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重温张五常
2008年4月，有幸在西安交大金禾经济研究中心听了张五常教授两周授课，将他的《经济解释》理论体系倾囊相授。
当时请了两周年假的俺，本打去“边听边玩”，听课之余看看西安风景，结果一旦听进去便难以自拔：每天白天听课，晚上整理录音，除了周末休息去了趟华山，两周时间里几乎就没有出门。
当时的授课录音曾经在博客里贴出，也因此交到了几位至今仍有联系的“张粉”朋友。对我自己而言，那是一次受益终身的“求学之旅”，令我对经济现象的观察理解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此后近十年间，身为经济记者的我不断在一个个经济现象与“时代现场”中，感悟和领会着张五常教授所说的“局限条件的变化”，并屡屡在苦思难解之际，在张教授的理论分析思路中找到新的理解。
研习既久，对张教授在《经济解释》中的学理思路近乎“日用而不觉”，某些报道被师友们视为“思路新奇”，而自己只觉“理所当然”。
因为在我看来，教授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思路，既然能被俺这样一枚“文科生”所理解和应用，本应属于“经济常识”。但一个时代里最重要的常识，却常常会被时代所遗忘——今天的张五常，似乎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了。
日前看见张教授郑重其事地回应一个在我看来不值得讨论的“批判”，并苦口婆心地再度重申他的经济理论核心及要点，不由心下惭愧——或许“常识”本就应该在这样反反复复的辩难与重温里传承并延续……
借此机缘，重新在个人微信公号里连载十年前的讲座记录，并将自己近年在经济观察与报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以点评方式穿插其中，也算是十年之后的一次“温故而知新”，是为记。
因为教授讲座内容极丰富，为方便理解自己加了一些小标题与重点标注，同时相关录音整理内容未经教授审阅，如有错误与缺失均由整理者负责，特此说明。
第一讲 何为经济解释（总论）
各位同学：
我今天不是来演讲，做报告的，我是来教学生的。
在自己对经济学研究的过程，20世纪的名家差不多有一半是教过我的朋友，而我自己也很努力的读过几年书，我今年72岁，现在要教的是我自己的经济学，别人的经济学我已经不理很多年了。
有个现象很奇怪，为什么经济学有西方经济学，却没有东方经济学？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经济学）不象物理化学，物理化学这类在西方受到重视，是近300年前才开始的。但经济学是关于生活的问题，没有人能不理会生活。那些象什么原子啊，分子啊，可以不理会，但是不能不理会生活。
回过头来看，老子对经济学有兴趣，韩非子、庄子也有兴趣。他们对于经济的看法，绝对不亚于欧洲同时代的人，就算欧洲到了斯密之前，法国的学派也好不过韩非子的言论。
现在我们的所谓海归派，那些哈佛博士，却只说西方经济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个原因是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有学问的人都去做官了，做官的那些人会写文章，会写诗，写书法，还会画画，个个都会哦。
就象苏轼写的那个赤壁赋，最后讲到“清风明月，取之不尽”，讲到产权问题，摆明是经济学的天才。
（但）他只是写文章画画，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是“无法制有人治”的传统，以及家族的传统。工业的发展，在中国也就100年的传统，有工业的时候就妻离子散，要外出打工，中国的旧礼教家庭开始崩溃，这大概就是100年前的事。
再往上，教育的传统，你说是一间公司也可以，有钱的有几十个老婆，这也是传统。那时候没什么大的现象能触发思想家对经济的发展。但是英国在17、18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开始了，工业革命有两项重要的发明：协作式工厂的出现，那时变动很大的；对外贸易变得很重要。
（现代经济学思想起源于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对工业革命以来新生产与交易方式的一个“概括性理解”。从这个意义而言，数字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局限条件转变”，也必然会重塑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其中的基本原理是不变的。——乖乖注）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现在我要给你们讲的，是我的经济学，不是他们的经济学。但我的经济学跟他们有很大分别，我的经济学跟你们老师的经济学，也有很大分别。所以你们来听我的课，就是听我“一家之言”。你不能回去就跟老师说，张五常不是这么说的，这样我会很尴尬。
我可以不听他们讲，他们也无需听我讲，各讲各的。但是你们既要听我讲，又要听老师讲，然后你自己做选择，我没有叫你相信我。
我当年听阿尔钦的时候，他的讲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是自己考虑；听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我也是自己考虑。现在我要你们也自己去考虑的，是我的经济学。
我的经济学跟他们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自从1969年，也就近40年前，我决定不再读书了。不再看别人的作品，我不理了。
有些人要我审稿，我也看看，不想做就不做了；有人给我推荐什么伟大作品，我也懒得看。我认为一个人有读书的时候，有思想的时候，在思想的时候最好不要看别人的书。所以人家批评我不读书，因为人各有志嘛。
我选择不读书是有原因的，因为1966年，大概是5月份，一个晚上我自己坐在家里，拿支笔要解释台湾的一个问题，一个晚上就把《佃农理论》弄出来了。第二天再反复重证，没有错。
后来我再去看人家的理论，居然跟我的理论完全相反，哎呀大件事了，到底哪个理论对呢？从斯密到密尔，好多人说的理论跟我完全不一样，结论完全相反，到底哪个对呢？结果现在历史证明，我是对的，他们全部都错了。
这个不重要，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当初在做理论之前，看了他们的理论，我自己的理论是做不出来的。就是因为没看过，我才做得了来。你们去看马歇尔的理论，是没错的，但我做出来的跟他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没看过他的。
张五常是何物呀，全世界那么多经济学家，有时候不看是对的。你看了马歇尔的传统，就想不到我的理论。
当时我的理论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反对，我的老师也反对。但是他们既看不到他（马歇尔）错，也看不到我错，两个理论又相差那么大。但你再清楚的想一想，就发现他们的理论全是错的。
所以我的老师阿尔钦就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张五常，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天才，你的《佃农理论》，一点原创性都没有，就是最传统的经济理论。其他人的佃农理论之所以错，就是因为他们对传统理论掌握不够。
对我来说，在那个时候我在教高级价格理论，在华盛顿也是教高级价格理论，在理论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在研究生时考理论科科都是第一。但是我后来教书时，发现那些教科书本本都是错的，到芝加哥大学也是，总是觉得不对路。
就是对我很佩服的人我也觉得有不对的，象我最欣赏的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第五章，讲成本曲线，他真是天才，但是他没有解释曲线为什么会是碗形。讲得天花乱缀，但是最关键的一点他没讲，说明还有很多问题。
所以经济理论对我来说，不是没有可供研究的理论，而是太多**，就是这个问题。你要解释世事，我自己的考虑，在理论上要清除**；其次在实践上要走回斯密的路，对真实世界要有认识。
所以自1969年开始我就在街头巷尾到处跑，细心看，对真实世界有认识，然后再用理论解释，不好的就淘汰。这些年我已经淘汰了太多理论，几乎所有生产函数的理论都被我淘汰了，所有的效用理论也都淘汰了，所以下一次我要谈谈效用理论的问题。
很多理论说得天花乱缀，但我自己用不上。当时我就觉得有很大问题，因为在香港有很多经济现象我解答不了。所以我必须创立自己的理论。
当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大手简化理论，然后在简单的理论里搞变化；二是理论可以很复杂，但复杂之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很简单。
很简单，理论简单的，变化就复杂；理论复杂的，里边的每一个部分就简单。你选哪条路？我选前一条简单理论，然后搞变化，很多淘汰。到最后只剩两条，一个需求定律，另一个是局限的变化，其他的能不要的都不要。
然后要花很大功夫去观察真实世界，当你只剩下这两样东西的时候，什么都不要了，什么博弈论，偷懒行为，统统不要。久而久之，解释世事的时候就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当时的老师和朋友们也对我有很大帮助。
老师说，你追求自己的学问，自己走自己的路，是件很寂寞的事。这么多大名家在，你听不听他们说？有阿罗在，有萨缪尔森在，你听不听他们？我一个不理，自己走自己的路，当时朋友们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好象庄逊，现在已经不在了，1968年他对我说，你不用理他们，20世纪从事理论的，最好的就是你。
其实我也想过搞理论的，但是科斯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理论基础马马虎虎，但对世界的观察是很深入的，他也喜欢我的东西，我觉得我应该走他的路。所以来来去去就是，理论要简单，但这么简单的理论，什么都是一条需求曲线，这个变化是变化万千的。
你们要讲需求定律，我可以敞开跟你们讲，你们能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但是怎么衡量经济学理论好或不好，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不能解释真实的现象，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能够解释现象的就是好理论，除此之外讲什么都没用。你想想福利经济学有什么用呀，福利的上上下下怎么衡量？我曾经写一篇获奖的福利经济学论文，我那时是研究生，好尴尬，我不要那个奖。
你给别人一块钱，没法证明整个社会的福利是增加还是减少，就这么简单。你无法知道，我给你10元，因为经一经你手，就变成100元，其中没有什么现象值得解释。
有时我赞成某个政策，不赞成某个政策，只是认为从经济学来说，你这个政策的效果是怎样的。比如最近我反对新劳动法，因为你说这个法是帮助穷人的，但是它在经济上恰恰会发生反效果，我的经济学说一定会有。
我这么说你以为我反对新劳动法吗？其实我是反对你的言论是错的。所以经济学除了解释还能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