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大顺💥的个人资料

说到唐朝，我们就会联想到唐诗。祖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到唐朝进入了高峰。唐朝文学是非常兴盛的，而诗歌则是唐朝文学的主流。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诗歌流传至今的有五万多首，是中国艺术文库中的瑰宝。唐诗反映的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诗歌的艺术形式优美，读来朗朗上口，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唐朝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其中最杰出的要数李白与杜甫。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出生在唐朝北庭都护府所辖的碎叶（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以南）。李白5岁那年跟随他的父亲到四川，在彰明（今江油）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李白酷爱名山大川，他游洞庭，观东海，上庐山，下扬州，以豪迈奔放的热情、大胆夸张的手法描绘祖国壮丽的河山，一路写下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他描写长江的浩渺无际：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他描写蜀地道路的险阻：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他描写西北的塞外风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关山月》）他描写峨嵋的瑰丽月夜：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峨嵋山月歌》）李白四十多岁的时候，唐玄宗闻其盛名，召他到长安。李白当时非常兴奋，以为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在诗里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李白在京城被封为供奉翰林一职，为皇帝写宫廷诗词，供娱乐之用。李白十分失望，不久，他因为得罪了高力士，被迫离开了朝廷，重新过上漂泊动荡的游历生活。他表白自己的志向说：须行即骑向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安史之乱期间，李白成为永王的幕僚，永王后以“谋反”罪被杀，李白受牵连，判处流放，中途遇赦。宝应元年（762年），李白在穷困中死于安徽当涂。他流传下来的诗有近千首。杜甫（712—770年）比李白小11岁，字子美。河南巩县人。杜甫在成都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人也称他为“杜工部”。杜甫与李白一样，也喜欢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游历中，两位大诗人在洛阳不期而遇，结伴游览了山东、河南等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分别以后，虽再未有机会相见，但两人惺惺相惜，互相怀念。杜甫在诗中回忆李白说：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梦李白二首（其一）》）李白则怀恋杜甫说：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而杜甫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杜甫的诗歌反映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所以，后人称杜甫是“诗史”。杜甫写的著名的组诗“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分别从社会的某一侧面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疾苦。杜甫中年时遭遇了安史之乱，亲身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的幼子在动乱中活活饿死，他自己则被叛军抓到长安。看到国破家亡的情景，杜甫疾呼：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自己生活在贫困疾苦之中，却还为人民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历五年（770年），在湘水的一条小船上，满头银丝的杜甫在贫病交加中，永远停止了歌唱。时空隧道（1）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诗人，你能举出他们各自的一些代表作吗? （2）唐朝的诗歌特别繁荣，除了李白和杜甫之外你还知道哪些杰出的诗人?

文成公主入藏贞观时期，唐太宗励精图治，国内经济繁荣。唐太宗打通了赴西域的通道，西域各国纷纷和唐朝交往。唐朝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与许多国家有经济往来。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唐太宗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不轻易对少数民族用兵。他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少数民族地区的都督和刺史，有的实行“和亲”政策，有的实行“册封”制度。因此，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唐太宗与吐蕃的交往至今传为佳话。唐朝初年，在我们祖国的西藏高原上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吐蕃族。吐蕃族的首领称为“赞普”。贞观时期，吐蕃赞普叫松赞干布。松赞干布能文能武，受到吐蕃人民的热爱和尊重。他听说了唐王朝的富足和繁荣，就派遣使者向唐太宗请求通婚，唐太宗没有答应。使者没有完成使命，无法向松赞干布交代，于是对松赞干布撒了一个谎，说大唐天子原打算将公主嫁给您，可是吐谷浑王也派人去求亲，天子只有一个公主，不知嫁给谁好。松赞干布一听，怒火中烧，立即调动20万大军进攻吐谷浑。吐谷浑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生活在今青海省一带。在吐蕃20万大军的进攻下，吐谷浑抵挡不住，连连败退。松赞干布乘胜一直打到唐朝境内的松州（今四川松潘）。并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一直打到长安。唐太宗听了松赞干布的话很不高兴，立即点将，亲率大军反击吐蕃。松赞干布知道自己不是唐朝大军的对手，闻讯后立即派使者向唐太宗求和，唐太宗同意了，于是，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贞观十四年（640年），松赞干布派大论（相当于宰相）禄东赞为使者，率领百余人组成的队伍，准备了五千两黄金及许多土特产，再次向唐太宗求亲。唐太宗为松赞干布的诚意所感动，在皇室中挑选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封为文成公主，许嫁给松赞干布。第二年，唐太宗派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进吐蕃。文成公主的嫁妆非常丰厚，除金银珍宝外，有经史、诗文、医药、历法、工艺等方面的书籍，还有粮食、蔬菜、花草的种子及工具等。为了迎接送亲队伍，松赞干布下令从唐朝边境一直到吐蕃逻些（今拉萨），沿途设立若干接待站，准备马匹、食物等，迎接大唐来的贵客。松赞干布自己穿上唐朝驸马的服装，亲率大队人马由逻些到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迎接文成公主。松赞干布以子婿之礼与礼部尚书李道宗相见，将文成公主迎入都城逻些，在逻些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婚礼。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后，为唐朝和吐蕃的团结以及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她让工匠在当地安装了水磨，使吐蕃人民学会了运用水力技术。她还教吐蕃人民学会了精耕细作，使农作物的产量有了明显提高。文成公主和她的侍女还将纺织和刺绣技术教给了吐蕃妇女。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40年，于680年去世。藏族人民为了纪念她，在大昭寺、小昭寺以及布达拉宫都供奉有她的塑像。时空隧道（1）说说文成公主入藏给吐蕃族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2）民间流传着“五难婚使”的传说，你知道这个传说的内容吗?

吕氏死后，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被众臣推立为帝，即汉文帝。汉文帝在位23年，其子景帝在位16年。文景之世，国家进入了升平时期。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他16岁的儿子刘彻即位，刘彻即赫赫有名的汉武帝。他年少气盛，即位后，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开创了两千多年儒学统治的时代。他又采取了强化皇权的政策，一扫汉朝建国以来的软弱和耻辱。随着国力的强盛，汉武帝改变了汉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策略，以武力拓边。为抗击匈奴，武帝决定与另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联合起来，因而，派郎官张骞出使大月氏。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武帝之命，率领百余人，从长安出发，踏上征途。张骞一行出了陇西，进入了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匈奴骑兵发现了他们，就把他们抓了起来。匈奴单于把张骞等人全部扣留下来，为了让张骞投降，单于还给他找了个匈奴族的妻子。面对单于的威逼利诱，张骞始终没有屈服。十年后，匈奴人放松了戒备，张骞带着部下逃了出来。他们向西走了数十天，来到了大宛国（在今中亚）。大宛国的国王派向导和翻译把他们送到了康居，康居人又把他们送到了大月氏。张骞到了大月氏，以为他的使命可以完成了，不料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大月氏自从与匈奴交战失利后，迁居至妫水（今阿姆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大夏国，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里土肥水美，物产丰饶，大月氏已不想再与匈奴交战了。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多次劝说大月氏王与汉朝合作攻击匈奴，都毫无结果，只好动身回国了。回国途中，张骞又被匈奴给抓住了。幸好匈奴发生了内乱，张骞乘机逃了出来。公元前126年，张骞终于回到汉朝。这次出使历经13年，张骞吃了不少苦头，当年出使的百余人，仅剩张骞、甘父两个。13年间杳无音信的外交使团突然归来，震动了京师。武帝给张骞、甘父加官晋爵，并怀着好奇的心情倾听了张骞关于西域的报告。张骞出使，使武帝详细了解了西域各国的情况。过了儿年，武帝派大将军霍去病征讨匈奴，汉军打了大胜仗，消灭了匈奴骑兵三万余人，还控制了西河（今河西走廊、甘肃等地）地区。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已没有了障碍，于是，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张骞率领三百多人的使团，带着大批牛羊和金银财宝来到了西域的乌孙。同时，张骞还派他的副使带着礼物分别出使大宛、大月、康居、大夏等国。乌孙王见张骞带来了许多财宝，很高兴：他派了使者随张骞一同返回长安。乌孙使者受到汉武帝热情招待，他看到汉朝兵强马壮，经济繁荣，回去后报告了乌孙王。不久，乌孙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一年以后，出使西域各国的副使陆续回国，西域各国也派了使者前来长安答谢，汉朝同西域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由于张骞功劳很大，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因此，人们又称他为“张博望”。时空隧道（1）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域的物产源源不断地传到内地，你能从身边的事物中找出一些例子吗? （2）你认为张骞通西域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战国初期，秦国还比较落后，中原各诸侯国将秦视作蛮地，很少与它往来，还不时派兵掠夺它的土地。公元前361年，秦国新君孝公即位。他决心发愤图强，网罗人才。于是，他颁布了一道求贤令：“不管是秦国人还是外来的宾客，谁能出奇策使秦国富强，我就封他高官，赏给他土地。”此令一出，吸引了诸国不少有才华的人，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商鞅变法。商鞅本来是卫国人，出身于贵族之家，曾经在魏国当过几年小官。他听说秦国的新君在招贤纳才，就动身前往秦国。商鞅来到秦国，得到了秦孝公的召见。商鞅向孝公讲了一番治国的道理。孝公被商鞅说动，决定在全国实行变法。但变法却触动了一些达官贵人的利益，许多大臣都表示反对。为了排除变法的阻力，孝公让商鞅与大臣们展开一场辩论。商鞅在会上舌战群臣，这更坚定了孝公变法的决心。不久，孝公拜商鞅为左庶长，让他负责变法。商鞅把变法方案制定出来后，却不急着执行，他要先取信于民，于是，他想了一计。这一天，商鞅派人把一根约三丈长的木杆立在城南门口，并让人守候着。老百姓觉得奇怪，都围过来观看。这时，商鞅来了，他当众宣布：“谁能把这根木杆扛到北门，就赏给十金。”围观的人纷纷议论，这根木杆虽说不轻，但扛到北门并不难，怎么给这么多赏金呢?众人都没有动手。商鞅又发话道：“怎么没人扛?是赏金少了?我宣布，谁把木杆扛北门，赏五十金。”众人听了，直吐舌头。有个大汉心动了，他挤出人群，将木杆往肩头一放，步履轻快地往北¨走去。大汉把木杆扛至北门放下，商鞅立即赏给他五十金。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秦国。大家都知道，商鞅是个言出必信的人。商鞅这才请求孝公颁发新法。公元前356年，秦国公布了新法。可是，新法推行后遇到了不少麻烦。商鞅坚持按新法办事，在渭水边处死了数百个破坏新法的人，还把一些旧贵族流放到边远地区。正在这时候，太子也犯了法。考虑到太子是王位继承人，不便用刑，商鞅就以背后唆使的罪名，处罚了太子的两位老师：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这一来，贵族大臣都震动了，没有人敢再公开反对新法。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变法。经过两次变法，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前方的将士英勇杀敌，屡次打败邻国，不仅夺回了过去被占领的大片土地，还使秦国拥有了黄河、崤山一带的险阻，中原诸侯开始对这个新兴的强国心存畏惧，另眼看待。几年之后，秦孝公去世了，他的儿子惠文王即位。惠文王当太子时受到过商鞅的处罚，怀恨在心。他的两位老师认为机会来了，就诬告商鞅谋反。惠文王正中下怀，他逮捕了商鞅，并处以车裂的酷刑。就这样，商鞅为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时空隧道（1）商鞅在都城南门“立木取信”是为了什么? （2）商鞅前后两次变法，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废井田，开阡陌”。你知道什么是“井田制”吗?商鞅为什么要废除“井田制”呢?

帝辛君王死社稷武丁中兴以后，继位的几个王均沉湎于声色犬马，毫无建树，社会矛盾开始激化起来。商代的最后两个统治者，一个叫帝乙，一个叫帝辛。帝乙将都城迁到朝歌（今河南淇县），继位的帝辛就是纣王。纣王荒淫无度，倒行逆施，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这时候，商王朝的属国、位于西部的周在周文王的领导下开始强大起来。周文王死后，他的儿子继位，这就是周武王。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命人制作了文王神主牌位，放在中军的主帅位，借着文王的声威，挥师东进，宣布伐纣。大军很快渡过黄河。到达盟津（今河南孟津）时，相传有八百诸侯纷纷来投，军威大震。当时东北地区有个孤竹国，国君有伯夷、叔齐二子，他们得知武王正以父命兴师伐封，便进谏道：“载着父亲的牌位大动干戈，这是不孝；身为属臣而犯上弑君，这是不仁。”武王左右欲杀伯夷、叔齐，姜尚劝阻道：“此乃义人，不可杀也。”后来武王灭商，叔齐、伯夷守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再说武王率军进至盟津，各路诸侯见周军阵容齐整，都催促他乘势伐纣。武王却感到诸侯中有不少人只是前来观察阵势，还有的像叔齐、伯夷那样，并不赞成伐纣，伐纣的时机尚未成熟，就领兵回国了。又过了两年，纣王更加昏庸残暴了。他杀死了比干，关押了箕子，大臣们纷纷外逃。武王见纣王已众叛亲离，就派人通知诸侯们，要他们到盟津会合，并向他们宣布道：“商纣王罪孽深重，到了消灭他的时候了。”于是，周武王率领将士数万人、兵车三百乘，向东进发。周军到达盟津，各路诸侯纷纷赶来，武王和他们合兵一处，向商都朝歌进发。两个月后，讨伐大军已到达距朝歌仅70里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北）。大战前，武王左手提着黄色大斧，右手举着白色旌旗，当众誓师道：“纣王倒行逆施，整天只顾淫乐，不理朝政，还残酷地对待百姓，人们已无活路。现在我代表上苍举兵伐纣。大家要努力作战，谁不听从命令，就要受到惩罚。” 宣誓完毕，周武王陈兵牧野，要和纣王决一死战。纣王听说武王大军已到了牧野，慌忙将大批奴隶武装起来，强迫他们前去应战。双方在牧野摆开阵势，两军相遇，纣王的军队阵前倒戈。这些受逼迫的奴隶，不愿替纣王卖命，他们掉转戈头，朝后排冲去，商军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正在军中督战的纣王知道大势已去，慌忙逃回朝歌。他登上鹿台，穿上锦绣衣袍，还命人将宫中珍宝都搬至鹿台，然后搂着珠宝纵火自焚了。周军进入朝歌时，受到百姓夹道欢迎。武王来到鹿台，见鹿台已成一片废墟。他拿起弓箭，对准废墟中纣王的尸体连射三箭，然后砍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示众。武王还让人们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散发钱财，赈济百姓。第二天，周武王举行受命仪式，宣布商朝灭亡，周朝建立。时空隧道（1）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你知道他有哪些暴虐事迹? （2）小说《封神演义》就是以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为大背景虚构而成的，不妨在课余时间阅读一下。

揭秘秦国名将白起：是“杀神”还是“战神”？白起，又名公孙起，秦国上将，“战国四大名将”(白起、廉颇、王翦、李牧)之首。白起善于用兵，史书记载他“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他一生征战37年，未尝一败，打得六国无人敢挂帅迎敌，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立下不世之功;但却因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国40万降卒，而被正统史家永远打入“冷宫”，不得立于名将之列。是百战百胜的“战神”，还是杀戮无度的“杀神”?人物的解读有不同角度，而史实却是唯一的。透过千年变幻的历史烟云，回到那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白起，这个有血有肉的关西汉子，向我们走来…… blob.png “关东出相，关西出将”，这句话，或许正是源于白起。白起是今陕西眉县常兴人，当年这里是秦国关西故地，百姓与羌胡等族杂居，崇尚勇力、精于骑射。白起的档案在公元前294年前是一片空白，史书上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记载。公元前294年，在韩国的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外，白起第一次亮剑，以左庶长(相当于中级将领)的身份指挥新城之战。他一战告捷，初步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华。此时，距离商鞅开启的变法时代，刚刚过去62年。接下来的37年，秦国进入了白起的征战时代。新城之战，打开了秦国东进的大门。韩国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为了夺回新城，韩国找到魏国帮忙。24万联军聚集在伊阙(今洛阳龙门)，向白起叫板。秦军人数不及对方一半，唯一的可趁之机是韩、魏两军各有私心。白起绕到了魏军的背面，突袭得手，再掉过头来，全歼韩军，俘获了主将公孙喜。这是战国时代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24万联军化为乌有，韩、魏两国被挤出了强国俱乐部，5座城池归于秦国。第二年，一听说白起又要出兵，魏军闻风而逃，61座城池拱手相让。至此，韩、魏已不堪一击，秦国开始把主攻方向改向南方的楚国。公元前279年，对楚国的战争打响。在这个老牌的南方大国面前，白起的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先是连下5城，接着轻而易举攻陷都城。楚国的国都，一夜之间变成秦国的南郡，楚王仓皇逃走。消息传到咸阳，秦昭王大喜过望，封白起为武安君，“以武安民”。长平之战，千古罪证　秦国剩下的宿敌只有一个：赵国。在战国七雄中，最有可能和秦争夺统一权的，也是赵国。秦国商鞅变法完成之后，赵国也开始了“胡服骑射”的改革。秦赵两国的势均力敌，从“战国四大名将”就可见一斑：白起战廉颇、王翦对李牧，他们分属秦赵两国，是彼此毕生的劲敌。公元前262年，白起再度攻打韩国，夺取野王城，切断了韩国的上党和都城的联系。上党郡守冯亭和老百姓商量说：“通往都城的道路切断了，韩国肯定没法管我们。秦军逼近，韩国不能接应，我们不如归附赵国。赵国如果接纳了我们，秦国肯定会攻打赵国。赵国受到武力威胁，必定和韩国结盟。这样一来，就能阻挡秦国了。”上党的归附，在赵国引起了一场争议。有人预见到了祸害，有人垂涎一郡之地。最后，赵王还是决定接纳上党。 blob.png 两年后，秦国的报复来了。秦将王龁夺取上党，上党军民纷纷逃往赵国。赵国在长平驻军，接应上党的百姓。这给秦国落下了攻赵的口实。长平之战是一场两国的生死大战。赵国派出了王牌将军廉颇。在长平，廉颇坚壁清野，三年不出，迫使秦军陷入僵持战。无可奈何的秦国，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反间计就此上演——秦相范雎派人带着千两黄金，进入赵国，“间谍”逢人就说，秦军不怕廉颇，廉颇有什么本事，只会守不会攻，秦军就怕赵奢的儿子赵括。赵王果然中计，立即把赵括调往前线。赵括只会纸上谈兵，却不懂临阵应变。秦国反间计得逞，立即启用白起为主将，王龁调为副将。同时下令：“任何人敢泄露武安君担任主帅的秘密，斩!”赵括准备好的一套应对王龁的策略，完全落空了。长平之战以白起的胜利告终。赵括走投无路，被秦军射死，40万士兵投降。白起却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为防降兵暴动，除了派240名年幼的赵国小兵回国报信外，40万人全部坑杀! 赵国震惊，七国震惊。这也成为白起在史书上留下的浓重的一笔，纵然有一生不败的战功，但坑卒40万，成了白起万世难辩的罪证。君王猜忌，悲剧结局长平之战过后，是秦国灭赵的最好时机，白起当然希望一劳永逸。但一报还一报，赵国也想到了反间计。公元前259年，大名鼎鼎的说客苏代，受赵王委托，带上丰厚的礼物入秦，问秦相范雎：“武安君擒杀了赵括吗?” “是。” “秦国就要围攻赵都邯郸了吗?” “是。” 苏代于是说：“灭了赵国，秦国称王，武安君必然位列三公，他为秦国夺取了70多座城池，就是历史上周公、召公的功劳，也不过如此。到时候，您就要屈居其下了。”苏代接着说：“上党的百姓宁可归附赵国，也不向秦投降，可见天下百姓不愿做秦国的臣民。如果秦国灭了赵国，赵国北方的人会投奔燕国，东边的归入齐国，南面的跑去韩国魏国，秦国能得到的百姓又有多少呢?不如趁着赵国惊恐之际，叫赵国割地求和，别再让武安君建功立业了。”这段话说到了范雎的心坎上，他果然劝秦昭王和谈。白起大失所望。一年后，等秦昭王再次意欲攻赵时，时机已然错过了：赵国从重创中喘息过来，白起的身体也大不如前。

隋朝军戎服饰隋代公元581年至公元618年 10.jpg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代之后又一个短命的，但是统一的封建王朝。由于建国时间短，在没有完成各种政治经济变色之前就已被推fan

西汉军戎服饰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汉代以王莽新政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汉（又称西汉）的军戎服饰基本上沿袭秦制。铁兵器经过战国后期和秦代的发展，到西汉时已占主要地位。西汉铠甲全都是锻铁制成。汉代的戎服在整体上有多方面与秦代相似，军队中不分尊卑都上穿禅衣，下穿裤。禅衣为深衣，又称沙毂禅衣（即有绉纹的单衣）。汉代军人的冠饰基本上是平巾帻外罩武冠。东汉时期，武吏还有在平巾帻外加沙冠的习惯。汉代戎服外一般束两条腰带，一条为皮制，一条为绢制。武士主要穿靴履，以履为主，有圆头平底、月牙形头等样式。汉代是我国武官制度初步形成的时期。春秋以后，军队规模日益扩大，军、兵种和战略战术也不断复杂，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军事家，形成了实际上的专职武官。区别官兵身份的不仅是服饰，还有军服上的徽识。军服上标出徽识在先秦时代已有制度。汉代的徽识，主要有章、幡和负羽三种。章的级别较低，主要为士卒所佩带，章上一般要注明佩带者的身份、姓名和所属部队，以便作战牺牲后识别。幡为武官所佩带，为右肩上斜披着帛做成的类似披肩的饰物。负羽则军官和士卒都可使用。骑兵在汉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归功于马鞍、马镫的发明。西汉骑士手持铁铩复原图西汉时期，铁制铠甲开始普及，并逐渐曾为军中主要装备，这种铁甲当时称为“玄甲”。西代戎服在整体上有很多方面与秦代相似，军队中不分尊卑都穿禅衣，下穿裤。禅衣为深衣制。汉代戎服的颜色为赤、绛等都属红色。

秦朝军戎服饰

西周军戎服饰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公元前11世纪末，周武王击溃了商纣王的军队，建立了西周王朝。西周是青铜台铸发达时期，铠甲已经向金属材料发展。西周初年开始实行“国人”当兵的制度。《周礼.春官.司服》详细记载了周天子、诸侯的各种冕服，其中的韦弁服是为“兵事之服”。西周军队中还没有武官，天子及诸侯就是军队的统帅，他们出征所穿韦弁服，就是专用戎服。帅与兵的戎服区别只在与兵的裳要比帅的短些（以便于奔跑）；衣裳简陋些，衣料粗些。西周武士身着的“练甲”大多以缣帛夹厚绵制作，属布甲范畴。

“吃醋”的由来源自唐朝房玄龄做了22年宰相，是贞观之治的重要缔造者。唐太宗为表其功，特赐美女两名。然而此举惹恼了宰相夫人，不准美人进家。李世民给她两个选择：一是领回美女；二是喝下御赐“毒酒”。刚烈的房夫人当场饮下“毒酒”后，方知是一杯醋。太宗无法，只得收回美人，“吃醋”一说由此传开。

科学技术再一次证明哪里才是华夏

朱元璋为何要干掉沈万三家族一时值元末乱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打土豪分田地。富豪们又没办法移民，很容易因财招祸。有些富豪看透历史大势，散尽家财求平安。每一个富豪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沈万三也不例外。当人们开始八卦他的财富之时，他知道需要为自己的财富找到一种合理的来源解释。沈万三走多元化的企业经营之道，其中最来钱的生意有两种：放贷与外贸。传说朱元璋曾给沈万三一文钱，让沈帮他钱生钱，每日翻番，以一月为期。沈毫不犹豫接了单，回去越想越不对劲，姓朱的把我当猪头吗？ 1，2，4，8……一个月下来，天文数字啊。

唐诗里的十大姿势山居无论是看透世事的隐居山林，还是被贬返乡的壮志未酬，山居总是能够给人平静与安慰。唐诗中的山居主题数不胜数，前有王维隐居终南山辋川别墅时所描述的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后有颜仁郁在《山居》中写到的“柏树松阴覆竹斋，罢烧药灶纵高怀”。怀古诗人怀古往往是通过咏怀古迹来感慨兴衰、托古讽今，人们从诗句中分明可以感受到诗人功业无望的焦灼。怀古诗的触发点和形式都相对统一，无非是“在古迹触景生情、借古讽今、忧国伤时，感慨人世无常”。孟浩然、李白、刘禹锡等都是怀古诗的专家。夜泊张继的《枫桥夜泊》是可称为绝世佳作的诗句，整首诗的意象密集，造成一种意韵浓郁的审美情境。传说唐武宗酷爱这首诗，在他猝死前的一个月，还敕命京城第一石匠吕天方精心刻制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还说自己升天之日，要将此碑一同带走。望月把望月姿势发挥到极致的，莫过于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堪称经典。它和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鲍照的“明月照积雪”、谢朓的“大江流日夜”以及张九龄的“孤鸿海上来”等名句一样，看起来平淡无奇，却具有一种高华浑融的气象。从军从军题材是诗人表现爱国情怀和男子气概的最佳选择。李白写过不少从军诗，《从军行》中的“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可以看出李白的洒脱不羁、容易触动又容易爆发的强烈情感。杜甫的从军诗却是另外一种风格，少了壮志豪情，更多的是担忧和哀愁。留别古代文人为求得一官半职，往往远离家乡，多方游处。面对别离，诗人们或折柳相赠，或吟诗话别。唐代留别诗创作，只有李白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与王维匹敌，《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金陵酒肆留别》《送友人》《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都情深意切。客至每逢有客来，诗人们都会畅饮狂歌。李白是重情重义之人，他招待朋友挥金如土，“烹羊宰牛”，不喝“三百杯”绝不罢休。他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写道：“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朋友对饮，意气相投，千杯嫌少，万语不够。高卧高卧看似惬意，实际上并非高枕无忧，更多的是失眠的惆怅。在李白写给杜甫的几首诗中，《沙丘城下寄杜甫》就出现了“高卧”的姿态。当时杜甫在鲁郡告别李白欲去长安，李白说“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把欢快生活消失之后的苦闷，以一种突发的方式抒发出来。出师岑参可能是唐诗中描写出师场面最多的诗人。陆游和杜甫同样是出师题材爱好者，最有名的是杜甫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和陆游的“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长相思唐诗名篇经乐工谱曲而广为流传，王维的《相思》就是梨园弟子爱唱的歌词之一。据说天宝之乱后，著名歌者李龟年流落江南，经常为人演唱它，听者无不动容。“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相思》语浅情深，当时就成为流行是意料中事。

刘邦亲征英布英布起兵造反时，刘邦病重在身，卧床不起，他在病榻上召见薛公，听取了薛公的意见后，稍事安心。又心思一动，打算让太子刘盈统领诸将，领兵前往征讨。一连十来天，前方军情紧急，群臣见不到皇帝，太子为出征的事情惶恐，吕后也见不到刘邦，长安城中，宫廷政府里，人心惶惶，惴惴不安。这时候，吕后的妹夫，莽汉子樊哙急了，径直闯入宫中，进入禁内，不顾宦者的阻拦，一把推开刘邦寝室的门扉，只见刘邦躺在一位宦官的身上，昏昏欲睡。樊哙等人见状痛哭流涕，呼唤刘邦说道： “想当年，陛下与臣等一同起兵丰沛，打定天下，是何等的英壮。如今天下已定，陛下又是何等的疲敝啊！陛下病重，大臣们惶恐。陛下不见群臣，国家大事无从计议。眼前陛下卧床，独枕一宦者，岂非要如此离开臣等而去么？陛下啊陛下，难道你忘了秦末赵高的事情吗？” 经樊哙等人这一番突如其来的刺激，萎靡的刘邦一下子来了精神，他笑出声来，抬起身子，接受群臣的问候，宣称明日上朝视事。得到消息的吕后，匆匆赶来见到刘邦，关切问候之后，按照四皓的方案，将太子不宜出征的理由一一呈述。呈述之余，忍不住流下泪来，哭泣哀求。樊哙闯宫，刘邦的心情已经转换，动了亲征的念头。刘邦其人，最是自视英雄好汉，听不得他人如何英雄的话，也受不得妇人的哀伤哭求，当他听吕后说起英布勇不可当，太子驾驭不了诸将的话后，随口骂道：“我早就知道这小子派不出去，你老子自己去。”吕后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刘邦亲自部署诸将，传檄天下，调兵出征。大军出发之日，以萧何为首的群臣都来送行，一直送到灞水西岸。张良病得不轻，强打起精神，渡过灞水到曲邮，扶病到军中面见刘邦说：“臣下应当跟从，病重不能。楚人剽悍轻疾，希望皇上不要与他们硬碰硬。” 张良的意见，是说英布起兵北上东进，正在锋尖锐气上，希望刘邦别急速进军迎击，最好利用汉军的战略优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待到英布军锐气受挫以后，再集中兵力击溃之。在曲邮，张良还建议任命太子刘盈为将军，留守长安，统帅军队屯驻关中，保卫首都地区的稳定安全。刘邦一一听取了。当即下令征发上郡、陇西、北地的车骑部队，以及巴郡、蜀郡和长安地区的步兵三万人，集中屯驻灞上，由太子刘盈指挥。临行前，刘邦还交代张良说：“子房啊，你虽然有病卧床，还是要强打起精神，为我辅导太子。”当时，太子刘盈的辅导老师是太傅叔孙通。于是，刘邦下令，任命张良为代理少傅，与叔孙通一道，协力辅佐太子。经过张良这一番苦心筹划，刘盈不仅躲过了领军出征的厄运，而且收获了领军镇守首都地区的实权。从此以后，太子少傅张良为刘盈出谋划策，也有了名正言顺的名分。淮南王英布，在六县誓师起兵以后，立即挥军东进，进攻刘贾的荆国。荆国的三个郡，本是楚王韩信的领土。汉六年，刘邦逮捕韩信，废除楚国后，将楚国一分为二，以南部三郡建立荆国，封刘贾为荆王。刘贾是刘邦的远房表兄，早早从军跟随了刘邦，进关中入蜀汉。楚汉战争中，他领军深入敌后，开辟第二战场。垓下之战前，他配合英布，策反楚国大司马周殷成功，断了项羽南撤的退路，参加合围，击败项羽。刘贾其人，是刘氏家族中，难得的战功累累的亲属。不过，刘贾毕竟不是骁将英布的对手。面对英布军的猛攻，刘贾无力做有效的抵抗，国都吴县失守，溃退到北部边境的富陵邑（今江苏盱眙东北）时，被英布军杀死。英布吞并了荆国，重新整编荆国军队，编入淮南国军，军势大振，北上渡过淮河，攻克淮阴西进，直扑楚国都城徐州而去。楚王刘交是刘邦的异母弟，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好诗书，喜文学，结交的多是文化人。自沛县起兵以来，一直跟随在刘邦身边，进进出出，充当联络内外的机要秘书，最是信任亲密。汉元年，刘邦军攻入关中灭秦，刘交被封为文信侯。英布造反，领军攻击荆国。刘交闻讯，举国动员，征调楚军，在楚国南部的徐县（今安徽泗县北）和僮县一带（今安徽泗县和江苏睢宁）集结布防。刘交将部队一分为三，各自驻守一地，构成可以互相支援的犄角之势，力图阻止英布军的快速推进。有参谋劝谏刘交说：“英布勇谋善战，将士们都畏惧他。兵法上说，在本土作战，士兵们容易逃散。如果将部队一分为三，一军战败，另外两军就会逃走。”刘交不听。果然，英布集中兵力，击溃三支楚军的一支，其余两支楚军，闻讯散逃，楚军大败。英布大败楚王刘交的时候，刘邦亲自统领的汉军主力，已经进入楚国的蕲县（今安徽宿州南）地区。汉军远道而来，刘邦记取了张良的意见，并不急于主动出击，在蕲县西南的会甄乡庸邑停军止步，修筑壁垒屯守，等待英布军的进攻。果然，英布军乘胜西进，迅速抵达会甄乡，在庸邑的汉军壁垒之下摆开军阵，要与汉军决战。刘邦登上壁垒的高处，望见英布军兵精马壮，阵列严整，宛若当年项羽的军队。英布军的如此阵势，唤起刘邦与项羽多年苦斗的回忆，厌恨恶心，忍不住高声喊道：“英布，我刘邦也待你不薄，何苦要造反。”已经豁出去的英布，高声答道：“老子也想当皇帝”，干脆利落。刘邦愤怒异常，与英布遥相对骂，宛若当年在荥阳，与项羽隔广武涧对骂一般。不过，怒归怒，骂归骂，刘邦是能忍善谋的人，他始终没有忘记张良的话，不与楚人争锋。一直等到齐王刘肥与齐相曹参统领的十二万齐军主力抵达后，方才下令对英布军展开总攻击。庸邑壁垒之下，刘邦亲自指挥汉军郦商部队从正面攻击英布，曹参所统领的齐军从东北方向出击，灌婴所统领的快速部队从西北方向包抄，在优势汉军的合围攻击之下，英布军被彻底击溃。庸邑战败的英布，从此一蹶不振，率领残部逃亡，先渡淮河，后渡长江，最终死于鄱阳县兹乡，又是一段英雄覆灭的历史，已是后话了。

世上没有捷径走崇祯皇帝上台时，官场早已贪污腐败成风，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清廉，崇祯希望整顿官场，一边严厉打击贪污受贿行为，一边以身作则，自己勤俭节约，穿带补丁的衣裳。户部给事中韩一良看着这一切，敏锐地感觉到，这个时候如果向皇帝靠近，一定会升官发财，前途无量。而向皇帝靠近的最好方法，就是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一起反腐。但是，反腐这件事，实在太得罪人了，几乎是和所有官员作对，搞不好，自己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这么好的机会，韩一良又不愿意白白放过，怎么办呢？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既不得罪人，又能赢得皇帝好感的方法。韩一良开始写奏折，在奏折里，他把许多官场潜规则说给皇帝听，比如买官卖官，所有职位都有明码标价，只要出得起钱，就能当官。并说自己看到很多官员如何疯狂贪污，为了增加可信度，还拿自己做了例子，说自己不爱钱，但依然有人送，推都推不掉。这封奏折激情满怀，充满了正义感，所说事情更是触目惊心，崇祯看得热泪盈眶，拍案而起，这么有正义感的人，不提拔他提拔谁？于是，凭借一封奏折，韩一良连升数级，一下子升为右佥都御史，别人奋斗好多年都得不到的职位，他一下子就捞到了。皇帝任用韩一良，当然对他抱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力挽狂澜，把贪污腐败之风彻底刹住。皇帝想，既然韩一良写了这么精彩的奏折，对各个官员的贪污行为肯定是了如指掌，只要他一一点出名来，朝廷一个个查办，不怕不能震慑群臣。可是，当皇帝问贪污的人名时，韩一良傻眼了，这种事儿，没有证据不能乱说的，而他偏偏就没有证据，那奏折，本来就是他添油加醋乱写的。皇帝很失望，奏折写得义愤填膺，原来没有深入调查呀，这个韩一良，也是个胆小鬼嘛。但皇帝不死心，好，你说不出贪污的人朕不计较，但你说有人送你银子，你推都推不掉，是谁送你的银子，这个你总知道吧？皇帝这么一问，韩一良顿时汗如雨下，这个事情，就算有也不能乱说啊，不然，自己不也成贪污者了？面对皇帝的逼问，他只能闪烁其辞，唯唯诺诺。崇祯彻底失望了，这个韩一良，朕如此信任他，把他送上御史的高位，想不到，居然如此没种，连行贿者的名字都不敢说出来，指望他反腐，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看来，他那封奏折，完全就是沽名钓誉。崇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刚升官的韩一良不但丢了御史的官位，连之前给事中的官位也一起被免了，从此远离京城，回家种地去了。韩一良后悔莫及，本来想走个捷径快速升官，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彻底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这世上没有捷径可走，每一条成功的路，都是要付出努力和汗水，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走过去的。

每日水十贴完成，收工

小吏关乎天下兴亡读《明史》，有两件事颇可注意，李自成年幼牧羊，后来“充银川驿卒，善骑射，斗狠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死地，脱去为屠”。张献忠是军人，因为犯法当处死，但是“主将陈洪范奇其相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乃逃去”。这两人的逃逸都是因为基层官员处置不当。分析明朝败亡的文字太多了，孟森先生简要写过“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认为“至崇祯朝遂以亡明，盖由外困于建州，内民生日蹙故耳”。他也谈到明代军事制度的失败导致国家无力应对内乱外患。不过一些日本和欧美学者还注意到明代特有的“广泛的社会不安与混乱”：因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各阶层的身份认同遭到破坏，“反叛精神在社会中的那种喧嚣和弥漫”成为晚明特异的现象。或者我们可以说，社会比较快速向前进步发展带来的激荡和错位，处理不好也是不安定因素。为什么一个古代帝国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往往应对失当，往往把国家和社会带入危机？由秦汉到明清，帝国权力和社会控制被刻意地被设计为由上到下的纵向结构，帝王一直在刻意地弱化地方和基层社会的横向结构，以致村庄、乡镇和州县的自助和自保能力疲软无力。一旦盗贼兴起内部，外敌蜂拥而至，基层社会只能溃散解体，顿成一盘散沙。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传统的影响，这种帝国纵向的权威结构在中世纪欧洲也是法学家和神学家认同的模式，因此他们中间许多人倾向于把安定秩序与王权的成长联系在一起，提出延续至今的中世纪欧洲政治史的基本叙述范式。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等人后来强调的，中世纪的行会、市民和城市所建立的地方社团在认可甚至大力支持王权的同时，又通过团体成员之间横向的契约关系，形成了自己坚固的自助和自保能力，最终巩固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凝聚力。其实恩格斯早在1884年就已经注意到，即便是中世纪欧洲的农民也借助古老的公社传统，拥有“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过度倚重由上到下的纵向权力配置和弱化地方社会结构，导致古代国家统治疲软，抵御外敌乏力。其中一个关键的方面就是在权力结构的末梢，对大量底层官吏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他们待遇偏低，才华有限，往往有不得重用的酸楚感，却掌握着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权力，时常不作为，或者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小吏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故事遍布二十四史，《新唐书》中有这样的故事：主管选官的李至远讨厌手下小吏接受贿赂和做小动作，对他们严加管束，但是仍然有小吏把落选的王忠改名“士忠”写进获选名单，以便之后再添加一笔，改回原名。幸亏李至远记性好，知道参加选调的三万官员里没有姓士的。小吏的狡黠、无底线和作恶能量由此可见一斑。王竞前几年导演了影片《大明劫》，写明朝大将孙传庭与李自成作战失败的事。《明史》记载说，孙没有得到地方士绅和百姓主动和有力的配合。电影里有一个情节：孙因为作战紧急，亲自调查当地仓库里的粮食。仓官把泥土当作谷物填入口袋冒充，虚报说粮食储备充足，被孙发现后处死。正史的记载偏重帝王将相，忽略对底层官吏情况的描写。不过我们还是能由很多官员列传里看出一些情况。明末名臣祁彪佳有《陈民间十四大苦疏》，说到对百姓的各种盘剥压榨，其中多半是基层社会溃败崩溃、各级小吏恣意妄为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大明劫》里面管理粮仓的这位小官，他在国难当头时的麻木和大胆，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禁中已无逍遥城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二十三日，明王朝发生了一件左右帝国命运的大事——永乐皇帝颁诏迁都北京。北京作为明朝新都，历经十四年营造，建成“高敞壮丽”的宫殿建筑八千三百五十间，主要集中在紫禁城中。时至今日，随着王朝更迭与时代变迁，这些宫殿或经重修改建，或已泯于尘土，大多不再是初建时的模样。“逍遥城”就是这样一组宫殿，虽然如今已难觅踪迹，但这里居住过一位藩王，发生过一起惨案，记录着一桩动人心魄的明宫往事。勉之，世子多疾早在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第四子、二十一岁的燕王朱棣奉命就藩北平。同年年底，燕王第二子朱高煦诞生。与长自己两岁的跛足兄长（即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炽）不同，这位生于北国的王子，自幼身体健硕、性情凶顽。建文元年(1399)，适逢明太祖周年忌日，燕王命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三兄弟返回南京祭拜。魏国公徐辉祖见到朱高煦后，觉得他骁勇彪悍且为人叛逆，于是力谏建文帝将其扣留在南京，以免日后反叛。但因其他官员求情，加之建文帝优柔寡断，最终未能采取行动。朱高煦得知此事后，盗取了徐辉祖的良马，携兄弟一同逃离南京。路上还对百姓和驿站官吏大开杀戒。他的行径也加剧了朝廷对燕王的责难，“靖难之役”随之而来。在为期三年的战争中，燕王虽在初期大胜，但由于势单力孤，战争逐渐陷入胶着。关键的“浦子口之战”，燕王军队再度被南军击败，这时朱高煦率领蒙古骑兵杀到，朱棣大喜，拍着儿子的后背说：“勉之，世子多疾！”世子是指燕王长子朱高炽，世子身份标志着有资格继承藩王爵位，如果靖难之役能够成功，继承帝位便指日可待了。世子体弱多病，那么储君的位子不就轮到我朱高煦了吗？听着父王带有暗示的勉励，朱高煦精神焕发，愈战愈勇，将南军击退。甚么吉祥好勾当刚刚结束了叔侄间的明争，继之而起的是兄弟间的暗斗。出于对储位的向往，朱高煦摩拳擦掌、急不可耐。而朱棣却征询身边朝臣，反复衡量利弊，加之对朱高炽之子朱瞻基的喜爱，最终于永乐二年(1404)将朱高炽立为太子，朱瞻基立为太孙，同时封朱高煦为汉王，令其去遥远的云南就藩。对朱高煦来说，储位的争夺远未结束，想扳倒太子还可以从长计议。对于就藩云南一事，朱高煦质问朱棣道：“我何罪，斥我万里！”朱棣自觉理亏，便不强求，任由朱高煦留在南京。在南京的日子，朱高煦增设了自己的护卫部队，同时常以唐太宗自比，夺嫡之心昭然若揭。永乐十三年(1415)，朱棣将他改封到山东青州，朱高煦又质问道：“我何罪，处我瘠土！”此后依旧留在南京，并私募了一支三千人的队伍，且在服饰器用上僭越妄为，不知收敛。兵马指挥徐野驴想捉其治罪，却被他手持铁瓜锤锤杀。朱棣知情后大怒，下令将朱高煦幽禁起来，准备将其废为庶人，幸得太子涕泣求情，朱高煦才被放出，发往山东乐安就藩。随着宣宗朱瞻基即位，觊觎储位二十余年的朱高煦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想效法朱棣，通过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宣德元年(1426)八月，朱高煦发动叛乱。早有准备的宣宗御驾亲征，仅二十一天便兵临乐安城下。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军围城，朱高煦无计可施，只得出城请降，叛乱随即平定。捕获朱高煦后，宣宗并未采纳群臣将其正法的意见，而是命御史于谦当面痛责其罪状。于谦厉声直言、侃然正色，令朱高煦颤栗伏地，顿首认罪。此后朱高煦的下落颇具传奇，但未见正史、档案记载，而是由一位名叫陆容的官员最早记录在《菽园杂记》这部笔记中。陆容曾在吏部、兵部等枢机部门任职，能接触朝中机要。他从宦官口中得知，朱高煦被押回北京紫禁城，幽禁在一处名为“逍遥城”的宫殿中。朱高煦被幽禁三年后，一日宣宗心血来潮，想去看望这位叔父，于是信步逍遥城中。叔侄相视良久，正在百感交集之际，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足，将侄子绊倒在地。宣宗大怒，命人抬来一只三百斤重的铜缸，将叔叔罩在缸下。没想到，力能扛鼎的朱高煦竟将铜缸顶起四处走动。宣宗于是命人在缸外积炭，须臾间炭火炽烈，铜缸熔化，里面的朱高煦落了个尸骨无存。此后，逍遥城作为不祥之地，鲜再被人提起。二百年后的天启年间，紫禁城内大兴土木，重修宫殿，有官员向把持朝政的魏忠贤提议要修缮逍遥城，魏氏却不以为然道：“这是国家甚么吉祥好勾当？存之何为！”于是将此处夷为平地。更有后人知警也时间回到永乐时期，尚未兵戎相见的朱氏子孙曾一同前往朱元璋的孝陵拜谒。朱高炽体型肥硕且跛足，由两人搀扶行走还常常失足。朱高煦站在他身后冷嘲热讽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走在后面的朱瞻基闻言，立刻回敬道：“更有后人知警也！”颇有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味。朱高煦回过头，看到侄子眼中英气逼人，心中一寒，脸上陡然变色。然而，朱高煦并未因此而“知警”，这才引出了逍遥城中的惨剧。同室操戈、祸起萧墙的典故不绝于史，令人闻之唏嘘，但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却鲜有人能引以为鉴。正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有明一代，藩王反叛层出不穷。直到南明时期，面对农民战争与清朝入侵的遍地烽火，各路藩王相继自立。据统计，其中称帝或称监国者十人，虽无名号但成立政权者六十余人。他们相互掣肘，相互攻伐，使明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不过，明朝藩王叛乱的事例却为后继的清朝政府所“知警”。清朝本着“诸王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的原则，藩王封王但不列土，全部王府皆建于京城，这样就使藩王既无土地、军队，又时刻处于监控之下。清朝入关二百六十八年，未曾有同姓藩王叛乱发生。

规矩是怎样变软的

明朝灭亡前，皇亲国戚一毛不拔

明朝风纪官的堕落历朝都有风纪监察部门，明代也不例外。明代不仅有，而且还是人数最多、权力最大的。明代纪检干部可以约束皇帝，甚至把皇帝搞得都没脾气。但奇怪的是，明代却成了贪腐最严重的朝代之一。尤其是明代的中后期，腐败形势更为严峻，朱元璋的“剥皮实草”治贪酷刑早已被人遗忘，强大的纪检干部也被拉下水，逐渐蜕变成为“小官巨腐”。朱元璋辛苦设计的反腐监察队伍堕落得连内裤都不剩，这种溃烂估计都会把朱元璋从坟墓里气得活过来。明代的纪检干部，可统称为“言官”，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言官权力不小，但级别很低，一般都是七品芝麻官。别看官小，却可以参议军国大事，就是连皇帝的圣旨都可以驳回，因此谁也不敢得罪言官。言官还掌握着各级官吏的政绩考核与仕途升降，所以言官也成为了人们巴结讨好甚至贿赂的对象。正如朱元璋的开明与明代后期皇帝的昏庸一样，言官伴随皇帝的变化而变化，基本与朝代的衰败周期是一样的。皇帝由开明到昏庸，言官由清廉到腐败，可谓一脉相承。言官虽有很大的独立性，但毕竟皇权至上，为皇权服务的言官自然无法摆脱皇权的影响。可以说，言官堕落的首要责任也是最大原因，便是皇帝的堕落。背靠大树好乘凉，没有皇帝可依靠，本来就得罪人的言官自然成为了打击、腐蚀的对象。适者生存，言官不堕落都难，否则几乎是死路一条。言官进言被打板子先看看明朝初期的言官。此时的言官是一个很有风骨的群体，也是让家人备感自豪、让社会非常尊崇的职业。此时朝廷对言官的要求也是最苛刻的，如忠君爱国、清正廉明，重惜名节、晓知治体，能言善辩、学识渊博，体貌端庄、年富力强。当然，还要有地方工作经验，不懂国情、民情，没有地方治理经验肯定是没戏的。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有节气，敢得罪人。只会和稀泥的人绝对干不了这个，而且别人也瞧不起你。言官中的谏官，要敢于对皇帝说不，当时这叫“批龙鳞”。御史周观政就很善于观政，一日，他正在奉天门值守，忽见太监带一个乐女进宫。周观政立即阻止，太监说，这是皇帝命令。周观政说，那不行，我得找皇上亲自问问。太监一人悻悻进宫。稍后，朱元璋出来向周观政解释，对周的行为表示点赞。后边的皇帝越来越没出息，给皇帝提意见自然就会大打折扣。淫乱的明武宗弄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给事中周玺劝告说：“陛下自即位以来，鹰犬之好，酒色游览，一天比一天厉害，长此以往必将损身害国。”武宗对谏官的忠告置之不理，而且变本加厉。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要去张家口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巡关御史张钦立即阻拦，并下令关闭居庸关，禁止皇帝出游。谁知，武宗也有招数，趁张钦疏忽之际，还是溜出了关。如果只是不听谏官的话，这还算是好的，后来发展到直接将谏官廷杖、下狱。还是那个武宗，在两年后，又想去江南巡游，众言官下跪进谏，极力阻止。武宗大怒，心想我出游不成你们也别想好受，将146人全部打屁股，当场打死11人、下狱39人、发配10人。可以想见，被打言官的哀号如何响彻大殿，以及血肉模糊的尸体会给其他谏官带来何种心理刺激。最大的转折莫过于嘉靖三年（1524年），231名言官跪谏，劝阻世宗为父亲缓上尊号，结果非但没有阻止成功，群臣又遭一顿痛打。当场打死18人，逮捕142人，11人被戍边。权力无法关进笼子，让谏官的心拔凉拔凉的，老伤感了。从此再无风骨可言嘉靖一朝后，言官几乎再无风骨可言，官场也随之越发堕落。明人陈邦彦所言：“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获知吏部任命，派到肥缺就额手相庆，发落穷差便形影相吊。”此时的言官大都随波逐流，个别看不清形势的言官，定是死路一条。如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就因多次举报大臣送礼行贿，被魏忠贤逮捕处死。或许很多言官已经心灰意冷，或许是权力膨胀，他们选择了与大家同流合污。迅速蜕变的言官滥用职权、贪赃枉法比比皆是。过去士大夫的羞耻早被抛到九霄云外。皇帝与宦官的权力还没有关进笼子里，言官的权力又跑了出来，此时的七品芝麻小官将权势发挥到了极致。御史巡视地方，地方官员下跪迎接，谄媚相迎，接待奢华铺张，以致荒废政事。嘉靖年间，有直隶巡按御史季新芳到治下广平县，因放铳受惊吓，鞭打县令，诬告知府。御史欲逮捕知府，知府不服，双方各调集军队要干仗，幸亏上级干预及时才没捅出篓子。滥用权力可能还只是个别现象，但大肆行贿索贿从嘉靖后期已是普遍行为。好笑的是，很多御史的腐败都是在巡按地方时被有意无意发现的。有的是让当地知县看不惯，被搜出金银无数；有的是半路丢了行李，查获后发现都是金银珠宝；有的还喜欢写日记，记载自己受贿“不下数万”；有的是“侵匿盐银千余两”。更离奇的是，右佥都御史殷正茂巡按广西，被发现“岁受属吏金万计”，被检举到首辅高拱耳朵里，高拱很轻松就给袒护过去了。他说，贪污多少都没关系，只要能办事就行。有一组数字非常能说明问题，据统计，明代出了125名清官，从嘉靖到崇祯的100多年间，真正清正廉洁的官吏仅有5人；其余120人都出在以前的150年间。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包括言官，但由此可以推算出，言官的贪腐比例也基本如此，其堕落程度可想而知。明代中后期言官集体堕落，无疑是体制性问题，通俗地说，便是各种权力都没有关进笼子里。首先是皇权，皇帝听话时受约束，不听话时则会惩罚言官。另外，因为皇帝的昏庸而导致宦官专权。宦官专权甚至僭越皇权，必然打击言官，这对言官来说也是致命的。在整个腐败生态链上，言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根本无法出淤泥而不染。何况，后期的言官权力也跑出了笼子，那便是更不可控。没有追求的言官不算是真的纪检干部，但那些蒙冤而死的纪检干部或许会从心底发出声嘶力竭地呐喊：不依法治国真的会死啊！

敢于向愚昧挑战的盛唐名相姚崇姚崇，唐朝陈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生于650年，为历任唐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著名宰相，对唐玄宗李隆基创立盛唐“开元之治”有着重大贡献。尤为可贵的是，姚崇以朴素的唯物论，敢于同当时奉为神明的“天人感应”学说施以抵制、挑战。 716年，唐玄宗治下的河北、山东地区闹蝗灾，百姓却不敢捕杀蝗虫，反倒祈祷跪拜上天显神灵免除灾难。姚崇则当即指派官员去灾区主持捕杀蝗虫，遭到了朝中权官卢怀慎的反对，声言：“人力怎能制住天灾，多杀蝗虫定然伤害老天和气，使不得。”姚崇力挺反驳说：“蝗虫把禾苗吃光了，老百姓怎么生活，杀虫救人，有祸我独自担当。”于是灾区群众奋起捕杀蝗虫，终于在“人定胜天”中杀灭蝗虫保收成。过了几年，唐玄宗李隆基下诏要东巡洛阳，未出行即突发了长安京城太庙坍塌事件，大臣则纷纷上奏说：“此乃上天暗示皇上不宜东巡。”姚崇则挺身反驳说：“这座太庙本是三百多年以前，氐族前秦国王苻坚所建的老庙宇，唐朝开国仅是稍加维修，而今庙宇房梁或檩条早已朽坏了，随时都可能坍塌，只不过与皇上要东巡巧合罢了。皇上东巡是国家大事，诏令已下达，绝不可轻易更改。”结果是唐玄宗东巡很顺利完满，以事实批驳了“上天示警”的胡言。一向敢于向愚昧或迷信挑战的盛唐名相姚崇，临终前郑重地嘱告他的子孙们，“我死后一定要节俭薄葬”。他解释说：“死人是没有知觉的，同粪土一样，耗费金钱厚葬何用。你们更不要认为厚葬就是尽孝道了，反倒会引来盗墓人贪财掘坟，致尸骸暴露野外，招惹祸患。”进而又郑重告诫他的子孙：“我死后，也不要为我做佛事，要知道死是一种正常规律，谁都免不了。活着为国家多做好事，这就是佛理，尽孝道了。” 721年，姚崇病故，他的子孙遵嘱照办薄葬，终使72岁高寿的大唐一代名相姚崇，在青史上再增添了一笔美闻美事。

李善长的悲剧后人在分析明朝开国功勋李善长不得善终的原因时，曾得出几种原因，但笔者认为李善长最后被杀，主要原因是与朱元璋走得太近了—— 李善长，字百室，定远（今属安徽）人。少年读书有智谋。元末迎谒朱元璋，拜右相国。洪武初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四年致仕。十年复命与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二十三年，胡惟庸案事发被追问，一门七十余人被杀。李善长投奔朱元璋之后，因善于调护诸将，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故一直得到朱元璋重用。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其为参议，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他裁决。后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李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升任行省参知政事。朱元璋当了皇上后，作为“大总管”的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可以说，他为明朝的建立、朱元璋的登基立下汗马功劳。此时此刻，李善长的身份极其尊贵：既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还是朱元璋的亲家翁。特别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说李善长虽然没有战场上的军功，但“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乃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除了这些，朱元璋更赐给李善长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长本人凭此铁券，可以赦免两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当时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朱元璋颁发的“嘉奖令”上，李善长被比作汉代的萧何，其风光在洪武功臣中独一无二。然而，就是这样拥有三重保护（位极人臣、皇亲国戚、免死金牌）的李善长，在不久后发生的胡惟庸案里，因一句话被定为某反罪。原来，胡惟庸在朝时，曾想拉李善长下水，先是托人说服，李善长不从；再自己亲自说服，李善长依旧不允；胡又拉李善长的弟弟劝说李善长，李善长无奈说了一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因为这句话朱元璋由此定下他的谋反罪。而皇帝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也成了一张废纸、一块废铁…… 由此看来，只要威胁到皇帝地位的稳固，挑战到帝王绝对权威，拥有再大的功劳都无济于事。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深谙朱皇帝的脾气，深知朱老大的一切，彼此的距离（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近是近了，却无所防范、无所顾忌。作为臣子的李善长有意无意之间说了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因此犯下不注意小节、不顾及小事的毛病，高居帝位的朱元璋焉能没有察觉或心存反感？这等小事很可能成为反目成仇的导火索。人们大多都有这样的经验教训，往往伤害自己最深的最痛的，不是明处的敌人，而是身边极亲极近的亲人或好友。笔者以为，朱元璋未必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后来他一旦获知李善长谋反（是真是假估且不说），肯定深恶痛绝，顿起杀心，所以会毫不客气地“大义灭亲”…… 我们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善长之所以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只是因为他离朱元璋太近了，似有“功高震主”之嫌。

从经济学视角考察明朝中后期宦官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在秦朝，被劫了怎么办想想这样的情况： A.你是一名秦朝女性，没招谁没惹谁，突然就有歹徒跳出来要把你拖走劫色，你怎么办？ B.你是一名秦朝男性，没招谁没惹谁，突然听到女人的凄厉求救，你匆忙跑出去，发现一名歹徒正要把一位女性拖走，你怎么办？ C.你是一名秦朝男性，没招谁没惹谁，突然就有歹徒跳出来要把你拖走，你怎么办？如果是A和C，你当然要大声呼救；如果是B，你必须站出来制止歹徒。《岳麓秦简》就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受害人是一位离异女性，不久前被丈夫“得之”抛弃，但一天傍晚，他却来骚扰前妻。受害人为了稳住他，只得假意说怕在外面被人看见，还是回自家的好。“得之”同意了她的要求，走到家门口，受害人大声呼救，她的一位邻居听到后立刻跳出来救援，“得之”慌忙逃窜；此后在另一位邻居的鼓励下，受害人又将前夫告到了官府。“得之”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被判为“隶臣”。不要以为两位邻居的举动是稀罕事，假如你穿越到秦朝，也必须像他们那样。这看起来要求严苛的规定，记载在《法律答问》中：“有贼杀伤人冲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距离百步以内的路人不加以救援，应罚两套铠甲。）另外，秦朝法律还用各种手段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奖励。同样是《法律答问》规定，如果你能抓获逃亡的盗贼，就可以依法得到他身上携带的钱财（“捕亡，亡人操钱，捕得取钱”）；捕获逃亡的、受过“完”刑（剃掉鬓角）的城旦，可以得到二“金”的奖励。这是当时的一种计算单位，理论上一“金”足以保证你十几年都吃喝不愁。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民众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保持着多么高涨的举报热情了。《睡虎地秦简》中的《封诊式》是一部案例汇编，这里面相当一部分案件都来自百姓们的举报，验证着秦朝那遍地“朝阳群众”的现实：某里的两名士伍发现一名男子私铸秦半两，另一名男子帮他打下手，于是主动把他俩抓获，带着110个私铸的钱外加两套模具来报官；某位军官的属下参加攻打邢丘城的战斗后，在回营地的路上看到一名士兵用剑砍伤另一名士兵，试图抢夺他的首级，于是将行凶者捕获，押送他来报官；最绝的是这桩案子：一个小偷偷了牛之后逃亡了，路上发现另一名杀人犯藏身在市庸里，不知是不是良心发现，小偷抓捕了杀人犯，押送他去官府，连带自首。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美德。”下次再看到这类说法，请你一定要反驳：在秦朝，见义勇为不是美德，真的不是。它是一种法律义务。

武则天最后为什么把江山还给了李家?

唐朝宰相的权力有多大在中国历史上，唐代宰相制度深受后人推崇。唐之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若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机务等名就是名副其实的宰相。唐宰相制度较之两汉有很大发展，较之南北朝更完善成熟。高祖之世，是唐宰相制度形成阶段，宰相风采已显端倪；太宗至天宝之初是完善阶段。那么，唐朝宰相都有什么样的权力？废立太子和皇后须经宰相同意废立太子、皇后，看似皇帝个人私事，但在唐朝都要征得宰相同意，方能获准。永徽五年（654年），高宗欲废皇后立武昭仪（就是日后的女皇武则天），就和武昭仪到宰相、太尉长孙无忌家“走门子”，又是欢饮，又是封赏他的三个儿子为大官，还送了十车金宝缯锦的重礼。高宗百般讽喻，长孙无忌就是不搭茬，高宗碰了个钉子扫兴而去。武昭仪又让她母亲杨氏到长孙府，多次请求，无忌始终不答应。礼部尚书许敬宗也数劝无忌，竟然遭到声色俱厉的批评。迂回之术失利，皇帝不得已，为了废立皇后的事只能和宰相短兵相接了。第二年——永徽六年（655年），高宗召开“宰相会议”旧事重提。褚遂良仍然坚持不能废黜皇后，以致皇帝恼羞成怒地散会。第二天高宗又继续此议题。褚遂良对皇帝说：“陛下一定要换皇后，请从名门望族选后，为什么非武氏不可！”并且当众揭了武氏 “经事先帝”的老底，说罢放下笏板，叩头流血说：“把这官职还给你，放我回家种地。”高宗大怒。躲在帘幕中的武昭仪怒不可遏地大喊：“干吗不扑杀这**！”长孙无忌对皇帝说：“遂良是太宗的顾命大臣，即使有罪也不可用刑！”在场的官员吓得不敢出声。可见，皇帝想让宰相支持他的不合理的动议根本不可能。皇帝诏令不经宰相即为非法诏令是由中书省根据皇帝旨意起草，草拟的官员如果认为不妥，有权拒绝起草。诏令起草出来，要经过门下省核准，如果认为不妥，就可以退回中书省。只有通过审核，才可以送到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接到经门下省审核的诏令，如果发现不妥，也有权拒绝执行。皇帝旨意要以书面形式下发，看似皇帝金口玉言的书面化，其实并非那么简单。皇帝任命官员必须经宰相批准在唐朝，任命官员一直是经尚书省有关部门初拟，报中书、门下两省宰相审核，报由皇帝 “进画”（批准），再经宰相下达到具体的工作部门。这个制度一直严格执行，到唐中宗时却出现例外。他不经两省宰相径自封官，身为皇帝也自觉为难，不敢用装诏书的正规封袋，也不敢照常式封发，只能改用斜封，所书“敕”不敢用朱笔，改用墨笔，史称“斜封墨敕”；所封之官也被讥为 “斜封官”。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先后揭发“斜封官”一千四百多人，闹得这位破坏制度的皇帝狼狈不堪。景云元年（710年），刚登基的睿宗皇帝批准了宰相姚崇、宋璟等关于全部撤销前朝“斜封官”的奏议，中宗时代的“斜封官”终被悉数罢黜，宰相制度得到进一步坚持。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春，户部长官职位出现空缺，正巧碰上京兆尹韦澳给皇帝奏事，皇帝觉得这个人合适，就想让韦澳接任户部长官。面对提升到户部长官这样的肥缺，韦澳却坚辞不受，让宣宗大为不快。后来，韦澳说明原因：“皇帝不和宰辅商议，私自想重用我，别人肯定会说我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得到提升的，那我怎么能替自己辩解啊！”可见，在唐朝宰相在任命官员过程中具有的重要作用是得到普遍认同和支持的。皇帝继承帝位的合法性须得宰相认可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刚刚登基的武宗皇帝准备发布登基册牒，这种诏书上按惯例要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宰相）联名签署才算合法有效。武宗继位颇具传奇色彩。开成五年（840年）文宗晏驾，太子年幼，大宦官另选择皇位继承人，本来要想迎立年长的安王。迎驾的宦官按照宫中定策“迎大者”，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把颖王立为“皇太弟”继承了皇位，这就是武宗。宰相们也因此对武宗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当朝宰相之一的谏议大夫裴夷直看着武宗皇帝的登基册牒就是不肯签名。虽然《资治通鉴》取《武宗实录》把这事巧妙地记载为 “漏名”（忘记签名），但可以想象这么重要的公文作为当朝宰相怎么会“忘记”。对此，《新唐书·裴夷直传》是如此记录的：“视册牒不肯署。”武宗皇帝终无计可施，只好找别的借口把裴夷直贬为杭州刺史以解胸中不满。由此可见，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视宰相签署册牒的重要性的；同时宰相也十分珍视自己的署名权。因为，他们双方都知道，这关系到皇帝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据《资治通鉴》记载：“故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同署名。”可见这也是一项制度。延续289年的大唐王朝，前期之所以能够开创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中期“安史之乱”之后，之所以能够唐室光复再造；后期，虽然出现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但依然能够做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关键都是当朝的宰相制度。无论国力鼎盛，还是国势衰微，无论明君在上，还是昏主乱政，只要宰相的职权能够行使，就能维持国家政治的运行。就连岌岌可危的晚唐时的宰相郑畋都感慨万端地说：“国祚安危，在我辈三四人画度。”可见，唐朝宰相在整个王朝中的中枢作用。

唐朝为何多实干家

“原来”起初是“元来” “原来”这个词在明朝之前是不存在的。那时通用的是“元来”。“元”是起初、开始、本来的意思。改动是朱元璋猜忌的结果。朱元璋看到“元来”心神不安，“元来”不但冲撞了其名，还暗含他灭掉的元朝回来之意，这不是元朝要复辟吗？于是他决心要消灭这不祥之词，但这是常用词，即使现在消灭了，过去的重要文献书籍中还大量存在。一位聪明的大臣看透了朱的心思，便建议将“元”改为“原”。朱元璋听了大喜，随即诏令“原来”通行天下。 “元来”从此绝迹。本来当是“元始社会”的也成了“原始社会”。

明朝“低俸制”的真相明朝出了许多海瑞那样的“穷官”，反映出官员薪俸水平较低，是执政者有意为之还是客观条件所限？同时，有人认为“低俸制”可以促进官员的廉洁自律，产生更多的清官，这样的说法是否成立呢？标准不低古代官员的“工资”一般称俸禄，包括“俸”与“禄”两部分。关于二者的区别，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指出：“‘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有食物配给。”一般说来，“俸”主要以货币形式发放，“禄”发放的形式主要是实物，除粮食外，还有绢、布、炭等日用品，甚至还有花椒、盐、柴火等。各代的薪俸标准有很大差别。在人们印象中，唐朝、宋朝标准较高，而汉朝和明朝较低，尤其是明朝，薪俸低到了让官员们无法正常生活的程度。不仅一些级别较低的基层官员如此，就连一些高级官员也一样，如官居正二品的海瑞，相当于现在的正部级，平时生活得很清贫，母亲过生日买了2斤肉都成为同僚间谈论的新闻，其死后的全部遗产装在一只破竹笼里，包括8两银子和几件旧衣服。翻开《明史》，多次出现尚书级别的高官“卒之日，贫不能殓”“卒之日，家无余财”的记载。朱元璋分别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十三年（1380 年）和洪武二十年（1387年）三次为官员“定薪”，将官员分成九品，每品又分为“正”和“从”两档，从最高的正一品到最低的从九品形成18档“工资体系”，朱元璋命人将其刻在石头上，不仅昭示天下、统一执行，还将其作为后代的“永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这次“工资改革”，在标准上较之前有所降低，并且取消了俸钞，官员的收入主要以禄米的形式发放，其中品级最高的正一品每年可领禄米1044石，品级最低的从九品每年可领禄米60石。据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明朝的1石约合76.5公斤，当时一个普通***常基本所需，包括食物等其他杂费在内，每月折合1石米就够了。正一品官员每月可领禄米87石，也就是可以养活87个人，从九品每月可领禄米5石，也可以养活5个人。 “折色”缩水官居正二品的海瑞每月可以领取禄米62石，能同时养活62个人，日子过得却那么苦，是故意装清廉还是不会过日子呢？其实都不是，问题出在“折色”上。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朝廷颁布诏令，将各级官员禄米中的一部分折成银钞发放，官员品级不同，发放米和银钞的比例也不一样，如一二品官员禄米占40%，银钞占60%；七八品官员禄米占80%，银钞占20%。总的来说，品级越高薪俸中的银钞占比越高，这是因为品级低的官员所领取的禄米本来就不多，如果银钞折占的比例太高，实际能领到手里的禄米就太少了。这种“米钞兼支”的办法就是“折色”，之后其具体政策还在不断发生变化，折合的物品、折合的比例都在不断调整，总的趋势是禄米越领越少，银钞以及其他实物越领越多，尤其是朝廷迁往北京后，受漕运能力的限制，禄米的占比大幅度减少。据万历时期的《大明会典》，当时正一品官员每年可领取的1044石禄米已被折合为以下内容：禄米12石，银215两5钱1分2厘，宝钞7128贯。

凌驾锦衣卫之上的西厂明朝成化年间，西厂总督太监汪直得到皇帝的宠信，横行无忌，官员一提到他的名字则谈虎色变。汪直的原籍在广西浔州大藤峡，当地山高水深，形势险要，成化初年发生叛乱。朝廷派军队平定大藤峡叛乱后，年幼的汪直被带进宫中，阉割后在万贵妃的昭德宫充当小内使，颇得万贵妃的欢心，因而后来被提升为掌管御马监的太监。《明史纪事本末》说他“年少黠谲”。明宪宗成化十二年，道士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对他奉若神明的太监鲍石、郑忠等人常引他入宫游玩，并登万寿山（今景山）观景。有的宫女为了能得到皇帝的临幸怀上龙胎，也请其做法。李子龙在装神弄鬼之余竟与宫女通奸，被锦衣卫拿获后和多名太监一起被枭首示众。这件事使明宪宗朱见深发现要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出现，也为了掌控外界的动态，锦衣卫和东厂的刺侦力量不足。于是在成化十三年正月，宪宗命汪直在锦衣卫的校尉中选拔一百多名善于刺探情报的能手组建特务机构，总部设在灵济宫前，称为西厂，与东厂相区别。东厂是永乐年间明成祖为了镇压建文旧臣而设立的特务机构，由司礼监太监掌管，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明清史专家孟森说它是“皇家侦探”。西厂和东厂的性质并无二致，不过因为汪直的关系，西厂的势力与影响远远凌驾于东厂之上。特务政治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发明，他为了“以重典驭臣下”，设立特务机构—检校，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检校的鹰犬无孔不入，朱元璋对各级官员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大杀功臣的“胡惟庸党案”爆发两年以后，即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设立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军事特务组织，掌管侍卫、缉捕、刑狱，所设的监狱称为“诏狱”，审判皇帝特批的人犯。明成祖朱棣把特务政治推到一个新高度，为了对付政敌，在锦衣卫之外再设东厂，然而他的四世孙朱见深则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前朝大学士杨荣的曾孙杨勰，被仇家诬告杀人，朝廷派官员前往勘察。杨勰来到北京，通过其姐夫礼部主事董序向太监韦瑛求救。韦瑛一面答应解救杨勰，并把杨勰的钱财敲诈一空；一面向汪直告密，说杨勰父子杀人畏罪潜逃，挟带巨额钱财藏匿在董序家中。汪直派侦缉人员逮捕杨勰、董序，严刑下的杨勰屈打成招，妄言钱财存放于叔父、兵部主事杨仕伟家。韦瑛连夜带领士兵闯进杨仕伟家，对杨仕伟及其妻子动用酷刑。与杨家比屋而居的翰林侍讲陈音大声责问：尔等擅自侮辱朝廷大臣，难道不畏惧国法吗？隔壁的西厂人员应声反问：尔是何人？难道不畏惧西厂？陈音厉声回答：我是翰林陈音。韦瑛赶紧把杨仕伟押走。结果，杨勰瘐死狱中，杨荣处死、抄家，杨仕伟、董序罢官。汪直乘机诬陷左右大臣都接受杨勰的贿赂，利用这桩错案博得皇帝对他的倚任。由此巴结上汪直的韦瑛则成汪直的左右手。它的直接后果，正如《明通鉴》所说：“（汪直）气焰熏灼，凡西厂逮捕朝臣，初不俟奏请。” 宪宗朱见深见汪直屡屡揭发奸贼，愈发宠幸汪直。愈发肆无忌惮的西厂屡兴大狱。《明史·汪直传》写道，上自王府下至边镇，大江南北到处都有西厂的侦缉校尉，“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情大扰。（汪）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迫辱之，权焰出东厂上。” 西厂横行五个月以后，内阁大学士商辂率领阁员联名上疏，罗列汪直十二条罪状：近日西厂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怀疑畏惧，汹汹不安。原因在于，陛下依据汪直的报告作出了决断，汪直又把手下群小作为耳目，都声称秉承皇上密旨，得以专断刑杀，擅作威福，残害忠良。自从汪直掌管西厂以来，人心疑畏，士大夫不安于位，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如果不赶快除去汪直，天下安危就很难说了。希望陛下亲自决断，革去西厂，罢免汪直。然而，看了奏疏的宪宗很不高兴地说：用一个太监，何至于危害天下！这奏疏是谁的主意？随即命司礼监太监怀恩前往内阁传达圣旨，谴责的语气十分严厉。

中国茶道断绝于明朝南宋晚期茶道随禅宗流入日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曾举办了“茶之汤——日本茶道文化精髓”特展，用大量精美的古代文物，讲述了日本茶道的历史源流。中国人最早开始喝茶的时间不可考，但喝茶习俗在西汉就已经很盛行了，到了唐代成了社会上流的普遍社交礼仪，陆羽的《茶经》就记载了完善而规范的唐代茶道。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也曾经将唐代茶道带了回去，但遣唐使因晚唐战乱中断，所以日本没有来得及引进茶树，茶道也就随之断了，而现今日本流传的茶道则源自宋代。宋人对喝茶的环境、礼仪、操作方式等都有详细的规范，而且分门别类，有宫廷茶宴、寺庙茶宴、文人茶宴等各种风雅集会。不过，宋代流行的茶道是点茶法——抹茶。所谓抹茶，就是把茶饼磨成粉末后用开水冲服。宋人非常讲究冲茶的方法，如果茶冲的不好，茶和水不会完全融合，而且茶杯上会有挂水，如果茶冲的好，茶水交融，银粟翻光，沫波汹涌，形色优美。为了欣赏银白色的茶汤，宋人非常推崇福建建阳窑出品的黑色茶盏，其中上等的有曜变、油滴、兔毫等名品。南宋晚期，大量日本僧人来宋学习禅宗，在继承了禅门法脉的同时，也把茶道和茶树一起带回了日本。这是一次关键性的文化传递，因为茶道是一门需要皇室支持的精细工艺，唐代法门寺遗址出土的茶具都是精致的金银器，宋代高级茶饼一斤要黄金二两，最贵的达到一饼四万钱，以清泉渍之，光莹如银丝，可谓是华贵之极。但是，事情到了明代起了变化，穷苦出身的朱元璋只会喝最简单的泡茶叶，奢靡而复杂的贵族化茶道的让朱元璋感到自卑，于是对茶道非常厌恶的他下诏禁止制造茶饼，全国上下都要学农民的泡茶方法。从此，风雅千年的茶道在中国断绝，只留下了日本一脉。

现实中的锦衣卫如何查自己人？锦衣卫中谁的权力最大，不是看谁的军阶最高，而是看谁掌管北镇抚司。就是指挥使，对北司的一把手都要让渡三分，毕竟后者可以直接上达天听。

柳木棺材里的崇祯今天的崇祯陵，即思陵地面上的建筑，是清兵入关之后，为了收买人心给他重修的。尽管如此，思陵也是明朝皇帝陵寝中最寒酸的一座。

猪见济

汉朝老人凭鸠杖就可享受国家福利陕西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赓哲，对古代养老话题颇有研究。在他看来，汉朝老人最幸福，原因在于汉朝重视孝道，朝廷对老人待遇优厚，而鸠杖相当于汉代的“老年证”，当时的老人可以凭鸠杖享受国家福利。汉文帝对养老问题非常重视，孤寡老人到市场上做买卖，规定免缴纳租税。酒是国家专卖品，但为了照顾孤寡老人，政府允许孤寡老人卖酒。不赡养老人者，要被处弃市之刑。汉代对老人实行“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的政策。从一些文字记载来看，汉代的养老敬老非常务实，70岁以上老人可以获赐王杖，免劳役赋税，政府定期赐粮食、酒肉、帛絮，此外还享有“入宫廷不趋”等特权。而对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赐米1石、酒5斗、肉20斤；对9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加赐帛两匹。

揭秘倭寇真相：大部分为明朝人晚明时期，倭寇横行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很多人死于倭寇的大刀之下。我们现在经常把倭寇说成是日本浪人，但真实的倭寇团体是什么样的？倭寇扰乱地方：烧杀淫掠强拉强壮男子入伙明朝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二拍”小说集中，收有以倭寇为题材的《杨八老越国奇逢》（杨八老在绍兴府的奇遇），内容是说陕西省商人杨八老，在福建省被倭寇掳去加入倭寇队伍，到日本逗留了十九年时间，在绍兴作为倭寇的一员被明朝官兵捕获，不久得以与他的两个夫人和两个儿子重逢，值得庆贺。小说描写杨八老初遇倭寇时的情状是：舟车挤压，男女奔忙。人人胆丧，尽愁海寇恁猖狂；个个心惊，只恨官兵无备御。扶幼携老，难禁两脚奔波；弃子抛妻，单为一身逃命。不辨贫穷富贵，急难中总则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处只求片地。正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小说关于倭寇还描写有如下的事实：倭寇逢着中国人，也并非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烦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赠。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硬捕来，留作奴仆使唤，剃去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给予刀枪，训练交战之法。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可领赏，平常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同倭奴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尾其后而进，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以上这些就是中国人眼中的一般倭寇形象。

杨坚出生在一个大贵族家庭。他的先世是汉太尉杨震。当时，太尉是执掌军事的官员，地位与丞相相等。杨震的九代孙杨元寿，北魏时是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司马，作为州府的属官，掌管军事。从这以后，杨氏一家就世世代代居住在武川镇。杨元寿的玄孙杨忠，在西魏、北周时，官至大将军、大司空，是统兵征战的最高武官，兼管囚徒。杨忠就是杨坚的父亲。这个显赫的家世，为杨坚的仕途奠定了基础。西魏大统七年(541)六月十三日深夜，杨坚诞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传说，当他呱呱坠地的时候，祥瑞的金光辉映着殿堂，室内洋溢着浓郁的芳香。杨坚14岁时，被负责京师地区事务的长官辟为属官，官名是功曹；15岁，被授为散骑堂侍、车骑大将军，成为随侍皇帝的高级军官；16岁，升为骠骑大将军，开始带兵征战。有一次，周太祖宇文泰看见他，曾感慨地说：“这个年轻人长相不凡，不可等闲看待。” 宇文泰死后，他的第三子宇文觉即位。不久，宇文觉被部下杀死。宇文泰长子宇文毓当了皇帝。他就是历史上的北周明帝。明帝在位期间，一方面授杨坚为右小宫伯，掌管卿大夫士有名籍子弟的任用、俸禄和奖惩，晋爵大兴郡公，以示优宠；另一方面，对杨坚又有些不放心，便派会相面的大臣赵昭暗地里观察他。过了一段时间，赵昭对明帝说：“从相面上看，杨坚成不了大事，最高只能做一个柱国。”明帝这才有些放心。继明帝之后，宇文邕当了皇帝，他就是北周武帝。武帝升杨坚为左小宫伯，进位大将军，出任随州(今湖北随州)刺史。武帝时期，宗室宇文护把持朝政，他广结私党，排斥异己，对杨坚更是非常忌恨，多次设计陷害。一次，宇文护外出打猎，满朝文武大臣随行，大队人马奔驰在长安郊外的原野上，马蹄杂沓，尘土飞扬，声势十分浩大。一时间，野狐在迅速地奔跑，狡兔在仓皇地逃命，战马在大地上飞驰。就在这紧张忙乱的时刻，宇文护乘人不备，嗖的一箭，射向了正在追赶野狐的杨坚。谁知，说时迟，那时快，在杨坚的右侧，猛然间，一匹战马腾空而起，马上一员大将手持弯弓，轻轻一拨，那支飞箭已落在地上。这拨箭的人正是大将军侯伏。宇文护陷害杨坚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此后不久，杨坚袭爵隋国公，又把长女许配给武帝的太子为妃。伴随着武帝对杨坚的日益信任，朝中一些宗室大臣却对杨坚肆意诋毁。一天，齐王宇文宪对武帝说：“杨坚相貌非常，我每次看到他，都有些不自在。看来他不是一个久居人下的人，请你早些时候把他除掉。”武帝回答说：“他只是一个将才，并不妨事。”掌管民政的内史王轨也多次对武帝讲：“杨坚貌有反相，请你早日将他去掉。”武帝则很不高兴地说：“一切都自有天命，你能把上天怎么样呢!” 建德五年(576)，奉北周武帝之命，杨坚率领三万水军，击败了北齐军队。六年(577)，他又跟随武帝出征北齐，取得胜利。不久，杨坚又联合宇文宪，在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打败北齐任城王高湝的军队。于是，杨坚进位柱国，被任命为定州(今河北定州)总管。此后，定州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定州的西门久闭不开，北齐文宣帝在位时，有人请求打开西门，以便于行路。文宣帝不许，说：“自有圣人前来打开此门。”杨坚被任命为定州总管后，西门果然不启自开了。

嬴政称帝

如果崇祯有个好爸爸崇祯和雍正都以勤奋敬业而青史留名，但人生结局迥异，原因在于崇祯多疑，而雍正不多疑。多疑的崇祯杀死了袁崇焕，这让绝大部分明朝官员都绝望了，在崇祯后期，前线将领考虑最多的不是打仗，而是如何不让崇祯疑心。雍正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他派年羹尧西征，而他的几个兄弟对皇位虎视眈眈—崇祯打辽东失败了还有翻盘的机会，雍正西征若失败就只能让出皇位了。西征起初并不顺利，有关年羹尧叛变的谣言也越传越多，但雍正顶住压力，最终西征大捷，巩固了皇位。为什么崇祯会多疑呢？这与他的家庭有关：母亲早亡，父亲终日沉醉于酒色，崇祯从懂事起就生活在魏忠贤的阴影下，家庭教育基本为零。因为从小缺乏母爱和父爱，缺乏家庭的温情，更谈不上良好的家庭教育，崇祯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多疑成了他性格的最大特点。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人，在位十几年就换了几十个首辅，比明朝之前的所有首辅都多。他没有安全感导致众多官员也没有安全感，都在考虑如何自保而不是如何让明朝更强大，这样的朝廷不灭亡才奇怪呢。而雍正早年有严父康熙的教导和母爱的温暖，良好的家庭教育造就了雍正健全的人格，他能够信任人，也因此能够成事。家庭教育对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如果崇祯有个好爸爸、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命运也许就不会这么悲剧了。

一场兵变改变明朝国运 1521年，嘉靖登基，在首辅的辅助下，他针对正德朝的弊政进行了改革，例如废弃正德的豹房、广开言路、清理庄田，一时间大明王朝有了新气象，被后世冠以“嘉靖新政”的美名。不过好日子不长，第二年一开年，朝廷便接到西北地区的加急奏报，甘肃甘州城（今属甘肃张掖）的守边士兵叛变了，巡抚许铭在此次兵变中被士兵殴死并被焚尸。这场兵变源于甘肃镇（明朝九大边镇之一）总兵李隆。李隆曾镇压农民起义，抓不到起义军，便杀无辜的百姓来充数，由此可见李隆是没什么道德下限。到甘肃镇上任后，李隆还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朝廷拨下来的军饷，囤积了大量粮食和财富，士兵们也因此生活得极为窘迫。 1521年对甘肃镇来说是个丰收年，市场米价低。甘肃为军管区域，米价主要跟着甘肃镇的需求走。新任巡抚许铭见丰年米贱，便把普通士兵的月饷降了一些，这一举措让本来就生活窘迫的士兵非常不满。而李隆早就想将囤积的粮食变现，然而士兵没钱买米，粮食就卖不出去，慢慢变质，他也很生气。李隆见到群情激昂，觉得民心可用，便鼓噪士兵去巡抚衙门请愿。要钱心切的士兵果然前往巡抚衙门请愿，但许铭不肯妥协，甚至命人将领头士兵施以杖责。士兵怒从中来，一哄而上，抓住许铭就是一顿暴打。士兵将许铭群殴致死后仍不解恨，便举火焚尸，然后烧了衙门，释放了监狱的囚犯，一时间甘州城大乱。李隆本想借士兵们给许铭施压，让许铭不要影响自己发财，没想到局势会如此失控。眼看兵变造成的混乱即将影响到自己，李隆赶紧把库银和粮食都分给士兵，作为嘉靖元年的月饷。士兵发动这场兵变就是想要有饭吃，见目的达到便息兵了。李隆又怕自己鼓噪士兵的事情被人知道，命人抓了兵变的带头人，将他们斩首示众。嘉靖接到奏报后，虽派人前去调查，但由于认为这是士兵的怨气所致，不足为惧，此案一拖再拖。李隆直到两年后才被就地正法，嘉靖也没有对士兵采取有效的安抚措施，导致士兵对朝廷的忠诚进一步降低，进而转投蒙古或农民军。这场甘州兵变虽然最终平稳地结束了，却给明朝的国运带来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甘州兵变树立了标杆，之后只要士兵觉得自己被压迫就可以动用武力反抗，哪怕朝廷命官也敢杀，朝廷的威信一落千丈。后来嘉靖朝还发生了两次大同兵变，采取的兵变手段都是以此为例的。更严重的问题是，部分兵变士兵投靠蒙古，帮蒙古军制造攻城器械、带路攻打明朝九边，使得朝廷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处理兵变事宜，逐渐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其次，它改变了明朝西北地区的局势。许铭被杀后，新巡抚对吐鲁番的态度比较强硬，反对与其通贡互市。吐鲁番一怒之下于1524年发兵攻打甘肃镇。虽然明朝最后抵抗住了进攻，但是在此次战争中损失严重，多处城池被毁，士兵民众伤亡惨重。但经过这次大战，双方达成一致，息兵和好，通贡互市。困扰明朝近百年的吐鲁番威胁日趋弱化，明朝西北局势趋于缓和。一场不太被重视的甘州兵变对明朝后来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这恐怕是嘉靖当年没有预料到的。

明朝为什么不和亲在中国古代，和亲历来是中原政权拉拢他国的重要手段。但明朝是个例外。明朝为什么不和亲？原因无外乎这几种：第一是不能和亲。这是朱元璋当政早期的事情。当时明朝打的旗号就是跟元朝对着干，双方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朱元璋北伐提的口号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既然基础任务就是打北元，当然就不可能去和亲了。第二是没必要和亲。这主要是朱元璋当政后期、甚至在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之前的事。明朝对北元以及后来的瓦剌保持了军事上的优势，北方部族也就打个劫还行，尤其是朱棣，没事就带着兵马打到贝加尔湖旁边。这样一边倒的优势自然也不需要去和亲。第三个原因在公主们身上。明朝公主的地位在历代是最低的，她们大多被嫁给有点儿钱、但没什么势力的人家。这样一来，以前那些要求和亲的外藩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与其要求娶个公主回来，还不如要求互市做做生意，换点儿生活必需品。最关键的原因则是，明朝已经被道德绑架了。明朝自从朱元璋、朱棣不和亲之后，后面的皇帝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毕竟明朝的文官太恐怖了，连赔点儿钱、谈个判或者迁个都，都会遭到满朝反对，上纲上线把皇帝猛批一阵。土木堡之变后，于谦要死守京城，这也是赌了一把—幸亏赌赢了。而当时提议南迁的徐有贞被骂得狗血喷头，最后不得不把名字改了。到了明末，崇祯也曾想迁都。不过他连提都不敢提，找人出来谈，也遭到反对声一片：“迁都就是逃跑啊，这怎么行？朝廷的脸面往哪里放？”最终没迁成。和谈更不用说了，袁崇焕要和谈，结果被怀疑是叛徒，直接被剐了。连迁都、谈判都要被喷，你还敢嫁公主？这连想想都是犯罪、都是辱没列祖列宗！所以，不是明朝皇帝不想和亲、解决一下北边的麻烦，而是整个朝廷已经被文官道德绑架了，在外交上根本没可能灵活化处理。明朝文臣个个都是道德标兵，不准皇帝迁都、谈判或者嫁女儿，然而等李自成和清兵一到，他们倒是一个接一个投降了。

宦官专权，明朝玩完洪武十年（1377年），一名老太监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下旨将他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七年后，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上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的宦官不仅不能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朱棣在位时，这道铁的纪律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在围攻南京时，又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内臣不得擅自做主”。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迈开了干政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后来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专权提供了条件。明宣宗上台后，甚至在宫中设立宦官学校，收取十岁以下的学生二三百人，由司礼监派人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本来读书习字、传授知识是好事，但这些太监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至明英宗时期，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最著名的就是大太监王振，利用皇帝的信任假传圣旨，总揽朝政，更在蒙古瓦剌部落对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时，极力主张皇帝亲征，结果造成“土木堡之变”，大明王朝从此由兴盛走向衰败。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明宪宗时期。明宪宗赋予亲信宦官汪直以军政大权，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后门。由此一来，那些想走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同样的，荒唐任性的明武宗也是把大权交到大太监刘瑾的手中，以至于整个政府都围着他转圈：首辅、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他的私宅里决定，即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刘瑾当权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刺激其中一虎反戈一击，告刘瑾谋反。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魏忠贤的专擅独断，不过是这些前辈们权力的再现与延伸。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讥讽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只要你许诺了，就一定要做到一个诚实的人的基本条件就是要遵守诺言。如果你要深受别人的欢迎，你绝对不可以食言。一个遵守诺言的人所说的话，人们可以毫无疑问的相信。承诺的力量是帮助你实现成功的一股很强大的推进力。遵守诺言的最佳方式，就是轻易不要许诺。但是只要你许诺了，就一定要做到。季布，秦汉之际楚国人，以不轻然许诺、严守信义为人称道。季布早年事奉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多次率兵困窘汉王刘邦。项羽失败后，刘邦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并声称有敢把季布藏匿在家的，罪及三族。季布不得已，逃到鲁国，在朱家当了佣人。朱家知道季布是贤人，就去见汝阴侯夏侯婴，希望他劝说高祖不要“以私怨求一人”。汝阴侯照办了，刘邦遂赦免了季布的罪过，任命他为郎中。惠帝时，季布做中郎将。一次，单于写信侮谩吕后，吕后大怒，召集诸将商议对策。上将军樊哙说：“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都曲意逢迎吕后的旨意，赞同樊哙的建议。季布却说：“樊哙可斩也。夫以高帝兵三十余万，困于平城，哙时亦在其中。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谀！且秦以事胡，陈胜等起。今疮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季布这一席话，说得殿上的文武大臣十分震恐。吕后拂然退朝，再也不提出击匈奴的事情了。文帝时，季布做河东郡守。有人举荐季布，认为他很有才能，文帝就召见了他，想让他做御史大夫。这时，又有人说季布虽然勇敢，但喜欢酗酒，使人不容易接近。文帝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季布到了京城，留在行邸一个月，文帝召见完了就命令他还郡。季布上奏说：臣没有什么功劳，却得到恩宠，所以在河东等您治罪。现在陛下无缘无故把臣召来，一定有人拿臣欺骗陛下。如今我来了，并未接受任何事情，就让我原路打回，这一定是有人在陛下面前诋毁臣，陛下“以一人誉召臣，一人毁去臣”，臣担心天下有识之士听到这件事，会对陛下有看法。文帝听了，觉得很难为情。过了很久，他才惭愧地对季布说：“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季布为项羽部将时，多次冲锋陷阵，胜敌拔旗。仕汉后，他忠诚直言，为君臣敬畏。当时人们都说：“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这是当时人们对季布遵节守信的最高评价。点评：世界上没有比诚信更困难的事情，也没有比迎奉更容易的事情。裴多菲曾说：“我宁愿以诚实获得一百个敌人的攻击，也不愿以伪善获得十个朋友的赞扬。”

反叛之将怎么有忠诚可言？ “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这里亘古不变的真理。一个人要想获得别人的认可，取得别人的信任，有所作为，就应该诚信待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你待人友善，别人也会友善待你；你对人诚信，别人也会对你诚信。否则，“针尖对芒刺”，只会两败俱伤。隋朝末年，天下纷乱，群雄并起。李世民与他的父亲李渊举兵反隋，他英勇善战，屡建战功，被封为秦王。一天，秦王李世民利用征战空隙出外打猎，与隋朝旧将，当时已自立为帝的王世充相遇。王世充见秦王带兵不多，便带着将士冲杀上来。王世充的骁将单雄信，手持长槊，直奔李世民而来，李世民连忙拔剑相迎，可是短剑怎敌得过长槊，眼看就要抵挡不住了。这时，猛听得一声大吼，如同晴空霹雳，一员虎将跃马从斜刺里横插过来。一鞭就将单雄信打落马下，救了李世民一命。这员大将就是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原本是宋金刚部下。刘武周派宋金刚攻占太原、晋州、浍州等地。李世民率军抗击，第二年大败宋金刚于介休。宋金刚逃到突厥，尉迟敬德收集残兵八千，仍然坚守介休。李世民派人劝降，尉迟敬德就与寻相等人领兵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部将屈突通等认为尉迟敬德这样的人不可靠，说不定哪一天会反叛，三番五次在李世民面前陈说。李世民说：“我正喜得良将，请你们不要再多言了。”不久，寻相叛变，屈突通、殷开山等人，将尉迟敬德囚禁起来，对李世民说：“尉迟敬德骁勇无比，留着他是个祸根，不如趁早杀了。否则，将来后悔莫及。”李世民却说：“敬德有心叛变的话，难道还会落到寻相之后吗？现在他并没有走，可见根本没有反叛之意。”李世民命令释放了尉迟敬德，并把他带到自己的帐内，对他说：“请不要以此小嫌介意，我不会因猜疑而杀良士。”并取金相赠说：“你如果想离开我也没有关系，这些金子就权当路费吧。”尉迟敬德听了李世民的话，流着眼泪说：“大王如此相待，我非常感动，今后我只有更加忠心地跟着大王，以报知遇之恩！”正巧第二天，尉迟敬德便救了李世民的性命。李世民在那天获救后，对尉迟敬德说：“昨天诸将都怀疑你会反叛，唯独我不相信，将你保了下来，没想到今天你就救了我的命。” 秦王李世民经年披甲作战，每战都招募了不少骁将。太子李建成心怀妒忌，又怕秦王夺自己的储位，想招诱秦王府的骁将，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太子认为秦王府中的尉迟敬德最为骁勇，就写信给他并送去一车子金银器具，希望尉迟敬德能背离秦王，跟随自己。尉迟敬德看了太子的信，拜辞说：“我出身微贱，一直陷落在贼寇之地，后来幸遇秦王，得到他的信任和提携，我准备以自己的生命报答他的恩典。我向来没有为殿下效过力，岂敢无功受禄！如果我接受殿下的惠赐，不就是心怀二意了吗？这种徇利弃忠的行为，恐怕连殿下也是不以为然的。”尉迟敬德把这件事报告了秦王。李世民听后感叹地说：“你对我一片忠心，使我深为感动。可今后，你恐怕不会太平了，当处处小心才是。”果然太子和齐王李元吉合谋，派人暗害尉迟敬德，刺客畏其忠勇而不敢下手。后来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和秦王的积怨越来越深，最后，终于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在尉迟敬德等人的帮助下，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取得了胜利，接替了李渊登上皇位。点评：金钱买来的忠诚一定会被金钱所收买，而以真心换来的忠诚却是金钱所不能比拟的。诚信比一切智谋更为有利，只有学会了真诚的去对待别人，那么，你的人生之旅才会一帆风顺。

看清楚哪里才是华夏一个东夷蛮子腆着脸叫什么古华夏人

黄秋生，杜汶泽无不怀念我大明

明狗的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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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要有“德” “威不是则丧权柄，德不是则失人心。”周公以德服从，惊天地、泣鬼神，成为世人学习的楷模。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文王在世的时候，姬发特别孝顺，笃厚仁慈，与其他几个兄弟不同。后来周武王即位，旦就成为武王的辅佐大臣，军国大事许多都是他负责策划安排的。人称他为周公。周武王九年，周起兵讨伐纣王，周公陪武王到盟津与天下诸侯会师，又进驻牧野（今河南淇县）与纣王军队作最后的大决战。周公替武王起草《牧誓》，谴责纣王罪恶，宣称代天行罚，鼓励将士斗志。誓师以后，周军以少胜多，一举击溃纣王的七十万大军，攻人殷都，纣王自焚身死。周灭商后，周武王大封功臣和同姓亲戚。周公旦被封在曲阜一带，称为鲁公。但是，周公没有离京就国，而是继续留在京城辅佐武王。第二年，天下尚未安定，周武王却得了重病，群臣非常惊慌。姜太公和召公建议去文王庙占卜，以问吉凶。周公旦说：“不要让这事惊恐了先王的神灵，我自有打算。”周人一向迷信鬼神，他们认为人的生死是由鬼神决定的，周公决定恳求鬼神，让自己代武王去死。他命人设立祭坛，自己北面而立，恭恭敬敬地捧着献神用的璧和圭，向周的三位先王太王、季王和文王祝告。周公的祝辞是这样说的：“先王的神灵啊，你们的长孙姬发积劳成疾。如果上天有意让你们保护自己的子孙，请让我姬旦去代姬发而死吧！我为人乖巧，多才多艺，最适合事奉鬼神。姬发不如我多才多艺，不会事奉鬼神，但是，他受命于天，肩负重任，能使周族子孙安定地生活在世上，四方百姓没有不敬畏他的。恳请神灵不要让我们失去上天赐给我们的国运宝命，这样你们神灵也永远有受祀的宗庙可依。现在我将占卜一次，如果答应我的请求，我就把祭品献给你们，自己回去等死。如果不答应我，我将把璧和圭藏起来不给你们。” 祝告完毕，周公命人在三王神坛前起卜，卜的结果都是吉，周公大喜，入宫向武王祝贺说：“我王不会有灾祸了。我刚得到三王的启示，你是周命运所系，必保安康。神灵已被我诚心的祈祷感动了。”周公将祝辞文册藏在柜中，外面用金条封固，并告诫看守者不准泄露。第二天，武王的病真的开始好转。周成王即位时还是个包在襁褓中的婴儿。周公怕天下人得知武王驾崩而谋反，便代成王摄政。周公的行为引起诸兄弟的猜忌。以管叔为首的一批人散布流言说：“周公将要篡夺成王天子之位。”周公得知后，对太公望和召公爽表白说：“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成王摄行政事，完全是因为怕天下叛周，落到无法向先王神灵交待的地步。先王们好不容易创下的事业，如今略显气象，可惜武王早逝，成王年幼，为了完成周的大业，我不得不挑起这付重担。”于是，他不顾流言，仍然留在京师辅佐成王。后来，成王长大，能亲自临朝听政了，周公便将国政交还给成王，自己退回臣子行列，面北而立，态度恭敬，谨慎小心地伺候天子。成王小时候也得过一次重病，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扔到河里祝告神灵说：“我王年少不懂事，违犯神命使神发怒的是我姬旦，请惩罚我，不要加祸于王。”祷告完毕，祝辞文册也被藏人内府，成王病便好了。等到成王亲政后，有人向成王进谗言，诬陷周公。周公无法为自己辩白，只好跑到楚国。成王还以为周公心虚出逃。后来，成王查看内府，发现周公当年祝告河神，为自己祛病消灾的文书，大为感动，哭着将周公请回朝廷。周公回朝后，不忘对成王加强教育，他怕成王年轻气盛，忘了创业的艰苦，就作了《毋逸》，劝导成王戒骄戒躁，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又作《多士》要成王勤政爱民，广招贤士，使国家太平强盛。周公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他亲自修订官制，作《周官》，保证政府各级部门职掌分明，井然有序。又作《立政》，阐述治国行政的基本法则，以便百姓，百姓都非常高兴。周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终于病倒。临死前他对成王说：“请把我埋葬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也很谦让。他将周公葬在毕原（今陕西咸阳北），随文王墓葬，以表明他不敢将周公作为他的臣下。周公死后，秋收前暴风雷雨大作，庄稼都吹倒了，大树也被连根拔起。朝廷内外大恐。周成王和大臣们穿上朝服，恭恭敬敬地到内府去查看以前的祝祷祭辞，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触怒了神。当他们打开当年周公亲手封缄的金滕书，发现周公自愿代武王去死的册书，都惊呆了。大家找来当年曾跟从周公请命的史百执事，史百执事说：“是有这件事，那时候周公命令我不准说出去。”周成王哭了，眼泪夺眶而出。他想起周公像慈父一样看顾他，教导他，想起周公为国为民日夜操劳，想起自己多次被人挑唆而怀疑周公，悔恨交加。他泣不成声地说：“不用再问卜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以前周公勤劳王室，而我年幼无知。如今上天动威来彰显周公的大德。我应该亲自去迎拜周公的神位，行国家先祖配食之礼也不为过啊！”于是，成王为周公行郊天之礼，天又下起雨，但刮的是反方向之风，倒伏的庄稼尽数扶起。这一年虽受大灾却五谷丰登。从此，周天子命令鲁国可以用天子的礼乐祭祀祖先，以褒扬周公的恩德。点评： “威不足则丧权柄，德不足则失人心。”周公以德服人，惊天地，泣鬼神，成为世人学习的楷模。可见，有“德”，人生便千古不朽；无“德”，人生便注定暗淡无光。

官场不倒翁陈平是汉家“第四杰” 在西汉初年，当那些功臣一个个被贬被杀时，只有一个人能够游刃于官场，而且能把官做稳，此人就是陈平。他懂机变，总能在关键时刻深得上的满意，同僚的赞同，下属的推崇。汉初三杰虽名震青史，但下场却一般，除了张良退稳，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其他二杰都苦难受尽，韩信被杀，萧何蹲过监。但陈平官至宰相却没受一点皮肉之苦，说他是汉朝的第四杰并不为过。一天，汉王帐下来了一位身材伟岸、面如敷粉、唇若施朱的美貌丈夫。此人是阳武县人，名叫陈平，原是楚都尉，因项王发怒诛杀将吏，避祸而逃奔汉王来的。汉王刘邦听部将魏无知介绍后，立即召见陈平，直截了当地向他征询伐楚大计。陈平进言说：“大王想伐楚，目前正是时机。现在项王正率军讨伐齐地，后方空虚。大王若迅速东进，攻占他的老巢彭城，截断楚军归路，楚军一定人心大乱，容易溃散；项王虽然勇猛，但他一个人也无能为力了。”接着，陈平还把进军线路和攻伐计谋对汉王作了详细分析。汉王听了眉飞色舞，欣喜异常，觉得陈平才智谋略过人，真算得上张子房第二了。于是，不但仍旧授予他楚时的都尉官，还让他作自己的参乘（陪乘人），随侍左右，并兼掌护军。帐下诸将见陈平刚来，又不见有什么功劳，就一下得了贵官，还跟随汉王身边，认为汉王这般抬举陈平也太过分了。下边不满的议论，汉王也有所风闻，但均不以为意；相反，更加厚待陈平。这下惹得周勃、灌婴这类功臣更加愤愤不平。他们在将士中搜集了些有关陈平的不廉行为，然后气呼呼地到汉王帐中告状，想把陈平告倒。汉王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说：“寡人任用陈平，是因为他有才智。你们说的那些事是德行问题。当今楚汉相争，全靠能人出奇谋，武士出勇力。那些循规蹈距的谦谦君子有啥用处！你们就不要再追究他的那些生活小事啦！”周勃等人只好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汉王见他们走了，心理觉得有些问题还是得弄清楚，于是召陈平进来质问道：“先生，你原来事魏不行，于是事楚；结果又离开楚营，投到我处。人臣侍君可以这样不专一吗？”陈平从容回答说：“臣事魏王，魏王不能采纳臣的意见，所以离开他；到了项王麾下后，臣见项王信任喜欢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故旧；其他人即使是奇谋之士他也不重用。臣听说汉王豁达大度，知人善任，远近豪杰都争相归附，所以臣才来投奔大王。臣来时，只身一人，除了身上穿的，余皆一无所有。如果不收受点钱财，就无法筹办活动经费。大王现在若真的认为臣的计划可以采用，就请大王听臣行事；假如认为不行，臣收的钱财全在，就全部封送官府，放我一条生路让我离开就是了。” 汉王听后，立刻向陈平赔礼道歉，并重金赏赐陈平，还提升他为护军中尉，监护诸将。这样一来，众将领再也不敢说长道短了。从此，陈平一心一意跟随汉王身边，尽心为汉王出谋划策。他与张良成了汉王刘邦夺取天下以至治理天下所不可或缺的左右手。直到十数年之后，高祖临终之前的遗嘱中，陈平仍是汉高祖托咐的安刘佐汉的重要大臣之一。陈平的英名，最终得与萧何、张良、韩信此汉家三杰一道名垂青史，并传之不朽，不能不归功于汉王的独具慧眼和信用不疑呢！点评：要想成功，就要不拘一格，就要“识时务”。“忠臣不事二主”？既然在一个地方得不到认可，得不到重视，何不到别的地方去实现理想呢？要想成功，“事三主、四主”又何妨呢？

凡事要适可而止嘉靖年间，朝廷有个忠于职守的官员，叫刘麟，他曾当过太仆卿，因为理财理得好，明世宗便提拔他当了工部尚书。刘麟对工部的财物管理很严格，工部所属四司的财物都贮在后堂大库里。过去，司官出纳时手续不完备，常常出现冒领侵吞的事。刘麟接任工部尚书后，特地上书奏请明世宗专门任命一位郎官来主持出纳。明世宗很赞赏刘麟这一建议，还特地赐给后堂大库一个名号：“节慎库”。刘麟不仅对工部财物管理严格，对其他部门到工部支领财物也审查得很严格。有一次，锦衣卫指挥骆安提出侍卫军的衣履不够，要以红盔军的规格请朝廷发放衣履。红盔军是朝廷的仪仗部队，衣着向来比较讲究。刘麟认为侍卫军虽然也是一支特殊部队，但完全比照红盔军的规格，是不妥当的。官司打到明世宗那里，明世宗觉得刘麟有道理，于是改为朝廷拨少量的款项，由侍卫军自制衣履。以后每五年拨一次款，节约了朝廷不少开支。刘麟还上疏给明世宗，提出国家节约财政开支的十四条建议，革除内府诸监局冒领侵吞的弊端。明世宗很赞赏刘麟的建议，让内府各部门一一执行。不过，这一来内官们却恨透了刘麟。不久，明世宗采纳谏官的意见，停止中外杂派工役。刘麟便发牒文将浙江、苏州、松江等地的织造也都停止了。刘麟疏忽的是，江南织造中有一小部分是专门为皇帝后妃们提供袍服的。于是，内官刘勋见有机可乘，便在明世宗面前告了刘麟一状。节俭节到皇帝头上，这还了得，于是乎，刘麟便被革职还乡。户部尚书梁材的命运同刘麟有相似之处。梁材砥节守公如一日，明世宗一向很看重他。逢到考察京官，命梁材主持；逢到有重大案件难审理，又命梁材兼掌刑部事。明世宗曾感叹地说：“如果有十二个像梁材这样有能力的尚书，我可以无忧天下了。” 当时京城大兴土木，调役外卫班军四万六千人。武定侯郭勋以班军实际人数不足，要求朝廷拨银两另外雇役民夫。梁材坚持不拨款，郭勋大为气愤，便向明世宗告状。梁材辩道：“京师班军实有四万余人，已经足够了，不必再雇役民夫消耗国库。”明世宗对梁材节约开支的做法颇为赞赏，所以没有同意郭勋的要求。郭勋十分气愤，便翻出过去的老帐，向明世宗告状，说梁材向来不按规矩办事，随意“变乱旧章”。原来，几年前，明世宗因为崇尚道教，常常请道士设坛斋醮，需用大量龙涎香，而龙涎香是贵重物品，梁材为节约开支，常常以购置不到为由，只偶尔提供一部分，所以当时明世宗为此一直很不高兴。现在郭勋翻出旧帐，明世宗便想到龙涎香的事，果然大怒，于是，以梁材“沽节俭之名而误事”的罪名，撤了梁材户部尚书的官职。所以封建社会里，皇帝虽然经常表彰节俭理财，但是一旦理财理到皇帝头上，理财者就没有好下场了。点评：办任何事情都要“因事制宜”，都要把握一个适当的尺度，千万不可做得太过，正所谓“过犹不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知人知面不知心要明察秋毫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必须明察秋毫，看清一个人的本质。我们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以便吃方上当。刘瑾原本姓淡，后依附姓刘的宦官入宫，就改姓刘了。刘瑾侍奉太子朱厚照人东宫，后朱厚照即位，为明武宗，因此他与马永城、罗风、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称“八虎”。这些宦官控制皇帝，倾覆朝政，无恶不作。尤其是刘瑾，心狠手辣，为人狡诈，罗织党羽，一手遮天，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大奸宦。焦芳、张彩等是刘开手下死党，他们狼狈勾结，排斥忠臣，干尽了丧天害理的坏事。焦芳，泌阳（今河南唐河县）人，进士出身。当时的大学士李贤因为是同乡的原因，引荐他为庶吉士，授官翰林编修。年满九年以后，要考升学士，这时有人对大学士万安说：“像焦芳这样不学之士，也能当学士吗？”焦芳听后大怒说：“这一定是彭华诽谤谗害我，我如升不了学士，就要在长安道上刺杀他。”彭华害怕了，就进升他为学士。由于他这样的学问和人品，他在朝中辗转做过很多官，但都一直不得重用。所以他日夜都想勾结阉党以自重。正德初年，户部尚书韩文上议说国家财用紧张，劝皇帝节俭开支，焦芳知道左右有皇帝耳目偷听，就故意大声说：“老百姓一家一户还要开支呢，何况皇府官家，俗谚说‘无钱拣故纸’，今日偷税漏税不知有多少，不去查办，反而来克扣皇上的用度。”昏庸的明武宗听了大为高兴，不久就擢升焦芳为吏部尚书。韩文将率领九卿弹劾当时的大奸宦刘瑾，奏疏首先经过吏部，焦芳得悉后，立即向刘瑾泄密，瑾于是将韩文、刘健、谢迁等一班弹劾者逐出朝堂。而焦芳以本官又兼文渊阁大学士，人阁辅政（实即宰相之职），还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等职，权倾一时。他任内阁期间，正是刘瑾浊乱海内，一手遮天的时候。他每次遇到刘瑾必呼“千岁”，自称出其门下为弟子，平时批阅奏章也尽量阿谀刘瑾之意，朝野之内要贿赂刘瑾的人都要先贿赂焦芳。他助纣为虐，帮助刘瑾干了不少坏事。为了讨好刘瑾，焦芳把刘瑾的同乡张彩推荐给刘瑾，这样刘瑾集团又多了一个党羽。而这张彩面目白皙，身体修伟，须眉蔚然，不仅仪表堂堂，而且词辩泉涌，所以深得刘瑾喜爱。刘瑾拉着他的手说：“你真是神人，我何以与你得识！”张也因而得授尚书及吏部侍郎等高官，后来张彩也人了内阁，后又加太子少保。刘瑾每次休沐停止办公时，朝廷公卿百官都到他家静候，但是从早晨到下午都难得见他的影子，而张彩则故意姗姗来迟，然后径直进到刘瑾的小密室，与他欢饮而出，才向等候的众人作揖示意。这样，大家越发害怕张彩，见到他就像见到刘瑾一样敬畏。张彩与群臣说话，也直呼刘瑾为老人家。他所说的话，刘瑾无不采纳。张彩的权势日益壮大，就对推荐他的焦芳渐渐地不放在眼里，而焦芳的走狗段炅见刘瑾更加宠爱张彩，于是开始转而依附张彩，把焦芳的许多隐私勾当都向刘瑾告了状，刘瑾大为光火，在众人面前公开斥责焦芳父子，焦芳不得已，只好辞官乞归故乡。点评： “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必须戴上“透视镜”，看清一个人的本质。焦芳虽然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小人，要是他不看错张彩、段旻两人，也许，他的昌狂时日会更长久一些。

尚氏一家亲

木须饭和明朝太监蛋炒饭又叫炒木须饭。此事实始自北京,且始自明朝,乃是由太监而起的。因为明朝太监权势极大,又不通人性,所以人人惧怕,大家对于他们,都是躲得远远的,最怕得罪他们。不得已同他们说话时,也都极端小心。因为太监们忌讳极多,最忌讳的是“鸡蛋”二字,所以大家当着他们,万不敢说。尤其是在饭馆子中,常有太监去宴会,更要小心避讳,倘鸡蛋两字之下,还有别的字,还可以将就着说,如烩鸡丝、爆鸡丁等是也。

明朝太监与国家经济皇帝让“无欲”的亲信宦官们干预帝国经济贸易的初衷是想让他们为皇室经营财产，实际上，他们在财富上的“欲望”却相当强。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几个朝代的宦官势力很大，甚至影响了历史发展轨迹，作为特殊群体，明代宦官权势更属空前绝后。明代宦官之所以被皇帝倚重，跟明朝初年设定的政治统治架构密切相关，为了让宦官势力与文官集团互相制约，明朝宦官们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被委以重任，而且还逐渐把持了国家经济命脉。

凌迟处死明朝太监刘瑾：“烧烤”由此起源近些年来，北京吃涮羊肉的人是越来越少，倒是各种烧烤反而大行其道。这一下可乐坏了那帮哈韩目的年轻人，哈韩的说烧烤起源于汉城，哈日的则说烧烤起源于东京。精通历史的才子们都知道，烧烤起源于中国北京。

舌尖上的陕北——猪肉夹馍肉夹馍是古汉语“肉夹于馍”的简称，中国陕西省汉族特色食物之一。以陕西地区的“腊汁肉夹馍”（猪肉）和宁夏地区的“羊肉肉夹馍”为主。腊汁肉夹馍是陕西省著名西府（宝鸡市）小吃和西安市著名小吃。正宗吃肉夹馍的姿势为水平持馍，从两侧咬起。水平持馍，可以使腊汁肉肉汁充分浸入馍中，不致流出。2016年1月8日，肉夹馍入选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肉夹馍是古汉语“肉夹于馍”的简称，中国陕西省汉族特色食物之一。陕西地区有使用白吉馍的“腊汁肉夹馍”、宝鸡西府的肉臊子夹馍(肉臊子中放食醋)、潼关的潼关肉夹馍（与白吉馍不同，其馍外观焦黄，条纹清晰，内部呈层状，饼体发胀，皮酥里嫩，火功到家，食用时温度以烫手为佳，且老潼关肉夹馍是热馍夹凉肉，饼酥肉香，爽而不腻）。肉夹馍是陕西著名小吃。 2011年，潼关“肉夹馍”、“南街背芯子”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6年1月8日，陕西省政府公布了陕西省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安人爱吃的肉夹馍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按照《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经申报、评审、公示等程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西安肉夹馍、秦腔脸谱绘画、关中事酒制作技艺、澄城水盆羊肉等10大类79个项目，列入陕西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五批正式公布的陕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具有浓郁的陕西特点，其中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等门类。 2015年11月，西安市质监局官网发布通知，公布了包括肉夹馍、牛羊肉泡馍在内的共5种西安小吃的制作技术规程，并表明现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意见反馈截止至12月15日。这一通知引起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肉夹馍也出制作标准了，不知道我每天在小区门口买的肉夹馍是不是山寨的。” 肉夹馍的制作规程，内容包括，规定肉夹馍中使用的白吉馍需要“取110克面剂用纺锤形擀面杖擀制成直径约11.5厘米、厚度2厘米的圆形馍坯”，同时，制作腊汁肉时，新鲜生猪肉前腿、后腿、肋条的比例是3比4比3，肥瘦比例是3.5比6.5，腊汁肉成品质量应是“肉色泽红润、软烂醇香”，出肉率是“每100公斤净猪肉，可出55公斤腊汁肉”。

福王之国的前前后后表11　万历年间福王府庄田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