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法学院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讲座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来龙去脉
2015.05.21
各位同学：
很多人认为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究竟是不是，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关于这个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它怎么来，又怎么发展下去，我是唯一知道的，没有别人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笑声）。在这方面我可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所有的重要人物我都认得。他们开始从事这门学问的时候，我身在其中。比如说科斯(Ronald Coase, 1910 – 2013)是我的好朋友，阿尔钦(Armen Alchian,1914 – 2013)是我老师，戴姆塞茨(Harold Demsetz, 1930 -)是朋友。这三人我都认得。阿尔钦的思想怎么样，科斯不是很清楚，戴姆塞茨也不是很清楚。只有我一个夹在中间，（对）全部人(的思想)都很清楚。（笑声）
我是1959年进UCLA的，做本科生。1961年毕业，62年拿硕士。所有要考的科目念完以后，我就推迟考博士试，因为我要等阿尔钦回来。阿尔钦在Stanford，去做访问学者两年。我等他回来，先听完他的课，才考博士试，那个时候是随时可以考博士试的，因为我听说阿尔钦名气很大，所以我要等他回来。这个决定是好的，没有阿尔钦的话就没有我。1962、63、64我都跟着阿尔钦，65年也有。听完他的课，考博士试，然后写博士论文，都是跟着他的，还有赫舒拉发(JackHirshleifer, 1925 – 2005)。
阿尔钦反对我写关于产权的，反对我写关于交易费用的，换言之他反对我从事理论。我当年写佃农理论的时候，阿尔钦是不支持的。他不支持的理由很简单，他说：“这个太深了，产权和交易费用太深奥了，做学生不应该尝试，你先拿到博士再说吧。”（笑声）。但是我不听他讲。
我写的那个稿子(有)11页纸，所有的人都说我错，那是1966年的初期，开会讨论，我算是个有名气的学生，下午5点钟开始讨论，有几十人在座，研究生啊，教授也有十几、二十个，阿尔钦在座。全部的人都说我错，从头到尾都说我错。（有人笑）。一直辩论到晚上10点钟，阿尔钦起来走了，一句话也不说，赫舒拉发也走了，大家都说我错。我到了咖啡厅，去吃汉堡包当晚餐。我很不开心，我的很多博士论文(选题)每个老师都喜欢，说我选得好，但是我自己不喜欢。到最后我找到我喜欢的佃农理论(这个题目)，把大纲写出来，结果大家都说我错。那你说我是不是很失望？晚上11点钟，我在吃汉堡包的地方打电话到赫舒拉发家。我说：“教授啊，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才写了这11页纸，现在要重新找个题目。对不对？”他说：“你说什么？我教了这么多年书，我从没见过一个学生的论文能这么好。”（笑声）。这就是“佃农理论”的开始。
隔了两天，阿尔钦打电话给我，那时我在长堤（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ongBeach）教书，(他问：)“我能不能把你那11页纸在班上让同学们讨论？”我说：“当然欢迎啦。”他那时候开了研讨班。每隔三、两天，就有同学打电话给我，说找不到错处。一个月以后，阿尔钦说：“你可以开始动笔写了，准备两年时间写吧。”我说：“一年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起码要两年。”(结果)我8个月就写完了。
有一位叫做埃弗塞·多玛(Evsey Domar，1914-1007)的教授，在麻省理工教的，从事经济发展理论很出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式(Harrod-Domar Model)很出名的。他在洛杉矶，在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里面做访问，名气很大，我不认得他。突然之间，他寄张请帖，叫我在圣诞节那晚到他家去参加party，去吃饭。我又不认得他，他是大名家，我是无名小卒，他叫我去，都是兰德公司的高级人员跟教授，我都不认识那些人。于是我一个人在一边喝酒，突然之间，多玛出来了，他问：“Steven, Steven在哪里？”我说：“我在这儿。”他把我带到厨房里面去，说：“赫舒拉发把你的一章给我看，你在长堤教书，你不属于长堤的人，你要不要来麻省理工？”我说：“好啊。”隔了两个星期以后，他寄了一封信给我，说：“麻省理工没有位子。（笑声）。我把你那一章交给了基尔·约翰逊(Gale Johnson，1916-2003）。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博士后奖金，阿罗(Kenneth Arrow, 1921 - )拿过，蒙代尔(RobertMundell, 1932 - )也拿过。你应该试试这个很高荣誉的奖学金。我已经推荐你去申请。” 基尔·约翰逊就是后来的林毅夫的老师。我怎么申请呀？我那只不过是一章而已，我那一章里面把约翰逊骂得一塌糊涂，我批评他，他写过佃农理论，我说约翰逊全错，我怎么去申请他的奖学金呢？（笑声）。我就没有申请。后来，赫舒拉发通知我，他说：“你快点申请，他们在等你去申请。”那我就不好意思不申请。写了一封信，只有一页纸，两行字，说我要申请。一寄出去，第二天就收到电报，说那个博士后奖金已经给了我。我的佃农理论只写了一章而已，没有博士(学位)怎么做博士后呢？那时候的博士后和现在的博士后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你要做教授反而容易，做博士后反而难，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找不到工作就做博士后。（笑声）。那个时候博士后是个荣誉。我打电话去跟(系主任)哈伯格说：“我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可不可以延迟一年？”他说：“我们芝加哥大学从来不管你是不是博士，没有人管这种事。”那我怎么办呢？我推不掉，但是没有博士学位怎么去做博士后呢？六个星期以后，我把博士论文写好了。我博士论文前前后后用了8个月时间。
合约结构，或者是合约经济学，就是佃农理论搞出来的。新制度经济学里面，可以这么说很多方面，关于合约方面的是我，其他方面是科斯啊，各有各的，合约是我的，只有我一个人做合约，我来来去去都是合约，这么多年就是做合约。后来我去了芝加哥大学，他们那些学者风范我真的追不到，因为林毅夫的这位老师基尔·约翰逊写过佃农理论，而我论文里面批评他错了，但是后来，选博士后奖学金的这个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通知我，他说：“约翰逊看到我那一章的时候，因为他是主任，就马上通知那些委员，不要再考虑其他的申请者，Steven来的话就给他，假如Steven不来，任何人都不给。”（笑声）。他就是在等我那封申请信。真的很难得的。我这样子地批评这个人，他无所谓，而且还指定要给我，所以我欠他的。我只是个小毛头，年轻人，他是大教授，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是院长，我这么批评他，对于他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个时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已经定了要出版我的《佃农理论》，它催稿，它是很大名气的出版社，它的编辑只看了我文章的几页，就催着要出版，这是很难得的。那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是最有名的出版社。我在芝大图书馆，尤其是里面的亚洲图书馆，看到有中国农业的资料，我写《佃农理论》的时候，还没有这些中国农业资料。而现在资料在手，我该怎么处理呢？《佃农理论》是应该就这样发表算了，还是再花时间去引进新的资料呢？我就求教于约翰逊，我说：“我该怎么做才好，他们在催稿。”他说：“让我想两天。”真的是隔了两天，大名鼎鼎的院长亲自到我的办公室来，我是个籍籍无名的博士后。他亲自跑到办公室来，他对我说：“你的问题我想清楚了。通常来说呢，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肯定你的《佃农理论》，你应该马上给他印。但是你现在的这个《佃农理论》有可能会成为经典，很少学者有部经典著作。你有这个机会，你还是多花点时间，多花点时间。”所以我就听他讲。
我记得我在芝加哥大学住的那个international house，是很简陋的国际学生宿舍，我拿着佃农、固定租金(合约)，佃农的几种合约，我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找到那些版本，多难找到的版本，你们可以想象，那些合约真的很难想象，有些中国学者，是南京大学的学者调查中国的农民报告，找到一些不同的农民合约，然后印在那本书里面。佃农分成用什么合约，固定租金用什么合约，这些合约很简单，我就把它们复印了，躲在国际学生宿舍里面，天天晚上就对着那几张纸。一个业主可以自己耕地，可以请劳动力来帮他耕，可以固定租金把一幅地租出去，也可以分成租出去，他为什么有时候选这张(纸)，有时候选那张(纸)呢？这是很有趣的问题。所以我对着那些纸，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天天晚上对着那几张纸考虑：为什么有时候他选分成合约，等一下又选固定租金(合约)，而等一下他又选雇佣劳工(合约)？
在某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在某方面可以这么说，就是那几张纸。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当时给出解释的答案基本上都是错的，但是不良影响很大。博弈理论再回头就是这几页纸(搞出来的)，卸责、偷懒、机会主义，你看我那篇文章，都在里面。后来阿尔钦和戴姆塞茨写的关于卸责的文章出来，卸责、偷懒的问题都在我1969年那篇文章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43 -）拿诺贝尔奖，他把我的那个注脚用方程式写出来，也是从我那篇文章来的。所以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张小纸。
错的。我以后再也不走那条线，我走另外一条线。但是那个影响了不良的发展，博弈理论是从其中出来的。你仔细看，卸责、偷懒、风险规避都是从那儿来的。抄我拿诺贝尔奖的六、七、八个都是从那里来的。我不喜欢风险规避，我不喜欢卸责，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而是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在卸责呢？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不是说那些人不会规避风险，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我都不知道什么叫风险。什么叫风险？很难说的，你说这个预期有什么方差。方差是风险吗？卸责，后来我很反对阿尔钦他们个个都用卸责来大做文章，我不是想说自己了不起。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1932 - ）说的机会主义，也是从卸责那边来的。第一个用卸责这个词是我1969年发表的那个文章，就是佃农理论的第四章，这是看了那几张小纸想出来的。后来我改变了主意，但是卸责的思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现在回(头)讲新制度经济学。到底有多少是我的，我并不清楚。但你说卸责，那是我的；你说机会主义，那也是我的。但我过后说过，这方面没用的，无从验证，看不见。也就是说看不到的越少越好。你要验证嘛，假如甲出现会导致乙出现，所以没有乙，就不应该有甲，假如没有乙却有甲，就推翻啦。但问题是甲和乙都要能够看得到。你明白吗？你说：“天下雨，天上一定有云。”云是看得见的，雨也是看得见的。你说那些意图，是很麻烦的。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女人，你怎么知道我有什么意图呢？这是很大的问题。结果整个经济学都往那个方向发展了。博弈论在50年代曾经红过一阵，60年代中期已经没落了，后来我1969年那篇文章提出卸责问题，那些机会主义的问题，(引发博弈论)回头。阿尔钦和戴姆塞茨1972年的那篇文章以卸责为主题，非常红，美国经济学报(AER)历史上最红的文章。他们把稿子都给我看，每一次改稿，都寄给我批评。我不同意，但是没办法。他们用shirking嘛，用偷懒、卸责嘛，你怎么知道我偷懒？两个人抬着石头
下山
，我把力气推到你这边，你又把力气推到我这边，这个是问题。但是你卸责呢，我怎么知道你偷懒？经济学里面有太多看不见的东西，但是你要验证的话，一定要能看得见才能验证。云是云，雨是雨，你一定要能看得见。意图是看不见的，不是说人没意图。所以搞来稿去我对传统经济学很不开心。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30 - 2014）名气很大，他用utility，你们叫效用，我从来都不用的。争取效用极大化，我怎么知道？因为没有(效用)这种东西的。
需求定律是很重要的。一条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它说的是：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价格下降是看得见的，真有其事嘛。没有需求量这种东西，需求量是(需求者的)意图(之量)。所有经济学里的这类东西只有需求量我不能避免。我就是为这个需求量很多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你没有了需求定律就没有了经济学。但是没有需求量这样东西存在，我们看到的是成交量。成交量不是需求量，需求量是意图(之量)，但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意图呢？就是这一样东西，我不知道为了它多少晚上睡不着觉，最后我终于想到办法处理需求量。

现在经济学的发展不是这样的。效用当然看不见。什么机会主义啊，勒索啊，恐吓啊，卸责啊，偷懒，博弈论里面充满了这些术语。均衡有多少种？物理学里面说均衡，把乒乓球往地上一扔，滚到某个地方停了，这就是均衡，是真有其事。你们明白吗？月亮绕着太阳怎么转，它也有均衡，有个轨道。这些是事实，但是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你说需求等于供应，这怎么会是事实？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的。哪里有需求曲线？你往窗外看看。（笑声）。
我1967年刚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名气很大，有很多明星学生的，我是UCLA去的，非明星学生，其实我在UCLA也算是明星学生。跟芝加哥大学的怎么比呢？他们是很厉害的。我到芝加哥大学时，已写好《佃农理论》，很多老师对我比较客气。去了没多久，有一位明星学生去讲他的博士论文。身为从外校去的博士后，我要看看这些明星学生。大概有四十个人在座，有十几位教授和其他博士生，听这个明星学生说他的博士论文怎么怎么厉害。他说：这个世界的外汇市场多快就可以找到均衡了。那些数据，那些回归分析，满场飞。我听了一半就拍案而起，我说：“你们芝加哥大学教的什么东西？你发神经啊，世界上经济哪里有均衡这回事啊？物理学才有均衡，往窗外一看，哪里有均衡？这叫什么学问。”他说：你望出去，这个市场很快就找到均衡了。我说：“根本没有均衡这回事。你们在芝加哥大学教什么？你从什么地方学这些东西来？这么愚蠢的学问，你们这里竟然盛行。”我拍桌子骂起来，我很少这么生气的。有一位日本的经济学家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1928-2014)，很出名的，应该还在日本，应该还没死。（全场大笑）。他看到我发脾气，马上替我讲话，他说：“Steven，你说的是对的，我们这边教的不是经济学，他们是搞数学的。（笑声）你的那套才是经济学。你的经济学当然是没有均衡这回事，但是数学里面有，但是那些不是经济学。”等下我会解释，这个世界上太多谬论，看不到当看到，就是这个问题。
我再从头讲我对经济学这么不满意的问题。科斯跟我的一个朋友本杰明·克莱因(Benjamin Klein)过不去，因为(1978年)关于Fisher Body的那篇(文章)。我真是不太明白，现在想起来，1990年，大概二十多年前，我那个时候是拍着桌子骂Benjamin Klein那篇文章的，而科斯就劝我，叫我客气点，因为克莱因的那篇文章讲勒索，我说：“你发神经啊，什么叫做勒索？你看到他勒索吗？你怎么验证啊？”几十年以后，科斯自己也骂本杰明·克莱因。经济学家对解释世事没有兴趣。
我再讲这个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走红就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1961年两篇文章，1962年一篇文章。1961年两篇，一篇是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说是1960年发表，其实是1961年才出版，迟了大半年。第二篇呢，就是斯蒂格勒(Stigler)讲信息费用(information costs)的那篇。两篇一起出的，两篇都是重要文章。第三篇呢，1962年阿罗说发明专利收费困难的那篇。三篇文章呢，都是讲交易费用的，都是讲到收费的问题而这三篇后来都拿了诺贝尔奖。三位都是红极一时。因为他们三个同一个时期，所以那个力度是特别厉害的，把新制度经济学就搞起来了。
其实呢，三个都错。但是错不是那么重要，你完全不要理他错，错跟不错是不重要的，问题是他的影响有多大。三个怎么错了？阿罗错在什么地方？阿罗说：因为发明思想是共用品，所以收不到钱。所以政府就要出钱去资助发明研究。他错在什么地方？错在对发明专利的注册完全没有认识。有些思想收不到钱，有些思想收到钱的。他没做这方面的研究。阿罗是我的好朋友，他后来也承认的。第二位是斯蒂格勒关于信息费用的那篇，他说：因为同样的物品在市场的市价有方差，所以就去找价钱，到处去查价钱，去考察价钱，因为同样的物品有价格的分歧。他错在什么地方呢？市价有差别，这个差别是搜寻的结果，不是搜寻的原因。所以他错了。科斯错得最厉害。他那篇很出名的文章说：“假如你界定了权利，清楚地界定，假如交易费用是零，市场就会怎么怎么发展，会处理这个问题。”这是科斯定律的中心点，他这句话我看了很多次：假如所有交易费用是零，市场就会怎么样怎么样。错在什么地方呢？假如交易费用是零，不会有市场。科斯同意这一点，他同意我这一点。你不能够看到人家错，就说人家不伟大；你不要看到人家对，就认为人家伟大。两回事。对不对根本上毫不重要，你可以错，但影响力有很大的震撼。我为科斯的错处想了很多年了，为什么会有市场？为什么会有市场？很深的问题。我想了十几、二十年才想到答案。为什么会有市场呢？因为只要交易费用是零，不需要市场的。市场存在，就是因为交易费用不是零。市场出现不可能是为了增加交易费用的。市场出现就是要减低费用的。那减低了什么交易费用呢？你去市场看看，有律师，有警察，有公安，有运输，几十样，(这些)全部都是交易费用，市场出现是为了要减低交易费用。那你减低了什么交易费用呢？我(想这个问题)想了二十年，灵机一触，终于有一天我马上想到了：市场的出现就是为了降低租值消散。市价是竞争的准则，是唯一没有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争取用这个准则，你要做很多方面的事情才能够用这个准则，要有律师，要有法庭，要有警察，要有保安，要有好多维护私有产权的安排，才能用市价，花那么多计策就是为了用市价。你不用市价而去搞人际关系，就有租值消散问题。用其他任何的竞争准则都会有租值消散的问题，但市价没有，是唯一一个没有租值消散的准则。但是你用市价呢，而市场制度出现的时候呢，你要花很多其他的费用。有风俗习惯啦，有合约费用啦，有种种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在60年代初期开始的时候，一下子变得大红大紫，因为它有几篇针对交易费用的重要文章，虽然基本上是全盘错的，但是错不重要。你们明白吗？它带我们去看另外一条路径。我记得我1962年开始念科斯的那篇《社会成本问题》，很大的震撼，我念了很多很多次。(那篇文章)放在我口袋里面，都已经被翻烂了，我看了很多次。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那时候有所谓的外部性的问题，很多不同种类的外部性。科斯说:“跟这没关系，是另外一样东西。”错归错，影响很大。这就是科斯的影响。斯蒂格勒那篇的影响，是带我们去看交易费用的问题。但是类同的问题一早就有了，像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关于交易费用的问题。哈耶克（FreidrichHayek, 1899 - 1992）1945年发表那篇《知识在社会中的用途》，也是关于交易费用。但是那些是比较零碎的，而最重要的是奈特(Frank Knight, 1885–1972)1924年的那篇《关于社会成本的质疑》非常重要。这些都是零零散散的。这些文章对我影响也很大，跟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一脉相承的，但过于零散。而60年代就不一样，火力集中，因为几个大师一起大声疾呼交易费用。从1960年代开始的新制度经济学来看，虽然跟以前奈特的那些有关联，但是当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和1945是隔了很多时间。
回看起来，所谓新制度经济学，跟旧的不同。旧的制度经济学不是科斯、哈耶克的那一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历史，第二方面就是教资本主义怎么好、怎么不好，或者是教共产主义怎么好、怎么不好，社会主义怎么好、怎么不好。这是很荒谬的学问。我虽然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 - 2006）是好朋友，都出自芝加哥(大学)，但绝对不反对有些项目是要政府做的，并不是每样都需要经过市场的，有些是要政府做的，中国很多这种例子的。旧制度经济学讲资本主义怎么好、怎么不好，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东西，什么贫富分化啊，计划经济怎么不行、怎么行，你不要理那些，那些全盘**。但是经济历史呢，这一点他们是对的。我认为那些历史学者是有学问的，我很欣赏的，就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是有真功夫的，他们从事很多年，我不是叫人家同意他们，但是他们那么做你不能完全忽略的。现在有很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历史一点都不理解，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当旧制度经济学消失，新制度经济学出现的时候，主要的贡献，你要问我的话，第一个主要贡献者是戴维德(Aaron Director，1901 - 2004）。跟你们有关系的。你们现在新成立的叫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法律经济学不是科斯做出来的，不是阿尔钦做出来的，不是我搞出来的，法律经济学肯定是戴维德的，肯定是戴维德的。他是法律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是弗里德曼的大舅子，
太太
的哥哥（笑声），是芝加哥学派的元老。他不写文章的，家里是没有电视的，穿的一直是那一套西装。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关于戴维德，弗里德曼和我说过很多次，他说：“我从来都没想过，我自己可以比得上戴维德。”在弗里德曼心目中戴维德就是这么高地位的，法律经济学是他搞出来的。科斯1959年发表的那篇《联邦委员会》，是由戴维德先看到，再鼓励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那篇文章也是戴维德促成的，没有戴维德哪来科斯呢？戴维德是104岁才去世，他是大思想家，排第一位的。我刚刚提到我那篇文章呢，老实讲，我那篇合约选择的文章， 1968年在芝加哥大学去讲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只开始讲几句，就轮不到我说了。所有听众都在那边，有的骂我，有的支持我，吵了两个小时，但是我一句话也没讲，两个小时我一句话也没有讲。有人说我错，有人说我对。戴维德就坐前面，他隔壁坐的是科斯，第一排就他们两个坐着，看着我笑笑的，一句话也不说。就是这样子的，吵了两个多小时，我没讲过一句话，就结束了。隔了一天我在教师餐厅吃中饭的时候，戴维德在很远的地方走过来，他是前辈，站在我面前，我马上很恭敬地站起来，他说了一句话：“你昨天那篇文章，是我几年来，念过的最重要的文章。”然后就转身走了，就离开了。我站在那边热泪盈眶。（笑声）。这就是戴维德。是我那篇文章，就是我说造成不良影响的那篇，就是我引起什么卸责的那篇文章，当时，(思路)真的是非常新的。我只是手上拿着那几张纸，就是不同的合约，放在面前，也不是虚构的合约，这是真实世界里面真实的合约版本，不是人家做出来的，是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在农民手上拿了抄过来的。几个版本，我觉得效果都一样，我觉得都差不多同样效果，但是地主为什么选这种不是选那种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所以，戴维德，他走过来，说一句，我就站在那儿(感动得)流泪。

很多人说我的佃农理论是(来自)科斯对我的影响，这是不对的。科斯对我是有影响，但是影响我的不是《佃农理论》,影响我《佃农理论》的是戴维德，是戴维德(谈)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1963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到芝加哥，我听阿尔钦说过，好几晚睡不着觉。怎么(回事)呢？就是万国商业机器(IBM)把电脑租出去，租金都一样，但是你要买它那个纸卡用。那纸卡里面打了洞，传递用的。现在没有纸卡了，可是那时候是有那种纸卡的，它规定一定要买它的纸卡，就被司法部起诉：IBM把电脑专利权延伸到纸卡那边去。戴维德说：“不对，不可能这样子延伸，不合道理。”但是你要解释，为什么纸卡和电脑要捆绑在一起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戴维德怎么解释呢？他后来问我：“怎么解释？”我说：两点。第一点，他的量度解释是天才之想，他讲得非常精彩，为什么IBM逼你一定买它的纸卡，这个电脑的纸卡到处都买得到的，但是IBM说一定要买它的，不能买别的，而它的稍微贵一点。被人起诉，说它把电脑的专利权延伸到纸卡那边去。为什么这样子捆绑呢？他的解释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天才之笔。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IBM买纸卡，IBM就用你用它的纸卡的数量，来量度你对这个电脑使用的频率。我觉得他这么说是天才之笔。因为那个时候你用来度量的方法，你到底用IBM电脑有多频繁，那个计数器(counter)是假的。你帮我修电脑，我逼你要用我的纸卡，你买的纸卡多，我就知道你用我电脑用得多。这是第一个问题。它用纸卡的销售量，来度量你用电脑的频密度。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天才的想法。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答案有问题。他说因为价格分歧。你用纸卡多，每张纸我收多点钱，那你电脑租金不就贵了吗？两台电脑的租金一样，但你纸卡用得多了之后，每张纸卡我多赚你一点点钱，那不是等于你用纸卡多，你就付多的租金给我，捆绑销售嘛？他的第一个解释，量度使用频率是对的。第二个答案，说是因为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我当时听到这个解释，好几晚睡不着觉，真是过瘾至极。后来很多年后戴维德问我：“怎么看？”我说：“用来量这个使用的频密度是天才的想法。但是价格分歧是错的。”为什么错呢？比如说你买一个苹果，一块钱；我也买个苹果，也是一块钱。你吃了五口，把苹果给扔了；我吃了十口，才扔。那我每一口的价钱，就等于你的半价，那你不是贵了我一倍？你这样算的话，你这样算价格分歧的话，那什么东西都是价格分歧。是不是？他说：“你说得对。我一直觉得价格分歧这个说法是有错的。”那他问我：那不是价格分歧,该怎么看？我说：应该把它看作是维修保养的合约。因为那个时候IBM不准你自己找人维修的。它是要担保，要他们来维修。坏了，你打个电话，他们马上就来了，他们包维修保养的。你用得多，你就让维修人员多收点钱。（那就算是）维修保养合约。那到底是不是？起码我有一个解释。有没有再继续去跟进？我就没有了。
我的《佃农理论》的起因不是科斯定律，当年科斯对我的影响绝无疑问，但是我《佃农理论》的构思是来自戴维德的捆绑销售。因为他说：捆绑销售具有结构性，租电脑的合约并不只是租个电脑这么简单，它还包含纸卡(的使用)，整张合约，还要看纸卡这方面，你可以看到合约的结构性。等到我写《佃农理论》的时候，我就被逼要从结构上去想，因为没有租金，只有分成的百分率在里面，一定有其他的合约(条款来)指定。所以合约的结构是由我首先推出来的。很多人说合约结构是我推出来的，其实是戴维德。你问我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从合约结构来看)我是第一个。你不要理旧的那一套，新的那一套是戴维德(开始的)，跟着他的贡献，他搞起法律经济学报，带起科斯来研究。
第一个重要人物是戴维德，第二个重要人物就是我的老师阿尔钦。但是可惜他重要的思想没有写下来，也许写得不够清楚。阿尔钦的看法是把产权跟竞争行为挂钩，他用价格来决定胜负的竞争的准则，他说：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该怎么决定重要。是价格决定谁胜谁负嘛。戴维德和阿尔钦的问题，他们都没怎么写文章，都是口述的。我就坐在那边听，听完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听，跟他讨论。假如我说：“不是他的，是我的。”那我不就变得伟大了吗？但是我是不喜欢这样子的。他们的功劳就是他们的。但是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三个人物就是科斯，因为科斯那篇《公司的性质》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对产权的分析是在阿尔钦之后。阿尔钦对产权很多方面都想得很好，但是他没有讲权利界定那句。有时候这种事情很难讲的。科斯居然会想到权利界定，假如他不是因为去研究音波频率，应该看不到权利界定，很难看到权利界定这个这么简单的角度。比如说一块地，养牛或者种麦，你会想到权利界定吗？很古怪的东西。但是音波频率方面呢，你不界定不行的。科斯的伟大，就是他不肯放手的，他不放手的，(这点是)很恐怖的，是很恐怖的，他不放手的。他只要想到一点点东西，不随便放弃的，这种人是很麻烦的，这就是科斯。那我是乱来的。我是神经刀，快，转来转去，天旋地转。科斯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不放手的，很恐怖的。他想到一个问题，不放手。怎么办？怎么搞？他日以继夜，这是一件恐怖的事。
跟着就是戴姆塞茨。因为受到科斯的影响，写了几篇好文章，帕累托条件怎么再阐释。但是我对戴姆塞茨的贡献蛮失望。他讲来讲去，就是讲什么好、什么不好，讲这个好不好，讲一两天就够了，没有理由每一天都这么说的。全部都是很勉强地说，就是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好，市场做什么都是好的。你说得多，就没什么意思了。再跟着就是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博弈理论，搞得一团糟。
我这边又要提这件事情。有一篇文章，阿尔钦也有份，三个人写的，一个是本杰明·克莱因，一个是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G. Crawford)，一个是阿尔钦，三个人写的。这篇文章几次传给我看，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就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很不满意。因为它那篇文章里面提到勒索、恐吓的问题，来来去去的。我在1969年合约选择的那篇里面提到卸责，跟着1972年阿尔钦和戴姆塞茨就以卸责为主题写了篇文章，其实卸责、恐吓，是类同的，根本不晓得是什么东西，说到卸责和恐吓，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到恐吓、勒索这方面，它怎么说呢？它说一家石油公司喜欢自己建输油管，租用别人的运油船。因为假如你不自己建输油管，没人会租给你的，万一你不租怎么办，因为输油管很重要，就在这个位子，是固定的，这个位置是炼油厂，万一不租你的话怎么办。而运油船呢，因为它不是固定的，他们就想到恐吓的问题。所以炼油厂就租运油船，建输油管。我当时是美国六家石油公司的顾问，我很熟悉它们的情况，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我说：“情况不是这样子的，所有的大石油公司都是有自己的运油船。”我又知道，输油管租用是很普遍的。他们怎么做呢？删掉了那个输油管的例子。删掉就算了，这个就不是好的做学问的态度。对于勒索、卸责的问题，我认为是很不妥的。从这上面再走，走到看不到(的东西)，你怎么知道我勒索呢？无从验证的东西。跟着就发展到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这是1975年，全部是那些看不见的术语。跟着就是博弈理论，80年代初期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到这个方向，一败涂地。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要回头走。交易费用是重要的，这个最重要。这方面科斯应该是主要人物。你怎么把交易费用放到分析里面去呢？因为交易费用起码在原则上你是看得到，是真有其事，你可以处理到，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结构：第一，需求定律，你不可以没有的。没有了它，就没有经济学。你不要说什么吉芬物品，没有这种东西。没有需求定律，就没有经济学，一定要有(需求定律)。也就是说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第二，成本的概念，你不能没有的。第三，竞争的含义。就是这三个基础，其他很多东西都可以不要，什么生产函数、效用函数都可以不要，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都可以不要。然后看看怎么样把交易费用放进去。
我个人的选择是很简单的。留了很多空位，你们就把交易费用加进去，然后再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这一方面呢，我个人来看，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论点。你只是想要解释行为，要解释现象，而解释现象牵涉到制度，社会总是多过一个人的，多过一个人，就变成社会。社会就有制度，而权利需要界定。产权问题啊，都是因为多了一个人。所谓制度经济学，就是多过一个人，多过一个人的就是社会。传统的处理方法，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 - 1924）的处理方法，不讲交易费用，避开这个问题。他用长线、短线来分析，撇开了交易费用的问题。但是科斯说：我们不能避免的。怎么能避免呢？你现在既然不能避免，怎么把它放进去呢？这个要讲功夫。你说这是因为交易费用，那也是因为交易费用，没用的。加入交易费用，你一定要想办法能够推出能够验证的假说。哈罗德·戴姆塞茨的贡献，就是说：“有了交易费用，帕累托条件的阐释转变着。”但是戴姆塞茨解释了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问题。要解释行为，你一定要推出能够被事实推翻的假说。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说：第一，我们要明确的是，经济制度是要处理社会多过一个人的情况，就是说鲁滨逊一人世界的事情我们没兴趣。第二，因为竞争，我们跟旧的传统、马歇尔传统(有别)，我们不再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或者用长线短线来处理，我们要面对交易费用存在这个局限。问题是我们怎么把它加上去。怎么加？我认为，复杂的理论是加不上去的。我并不是没有学过复杂的理论，我学过复杂的理论，读研究生的时候对复杂理论我永远都是考第一的，没曾试过考第二的，(那些)没有用的。因为复杂理论很难把交易费用加进去，放不进去的。一放进去，很漂亮的效果出现。
我举一个例子, 是个很简单的例子，然后你们问问题。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那个回报率很高的。一篇叫做《蜜蜂的神话》，Fable of the Bees。科斯很喜欢那篇文章，讲来讲去就是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只花了3个月写的，天才之笔。（笑声）。我3个月就到蜂园去找资料。写好交出去也不过3个星期的时间。我第二篇呢，两个星期不到，就是《座位票价》。你们现在不是感觉得到，好的座位通常是先卖光的。好的座位呢，它票价高一点，通常是先卖光的。次级的呢，通常都会有空位子的。问题就是好座位的价格是偏低的。这是不太适用于国内的(情况)。国内很多音乐会的好座位的票被用来送礼，既然(是)送礼，票面价就印得很高，没人知道实价。这是另外一种现象。可是在外面世界呢，不讲送礼问题的话，优座的票价是偏低的，它当然比劣座的贵，但是它的价钱还是偏低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的解释很简单。我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贵座先满，没有空位，那么买便宜位子的人在开场以后就不会买廉座坐贵位。这就杜绝跳座的行为。就是说利用买票者个人保护自己的座位，因为座位是有监管费用的，有交易费用的嘛。他买便宜的票去坐贵的位子，那不是有监管费用吗？这就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假如贵位先坐满了，跳座的行为就不存在。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我在香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怎么去验证呢？在什么情况之下什么现象出现，这样子就花了两个星期写出来，很简单的。我的这篇文章被人家抄了去做什么效率工资(理论)，三个人抄了以后都拿诺贝尔奖，（笑声）只有一个承认是抄我的。抄也抄错了，（笑声）我不是这两种意思的。也就是说交易费用，如监管费用、量度费用啊，可以引进分析的，可以很有趣的，就像我的《座位票价》一样。假如你看我现在刚出版的、很厚的那本《经济解释》，整本里面都是来来去去都是这些，都是价格理论，变化无穷。很可惜有些我不敢写进去，也就是不方便写进去，譬如说拍卖行的那些欺骗行为啊，我如果写进去被人家告、打官司，就麻烦了。但是是很有趣的。你解释收藏品的市场，古董、出土文物的市场。假如你不研究交易费用，你没有可能能够解释这些市场的。假如你研究交易费用来解释这些市场的话，非常精彩的。譬如我推出的玉石定律啊，仓库理论啊，收藏定律啊，我随便就能推出来很多种。我还可以再推出很多出来。根本上只要能够引进交易费用，也就是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两个人以上世界(才有)的费用称为交易费用，那么就有很多精彩的理论出来。这才应该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点所在。所以我希望你们中心搞这个，应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多谢各位！（全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