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社会经济成就有目共睹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及思想，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前因与外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与中国所处的历史状态、政治状态、文化状态相联系，有其内在的自我决定性。即有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
与此相反，西方经济社会正在走向衰落。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以经济学为出发点，企图通过“经济方式”完成整个社会的发展及问题解决，忽略了经济只是社会构成的一个部分，忽视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整体关系与相互联系，而简单套用纯粹的经济学理论。
中国正面临着发展的一个关口，如何回归历史和文化语境，使经济运行更有效和内、外环境及中国本位性价值相契合，是新经济思想和理论的重要修正指向。中国学者不应再迷恋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回归于“中国方式”下的治国理民思想体系，借鉴西方经验完成自己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并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注：最近有位名为马光远的学者。认为对当下经济的指标（今年第一季度）不应做过于乐观的解读，这一点恐怕有识者皆知。马同时认为，政府在房价调控上，不应过激过急。提出房子不“炒”来“住”，应该有一个过程。作为一个经济学者，马应该知道近些年政府与房地产资本间的“拉锯战”，最终可谓以政府调控失败而告终。只要政府放开了口子，资本立即投入到投机之中，甚至有上市公司靠倒卖房产“出数”。房地产调控政策是一个方向问题，不是调控的口径宽窄问题。
这位学者还有些悚然地指出“有些人”借“改革”的名义“反改革”，并提出对改革要有个“定义”。我想，至少他的改革的定义很明确，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应该遵循“自由市场”的“准则”，然而，这恐怕已经成为“常识”——-西方社会经济的实践也已经给出了比较明朗的结果。而改革恰恰是要“反常识”，要改的是“邯郸学步”、脱离实际的照本宣科、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
至于他所谈到的中国改革实践是“自下而上”的成功，这恐怕未能理解“顶层设计”与“民间实践”的关系。任何改革的活力都来自于经济体微观主体的活跃创造，这正是实践出真知的体行，然而，在民间完成的创造，对其的提炼和推广，使之更具普遍性价值、战略性和前瞻性实践安排，则需要顶层设计。而新时期理论正是在这种场景中展开的。不是违背了实践，而是更贴合了实践、尤其是中国实践，是向经济健康的真正回归。从马先生的角度而言，只是违背了他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理念和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我不明白中国某些知识精英为何在西方理论的“洗脑”下完成了对社会和经济的真理性认知，他们真的是否了解中国、体会百姓民生的疾苦，令人怀疑。
当下中国学者应该有的态度不是再拿西方人的那一套去形成“批判意识”，而应在当下中国实践中给出问题探索和建设性解决方案。如果说在“于光远”的时代，自由市场是中国的方向；在“马光远”的时期，恰要对其进行符合中国实践、具有真知灼见的智慧性反思。）
关键词：市场失灵，经济主体，政府参与，市场平衡，历史与文化

河北山 发表于 2018-3-19 17:59:40 |只看作者
一、市场经济：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一般意义而言，“市场”是产品或商品等生产、生活用品的交换场所。从这个意义来看，古代社会从来就没有“市场”缺位的现象。换言之，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市场都是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应然存在。中国古代有关于炎帝“开市”之说，“昔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返，各得其所”。其后在尧之时，有“王主政、后主市”之说，这都说明了“市”在中国古代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大禹构建了“随贡互市”的宏观贸易体制，除了完成九州方物的祭礼意义，在经济上则有“通有无、均天下”的宏观指向。周礼中有对市的具体规定。春秋之际，关于“市”的流传有很多，甚至孔子都借用过“市”来起兴。汉唐都城的长安设有东市西市，与皇宫一街之别，保持了“前朝后市”的地理格局。“市”在古代中国社会的生活中伴有重要的角色、起到不同性质和作用。古代的“市”遍布于各个层次：从乡间的“井市”到都城中的“大市”，其不仅交易规模有别，在交易性质和交易种类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别。譬如乡间的“井市”通常交易的是日常生活用品，一般为“抱布贸丝”的性质，即以“物物交换”为主。“交易而返，各得其所”，多为交换性质；都城里的市则布满各类的“肆”，各肆所卖不同，肆主为典型的坐地商户，所谓“行商坐贾”。其经营品类五花八门，从生活用品到奢侈品，可谓应有尽有，其交易性质多为货币媒介的逐利性交易。依时间而言，“市”还有“早市”“午市”“夕市”之分。总而言之，“市”遍布于社会生活中，承载着供求交换，也提供了“负贩远求”的逐利之流。在这里需要指明的是，无论炎帝的“开市”之论，还是乡间的“井市”“早市”，出于古代中国自然经济的性质，“市”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以交换功能为主要范畴，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态；但这并不排斥或排除逐利性质的交换，都市中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市”便属商品逐利性质，包括大宗商品、奢侈品等多属于商品逐利范畴。只是在以乡村土地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生活中，后者的“市”占比较小。需要提及的是，每当后者进入乡村及一般生活用品领域，即当商品性质的“市”遍及各层次的“市”、成为“市”的主流性质时，中国乡村社会就会因商品化的普及而导致纷争与不平衡、唯利是图的状态，正如春秋战国和历朝历代的晚期，正是中国王朝发生崩溃的时刻。这种现象不独发生在古代中国，也发生在古希腊、罗马帝国等任何一个时代。这就是说，可能存在一种“逻辑”：当一个社会以“商品逐利”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当商品侵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人“唯利是图”，这个社会便失去了群体粘性，会发生人性腐朽，政治同时也“商品化”了，这个社会便到了灭亡的时刻——要么是内部倾覆，要么为外来力量攻取。古代中国哲人认知到“市”或商业的这种危害性，在中国制度文化中便有了相应的“安排”。《周礼·月令》中关于西周对市的管理体现了“戒贪婪、顺自然、合人伦、守规矩”的治世理念和思想，它也反射到中国人的观念安排和制度安排上：即“重农抑商”的观念和“商人禁止为仕”的制度设定。其所指即是防止商业的过度化侵袭到社会伦理与制度安全。以往我们依据社会进化论的发展模式认为这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决定的，是自然经济落后性的体现。这种看法只是一种历史倒推的逻辑，并不属于理性的、客观的历史认知范畴。汉是中国皇权开始成熟运行的时期，其标志之一是郡县制，即构建了从中央到郡县的垂直制度体系；还有一种重要标志是形成了统一的政治信仰，即“独尊儒术”，相应匹配进制度的是开始了最初的以“经学取仕”的准科考制度（包括举贤良的方式）。在汉王朝的历史经验序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世行为，也可以看到与“政府干预”相关联的治世实践。汉初主张“黄老政治”，提倡的是“无为而治”，某种意义而言，这是来自于古代治世理念的一种方式，也可谓是“亚当·斯密”所提倡的“市场自由”。在这种治世模式中，政府不干预一般社会的自由运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采取“放任自为”的政策，以此凭借社会体的“自然运行”，达到“休养生息”“适者生存”的目标。这种治世理念来自于老子，老子的“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即有此种设定。到了汉武之际，汉王朝的治世理念与政策开始转入“积极干预”的状态，一方面武帝开始驱逐匈奴与征服西南夷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武帝也看到大的商人形成的势力会影响国家和王权的统治——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便有商人的背后支持。而商人与官僚的勾结，导致了腐败问题的出现。在武帝时期最惹争议的是收拢商业范畴的举措，诸如管山海、盐铁专营、打击大商人等等。在汉朝的历史经验中，中国古代史书中已有相关讨论。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有《货殖列传》与《平准书》，可谓是经济学著述。前者强调了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国家和社会的运行需要商人集体的价值，用经济学语境而言是社会运行要有承担生产、流通、交换的商人存在，不能因他们的逐利行为而一概否定；后者则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应有效避免商人的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导致的社会经济的商品供求失衡，国家要通过市场干预（平籴之类）确保经济运行的平稳与均天下的政治理想。其后历代史书中的《食货志》构成了古代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经验梳理。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的《盐铁论》一书，提出了“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最早辩论，只是主张还利于民的是儒家，主张政府干预的反而是商人出身的桑弘羊。

河北山 发表于 2018-3-19 18:00:03 |只看作者
然而，无论古代中国社会处于何种状态，“市”一直存在，并在乡间和制度范畴内有效运行。首先古代社会的政治权力并没有现代社会这么发达，权力与制度系统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微观层面，即无法出现“计划经济”这样的管制可能，哪怕政府有各种官办的手工业和其他行业，其远远不足以影响到市场的自主性质；其二，中国王权政治在县级以下为乡村自治，乡村以宗族社会、村老为主构筑了更普遍、基础性的政治范畴。在这一范畴中央王权是很少干预到的，也就是说不管上层社会如何波动，乡村范畴有着自动稳定的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在经济上而言则处于自然经济与市场自主的状态。只是在这个层次上“自由市场”发挥的是“交换”功能，而不是逐利性的“商业”功能。后者才能有效激发人性动力，促进经济发展。只是当乡村社会商业化后，乡村失守，中国王朝的命运也宣告终结。以上简述可知，在古代中国从来不缺失“市场经济”，甚至有“自由市场”的时期和范畴。但在中国主流的政治中，“商业”性质的“市场自由”是受控制的，与其说是政府的干预，毋宁说是“恶利”文化的抑制。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伦理特点。这种治世经验不应该用其后欧洲国家的发达经验去认定和框定，也就是说不能用诸如“封建制”“封闭锁国”“不重视对外贸易”等等近代性“价值”词语去概括。倘若简单的这样理解，就失去了由古代中国获取全人类治世经验的前提。（二）西方市场经济的历史形态1.雅典西方市场经济的历史形态，首先提及的是雅典——被西方史认为制度典范的希腊半岛最“文明”的城邦。很多人从历史叙述中认知雅典，这种倒叙并不能让人充分理解雅典的“成功”究竟的由来，以及其发达后的历史命运，这才是问题的所在。首先来看为人敬崇的雅典“民主制度”，简单而言，这种民主制度的前因是希腊社会的原始公社形态。这种氏族公社人人平等的理念与小亚细亚已经成熟的城邦政治相结合，再加上殖民和移民因素（希腊早期是小亚细亚城邦的殖民对象），使雅典人保留了氏族时期的投票权，汲取了诸如腓尼基的先进政治模式（集体决策），最终促成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形态——包括公民大会、陪审大会、元老院的构建（参见本人所写《世界贸易史》）。我们因此可以说，“民主政治”形态并不是“最先进”或“最文明”的政治形态，比起中央王权的制度模式，它不仅保留了原始公社的痕迹，也因为“跳跃式”嫁接而没有走自然成长的阶段，这是一种早熟，不是一种成熟。直到当下为止，“民主政治”不可克服的弊端（大多数决定、少数人煽动、不具有长效稳定性等）与中央王权制度的弊病堪称不相上下，只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不同，改变不了权力的本质、秩序的要求。换言之，政治都是在群己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王权政治偏于群，民主政治偏于己，各有千秋，但作用条件不同，作用效果也就出现了差异。譬如，当国家安定和平时，民主政治更易激发个体的活力；而当国家贫穷、内部不平衡、外来力量侵袭时，民主政体就不易解决这些难题。原因在于，个体诉求超越了群体利益。雅典在其最盛之际，不仅是政治文明的典范，也是经济文明的典范。单从市场经济角度而言，雅典在克里斯提尼之后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最后残余，以海上贸易为主的商人集团（海洋党）即城市力量战胜了乡村力量为主的保守派山地党。从这一时期起，雅典堪称进入以城市商业、手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状态。当波希战争后，在战争中崛起的雅典成为全希腊的“老大”，依靠提洛同盟成为东地中海海上霸主。在伯里克利主政之时，雅典的光辉是同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海上贸易显现在一起的。当时的雅典除了在武器出口、粮食进口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之外（也包括类似于美国的移民政策），其最有名的港口拜厄里斯港，是当时地中海的自由港，几乎处于“离岸贸易中心”的状态。这极大活跃了雅典的经济，也促发着地中海的贸易。但我们仍然说这是一种结局，而促成这种原因的结局，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资源角度看整个希腊半岛，除了斯巴达拥有一些平原之外，其他城邦包括雅典，堪称处于“穷山恶水”的状态，主要产物不过葡萄、橄榄、羊。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其自给自足是与人口繁殖相平衡的，一旦追求发展，就需要向外扩张。雅典在最繁荣的时期城邦人口几乎是以前的几十倍，其中绝大部分是奴隶，这样的人口规模与性质决定了城邦的发达路径必须也必然是依赖外部。这促成了其所谓的“蓝色文明”取向。相反，拿中国而言，地大物博，内部资源和内部市场足以支撑自身人口规模下的发展和繁荣，与外无求。这决定了中国王朝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和“内向性”，但并不影响中国王朝达到商业繁荣、市场自由的最高状态，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汉、唐、宋、明都达到过这样的商业繁荣状态。换言之，商业繁荣与市场经济或“海洋文明”、“土地文明”、“民主政治”、“王权专制”没有必然的制度关系。这是当下绝大多数学者的一种由来于西方的误解，同时也是对东西方文明的误读。（2）航海贸易雅典等希腊城邦都重视海上贸易，一方面是前述资源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地理条件决定的。这些城邦都濒临海洋，海上交通相较陆路交通有一定的便利性，再加上腓尼基等小亚城邦发达模式的启迪，这些希腊城邦便加入到以航海事业为取向的发展路径。航海贸易有效瓦解了希腊城邦的农牧生活。当农民看到航海商人的一夜暴富之后，便纷纷涌入到航海冒险的行列。而诸如抵押土地、筹措航海资本等行为，包括由此导致的债务危机，都促成了农村的最终瓦解。雅典在全盛时期，作为“公民”身份的雅典人少有生活在农村的，纷纷涌入城市和海洋。这有效促进了雅典的商业繁荣，却也留下了巨大的后患：除了文化丧失在所谓“弃本从末之外”，当战争来临时，商人缺乏爱国心、城邦无法获取粮食时，便只有坐等待毙一条路。

河北山 发表于 2018-3-19 18:01:27 |只看作者
（三）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形态当代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源是西方古典经济学。这一“经济学”由来于18世纪产业革命前后，成熟于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可以大致把其划分为四个阶段。1.古典经济学阶段（1）威廉配第：生活在克伦威尔时代。此时英国城市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市民（商人和手工业者）成为社会的主干力量。贵族开始参与经营活动，农村开始商业化，发生着圈地运动，出现了新型农场主。在威廉配第之前，人们对社会的研究和认知主要在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还没有关注到社会财富的作用。威廉配第最大的贡献之一恐怕就在于他率先单独思考了社会“财富”问题，这开始了人类认知领域的新园地。以往的哲人们将其放入整体的政治视野中考量，没有将其作为独立思考的对象，这正是其后英国经济学发达的根由—---当法国人还热衷于宗教、艺术和文学、人性，英国人开始了实用主义探寻。威廉配第的第二个贡献是“劳动价值说”，指出经济或财富来源的主要生产要素为劳动力、土地，成为经济理论的要素基础。（2）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生活在轰轰烈烈的产业革命发生阶段，在这一时期，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新兴产业、大机器工厂的出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冲击。传统贵族势力垄断着权力，却江河日下；新平民阶层一夜暴富，蒸蒸日上。普通百姓努力寻求腾达之路，社会充满“森林原则”的竞取味道。如果说威廉配探讨的财富问题还在于政治体系下如何更公平地对待财富及有效保护财富的基础，亚当斯密则思考个人奋斗与国家财富的群己关系。并且把这种关系放在了“市场”的供求上去考量。更进一步形成了对财富思考的独立性探寻，使得“经济学”成为一个与伦理学、物理学、哲学等几乎并列的学科。亚当斯密最核心的主张便是“个人主义”与“市场自由”。前者鼓励个体自由的财富追求，认为每个人从人性自私出发去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终会导致国家整体财富的最大化。这种森林原则在某种逻辑上是成立的。欲望能挖掘人性，使人性得以奋进；群体在数量上是个体的简单累加，每个人的财富增长会完成群体整体的财富增长；资源和市场是无限的，可以容纳个体愿望的无限伸张—-然而这种逻辑早在中国的老子那里便得到了有效批判：个人欲望会导致人人相争，其后果是人人自损。如果我们认为亚当斯密作用于英国的成功不受老子的影响，那就错了。因为英国是靠殖民地和战争有效实现了森林原则的外部释放。这是读亚当斯密和英国发达史需要关注的要点之一。斯密并非没有看到老子所说的人性之恶，因此他又有“道德情操论”的主张。这一主张沿袭了宗教普世观，认为人在欲望奔求中是需要有道德前提的。如果说当代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前提是“理性人”假设，斯密那里便有一个“道德人”的假设。因此，虽说亚当斯密率先系统的阐释了“财富学说”，开创了体系化的“经济学”。但他的经济学并不纯粹，而是在社会伦理前提下、兼顾群体生存利益的经济学，把宗教意识与达尔文主义在经济行为上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古典经济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也应该是当下西方经济学需要反思之处。（3）马克思：在此我们可以绕过对亚当斯密有批判性传承、对马克思有直接影响的李嘉图，直接思考古典经济学在马克思这里的终结。比起配第到斯密热心于探讨如何才能增进社会财富、以及财富产生的要素基础与人性根源，马克思更多关注的是老子所提到的“争”，而且发现了“争”的源头和结果。这种观察没有像老子那样放在人性深处，而是关注到经济学的一种视角—-“分配”。马克思看到自由放任缺乏一个个体竞争的公平性前提：机会平等。无产阶级生来就是无产阶级；其次没有带来公平的后果。普通劳动者如蚂蚁般创造财富，财富却落到了资本家手中。马克思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思考财富问题，他关照的是当时既存的社会现实：即工厂主和工人、资本家与无产者的对立。这种对立遍布在经济领域的全部范畴：自然劳动与必要劳动、产品与商品、价格与价值、货币与资本。这样就剖开了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区别，找到了由资本引致的对立纷争，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生产关系”。某种含义而言，马克思没有将视角放在个人自由与欲求满足的森林原则上，也没有简单看待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关系。但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否定个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合理性、否定森林原则带来的社会发展动能。只是依据于当时社会的真实结构和矛盾存在为前提，重点指出两种阶级的对立，以及造成这种对立的原因。提出了消除这种对立的方式：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理想设定中，个人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努力的：“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具有充分的道德情操和理性，能够认同“按需分配”。我们感受到马克思出于人类不平等所生发的伟大情怀，正如中国的孔子所追求的大同世界一样。遗憾的是，两者都忽略了人性这个基点：没有纷争是不会有动力的。当人类在群己社会关系中生存时，只有森林原则才能激发人的原始动能，令能人辈出。而能人辈出必然会导致不公平。当“能人”占据资源和势力后，这种不公平分配变得越加激烈。它不是大机器、工厂化生产导致的供过于求的简单经济学原理，更是深入人心的“法家准则”。这就使得斯密与马克思都只看到了一个方面：前者关注到个体解放、欲望自由的喷张性；后者关注到全体公平的需要。而在中国古代的治世准则中，我们同样看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困惑。

河北山 发表于 2018-3-19 18:03:56 |只看作者
二、市场经济的主体与主要关系（一）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如果把“市场经济”看成社会运行的经济环境或整体环境——实际上“经济学时代”以已具有这种理念的实质，在这个环境里，主要有三个行为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同时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忽略（实际上被忽略）的一个被动化的，作为人的对象物的主体——资源或客观自然。人的一切行为如果不同其相结合，是不会有真正的“产品”的，哪怕是高技术产品。当然思维产品和知识产品除外，后者不是提供生存的物质性需求，甚至可以不借助物化物而独立存在。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也很小，书籍需要印刷，信息传递需要“电子”……1.政府政府提供的产品主要是“公共服务”，抽象而言是“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必须要由“权力”来完成，所以政府供给的便是“权力”。权力由群体力量形成又为群体服务，应该是政府的实质。然而包含在这种抽象的实质中，有一系列现实考量：政府如何形成群体秩序——一种认同关系；权力形成后其所具有的力量与势能必定落到个体手中和体制化机制中，如何避免这一“权力”落实而出现的人性问题，体制问题；政府的权力范畴和制度范畴运行在何种空间才合理；政府的权力和势力能力在何种范畴下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即确保社会秩序的有效实现；为实现这种目标需要付出多少成本才合理；怎样获取这种“权利”运行的支持等……在权力提供秩序的内在性中，“公平”虽然是个“价值”词汇，却是作为“群体”共约的一个道义基础和制度有效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共服务”便有了道德含义。而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人人自利具有人性自然的哲学基础，又必须借助力量维持群体关系不至破裂，这就是确保群体关系的“公平性“——抽象来看，人人公平，这当然不可能，尤其在市场经济语境下，那么平衡人性自私与群体共益的经济社会的平衡点放在哪里？是机会公平——自由竞争所认为的，还是能力公平——适者生存所必定的，还是社会公平——即超越市场竞争的准则而由道德规定，由收入转移去实现。政府有供给就一定会有需求，这种需求从何而来，如果从市场经济中而来，其符合市场经济的供求准则，但有可能由于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导致”不公平“的发生？从”国营企业”而来，又会出现政府“市场干预”的经济不效率。而这个需求又有谁去支付，支付的收入来源和支出的过程又该如何体现“公平”“公正“？由于政府所具有的”群体性质“，“市场关系”所具有的私人和竞利性质，这种矛盾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成本。简而言之，作为群体的代理人，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必须借助有能量的权利实现社会秩序——公平、公正、避争、求和，为了这种“秩序”的有效运行，整个社会就要为其付出代价。从市场经济的语境而言，其一是这种代价怎样形成，怎样完成最有效率；其二是如何处理群体秩序要求形成的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其三是政府可否直接介入或参与经济以实现群体利益最大化，以何种形态进入最有效。毋庸讳言的是，无论政府处于何种角色、采取何种方式介入和完成公共性供给和需要，在社会经济中，它不可避免成为一个主体。否认这一点，就是违背客观、掩耳盗铃的自欺。2.企业企业在西方经济学里的意义很简单，即是生产单位、供给的一方。然而这种看法恰恰是“市场经济学”的弊端，企业有性质、有类别、有动机、有行为，正如一个人一样。简而言之，会出现群己关系必存的善恶冲突——即道德范畴。凡是忽略了企业的社会性质而只以其经济性质为着眼点的理论都是有缺陷的理论。我们之前所评价的企业性质往往因于冷战背景而包含了政治含义，也同西方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相冲突，那便是“所有权”，即国有或国营企业和私有或私营企业。这种划分很容易导致经济学赋予的关于“经济自由性”的含义：即国有或国营企业是不自由的，并影响了经济的“自由性”。如果我们把企业另一种性质划分指出来——垄断和非垄断，就会发现垄断型企业与国有企业几乎有着同等的性质，在经济行为中影响到”自由“和”公平“。很多人把国有或国营企业视为”垄断性质“，却忽略了抽象出的资本无一不渴求垄断利润——这符合市场经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换言之，无论是否存在国营或国有企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样，也是市场经济假设下的必然现实的真实，垄断都会必然出现，并且会迅速扩展，当下市场经济也充满了这种气焰。这就让我们去反思：如果同样具有垄断这一性质，国有或国营企业是否比私人资本的垄断会好一些，因为前者的动机是为了公益。还有一种思考即经济学家的天真思考：自由竞争会打破垄断，后者很有趣的便是不断有新的“垄断”产生——因为它是私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必然。再者，并非国有企业就一定是垄断的。从企业类型上，我们可以把企业按规模去分。有个体性、几乎没有雇佣劳动的小企业——个体经济；有中型企业；有大型企业。这样分同样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大型企业拥有庞大的资本和资产，容易构成垄断，也容易因破产导致社会动荡。在类型上，我们还可以从行业角度去看，可分为金融企业、生产企业、流通企业、零售企业等，即生产型和服务型的划分。这种划分同样显示出，金融企业容易发生资本投机行为及垄断性质，而其他行业也几乎遍布这种有违”市场自由“和竞争悖论现象，譬如在流通领域发生的”逗你玩“（炒绿豆）、“蒜你狠”（炒大蒜）、型超市的渠道垄断、乃至电子商务的渠道垄断，都折射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发生的“扭曲”。那么市场经济能否借各种理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并能深入到道德教育即所谓培养“理性人”的层面上，这不仅是值得怀疑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譬如微观经济学给出的厂商理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确定利润的最大化，这首先从时刻变化的供求上就难以成立；其次，在现实中的资本从来不渴求以这种方式去赚取最大利润。在这里读者可以看到一种概念置换，即“资本”和“企业”的相等性，前者容易让人联想到政治经济学，后者让人陷入理想的市场经济学说，而现实是两者都不可能纯粹存在。只是有的时候，一些中小企业并不具备“资本”的性质和能力，反是受“资本”支配。在信贷经济普遍发达的情形下，几乎所有企业都要么与金融资本结合、要么受金融资本的剥削。企业的分类还可以按技术类型划分，在此不加展开。我们回到“企业”这一经济学主体。作为“市场供求”的一方，受自由竞争的影响，企业是否具有充分的理性提供符合需求的产品，倘若供求波动，又是怎样造成的，这种供求失衡或波动的影响有哪些？我想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只给出了供求关系下的模型分析，却无法应对上述具体问题，这也是理论经济学的大憾，却符合一种真理：现实永远是运动的，不可能刻舟求剑。而另一种复杂性又在于，企业同时是需求者，它不仅需要材料、劳动力，甚至还需求“市场”，当这种需求进入到简单理论化的“供求关系”中就会出现势力的不对等性、工资与资本关系、技术垄断、收入分配、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些问题都是被分门别类研究，它割裂了经济的完全性，因此只能是“功能经济学”。

河北山 发表于 2018-3-19 18:04:11 |只看作者
3.个人个人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主要以消费者的角色出现。它的作用除了从消费端影响供给之外，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也与收入和就业发生了最直接的联系。同时它与资本的结合在经济领域发生着普遍的社会影响力。首先从“理性人”的假设来看，“理性人”应该包括政府、企业、个人三个经济主体。按理，作为最明确的主体落实者个人应该最具有理性，然而希尔多德所言“大众才是最愚昧的”似乎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单从消费环节来看，消费者的消费往往被大的垄断资本牵着鼻子走，那些构成中坚社会力量的中等收入者大多会消费“名牌”和“品牌”商品，这些商品几乎都借助资本通过营销打造、信息或技术垄断形成了名不符实的供求价格——即超额利润。这种消费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造成了供求失真。一些踏踏实实作产品的企业被这种消费观和行为斥之门外，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同时导致收入与就业的失衡。而消费者的“助纣为虐”不仅催促资本垄断的形成，也造成消费端的失衡。从收入和就业的角度来看，合理的收入对应合理的消费是再生产的基础。有了这样的消费才会刺激供给，企业才会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凯恩斯理论就是依据这个简单的道理。当消费扭曲后，正常的企业发生市场困难，这种困难导致的便是失业。这种失衡也出现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利益并不能有效转移收入与消费的合理关系，进而又影响到生产和就业等均衡。西方社会经济痼疾之一的失业问题背后隐藏的就是这种机理，然而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却回避了马克思提出的这一资本与人性矛盾，也忽略了一般大众的媚俗媚世心理。从个人与资本的关系来看，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结合不仅密切，而且方式和花样都充满新奇，且不说一般民众热心于股市投机，中国大妈反复被黄金比特币折腾，还有诸如“炒房团”等现象，乃至“传销”都可视为“资本运作”。这种投机心理将个人收入转化为“社会资本”，再由“资本运作”进入利益最大化的“资源最有效配置”，最终实现的是“击鼓传花”的“割羊毛”。由这样的“滚雪球”导致的资本关系对社会产生了非常广泛而病态的影响。不单是失败者跳楼、传销者闹事，更在于社会资本的集聚未能进入促使企业与就业，消费与收入等正常健康的循环中，最终造成的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不公平的加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从各种科学的编织中，要么忽略、要么以更美好的未来为指向，躲避对这种真实的理性思考。就个人与企业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事例。西方的工会是调解“劳资关系”的机制设计，然而我们看到企业与工会之间最终成为一种“势力博弈”、选举期间的政治筹码。其结局无论如何却不是“看不见的手”在起“有效合理”的作用，而是势力集团以“利益最大化”目标实现的短期平衡。而工会也助长了懒人社会问题。再有一个层面就是，无论政府权力、资本权力、企业经营权利，最终都与“个体人”相结合，这便发生了个体与群体力量的嫁接关系，会出现马克思所指出的“异化”现象。而西方经济学者，借用经济学技术将其以“寻租理论”、“代理人行为”等去诠释，实际上根本没有触及资本时代的人性力量，倒令维持社会的法律和宗教坐收渔利，这恐怕不是“自由市场理论”渴望的结局。4，资源在市场经济的主体认知中，我们忽略了一个恐怕是最重要的主体——自然资源。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当人类视自身为天地自然的主人，以自己的主体观看待它时，它成了被动体，成为被盘剥、被利用、被挖掘的受体。随着市场经济下人性贪婪的觉醒与奋取，也因为历史力量、群体力量导致的文明发达——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盘剥速度达到了极致，利用范畴深入地球腹脏、远到宇宙之外。人类从来没有思考过当蚕吃尽树叶时，其又何以得生。这种“竭泽而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既是市场经济的后果也是森林原则所致。如今的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是因为这一主体被侵蚀进而失去“自然自生性”而发生的。市场经济美其名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更多体现的是加快资源的盘剥速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早在中国明王朝刘基（刘伯温）的思想中就有所体现。人类如何能认知到自然资源的主体性，如何回归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如何给大自然以自我生息的机会，这决定着全人类的未来。当人类处于疯狂的消费时代，地球上盖满高楼，屋子里堆满商品时，是否想到这种贪婪的后果便是一毁俱毁。因此尊重自然、尊重每一种生命、每一个存在是人类必须首先修复的健康理念。

河北山 发表于 2018-3-19 18:04:29 |只看作者
（二）市场经济中的主要关系1.供求关系：西方市场经济的最基础关系是“供求关系”，由供求决定价格，由价格诱导生产、实现消费，由价格决定资源最有效的利用、收入最合理的分配。这一套供求理论涉及到厂商模型、涉及到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涉及到投资边际收益、可支配收入等等一系列经济学概念范畴。我在这里不想重述“市场经济”的这些理论构成，只是指出，这是经济学得以成为信仰、正当性的“技术”处理，而非社会的经济现实。如果我们展开供求关系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就会发现它涉及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从生产环节而言，马克思没有探讨边际学说，而是探讨了作为“私人劳动”的“产品”与作为“社会劳动”的“商品”之间的差别，指出了一种“矛盾”：不能进入市场即商品范畴的产品成了“下岗工人”，其包含劳动却得不到市场即社会的承认；再延伸对比古代自然经济就会发现两大问题：a,不能进入市场的产品及其劳动是否浪费了资源；b,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无法进入社会劳动范畴是否有生存的价值。后者更为可怕。还有一种涉及市场经济理论的就是如何看待“生产”环节的“资本化”与“垄断化”，其是否为市场经济天然合理的构成，能否通过自由竞争关系有效消除并达到“最优”——这正是经济学到目前还孜孜以求的目标。换言之，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其次从交换角度而言，市场理论指出的最优供求是在边际成本与边际消费的双向平衡点上，而供求的一个特点就不是静态均衡而是日常动态。这样的“切线”重合点在现实中真的有可能吗？财务上可以借助核算管理实现吗？在工资“刚性”的条件下又如何应对？暂且放过经济学理论在这些领域的争论，交换环节涉及“信息公开”的问题或假设，这同样出现了“垄断”问题：“信息”垄断恰是资本或厂商最大利益的来源；信息扭曲则是交换利益的机会。流通环节或范畴是西方市场经济较少讨论的，简单以“服务”产业或产品加以诠释。然而，这一环节不仅是“交易费用”的简单构成，也是“交易形成”或“价格形成”的过程。在这一环节我们可以发现，“供求”关系不那么简单干净了，因为有了“成本”和“讨价还价”的关系。当一个商品进入市场，不是简单的供求“直接”见面。从厂商到消费者要经过多个交易环节、多种价格形成和决定方式，我们可以认为其背后是“供求”决定，然而如果我们想到流通渠道中的资本借用“囤积居奇”以哄抬物价，就会发现供求关系并不能解决顺畅的厂商与消费者关系。如果渠道领域发生垄断或流通领域发生灾难，供求关系就会出现信息扭曲和错误信号，导致经济失偏。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包括诸如家乐福等的“门槛费”垄断、线上空间的垄断，包括中间交易过程的欺诈、菜霸、运霸等等。怎样将这些问题在理论中解决，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还在回避。消费也是如此，这个终端往往体现在“零售范畴”，它同样存在新的价格形成机制：譬如24小时店与菜市场的价格便不同，不同地理位置、商铺性质等都影响到价格形成和决定关系。我们简单的交给抽象的“供求关系”似乎无法解决上述问题。2.资本与劳动这一对概念关系看上去有政治经济学的感觉，似乎有些抽象，却是现实经济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既体现了资本拥有者（企业主）与劳动提供者的雇佣关系，也体现了“就业”问题，还隐藏着供求、收入分配、消费等相关的问题。从“资本”性质来看，以市场经济理论而言，“厂商”可谓资本的代表，其以资本理性人的身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表面上看，其受供求的制约，通过“边际”关系求得最大利润。这种供求有两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的价格即工资；产品对市场需求的满足即商品价格。资本或厂商在这个市场供求中最终实现均衡，并达到“利润最大化”。然而，在这种供求中人们忽略了“势力”即“垄断”或“权力”关系。在第一个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势力显然超过劳动力，在议价上不可能遵循所谓的“边际效益”，付出的也不是“边际成本”，因为它要追求最大利润，对工人或雇佣者的“工资”尽最大可能压低；在第二个市场上，它则尽量提高产品的价格，索取的手段仍然是“垄断”，但方法有许多：利用技术形成垄断、依靠营销和品牌打造垄断……数不胜数。甚至也包括“偷工减料”，即利用“信息垄断”。当这些垄断一旦发生——现实中永远存在，市场供求必定失衡，而这种失衡的前因又是劳动力市场失衡的结果。当“资本”以货币形态出现时，其运行更加奇妙了，机理也更加广泛和隐蔽。在马克思那里，货币能转化成资本，它同劳动力、生产资料的结合为必要条件的，即要用于产品生产。在市场经济理论中，货币几乎成了资本的代名词，任何资本的支出都可以视为“理性人”的一种投资或“货币”作为“资本”的机会成本。譬如股市、期市等，为一般民众提供了货币向资本转化的通道，而一般民众进行的其它“投资”，都可视为“资本运作”。这种货币与资本的等价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群体参与，丰富了居民收入向资本、生产向再生产的转化，却同样造成了产品市场的供求失衡——在市场经济理论假设中不会发生或会解决；又造成了货币投机心理，在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出现混乱。马克思将货币看成一般等价物，而市场经济或拜金主义中它却是可以生利的资本，这种差别即决定了货币的性质，也决定了市场的性质。在这样的情况下，“短缺经济”或“计划经济”的“货物代购券”便成为有别于“货币”的单纯指向产品市场供求与依赖收入分配形成的“供求配置关系”。这种关系被市场经济理论视为“非理性”，其所不同的恰是“资本”和“拜金主义”下的假“理性”。因此，在市场供求中形成怎样的资本与工资的关系，应该是解决资本社会或市场经济盲目性（过剩危机）的一个方向。3.价值与价格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在市场经济学中以边际效用论完成了替代，这种替代在需求分析中落到的是“心理”关系和“边际”关系，造成了认定与现实运行的困难。在市场经济理论中价格形成有三个说法，一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这种“决定”有着摸不着、看不见的“抽象”；“市场供求”有着众多的厂商与消费者，其起到有效性主要在于“理性”与“信息公开”，现实中则并非如此。从厂商而言，其以最大利润为指向，另受市场短期波动的影响，难以不发生“盲目”的行为；而垄断恰恰利用了“信息不公开”或制造了“信息阻碍”才得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另一个说法是厂商理论，即厂商会以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决定价格，即可谓“厂商价格”。且不说厂商难以评估这种“边际性”，市场供求也不可能让其有稳定性。而产品一旦进入市场，这种边际决定便成为“笑话”。

河北山 发表于 2018-3-19 18:04:50 |只看作者
还有一个说法是消费者，即需求决定。这个决定仍然由消费者的“边际收益”评估来完成，内含着所谓的心理满足，即“边际收益递减”的原理。而实际上，一些消费者的消费不是为了需求满足，而是出于心理渴望时，这种“边际性”便荡然无存。譬如一个消费者每多吃一块巧克力，便会导致效用递减，而消费者不是为了“吃”，而为了“存”时，这种边际递减便受到了考验。我们通过这种分析给出一种表达：当“价值”失去定义时，“价格“并不能利用“看不见的手”达到市场均衡的完美状态，市场经济理论的那些假设不堪一击。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矛盾，还是根本无法解决因人性贪婪而导致的经济学问题。简单提一句所谓的“买方市场”，这同“有效需求”理论有一定的关系，它促成了“消费者至上”的理念，造成了与现实势力不一致的谎言，也更加因群体行为的盲目性导致了危机的加大。美国是这种理念的代表，其体现是“信贷经济”，由此形成需求拉动、投资带动、就业增长的绩效。这同美国的势力地位相关：世界市场与资源的拥有者，并不适合其他国家。4.垄断与竞争自由竞争理论是市场经济重要的理论构成，它依据的是“人人追求最大利益”这一森林法则，简单说是拷贝了“自然原则“。在自然原则中万物似乎处于生存竞争中，而且这种竞争是自由的。但这种出于人的观察只看到一种关系：即在森林原则或自然生态中，是有合作关系存在的；其次忽略了人类能走出森林，恰恰是群体共力的结果。自然竞争或“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确是能有效发挥人的潜能，将人的能量和能力激发出来。这又有两种关系：一是人性贪婪会促使这种竞争变成无限的纷争；其次是被破坏的群己关系，这构成社会治理成本；还有一层是所谓的“机会均等”。当我们看到“富二代”时，便清楚“机会平等”在人类社会中难以成立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法家最认同“自然竞争”，主张“能人政治”；儒家也有“食人者”、“食力者“之别。用马克思的话而言，便是认可因能力等而导致的“阶级性”。这种差别在引入人类社会的权力、秩序、垄断等后，“自由竞争”便只成为一种激励人性的理念，易造成群己关系紧张。垄断是从经济角度出发所探讨的经济“权力”与“势力”对自由竞争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没必要去讨论西方经济学关于“垄断”的几种形态（诸如双寡头等）的研究。在此，当我们关注于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时，会发现垄断会刺激竞争——因为垄断的高额利润会促成竞争的加入；另一种却是西方经济学所淡化或回避的：竞争会导致垄断，每个参与竞争的“理性人”其目标无外乎为了获得“垄断”地位。在此，我想提及的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在性质目的上的一致性。当我们批评政府依靠权势形成垄断时，同样要看到资本垄断导致的与权力无差别的社会不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放大一下视野，当一个民族或国家面对国际竞争时，政府会协助资本打造“垄断帝国”，波音公司便是最好的例证。市场经济理论批评垄断的低效率、不公平，而自由竞争的参与者因利益最大化去追求垄断，国家会出于整体利益保护垄断。这就令市场经济的结局仍然迈向了不公平的权力关系体系。自由竞争所彰显的森林原则为人类社会治理所不顾，就在于老子所言的由欲到争、由争到乱不适于群体秩序，处理好这一对阴阳关系，单靠“市场”显然无助于事。三、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西方经济学语境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失灵”理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的学说，是在欧洲私有化、里根经济学、冷战后计划经济或干预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后，经济学者面对经济现实对经济理论的反思或补充，同时也有“政府失灵”的说法。这些说法无论依据如何，都揭示出一种指向：市场经济理论并不完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真理。要么是理论有问题，要么是理论的前提不成立。关于市场失灵有多种解释，诸如社会公平、外部性问题等等，在此不想重述这些理论和知识，从根本上认知市场失灵，需要看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森林原则人性自由市场理论实际上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即物竞天择的“森林原则”引进“经济思想”领域，其基点是亚当斯密的“自私”论。人性有善有恶，甚至动物也有善有恶。但西方学者从自利性出发，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而几乎完全忽略了人性善的一面。既所谓道德性。当森林原则引入市场经济后，人人力争的优胜劣汰，确是激发了人的潜能。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人的自私自利心得到了飞速的弘扬；而为了获取最大化利益，人的贪婪心被深挖，导致社会陷入纷争之中——强者如林、彼此厮杀，弱者只能被排除、消灭。然而，从17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的这种以森林原则对宗教社会的替代，为何未使欧洲各国内部出现纷争和混乱，反而使其强大起来？无外乎有以下几层原因。1.文艺复兴和启蒙、理性主义，虽然把宗教攻击得体无完肤；产业革命以来的市场经济，又令欧洲人陷入为利而争的新野蛮时代，但宗教作为欧洲乃至美国的社会结构与精神结构仍然存在，成了贪婪人性的诛心之器，成为森林原则的一种制衡；2.了解英国历史就会知道，伊丽莎白时期起，英国有一系列酷法——诸如学徒法、禁止流浪法，包括重商主义法规等等。这些酷法严格限制了英国人的内斗，同时将地痞、流氓、恶棍等送去了殖民地。这样就确保了英国社会内部的秩序性、团结性、道德性，而将罪恶输出出去。3.殖民侵略。英国人将优胜劣汰的生存原则用于对外侵略，实现了国内矛盾的转移和对外掠夺的开辟，两者之和才造就了森林原则在英国及其后欧洲乃至美国的成功。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世界的强权、势能上时，他们开始摆出人性善的面孔。一方面提倡文明，以**被征服国家或民族，完成文化同化；一方面利用社会福利平衡森林原则，完成内部克制。然其文化本底是功利化的，也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由市场带来的人性问题。而福利社会又激发了人的另一种人性——-懒惰，这是贪婪进取之后的必然路径。这正是西方社会衰落的原因。人性正如资源，无论善恶，都要保持一种平衡；一旦开发过度就会产生疲惫反弹和荒芜。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人最初是“自然人”，那是在“森林时代”；接下来便是“社会人”，其群集关系基础是“道德”。经济人无法替代社会人，因为“经济”和经济行为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不是完全可以脱离政治、法律、道德而独立运行的。正如金钱收获不能替代幸福感一样。因此，经济学所言的“理性人”，如果只有“自利的理性”而无“道德理性”，最终毁灭的不仅仅是个体，更是群体、整体。因此，人性是一种群体秩序的主要成本，这一成本不是简单的法律完成或经济学出发的机会成本那么简单，它超乎经济学范畴而进入道德或宗教范畴。中国文化对此是通过下层社会的家族与宗法、上层士人的修身与道德、国家法律与制度及核心信仰来同构完成的，其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起到了秩序作用，但在其中隐含着道德指向、家族范式与市场经济的冲突。这是需要引起经济学者和决策者加以关注的。西方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宗教与道德、法律在社会与观念秩序中的关系及其与经济运行、体制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完成需付出社会秩序的成本，当这种成本高于其所带来的简单经济和物质、财富利益时，如果不进行调整，就会导致社会失态甚至动乱。某种角度而言，19大的新经济主要矛盾的指向，正是出于这种成本。

河北山 发表于 2018-3-19 18:25:43 |只看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北山 于 2018-3-19 19:43 编辑（二）资本垄断资本和垄断如果说人性的贪婪难以评测，资本的动机便很鲜明。当货币与人性的贪婪相结合，便促成了资本的冲动，去追求最大利益。这在经济学中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正当的、有效率的。然而，资本的贪婪不仅会促成垄断，更会泛滥人性的贪婪。后来除了致毁人类的群体秩序之外，还会致毁自然资源。垄断不是竞争的前提，更是后者的结局。垄断造成l信息扭曲、或恰因信息扭曲而致巨利；垄断助长了竞取心，也促成了拜金主义。它使社会资本热衷于投机，个人也积极参与其中。经济社会所出现的假冒伪劣、劣币驱逐良币等，都是由此而发生的。诸如当下的传销等病态经济行为、欺诈行为都是“市场自由”和“森林原则”的优秀产物。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人人都在拜金主义浪潮中产生了投机心理。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社会活力与效率不可否认，然而全社会的投机与功利化心理，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影响到发展的全局。从资本投机到个人功利。社会经济已经进入到不健康的循环中。典型的例子包括房地产业、银行业、传销现象等，这使得社会资本和个人可支配收入不能有效进入实体经济循环，造成巨大的泡沫，掩盖了真实的经济体质。某种角度而言，经济发展被房地产与土地绑架、地方政府脱实向虚单纯追求GDP导致的“债务烂尾”、银行等金融业借“金融创新”玩的“空转套利”投机游戏，民众和企业热心于股市、房市、期货、传销等的一夜暴富心理，成为中国经济体质虚化、病况加深的“发烧”机理。这正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病状。供给侧改革就是针对这种病症的“药方”。然而，若想让这药方起到真正作用，应该找到其病根，抓住病程，不仅要以药治病，还要注重康复和锻炼现有的经济体质。垄断同权利是一致的，只是表现为经济权利。这种资本的垄断与政治权力的垄断，一旦与人性恶相结合、与拜金主义相结合，就会导致社会失序、虚伪妄行。这个根源应该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思想来“买单”。（三）群己关系群己关系市场经济主张人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就造成了群己关系失谐。群如果没有个体自律，就不会产生粘性、形成合力。西方社会主要靠“法”来完成群己关系的“契约化”构建。但法只能惩恶于后，不能治恶于万一。因此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一盘散沙。当然，西方社会还有宗教的护卫，否则其资本主义无法顺畅运行到今天。而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和情感形成社会粘性，其弹性和张力具有充分的空间。个人修身所形成的道德克制，成为秩序的主要的构建，即“礼文化”。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得以长效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道德作用的成本付出。哈耶克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其思想同样影响到经济学，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理论支点。然而哈耶克同样知道自由和秩序的关系。换言之，他没有认知到群己关系中不可能有个体自由的存在。当自由主义泛滥后，西方社会已经尝到了恶果。因此，自由和秩序是一种平衡。市场经济同样需要这种平衡。而这些不能单靠法律就能解决，还需依赖宗教或道德。当资本与人性的贪婪相结合后，群体秩序就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个体自由的贪婪会导致人人相争；“资本的任性”是群体社会失序的巨大付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社会没有找到良药——因为西方文化的立论基础出了问题。个人与自由、森林原则的出发点，根本上脱离了群体性诉求，因此也就无法深层次解决这一问题。（四）国家竞争国家竞争森林原则虽然不适于群体内部，却适用于群体之间。因为人类社会扩大到全球化后，并没有找到属于全人类的普世性准则。一是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一是森林原则的激励，不争不抢就会沦为牺牲。面对这种国际竞争，各个国家哪怕有不同的文化，譬如中国人讲求和天下，然而面对野蛮的狮子王，不得不磨牙利齿——近代史的屈辱便是明证。换言之，森林原则与市场经济，使诸如中国的道德社会背离了自己的文化依靠，不得不遵从游戏规则，这又造成了社会历史的断裂与文化的割裂。如何解决这一由西方冲击和真实危险情境下的自我完成，尚需设计。（五）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这个人类生存所依的被动化主体，在市场经济与科技进步的影响下，为人性与资本贪婪所过度攫取，已经到了枯泽而鱼的境地，使人类生存的可持续性受到巨大考量。对中国而言，牺牲环境的发展有国际竞争的因素，毕竟中国没有西方和美国的殖民时代和霸权地位。在这种国际竞争局面中如何处理环境问题与GDP赶超的要求之间，要形成一套可持续方案；另外则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尤其是物质生活提升、在全球对比下的提升问题。在资源与环境、人口与消费的关系中，怎样平衡资源与消费的关系，同样是个难题。这就要求文化的介入，也要求这样的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形成全人类的共识。（六）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在资本垄断及趋利动机、权力腐败与人性贪婪的市场经济文化中，社会公平同样是西方市场失灵的理性认知。资本势力和唯利是图导致的收入分配失衡、投机与欺诈导致的居民收入陷阱、价格扭曲导致的消费者损害，公共产品资本化、市场化导致的低收入人群失去生存保障等，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盐和糖市场放开后，其价格成倍增长，进而促成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这促进了表面上的市场繁荣，减少了政府补贴负担及可能的低效率和税收增加，却让低收入阶层陷入困境。在这种市场环境中，贫困可以靠转移收入来托举，可比贫困更可怕的是再贫困——城市工人或白领下岗失业、农民失地等，如果与物价、房价上涨雪上加霜，这一切恐怕都摆脱不了市场失灵的关系。如果我们回顾英国曾经发生的资本主义过程、发生的圈地运动，以及中国历史各时期发生的流民问题就会发现，前者之所以避免了后者王朝的倾覆，并且实现了跃迁似发展，恐怕在与其相伴随的对外殖民——增加了资源与市场、输出了内部矛盾。而社会公平又容易导致市场经济或森林原则追求的效率失效——西方福利社会就是如此。以上只是举了几个主要方面，我们在任何时代面临的社会问题都会很多，需要考虑的是当今社会出现的这些问题，究竟是不是市场经济导致的？能否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去解决？从根源上认知很重要。同时需要认知一个古老的道理，凡事有好的一面，就会有坏的一面，市场经济同样如此，问题是如何审视度势，去发现好的一面大，但还是坏的一面大。因此对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作用需要在时间节点和环境关系中去认知。当下是到了需要反思市场理论和市场、行为的时候。

河北山 发表于 2018-3-19 19:26:50 |只看作者
本帖最后由 河北山 于 2018-3-19 19:40 编辑四、市场平衡与ZF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ZF与市场关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无论什么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ZF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包括当下的美国ZF和其他自由市场国家及其所谓的自由市场时代，只是参与的方式、程度、深度不同而已。在此想提及在市场经济语境中ZF干预是个“贬义词”。关于利用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的经济干预措施，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有所诠释。在西方经济学中，这是被认可的国家经济行为。问题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除了要求市场自由的理念外，对ZF“干预经济”的宏观政策行为，并没有给出其明确的行为界限与作用范畴、以及其与市场自由相冲突的关系。而是相对割裂的用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进行了理论划分。为了摆脱西方经济学对“ZF”在社会治理运行中与经济交集的“干预”定位，有必要从思想和理论视角重新定义这种关系。“经济”是整个社会治理和运行的组成部分，是群体社会中无法独立存在和运行的范畴性组成，是“国家主体”面临内部治理和外部竞争必须要有效介入的关系。任何一个主权ZF都不可能摆脱与经济行为的纠缠，哪怕是美国——税收和货币权利是ZF的核心权利；对外贸易与投资也是主权把控领域；而收入再分配、公共产品购买使ZF重新介入到经济运行之中；各级ZF所拥有的行政权、司法权除了背后需要经济体的支撑之外，也在行政禁止和法律范畴形成了对经济体行为与运行的控制。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把ZF的这种与经济的关系，要么与“公共服务”相联系，要么以“干预”去评价，没有认清ZF在社会及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市场失灵理论”指向的“ZF干预”需要的正当性，是一种被动化选择，其否定了ZF在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性、主动性，其弊端就在于把市场与经济当作独立于整体社会的“自运行范畴”，乃至“主运行范畴”。这种认知丧失了对事物的“完全性”，是西方分析主义、学科范式的弊病。我们必须要认识到，“ZF”是社会整体、包括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构成之一，这是修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首要前提；其次我们要认知到相对理性人假设中的厂商和个人，ZF应该更具有“群体理性”的动机，更具有“道德性质”，因为政治的正当性就在于它是群体的、历史的必然选择。而这种理性恰是协调个人的逐利盲目与资本的唯利任性平衡的关键因素。这就使得西方经济学中的“ZF干预”由贬义和被动转化为“ZF参与”的中性和主动。而ZF参与的核心目标，不仅要确保社会运行的秩序，更要有效及时的调整经济运行导致的社会失范与经济失衡。为达到这种目标，ZF应有对应的理念和参与路径、行为的理论及实践设计，在这种设计中，ZF应考虑自身角色所拥有的资源、权力与势力，会导致公平性的问题、权力垄断问题和人与权力结合所发生的人性问题；也应考虑到ZF主体的自身理性欠缺及信息完全的不可能性。这就促使ZF在参与经济时要有一种“参与”意识。即要与其他主体保持平行、平等的“主体竞合关系”，而非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硬性认知下达。这是一个模糊空间：ZF无疑处于主体势力的优位上，但要把身价放在“民”的层次，以民而为民，这种思想设定是必要的。ZF参与的目标是为了确保经济运行的平等与平衡。“平等”是社会公平及道德层面的需求，它容易发生扭曲——经济领域或社会生存必然会有竞争，人和人的能力、历史社会关系、资源分配关系从来就没有可能“均质化”、永远不会有均质化。社会发展运行的“活力”就在于此。但为了满足社会秩序和人道主义的需要，调整历史社会关系的不公，减少竞争关系的群体损害，这种公正和平等的“道德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需要设计在一定的层面上。比起公平和平等，更重要的是“平衡”，这应该成为ZF参与市场的主要核心功能。这种功能即可避免供求的大起大落导致的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自由竞争导致的市场失灵；也可以给市场以准确的成本、价格信息，从而制衡资本以各种垄断和欺诈的方式诱导供求、制造投机、攫取高额利润，个体逐利的盲目性，同时兼顾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若想做到上述目标，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应该采取的是市场经济“竞争参与”方式。这种竞争参与方式更多以经济主体之一的身份来进行，同时采用市场化的效率考核机制，使ZF作为“经济主体”完成效率化、竞争化过程。ZF对市场经济的参与要放在企业、个人的“经济理性”层次上，价值指向和目标是道德化、群体化的。同时注重打造ZF信用，借此构建市场经济的信用制衡。ZF的市场经济参与可以渗透在以下诸领域：

河北山 发表于 2018-3-19 19:44:33 |只看作者
政府在经济参与平衡市场的指向下，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政府经济主体的管理：应该引入现代管理制度、监督制度，公开聘用有经营经验和才能的管理人，制定合理的工资级差，公开企业运营的全部信息。（二）政府应该引入效率评价体系，参照其他同业同类市场主体、国外同类市场主体的效率进行评估，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体系，避免懒政政等行为的发生。（三）政府应对参与体提出市场目标和社会目标要求，避免其单纯的追求利润而陷于资本性质的主体行为。杜绝其因社会目标而发生的腐败、寻租、懒政等寻找借口，合理对待为达到社会目标所需付出的经济成本。（四）政府对这一类主体经营，不应再采取财政补贴的政策，而应采取按销售额（非利润率）奖励的政策，从而形成新型的激励方式。我们应该注意到，市场失灵或市场经济理论出现的问题，是因为人类单纯的迷信经济学理论，而忽略了历史和现实所造成的。我们应当吸取古老的治世经验与注重现实考量，要审时度势，及时修改相关理论和政策。要知道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要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发生变化时及时调整，要有辩证思维和反向思维：当理所应当认为“市场经济”是真理的时候，它的荒谬就出现了。而凡是促成发展、发达的思想、手段、措施、政策，到了一定时候，都会转化为负面因素。这时就要采取相反的思想、手段、措施和政策。市场主体、供求等诸对范畴的关系，是一种“阴阳克生”关系，不是市场经济理论、森林原则的你死我活，既要在这种关系中看到“克”，也要在这种关系中看到“生”；既要理解人类个体和资本的自利性要求、贪婪性愿望，又要利用群体性和道德性的重要社会价值。要利用阴阳克生的道理处理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垄断与竞争的关系，我相信东方古老的智慧会为人类走出市场经济的危机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