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二继续😜的个人资料

职业发展闲聊（骚扰勿扰） 1.论文（含财管方向本科，硕士）思路沟通。本人为工商管理硕士，知网可查。此外为经管之家论坛版主，长期深耕学术热点，可把握学术研究导向。 2.简历帮扶完善或职场规划。本人曾从事武汉大学职业发展培训计划，已接触并指导周边同事朋友通过简历完善，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3.其他交流话题，如阅读、交友以及学术讨论。

🥳今年博士专业课会是60、英语是45/50？首先本人没戏进入复试了，进入考场的时候才知道报考社科院的人那么多，做题感觉还挺好的，除了英语与专业课的一个名词解释。当然，考虑到大部分属于主观题，因而判分的余地很大，据说下周一可以开始去现场复查，哈哈，个人感觉变动不大，不会影响最后成绩与录取。看了从前天到昨天的帖子，决定发个帖子捋捋今年的复试要求会比去年低吗？诚邀各位头脑风暴

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一个业主，可以自己耕地，可以请劳动力来帮他耕，可以租给别人。把地租出去，可以有固定租金，又可以分成。他如何选择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很有趣。我对着这几张纸，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天天晚上看着这些合约，不断地思考。夜以继日，日复一日，考虑这些合约的选择。为什么这里选分层合约，那里又选固定租金，而那里又选雇工？　　从一个角度来看，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在我，至少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理论，可以这么说，就是从那几张纸慢慢走出来的。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当时给出的解释和答案，基本上都是错的。但是，这个思考过程，从合约角度考虑这些问题，对我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不容小看。博弈理论的不少内容也可以在那几页纸里找到源头，包括卸责、偷懒、机会主义等。阿尔钦和戴姆塞茨写卸责的那篇AER文章，大名鼎鼎，影响深远；其源头是在我那篇文章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 1911-1991），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曾经要把我那篇文章的一个注脚，用方程式写出来。所以说，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张纸。遗憾的是，这些考虑是错的。我后来跳出了卸责这个陷阱，另谋他途。但是那个不良影响继续发酵，挥之不去。卸责、偷懒、风险规避等都是从那儿来的，影响了众多学者，包括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不喜欢风险规避，不喜欢卸责。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不会偷懒。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在偷懒或者卸责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也不是说那些人不会规避风险。但是我怎么知道他会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我们经常说预期有什么方差，但方差是风险吗？卸责，后来阿尔钦他们每个人都用卸责来大做文章。第一个用卸责（shirking）这个词是我1969年发表的那个文章，也就是佃农理论的第四章。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1932-）说的机会主义，也是从卸责那边生发出来的。后来我弃而不用，因为我改变了思考的方法。但是卸责这个词就是那时候开始的。

海贼904漫画预告#第五皇是海军故意给路飞的？# 904预告（网上的版本）：海贼王904话，最新一期的大事件在新闻鸟的帮助下被迅速传到了全世界，路飞打败四皇大妈，另外太阳海贼团、杰尔玛军团和火焰坦克海贼团都臣服于草帽路飞超高的声望，在路飞非凡的领导下，一举击溃了四皇大妈海贼团。这个“虚假”的大新闻被传到了全世界，就连海上原本的四皇都惊动了，毕竟大海上现在出现了第五个皇帝，还有路飞飙升的赏金，怎么能不引起他们的重视，海上的皇帝一直都是四个，有新的出现，旧的就要被淘汰。以及对网上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news.chinaxiaokang.com%2Fdujiazhuangao%2F2018%2F0503%2F445883_6.html&urlrefer=9d193ebb553c5fda3990074553225236的疑惑： 1.罗在德罗夫伦萨和路飞结盟，誓言有法子打垮一个四皇，可现在路飞已成了第五皇（？），虽说黑胡子觉得过早，红发面露异色。精明的罗会走上讨伐路飞的路？ 2.路飞被奇怪地悬赏到15亿贝利，成为第五皇，这意味着海上的平衡将被打破。而接着的世界会议，藤虎代表出席，将提议废除七武海。路飞是不是被世界政府故意封为第五皇而成为新世界的“棋子”？以消弱四皇的实力。。。 3.关于女帝，个人觉得上面那个链接的小哥可能有些哗众取宠之嫌，女帝所在的岛不是一般人能i进入的，况且女帝也不弱。。。

婚姻制度已经过时了？#保守不婚主义vs激进不婚主义# 在每日的生活中，关于婚姻的话题从不停止。有人为婚讯欣喜期待，有人也对婚姻的前景伤感惆怅；有人开始逼婚，有人也坚决抵挡。婚姻作为历史最悠久的人类制度之一，在当下受到越来越多的反思和讨论。作为制度的婚姻和家庭充满各种对女性的不正义设置。通过审视婚姻制度和文化的问题，大家越来越了解婚姻作为传统制度的弊端，拒绝接受传统婚姻制度的压迫成为值得追求的目标：不婚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因此，不婚主义出现。不婚不仅是大家的行为偏好，甚至成为一种哲学。微博上也掀起关于结婚与否的不婚主义论争。关注性别平等，我们便不得不反思作为制度的婚姻，同时也需要关注与此相关的不婚主义。

何以一直要改革？是看周其仁的《改革的逻辑》一书的感触：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6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中美科技差距在哪里？中美科技差距在哪里？人力资本？科研投入？还是。。。以ZF主导的创新是创新吗？有创造力吗？短期与长期如何相机抉择？扩展阅读：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s%3A%2F%2Fmp.weixin.qq.com%2Fs%2F_E5gwBpMBAT9pjPBUzxyXA%3Fclient%3Dtim%26ADUIN%3D3231253272%26ADSESSION%3D1524474893%26ADTAG%3DCLIENT.QQ.5555_.0%26ADPUBNO%3D267&urlrefer=05975acf5a87f793319316c74cee6415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19 第八讲社会成本（2） l权利界定清楚就是私有产权； l只要权利界定清楚，资源使用效率就是一样的； l一人以上的社会必然存在保护产权、维护价格等费用，就是交易费用（社会费用），也就是制度成本； l市场（交换、交易）存在是为了降低社会费用；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产品，包装不同，所以中国有今天。权利界定清楚，其实就是私有产权。当年我从阿尔钦那里学的，学产权问题，谁不知道私有产权重要？但讲不出来什么样才叫私有产权。你可以说这所房子是我的，你不能进来，但为什么我不能进来，讲来讲去讲不清楚。而科斯用音波的例子，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一言惊醒梦中人。我们并不是那么蠢的，之前也研究过很多，把英国的产权法例看了无数，但就差那么一点，没得说了。在听过那晚辩论的很多人说，因为弗里德曼驳倒了在场的所有人，因此以为科斯定律是弗里德曼想出来的。但是我亲自问科斯，其实弗里德曼有多大贡献？他说，弗里德曼讲得那么清楚，他一讲完，我就知道自己肯定对了。这是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自己那时候居然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所以我就对科斯说，你1960年春天才参加辩论，但你在1959年的文章里，已经清楚写明了，权利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你自己早就写明了。所以科斯就很感激我，到1991年科斯拿诺贝尔奖。瑞典邀请我一起去参加，我还花了8000块钱做了套礼服，很贵的。我对瑞典当局说得很清楚，我说我花了8000块买礼服，我可不打算只穿一次的。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18 第八讲社会成本（1） l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有分歧，最终变成了社会成本问题； l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同，形成了外部效应（externality）； l“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科斯定律），权利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是一定要界定清楚；（经济学的重大事件大都发生在带8的年头），1848年发生两件大事，一是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二是密尔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密尔在历史上公认是最聪明的，但那时我还没生出来。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17 第七讲价格行为（2） l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 l讨价还价是因为信息不同； l厂家限制最低价格，是为了避免零售商串货。很多人就搞不清楚，这种错误是很普遍的，很多人以为捆绑销售是价格分歧。捆绑销售的理论是戴维德提出来的，我记得20年前，他问我对他的理论有什么看法。我说你对度量的解释是天才之笔，但是价格分歧是错的，他同意。戴维德很喜欢我的经济学，我的经济学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30年代IBM的电脑是很大的，它不卖的，只出租，他收月租，然后负责维修保养；那时的电脑资料也不是存在光盘上，而是存在纸卡上。（解释纸卡用法），30年代IBM租电脑的时候，一定要你买他的纸卡，否则就不租给你。那些纸卡是谁都能做的，但电脑是IBM的专利。IBM就说租机器就一定要买他的纸卡，他的纸卡比其他供应商的要贵，这就引起一件很大的反托拉斯案。有人就告他将电脑的专利垄断权推到了纸卡上，而纸卡本来是没有垄断权的。它被政府起诉，20年后才输掉这个官司。当时在芝加哥，戴维德认为，我也同意，把这个垄断权延伸到其他产品上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IBM为什么要指定买它的纸卡？当时芝加哥学派的解释就是价格分歧。当时戴维德的解释是，你买他的纸卡，他才可以知道你使用电脑的频繁程度。你买得多我就知道机器用得多，买得少就知道你用得少。戴维德是指，IBM用纸卡销售量来度量机器使用的频密度，我认为这是天才之见。但跟着他就错了，他说为什么要度量？是因为价格分歧。他的解释莫名其妙，他说你租一部机器他收你一个月租金，都是这么多钱。但是你用得多的时候，因为IBM的纸卡比外边贵，因此用得多的人相当于租金就高了，用得少的人租金就低一些，他说这是价格分歧。这个解释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认为是错的。因为每个人租机器的租金是一样的；而买纸卡的价格也是一样的，没有分歧，只是加起来才有分歧。这就象吃苹果一样，吃5口和吃10口，不能算分歧。 IBM输了这场官司，如果他们请我做顾问就不会输了。我看他审判的过程，他的解释是这是为了保密。因为当时IBM的机器刚出来时，他们不给别人修理，只能自己修理，一是怕弄坏机器；二是怕别人知道机器的秘密。所以他要包维修。但问题是，他维修时是卖一个固定价格的维修合约给用户。用得多的也是这么多钱，用得少的也是这么多钱。所以他要在卡在赚回一部份维修费，用得多的就多赚些，用得少的就少赚点。这就等于是一个维修的保证书，一张卡本来卖1毛，但我卖1毛5，那多出的5分钱就是维修费。我不明白IBM为什么会突然间输了这么多钱，他为什么不在法庭上说出这个理由？还是有什么其他问题？这就是捆绑销售最有名的例子。在50年代有很多这类案例，比如说有的鞋子要系鞋带，鞋带洞的铁圈也是一种捆绑。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16 第七讲价格行为（1） l价格行为可分为受价、觅价与造价三类； l受价是所谓完全竞争市场下所形成的理想价格； l觅价是生产者在真实市场中寻找定价的过程； l造价是拍卖行、房地产等特殊销售条件下，生产者“借托抬价”的行为； l价格分歧不一定跟需求弹性有关。下边要讲价格行为，这是在经济学上比较有趣的话题，但是一些英文课本里很少提到。我把它分为三类，课本里边有两类。第一类叫做受价，price taking。传统来说，这是竞争下的价格，也就是说这条需求曲线不只有一个出售人，是平的，卖多少都可以。每一个顾客的需求曲线都是向右下倾斜的，市场的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但是一个出售者只是市场的很少一部份，因此他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的。他没有什么选择，把价提高一点就没人要，而如果价格降低，就可以无止境地卖，因此他会觉得有个市价，他就照市价出售。这就是经济学所谓的完全竞争，它里边的分析是很勉强的，也没有什么智慧。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是黄金，比如说今天金价是多少钱一盎司，你没有理由去卖得比它（市价）高或低。你只能接受这个市场的定价，所以叫做受价。我的老师提出price taking这个概念，现在大家都这么叫了。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15 第六讲生产成本（2） l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s）是个重要的概念，但一开始就处理错了； l不会被竞争取消的租值，就是上头成本； l印刷出版业至少有四条成本曲线，要小心衡量其中的量与价； l专业生产成本急剧下降，缘于分工合作、熟能生巧与知识积累。这个上头成本的问题，经济学的解释是搞坏了。最早是马歇尔提出来，很多经济学家都研究过，上头成本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但是大家一开始就搞错了，以后就相约成俗。上头成本这个词的英文叫 overhead costs（间接费用），你们译为“非经常性成本”，我们叫上头成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一开始就处理错了，结果很多人都不用。我现在把这个上头成本来拿来解释，你们不要这个概念，我要。我们回到阿尔钦那边，他认为生产的“向前看”（计划），是有个“节目表”的，比如你每天生产多少件，有了计划以后，你要买什么机器。然后你就预测，产品能卖多少钱，要多少机器和人手作为成本。他的成本是在还没有开始做的时候就算出来的，但现在问题是任何生意一开始投资下去，就有很多（成本）是覆水难收的。现在我讲讲上头成本的问题，阿尔钦说过，一种叫直接成本，是根据马歇尔的，一种叫上头成本。比如你开一家餐馆，有成本问题，有些是你不生产就不需要付的成本，比如说装修、请经理、厨房、买家俱等等，这些是直接成本。但是根据我上次讲的成本的定义，是不计历史成本的。历史成本不是成本，这问题就来了，我开餐馆花了500万装修，签好租约，请了工人，这算是什么成本？我可以决定继续开，也可以把租约退掉，那要给人钱（违约金）；请了个经理，也可以炒鱿鱼，当然会麻烦一点；我买餐具花了100万，现在要卖出去，可能拿回20万，那这20万算是我的成本。但是这20万跟100万之间的80万，我该怎么考虑？我这个餐馆已经开了，装修好了，我的直接成本就是不做生意不用付的那些钱，比如说电费水费，食材，按天计的工资等等。但是除了这些，我不生产不用给的之外，还有很多我不开门也要给的。比如说租金，还有装修我已经给了钱，但历史成本已经不再是成本，那怎么算呢？如果你只是计开餐馆的直接成本，买条鱼回来算成本，我只是按直接成本来计算收费标准的话，那我当然会血本无归。我之前投的几百万上哪儿去了？我应该怎样计算收费标准才对呢？传统上说，马歇尔说，上头成本就是比如你花了的500万，那些装修成本，但是我之前已经说了，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开张做生意要付的直接成本当然是成本，但是如果你给客人的价格只计算直接成本，当然要破产。那你怎么计算产品的价格呢？实际上是，你能够收多高就收多高，只要人家出的钱能够让你收到最多的价格，你就会按那个价收。一碗饭成本5毛钱，你能卖到5块就卖5块，能卖到4块就卖4块。你认为卖什么价能赚最多的钱，你就会卖那个价。那回头来说，我之前投入的这500万怎么算呢？我说过这不是成本，覆水难收。那我怎么办，怎么计算？比如一碗饭卖5块钱，我的米钱是5毛钱，加上那些人工，直接成本是2元，我没有理由只收3块5呀，也不能说收了5块其中1块5是还当年装修的钱，那些是能还就还，因为已经是覆水难收了。你可以收任何价钱，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就是你卖4块或5块一碗的时候，你能不能卖出去。你要计算的实际上是卖多少钱一碗使得（总）利益是最大的。就是这个问题。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14 第六讲生产成本（1） l政府在货币方面的功能就是稳定币值，稳定币值是为了协助市场成交； l“A带来B”这一假设的验证条件是“没有B就没有A”（逆否命题），而非“没有A就没有B”； l生产量增加时，平均成本下降；而生产速度增加时，生产成本上升。讲到利息问题，这个利息是一个价格，如果是在投资的时候，这个利息率和投资回报率应该相等。有关这方面的理论是很多的，有很多术语。金融学的发展，到了60年代出现风险（概念）的时候，利率是有决定性的作用的。这些书里都有。现在的把利息调来调去，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格林斯潘调息调了8次之多，结果搞出次贷风波。政府介入利息的变化，对市场是一种损失。因为利息是一个价，这不就是价格管制吗？因为投资回报率是不会跟着利息而变动的，你要稳定市场，就要稳定货币的币值。你要让利率自由浮动，而现在政府不让利率自由浮动，因为那些好事者可以掌握利率，他们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老实说也有利可图。（这方面我在现实观察到的利率管制，其功效似乎与教授理论分析有所不同。今天我的理解是因为存在不同市场，如美国与中国，利率与汇率限制虽然降低了市场内部效率，但对市场之间的边际价格竞争或许有利。——乖乖注）我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只要知道什么时候加息，我是可以在金融市场里赚很多钱的。所以格林斯潘的自传，你看他写的话题，就知道他并不懂经济。我并不想影响政府的政策，这不关我的事。但是年青人不要受误导，在货币方面政府的功能就是要稳定币值，稳定币值是为了协助市场成交。假如币值不稳定你怎么搞？林毅夫说过很多次，说利息还有很大上升空间，这就是他没有学好经济。这是最基本的投资理论，就是说利率是一个价，是由市场的投资机会来决定的，为什么要由政府来决定？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13 第五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2） l利息是一个价格，是提早消费的价格； l成本三定律：成本是最高的代价；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所有成本比较要折现； l在价格改变带来的市场与供应行为转变中，不变的部份就是租值； l盈利不是利润，而是某种“风落现象”：人们可以争取收入极大化，也可以争取租值极大化，但是不能争取盈利极大化。刚才我已经讲了财富、资本、收入、利息、利率等等。我还要补充一点，市场上的利率可以很复杂，你去银行存款的是利率，香港的大耳窿借钱也是利率，宏观经济里乱七八糟，有实际利率，还有非实质利率，五花八门。费沙的概念，是假设没有金钱存在；也假设没有风险。他的理论就是因为人的消费是迫不及待的，因为人的寿命是短促的，你现在不消费，到死了就来不及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投资是有回报的，你买了红酒放在那儿，放久了就会升值，这是投资回报。所以利息是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是你提早消费就要付的价格，这是费沙的看法。他不理会通胀、不理会风险，也不理会交易费用。因为各种因素的存在，利率可以有很多种，变化可以很大，但这些是细节。你要掌握这个利率是一个价格，不是时间的价格，而是将消费时间提前的价格。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12 第五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1） l收入是个川流的概念，“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l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而是收入的全部； l收入（效用）最大化的本质，是争取利息（财富）最大化； l对于非金钱物品的效用度量，可以用其他有价物品的边际分析来替换； l利息=（全部）收入=（全部）成本，所有成本都可以用利息替换； l储蓄=投资=收入-消费昨天有同学问我，抵制家乐福的现象怎么解释，因为家乐福降价了需求却没有增加。当时我说如果家乐福免费的话，那抢的人就多了。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这样解释，就象下雨天伞虽然没有降价，但卖得要多一些那样，家乐福的问题显然不是价格降低那么简单，而是整条需求曲线都向左移了。也就是说什么东西会影响需求变动，或者需求量的变动是两回事。需求量的变动就是价格引起的，而需求（曲线）的变动，则是价格以外的因素引起的。这些课本中都讲过，但是同学们都不记得了，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结果把答案搞错了。我不是替自己做广告，我的三卷本《经济解释》大致上是做得最好的，还有一些需要修改和补充的部分，我自己过一两年会再修改。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些概念的问题，概念的问题是比较奇怪的。我知道在这么多学问之中，概念在经济学里是特别重要的。其他的学问里，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当然重要，但不是任何时候都重要，而经济学里特别重要。概念错了就全错了。为什么概念那么重要呢？你们知道科学跟经济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似的地方，但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把物理学的概念如出一辙的搬到经济学里，有些地方是适用的，但适用的地方有多少是个问题。我自己的理解就是，理论要简单，而简单的理论变化可以非常复杂，可以有千变万化。所以你要对真实世界花很多功夫，才能理解一点。你要对真实世界理解很多，才能解释现象，这是我跟科斯都深信的。有些人取些方程式，以为就可以推出世界变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听说就是这么推出来的。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11 第四讲需求定律的应用（2） l科斯定律是整个20世纪经济思想史上“最大的大事”； l我们的价格都说相对价格，高质量的橙（苹果）外销，是因为加了固定运费，所以相对价格较低； l边际产出（量）曲线跟需求曲线，在使用时是一样的； l理论学习需要在复杂与简单之间反复多次，然后用最简单的理论，加上变化即可解释最复杂的现象。（教授对需求分析的讲课至此结束，从下一堂课开始讲“局限的选择”。——乖乖注） 20世纪的哲学大师当然是卡尔普纳（Carl Burner），但他的东西太深，你们看不懂。而这篇是最浅最浅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看这篇，在这一篇里他叫做 test foundation，验证条件，经济学上就叫做局限条件的转变。（居然未找到卡尔普纳的介绍与图片，这位数理逻辑学大师在贵国这么不受重视么？——乖乖注）你们明白这个例子吗？很清楚的。需求量可以转变成成交量。这种解释严格来说，你凭这篇解释，细心找多些资料，就能写篇文章。资料不容易找，如果有足够资料，你就能写成一篇文章。如果你能在文章里把它成功一般化，那么就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有两三篇这样的文章，你就值得拿诺贝尔奖。虽然我没有拿到，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学报）编辑跟我说我很想登你这篇文章，但你的文章太长了，你把它缩短几页吧。结果我把开头几页切掉，在新的《经济解释》里又加上去了。后边的一般化，我不敢写得太长，写了一两页就收尾。后来有三个经济学家，把我最后一段话再往前推一点，搞成效率工资理论，三个人都拿了诺贝尔奖。你要解释现象，用需求定律加上局限变化，有些分析是很妙的。象我解释全线逼销，很妙的，不是开玩笑，真是很妙的。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10 第四讲需求定律的应用（1） l度量就是数字的武断排列；精确的含义不是小数点后有多少位，而是一般人的认同性。 l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从科学方法上跟物理学上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把物理、化学的概念搬过来照用，就象不能把化学搬到物理学上。 l学好经济学不只要需求定律掌握的好，还要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很多，到市场上去看，知道很多事情。（需求定律与吉芬物品）是势不两立的，就这么简单。你说有，是因为传统上说有，你说没有……我的老师赫舒拉发，他当然说没有，他对我说假如有吉芬物品就没有经济学了。但他在最近写的那本经济学课本里又说有，那是没办法。在一些三流的课本里，很多东西都是错的，赫舒拉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是一位很伟大的天才，当然知道是没有的。但是为了卖钱，只能这样说。你要明白美国的教育制度，上课时用哪本教材是教授说了算，那些教授是5、60年代学的，现在是大教授了，他学的时候是有吉芬物品，现在教材里说没有，他怎么教？因为教材是他指定学生买的。当年有出版社出很高价钱叫我写教科书，我说我不写，所以我写了这三本《经济解释》，不是教科书。教科书是要各方面妥协的。假如需求的行为被事实推翻了，那就是吉芬物品。任何科学要解释什么，是不能有例外的，如果你说吉芬物品是例外，其他也是例外，那你的理论到底要解释什么？那叫什么科学？被事实推翻就是被推翻，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要去尽量修改局限条件。但你不可以，任何解释都不能错，所以写教科书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要想学阿尔钦的，逻辑可以存在，但我不允许它存在。所以你要学经济学，（吉芬物品）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相信吉芬物品）是很**的，但是很多大学都这么教。为什么这么教？因为他不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觉得经济学可以随便搞，所以象现在宏观调控乱七八糟，可取的是要解释现象，经济学能不能解释现象？我说可以。但很多人说经济学不是一门准确的科学，有时准有时不准。我这儿有一百块钱，丢在一个很多人的地方，没有警察，我说这一百块钱会不见，你敢不敢跟我打赌？为什么不见呢？物理学解释不了，化学解释不了，生物学解释不了，心理学也解释不了，但经济学解释得了（掌声）为什么说经济学解释不准确呢？一百块钱扔在那儿，在某些局限条件下，我可以让它不见得快些；某些条件下我可以让它不见得慢些，经济学和物理学有什么分别？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9 第三讲价与量（3） l价与量必须直接联系，量是价直接表达的量； l合约第一定律：度量好的价格监管费用较低；凡是没有度量的价，监管费用就较高； l要把量掌握好，第一要知道它是度量什么，第二哪些它没有度量，为什么不度量，没有度量的东西变化又是怎样的。现在转谈这个量，这个更复杂，你们要明白，这是价，这是量，我这个价是指这个量的价，不是指这个量之外的价。比如说你去买维生素丸，它是一瓶瓶卖的，它的价是指一瓶的价。瓶子上写明，有100粒维生素，每粒维生素里，有A、B、C等等含量各自多少，很详细。但你买的时候是一瓶瓶算，所以买的时候是指每一瓶的价。而瓶子本身是不能吃的，但你还是以瓶来算。瓶里可能有很多东西，但我们说需求定律时，量指的就只是这个瓶子。这里的量不是指瓶里的维生素丸，维生素丸里的有些成份，其需求曲线可能是向上的，因为里边有些成份你想不要都不行。有些人不需要某些成份，它的需求曲线就可能向上。有的物品就是多质，维生素丸就是多质物品。有的物品是单质，就象金银，金就是金、银就是银，这就是单质物品。我买一粒粒金，或者一块块金，都是金。银也没有复杂性。买鸡蛋就有复杂性了，美国的鸡蛋是分AAA，AA和A三种等级，AAA的就大一些，AA小一些，A更小。除了大小之外，还分蛋黄够不够结实，把鸡蛋放上锅上六寸打开，让蛋黄落到锅里，然后量蛋黄摊开的宽度，宽度越小就越结实。这是美国农业署的规定。你去买钻石最明显，你到批发商那里买钻石，他会拿出几百粒来，统统摆在你面前，然后你挑。它有硬度，有重量，也就是多少克拉；有颜色，按DEFG排下去；有瑕疵和全美之分，比如VVS1，VVS2，VS1，VS2；还有切工。所以你挑的时候，有克拉，有颜色，有切工等等标准，你先称称钻石的重量，然后每一种质量都有它的价钱，四种算价。严格来说你买一粒钻石是有四条需求曲线的。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8 第三讲价与量（2） l价格管制必然带来其他竞争准则； l任何非价格竞争准则都会导致租值消散； l市价形成是有成本的，并非所有东西都能在市场成交； l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后续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租值消散与价格管制我先谈谈租值消散的问题，这是有很长久的历史的。不要说太长的历史，太长不够时间讲。 1953年，一位叫做哥顿的经济学家，写了一篇关于公海渔业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有很多问题，很多地方是错的，他是从别的地方抄过来的。他说公海不是私人拥有的，如果是私人拥有的话，那海里的鱼是值钱的，就有租值。但公海不是私人拥有，每个人都去海里捕鱼，谁来收他们的租呢？没有人收。那就变成很多人去捕鱼，结果大体上对，但严格上是错的。在捕鱼这方面，捉鱼的劳动力成本，在均衡点上就等于鱼的价值，这就是公海的问题。如果这公海是我的，我不会给人去乱捞，我可以租船给人去捕，也可以从每个人捕到的鱼进而分一部份租值。而在公海里，每个人捕鱼的劳动力成本，就等于鱼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值钱的资产不是私有，大家都可以随便捕捉，是公共产权，那么公海的租值就下降到零了。这就是租值消散的前身。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7 第三讲价与量（1） l价是最高边际用值； l在平均用值中，边际价格还是一样； l价格是竞争中决定输赢的准则之一。我个人认为，需求定律在经济上没有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根本上是经济学者没有关注到最基本的问题：什么叫做价，什么叫做量，这是经济学上的关键问题。现在的这些书本，基本上没有谈到什么叫做价，顶多提两句，根本没讲明白。量大约是在40年前，有一个Lester（未听清）的人曾经分析过。分析得不太对，但起码他分析过。如果你既不知道价是什么，又不知道量是什么，你怎么可能知道需求定律呢？又怎么可能欣赏到需求曲线解释的威力呢？假如你能够深入体会价和量的意义的话，那么这条曲线就会变化千万，解释威力无穷。书本上有说过，关于价，这里提一提。也就是说价通常指的是相对价格。你们也知道甲的价钱相对乙的价钱，你们读的等优曲线分析，那条价格的线就是相对价格，否则你怎么会知道便宜还是吃亏呢？一个桔子换两个苹果，那个两个苹果就是一个桔子的价。换过来说，一个苹果等于半个桔子。当你把钱放进去的时候，用钱来度量多少钱买苹果，多少钱买桔子，都是相对价格。否则你就不知道苹果跟桔子谁便宜谁贵。所以价格的变动永远是相对价格变动。第二点是书上没怎么说过的，应该讲但是没有讲。据我所知的有关价格理论的课本，只有Stigler在《The Theory of Price》（斯蒂格勒《价格理论》）的第二版，讲得比较明显一点。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同弗里德曼一起并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度百科） Stigler认为价格永远是个现值（present value），也就是说今天的一元，跟明天的一元价格是不同的，一年后的一元放到今天，要用利率来折现的。所以 Stigler在我做学生时，是比其他经济学家高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讲价格是用折现后的现值。你不能把今天的一元跟明天的一元相比，也不能把明天的一元跟5年后的一元相比。所以你要比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要照discounting value（折现值）来比较，通过利息市场来折现，所以它指的是现值。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6 第三讲用值与换值（2）本节要点 l边际用值曲线可以替代效用函数或等优曲线 l平均用值曲线是另一条需求曲线（全部或零曲线） l在消费者盈余计算中，三角形面积（边际曲线）等于长方形面积（全部或零曲线）再谈谈消费者盈余问题，用之前那个图表。这个人（A）的边际用值曲线等于他的需求曲线，简单来看，假设这个物品既不是贫穷物品，也不是富裕物品，这些加进去只是增加了分析的复杂性，只有些吹毛求疵的分别，并不重要。这是边际用值曲线，上边三角是消费者盈余，长方形是总换值。总换值加消费者盈余等于总用值。现在我来介绍另外一条线，叫作“平均用值曲线”，比如画在这里。这条平均用值曲线，如果边际用值的线是直线，它应该是相等的（画图）。另外画一张，因为我讲的这点是很重要的。简单来说，这是边际用值曲线，也就是A的需求曲线，价钱等于边际用值。这条线则是平均用值曲线，也就是说这个角度等于这个角度，这样来看，这个三角形就是消费者盈余，等于这个长方形。因为这两个相等，这两个角相等，所以这个等于这个。这是中学生的几何学。这一条就是这个人的需求曲线，也是边际用值曲线；这条则是这个人的平均用值曲线。这条平均用值曲线是另外一条需求曲线，叫做“全部或零需求曲线”。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5 第三讲用值与换值本节要点： •水与钻石的需求曲线 •用值不能够比换值小，斯密当年不知道边际的概念； •总换值+消费者盈余=总用值 •以用值与换值替换效用理论，一是简单，二是可观察，好用很多。斯密在谈到价值这方面，他是说错了的。后人因此漠视斯密的看法，其实他的看法是非常好的，只是错了。有些对的，不好；有些错的，非常好，非常有用。现在谈起价值的很多问题，我个人认同斯密的看法，所以我要从斯密说起。他提到钻石和水的怪现象，所谓的反论（paradox）。他说水很大用处，用值很大，但换值却很小；钻石的换值很大，但用值很小。所以斯密说，有的物品换值大，用值小；有的则用值大，换值小。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用值（use value），斯密称做 value in use；另一个则是换值，也就是交换的价值（exchange value），斯密认为物品有时候用值大而换值小，有时则相反。这里有几个逻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用值显然是不能比换值小的。如果你没有用值，谁还会交换呢？他说钻石的换值很高，这是事实，但他说钻石没什么用值，这点不对。对于一个女人，钻石的用值是低于交换价值的话，她当然不会去买。斯密没有结过婚，不知道有没有过女朋友，所以他不理解钻石对女人的用值是很高的。有的东西用值很大，有的则换值很大，但无论如何换值是不可能大过用值的。水的用值是很大，但它的价钱很低，这是斯密看错的第一处。因为你用十块钱去买水，没有理由说水的用值是低于十元的。低了你自然不会买。他不小心一下说错了。其次，斯密当时是没有边际这个概念的，以水的问题为例，你看这张图，水的换值可能很小，因为它的供应量很多。如果你在沙漠里需要水的时候，你会愿意出很高的价钱去买水的。在边际上水的价值，开始第一杯很值钱；第二杯就不值那么多钱了。当水的量很多的时候，它的价钱就只能收那么多。如果你用这个量的水而给这个价，那么水的换值就是长方形；但如果你用这个量的水，它的总用值非常大，整个范围都包括在内。在总换值以上的三角形，就叫做消费者盈余（consumer’s surplus）。

[创新发展] 市场经济：ZF在市场中的平衡——构建有特色中国市场内容提要：中国社会经济成就有目共睹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及思想，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前因与外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与中国所处的历史状态、政治状态、文化状态相联系，有其内在的自我决定性。即有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与此相反，西方经济社会正在走向衰落。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以经济学为出发点，企图通过“经济方式”完成整个社会的发展及问题解决，忽略了经济只是社会构成的一个部分，忽视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整体关系与相互联系，而简单套用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正面临着发展的一个关口，如何回归历史和文化语境，使经济运行更有效和内、外环境及中国本位性价值相契合，是新经济思想和理论的重要修正指向。中国学者不应再迷恋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回归于“中国方式”下的治国理民思想体系，借鉴西方经验完成自己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并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注：最近有位名为马光远的学者。认为对当下经济的指标（今年第一季度）不应做过于乐观的解读，这一点恐怕有识者皆知。马同时认为，政府在房价调控上，不应过激过急。提出房子不“炒”来“住”，应该有一个过程。作为一个经济学者，马应该知道近些年政府与房地产资本间的“拉锯战”，最终可谓以政府调控失败而告终。只要政府放开了口子，资本立即投入到投机之中，甚至有上市公司靠倒卖房产“出数”。房地产调控政策是一个方向问题，不是调控的口径宽窄问题。这位学者还有些悚然地指出“有些人”借“改革”的名义“反改革”，并提出对改革要有个“定义”。我想，至少他的改革的定义很明确，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应该遵循“自由市场”的“准则”，然而，这恐怕已经成为“常识”——-西方社会经济的实践也已经给出了比较明朗的结果。而改革恰恰是要“反常识”，要改的是“邯郸学步”、脱离实际的照本宣科、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至于他所谈到的中国改革实践是“自下而上”的成功，这恐怕未能理解“顶层设计”与“民间实践”的关系。任何改革的活力都来自于经济体微观主体的活跃创造，这正是实践出真知的体行，然而，在民间完成的创造，对其的提炼和推广，使之更具普遍性价值、战略性和前瞻性实践安排，则需要顶层设计。而新时期理论正是在这种场景中展开的。不是违背了实践，而是更贴合了实践、尤其是中国实践，是向经济健康的真正回归。从马先生的角度而言，只是违背了他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理念和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我不明白中国某些知识精英为何在西方理论的“洗脑”下完成了对社会和经济的真理性认知，他们真的是否了解中国、体会百姓民生的疾苦，令人怀疑。当下中国学者应该有的态度不是再拿西方人的那一套去形成“批判意识”，而应在当下中国实践中给出问题探索和建设性解决方案。如果说在“于光远”的时代，自由市场是中国的方向；在“马光远”的时期，恰要对其进行符合中国实践、具有真知灼见的智慧性反思。）关键词：市场失灵，经济主体，政府参与，市场平衡，历史与文化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3 第二讲需求的分析（1）（教授十多天课基本上就讲两个东西，一个是需求定律，一个是局限条件。——乖乖注）昨天的讲课，我发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们的经济学基础不一样，相差很远。这不是说一些人比其他人厉害，而是基础不同。这几堂课怎么教呢？回去我又看了自己写的经济解释，真的很深，那我应该怎么处理，是个很大的问题。这里我要先讲讲几年前我写的这本书，叫《科学说需求》，你们不要买，很贵的。网上有，但网上的版本应该不好，好的版本就是这个繁体版，我送了几本给教授，你们可以去影印。原书很贵，几百块一本，你们不要买，自己去复印。这本书写得好，我自己现在未必写得了这么好，在讲需求定律方面，没有书比这本更好。 20世纪的四位价格理论大师，是对需求分析功夫最深的，一个是我的老师阿尔钦，一个是我的老师赫舒拉发，一个是芝加哥的弗里德曼，另一个是芝加哥的斯蒂格勒，最厉害的这四位，都是我的朋友和老师。我当年融会贯通，把他们对需求的理解都消化了，然后自己再补充。青出于蓝是很容易的事，你教过我，我超过你是应该的，所以我这本书里讲的需求理论，远超过他们几位，但你仔细看进去，他们的东西都在里边，但我有的东西他们没有。这本书有超过一半的资料完全是我自己的。经济的大事，就是需求定律和需求曲线，问题是怎么解释需求的曲线，这是很重要的事；第二点就是局限的变化，怎么样简化。我所知道的经济解释就是这么多，经济学里不是没有其他东西，只是我认为太复杂，不需要的。这里要说的是，我所说的，所用的那条需求曲线，跟外边人所用的不同，我这条曲线里的含义，在其他很多经济学理论里认为是不同题材的。你们认为有用的（内容），我都放到这条曲线里了，我知道你们一定读过效用的分析，或者叫功用的分析，有所谓无差异曲线，其实我在香港把它翻译成等优曲线，不是无差异，是有差异的，所以用等优。我知道国内和台湾都是翻译成无差异，现在香港都跟着我说等优。这个等优曲线的分析，在经济学上是有很悠久的传统的，但是我不用，因为我的需求曲线里已经包括了它。等优曲线的效用分析没有教什么新的东西，都在我这儿了，何必把它搞得那么复杂呢？又象你们读到的产出函数（生产函数），英文叫production funtion，很多人都会用，但对我来说，也是在需求曲线里，是多余的。所以说理论要简单，越简单越好，但是变化要复杂。你对变化的复杂要掌握得很多。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2 第一讲何为经济解释（下）整个欧洲的古典经济学发展，全部都是根据推动政策的需要来做的。推动政策是主观，解释世事是客观，看你怎么选择。当我分析经济的时候，我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说话，很多人不会这么做，真不会的。好象很多人赞成人民币升值，因为人民币升值对他们是有利的，所以他会找出所有的理由来赞成。很奇怪的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做不到我这样的，我反对人民币升值，但人民币升值对我是有利的。因为我已经预计到它会升，所以已经为升值做了投资准备。它升了对我有利，不升对我不利。但是我反对升值，不是为个人，而是因为升值帮不到中国的农民，因为他们是要跟其他国家的农民去竞争的。你一方面告诉我说要帮助农民，另一方面又让人民币升值，这对我来说就是不客观的。你支持政策没问题，但作为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你能不能做得到客观呢？物理学很容易做到客观，那些分子原子来来去去，对你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人民币的变动，股市的变动，都会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如果你不能够做到，将你自己的利益跟分析分开，你还是不要搞经济学了。全部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我还是不要提名字了，很多你们很欣赏的经济学家都是这样。为了解释事实，不能将自己的利益和喜好加进去，但是现在你看看很多人，赞成人民币升值背后有多少自己的利益。你要替那些农民想想，这些农民一辈子也不会到法国去喝红酒，人民币升值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如果不升值，他还可以进城找份工做。解释与验证解释和推断是同一回事，也就等于说你可以推断一件事会发生，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推断一件事会发生，跟你解释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其复杂程度要困难很多。某件事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答案就是：局限条件转变了。很简单的事，需求定律摆在那儿，你明知它发生的时候，回溯它的局限条件转变是相对容易的事；但是在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要如何去推断它的局限条件转变呢？世界这么复杂，几千条局限条件在转变之中，你怎么突然就会发现什么事会发生呢？所以推断比解释困难，但原则是一样的，你要看到局限条件转变的发生。所以在1981年的时候，我看到这种局限转变的发生，看到中国经济的局限条件在发生转变，我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说，中国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如果这种转变能维持不变的话，一定是走向资本主义。准确率怎么样？当时我就是拿支笔，10000字就是10000字，准确率就是准确率。因为我看到它的局限转变，有需求定律，我就这么说了。我93年就开始说，香港有问题了，96年说香港有10年经济不景，但我当时不知道大陆会搞自由行救了香港，我97年说，当时香港的失业率只有2%，我说要过8，这个问题（局限条件的判断）是很困难的，需要很多年的经验，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发生过的事，你要解释它为什么发生，很容易看到过去的局限转变；但是没发生的事，你要推断它发生，这个难很多。但是两者的解释原则是一样的。现在这个问题，经济学的作用，你一定要相信我，只有唯一的作用，那就是解释。关于政策的问题，一定要经过解释，你推出来的政策会有这样的效果，一定要推算得很尽，推算出来的结果你喜不喜欢，那是另一回事。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建议的政策，很多都是为政治上的利益，或者是取宠某些人，或者为个人的利益。我个人来看，很多政策都是这样的，我这个年纪了，这么做搞得很多朋友都不是朋友。我们是朋友，谈贝多芬、苏东坡都没所谓，但如果你以经济学者身份跟我谈，而又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提出某些建议的话，坦白说，我看不起你。那没办法。物理学和化学不会讲利益，但经济会。所以很多人对经济的主张与解释，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原因。比如两年前，我建议香港港币跟人民币挂钩，脱离美元，我说港币钩着美元是会出问题的。我也没说太多，但是被人骂得一塌糊涂。为什么骂我？在这么明显的事实面前，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在做汇率报道时，对港币汇率跟美元挂勾的理解跟教授不太一样。理解可能不同，但我相信自己是遵循教授“观察局限条件转变”的思路原则去分析的。——乖乖注）这个世界是很奇怪的，如果你为自己，有一元的利益，但对社会有一元的损害，你做不做？可能做。如果自己有一元的利益，而对社会有十元的损害，你做不做？很多人做。自己一元的利益，对社会有100万元的损害，都有人做。这就是社会的现实，如果你不能做到，把自己的利益跟社会分开，你就不要学经济学。回过头来讲解释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经济学除了解释别无他用。我个人奉信的解释，来来去去都是维也纳学派，这是20世纪初开始，有几个很厉害的人出来，一个是卡尔·波普尔，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卡纳，我的老师，他应该比波普尔还要厉害，但波普尔的名气比较大。他的那套科学方法，只有一个重点，一个重点，没有第二点了。那就是：我们永远无法证明任何解释是对的，永远不可能。我们只可以证明它是没错的。没错跟对是两件事。我指定的情况是没风吹的时候，我这只笔一放手会跌下去，放一百万次都会跌下去，但是说不定在非洲某个地方，我可能一放手它就会往上飞。你不可以说万有引力是对的，只能证明它没错。没错就说明理论是有用的。问题就在于所有的理论，以及理论推出来的假设，唯一目的就是试图证明它是错的，而不是证明它是对的。所有的实验都是为了证明它是错的，你推出来的含意，你要证明它是错的。下雨天上一定有云，如果天上没云，就不会下雨。调转过来，如果天上没云，而又下雨的话，这个雨云的解释就是错的。维也纳学派的看法，大多数人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你都一定要设法证明它是错的，证明不了它是错的，那这理论就说明是有用的，算是解释了现象。所以（在思考理论时），你一定要设法证明它是错的，这是很关键的一着。

听张五常讲《经济解释》·1 缘起·重温张五常 2008年4月，有幸在西安交大金禾经济研究中心听了张五常教授两周授课，将他的《经济解释》理论体系倾囊相授。当时请了两周年假的俺，本打去“边听边玩”，听课之余看看西安风景，结果一旦听进去便难以自拔：每天白天听课，晚上整理录音，除了周末休息去了趟华山，两周时间里几乎就没有出门。当时的授课录音曾经在博客里贴出，也因此交到了几位至今仍有联系的“张粉”朋友。对我自己而言，那是一次受益终身的“求学之旅”，令我对经济现象的观察理解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此后近十年间，身为经济记者的我不断在一个个经济现象与“时代现场”中，感悟和领会着张五常教授所说的“局限条件的变化”，并屡屡在苦思难解之际，在张教授的理论分析思路中找到新的理解。研习既久，对张教授在《经济解释》中的学理思路近乎“日用而不觉”，某些报道被师友们视为“思路新奇”，而自己只觉“理所当然”。因为在我看来，教授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思路，既然能被俺这样一枚“文科生”所理解和应用，本应属于“经济常识”。但一个时代里最重要的常识，却常常会被时代所遗忘——今天的张五常，似乎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了。日前看见张教授郑重其事地回应一个在我看来不值得讨论的“批判”，并苦口婆心地再度重申他的经济理论核心及要点，不由心下惭愧——或许“常识”本就应该在这样反反复复的辩难与重温里传承并延续…… 借此机缘，重新在个人微信公号里连载十年前的讲座记录，并将自己近年在经济观察与报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以点评方式穿插其中，也算是十年之后的一次“温故而知新”，是为记。因为教授讲座内容极丰富，为方便理解自己加了一些小标题与重点标注，同时相关录音整理内容未经教授审阅，如有错误与缺失均由整理者负责，特此说明。第一讲何为经济解释（总论）各位同学：我今天不是来演讲，做报告的，我是来教学生的。在自己对经济学研究的过程，20世纪的名家差不多有一半是教过我的朋友，而我自己也很努力的读过几年书，我今年72岁，现在要教的是我自己的经济学，别人的经济学我已经不理很多年了。有个现象很奇怪，为什么经济学有西方经济学，却没有东方经济学？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经济学）不象物理化学，物理化学这类在西方受到重视，是近300年前才开始的。但经济学是关于生活的问题，没有人能不理会生活。那些象什么原子啊，分子啊，可以不理会，但是不能不理会生活。回过头来看，老子对经济学有兴趣，韩非子、庄子也有兴趣。他们对于经济的看法，绝对不亚于欧洲同时代的人，就算欧洲到了斯密之前，法国的学派也好不过韩非子的言论。现在我们的所谓海归派，那些哈佛博士，却只说西方经济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一个原因是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有学问的人都去做官了，做官的那些人会写文章，会写诗，写书法，还会画画，个个都会哦。就象苏轼写的那个赤壁赋，最后讲到“清风明月，取之不尽”，讲到产权问题，摆明是经济学的天才。（但）他只是写文章画画，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是“无法制有人治”的传统，以及家族的传统。工业的发展，在中国也就100年的传统，有工业的时候就妻离子散，要外出打工，中国的旧礼教家庭开始崩溃，这大概就是100年前的事。再往上，教育的传统，你说是一间公司也可以，有钱的有几十个老婆，这也是传统。那时候没什么大的现象能触发思想家对经济的发展。但是英国在17、18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开始了，工业革命有两项重要的发明：协作式工厂的出现，那时变动很大的；对外贸易变得很重要。（现代经济学思想起源于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对工业革命以来新生产与交易方式的一个“概括性理解”。从这个意义而言，数字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局限条件转变”，也必然会重塑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其中的基本原理是不变的。——乖乖注）

[情感天地] 你所谓的安逸，正在慢慢毁掉你！文 | 晓多来源 | 晓多会客厅（ID:xiaoduohuiketing） 01 “我是刚毕业的学生，来北京随便找了个工作一年多，因为自己情商低还是什么原因，在公司一直得不到认可，感觉很没有成就感，又觉得前途一片迷茫，可以麻烦您说一下您的建议吗？” 前些天，有一位读者给我留言。我回她“先干好活儿，和同事领导搞好关系，学习PPT、英语等新技能。” 后来她又告诉我，她25岁，目前她在北京的一家自考培训机构上班，主要做的工作就是课程销售，每天给人打电话，然后解答一些自考者的咨询，经常加班，工资6000元，她感觉说不到什么东西，一直就是这样耗着。她不敢辞职，因为一个人在北京，怕遇到坏人。 “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可以在8小时之外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投资自己，给自己的职场加码，即使你走出这家公司，可以找到更好的公司。”我这样建议。她回了一句“每天都忙死了，没有时间去学习”。 02 L先生名校毕业，在大学的时候成绩突出，年年拿奖学金。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很顺利，来到了一家上海的企业做机械设计。转眼他在这家企业已经工作6年了，这期间工资没有涨多少。最近一次还是去年，涨了1000元左右。上海工资普遍比较高，每次回家过年，亲戚朋友问他这么多年了工资应该每个月2、3万了，他都闭口不谈应付过去，因为他清楚上班六年工资只有8000元，在行业里算低的。 L先生也尝试过学习一些新的技能，考了证券师打算做兼职，可是这两年金融行业不景气，他没有赚到多少钱。 “在上海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每个企业都在竞争，每个人都是快节奏的，可是这家企业一周工作五天，每天下午4点多就下班了，这是不正常的。年轻人在这样的企业里刚开始能学到东西，但是太安逸了，慢慢的会成为温水里的青蛙”一个企业的高管说。眼看着其他的同事跳槽到外企或者别的企业，工资翻番；眼看着曾经一块毕业的同学都年薪30多万甚至更多，买了房买了车，而他还依旧待在这家企业，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朋友建议他先试着把简历放出来，试着给自己一些新工作的面试机会，毕竟面试也是需要准备的。如果你懈怠了，就把简历拿到市场上，让它来衡量一下自己的价值，到底是贬值了还是增值了。 03 在知乎上看过一个问题：“你见过最不求上进的人是什么样子？” 点赞数第一的回答是： “我见过的最不求上进的人，他们为现状焦虑，又没有毅力践行决心去改变自己。三分钟热度，时常憎恶自己的不争气，坚持最多的事情就是坚持不下去。终日混迹社交网络，脸色蜡黄地对着手机和电脑的冷光屏，可以说上几句话的人却寥寥无几。他们以最普通的身份埋没在人群中，却过着最最煎熬的日子。”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普通人挺多的，上班的时候侃大山，下班的时候就胡吃海喝或者打游戏。每天手机不离手，慢着刷微博、朋友圈，一个短视频刷过去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10点多该睡觉了，手机还不肯放下，不知不觉到凌晨了，美其名曰“夜猫子型”，第二天有时7点多才起床，赶着去上班，偶尔还会迟到被老板训。周末的时候宅在家，没有兴趣与爱好，葛优躺一天就过去了。好久不读书了，健身房不去了，说好的坚持早起也起不来，人变胖了、肚子赘肉又多了一圈，每天慢慢碌碌过完一天，也不曾想过这一天收获什么。原来的你激情满满，“我辈岂是蓬蒿人，直挂云帆济沧海”。现在的你得过且过，“老婆孩子热炕头，过了一天少三晌”。你也曾为生活焦虑，工资低、没对象、身体发福、年纪增长、20岁就能看到60岁的生活。可是你太安逸了，然后慢慢的停止了奋斗，找不到方向，成为你曾经讨厌的样子。 04 电影《解忧杂货店》里面有一段故事，20年前，孤儿出身的一个女孩因为生活所迫做了舞女，收入还可以，但是在人看来出卖了尊严，挥霍着青春。后来还差点被骗子骗，人财两空。她把情况写了一封信，对方告诉她做舞女不是长久之计，一定要改变。于是她在20岁的时候选择重新开始上课，好好学习，学习会计、学英语、考大学，靠着努力、不断积累财富，最后成为一个女企业家，并帮助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还有那所叫“彩虹之家”的孤儿院。你可能说这是电影，可是现实告诉放弃安逸改变自己不会错。 G小姐大学学的是营销，后来工作的时候接触到服装行业。上班前两年，她天天加班、出差，非常的辛苦，升职加薪也比较遥远，因为做销售的人员太多了，她意识到必须掌握行业核心的技能才能让自己脱颖而出。于是她开始学习绘画、学习服装设计的知识，从小白花了两年时间已经成为服装设计师，对任何服装品牌、对各种设计元素都了如指掌，这帮助她很快升为主管，再后来跳槽出来已经成为某服装品牌的大区运营负责人，年薪几十万。 05 你说想考招教，普通话不好，为什么不练习？你说想减肥，已经胖了20斤，为什么不去减肥？你想考研，成为名校的研究生，为什么不去自习室看书？ ...... 你安逸到无法改变，成为所谓“佛系青年”。你常常把“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会很轻松”挂在嘴边。可是你真的觉得这样的轻松是轻松吗？当你离开学校的时候，你凭什么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当父母老了，你靠什么赡养他们？当孩子大了，你能不能让他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到好的教育？当你生病了会不会让生活回到解放前？...... 我看到很多身边的朋友，即使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职称和级别，但还在努力的学习，通过考试、读书、运动、培养兴趣爱好等方式提升自己。他们说，奋斗时光才是美好的。拼命的奔跑的人一定比停下来的人走的更远。年轻，只有那么短短的一二十年，你可以选择安逸，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人会选择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燃一次。停止打游戏、停止熬夜、停止无效的社交。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去努力，坚持早起、坚持学习、坚持运动，不断学习新技能，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从未停止奋斗，从未因生活的不如意过早的放弃！永远在路上，为了自己的目标，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永远在路上，千万不要太安逸而过早放弃，即使生活蹉跎，但内心依旧有光，努力蜕变继而绽放自己！

张五常|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来龙去脉上海交大法学院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讲座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来龙去脉 2015.05.21 各位同学：很多人认为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究竟是不是，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关于这个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它怎么来，又怎么发展下去，我是唯一知道的，没有别人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笑声）。在这方面我可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所有的重要人物我都认得。他们开始从事这门学问的时候，我身在其中。比如说科斯(Ronald Coase, 1910 – 2013)是我的好朋友，阿尔钦(Armen Alchian,1914 – 2013)是我老师，戴姆塞茨(Harold Demsetz, 1930 -)是朋友。这三人我都认得。阿尔钦的思想怎么样，科斯不是很清楚，戴姆塞茨也不是很清楚。只有我一个夹在中间，（对）全部人(的思想)都很清楚。（笑声）我是1959年进UCLA的，做本科生。1961年毕业，62年拿硕士。所有要考的科目念完以后，我就推迟考博士试，因为我要等阿尔钦回来。阿尔钦在Stanford，去做访问学者两年。我等他回来，先听完他的课，才考博士试，那个时候是随时可以考博士试的，因为我听说阿尔钦名气很大，所以我要等他回来。这个决定是好的，没有阿尔钦的话就没有我。1962、63、64我都跟着阿尔钦，65年也有。听完他的课，考博士试，然后写博士论文，都是跟着他的，还有赫舒拉发(JackHirshleifer, 1925 – 2005)。阿尔钦反对我写关于产权的，反对我写关于交易费用的，换言之他反对我从事理论。我当年写佃农理论的时候，阿尔钦是不支持的。他不支持的理由很简单，他说：“这个太深了，产权和交易费用太深奥了，做学生不应该尝试，你先拿到博士再说吧。”（笑声）。但是我不听他讲。我写的那个稿子(有)11页纸，所有的人都说我错，那是1966年的初期，开会讨论，我算是个有名气的学生，下午5点钟开始讨论，有几十人在座，研究生啊，教授也有十几、二十个，阿尔钦在座。全部的人都说我错，从头到尾都说我错。（有人笑）。一直辩论到晚上10点钟，阿尔钦起来走了，一句话也不说，赫舒拉发也走了，大家都说我错。我到了咖啡厅，去吃汉堡包当晚餐。我很不开心，我的很多博士论文(选题)每个老师都喜欢，说我选得好，但是我自己不喜欢。到最后我找到我喜欢的佃农理论(这个题目)，把大纲写出来，结果大家都说我错。那你说我是不是很失望？晚上11点钟，我在吃汉堡包的地方打电话到赫舒拉发家。我说：“教授啊，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才写了这11页纸，现在要重新找个题目。对不对？”他说：“你说什么？我教了这么多年书，我从没见过一个学生的论文能这么好。”（笑声）。这就是“佃农理论”的开始。隔了两天，阿尔钦打电话给我，那时我在长堤（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ongBeach）教书，(他问：)“我能不能把你那11页纸在班上让同学们讨论？”我说：“当然欢迎啦。”他那时候开了研讨班。每隔三、两天，就有同学打电话给我，说找不到错处。一个月以后，阿尔钦说：“你可以开始动笔写了，准备两年时间写吧。”我说：“一年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起码要两年。”(结果)我8个月就写完了。有一位叫做埃弗塞·多玛(Evsey Domar，1914-1007)的教授，在麻省理工教的，从事经济发展理论很出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式(Harrod-Domar Model)很出名的。他在洛杉矶，在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里面做访问，名气很大，我不认得他。突然之间，他寄张请帖，叫我在圣诞节那晚到他家去参加party，去吃饭。我又不认得他，他是大名家，我是无名小卒，他叫我去，都是兰德公司的高级人员跟教授，我都不认识那些人。于是我一个人在一边喝酒，突然之间，多玛出来了，他问：“Steven, Steven在哪里？”我说：“我在这儿。”他把我带到厨房里面去，说：“赫舒拉发把你的一章给我看，你在长堤教书，你不属于长堤的人，你要不要来麻省理工？”我说：“好啊。”隔了两个星期以后，他寄了一封信给我，说：“麻省理工没有位子。（笑声）。我把你那一章交给了基尔·约翰逊(Gale Johnson，1916-2003）。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博士后奖金，阿罗(Kenneth Arrow, 1921 - )拿过，蒙代尔(RobertMundell, 1932 - )也拿过。你应该试试这个很高荣誉的奖学金。我已经推荐你去申请。” 基尔·约翰逊就是后来的林毅夫的老师。我怎么申请呀？我那只不过是一章而已，我那一章里面把约翰逊骂得一塌糊涂，我批评他，他写过佃农理论，我说约翰逊全错，我怎么去申请他的奖学金呢？（笑声）。我就没有申请。后来，赫舒拉发通知我，他说：“你快点申请，他们在等你去申请。”那我就不好意思不申请。写了一封信，只有一页纸，两行字，说我要申请。一寄出去，第二天就收到电报，说那个博士后奖金已经给了我。我的佃农理论只写了一章而已，没有博士(学位)怎么做博士后呢？那时候的博士后和现在的博士后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你要做教授反而容易，做博士后反而难，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找不到工作就做博士后。（笑声）。那个时候博士后是个荣誉。我打电话去跟(系主任)哈伯格说：“我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可不可以延迟一年？”他说：“我们芝加哥大学从来不管你是不是博士，没有人管这种事。”那我怎么办呢？我推不掉，但是没有博士学位怎么去做博士后呢？六个星期以后，我把博士论文写好了。我博士论文前前后后用了8个月时间。合约结构，或者是合约经济学，就是佃农理论搞出来的。新制度经济学里面，可以这么说很多方面，关于合约方面的是我，其他方面是科斯啊，各有各的，合约是我的，只有我一个人做合约，我来来去去都是合约，这么多年就是做合约。后来我去了芝加哥大学，他们那些学者风范我真的追不到，因为林毅夫的这位老师基尔·约翰逊写过佃农理论，而我论文里面批评他错了，但是后来，选博士后奖学金的这个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通知我，他说：“约翰逊看到我那一章的时候，因为他是主任，就马上通知那些委员，不要再考虑其他的申请者，Steven来的话就给他，假如Steven不来，任何人都不给。”（笑声）。他就是在等我那封申请信。真的很难得的。我这样子地批评这个人，他无所谓，而且还指定要给我，所以我欠他的。我只是个小毛头，年轻人，他是大教授，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是院长，我这么批评他，对于他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个时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已经定了要出版我的《佃农理论》，它催稿，它是很大名气的出版社，它的编辑只看了我文章的几页，就催着要出版，这是很难得的。那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是最有名的出版社。我在芝大图书馆，尤其是里面的亚洲图书馆，看到有中国农业的资料，我写《佃农理论》的时候，还没有这些中国农业资料。而现在资料在手，我该怎么处理呢？《佃农理论》是应该就这样发表算了，还是再花时间去引进新的资料呢？我就求教于约翰逊，我说：“我该怎么做才好，他们在催稿。”他说：“让我想两天。”真的是隔了两天，大名鼎鼎的院长亲自到我的办公室来，我是个籍籍无名的博士后。他亲自跑到办公室来，他对我说：“你的问题我想清楚了。通常来说呢，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肯定你的《佃农理论》，你应该马上给他印。但是你现在的这个《佃农理论》有可能会成为经典，很少学者有部经典著作。你有这个机会，你还是多花点时间，多花点时间。”所以我就听他讲。我记得我在芝加哥大学住的那个international house，是很简陋的国际学生宿舍，我拿着佃农、固定租金(合约)，佃农的几种合约，我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找到那些版本，多难找到的版本，你们可以想象，那些合约真的很难想象，有些中国学者，是南京大学的学者调查中国的农民报告，找到一些不同的农民合约，然后印在那本书里面。佃农分成用什么合约，固定租金用什么合约，这些合约很简单，我就把它们复印了，躲在国际学生宿舍里面，天天晚上就对着那几张纸。一个业主可以自己耕地，可以请劳动力来帮他耕，可以固定租金把一幅地租出去，也可以分成租出去，他为什么有时候选这张(纸)，有时候选那张(纸)呢？这是很有趣的问题。所以我对着那些纸，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天天晚上对着那几张纸考虑：为什么有时候他选分成合约，等一下又选固定租金(合约)，而等一下他又选雇佣劳工(合约)？在某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在某方面可以这么说，就是那几张纸。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当时给出解释的答案基本上都是错的，但是不良影响很大。博弈理论再回头就是这几页纸(搞出来的)，卸责、偷懒、机会主义，你看我那篇文章，都在里面。后来阿尔钦和戴姆塞茨写的关于卸责的文章出来，卸责、偷懒的问题都在我1969年那篇文章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43 -）拿诺贝尔奖，他把我的那个注脚用方程式写出来，也是从我那篇文章来的。所以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张小纸。错的。我以后再也不走那条线，我走另外一条线。但是那个影响了不良的发展，博弈理论是从其中出来的。你仔细看，卸责、偷懒、风险规避都是从那儿来的。抄我拿诺贝尔奖的六、七、八个都是从那里来的。我不喜欢风险规避，我不喜欢卸责，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而是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在卸责呢？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不是说那些人不会规避风险，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我都不知道什么叫风险。什么叫风险？很难说的，你说这个预期有什么方差。方差是风险吗？卸责，后来我很反对阿尔钦他们个个都用卸责来大做文章，我不是想说自己了不起。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1932 - ）说的机会主义，也是从卸责那边来的。第一个用卸责这个词是我1969年发表的那个文章，就是佃农理论的第四章，这是看了那几张小纸想出来的。后来我改变了主意，但是卸责的思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现在回(头)讲新制度经济学。到底有多少是我的，我并不清楚。但你说卸责，那是我的；你说机会主义，那也是我的。但我过后说过，这方面没用的，无从验证，看不见。也就是说看不到的越少越好。你要验证嘛，假如甲出现会导致乙出现，所以没有乙，就不应该有甲，假如没有乙却有甲，就推翻啦。但问题是甲和乙都要能够看得到。你明白吗？你说：“天下雨，天上一定有云。”云是看得见的，雨也是看得见的。你说那些意图，是很麻烦的。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女人，你怎么知道我有什么意图呢？这是很大的问题。结果整个经济学都往那个方向发展了。博弈论在50年代曾经红过一阵，60年代中期已经没落了，后来我1969年那篇文章提出卸责问题，那些机会主义的问题，(引发博弈论)回头。阿尔钦和戴姆塞茨1972年的那篇文章以卸责为主题，非常红，美国经济学报(AER)历史上最红的文章。他们把稿子都给我看，每一次改稿，都寄给我批评。我不同意，但是没办法。他们用shirking嘛，用偷懒、卸责嘛，你怎么知道我偷懒？两个人抬着石头下山，我把力气推到你这边，你又把力气推到我这边，这个是问题。但是你卸责呢，我怎么知道你偷懒？经济学里面有太多看不见的东西，但是你要验证的话，一定要能看得见才能验证。云是云，雨是雨，你一定要能看得见。意图是看不见的，不是说人没意图。所以搞来稿去我对传统经济学很不开心。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30 - 2014）名气很大，他用utility，你们叫效用，我从来都不用的。争取效用极大化，我怎么知道？因为没有(效用)这种东西的。需求定律是很重要的。一条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它说的是：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价格下降是看得见的，真有其事嘛。没有需求量这种东西，需求量是(需求者的)意图(之量)。所有经济学里的这类东西只有需求量我不能避免。我就是为这个需求量很多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你没有了需求定律就没有了经济学。但是没有需求量这样东西存在，我们看到的是成交量。成交量不是需求量，需求量是意图(之量)，但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意图呢？就是这一样东西，我不知道为了它多少晚上睡不着觉，最后我终于想到办法处理需求量。

【独家发布】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纳德·H·科斯小引：我看学者的著作，一方面当然有选择，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主观回避，如某种解说性的书籍、我是很少看的或者基本不看，因为太影响我的思维从而被作品牵着跑。于是，读科学学者的著作，要么是自传性文本，要么就是纯科学性讨论，当然也有些外传之类的了，学到深处，往往会发现交叉不少。马歇尔说：关于经济学，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Ⅰ.从分析开始，要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历史性介绍。所谓分析，就是对当前或过去事实的所有研究做一个纲要性说明。 Ⅱ.接着，激发学生对其所处经济环境的认识，说明经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展开分析，从而使这种关系更真实具体。 Ⅲ.逐步建立一个一般性理论或运用于价值、货币、对外贸易等的一般性推理程序，要特别提及学生所处的生活环境，并指出在其他环境下，它会走多远以及会呈现什么方式。 Ⅳ.给出经济史的一般发展过程。 Ⅴ.再谈经济学理论并把它推进一步。 Ⅵ.思考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有关的经济条件。 Ⅶ.探讨总体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中实践性问题的经济方面。” “数学分析是有用的，因为数学能通过异常简练准确的语言来清楚表达一些一般关系和一些经济推理的简短过程，虽然这的确可以用日常语言来表达，但不会有同样清晰的轮廓。更为重要的是，使用数学方法处理物理问题的经验会使人们深刻领会经济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其他任何途径都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这本小书可以说是科斯的一本倾力之作吧。这段时间是确实想看看这方面的书籍。尤其是科斯，我关注不少，看完这本书后，还是有些不小的感触的。书包括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两个部分，经济学部分论述了制度组织、如何选择、经济学和相邻学科、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国富论和亚当斯密的人性论。经济学家部分主要分享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简介和观点剖析其中让我关注的则是其继任者选择时的大辩论，让我想到《双螺旋》，接着讲了几个经济学家，我便一翻略过了，丝毫没怎么注意。看到深处（也就是看了1/4后），心情有些波澜起伏，也跟着激动不已，哦，想不到科斯的某些方面的想法居然和我有些类似，但细细顿来，又觉着自己是不是被“洗”的差不多了。从为人到处事方面（主要是学术方面），能看到很多相同之处，当然不必扯上什么道义上的某某。求学问，确实不能强求。看那么几个德高望重的学者，都几乎是遇上了好的时代和好的引导，当然有自身的不少努力原因，但时代的容忍度也足够相关。遇事不强求，求学问，有一个自己的特异思考和辗转反侧自然必要的。走和行，总要在路上，也就是求道了。斯密说： “我们每天之所以能够吃上晚饭，不是因为面包师，不是因为屠夫，不是因为酿酒商，他们爱我们，他们的慈善，而是因为他们要自私自利，他们要追求他们的利益。每年我们跟他们做生意的时候，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什么，而是说他们需要什么。” “每个人同自己的特殊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自然比他同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更为密切。他自己的利益、名誉，他的很多朋友和伙伴的利益和名誉，都在很大程度上同他雄心勃勃地拓展这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的特权与豁免权密切相关---他热衷于保护这些权益，防止他们受其他阶层和社会团体的侵占。” 源自：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bs.pinggu.org%2Fthread-6028898-1-1.html&urlrefer=2db4054e64ac48df2d384a8ea953b586

【独家发布】动物精神动物精神”一词，是借用自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著名概念。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基本出发点是，投资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因为经济前景根本难以捉摸。因此他提出投资的冲动要靠“动物精神”，即靠自然本能的驱动。人是一种喜欢听故事的生物，只要的故事讲的足够好，人们便会产生足够的信心，而信心又是影响经济的关键因素，所以好的故事会很大程度影响经济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你的产品承载不起你的故事那么你的故事会有破灭的一天，而那是自然带来信心破灭。信心：最重要的动物精神元素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报纸和专家告诉我们需要“重塑信心”。正因如此，1902年美国股市崩盘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各大银行家集中资金投资股票市场。1907年他又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试图恢复信心。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分析大萧条时也使用了类似的词语。他在1933年首次当选总统时的演讲中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在同一演讲中随后补充道：“我们遇到的问题并不严重，要有信心。”自有美利坚合众国以来，经济衰退就一直被认为是缺乏信心的结果。经济学家对信心这个词语的含义有过特别的诠释。很多现象都有两个（或更多个）均衡结果。例如，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如果谁都不在新奥尔良州重建家园，那么，其他人也不会去重建。谁愿意孤零零地住在没有邻居也没有商店的废墟中？但是，如果有许多人在新奥尔良重建家园，其他人也会愿意重建。因此，可能存在一个好的（重建）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人们是有信心的；但也可能存在一个不好的（不重建）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人们缺乏信心。从这个角度来看，信心只不过是一种预测，在上述例子中，就是对其他人是否重建家园的预测。有信心的预测会认为前景乐观，而缺乏信心的预测则认为前景暗淡。信心这个词指的是那些不能用理性决策涵盖的行为，它在宏观经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当人们有信心时，他们就会买进；缺乏信心时，他们就会退缩，就会卖出。经济史充满了这样信心满满与信心消退的循环。谁不曾在徒步远足时突然发现一条荒废已久的铁路，它在某人的旧梦中曾通往华厦和财富；谁没有听说过17世纪荷兰发生的郁金香泡沫，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荷兰人一直以思想保守闻名于世，以致被揶揄为世界上最谨慎的人；又有谁不知道，即便是牛顿这位现代物理学和微积分学之父，也在18世纪的南海泡沫中损失惨重。所有这些把我们再次带回到特隆赫姆。阿克洛夫错误地看待了他那位亲戚的百万住宅所反映的现象。他本应看到，特隆赫姆高昂的房价不仅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房价过高，而且是全球房地产泡沫的一部分。他过去一直轻信了自己的判断。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的描述。当人们做重大投资决策时，他们必须依靠信心。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则不这么认为。它为理性决策提供了一个正式程序：人们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的结果、每个结果的优势、每个选择的概率，然后再做出决策。但是，我们真的会这么做吗？我们真的有办法确定那些概率和结果吗？或者相反，经济决策，以及我们自身关于买什么资产、持有多少资产的大部分决策，不是更多地建立在我们有无信心的基础上吗？这些决策过程不是更接近于我们翻煎饼或打高尔夫球时所做的决策吗？我们所做的大量决策，包括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某些决策，都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是正确的”。在通用电气担任了多年CEO（首席执行官）的杰克•韦尔奇（后文还会讨论到他）是全球最成功的CEO，他说，这些决策“全凭直觉”（straight from the gut）。而在宏观经济层面，总的来说，信心时有时无。有时候，它是合理的，有时又不合理。信心不仅仅是理性预测，还是动物精神中最重要的元素。凯恩斯在《通论》中阐述的思想吸引了许多人，随后，希克斯在1937年抓住了这一思想并用其解释大萧条之谜。大萧条一直是个难解的谜，因为人们找不到这一重大事件的主要原因。乘数理论说明，支出的小幅下降会产生放大效应。如果人们由于担心发生像1929年那样的股市崩盘而反应过度，导致消费支出产生实质性的小幅下降，那么，这就像是一个具有负面效应的政府刺激。人们的消费每削减1美元，就会有另一轮削减支出，然后，一轮接着一轮。这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下降会远大于初始的冲击。因为遭受多轮负的支出冲击，经济会陷入更深的危机，所以大萧条会持续多年。该理论获得了广泛赞誉（只不过没有立刻付诸政策实施），因为它形象地再现了大萧条在1929-1933年日益加深的场景。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加入动物精神，对于更好地理解经济的真实运作方式非常必要。在这个意义上，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走错了方向。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家试图厘清宏观经济学并使之更加科学化，为此他们引入了研究框架和学科规范，分析当人类只有经济动机而且完全理性时的经济运行情况。如果画一个正方形，然后再把它分成4格，两列分别表示经济和非经济动机，两行分别表示理性和非理性反应，那么现有的模型只填充了左上角那一格。它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人们只有经济动机，而且他们都会对这些动机做出理性反应的话，经济会如何运转？但它立刻又引出3个问题，分别对应另外3个空格：如果人们有非经济动机和理性反应，经济如何运转？如果人们有经济动机和非理性反应，经济如何运转？如果人们有非经济动机和非理性反应，经济又会如何运转？这样一个充满了动物精神的世界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会。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设定条件，使我们的动物精神可以创造性地发挥更大的作用。换言之，政府必须制定游戏规则。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应该自由放任，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应该在制定规则方面发挥最少的作用。我们和这些经济学家不同，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经济有不同的认识。如果我们认为人们完全理性，而且几乎都按经济动机来行动，我们也会相信政府不应该监管金融市场，甚至不应该在决定总需求水平上发挥作用。但恰恰相反，动物精神的各个方面会推动经济朝着不同的方向运转。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经济就会在就业和失业之间大幅摇摆，金融市场也会不时地陷入混乱。“看不见的手”的故事及其影响对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详尽的解释，甚至回答了一些极为特殊的问题。不过，人们现在又重新提出这些问题。下面只是一个小小的样本：我们如何让有着不同能力和不同经济知识的人表达他们的投资偏好，又不会使他们受兜售伪劣产品的商人的伤害？我们怎样让人们发挥他们对投资机会的强烈直觉，又不会引起投机泡沫及其破灭？我们应当如何决定该救助谁，在什么时间救助？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那些已经受害或受骗的个人和机构？银行应该如何进行资本评估？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本质和力度应该如何确定？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得过早或过迟，是否真的会产生什么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当集中使用还是四面开花？存款保险该如何设计？何时能够以最低成本重组银行？何时对所有储户进行支付？如何监管对冲基金？如何监管投资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在考虑到系统性风险的问题后，应当如何修订《破产法》？有关这些问题的传统答案似乎已经不再管用。只要经济学家和那些关心或研究经济问题的人聚在一起，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在努力寻找新的答案。参考：[美]乔治·阿克洛夫《动物精神》 YUANZI: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bs.pinggu.org%2Fthread-6042422-1-1.html&urlrefer=866b8cdf769a6d2996e055b8ecee923e

中国制造的激荡四十年：中国做对了什么？一切升级离不开制造，消费升级的高品质需求、服务升级的个性化需求、以及人类活动和制造组织流程的数字化信息化，既依赖于先进制造、高端制造、服务制造、柔性制造等新兴制造业的发展，也给各种传统制造业赋能，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制造业的结合，改造传统制造的组织流程和生产方式。今天对于中国制造来说，新时代的大幕正在展开。 01 中国制造的激荡四十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40年来，中国的名义GDP翻了近8番（254倍），年均名义GDP增速达超过15%，差不多每5年翻一番，这是一个奇迹。奇迹的背后，实际GDP增速却表现出有规律的起伏，每个起伏都是持续大约十年的浪潮和低谷。40年来，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中国制造企业和中国品牌，在浪潮来临时站在了浪潮之巅，又在浪潮退去时消失地无影无踪。这奇迹的40年和规律起伏的四波浪潮，是属于中国制造的激荡四十年。中国制造的前两波浪潮（1978-1998），简单说就是神州大地压抑已久之后的原力觉醒。这包括了乡镇企业家的觉醒（比如鲁冠球的万向1，刘永好的新希望1982），对外贸易的觉醒（比如柳传志的联想，张瑞敏的海尔），离开体制下海经商的觉醒（比如李东升的TCL，宗庆后的娃哈哈，任正非的华为，段永平的小霸王，王文京的用友，冯仑的万通，史玉柱的巨人，求伯君的金山，郭广昌的复星，王传福的比亚迪）和重新打开国门利用外资的觉醒。贸易开放带来了制造转移，但没有发生技术转移。80-90年代的大规模技术引进主要是为了满足内需，一些中国人需要的商品，在改革开放初期自己生产不了，就引进整条生产线到中国来生产，比如海尔引进德国的冰箱生产线，彩电引进美国日本CRT显像管生产线等。然而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从终端直接引进生产环节，一旦出现技术升级，在技术匹配的制约下，中国不得不继续引进技术来实现终端产品的国产化。只有制造转移，没有技术转移，结果是中国制造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的能力也被挤掉了。中国CRT彩电工业一度做到全球第一，但遇到液晶技术替代时被打得措手不及，原因是80-90年代的中国制造与新技术的演进过程基本绝缘，中国彩电工业既不了解液晶技术的进展，也难理解新技术的影响，这也造成了中国电子工业直到今天仍然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处于看不到尽头的落后状态。中国制造的第三波浪潮（1998-2008）是自主化，简单说就是复制-模仿-进口替代，copy to China，美国有的中国也要有，美国日本造的中国都要造。相比80-90年代，这一阶段的中国制造已经从集成组装制造中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和劳动力技能，在计算机、手机、汽车制造等领域出现了自主品牌，但核心技术零件、自主研发能力仍然受限于技术、设备、材料，技术被卡脖子的情况下，品牌主要靠资本外延扩张吃规模化红利。 1998年，中国商品房市场开放，城镇化率在之后的10年上升了14%，快速膨胀的城市化需求催生了和基建地产产业链相关的制造业发展（比如梁稳根的三一重工）。2001年中国加入WTO，出口额在之后的10年间上升了613%，出口占GDP最高达35%，出口导向型产业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集聚，比如东莞的电子，晋江的体育，绍兴的纺织，义乌的小商品等。20世纪末，美国的互联网泡沫也催生中国的互联网萌芽，新浪搜狐网易腾讯阿里百度纷纷登场，真正属于他们的时代还在后面。中国制造的第四波浪潮（2008-2018）是内需创造，简单说就是美国没有的中国也要有，从copy to China转向innovation for China。这一阶段的中国制造已经具有一定的自主研发实力，并能在一些产业做到创新迭代。尽管中国仍然处在城市化和投资驱动增长的浪潮末端，但风景已经和之前阶段完全不同，产业迭代创新和新经济的萌芽开始出现。在靠近消费端的消费电子、家用电器、汽车等制造业领域，自主品牌出现了明显的研发创新能力和制造升级能力，比如小米大疆、格力美的、吉利比亚迪等。在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生物科技、新能源等新经济领域，中国制造也开始成为创新引领者（比如科大讯飞，蚂蚁金服，滴滴摩拜，华大基因，旷视商汤等）。 02 中国做对了什么我们将中国上市公司和全球上市公司做对比，全球市占率超过50%的中国行业有14个，超过20%以上的中国行业有50个。过去十年，中国制造快速提升的不仅有全球市占率，还有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关键的基础科技。中国拥有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超级计算机，中国超算神威的计算能力是美国超算泰坦的5倍；中国超算的CPU是上海国家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研发的SW26010；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量子卫星网络；中国正在人工智能研究关键领域迅速崛起；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也就是广为人知的“天眼”；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的物流系统。中国真正开始出现大量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迭代也就是最近十年，十年放在产业史上只是一个瞬间，但中国已经在多个行业从追赶者成为领先者，从模仿者成为创新者，并在一些高端制造业开始具备全球竞争力。中国制造在发展中国家里算起步比较晚的，上世纪60-7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先后出现了拉美奇迹、亚洲四小龙、新四小龙，而今天也只有韩国还在消费电子、精细化工、汽车等制造业领域还具有全球竞争力。中国制造起步虽晚，但在全球制造业市占率排名和关键基础科技的进步速度上，仅次于美国，而且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在快速缩小。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制造业不是零基础就可以发展起来的，无论是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还是市场的规模优势，都不能算作是一国制造业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人类产业史上不缺少要素大国的失败案列，也不乏要素小国的成功案例。以美欧日的成功为例，一国要成为制造大国和制造强国，需要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都具备竞争力。今天中国制造正在形成的全产业链优势，主要来自于四个因素：巨国市场的规模效应、良好的基础设施保障、完备的产业链基础（包括高效率的产业工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队伍）、共和国前30年技术基础的传承迭代。我们借用施振荣的“微笑曲线”：市场容量足够大，品牌服务的推广空间足够大，做终端设计、系统集成的国产厂商能够存活；完备的产业链基础、良好的基础设施，给中游制造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保障；技术的传承迭代、很强的政策扶持和政策执行力，驱动产业向上游发展，掌握自主研发能力和专利技术。巨国市场的规模效应：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相当于欧洲总人口(7.4亿)。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红利，这使得每一个产业的进入者都有机会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严格意义上说，今天常被提起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都不算中国首创，但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在中国得到了最成功的应用，都离不开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效应。大市场能够降低和摊薄成本，福耀玻璃到美国设厂的原因是美国汽车市场足够大，当地设厂便于快速到货。借助大国效应的势能，中国企业通过大量的研发投入或海外并购高科技公司，缩小和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并建立核心竞争力，最终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变。良好的基础设施：大国制造崛起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保障，基础设施和物流效率，决定了能否实现海陆空快速的运输。2010年郑州引进了富士康之后，2012年郑州机场开始二期大扩建，郑州机场的货运量从2011年的10.3万吨增加到2016年的45.7万吨，2014年郑州机场高速还是四车道，仅仅用两年就全部改成了八车道通行，体现了强大的基础设施保障能力。2017年郑州成为亚马逊在中国中西部的首个直邮口岸，这背后是高效率的运输能力保障。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的物流系统，而且基础设施覆盖完整，并不只集中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这一点遥遥领先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超过很多发达国家。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中国高铁营运里程达到2.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量的66.3%；中国在修桥、铺路、盖楼、挖港的能力世界领先；中国具有世界领先的高压输电技术和港口机械技术；中国是世界太阳能发电量和风力发电量最大的国家。完备的产业链基础：完备的产业链基础既能够降低成本，也能快速高效地解决上下游带来的问题，增强竞争力。打个比方，虽然苹果产业链是苹果扶持起来的，但也具有很强的自主研发能力，一旦未来苹果手机销量不佳，苹果产业链的产品复制能力也能够在汽车电子、AR/VR、智慧物流、智能城市等各种新领域复制，这才是驱动中国制造进一步做大和估值提升的核心。在技术密集型行业里，一旦下游（组装生产制造）站稳了中国企业，上游（设备和材料）就会集聚，如果中国企业能够通过技术转移掌握了技术，上游最终也会被中国取代，这就是中国制造一步步实现完备产业链的过程。产业链基础——高效率的产业工人：工业产品的价格优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成本，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在提升。曹德旺提到过中国制造的两个优势，一个是人力成本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一个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高。中国工厂和美国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差多少呢？2016年10月CCTV2《中国财经报道》播放了一期关于福耀玻璃的节目，里面给出了答案。2016年，福耀玻璃从国内调集中国工人，在美国工厂和已经上岗了半年多的美国工人进行了一场生产效率比赛，给汽车玻璃压膜。福耀公司制定的生产定额是800片，最终中国工人做到了1011片，超出要求20%，而美国工人平时的工作效率只有500多片，因为比赛激发了竞争意识，才提升到了792片。产业链基础——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队伍：中国从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扩招后大学从每年招生100万到现在每年700万。尽管大学扩招在初期引来一些非议，但之后这种非议逐渐消失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大学扩招在过去20年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最重要的是储配了工程师人才。十年前我读工科的时候，“工程师红利”已经是普遍接受的概念。过去十年，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大大提高了中国制造的生产效率，一个互联网企业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很容易招到合适的程序员，这就是良好的技术环境。

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演化发展过程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揭示人类经济活动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所以对称经济学也是一种演化经济学。人类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作为对称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是科学的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马克思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前驱，此后广义的演化经济学（具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源于凡勃伦，狭义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源于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西蒙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演化经济学借此概念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并将之视为自身理论框架的重要基点之一。演化经济学就是要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以便更好地了解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和产品的变迁，理解创新发生的过程，更好地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发展历程在经济学发展的这种多元化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呢？无疑，这要从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去寻求它的起源。例如，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采用系统的或有机的方法，而无法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的不断突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持续的经济转变需要我们把“生生不已”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北京共识”的精髓是多样性和创新，而非“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和机械思维。在目前的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后者就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人稳定偏好的条件下，给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只是局限于对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如何配置进行研究，这种经济学目标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要求。在这个时代，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等，换言之，新奇事物的创造才是关键。因此，为了迎接这种时代的挑战，21世纪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演化经济学则是这种变化的主导力量。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将使新古典主流成为传统经济学，而不再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德国演化经济学家魏特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科学当中著名的“达尔文革命”，另一个则是经济学中的 “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了，边际革命所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现在是否到了逆转这种趋势的历史时期？魏特的回答是，目前的经济学确实需要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实际上，早在1898年，凡伯伦就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然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却历经坎坷，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已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遗忘。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演化经济学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因此，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八木纪一郎认为，如果以演化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学重建算是科学革命的话，那末，这种科学革命就是被推迟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又重新开始的。详见：百度百科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s%3A%2F%2Fbaike.baidu.com%2Fitem%2F%25E6%25BC%2594%25E5%258C%2596%25E7%25BB%258F%25E6%25B5%258E%25E5%25AD%25A6%2F9856302%3Ffr%3Daladdin&urlrefer=d378369377dd10f24801269f55d245f9

#大家觉得海贼王接下来的剧情会怎样展开呢？#现在漫画都898了山治就要重回草帽团，而甚平这个智将也要加入了文斯莫克JERM66都来助阵脱逃，可是期待的大妈与海贼一战看似不会发生了，现在漫画898了，接下来在进入和之国之前还剩很少章节了、会如何展开后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