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互通有无 灵魂互通有无
我若知天,天当知我。不恨古人我不见,恨古人独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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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上》有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 《孟子•尽心上》有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学》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故知,致知者,致其良知也。格物者,事上磨练也。可见,要发扬人的良知良能,首先要发扬本心,本心不存,空泛的道理学得再多也没用。发扬本心须去事上磨练,舍此别无二径。 张子在《正蒙·诚明篇》说:“天良能本吾良能,顾为有我所丧尔。”《孟子•尽心上》云:“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程子曰:“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蕺山先生曰:“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习心。向来不识此理,故种种本心为习心用;今来既识此理,故种种习心为本心转。”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可见,圣人之道,不假外求。学问功夫须契合本心。“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这是由“本体”而说“功夫”。“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原”者,本源也。“左右逢其原”,即开阖出入、流行发用须臾不离本体。《大学》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可见,圣人所谓“天命”、“天性”,这都是在讲人的本心,这个能发扬良知良能的本体。 佛家认为,一个人要得道,须“去静处体悟”,所以释迦牟尼抛妻弃子。儒家不然,认为得道应该“去事上磨练”。管你静也好,动也好,人的本心本性原本巍然不动,也可以说是无动无静,世事纷繁,与之何干?静与之不增,动与之不减,非要到深山老林里去才静得下来,说明不曾体悟到这个发扬良知良能的本体。
道家,乃至儒家、法家,本质上其思想都来源于《周易》。道家的核 道家,乃至儒家、法家,本质上其思想都来源于《周易》。道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太极”,儒家则“中庸”,法家纯为术无关于道,但术亦是道之用。看了《太极图说》才明白,道家叫做“太极”,儒家叫做“中庸”,其实是一个意思。 《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儒家的观点,认为这是在说“天理”:“理”乃是如此绝妙的东西,是“无”的“有”,又是“有”的“无”,是“无”跟“有”的统一。 《朱子语类》开头就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又说:“人人心中有一太极。”“盖此物之极,当在此物之中,非指‘极’而训之‘中’也。”可知:太极就是万物之理,“总万物之理而谓之太极”,太极就是至中,“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和“君子守中”其实是一个意思,万物之理存乎一心,所以“心是谓中”。 《朱子语类》上说:“人人心中有一太极。”朱子在鹅湖之会上也明确提出:“太极者,万物之理也。”什么意思?我的理解就是:万物之理,存乎于心的意思。朱子之理与阳明之理其实是一个理,这个理就是心,所以说“心即理”。朱子曰:天下之理一也。岂容有二? 无极、太极难道能够两分吗?岂于根源之上复有一根源,初始之初又有一初始?所以应该是“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无极太极本为一体,此为正解。如《列子·汤问》所彰:无极之外复无无极。须知《周易》之中并无“无极生太极”之语,是后人造作,加到“太极生两仪”这段原文前的,此事早已明了。“无极”这个概念首见于《道德经》,是老子用来说明太极(道)的,并不是在太极之上再发明一个“无极”。 象山言:“曰一,曰中,即太极也。”朱子曰:“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为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无极”并非为“太极”之上一物,“无极”与“太极”实则为一。就其无形无象而言是为“无极”,所以不言“无极”,“太极”会被误作为一物;就其为万物生化之根柢而言是为“太极”,所以不言“太极”,“无极”则沦为空寂。以“无极”言之,是防止将“太极”视作形而下者;以“太极”言之,是防止将“无极”视作在万物之外别为一物。 儒家以极训中,中庸之道即所谓太极。《大学》云:“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中庸》云:“极高明而道中庸。”道家不然,恒训其所不足。“无极而太极”“无极生太极”,一个“而”字乃是持“一”之见,一个“生”字乃是两分之见,此即两家见地之不同。 儒家认为,太极既然是万物之理,理难道能够脱离具体的事物而存在吗?有其物必有其理,有其理必有其事。所以朱子说,理与气,“本无论其先后”,理具而事应而已。 再次,心已是本体,本体之外岂复有本体?心之体性,虚灵不昧,无有限量。理具而事应,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皆在目前。朱子曰:“人人心中有一太极。”太极者,万物之理也。故知理不在心外。《孟子》云:“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言心之官能,不得则无物。故知万物亦不在心外。 所以儒家的本体论,核心就是“太极”,也叫做“中”,或者“心”。朱子曰:“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朱子语类·卷一》云:“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可见,“太极”与“天地万物”是一本万殊的关系。《朱子语类·卷九四》云:“万一各正,小大有定,言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盖统体是一太极,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极。” 圣人以中训极,故“太极”亦所谓中庸。中者,心也。庸者,用也。“太极”岂在心外?朱子尝谓:“人人心中有一太极”,又曰:“总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子语类•卷一一八》云:“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大凡理只在人心中,不在心外。”《朱文公集•卷七五•送张仲隆序》谓:“天下凡事,本于一心。”“人心,万事之主。” 《朱子语类·卷五》云:“心虽虚,都是实理,心虽是一物,却虚,都能包含万理。”《朱文公文集·卷七七》谓:“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为万物之灵者,心而已矣!然心之为体,不可以闻得见,不可以思虑求,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谓之无物,则日用之间,无适而非是也。” “心”虽然摸不着,说不出,却又无所不包。《朱子语类·卷九八》云:“万物有心而其中必虚。只这些虚处便包藏许多道理,弥纶天地,赅括古今,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此,此所以为人心之妙欤!” 自两汉以来,先秦道家的神髓已为儒家所承继,道家的“太极”就是儒家的“中庸”。何以为证?孔安国《洪范》之传曰“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这就叫做“太极”。
心之本体寂然不动、浑然绝待,而应于外物则呈现健行不息之动态。 心之本体寂然不动、浑然绝待,而应于外物则呈现健行不息之动态。 此所谓:“自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曾子、荀子、程子、朱子居敬穷理之功夫有得于前者,子思子、孟子、陆子、阳明子沛然莫御之践履有得于后者。 《庄子•天地》云:“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闲,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此为庄子得于仲尼处,即子贡所谓“性与天道”也,非得于老聃。 何谓为天地立心?《礼记•礼运》有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并进而阐释道“人之所以为人,止是一心”。宋代理学家袁燮于此发挥道:“人生天地间,所以超然于群物者,以存是心焉。心者,人之大本也。” 《传习录》中有段对话: “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 “尝闻人是天地的心。” “人,又什么叫做心?” “只是一个灵明。” 故而我也借先贤提出的题目试阐述之,如下: 人所以特异于**者,在其有知觉灵明,知觉灵明即所谓人性。性者,心之所生也,此其一。充分发展心之知觉灵明,即是“尽心”,此其二。“知性”,即是人的知觉灵明的自觉自知,此其三。人的知觉灵明愈发展,则其性即愈得实现,所以“尽心”,亦即是“尽性”,此其四。心,譬如水;性,水之理。性之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性者,体也;情者,意也;欲者,知觉也,此其五。 凡此五者,亦即《孟子•尽心上》所述之微言大义。 此心非识,识为心力。此心是体,体用为知。佛教之流弊,在于以识为心,体用不分,或摄体归用,是其受病处。心,形而上者也。物,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应于形而下者,即知觉灵明。非知觉灵明即所谓心。心是谓中。中者,未发之中也。 《孟子•尽心上》有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学》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故知,致知者,致其良知也。格物者,事上磨练也。可见,要发扬人的良知良能,首先要发扬本心,本心不存,空泛的道理学得再多也没用。发扬本心须去事上磨练,舍此别无二径。 张子在《正蒙·诚明篇》说:“天良能本吾良能,顾为有我所丧尔。”《孟子•尽心上》云:“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程子曰:“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蕺山先生曰:“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习心。向来不识此理,故种种本心为习心用;今来既识此理,故种种习心为本心转。”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可见,圣人之道,不假外求。学问功夫须契合本心。“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这是由“本体”而说“功夫”。“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原”者,本源也。“左右逢其原”,即开阖出入、流行发用须臾不离本体。《大学》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可见,圣人所谓“天命”、“天性”,这都是在讲人的本心,这个能发扬良知良能的本体。 佛家认为,一个人要得道,须“去静处体悟”,所以释迦牟尼抛妻弃子。儒家不然,认为得道应该“去事上磨练”。管你静也好,动也好,人的本心本性原本巍然不动,也可以说是无动无静,世事纷繁,与之何干?静与之不增,动与之不减,非要到深山老林里去才静得下来,说明不曾体悟到这个发扬良知良能的本体。 张子讲:“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此语似弊,朱子未必同意。朱子认同以知觉论心,不同意以知觉为心。朱子关于“心”的论述,国内的“朱子学”研究者张立文先生概括为“心为主宰”“心之体寂然不动”“心虚灵无形影”(见《朱熹评传》)。所以,应知朱子不赞同心是“合性与知觉”而来,朱子讲“从本来面目看,一言知觉即有心在,非已有知觉而后有心”,若按张子的思路,有了知觉才有心,那是不是未有心之前则有心外之知觉?是故朱子曰:“合性与知觉为心,则恐不能无病,便似心外别有一个知觉了!”“横渠之言大率有未莹处。有心则有知觉,又何合性与知觉之有!”(《朱子语类》卷五、卷六十,第92、第143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虽然朱子有时也顺从以知觉体认心之作用的说法,但以为这主要“是就人上说”的过程论,并非言本体(见《朱子语类》卷六十,第1431页)。即朱子的看法是:未有知觉之先,已有心之实;一言知觉,便有心之名。二者不可等同。 张子未必不知其义,其言有弊而已。总之,心已是本体,亦于本体之上复有本体?朱子讲“心之虚灵,何尝有物”,又怎么能把“心”与具体的事物相等同呢?这叫做“主客不分”。 人之所特异于**者,良知也;小人去之,君子致之,圣人存之。 “无善无恶心之体”这是讲心为大源,“有善有恶意之动”这是讲心之力即意之识;“知善知恶是良知”这是讲“致良知”是修身之本,“为善去恶是格物”是讲工夫。 经学的发明义理和心学的发明本心是一件事,因为心就是理,心外无理。 所听,所闻,所思,所念,所见,所在,无物不是心。何以为证?陆子曰:“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 宋人阮逸曰:“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此言甚是了义。总之而言,中者,心也!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者。 程子著《定性书》,阐述“心即理”;又著《识仁篇》,阐述“致良知”,此即陆王学术之渊源。 性与情的关系,在于发与未发。《朱子语类》云:“如药,吃得会治病是药力,或寒,或热,便是药性。至于吃了有寒证,有热证,便是情。”举个例子:所以仁者,心也。所当仁者,性也。能仁,心之力也。或仁,或不仁,情也。从这个层面讲,可以成立“性无不善,情兼善恶”。 何谓“心统性情”?正如朱子概括的:“惟心,乃虚明洞彻,统前后而为言耳。据性上说‘寂然不动’处是心,据情上说‘感而遂通’处是心。故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文义可见。”(《朱子语类》) 朱子又进一步阐述:“心,贯通乎已发未发之间,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朱文公文集•答林铎之》)正是从这个层面,朱子讲:“人人心中有一太极。”太极者,道也。心为道体。 阳明讲:“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和朱子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 朱子的心性论与阳明的心性论是一非二,不过着手处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原理都是一样的,方法论上略有差异。二圣对心性关系及其作用的看法并无二致,但具体到修养,则有两种观点。朱子主张从“道问学”入手,这是对大众而言的;阳明主张“尊德性”,这是已经把“道问学”涵盖在里面了,是对“已发明心地之人”讲的。即是说,针对的对象不同罢了。 朱子讲:“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岂有形象?”(《朱子语类》卷五)又怎么能以形象来论证心之有无呢?此之谓颠倒本末。
看到有人争论“心之本体”的问题。心已是本体,本体之上岂复有本 看到有人争论“心之本体”的问题。心已是本体,本体之上岂复有本体?心(未发之性)无本体,功夫所致即是本体(已发之情)。 《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请问:因何喜?因何怒?因何哀?因何乐?于此则明心之本体,亦明发与未发是其功用。须知:发与未发是良知发与未发,致中和即致良知。 朱子讲:本心存,则天理明;本心亡,则天理灭。何故?心即是理,心外无理。 有人问:何谓本心,何以知其存亡? 我反问:谁在思考?谁在发问?谁在造作?尤未发明“本心”乎? 非善非恶、不一不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与宇宙同在,与万物同表,宏大至天地,细微至发梢。你有我有大家有,这个叫做“本心”。但是说得太玄虚了,一般人理解不到,更体悟不了,所以才加上仁义礼智信等诸多界定词,盖四端七情皆是其功用,而又不止于此。 邵康节在《皇极经世•观物篇》里讲:“用也者,心也。体也者,迹也。心迹之间有权存焉?圣人之事也。”此节已阐释《中庸》之旨趣。所以归有光在《震川集•喜怒哀乐之未发二节》中同样讲道:“《中庸》论人心体用之妙,而推之以极功化之隆也。夫人之所为心者,性情而已,而天下之道在是焉。”中者,心也。庸者,用也。“中庸”者,阐圣人用心之道也! 《中庸》一开头就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明确了自己探讨的是道的问题,是万物本源的问题,并且把这种认识上的本体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进而阐释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明旨趣在于阐心之用,化育天地万物,并强调道,圣人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圣人讲率性,不讲悟道。为什么呢?自性是道。《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离于自性而言道,谓修之证之悟之,其果能得乎? 圣人之道,总归不离于人心,其大则泛乎天地之间,造化万端,其小则细如发丝,无间不入,其深则入骨入髓,其用则修齐治平。呜呼!阐此圣道可以尽于此生乎? 佛家说:觉不离相,驻相不觉。自性即觉故。这与朱子理气论是一个道理。朱子说:“说穷理,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原不相离。”这就是说事物是具体的事物,道理是抽象的道理,没有事物,哪来的道理?没有一定的道理,事物岂会凭空出现?“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归根结底,还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圣人的“理”,是实实在在的理,不是凭空得来的。如果只说“理”,而不回到现实的器物世界,“理”就成了空理。“理”学也就变成了“唯理论”,终至于“理生万物”,绝灭人伦。这向来是朱老夫子最反对的。儒家虽然研究“形而上”的问题,但最终是服务于需要修齐治平的器物世界和感官世界。这也是儒学区别于佛教的根本分殊,所以朱子说:“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若只说大本,便是释氏之学”,又说:“有一种人,思虑向里去,嫌眼前道理粗,于事物上都不理会,此乃谈玄说妙之病,其必流于异端,不可入于尧舜之道。”可见,朱子之“理”是实实在在的“实理”,其义大致有四,曰:“天理之实”、“性理之实”、“事理之实”、“功夫之实”,真实可行,人人都可以达到,都可以做“圣贤”。古人岂有虚言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岂假外求?可见,学问功夫须契合本心。“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这是由“本体”而说“功夫”。“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原”者,本源也!“左右逢其原”,即开阖出入、流行发用须臾不离本体。《大学》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可见,圣人所谓“天命”、“天性”,这都是在讲人的本心,这个能发扬良知良能的本体! 《孟子•尽心上》有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学》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故知,致知者,致其良知也!格物者,事上磨练也!可见,要发扬人的良知良能,首先要发扬本心,本心不存空泛的道理学得再多也没用。发扬本心须去事上磨练,舍此别无二径!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君子之道,以小见大,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君子致其中和而已矣! 《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先贤曰:“夫人之所为心者,性情而已,而天下之道在是焉。”于此节试阐述之:喜怒哀乐之谓情,极为明了。惟情有发与未发,性岂有发与未发?既无发与未发,岂有善与不善?性者,心之体也。于此则明心之本体无善无恶之理。所以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讲:“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而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心”是一个抽象概念,在于发与未发之间。总而概之,天地万物,发育流行,鸢飞鱼跃,潮起潮落,无不是“心”的功用。未发之时,则心是一人人皆有,而不可指其一而言之的“理”;已发之时,则心的功用显现,是可以具体而言之的“气”。理者,性也。气者,情也。性情统而言之,就是“心”。这个就叫做“心统性情”。 心之未发,谓之性。性者,心之体。心之已发,谓之情。情者,意之动。在天地万物而言。心之体者,即理也;意之动者,即气也。理主而气运,惟心统之。心统性情,亦统理气。 中庸之道,其实就是率性之道。中庸,就是阐心之用。心统性情。心之未发,谓之性;心之已发,谓之情。性者,心之体;情者,意之动(心未动)。这是一开始就开宗明义了的。所以孔子才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韩儒因为自己学艺不精,将朱子理气论的概念性论述和实在性论述相 韩儒因为自己学艺不精,将朱子理气论的概念性论述和实在性论述相混同,所以产生出误解,由此发展出“主理”和“主气”两大流派,互相论争竟长达约500年!朱子明明讲:“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需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朱子语类》卷一)——即是说我们从概念上规定理在气先,但是在实际的现象中,乃至认识上,理是寓于气中,不可分割的,所以也可以说是气在理先。朱子为了进一步论证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又阐述道:“若论本源,即有理然后有气,故理不可以偏全论。若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以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气则无是理。”(《答赵致道》,《朱子文集》卷五十九)——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了了,即是说,理与气,实在上是互相混同,无法分开来的,但是在概念上我们又不能不将二者加以区分,既要加以区分,又要认识上、实践上加以统一,这就是朱子学说的实践论或者说方法论。 何谓“理一分殊”?朱子说的理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普遍性的,非言某一具体事物的,抽象的“理”,这就叫做“理一”,这个理是概念上的理;第二是寓于万事万物中的,具体的,分别而言的“理”,这就叫做“分殊”,这个理是实在的理。概念上的理是不变的,不动的;实在的理是因事而异的,有造作的。后世浅学之人未能将朱子这两层意思区分开来,所以产生出许多误解。
西方唯心主义者认识论上的错误在于,认为事物可以抽象化而不存在 西方唯心主义者认识论上的错误在于,认为事物可以抽象化而不存在于具体的时、空中,把概括了许多具体存在的事物的一般性“绝对化”,认为它可以不依赖于事物的特殊性而独立存在。既然通过一般可以认识许多特殊,特殊的东西就应该依靠一般而存在,由此颠倒了名与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概念性论述等同于具体事物。总之,西方唯心主义只是脱离实际的幻想,其结果就是把抽象化了的一般看成了客观存在的实体,从而导致了先有抽象的一般而后才有具体事物的倒因为果的结论。西哲的这种“名实之争”“名实之辩”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藉由儒家对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的批判所解决了。 有些人批判也不得要领,以为公孙龙说的“白马非马”意思就是白马不是马,于是将之归类于显而易见的“诡辩”。请问你是在质疑儒家先贤的智商还是无聊程度?这种意义上的“诡辩”还需要他们花时间花精力去大加批判吗?公孙龙的意思,概念性上的“马”不能等同于具体的“白马”,因为具体的马都是有颜色的,要么是白马,要么是其它颜色的马,你去哪儿给我牵出一个总而言之的“马”出来?于是他觉得道家、儒家的理论性概述都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前提没有错,结论大错特错。 公孙龙是当今西哲许多流派共通的祖师爷,认为所有认识都必须去现实世界里重新演绎一遍才算可以,怀疑甚至于否定人具有正确归纳的能力,甚至觉得这种能力是不需要的。逼急了就开始唱“白马非马”的老论调。 公孙龙之说,与佛家性空唯名一派似通。我疑公孙子之学说几经辗转,流布于西藏,故有“随应破派”,流布于西方,故有所谓“归谬论证派”“语言哲学派”。
《大学》格物之说,务在专求本心。专求本心,即致其良知。至于《 《大学》格物之说,务在专求本心。专求本心,即致其良知。至于《六经》、《四书》所载“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 “多闻多见”者,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 夫子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 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 “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 “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 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耳。精一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文王宝训 惟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戊子,自靧水,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书受之。钦哉,勿淫!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授厥绪。呜呼!发,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旧,命未有所延。今汝祗服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淫!日不足,惟宿不详。” 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的时候得了重病,他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担心没有时间向其继承人传授宝训。戊子这一天,他自己洗了脸,第二天天刚亮,他把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找来,对太子发说:“发,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担心没有时间对你加以训告。过去人们传承‘宝训’,都是把它背诵出来。现在我病得这么重,恐怕不能把它背诵完。只有把它记录下来留给你。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自己。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努力求取‘中’道,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大众的愿望,要从正反两方面来考虑,设身处地的思考事物的两面性,要顺势而为而不要逆势而动。舜获得了‘中’道后,言语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其实质已经脱胎换骨,更加努力,毫不懈怠,终于有了“三降之德”。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呜呼!发,对这件事一定要采取恭敬顺服的态度。以前上甲微从河水之中证悟到了‘中’道,用来应付各种变化,有了变化不要去怪罪,上甲微不与任何事物敌对,像河水一样来施行‘中’道。上甲微的遗志没有被忘记,一代代传给了子孙,直到成汤,恭敬的做事而不懈怠,最终承受了大命。呜呼!发,对这件事一定要采取敬之顺之的态度。我听说殷商已经不像过去一样,看来殷命不长,亡国丧邦在即。现在要你恭敬而不懈怠,就是这个原因。我等不到你承受大命的那一天了,今后一定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目前时间还没到,只能存而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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