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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说上帝天国本儒经之义理! 五经为儒学儒教之本,其中证据比比皆是,今且将尚书金滕篇译文贴出供教友们指正:   周灭商后的第二年,武王生了重病,身体不安。太公、召公说:“我们为王恭敬地卜问吉凶吧!”周公说:“不可以向我们先王祷告吗?”周公就把自身作为抵押,清除一块土地,在上面筑起三座祭坛。又在三坛的南方筑起一座台子。周公面向北方站在台上,放着玉,拿着圭,就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   史官就写了策书,祝告说:“你们的长孙姬发,遇到险恶的病。假若你们三位先王这时在天上有助祭的职责,就用我姬旦代替他的身子吧!我柔顺巧能,多材多艺,能奉事鬼神。你们的长孙不如我多材多艺,不能奉事鬼神。而且他在天帝那里接受了任命,普遍取得了四方,因此能够在人间安定你们的子孙,天下的老百姓也无不敬畏他。唉!不要丧失上帝降给的宝贵使命,我们的先王也就永远有所归依。现在,我来听命于大龟,你们允许我,我就拿着璧和圭归向你们,等待你们的命令;你们不允许我,我就收藏璧和圭,不敢再请了。”   于是卜问三龟,都重复出现吉兆。打开藏书的锁钥查书,竟然都是吉利。周公说:“根据兆形,王会没有危险。我新向三位先王祷告,只图国运长远;现在期待的,是先王能够俯念我的诚心。”周公回去,把册书放进金属束着的匣子中。第二天,周武王的病就好了。   武王死后,管叔和他的几个弟弟就在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会对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太公、石公说:“我不摄政,我将无辞告我先王。”周公留在东方两年,罪人就捕获了。后来,周公写了一首诗送给成王,叫它为《鸱鸮》。结果,成王只是不敢责备周公。   秋天,百谷成熟,还没有收获,天空出现雷电与大风。庄稼都倒伏了,大树都被拔起,国人非常恐慌。周成王和大夫们都戴上礼帽,打开金属束着的匣子,于是得到了周公以自身为质、请代武王的祝辞。太公、召公和成王就询问众史官以及许多办事官员。他们回答说:“确实的。唉!周公告诫我们不能说出来。”   成王拿着册书哭泣,说:“不要敬卜了!过去,周公勤劳王室,我这年轻人来不及了解。现在上天动怒来表彰周公的功德,我小子要亲自去迎接,我们国家的礼制也应该这样。”成王走出郊外,天就下着雨,风向也反转了,倒伏的庄稼又全部伸起来。太公、召公命令国人。凡大树所压的庄稼,要全部扶起来,又培好根,这一年的年成却是个大丰收。
转贴:被国人遗忘的中国上帝 作者:佚名/冬至和耶诞相隔几天,却天壤之别,一个冷冷清清,一个门庭若市。 在古代,冬至这一天是皇帝斋戒祭天为国祈福的日子。祭天就是祭祀上帝。上帝全称为“皇天上帝”,也名“昊天上帝”。“上帝”之名最早见于《书经》《诗经》《礼经》等儒家经典,是中华民族自己本来就有的、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真真正正自己民族的“上帝”。 自利玛窦翻译侵权以致于今,随着商家的炒作和西方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耶诞节热了。平安夜、耶诞树、耶诞礼物等,中国的年轻人、孩子们趋之若鹜。 西方的god也自然而然成了国人们熟知的“上帝”。 如今,一说“上帝”,几乎所有的国人都普遍的将手指向了西方,认为是耶教的专有名词。 而中华民族自己本来就有的、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真真正正自己民族的“上帝”,似乎被遗忘国人遗忘的无影无踪! 倘若还有些许记忆的话,可能还隐约记得在北京天坛的祈年殿里似乎存有“上帝”的牌位! 仅此而已! 呜呼哀哉!被国人遗忘的中国“上帝”! 哀哉呜呼!非鬼而事不明就里的“国人”! ——多么希望国人能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本来就有的、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真真正正自己民族的“上帝”记起 祭起! 多日素食、头晚沐浴,六点起床洗漱、七点半到天坛、入斋宫、上丹桥、匍匐于 皇天上帝至尊神位前 默祷! 祈愿 皇天上帝赐福中华大地国运昌盛!赐福中华民族梦想成真!建成小康臻于大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儒教简介 儒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是中华民族的主导性信仰体系。儒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人类四大宗教。 在人类四大宗教中,儒教的历史最为悠远。西元前六世纪,释迦牟尼在印度半岛创立佛教时,儒教已经有了近四千年的历史,并由孔子集其大成,开出了儒教文明的宏大气象。此后五百年,才有了基督教的创教;一千多年后,才有了伊斯兰教的出现。 儒教起始于伏羲划卦,由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董子、文中子、朱子、阳明子等先圣先王一脉相承。其中,孔子是集大成者。儒教至今已有6500年的历史。 与其他三大宗教不同,儒教是属于原生性宗教,其他三教则属于创生性宗教。原生性宗教没有明确的创教人,是无数先圣先贤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集体创造的成果。其中,孔子的创造最为重要,孔子是集大成者。 儒教有自己的神灵系统、神人交通方式;有完善的宗教场所和设施;有自己的宗教礼仪和制度规范;有系统的经典和教义,以及独特的组织形态。数千年来,是儒教而不是别的任何宗教安顿着中国人的身心性命,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是儒教建构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儒教的神灵简称为“天地君亲师”。 儒教是多神教,不是一神教,儒教信仰的神灵不止一个,儒教有一个庞大的神灵体系。儒教神灵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 天神。以昊天上帝为主,日月星辰诸神为辅。 第二, 以社稷为代表的诸物百神。山川河海,井路门灶都各有主管之神。 第三,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圣贤神灵。 第四, 以黄帝为代表的民族始祖民族先王神灵。 第五, 百家姓氏的家族祖先神灵。 第六, 历史上殉国殉道的忠烈之士和节义之士也列入祀典,成为儒教神灵。 其中,昊天上帝是儒教的至上神,是宇宙万物和人间世界的创造者。圣王孔子与祖先神灵(包括民族祖先与家族祖先)是儒教的配天大神,位格仅次于昊天上帝。 儒教的基本教义 简单地说,儒教的基本教义就是教人们学做君子,学做圣贤。学做君子,学做圣贤,就是完善自己的生命人格。 具体内容如下: 天:本体——又叫乾元、道、(无极而)太极、理、本心、良知、仁、诚、上帝 性善论:人人皆可为尧舜,个个心中有仲尼 道统:尧——舜——禹——汤——文武(以上为圣王合一期)——周公——孔子——孟子—— 五常:仁(此“仁”意义不同于本体之“仁”)、义、礼、智,信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八目:①格物 ②致知 ③诚意 ④正心 ⑤修身 ⑥齐家 ⑦治国 ⑧平天下 三达德:智、仁、勇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持志养气、养浩然之气 (孟子) 三希修炼:士希贤,贤希圣, 圣希天 (宋 ·周敦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 ·张载)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 儒教的经典 儒教的经典主要有“六经”、“四书”、及《孝经》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中,《大学》、《中庸》是选自《礼记》的两篇文章,因其对儒教教义阐发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故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孝经》也系孔子所作,虽在六经之外,但也是儒教的重要经典。孔子曾有“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说,可见《孝经》之重要。
明中期的打击淫祀活动 滨岛敦俊曾经指出,明中期时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者复兴正统意识形态的活动。这一时期,针对不合礼制的民间信仰现象,一部分官员开始议论加强取缔淫祠的活动。早在成化元年(1465)二月,巡抚湖广右佥都御史王俭就曾上奏皇帝,要求撤毁祀典中没有记载的以及不应该祭祀的那些淫祠,并禁止塑造神像及画像。这一上奏得到了礼官的肯定,并付诸执行因此,成化年间,由地方官及儒生倡导,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捣毁淫祠的运动。但是,正如先行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成化帝本人对佛教及道教有着浓烈的兴趣,因而上述的奏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贯彻执行,确实令人怀疑。事实上,成化年间也是明代各地祠庙、道观、佛寺兴建活动最为兴盛的时期。但是,到了弘治初年,这种风气骤然转变。弘治帝即位当初,对佛教、道教并不感兴趣。因此儒教礼臣中,主张禁革淫祠的呼声日益高涨。弘治元年(1488),礼科给事中张九功向皇帝建议整顿祀典, 皇帝命令礼部对祀典进行研究。时任礼部尚书周洪谟等提出撤去不符合祀典的祠庙、宫观,至于那些历代以来就受到提倡,不能即行撤除的祠庙、祀神,则要求改正其名号,简化其祭拜礼仪。因此,弘治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再度兴起一股毁坏淫祠、整顿祀典之风。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得到加强。 到了嘉靖年间,中央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礼制改革。据研究,这一系列的改革企图向洪武三年制度回归,是一项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复古运动。正因如此,该时期儒教官僚们大力提倡打击淫祠活动。嘉靖初年广东省学政魏校所进行的毁坏淫祠运动就是儒教原理主义政策复活后这些活动中的一个实例。又如隆庆年间(1567—1572)惠安知县叶春及的打击当地淫祀活动也可说是这一时期执行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一种表现。 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礼科给事中梁式在其奏文中谈到各地的寺院、道观、祠庙僭越现象非常严重,其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因此他主张撤毁违制庙宇,后来万历帝批准了他的建议。因此,万历初年, 全国规模内也有过一系列的清除淫祠活动。 总之,明中期约一百年间,受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观念的影响,全国范围内打击淫祠的活动趋向活跃。
明中期的打击淫祀活动 滨岛敦俊曾经指出,明中期时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者复兴正统意识形态的活动。这一时期,针对不合礼制的民间信仰现象,一部分官员开始议论加强取缔淫祠的活动。早在成化元年(1465)二月,巡抚湖广右佥都御史王俭就曾上奏皇帝,要求撤毁祀典中没有记载的以及不应该祭祀的那些淫祠,并禁止塑造神像及画像。这一上奏得到了礼官的肯定,并付诸执行因此,成化年间,由地方官及儒生倡导,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捣毁淫祠的运动。但是,正如先行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成化帝本人对佛教及道教有着浓烈的兴趣,因而上述的奏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贯彻执行,确实令人怀疑。事实上,成化年间也是明代各地祠庙、道观、佛寺兴建活动最为兴盛的时期。但是,到了弘治初年,这种风气骤然转变。弘治帝即位当初,对佛教、道教并不感兴趣。因此儒教礼臣中,主张禁革淫祠的呼声日益高涨。弘治元年(1488),礼科给事中张九功向皇帝建议整顿祀典, 皇帝命令礼部对祀典进行研究。时任礼部尚书周洪谟等提出撤去不符合祀典的祠庙、宫观,至于那些历代以来就受到提倡,不能即行撤除的祠庙、祀神,则要求改正其名号,简化其祭拜礼仪。因此,弘治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再度兴起一股毁坏淫祠、整顿祀典之风。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得到加强。 到了嘉靖年间,中央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礼制改革。据研究,这一系列的改革企图向洪武三年制度回归,是一项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复古运动。正因如此,该时期儒教官僚们大力提倡打击淫祠活动。嘉靖初年广东省学政魏校所进行的毁坏淫祠运动就是儒教原理主义政策复活后这些活动中的一个实例。又如隆庆年间(1567—1572)惠安知县叶春及的打击当地淫祀活动也可说是这一时期执行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一种表现。 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礼科给事中梁式在其奏文中谈到各地的寺院、道观、祠庙僭越现象非常严重,其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因此他主张撤毁违制庙宇,后来万历帝批准了他的建议。因此,万历初年, 全国规模内也有过一系列的清除淫祠活动。 总之,明中期约一百年间,受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观念的影响,全国范围内打击淫祠的活动趋向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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