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愚叟 千愚叟
名利如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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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看“仁”与“礼”的关系 论语有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早已经过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盛世,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弑君者有之,如齐之崔子;父子相争者有之,如卫之蒯氏父子;不守妇德者有之,如卫南子;僭越者有之,如八佾舞于庭的季氏。当时,还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普遍现象,所谓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也不自诸侯出,而是出自大夫。例如鲁国大权掌握在季氏,而季氏的大权掌握在阳货手里,这样就有可能因一个人的好恶而引起天下纷争,事实证明最终阳货也正是选择了叛乱。孔子更是直斥三家祭祀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面对如此纷繁的局面,孔夫子开始重新审视“礼”与“仁”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简单的把“礼”看成是过程的合理性,那么“仁”则应该是目的的合理性。 论语有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言: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夫子与齐君推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君其君、臣其臣、父其父、子其子,君守为君之道,臣守为臣之道,以此类推。反之,君若不守为君之道,那么臣也就无需守为臣之道,也就有了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桀纣之流有失君道者也就顺理成章的沦为一介独夫而已。 话及此“仁”与“礼”之间的关系便呼之欲出了,如果说“礼”是规范是方法论,那么“仁”则是取向是价值观。 夫子有言:谛,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不欲观之的原因并非不合礼制,而在于僭越,便是以合乎礼制的方式公然践踏礼制,便是不仁。再如八佾舞于庭,问题不在八佾本身,而在于舞的场合,而在于僭越,便也是不仁。故而夫子的本意是说,人而不仁,则礼崩;人而不仁,则乐坏。论语有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论语有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其中礼后乎是礼后于仁乎的简写,意义是说,绚丽的五彩要以素色的底子作为衬托,而能称得上“仁”的必先合乎礼制。同时也在说明合乎礼制的未必都是仁,而不合乎礼制的一定不仁。
嗯,说说四句教~! 为答谢吧主的诚意,特地过来说说四句教,未必准确,只是个人的一点儿心得,不当之处,贻笑方家,顺便抛砖。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其实,这四句的解法有很多,因为说得朦胧,所以依照大学去解也可,依照中庸去解也可,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概因所占高度和角度不同而已。下面就具体说说解这四句的要点,仅供参考。 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 夫子说绘事后素,这个无善无恶便是衬托,若以色空来看便是空,还可以理解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意味。简单的说就是不能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事物的发展规律。 特别要重点强调这里的善恶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善恶之意思,可以参照中庸第六章,对舜的描写,所谓隐恶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简单的说,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为善,相反则为恶。 次句:有善有恶意之动 如果说首句是隐,而此句则是显,隐时若看做无为,此句则是有为之初,可以看做是在选择,到底超那个方向走。同时也提出了警告,发而未必皆能中节,未必达到和的状态。而善恶在此处则似乎又有了不同的含义,中庸之与过和不及,前者为善,而后者为恶。 再次句:知善知恶是良知 此句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强调人在万事万物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庸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论述比较直接,即讲了诚和明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如何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并立之法。 末局:为善去恶是格物 格者,规范;格物者,物归其类而得其法。将整个这一过程进行总结,所谓致中和者为善,中庸者为善,反之则为恶,进行归类。而这里的玄妙之处则又在于和首句相关联,我心仍放在善恶的中间,如此往复。
从循道而行说说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之间的结构关系 首先,何为道,道者原意路也~!引申为方法,规律,天理。其实其原始的意思是给你指明一个方向,让你知道如何走~! 其次,循道而行就是遵循着规律和方法去做,只有这样才是做好的必要条件,而机缘或许是一个变量,循道而行未必成功。 其三,循道而行的两个关键点是遵循道,那首先是如何准确的找到真正的道,而后才是遵循而行。所以循道而行的难点似乎不在行,而在于寻找道。其实并不是这样,往往是我们能够找到真正的道而不能行~!晓得行不得的事情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第四,中庸有言: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心学之法是遵循自己内心的准则,而内心的准则要么来自性,要么来自教,内心合于一,行为合于一,一者天道也,心便与天理是合一的,亦即心即理,而知行合一便是心即理的功夫。 第五,顺便再说说致良知的次第关系,致者止也,亦即停留,引申为保持一种状态,保持一种什么状态呢,良知的状态,良知是什么,知善恶的能力,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那么知善恶是知什么的善恶,是知意之动的善恶,而心之体是无善无恶的,所以致良知不过是约束知的,是为了让心分清意之动的善恶,保持一种良知的状态,亦即以善出发杜绝恶,因此致良知又成为知行合一的功夫。 故而说: 一见本体立见功夫。 进而说: 利根之人参透心即理, 中人以上醒悟知行合一, 中人以下保持致良知。
千愚道场之以心学论书法 吾自幼修习书法多年, 盖因无名师指点, 且不喜临帖, 写字大多随性。 偶尔写写颜体, 或是因为喜欢, 或是因为相近。 最近一个朋友成立了一个书画社找我命名, 和几个书法家走得近些, 才发现一些端倪。 除了基本笔法之外, 写字首先临帖, 临帖重在结构, 结构好似骨骼, 结构好了才看出体式来。 其次才是起笔落笔的规制, 符合了结构和规制便入了某个体。 而后, 便是经常的练习, 以加强和某个体式的关联度, 提笔、入笔之间只以像为先, 而美次之。 而后, 便会加入自己的审美进去, 在转承起合之间不断的寻求美感。 而后, 变化不断的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大的结构之下有小的变化, 或者独特的起落笔画, 至此便也就有了小成。 若能够再顾及到整篇的字与字的关联, 行气、疏密、张弛之度, 便也会把整篇写得有模有样。 但离真正的高手还有区别。 真正的高手, 其实在写之前, 已经构思好了整篇的构架, 有篇章而不重每个字, 笔随意走, 意自心发。 气息便也贯通于笔尖, 写时似若行云, 静待看时, 气韵流露于其间。 便可称高手。 但离圣还很远, 圣的状态我尚不知晓, 但有一种状态似乎接近圣, 写字如若回归当初的涂鸦, 在无章中有章, 在无法中取法, 写字能够真实的表现我心, 心修得纯正, 字便也纯正了, 且无所求, 不以字立世。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都不在我希求之内, 或许似我文章, 似我窗外之花, 求名之害, 在于禁锢。 在欣赏书法方面说来惭愧, 初时, 并不觉得弘一法师的字好, 偶尔习之, 总觉得学不出法师的气韵。 始觉其字平平之下变化万千, 藏锋守拙的最高境界便是, 写字时内心的平静, 不与世争名, 不与世争利, 写字不过是我本心的流露。 待到愚抄写心经若许遍之后, 似有若无的出现了弘一法师的一点气韵, 才最终觉得人家书法的高妙。 真正的书法原来是在于内心的修为。 自愚略窥阳明心学端倪之后, 论证于齐家, 论证于督导子侄, 论证于事功, 论证于书法, 论证于操琴, 论证于舞蹈, 无不妥帖浃洽。 无他耳, 一以贯之。
自得之弊~! 《中庸》有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夫子有云:叩其两端而问之。《中庸》所云便是始和至两种状态,然世人皆以始为端,便以己为是,便弊在自得,而不思进取,亦即滔滔于天下,其旨不过博一个虚名而已。自得之弊在余姚心学之泰州学派王艮则尤为突出,昔者夫子早有言之:“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 夫子又言:“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而今之世自用及自专者众~!明末阳明心学之没落便与此亦有诸多干系,不解《传习录》录而妄称王门弟子者,吾不知何以言之,竟无语耶~!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发端未尝有谬,但若不沿着这条路径探求下去,而只囫囵则个便以此为宗,这个心学便是自得的心学而不是阳明心学。 夫《传习录》者依照《论语》之传不习乎而得名。纵观之,其说亦不离《庸》、《学》、朱子、程子之说,阳明之得依于儒,而鉴之以佛老。而今人仅以为自得为要,谬之千里。实则致良知和致中和有诸多渊源,而阳明先生的儒家功底自然了得,然世人皆看其自得,而不看其自得于何处,便也只是落得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另龙场悟道后的第一件事便也是对照六经,无不浃洽。由此可知阳明先生的自得,并非空穴来风,凭空自得,而是对于儒家的新解,或者说符合古意亦即本意。虽在这一过程中似乎也受到佛老思维的影响,但其本仍在儒家。故而学习阳明心学者必于儒,发端乎四书,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若此亦是我反对自得的本意和初衷~!
自得之弊~! 《中庸》有云: “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 夫子有云:叩其两端而问之。《中庸》所云便是始和至两种状态,然世人皆以始为端,便以己为是,便弊在自得,而不思进取,亦即滔滔于天下,其旨不过博一个虚名而已。自得之弊在余姚心学之泰州学派王艮则尤为突出,昔者夫子早有言之: “ 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 ” 夫子又言: “ 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 而今之世自用及自专者众 ~ !明末阳明心学之没落便与此亦有诸多干系,不解《传习录》录而妄称王门弟子者,吾不知何以言之,竟无语耶 ~ ! 《诗》云: “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 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发端未尝有谬,但若不沿着这条路径探求下去,而只囫囵则个便以此为宗,这个心学便是自得的心学而不是阳明心学 。 夫《传习录》者依照《论语》之传不习乎而得名。纵观之,其说亦不离《庸》、《学》、朱子、程子之说,阳明之得依于儒,而鉴之以佛老。而今人仅以为自得为要,谬之千里。实则致良知和致中和有诸多渊源,而阳明先生的儒家功底自然了得,然世人皆看其自得,而不看其自得于何处,便也只是落得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另龙场悟道后的第一件事便也是对照六经,无不浃洽。由此可知阳明先生的自得,并非空穴来风,凭空自得,而是对于儒家的新解,或者说符合古意亦即本意。虽在这一过程中似乎也受到佛老思维的影响,但其本仍在儒家。故而学习阳明心学者必于儒,发端乎四书,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若此亦是我反对自得的本意和初衷 ~ !
《泛海》之赏析 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锡下天风。 这首诗的作者王阳明,字伯安,号阳明,名守仁,余姚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心学的集大成者。不但精通儒、释、道各家学说,而且还曾统军作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别的大儒。 王阳明少时聪慧,喜兵书,善论佛道,中举十分顺利,虽久赋才名但直到 28 岁才考取进士,其父王华也非等闲之辈高中明成化十七年( 1481 年)状元。王阳明在担任兵部主事期间,因反对宦官刘谨弄权,于 1506 年被廷杖四十,并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丞(不入流的小官,相当于驻外招待所所长)。 这首诗创作于被贬黜(弄权大太监刘谨遣人追杀)的路上,而表现出来却是其豪迈的情怀、无畏的精神以及对信念和理想的坚贞,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沉、没落和懈怠。阳明先生在这首诗中明确的指出了:世间的一切艰难险阻都似浮云般轻轻掠过,只要内心有坚定的信念,就是一叶偏舟亦可搏击于惊涛骇浪之中,所有这一切凶险却一点点都不能动摇我强大的内心,因为我有信念。 这首诗正好是写在王阳明人生的分水岭,自少及壮,治学、入仕都比较的顺利,直到因言获罪,从此踏上了“荆棘之路”,幸好他没有退缩,并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同时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勇气和心态,才为之后的龙场悟道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和铺垫。 据说当年还有一个人也曾在日本被这首诗深深的震撼过,他就是郭沫若先生。而对于阳明先生,现在被大家熟知恐怕也就只有“知行合一”了,王阳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做了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被誉为“立言、立功、立德”三立不朽。今仅以《泛海》抛砖,其学问精妙之处更待有心人造之。
浅析“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作为心学的三大命题之一,一直被人们所关注,特别是陶行知先生数易其名,并一生都在体悟和践行这句话的真意。关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在《左传》和《尚书》中分别有所记载,认为对于“知、行”来说,“行”更为困难,而“知”似乎落在了其次,但是不难看出“知”、“行”在此时就已经隔离开来而被视作两物。 春秋时期的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可惜对于“习”通常被后人误读为复习。“学”若看作可以获得“知”,那么 "习 "则应该是实践便是“行”。似乎夫子的本意是在于强调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这恰恰又与夫子主张的学政、观政而后从政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知行合一”中的“一”是“知”和“行”的主旨,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允持厥中,惟精惟一。”“知”和“行”既要允持厥中,也要惟精惟一,既不能偏于“知”也不能偏于“行”。那么“一”又是什么?答曰:天理尔(或可解释为规律)。正如孔夫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 孔子有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叫宰予(子我),擅长言辞表达,有一天宰予白天睡觉,夫子知道后便很愤怒的说:“原来我对别人评价是听其言而信其行,现在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并且说出了另一句著名的狠话:“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诬圬也”。可以看作是孔子对弟子言行不一的深恶痛绝,宰予的语言违背了思想,行为又违背了语言,宰予便成为了不合“一”的典范,夫子对于“不合一”出离的愤怒。 到了宋代的朱熹则认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虽然把“知、行”关系稍微进行了调整,但还是有所偏倚。明代的湛甘泉(江门心学)提出:“随处体认天理”,“体认兼知行也”(《甘泉文集》),同时代的王阳明(余姚心学)更是进一步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至此,“知行合一”的思想便逐渐成形。 若把“知”和“行”看成两个舞者,那么“一”便是音乐,“知、行”是和着“一”的节拍相互促进的,“知”是“行”先导,“行”是“知”的落实,“行”对“知”的或修正或否定之后又会产生“新知”,再继续扩张下去,如此往复,螺旋上升。“知”为名,“行”为取,世人皆求名则止,行则落于空。譬如知孝道与行孝道之别,好色与好好色,恶臭与恶恶臭,明德与明明德之别,明代王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的时候主要是针对这个时弊,所谓连八岁小儿都识得却连八十岁的老翁都行不得的社会现状。 王阳明在担任兵部主事期间,因上书反对宦官刘谨弄权,于 1506年被廷杖四十,并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站出来。 “知行合一”中的“知”恐怕还尚有自知的含义,“知”便是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能力,“行”便是运用自己的能力,“知行合一”就是形成一个了解能力、运用能力从而达到掌握能力、提升能力的闭环过程,以达到持续进步。正如子夏所言:“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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