个证据中他推论出宋方没有杀死蒙哥，蒙哥不是死于受伤　　而我对这个推论提出了一点质疑，即他们的推论必须建立在宋方对蒙哥之死确知真相的情况下，如果当时蒙古方面的军事保密（这是符合逻辑的），宋人是无法知道蒙哥是被杀伤至死的也无从表彰。。所以单从宋人没有表彰就完全排除蒙哥受伤说的可能，这还不足够。　　但现在对方不提这个问题，反复要求我回去看奥卡姆剪刀，民科什么的不接触问题，说实在话我不很懂，根据他们说的，这是去伪证的方法　　我这种对对方推论不严谨的质疑，能适用奥卡姆剪刀吗，我是完全确认对方证据的有效的，我质疑的是对方根据证据来的推理　　 作者：sturtle　回复日期：2006-1-10　07:22:56　 　　他说的不对，第一，奥卡姆剃刀主要用于自然科学中，但是从来没听说过用在历史事件上的，因为奥卡姆剃刀的前提是假设自然永远追求最简洁的方式，但是历史事件是人为的，根本不遵守这个前提，这么用的人本身就是民科。　　第二，奥卡姆剃刀是指在一个简单假设已能完全解释所有事实的情况下，不必要引进另一个没有解释更多事实的复杂假设。但是显然他所谓的宋朝没有表彰击杀蒙哥的证据不足以解释所有事实，因为有很多　　记载说蒙哥是被杀死的，即使他要强行使用奥卡姆剃刀，他也至少应该给出证据证实所有蒙哥被杀死的记载都不可信，那么他的假设才能解释所有事实，否则你的假设就可以解释他的假设解释不了的事实，　　这种情况下，并不能用奥卡姆剃刀来否定你的假设。 作者：yunfei7510516　回复日期：2006-1-10　15:29:22　 　　奥卡姆剃刀剃不死托马斯，现在还活着呢！你的工具用错了。。。。。 作者：chun1979　回复日期：2006-1-10　20:10:17　 　　楼上的兄弟，谢谢了..我书读得少，心里面明白的却说不清楚，人家丢一堆民词就晕了。。：） 作者：windg2000　回复日期：2006-1-10　21:15:40　 　　某个人掩藏对方证据的手法十分恶劣。　　我的证明是宋元双方的原始史料中都没有蒙哥受伤的记载，特别是元方的原始史料中均是说其病死。　　而所谓受伤而死的“史料”最早出现在将近两百年后的明中后期，并且最早出自明代的地方志。其“史料”来源本事就无法证明自身的可信。　　　　如果说出现在200年而且没有来源的“传说”都可以采信的话，我们今天一样可以说蒙哥是嫖妓嫖死的，反正都是隔了几百年没有来源的“传说”。 作者：chun1979　回复日期：2006-1-10　23:47:22　 　　我没有任何掩藏，windg2000，我提出军事保密的可能，是针对你提出的那个“元没有表彰功劳所以没有杀伤”的推论的,你当时只给了我2个“原始资料”，一个是主将退休的时候宋没有表彰其杀蒙哥的功劳，一个是宋人笔记说蒙哥是气死的。。你可以回去看，你没有给其他资料了。。而提奥卡姆剪刀的根本不是你，是红色浪子。。他针对的，就是我提出的军事保密说对你的推论的质疑，他认为那样的质疑不合理。。。但似乎这个说法能解释你的推论和疑问。。军事保密是肯定存在的，因为不管蒙哥死因是什么，元方都没有给出权威说法，肯定有军事保密的原因。。　　元方的原始资料均说其病死------------我看了一下，你没有提出原始资料说是病死。。我前面说过，蒙哥之死，元朝没有给出权威的说法，所以才会存在争议，现在还以受伤说做历史教育主流，WIN2000你不可拿出元方的证明蒙哥死于疾病的原始资料。　　而且你也没有试图严格证明蒙哥是病死的，你的方向，是用排除法，排除受伤说的可能，但你似乎也没有证明什么，你只是自己指控明朝的古人编造受伤说（不过你没有提出依据，你只是说离事件发生200年，不可信不用证明）你说那是“传说”，但似乎古代的多个史料也白纸黑字写明了是受伤死亡。而同样是那些史料，研究其他历史事件的时候，人们还是在用，他并不是我或者你的猜想。是古人记载中存在的，所以你不能自己下个“传说”的定义就不去证明他，那些古代的史学家，他们采用受伤说的原因是什么，不得而知，怎么能用一个传说就完全排除。。。这起码不严谨。。。如果象你这样下结论，历史还存在多少“未知”？？？？？
李正民:金人别集整理的硕果——评《滹南遗老集校注》 　　史载金人别集百余种，今所见仅七种：元好问《遗山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蔡松年《明秀集》、赵秉文《滏水集》、王寂《拙轩集》、李俊民《庄靖集》、段克己、成己《二妙集》。就文学史的价值取向而言，其中成就高、内容丰富的为《遗山集》和《滹南集》，整理难度较大的则为《滏水集》和《滹南集》。此前整理出版的仅《遗山集》一种，但只点校而无注释。由此说明，安徽师大文学院胡传志教授与其弟子李定乾讲师合作的《滹南遗老集校注》（辽海出版社2006年1月版），颇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开拓和示范意义。 　　王若虚（1174-1243）为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经学家和文献学家，在金元之际学术界堪称独步，元好问赞之为“泰山北斗”。五十万字的《滹南遗老集校注》有以下几方面值得称道： 　　一、古为今用的体例 　　整理古籍的目的是为当代和后代读者服务，故要由难趋易、由晦趋明、由误趋正、由残缺趋完备；还要去伪存真、去杂存善。以上工作，《滹南遗老集校注》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这里要特为表出的是，校注者们在体例方面亦有所创新。他们为了方便读者，将原著每一卷每一则按先后顺序编号，然后逐段逐节予以校注。校号和注号统一，依正文中出现顺序排列。有些校注本将校勘记和注释分别罗列，各有不同标号，这种做法为《滹南集》校注者不取，避免了不少繁琐和麻烦。由此可见他们为读者着想的学术良知和创新意识。 　　二、校勘全、精、慎《滹南集》及其选本七卷本、三卷本共有善本十种，还有《畿辅丛书》本，《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等，分别藏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地。校注者均一一亲检细校，力求“竭泽而渔”。经反复比勘，确定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涵芬楼旧藏抄本）为底本。诗文部分除与国内诸本对校外，并参考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中州集》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底本之缺行、漏段、词序颠倒及讹、误、衍、脱之字，均据校本或其他资料予以补足、理顺、勘误。特别对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滹南诗话》中的标点错误予以纠正。 　　《滹南遗老集校注》为简化字横排本。校注者对简化字的处理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一些人名、地名、书名、职官、封号等专用名词和约定俗成的词组，仍保留原字，以避免费解、误解。如“乾坤”之“乾”、“徐”之“”，不简化为“干”。 　　三、注释繁简适当，辑佚完备 　　如1962年出版的《滹南诗话》校注本，嘉惠学林，但书中仍存在不少该注未注和注释过简之处。胡传志、李定乾二先生在《诗话》部分用功尤多，基本上解决了上书存在的问题。 　　在辑佚方面，胡、李二先生可谓不遗余力，厥功甚著。《滹南遗老集》卷八据元陈天祥著《四书辨疑》，辑得《论语辨惑》佚文八则；卷三十四《文辨》后据淡生堂抄本、畿辅丛书本补充四则。王若虚创作的诗文部分，据石刻补《缑山庙》诗一首，据《金文最》补《行堂县重修学记》（文中作“行唐”），据上海图书馆藏抄本《金源七家文集补遗》收《万户张忠武王勋德碑》残文。据《滹南遗老集校注·前言》，得知校注者已搜罗王若虚《尚书义粹》佚文多条，可能是限于篇幅，惜未能在《校注》附录部分刊出，实为憾事。 　　我常想，具微瑕之白璧，适证其“真”，正如美人痣。天壤间物，绝无“完美”者。如我所钟爱之《滹南遗老集校注》，建议在卷首四篇序言前各标以“序一”、“序二”等字样。第562页注[1]“不守名节”，建议改为“对名节有新的理解”；序二中“雷颜”当作“雷（）[希]颜”；序四中：“既幸任回道过庐陵”，“幸”疑为“卸”之误。如果将全书再作过细打磨，将会愈臻精审。
呵呵 看看人家七夕时在写什麽 叙一 　　獬豸触邪，岂在樊之兽；屈帙指佞，乃挺生之枝。动植尚具直肠，齿发宁无血性。铜螭戴笔，固争可否于一时；草莽摛词，亦备是非于千（礻冀）。况大奸盗柄，视窃国如窃钩；群小阿私，等望尘于望岁。帷中借箸，头囊三木，竟坑剖柱之英雄；幕内牵衣，身备五刑，尽是梧丘之冤骨。宿干旌于鹤禁，肘腋藏奸；假节钺于貂珰，边陲胎祸。罗钳吉网，易一廷之肝膈，而飞舟依人；舜德禹功，倒天下之耳目，而浮云障日。浪思九锡，几欲以国化家；尽据三公，直将极富且贵。辇金四海，犹涎垂紫禁珍珠；痛毒九围，更下石朱宫嫔御。空中山之颖，颖秃而罪尚堪书；决东溟之涛，涛竭而奸终难洗。纵弹章仅可弹其万一，即案牍殊未诛其二三。丈夫负意气，何妨以直笔钩其隐肠；匹夫蓄忠肝，自须借新词掀其积秽。时挈君子心，度小人腹；每作肮脏语，写忠直肠。雕龙绣虎，非肯从争妍斗绮者后，自堕马腹泥犁。刘鹜糊鸢，直愿与褫奸剔蠹者群，窃比牛矶犀炬。此草莽臣不惜呕心肝而研此铁案，予木强人宁敢惜齿牙而奖其苦心。嗣此耕夫牧竖，得戟手而问奸雄，野老村氓，至反唇而讥彪虎。所为肃清朝宁，沛德寰区，则唯圣天子之威，群直臣之功。至于鼓醒草莱，提撕后世，则唯《斥奸书》之灵，草莽臣之力。彼固忘其罪我，予则窃附知音云。 　　崇祯首元牛女渡河之夕，监官木强人书于燕子矶头。
三国吧好乱啊 都是无聊的贴
原本是个好吧 现在却可惜了 唉！！
袁枚写诗嘲笑汉儒与宋儒迂腐 咏史（六首选—） 东汉耻机权，君子多硁硁。 悲哉陈与窦，谋疎功不成。 其时凉州反，有人颁孝经； 意欲口打贼，贼闻笑不胜。 虽无补国家，尚未远人情。 一变至南宋，佛行而儒名。 希哲学主静，人死不闻声。 魏公败符离，自夸心学精， 杀人三十万，於心不曾惊。 似此称理学，何处托生灵。 呜呼孔与孟，九泉涕沾缨。
陈衍德:元代农村基层组织与赋役制度 　　笔者在参与《中国赋役制度史》[1]一书的撰写时，注意到元代农村基层组织与赋役制度的关系问题，但限于该书的体例和篇幅，无法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探讨。 　　元代农村的基层组织是社，社的编制以自然村为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一方面具有以自然村落为基础而结成的民间乡村组织的性质，同时也长期被封建国家利用，成为农村中的基层行政设施。就后者而言，其主要功能之一便是向封建国家提供赋役。 　　中国历史上的“社”，源远流长。西周时，邑、里奉祀社神（土神）的地方称为“社”，于是这种农村公社组织也有径称为“社”的。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基层政权的里与作为农村公社残留的社是结合在一起的。汉代仍然继续了战国以来的里、社合一的制度。汉时，里普遍立社，乃至穷乡僻壤也有里社，即以里名为社名，称某某里社。与此同时，在传统的里社之外出现了私社，那是出于私人之间组织起来进行生活互助的需要。社开始趋于私人化、自愿化，里、社开始出现了分离的趋向。到了两晋南北朝，私社更形发达，而传统的里社则更进一步呈现了里、社分离的趋势。[2] 　　由于私社很容易发展为反抗封建奴役的组织形式，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在维持传统的里社及禁断私社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他们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总想借行政力量把社纳入官府控制之下。隋开皇五年（585）五月，因关内亢旱，“强宗富室，家道有余者，皆竞出私财，递相赒赡”，朝廷以“经国之理，须存定式”为由，“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3]这里的社以及唐代的村，[4]与汉以来以自然村为基础的农村基层组织是一脉相承的。民间私人互助之不见容于官府，亦由此可见。隋唐时期社仓（义仓）系统的为官府所掌握，并最终成为正税的一部份，突出地反映了封建政府控制民间村社组织并加强其赋役征调功能的意图。 　　北宋前期，乡村中形式上既有“乡”，又有“管”。以区域而言，是一乡之内有若干管，一管之内有若干村或里。村和里是乡村中并列的最基层的聚居单位。此时“社”的名称也用得极为普遍，以致有些村庄径以某某社为村名。[5]由于乡、管实际上尚未发挥基层政权的职能，所以村、里和它们并没有行政上的统属关系。直到北宋中期推行保甲制度之后，“都保”成为乡以下一个行政单位，实际上取代了“管”，而“乡”也逐渐加强基层行政机构的职能，村、里或社才被置于一个比较完善的乡村统治体制之内。[6]这里同样可以看到与前朝如出一辙的加强对民间村社组织的控制之趋势。 　　金代自然村或称为“村”，或称为“社”，泛称“村社”。金政府在乡村地方基层的设施即以村社为单位。自章宗泰和六年（1206）以后其制为：“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7]。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许多社的组织和活动呈现了新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了地方武装组织的职能，但是金的统治稳定后，原来宋统治下的北方乡社一般不再拥有武装了。[8]这是金人军事统治与宋代文官政治的一个显著区别，也是少数族政权与汉人政权在对待基层组织的态度上的不同。 　　元代农村的基层组织“社”，便是在上述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形成，而又具有其时代特征的。金元之际北方再度陷入大规模的战乱，蒙古灭金后北方农村仍一片凋零，民间结社互助自保之势再度兴盛。当时北方农村的地主纷纷倡办“义社”，开仓赈济离散贫民，纠集劳动人手，以图恢复生产。王恽《故蠡州管匠提领史府君行状》记： 　　兵后岁饥疾……即出盖藏粟五百余石，计口而惠之，赖安活者众。其散而复业者，往往力殚具乏，公为假牛畜耒耜种。有困疾田芜不克治者，公乃侣结义社相救助。[9]
李俊民(转) 李俊民（1176——1260），字用章，别号鹤鸣老人，泽州晋城（今山西晋城市）人，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韩王李元嘉后裔，排行第三。金、元之际著名学者，名重一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经史百家，无所不晓。 李俊民天资聪颖，质朴而好学，幼年能文。少时得名儒传授程氏之学，即北宋哲学家程颐、程颢兄弟二人所奠定的“理学”，“其于理学渊源，冥搜隐索，虽片言只字务有根据。”凡经传子史百家之书，他无不研究，未及仕，已成名儒。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年)，25岁的李俊民以经义举进士第一，授应奉翰林文字，文名雄于一时。不久，任沁水县令，并提举长平(今高平西北)仓事，进升朝请大夫。未几，因他厌恶官场应酬，弃官归田，以所学教授乡里。由于他学问渊博，加之状元声威，从学者甚众，不远千里慕名而来投师者不绝于门。贞佑二年(1214年)，金宣宗自中都(今北京城西南隅)南迁汴京(今开封市)。因为战乱，李俊民于贞佑三年(1215年)离开家乡隐居于嵩州鸣皋山隐居，后迁徙至怀州(今河南沁阳)，不久又隐于西山。在河南的这段时间，有隐士荆先生，授给他邵雍的《皇极》数学，李俊民对这种用符号、形象和数字推测宇宙变化的学说十分精通，当时深通此道的刘秉忠也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叹弗如。元灭金后，李俊民徙居怀州，不久又隐居于崇山。元政府泽州长官段直从河南嵩山迎回李俊民任泽州教授，他便千方百计招延泽州散在四方的名士，协助他教授学生，所以，仅五六年，所培养的人才，“以通经被选者”有122人。元初，忽必烈即汗位前，刘秉忠曾向忽必烈推荐李俊民，盛赞他“易理，易数两造精微”。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忽必烈在藩邸，命以安车召见李俊民等金朝遗老，天天延访，从不间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经史百家，无所不谈。忽必烈想授以高官，但李俊民拒绝入仕，恳赐还山，忽必烈钦佩其气节，尊重其人格，便派专人护送。忽必烈曾令张仲一向李俊民讨教有关祯祥方面的预言，因李俊民精通《皇极》数，所言神话般全部应验。当忽必烈即汗位，改元中统，李俊民已卒于嵩山，享年85岁，葬于晋城崔家庄北。元世祖中统初，赐谥庄靖先生。 李俊民生平著述有数千上万篇，因遭战火毁坏，遗弃殆尽。他每出一篇诗文，士大夫争相传抄，但以不见全集为恨。元代泽州郡守段直，饶意文事，与诸士大夫购求李俊民散落的诗文，仅得晚年作品诗赋、古文千余篇，编为《庄靖集》10卷刊行，并请李仲绅、王特升、刘瀛等为该书作序。 李俊民在金、元文坛上颇有名声。元世祖忽必烈曾对侍臣说：“朕求贤三十年，唯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元人王特升评价说：“鹤鸣老人，国朝之名士也，勇退居闲，朝经暮史，经学传家尤长于理。”刘瀛评价说：“格律清新似东坡，句法奇杰似山谷、集句圆熟，脉胳贯穿，半山老人之体也。雄篇巨章，奔腾放逸，昌黎公之亚也。”从人们对他的推重中，可见他在文坛中的历史地位。李俊民散文作品中有一篇《睡鹤记》颇有特色，从中可以折射出李俊民的倔强、孤高以及最终追求的一种超然出世的人生境界。“鹤也者，物之生于天而异者也。其性洁而介，其声亮而清。洁而介则寡所合，亮而清则寡所和。独以孤高自处，飞鸣于霄汉之上，岂求其异也哉!盖天之所赋者异也。夫才高则无亲，势孤则失众，鹤奚恤焉!若或矫情自浼，下同于频江之贵，变常而表其真，非鹤之德也，非鹤鸣之所好也。”又由鹤引出“丙申岁于新居之侧有蹲石曰睡鹤”，并详细记叙了这只石鹤“虽沉潜静默，有飘然物外之想。疑其孤高之过为众所弃而自晦欤?抑卫人之轩不足弃欤?鸟程之树不足栖欤?将遗世远举羽化而仙，此特其化身欤?不然何为不飞不鸣，日游于睡乡者乎?”并且深有感慨地发问：“谓其果不能鸣，则陈仓之鸡胡为而鸣耶?谓其果不能飞，则零陵之燕胡为而飞耶?”全篇抑郁顿挫，一唱三叹，典型地代表了李俊民的文风。以鹤喻己，将其“鹤鸣老人”别号的寓意及其孤高、远离风俗的特点，阐述得淋漓尽致，是一幅维妙维肖的自画像。语言酣畅，句法新奇，文脉自然，一气呵成。文格冲淡和平，自具高致，印证了公众对他的评价
黎必信:试论张飞表字讹为「翼德」之缘由 张飞字益德，此据陈寿《三国志》本传，[1] 裴注所引亦皆作「益德」，[2] 通行多作「翼德」，实与正史不符，沈伯俊及刘世德两位先生均曾撰文指证。[3] 惟两文或以篇幅所限，论述点到即止，未有就此再作申论，以辨其致误之由，使问题未得釐清。[4] 本文试图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透过文本比对确定讹误出现的时期，继而从语言发展的角度论证其出现的可能性，最後则从传播的角度，推想「翼德」之说得以保存至今的原因，并提出若干研究过程中的思考和疑问，冀可为引玉之砖，以备他日方家更详实的研究。 (一)有关张飞表字的问题早於明清时期已有讨论。明代胡应麟〈张飞字益德辩〉以两字之讹源於「录者依傍演义」，因「翼义於飞稍轧，故举世雷同，不知古人字义，类有不可解者」，[5] 认为部份读者望文生义，为求联系人物名与字间的意义而强作附会，并举出多种文证，以证张飞本字「益德」。[6] 而清代梁章钜《三国志旁证》亦就张飞表字之讹稍作论述∶飞字益德甚明，《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周瑜传》注引《吴录》及《杨戏传》、《张益德赞》并同，李商隐诗「益德寃魂终报主」，亦是一证；钱大昕《金石文跋尾续》有金永安四年重修蜀先主庙碑，亦是益德。惟吴琯本《华阳国志》及近刻《水经注》、《世说》并作「翼德」，盖以翼与飞生义，皆妄人所为也。[7] 梁氏举李商隐诗以证张飞表字於唐时仍称「益德」，然其更重要的意义在列举《华阳国志》等误用「翼德」的文例。吴琯本《华阳国志》为吴琯刊《古今逸史》时据铜梁张佳胤刻本而成的版本，然学者以此刻「从内容来说并非佳本」[8]，其版本文字亦与同代抄本及《四库全书》所收版本有异，[9] 可见吴琯本《华阳国志》作「益德」并非该书主流，「益德」盖「翼德」之误；《水经注》虽为後魏作品，然存本已非郦道元原本，且尤当注意其「近刻」一词。《四库提要》尚云「是书自明以来绝无善本」，[10] 可见《四库》所收与原本当有差距，且今考明本《水经注》提及「翼德」之处仍作「益德」，[11] 倘连合梁氏「近刻」之说，则《水经注》中以「翼德」为「益德」，或为清代始有之事。倘以《华阳国志》及《水经注》皆成书於唐前而谓「翼德」之说成於彼时，恐未必确切。至若梁氏所言《世说》之例，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文集》已早为辨正，云∶「《世说》刘孝标注引《蜀志》张飞字翼德，今志不尔，亦传写之讹也」，[12] 可见《世说》以「翼德」代「益德」是传写之讹，未必反映其版本原貌。 (二)然则「翼德」之说始於何时？梁氏所列三种「翼德」文例皆於唐前成书。如果忽略了梁氏所述的版本问题，很容易造成「翼德」说始於唐前的误会。目今材料有限，研究者难以全面检阅唐前文献，笔者认为，「翼德」说出现的上限不应早於宋代，[13] 这可从《四库全书》所收的类书版本中寻找线索。《四库全书》见收《太平御览》及《册府元龟》两部宋代类书，而两书以其卷帙之大，尚有宋代残本存世，提供了对勘的材料。[14] 今考《四库全书》所收《太平御览》言及张飞表字凡十一处，[15] 各处皆作「翼德」，但比勘宋代残本可知，则「翼德」应为後人所改，宋本各处均无作「翼德」之例，其中七处宋本作「益德」，而另三处则不提表字而径称「张飞」，亦有写为「益得」者。[16] 比对而知，宋本原来只有「益德」及「张飞」两种主要称法，而无「翼德」之例，从後出的《四库全书》本统一以「翼德」称呼张飞可知，「翼德」明显为後人修订整理後的结果。 宋本及四库本《太平御览》「益德」、「翼德」用例对照表卷数 宋本[17] 四库本[18] 卷二百四十一 又曰∶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也。(页1140) 又曰∶张飞字翼德，涿郡人也。(第895册，页314) 卷三百 使张飞将二十骑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张益德也(页1382) 使张飞将二十骑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张益德也(第895册，页704) 卷三百四十三 二与张飞关羽(页1579) 二与云长翼德(第896册，页180)
北京市政府百般地歧视外地人 却又非常地关怀本地的小猫小狗 中国式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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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强行父<唐子西文录> 　　《唐子西文录记》宣和元年，行父自钱塘罢官如京师，眉山唐先生同寓于城东景德僧舍，与同郡关注子东日从之游，实闻所未闻，退而记其论文之语，得数纸以归。自己亥九月十三日尽明年正月六日而别。先生北归还朝，得请宫祠归泸南，道卒于凤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绍兴八年戊午，二十年矣，旧所记，更兵火无复存者。子东书来，属余追录，且欲得仆自书，云：“将置之隅坐，如见师友。”衰病废忘，十不省五六，乃为书所记，得三十五条。先生尝次韵行父《冬日旅舍诗》：“残岁无多日，此身犹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举杯频。桂玉黄金尽，风尘白发新。异乡梅信远，谁寄一枝春。”又次《留别》韵云：“白头重踏软红尘，独立鸳行觉异伦。往事已空谁叙旧，好诗乍见且尝新。细思寂寂门罗雀，犹胜累累冢卧麟。力请宫祠知意否，渐谋归老锦江滨。”盖绝笔于是矣。集者逸之，故并记云。三月癸巳，余杭强行父幼安记。　　《唐子西文录》古乐府命题皆有主意，后之人用乐府为题者，直当代其人而措词，如《公无渡河》须作妻止其夫之词，太白辈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体。　　《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何可一日无此君”也。　　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矣。　　三谢诗，灵运为胜，当就《文选》中写出熟读，自见其优劣也。　　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及观陶元亮诗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便觉唐人费力。如《桃源记》言“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见造语之简妙。盖晋人工造语，而元亮其尤也。　　杜子美《秦中纪行诗》，如“江间饶奇石”，未为极胜；到“暝色带远客”，则不可及已。　　子美诗云：“天欲今朝雨，山归万古春。”盖绝唱也。余惠州诗亦云：“雨在时时黑，春归处处青。”又云：“片云明外暗，斜日雨边晴。山转秋光曲，川长暝色横。”皆闲中所得句也。　　子美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于治道深矣。　　东坡作《病鹤诗》，尝写“三尺长胫瘦躯”，缺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盖“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　　《琴操》非古诗，非骚词，惟韩退之为得体。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　　东坡诗，叙事言简而意尽。忠州有潭，潭有潜蛟，人未之信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东坡以十字道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言“饥”则蛟食其肉矣。　　谢固为绵州推官，推官之廨，欧阳文忠公生焉。谢作六一堂，求余赋诗。余雅善东坡以约词纪事，冥搜竟夕，仅得句云：“即彼生处所，馆之与周旋。”然深有愧于东坡矣。　　韩退之作古诗，有故避属对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是也。　　杜子美祖《木兰诗》。　　晚学遽读《新唐书》，辄能坏人文格。《旧唐书》赞语云：“人安汉道之宽平，不厌高皇之嫚骂。”其论唐亡云：“注江海以救焚，焚收而溺至；引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处。　　诗在与人商论，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殆近法家，难以言恕矣，故谓之诗律。东坡云：“敢将诗律斗深严。”余亦云：律伤严，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难易二涂，学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难而趋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诗自有稳当字，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诗名于唐，有僧袖诗谒之，然指其《御沟诗》云：“「此波涵圣泽」，波字未稳当改。”僧艴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诗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复来，乃取笔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复来，云欲更为“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当如此乃是。
关于剃发令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镇江知府从别处运来拒不剃发者的首级示众，威胁人民，贴出告示“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顺治二年十一月，多尔衮往京东地区打猎，有人报告丰润县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不行剃发”。多尔衮当即派人将张东海斩首，其父杖责五十，革去生员名色，庄头和邻里四人分别受杖。 顺治五年，黄州府广济县民胡俊甫因居住乡村，一度患病卧床，没有剃发。知府牛铨下乡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满清法度的厉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诉说灾荒困苦。深得“时中之道”的牛铨一眼瞥见这个蓄发违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广总督罗绣锦处请功。结果“胡俊甫立正典刑，乡保张赞宇、邻佑张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该县知县郝光辅也以失察罚俸示惩。 顺治十年，刑部擒获了两个没有剃发的人，“供系唱旦戏子，故此留发；在外戏子似此尚多”。清廷因之颁诏云：“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顾诚《南明史》第六章第二节）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在头顶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那种清末才有的、现在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当时也得死，因为满清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发”每个汉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而 1647年，（永历元年）清寇攻陷广州时的剃发易服令竟还无耻的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陈燕翼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断发》诗）。
剃发令之惨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镇江知府从别处运来拒不剃发者的首级示众，威胁人民，贴出告示“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顺治二年十一月，多尔衮往京东地区打猎，有人报告丰润县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不行剃发”。多尔衮当即派人将张东海斩首，其父杖责五十，革去生员名色，庄头和邻里四人分别受杖。 顺治五年，黄州府广济县民胡俊甫因居住乡村，一度患病卧床，没有剃发。知府牛铨下乡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满清法度的厉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诉说灾荒困苦。深得“时中之道”的牛铨一眼瞥见这个蓄发违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广总督罗绣锦处请功。结果“胡俊甫立正典刑，乡保张赞宇、邻佑张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该县知县郝光辅也以失察罚俸示惩。 顺治十年，刑部擒获了两个没有剃发的人，“供系唱旦戏子，故此留发；在外戏子似此尚多”。清廷因之颁诏云：“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顾诚《南明史》第六章第二节）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在头顶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那种清末才有的、现在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当时也得死，因为满清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发”每个汉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而 1647年，（永历元年）清寇攻陷广州时的剃发易服令竟还无耻的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陈燕翼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断发》诗）。
石鼓文(ZT) 先秦刻石文字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为什麽崇拜古代事功名人的网民总是瞧不起古代文化名人？ 没有后者的著述 你拿什麽了解前者的生平事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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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又改版了啊！点击友情贴吧是弹出一个新窗口 原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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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二楼的人也太没有水平了吧 呵呵 http://post.baidu.com/f?kz=104414682
陈振孙及其《直斋书录解题》(ZT) 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私人藏书目录，它与宋代另一部私人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齐名，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陈振孙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州（今浙江安吉县）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里，父亲是个读书人。陈振孙曾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作过多年地方官，任过江西南城县官；宝庆二年（１２２６）任兴化军通判；端平元年（１２３４）任教授；端平三年（１２３６）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任浙东提举。嘉熙元年（１２３７）又改知嘉兴府，任浙西提举。后历任国子司业、某部侍郎、宝章阁待制等职，淳佑九年（１２４９）退职，卒年无考。陈振孙生活的南宋时代，正当出版事业兴盛发达，私人藏书、私人编制目录盛行一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陈振孙早年作官时就开始搜集藏书。他所任职的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出版业繁荣，藏书家很多。他在福建莆田任兴化军通判时，和当地藏书家相熟。莆田一带是文化发达、藏书家聚集的地方，这对陈振孙收藏图书、增长图书目录方面的学识有重要影响。陈振孙先后传录了郑寅、夹漈（指夹漈山，在福建莆田西北）郑氏、刘氏、李氏、方氏、林氏、吴氏等所藏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他以毕生精力从事书籍的收藏和整理，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编成了《直斋书录解题》。《直斋书录解题》全书分为五十三类。考察其分类的性质，仍然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顺序排列。书中没有总序和大序，在所分五十三类中，只有七类有小序。这七篇小序，是陈振孙认为有必要而写的。比如语孟类，自《汉书·艺文志》以来，历代目录都把《孟子》列入子部儒家类。宋代自熙宁以后，《孟子》被列入十三经；至元佑中，以《论语》、《孟子》取士。宋代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而体现在学术思想领域中的这种变化，在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得到了反映。在目录中将《论语》、《孟子》并列，是陈振孙首创。语孟类小序说：“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为一类。”这不仅表明陈振孙维护封建正统的思想立场，同时说明他能够根据学术源流的发展变化进行合理的分类。再比如音乐类，陈振孙在小序中说：“古乐已不复有书，而前志相承，乃取乐府、教坊、琵琶、羯鼓之类，以充乐类，与圣经并列，不亦悖乎？”他认为把乐府、教坊、琵琶、羯鼓之类与六经之中的礼乐之乐相混同，使之与圣经并列，这是不妥当的。于是，从六艺之中把它们排除，名之曰音乐类，列于子部杂艺类之前，表明其地位、价值只能与杂艺之流相提并论。其他如小学类、起居注类、时令类、农家类、阴阳家类等小序的撰写，或者因为在分类上有所增设，或者因为著录内容分合变化。这些小序，除了表现陈振孙的思想政治态度及学术观点，也反映出陈振孙辨析学术异同的清晰和条理。《直斋书录解题》的主要价值在于解题。“解题”也就是提要。它介绍作者生平，撮举每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对于我们读书，辨别学术源流有指导门径的作用。解题目录发端于汉代，到宋代已经趋于成熟。宋代是一个图书目录繁荣发达的时代，目录学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当时目录学发展水平的最优秀、最典型的代表。宋代的大部分目录，包括官修的《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等都已佚失（至今只有后人辑佚本），流传至今的只有《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遂初堂书目》。《遂初堂书目》无解题，只记书名而已。《直斋书录解题》和《郡斋读书志》的解题不仅具有指导读书治学的功用，由于它们的存在，宋代解题目录的面貌得以保留。这些解题吸收并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及成果，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根据每部书的具体情况决定解题的篇幅。通常是二三十字至百余字就能简明扼要地披露一部书的大致内容。详略得当，繁简适中，灵活多样而不千篇一律，充分显示了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以及宋代目录学在编写提要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尤其值得珍视的，是《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书籍后来大部分散失，但是解题还在，这就为古籍的考证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比如《温公日记》，是司马光熙宁年间在朝时所记，内容包括臣僚的调派授职，君主宣渝之语，臣下对君主的上书应对以及闻见杂事等。显然，这部书具有实录性质，其中记事或有与正史、实录不同，对于考证史实、了解熙宁年间朝廷政事具有一定价值。陈振孙之后，这部书在《宋史·艺文志》及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均不见著录，可见已经佚失。再比如《阴山杂录》，辽中书舍人赵志忠撰。赵志忠本是汉人，自幼陷于辽，在辽朝举进士、仕显官，后来归宋，叙述辽君臣世次、山川风物，撰成此书。这部书对于了解辽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不可忽视的。然而陈振孙之后只见于《宋史·艺文志》，其他目录均不见著录，很可能也佚失不传。由于《直斋书录解题》的存在，后人通过解题就可以了解这些已佚之书的大致内容。即使有些解题简略到仅记书名、卷数、作者，也为后人考辨古籍的真伪、异同留下了可供凭藉的蛛丝马迹。《直斋书录解题》还有一个优点，它著录一部书，通常把当时其他书目对这部书的不同著录记载下来。
韩国《漂海录》流芳五百年 崔溥“登陆点”始在三门县 被誉为“东方马可波罗”的韩国崔溥《漂海录》登陆点，近日成为38国驻华使节访问台州的一个热点，大韩民国驻沪总领事朴相起一行访问三门县，寻找明朝崔溥祖迹。据三门县政府外事办主任林海金介绍：“经中方考证韩方认定：崔溥‘登陆点’始在浙江省三门县沿赤乡牛头洋。” 　　崔溥（1454—1504）字渊渊，号锦南，明朝朝鲜全罗道罗州（即今韩国务安郡）人，24岁中进士第三名，29岁中文科乙科第一名，1487年任朝鲜弘文馆副校理（五品官员），奉王命赴济州岛执行公务。明弘治元年（1488年）闰正月初三，因其父去世渡海返家奔丧，与同船的从吏、护军、仆人、水手等42人，不幸遭风暴袭击。崔溥等在海上漂流14天，依靠“或细嚼干米，掬其溲溺以饮”维持一线生命，最后漂至“大唐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1940年三门建县前分别属于宁海、临海两市、县)。 　　崔溥一行登陆之初被疑为倭寇，后送“桃渚所”经审查排除嫌疑，即受到中国官员和老百姓的礼遇和护送，自台州走陆路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行水路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故国。崔溥在中国经留4个半月，行程4000余公里，回国后用流畅的汉文、以日记体叙写这一南北经历，为朝鲜国王提供“内参报告”，全书约5.4万余字（不包括标点），涉及明朝弘治初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中韩友谊关系及中国明朝海防、政制、司法、运河、城市、地志、民俗的重要历史文献，被称：“摹写中原之巨笔”。 　　由于崔溥《漂海录》集中反映了生与死、忠与孝、公与私、情与义、利他与利已、人格与国格等人生重大问题，引起历代读者思考与共鸣，在朝鲜朝一代曾先后于1571年、1573年、1676年、1724年、1896年多次重版再印。1769年日本清田君锦把《漂海录》译成日文，改名《唐土行程记》。1965年美国John Meskill将《漂海录》译成英文《锦南漂海录译注》。1979年，崔溥后裔崔基泓将汉文《漂海录》译成本国文字。由于《漂海录》批评了当时宦官制度、嘲讽皇帝祭孔的虚伪，被明皇朝视为“异化”、难以进入中国，导致这本以汉文撰写的《漂海录》在中国却长期鲜为人知。1992年经北京大学葛振家教授比勘点注，崔溥《漂海录》点评本才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自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以来，韩国崔溥《漂海录》成为传递中韩友谊的历史媒介。1993年11月20日，韩国全罗南道与浙江省建立友好关系。1994年6月韩国务安郡议长奇老玉一行13人访问三门。2002年7月，崔溥后裔108名代表来三门湾寻找祖迹。2002年9月务安郡与台州市缔结友好关系。 　　由于《漂海录》所记叙的一些地名，历经500年的沧海桑田，崔溥的登陆点及线路曾引起三门湾的三门、宁海、临海等县、市外事及地志研究人员探索。三门县外事办及县志办金贤德等研究人员，首先根据《漂海录》中正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记载，对书中崔溥登陆之初所提到的东“泊于牛头外洋”、南递送 “到桃渚所”、后北返“至健跳所”这段线路进行多次实地踏勘，发现“西里堂”、“仙岩”、“浦峰”、“山场”等地名至今三门仍在延用，书中提到的“晓，过穿岩里。里西有山，戴石壁屹立，穹隆有大窦洞，望如虹门，” 至今仍然巍然屹立在穿岩山上。 　　“谈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人们自然会联想起中国，而可与此媲美的《漂海录》在中国却知之甚少，这一点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与马克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相比，韩国人用汉字写成的《漂海录》更加丰富而出色地介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 12月1日在台州“与世界握手”论坛上，哈佛大学毕业的韩国驻上海总领事朴相起讲述崔溥故事时，这样评论《漂海录》，引起了与会的38国驻华使节的共鸣。北京大学葛振家教授也曾这样评论道：“立身行事无不依从儒家思想的崔溥，对中国历史文化不仅饱学而且精通。这是马可波罗等人所难望其项背的。 　　12月2日，在三门县副县长王大林和县政府外事办主任林海金全程陪同下，朴相起总领事一行沿着崔溥的祖迹，经过桃渚、山场、仙岩、西里、沿赤，登上牛头山，眺望牛头洋，为《漂海录》详细精湛的记录而感叹不已，也为台州三门壮丽秀美的山川而陶醉，在仙岩、穿岩、健跳大桥等标志性地点留下合影,在崔溥漂流事迹碑前认真探究崔溥在三门的足迹。在琴江山庄他对三门县崔溥“登陆点”研究成果表示满意，说：“韩国学术界也认定：崔溥‘登陆点’始在浙江省三门县沿赤乡牛头洋！”并愉快接受三门县县长谢再兴赠送的象征着中韩友谊的水晶“漂流船” .
怪事了 怎麽会有那麽多网民相信古希腊古罗马的史书都是伪造的？ 真不可理解 天下有这麽“爱国”的道理吗？？？
柴火烧的汤溪土菜(ZT) 非典以来，还没出去吃过饭，偶然去吃了一餐汤溪土菜，却惊为佳肴。这一点就像昔年的朱元璋，避难九峰山时，尝了一口当地阿婆烧的“三月青千张”，做了皇帝还念念不忘那个味———美呀。 汤溪是金华的一个镇，历史也算悠久了，500年前就是汤溪县治的所在，边上有座九峰山，是儒释道三修的名山。 非典快一个月了，除了上班，我几乎足不出户，九峰山没去，汤溪土菜是在杭州吃的。这年头，杭州土菜当道，什么富阳、临安、萧山路边店，名堂很多，小菜馆遍地。富华路上的柴火食坊，走的也是土菜路子——店主来自汤溪，自然是做拿手的家乡菜了。 早两年，杭州人还不吃辣，可现在变了天，川湘横行，辣味冲天，什么跳水鱼，我就吃不惯。汤溪土菜很对我的胃口，清新自然，用料又考究。 和朋友三个人，吃了六个菜，一个羹，花费不过百元，却几乎每个菜都能令人回味。 核桃仁酒糟羹，是先上的，盛在瓷罐里，红红的，带点甜。酒糟糟得不错，土味浓郁，据说是店主老母的手艺———从汤溪老家，酿好运来的。 店里的食料，据说大半都来自汤溪，这样做起来，才会原汁原味。汤溪菜，对用料是颇为讲究的，毕竟，在元朝的时候，它就名声在外了。 猪手吃得多了，前手后手左手右手，许多人能说出个道道来。可牛蹄就不多见了。柴火食坊的汤溪农家牛蹄，用的据说是农家的牛（这我是有点怀疑的，真正农家的牛不会这么多吧）。蹄上其实没肉，只有牛筋，啃起来挺上劲的。用农家牛做的，还有一道牛腩香干，兰溪的香干，也是出名的，配上农家的牛腩，这道菜就算是名菜了———我不太喜欢香干，豆制品嘛，我向来不热爱，可朋友喜欢，他是那种到了茶馆，专挑香干吃的人。在一口气咽下三片香干后，他说了一句：那是两种境界，天渊之别。 一种地瓜粉做的面，圆溜溜的，炒了鳝丝，店家把它叫做鳝丝QQ面，滑滑的，韧韧的，倒真是有点像QQ糖。罗锅香芋，清蒸的香芋，上面撒了一层雪白的葡萄糖粉，这种粉清新爽口，又带点甜味，配上香芋的天然之香，当是天作之合，吃时要小心翼翼地夹起，免得葡萄糖粉撒掉，我就是这样，连吃了好几块。 我们最想吃的菜，是最后上的：三月青千张。三月青是一种乡下的土菜，叶子高大，在浙江的乡村都有种植，汤溪也多。三月青有点淡淡的苦味，在甜食和油之后，上来这么一道菜，一下子心清气爽，怪不得老朱会念念不忘——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罢了。 和杭州的其他菜馆一样，以前晚上要排队的柴火食坊，这些天也食客稀少，本来店主想关了歇几天，待非典风声过去后，再开张的，想了想，又继续开了。对我等食客来说，也是好事，非典时期，吃一顿惬意的饭菜，也是难得的了。
刘振琪：读皮锡瑞《经学历史》札记 皮锡瑞《经学历史》 [1] 为清代以来重要的经学史著作之一，笔者阅读此书，随手记下重点及有疑处。今将其中六条，加以整理，藉《馆讯》一角刊布。皮氏引《困学纪闻》卷八云：「自汉儒至於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 [2] 皮氏又云：「据王应麟说，是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七经小传》，刘敞作；《三经新义》，王安石作，或谓《新义》多勦敞说」(页237)。案：《困学纪闻》并未将《七经小传》所出的时间与「庆历」划为必然的等号，而历来学者多认为宋代经学自庆历始一大变，刘敞的《七经小传》是开此风气之先，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云：「国史云：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於原甫。」已明言此项说法。刘敞为何能居此关键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六<春秋传>：「考黄伯思《东观馀论》称：考正《书》武成实始於敞。则宋代改经之例(一作弊)，敞导其先，宜其视改传为固然矣，然论其大致，则得经意者为多。」卷三十三<七经小传>：「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直言刘敞好以己意改经，於宋代改经之例为先导。然而庆历年间(1041~1048)，刘敞(1019-1038)仅二十多岁，是否导其风气？刘敞诚然长於《春秋》，相关著作有《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春秋传说例》等，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七经小传>云：「盖敞本欲作《七经传》，惟《春秋》先成。」故《七经小传》不太可能於庆历年间完成，则变古之风，是否始於刘敞仍待商榷。不过，由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作<论风俗札子>曰：「新进後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分，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 [3] 可看出疑古之风正盛以及整个时代的风气。皮氏又引陆游云：「自庆历後，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於议经，况传注乎！」并举出代表人物「排《系辞》谓欧阳修(1007~1072)，毁《周礼》谓修与苏轼(1036~1101)、苏辙(1039~1112)，疑《孟子》谓李觏(1009~1059)、司马光(1019~1086)，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1059~1129)。」(页238)然检核《困学纪闻》卷八，可知此皆出於阎若璩及翁元圻之按语。 [4] 而观上述人物除李觏外，皆曾历经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云：「则钱大昕所谓熙宁以後，儒者竞以己意说经」 [5] ，熙宁年间已达一兴盛时期。＊ ＊ ＊皮氏云：「阎若璩作《古文疏证》，攻伪《书》、伪《传》；毛奇龄为古文作《冤词》。人多是阎非毛，实亦未可概论。阎攻伪《书》、伪《传》极精，而据蔡《传》则误。毛不信宋儒所造事实，而一从孔传，此则毛是而阎非者，学者当分别观之」(页255)。案：阎、毛二氏针对《古文尚书》真伪展开之辩论，是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课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古文尚书疏证〉云：「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扼要叙述历来怀疑《古文尚书》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二<古文尚书冤词>对毛奇龄之为学态度，有深刻的描写：「其学淹贯群书，而好为驳辨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後人多以阎是而毛非。皮锡瑞曾作《古文尚书冤词平议》 [6] 。近人戴君仁作《阎毛古文尚书公案》 [7] ，对二者争论之前因後果，阐述详尽。皮氏此处认为「毛不信宋儒所造事实」，而论定「毛是阎非」。但是，他又於其他章节云：「其不染宋学者，惟毛奇龄；而毛务与朱子立异。朱子疑伪孔古文，而毛以伪孔为可信；朱子信《仪礼》，而毛以《仪礼》为可疑；此则朱是而毛非者。虽由门户之见未融，实以途径之开未久也。此等处宜分别观之。谅其求实学之苦心，勿遽责以守颛门之绝业」(页336)。当毛氏遇上朱氏，又变成「朱是毛非」了。皮氏一再强调颛门、家法的重要性，但在行文之间，不免疏漏，且其对毛氏之批评，宽容而不苛责，两处皆以「分别观之」，作为特例，亦显示其矛盾之处。
南木:三百多年前的公案涣然冰释
隋唐五代诗人简介（转） 卢思道（535—586），字子行，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少时从北齐无神论思想家邢邵学习。历仕北齐、北周。隋初官至散骑侍郎，有诗名。《听鸣蝉篇》寄托深远，曾为庾信赞赏。《从军行》语多对偶，清丽流畅，具有早期七言歌行的特色。多数作品受齐梁浮艳诗风的影响较深，格调不高。原有集三十卷，已散佚，明人辑有《卢武阳集》。《隋书》有传。薛道衡（540—609），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荣河北）人。历仕北齐、北周及隋。隋时任潘州刺史、司隶大夫。后被隋炀帝所害。他是隋代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人。抒思妇之情的《昔昔盐》是他的名作。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即景见情，匠心独运，颇为后人传诵。《豫章行》刻画闺情，缠绵悱恻，已略具初唐歌行体的格调。与杨素唱和的边塞诗如《出塞》写得雄健悲壮，颇具特色。另有《人日思归》小诗，十分含蓄有味。但多数作品词藻华艳，未脱齐梁诗风的影响。原有集七十卷，已散佚，今存《薛司隶集》，是明人所辑。《隋书》有传。杨素（544—603），字处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隋灭陈时，他率水军从三峡东下，因功封越国公。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镇压荆州和江南各地的反隋势力，后任尚书左仆射，执掌朝政。参与宫廷阴谋，废太子杨勇，拥立炀帝。后封楚国公，官至司徒。他虽是武人，但诗写得颇有特色。沈德潜赞扬他“诗格清远，转似出世高人。”《出塞》诗悲凉慷慨，曾得到虞世基、薛道衡等著名诗人的酬和。《赠薛播州十四首》写景抒情，颇具感染力，史传赞扬这组诗“词气宏拔，风韵秀上”，确实代表了他的诗歌水平，与当时所流行的齐、梁轻薄淫靡的诗有所不同。文集十卷，已佚。《全隋诗》录存其诗十九首。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沉静寡欲，精思读书，至累旬不盥栉。“文章婉缛”，“徐陵以为类己”，因而知名于世。仕隋为秘书郎。入唐为秦府记室参军，迁太子中舍人。唐太宗即位后，历弘文馆学士、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人称“虞永兴”。太宗曾称赞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实际上，他的诗歌受齐梁浮靡诗风影响较深，成就不高，几乎都是奉和、应诏、侍宴之作，只有《咏蝉》尚有兴寄。书法成就突出，笔致圆融遒丽，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法家。编有《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全唐诗》录其诗一卷。魏征（580—643），字玄成，魏州曲城（故址在今山东掖县东北）人，一说馆陶（今属河北）人。少时出家为道士。隋末投瓦岗起义军。后降唐。又被窦建德所获，任起居舍人。建德失败，他入唐为太子洗马。常劝太子建成早作对付李世民的准备。建成被杀后，李世民任他为谏议大夫。为人犯颜敢谏，前后陈谏二百余事，无不剀切可采。曾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名言。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任侍中，主持梁、陈、齐、周、隋诸史的编撰，封郑国公。还曾参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的编写。诗歌今存三十余首，绝大部分是郊祀乐章和奉和应诏之作，只有《述怀》一篇是言志诗，笔力简劲，扫去浮华，是当时难得的佳作。王绩（585—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代学者文中子王通之弟。仕隋为秘书省正字，出任六合县丞。入唐为太乐丞。后弃官还乡。思想倾向于道家。赞美嵇康、阮籍和陶潜，嘲讽周、孔礼教，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诗歌创作多以酒为题材，能突破宫廷诗风的束缚，表现自己的闲适情趣，时或流露一种懒散颓放的思想，影响诗作的积极意义。语言平淡自然，风格清新朴素，受陶潜的影响较深。原有集散佚，后人辑为《王无功集》（一名《东皋子集》）。王梵志（590？—660），原名梵天，黎阳（今河南浚县）人，唐代著名诗僧。所作多半属于说理的格言，颇类佛家偈语，思想消极，但语言浅近自然，唐宋时为人传诵。集已不存，敦煌残卷中尚保存其若干诗篇。
张说:邺都引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呈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虚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傍高冢多贵臣，娥眉[目曼]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曹操故乡地图
明朝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对比一下你的收入(Z) 明朝万历年间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 大米通价：史记明朝1两白银购大米2石，（明一石=188.8斤）折合人民币 白银1两=人民币660.8元。（明万历年） 柴薪皂隶：给当官的跟班，买柴烧水、干杂活。年收入20两，计13216元。（国家规定正堂可以有四名柴薪皂隶，县丞二员各二名，主簿二名，典史一名；以上官员，每人用马夫一名，国家付工资。） 马夫：给政府公务员赶马，出差办事使用。年收入40两。计每年26432元。 低级丫环：年收入18两。中级：25两。高级35两计23128元。 明朝县官：正七品每月俸禄7.5石（或支取年俸银45两），现在2006年米价在1.5-2元之间，按1.75元计，以下同。实际收入7.5*188.8*1.75=2478元。每年约3万元。其它收入：柴薪皂隶4个、马夫一个，这5个人繇赋工资由国家支付。冬夏官服和笔墨费由国家补贴。 税收：小商小贩年经销额小于20两的免税，也就是一年生意做不到13000元的免税。大于20两的税率每两1分五厘，即收税1.5%。 明朝物价： 大米 白银1两=2石 即377.6斤。合人民币1.75元/斤。 上等猪肉 白银1钱六分=8斤 合人民币13.2元/斤。 上等羊肉 白银1钱二分=8斤 合人民币9.5元/斤 牛肉五斤 白银七分五厘 合人民币9.9元/斤 五斤重大鲤鱼 价白银1钱 合人民币13.2元/斤 栗子五斤 价白银6分五厘 合人民币8.6元/斤 活肥鸡一只 价白银4分 合人民币26.4元/只 白布四匹 价白银8钱 合人民币元132.2元/匹 绵花一斤 价白银6分 合人民币39.6元/斤 高级红枣100斤 价白银2两5钱 合人民币16.5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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