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大顺💥的个人资料 - RAT

永昌大顺💥 安琳瑟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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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受宠之谜崇祯皇帝即位后，面对外患内乱，急于求治，一旦政事不如意，便常常迁怒于文武百官，重典之下，官员或遭诛杀或遭贬谪，据统计，崇祯一朝，遭诛杀的总督就有7人，巡抚11人。明朝阁臣贵极人臣，很少有因罪被杀的，而崇祯时却连杀二人，其中一人被赐自尽后尸体吊了整整两天两夜，史书称“真从来未有之惨”。而官员替换更是频繁，崇祯朝17年间，兵部尚书换了14人，刑部尚书换了17人，内阁大学士用了50人，其中先后担任首辅的就有十几人，在职时间人均不过一年左右，人员更换如走马灯一般。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温体仁却入阁8年，稳坐内阁首辅之位长达5年，这位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的人物，死后崇祯帝还追谥为“文忠公”，视其为大忠臣。温体仁是怎样得到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如此宠信呢？“崇祯皇帝遭瘟了”，这是当时京城里流传的政治民谣，这里的“瘟”指的便是温体仁，意为崇祯皇帝被温体仁蒙蔽了。温体仁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崇祯皇帝是如何“遭瘟”的呢？温体仁，字长卿，湖州府乌程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由翰林院编修累升至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崇祯三年（1630）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崇祯六年（1633）升任首辅，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直至崇祯十年（1637）才解职回乡。《明史·温体仁传》对其评价是：“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的确，温体仁的一路升迁，可以说是以人为梯，踩在别人身上爬上去的。温体仁为人圆滑，城府深，老谋深算，善于窥测政治风向，万历年间步入仕途后，先后在神宗、光宗、熹宗数朝为官，尽管当时政坛斗争极为激烈，他却宦海浮沉30年，一直左右逢源，官运亨通。崇祯皇帝即位后，大力铲除权宦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一时间连坐者不下百余人，大批官员遭到罢免，内阁更是几乎为之一空。崇祯元年（1628），大学士刘鸿训被罢免，为了补充内阁成员，崇祯下令由九卿会推阁臣的候选人。明代制度规定，内阁成员最高为6人，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选拔程序是，先由九卿提出一份候选人名单，称为会推。名单出来后再由皇帝确定进入内阁的人选，称为枚卜。温体仁满心希望自己能有机会进入内阁，不料会推结果出来后，他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进入这次会推的11人名单。野心勃勃的温体仁对此结果自然心有不甘，不过他也意识到仅靠自己的资历、名望，还难以打败会推名单中的对手，善于揣测皇帝旨意的温体仁很快就找到了打败对手的突破口。原来，当时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因为召对称旨，很受崇祯皇帝的欣赏，但廷臣认为周延儒声望尚轻，因此没有将他列入会推名单。温体仁估计崇祯皇帝对此肯定会心有疑虑。于是他找到周延儒，周延儒也正为此事心中愤愤不平，同病相怜的温、周二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否定会推名单，挤入内阁。

乾清宫“移宫案”之谜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年仅16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继承了因服食红丸而去世的明光宗的帝位，但登基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移宫案”，就是有人占据了应该由皇帝居住的乾清宫不愿意搬出来。官员们为了维护皇家的体制，就发动起来逼其迁出以及由此生出的一系列事端。皇帝的寝宫也有人敢占据吗？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移宫案”紧承“红丸案”，是由前案中明光宗朱常洛的爱妃李选侍引起的，起因也在光宗朱常洛身上。原来，光宗的原配夫人郭氏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病死了，光宗做了皇帝以后，一直没有册立皇后，身边只有才人、选侍、淑女侍候。其中有两名选侍，都姓李，一个住在东面，一个住在西面，故被分别称作东李、西李。东李老实，不得宠；西李就是此案的主角，长得漂亮，受宠于朱常洛。朱常洛将失去生母的长子朱由校交由西李抚养，五子朱由检则由东李抚养，西李并跟着朱常洛一起入住乾清宫。关于李选侍，史书对其记载不详，有可能是来自民间的秀女，也有人认为她就是万历宠妃郑贵妃为了讨好光宗而送给他享乐的8个美人之一。

最有骨气的王朝——周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徐文长狂病之谜徐文长是明朝著名画家，他在绘画上的最大成就，在于开创了水墨大写意花卉画法，其影响一直及于近现代，被徐悲鸿评为“近世画之祖”，非过誉之辞。但是他一生坎坷，特别是在45岁时开始发狂，并长期伴有幻听、幻觉等精神疾病。他在国画中的地位，绝不亚于凡·高在西方绘画中的地位，由于两人境遇相似，因此他又被称为是“中国的凡·高”。徐文长（1521—1593）名渭，以字行，别号青藤道士、天池山人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父为举人，曾游宦西南各省，回籍后娶妾，生下文长。文长出生后百日，其父过世。10岁时其长兄经商失败，家计破产，生母被遣送出门。14岁时嫡母去世，只得依靠长兄过活。20岁中秀才，在乡里渐有文名。但从23岁至41岁，曾7次参加乡试，结果都名落孙山。徐文长21岁时娶潘氏，并入赘潘家。潘氏善体人意，岳父对徐文长也备极爱护。但好景不常，25岁时长兄因误食丹药而死，又因兴讼将祖产变卖一空。26岁时，潘氏复一病不起。28岁时，离开岳家，赁屋设馆，以教书糊口。或许为了排遣寂寞，文长从习画逐渐变成知名一方的画家。由于应试，文长多次来往山阴、杭州，其间结识了不少知名之士。在他37岁时，总督东南七省军务的胡宗宪闻知其名，聘为幕客，为其代理奏章、信札。徐文长41岁时娶继室张氏。42岁时，奸相严嵩被明世宗（嘉靖帝）革职，胡宗宪被视为严党而解京问罪，一时幕客四散，文长只得返回山阴。43岁时，应礼部尚书李春芳聘赴京，旋求去。45岁时，胡宗宪死于狱中，文长深受刺激，最终导致精神失常，他写了《自为墓志铭》，曾用3寸长钉刺入耳窍。翌年，又因怀疑妻子张氏不贞而杀妻入狱。幸经同乡好友状元张元忭等营救，于53岁那年除夕获释。文长出狱后，曾往南京游历，并应故友之邀到过宣化、北京。61岁后，一直住在家乡山阴，以卖字鬻画度日，生活更为孤苦。73岁时，自作《畸谱》（年谱）一卷，在贫病中与世长辞。综观徐文长的一生，总的来说是不幸的。尤其是中年以后，在巨大的压力下罹患精神分裂症更是令人唏嘘不已。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精神疾患已不可考，不过在他26岁时原配潘氏因肺疾去世，文长在《亡妻潘墓志铭》中称赞自己的妻子：“与渭言，必择而后发，恐渭猜，蹈所讳。”可见当时他已经多疑善谤。在他40岁时写给胡宗宪的复信《奉答少保公书》中，直言自己精神违常，称“渭犬马贱生，夙有心疾，近者内外交攻，势益转剧。心自编量，理不久长，若欲疗之，又非药石所能遽去。”而且还在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病况：“缘渭前疾稍增，夜中惊悸自语，心系隐痛之外，加以四肢掌热，气常太息。每因解闷，少少饮酒，即口吻发渴，一饮汤水，辄五六碗，吐痰，头作痛，尽一两日乃已。志虑荒塞，兼以健忘，至于发毛日益凋瘁。形壳如故，精神日离。” 徐文长在信中所说的夜中惊悸自语（睡眠不稳，恶梦呓语）、心系隐痛（肋间神经痛）、四肢掌热（交感神经兴奋）、口吻发渴（口干）、头作痛、志虑荒塞（注意力不集中）、健忘、发毛日益凋敝（毛发变少变干）、脑风（头痛）等症状，正是神经衰弱的症状。说明在40岁时，精神疾患已经折磨他很久很久了。41岁，文长第七次应试失利，第二年，胡宗宪被执，这使得他的精神疾患更加严重。45岁时最终精神失常，一般称为“发狂”。不过，从“发狂”时文长尚能撰写墓志铭，锥耳后尚能自行延医治疗这一点上来看，他的人格并没有崩溃，所以他的“发狂”还并不等于精神分裂。有学者指出，这可能是一种躁郁症，由躁症和郁症两种症状构成，躁症通常在先，发作急速，连续数日乃至数月。这时患者精神亢奋，狂躁不安。躁症发生过后，迟早会发生郁症，这时患者精神郁闷，悲观消极。躁症和郁症间的间歇期，通常大致平安无事。文长大概于45岁那年夏季发作躁症。徐文长在精神反常之前，常有“祟”出现。他所谓的“祟”，可能是指幻觉。当时所出现的幻觉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但从他以长钉刺入耳窍一事来看，45岁那次发病可能伴随幻听。徐文长可能是在精神几近崩溃的情形下，作出这种“与汝偕亡”的狂乱动作的。这和梵高因幻听而割下右耳有相似之处。事实上，徐文长的精神疾患应与其童年经历及其成年后的际遇有关。文长出生后百日丧父，10岁时生母见逐。不正常的童年生活，不可能不影响他日后的人格发展。自23岁起，又屡挫于场屋，之后，26岁时丧妻。正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他的精神失常。徐文长45岁时“发狂”，46岁时杀妻，坐牢7年，于53岁时获释。从出狱到去世的19年间，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徐文长的水墨大写意花卉无论浓淡疏密，无不风驰电掣，具有强烈的发泄意味，看不出一丝安宁。骚动的笔触，缘自狂乱的心灵。研究徐文长的画，不能不研究他的精神状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或许更能掌握文长大写意花卉的内涵。

“民抄董宦”之谜董其昌是明朝著名的书画家，他的书画在明朝被奉若珍宝，尊崇为“本朝第一”，《明史》甚至称誉他的画作“非人力所及也”。董其昌还当过皇太子的老师，在士大夫之间颇有名望。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同时却又是一个为非作歹于乡里的恶霸，民间流传的“民抄董宦”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董其昌，字元宰，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朝万历年间，既是著名的书画大师，又是当世名士。他做过太子讲官，在士大夫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早年时，“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赢得了士林的一片赞誉。但是在民间，董其昌的口碑却极差，在他们的眼中，董其昌是一个十足的势利小人。万历三十四年，董其昌督学湖广，为“势家所怨……毁其公署”，他不得已请辞归家。在松江府家居，他称霸乡里，时常与儿子、悍仆恃势虐民。他家有大片良田，却纳税很少，还以押债盘折田地，纠赌劫夺钱财，封钉民房，逮押乡民，甚至逼死人命。董家的所作所为引起很大民愤，最终发生了“民抄董宦”事件，成为万历年间震惊朝野的一件大事。所谓“民抄董宦”事件，起因于万历四十三年时，董其昌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年轻美貌的绿英，而当时他已经实足六十高龄。为了得到绿英，他指示儿子及手下爪牙强抢绿英到董府，给他做小妾。对此，陆绍芳非常愤慨，在四乡八舍逢人便讲，进行公开批评。由于松江民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有意见，此事一出，当即有人编出故事来表达愤怒之情，题目叫《黑白传》，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缘于陆本人面黑身长。故事第一回的标题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

张居正身死受辱之谜

明神宗不喜长子之谜万历六年（1578），明神宗举行大婚典礼。婚后，皇后迟迟没有生育，直到万历九年（1581）才产下一女。皇帝没有儿子，皇位继承便出现问题，这是事关国本的大事，一时间，皇帝什么时候能生皇子便成为朝野关注的热点。万历十年（1582）八月，王恭妃生下神宗的皇长子朱常洛，这本是大喜之事，然而明神宗却反应冷淡。为什么会这样呢？

明武宗乱政之谜在明朝的历史上，昏君屡见不鲜，几乎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在明朝的众多昏君中，明武宗可称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了：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将自己任命为将军的皇帝，还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的命也玩掉了。明武宗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明武宗是明朝历史上最著名的荒唐皇帝，其贪玩的程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无出其右。明武宗似乎生来就有贪玩好武的天性，从小就对各种各样的游戏和运动十分入迷，幼年时就常到宫中的蹴园亭玩蹴鞠，年岁稍大后又醉心于骑马射箭，每日不得消停。不过他的父亲明孝宗非但不予以制止，反而还大加赞赏，以为他有尚武精神，是“安不忘危”，却没想到其实只是小孩子贪玩罢了。明朝的皇帝大多短命，这与他们为追求长生不老而大量服食丹药有关，孝宗也不例外。于是明武宗14岁时便当上了皇帝。这个14岁的少年，有了君临天下的权力，玩起来便也更加放肆，当时的大臣就常看到退朝后的少年天子，在大批带刀披甲、臂架猎鹰的宦官簇拥下，从皇城疾驰而出的场面。不久，武宗又对市民的生活大感兴趣，于是传令在禁内设立市场，建了许多商店，让宦官扮成买卖人模样，端着算盘，持着账簿，极认真地在那里讨价还价，还特意派出市正做调解工作，武宗自己则扮成富商，买进卖出，以此取乐。也许是觉得富商的生活应该更加丰富多彩，武宗又让宦官在市场中开设了许多的酒肆、妓院，让宫女扮成妓女，自己则挨家进去喝酒、听曲。当然，既然是进了妓院，淫乐也是必不可少的。

每日水十贴，神清气爽

明孝宗出生冷宫之谜明朝的后宫里疑案、怪事不少。一位日后的皇帝竟然因为妃子妒忌争宠、残害，而不得不出生冷宫，并且被偷偷摸摸地哺养了好几年。此事竟然连皇帝自己也蒙在鼓里。明朝的皇帝大部分都是昏庸之辈，“不郊、不庙、不朝”，政治腐败，朝纲混乱，后宫中则荒淫无度，怪事连连。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明宫里竟发生了一件空前绝后的咄咄怪事：宪宗朱见深的儿子朱樘（即后来的明孝宗）居然在一个冷宫中出生。这是怎么回事呢？说起来，这事也和后宫妃子的妒忌争宠有关。朱见深的父亲英宗在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变”中被瓦剌人俘去，才两岁的朱见深被代宗朱祁钰废为沂王。被释回京的英宗发动宫廷政变，再复帝位，他又被立为皇太子。八年后英宗死去，朱见深即皇帝位，为明宪宗。早在宪宗小时候，其祖母孙皇太后派了一名姓万的宫女服侍他。万氏4岁时进入皇宫，最初在孙太后宫中服侍，她聪明伶俐，很会察言观色，侍候太后体贴入微，所以极得孙太后的宠爱，成了孙太后的心腹和不离左右的“小答应”。万氏长大后，出落得娇艳秀美，比朱见深年长18岁，好比他的乳妈一样。万氏的美丽聪明打动了朱见深，成了他的第一个女人，从此便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由于自幼抚养的关系，宪宗被万氏牢牢地控制住了，完全听从她的摆布，万氏则仗着宪宗的宠幸颐指气使。她的第一个步骤是向皇帝进谗废掉吴皇后，将其打入冷宫幽禁起来，第二步便是离间其他妃子，不让其他妃子有机会接近皇帝，目的就是想自己生一个皇子，这样不仅可以母以子贵，横行宫中，还可以控制住两代皇帝。据《明史·后妃传》记载，万氏“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六宫希得进御。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帝大喜……遂封贵妃”。然而美梦不长，万贵妃所生的皇子不久就夭折了，后来她再也没有怀孕。自己怀不了孕，万贵妃也不准其他妃子怀孕，只要皇帝临幸哪一个妃嫔、宫女，她便想方设法加以折磨和残害，不让其可能怀孕，即使是已怀孕的孕妇，她也绝不放过，用各种手法使之堕胎。

明成祖屠杀宫女之谜

大槐树移民之谜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是几句至今仍然流传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歌谣。它为什么能够被流传到今天？这里面究竟包含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元朝末年，由于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使黄淮流域的广大地区“尸骨遍于野，千里无人烟。”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填补豫、鲁、苏、皖、冀等地因战乱和灾荒流失死亡的人口，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实施移民政策。山西表里河山，易守难攻，因而避免了各种战乱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再加上当时的人们为躲避灾难，纷纷涌进山西，尤其是晋南一带，这就使得山西人口迅猛增长，据说当时山西的总人口为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人口增长过快，使山西地狭人稠，出现民多无田的现象。洪洞县是明朝山西平阳府第一大县。洪洞地处晋南，为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贯通南北的古官道就从城北广济寺的大槐树下通过。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就在洪洞广济寺的大槐树下设局驻员，组编队列，发放“凭照川资”，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当然，迁移的不只是洪洞人，因为洪洞大槐树是各地移民汇集、开拔外迁的集散之地，因而，移民也就把洪洞大槐树作为祖先的居住处所。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曾存在自然移民和官制移民两种形式。自然移民多因天灾兵患造成，属逃亡性的大迁徙；官制移民是官方有目的有准备而实施的强制性迁民行为，主要是为了调节军事政治或经济诸方面的失衡。在民间还流传着关于大槐树移民中的许多具体传说。其中有一个传说认为，大槐树移民与明初功臣胡大海有关。元朝末年，胡大海来到河南林县行乞，人们不但不给他饭吃，还嘲笑、辱骂他。后来，胡大海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他骁勇善战，为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登基后，大赏群臣，胡大海却什么都不要，只请求朱元璋让其到河南报仇。朱元璋念他是开国元勋，踌躇再三，答应他可以前往河南报仇，但是“只准一箭之地”。胡大海责令部将王虎带兵前往林县。来到了林县，正巧有一只老雕飞过，王虎一箭射在老雕的身上，老雕带着箭飞遍全县，王虎也带着兵杀遍全县。一时间，林县尸骨遍野，血流成河。胡大海闻听此事，怒斩王虎，并亲自向皇上请罪。皇上念其功高，且能主动请罪，不再追究，只得下令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河南。另一个传说则认为大槐树移民与明初的靖难之役有关。朱元璋死后，皇孙朱允登基，就是建文帝。建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决定削藩，却惹恼了他的叔叔燕王朱棣，他打着“靖难”的旗号，在北京发难，率军向南京攻打。燕王与建文帝在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展开了大战。经过长达四年的战争，终于攻克南京，燕王登基做了皇帝，就是明成祖。由于长期的战乱，造成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的局面。当时燕王的军队都头戴红巾，百姓称之为“红虫”，于是民间就有了“红虫”吃人的传说。“红虫”把人都吃光了，明成祖即位后，便下令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浙江一带开荒种田，发展农业生产。可以说，明初把大规模移民作为建国后恢复中原地区经济的一项基本政策，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对于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实现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给被移民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据说，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广贴告示，说不愿移民者需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并规定时限，于是人们纷纷来到大槐树下。有一天，晋北、晋南、晋东南三日之内在大槐树周围集中了十几万人。突然，这十几万人被武装军队管制起来，被告知大明皇帝有令，凡到大槐树下集中者一律迁走。之后便强行登记，强行发给凭照，人们踏上了不知何时能返的移民之路。据《明实录》记载，移民活动多在晚秋时节进行。此时百草凋敝，大槐树也叶落几尽，惟余满眼的老鹳窝。每当官差下令启程，这些移民祖先们无不泪横满面、缓缓而行，三步一驻足，五步一回首地寻望家乡故里，越走越远，越走越难再见家乡景象，最后只能看到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和栖息树间的老鹳在深秋时节无奈的悲鸣。于是，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就成了记忆在移民祖先脑中惟一的家乡标志。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巡抚张锡銮率三镇兵卢永祥部进攻山西革命军。卢军所到之地肆意抢劫，不余一家，不遗一物。浩浩荡荡的队伍准备血洗洪洞城，当部队临近县城外的古大槐树时，奇迹发生了：冀鲁豫籍的官兵们纷纷丢盔弃械奔至大槐树下，折槐枝为香，下跪参拜，说是回到大槐树老家了。无论怎么发号施令，都无法使队伍集合起来。由此，洪洞县城数十万百姓免于一场血光之灾。后来，为感激大槐树的功德，当地的人们便在树旁边建起一座匾坊，题刻“荫庇九洲”四个大字。民国三年，由景大启等人集资募捐，在原大槐树下修建了碑亭。亭中竖立石碑一座，正面篆刻“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背面刻有叙述迁民事略的碑文。碑亭后面的窑顶上竖立着金代经幢，它是当年迁民情景惟一存世的目击者，也是惟一的遗物。

明朝厂卫之谜提起厂卫，人们立即想起明朝的“鲜衣怒马”锦衣卫。厂卫到底是什么组织，为什么人们谈起厂卫就会谈“虎”色变？事实上，厂卫并非一个组织，而是数个组织的合称，除了锦衣卫外，还包括东厂、西厂、内行厂等。这些组织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无论是锦衣卫还是东厂、西厂、内行厂，都是手段毒辣、无孔不入的特务组织，这也是人们对厂卫谈“虎”色变的重要原因。神秘的明朝厂卫究竟是怎样的组织呢？在厂卫的历史上，锦衣卫建立最早。锦衣卫本是皇帝贴身禁卫军。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12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通常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例如锦衣卫中的“大汉将军”，明初约有1500人，明末则达5000余人，这些所谓的“将军”，其实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同时承担宫中的保卫工作，而这些都是传统禁卫军的基本职责。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行仪仗和侍卫之职，然而生性猜忌多疑的朱元璋在向明初的开国功臣们举起屠刀后，越来越感觉司法机构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并非可靠，于是便将身边的锦衣卫的职能进行调整，原本只是负责宫廷保卫的锦衣卫便拥有了侦辑、刑讯的职能，变成超越正常司法体系的御用特务机构。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千余人，最多时达六万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独立的监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锦衣卫这种独立于外的办案体系给自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使自己成为恐怖的象征。有人认为，由于明初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权力合法性危机一直存在，二者对皇权的维护和巩固有着其后继者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被无限度扩大了。按规定，锦衣卫的工作主要是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也就是诏狱。由于直接向皇帝负责，因此正常的司法机构都没有能力干涉、限制他们的活动，于是便常常出现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导致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有明一代，北镇抚司大牢中经常关满了各种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人士更是不计其数。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历史上，特务统治并非明朝首创，恐怖气氛也时有出现，“道路以目”便是历史上恐怖时局的真实写照。然而，前朝历代的恐怖统治大多都仅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武则天为争夺李唐天下就曾大行特务统治，致使当时一度告密风行，酷吏当道，全国陷入恐怖之中，一旦其掌握了权力，便很快改变了这种恐怖的氛围。然而，明朝的特务恐怖统治几乎从未间断，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锦衣卫另一项臭名昭著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酷刑。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就会被宣布加以廷杖，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被裹在一块大布里，随着一声“打”，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在地上，此时布中之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伤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更是情有独钟。一般认为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一直面临皇位合法性的危机，一方面，建文帝生死不明，复位威胁并未彻底消除；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用强力巩固皇位，成祖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政机器，由于锦衣卫设在宫外，调用不便，于是准备新组建一个特务机构。当初在朱棣起兵举事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尚如郑和、道衍等人出过大力，所以在朱棣的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东厂的侦缉范围十分广泛，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审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参与；朝廷的各个衙门也都有东厂人员坐堂，以监视官员们的一言一行；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奏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百姓的日常生活、夫妻吵架，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更加便捷。东厂衙门的布置与普通衙门不同。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则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与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相对照，供奉岳飞的塑像实在是对岳飞的不敬，而那些东厂厂主竟号称“百世流芳”，真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事实上“遗臭万年”的牌坊更适合他们。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据史载，曾有数人在密室中喝酒，其中一人喝醉了，大骂起当时执掌东厂的魏忠贤，结果骂声还没停下，东厂的密探就已经破门而入将其逮捕。事实上，东厂的密探们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然后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朝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东厂密探的身影，一时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人们看到这些“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就马上避开，以免遭到飞来横祸。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关系颇为密切，又身处皇宫，时时在皇帝身边，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空印案”之谜明朝初年，朱元璋先后兴起过四次大案，除了胡惟庸、蓝玉两案，还有郭桓案及“空印案”，后两案是因官员贪污而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惩治贪污案。对于郭桓贪污案，因为查有实据，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而“空印案”从事情缘由上来说，更接近于作弊行为。“空印案”的牵连之广，对明初的政治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时间，造成士大夫们都不敢为官。那么“空印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值得引起争议的地方？在明初，按照规定，全国各地的布政司和府、州、县每年都要派会计部门的官吏到户部去报账，将有关地方财政的各项收支，包括钱、粮、布帛、军需款项等详细做账上报，在户部汇总，经户部核实数字后，这账才算完成。因为账目繁多且琐碎，只要有一笔数字写错，或与总账不合，户部就会把账册驳回重做，使得地方官们受苦连连。因为从各地往返京城，少说也要个把月，多的达数月，这对于那些地处偏远的府、州、县来说尤其痛苦，并且户部汇总账目有期限规定，超过期限就要受处分。于是为了方便起见，当时各地方官府派往户部做账目的计吏，往往会带上一些备用的空白账页，并预先盖好地方官衙的大印。说白了，这就有些类似于今天的空白支票或空白介绍信，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填上数字或内容来生效使用，这就是所谓的空印。一旦账目上出现错误，好及时地用空白的账页重做，以避免来回奔波。这种做法被当时的县、州、府、布政司各级官府会计部门采用，已经形成了惯例，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但偏巧的是，在洪武九年一次检查户部钱谷账册的例行公事中，这一做法被朱元璋发现了。这让一向自以为掌握天下耳目的皇帝大为恼火，再加上朱元璋自幼出身于贫寒之家，对元朝地方官府的贪污腐败深有体会。朱元璋因此大怒，立刻命令将全国各地掌印的官员以及在空白文书上署名的官吏全部逮捕，关入御史台监狱审讯，一时之间，全国数百上千的官吏被关入大牢，而面对天子的盛怒，朝中大臣都不敢上谏劝阻。于是这一案件不断扩大，最终就形成了明初著名的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当时宁海（浙江）有布衣名郑士利，其兄长郑士元，官湖广按察使佥事，也因为此案而被捕。郑士利非常清楚空印账的来由，因此他就给朱元璋上了奏折，想要说明空印一事的由来，希望能用讲道理的方法来证明使用空白账页是不可能作弊的。因为在当时，正式的官府公文一般都使用骑缝章，并且还要加盖好几枚印章才能有效，并不是说只在一张纸上盖一个印就能使用的。郑士利认为既然使用空白印账是由来已久的习惯，就不应该加罪。他又从明朝的法理上辩解说，国家一直以来是先有法律明告天下百姓，然后才会对犯法的人判罪，但是从开国以来却从未就空印一事颁布法律，因此怎么能判罪呢？并且一旦随便诛杀众官吏，如何能够服众。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这种指责皇帝的作法，结果只是更加触怒了朱元璋。他下令将郑士利逮捕，并严加审讯，要找出幕后指使，并将郑氏兄弟押解到今江苏江浦服劳役。

刘伯温死因之谜刘伯温在民间传说中被塑造成一位卧龙式的传奇人物，他不但武略文韬，而且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通。其神机妙算，简直有鬼神不测之机。这样一位神仙般的人物，最终的结局却是以悲剧角色退出历史舞台。难道饱读经史的刘伯温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吗？他真正的死因又是什么？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县人，自幼聪捷，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是明初的一代奇人和明王朝的开国功臣，也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臣之一。据《明史》记载，他“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刘伯温的阅读视野非常开阔，读书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快乐而不倦之事。知识渊博的他可称是哲学家、谋略家、文学家、军事理论家、易学家、天文学家。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人物，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风唤雨，似神仙一般，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誉。相传预言之作《烧饼歌》就是他所写。中了进士后，刘伯温曾在元朝政权内担任官职，但他看到元代统治者仇视汉人的种种措施以及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最终愤而弃官还乡。朱元璋起兵以后，多次邀请刘伯温参加义军，于是刘伯温再次离开家乡，投身到反元战争的第一线。刘伯温出山后，朱元璋拜他为军师。由于有了刘伯温的辅佐，朱元璋很快扫平元末群雄，一统天下，刘伯温也被朱元璋称为是自己的“张良”。天下太平之后，刘伯温也曾想过学张良功成隐退，但他对朱元璋的本性似乎还认识不够清楚，最终选择留了下来。然而统一天下后的朱元璋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看来，那些才华出众的功臣已经不再是他争夺天下的得力干将，而变成了新王朝的心腹大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刚刚夺得政权的朱元璋开始担心别人夺取政权。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对手握大权的丞相李善长心怀不满，有意收拾他，因为李善长与刘伯温关系不睦，便想让刘伯温出面来惩治李善长，刘伯温此时并没有因为旧恶而对李善长落井下石，反而向朱元璋进言，称李善长是开国元勋，在朝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惩治李善长对朝廷不利。刘伯温此举表面上是为李善长开脱，实际上他是不愿看到残害功臣的局面出现，深知唇亡齿寒道理的刘伯温，自然不愿帮助朱元璋开重惩元勋重臣的先河。这以后，深知伴君如伴虎的刘伯温心灰意冷，第二年便找了个理由告老还乡去了。归隐后的刘伯温深居简出，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尽量避免与官府中人交往。《明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青田县令想拜访刘伯温，刘伯温都婉言谢绝。无奈之下，青田县令扮成百姓去见刘伯温，正在洗脚的刘伯温让儿子把县令带到屋内，还让人做饭招待。当县令对刘伯温说：“我是青田知县。”刘伯温急忙起身自称小民拜见县令，然后便离开房间，不再见县令。尽管刘伯温已经刻意保持低调，但多疑的朱元璋并不放心，他将刘伯温的儿子留在京城当官，表面上是重用功臣后代，其实却是将刘伯温的儿子作为人质。

勒紧裤带建北京 1406年闰七月，朱棣正式下诏建设北京，命令泰宁侯陈珪、工部尚书宋礼、副都御史刘观等人把物力集中到北京，建造宫殿和城墙。宋礼、刘观、户部侍郎师逵、户部侍郎古朴、右副都御史虞谦等人分赴四川、湖北、湖南、浙江、山西和江西等林区组织伐木。陈珪在山东临清、北直隶、河南、苏州等地组织烧砖，此外派官员在北京开采巨石、烧制琉璃。建造新首都的每一根柱子、每一块石头都浸透着劳苦大众的血泪和汗水。这些巨石是从哪里来的？都是百姓从距北京七八十公里外的大石窝（今房山南尚乐乡石窝村）、马鞍山、牛栏山、白虎涧等地弄来的。大石窝产汉白玉，是宫廷巨石的主产地。马鞍山、牛栏山则产青砂石，白虎涧产豆渣石。紫禁城三大殿的台阶石，块块都是“万人石”。因为每次采石有一两万人参加，有时多达数万人。搬运石头的场面十分宏大。有的大石料八九十丈方，小的四五十丈方，搬运一块需要1万人。有一次，搬运一块长10米、宽3.3米、厚约1.7米的石头。两万名民工喊着震天响的口号，迈着一致的步伐，一起拉动巨石，像蜗牛一般向工地爬行，让人联想到古埃及人建设金字塔的场面。民工们挥汗如雨，饥渴难耐，于是每0.5公里凿一口旱井，供大家解渴。这块巨石搬运到工地，整整花了28天，花费11万多两白银。有的石头用车拉，稍微省力一些。一块石头用16轮大车装载，用1800头骡子拖拽。即便如此，搬到北京工地仍花了22天，耗银约7000两。

瓜蔓抄杀人逾万建文帝把天下交给这些大学士，不到4年就失败。明代思想家李贽怒骂这些书呆子祸害国家，死读书的危害太可怕。 1402年六月十三日，朱棣攻取南京，六月十七日，即位皇帝。

刑讯逼供岂无冤（1）囚犯出钱造刑具明代刑罚仍有可取之处。刑具和刑罚在明代中前期多有创新之处，自成特点。明代刑罚懂得变通，以赎刑代替体刑，保护人的廉耻。工部尚书黄肃违法，按照法律应该受笞刑。朱元璋下令，六卿之职，不宜因为犯小错加以侮辱，可以罚俸赎罪。黄肃拿俸禄赎罪的事，是明代以赎刑代替体刑的第一个例子。嘉靖时，给事中霍韬也建议，士大夫（指官员）被定罪、贬职、被罢官、被诛杀，不要加以笞刑、杖刑和戴铁索手铐，以培养廉耻、振奋人心、鼓励知识分子的气节。刑具的制作、使用皆有法律明文规定。罪囚“打断起发”有规定日期，刑具有规定的器具，停刑有规定的月日，检验尸伤有规定的方法，恤囚有固定的规定，籍没财物也有规定的物品，体现罪刑法定的特点。常用的七种刑具：体刑刑具笞、杖、讯杖和桎梏狱具枷、扭、铁索、镣，都由三法司拨出定额，统一采办制造。南京的应天府采办笞杖，龙江提举司承造枷扭，宝源局打造铁锁、铁镣。依照1485年之制，囚犯戴的刑具实际上还要自己出钱制造。刑部、都察院徒罪以下的都送工部服劳役，犯笞杖罪的囚犯，不用运灰，而是量为收银，买办狱具；修仓的囚犯，命令每天出银一分，按月送部打造枷镣等刑具，以备法司取用。嘉靖时，贫病不堪者每个月出工价银一钱，委托监狱官雇用其他人顶工。刑具的规格和适用对象皆由法定。犯轻罪的人脚上戴1.5公斤的铁镣，这种小铁镣也称为小锁。犯死罪的人最苦，不论男女都戴17.5公斤的枷，脚上戴镣，此外男子手腕上还加有扭。犯杖罪的人要戴7.5公斤的枷。判处徒刑的人要戴10公斤的枷，带脚镣从事劳役。轻罪者系长1丈(约3.33米)的铁索，也称为大锁，非常痛苦。笞、杖、讯杖分别以小荆条、大荆条、荆杖为之，后改为竹制。明代法司监狱的笞和杖，其规格与唐代的笞杖、常行杖相同，比宋代则轻了许多。但讯杖却比唐大一分三厘。如果回头看看刑具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梁杖与汉篓大约相等，唐讯杖比隋杖大二厘，常行杖视隋制更小。所以，明代法司监狱的杖为历代最小，杖的规格实有逐渐减小的趋势。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丘濬对此的解释是，祖宗（指朱元璋）有好生之仁，即使对于作恶的罪人，惟恐打伤他们，所以才采取这样的“薄刑”。丘濬认为，仁爱思想是笞杖规格变化的动因，这或许可以解释笞和杖变小的原因。其实，丘濬马屁拍错了。明代法司监狱的讯杖其实为历代中规格最大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讯杖也有逐渐增大的趋势，从这里看不到朱元璋的仁恩厚德。从身体的受刑部位看，明代较元代有所进步。元代为杖脊背，非常残酷，容易造成人终身残疾。明代废除元代的杖脊酷法，改为笞和杖罪打屁股，讯杖更狠一些，要打屁股和腿部。《大明会典》还规定，如果官员使用刑具不当、或者犯人受刑部位不合法，那么官员就会受到惩罚，情节轻的受笞杖之刑，情节重的最高判处3年有期徒刑。明代还缩小拷讯对象的范围，应该算作是对拷讯的新贡献。法律规定，八议之人（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年70岁以上、15岁以下、残疾人，都不能拷讯，而是根据证据来定罪。怀孕的妇女犯罪，产后100天才能拷问，延续历史上保护八议贵族、保护老幼孕残的人格主义的法律传统。法律将禁止拷讯的对象扩大到除死罪、窃盗抢夺重犯之外的一切罪犯，则是巨大的革新。明律还禁止狱卒虐待罪囚，狱卒打伤打死犯人受到的惩处比元代重，在法律上比元代更重视保护囚犯的生命。对监狱管理人员殴打罪囚，按照明律，将犯人打伤以斗伤论，殴打致死判处绞刑。而元律则处罚很轻，狱卒殴死罪囚仅仅被处以杖刑，为首者杖107棍，从犯减一等。明代的官员打死囚犯只是削职或充军，比狱卒打死囚犯要处绞刑轻得多。

原来汉服羊肚子毛巾这么实用,怪不得陕北小伙都要戴

邪恶刑罚民不畏

陕北汉服羊肚子毛巾的扎法

陕北缸腌腊猪肉 1 菜品历史　　陕北家制“缸腌腊猪肉”已有近100年的历史,广泛流传于陕西榆林地区和延安地区,用民间传统的盐理法和油封法腌制而成。 2 所需食材　　猪肉,盐,食用油,味精, 3 制作方法　　1.选用健康的,在比较卫生的条件下宰杀的猪肉。除净残留毛,刮洗净血污脏垢,去骨(肋骨可带骨)、去蹄膀,然后按要求切成10~12厘米宽、5~7厘米厚的方块备用。　　2.将缸及石板盖准备好,用清水刷洗干净,然后盖好盖放在适当的地方备用。缸的大小,应视肉量的多少来选择,一般要求肉装至离缸口20~30厘米为宜,过大、过小都不利于肉的保存。　　3.炒盐:将所需要的盐(陕西定边产的大青盐)放入铁锅内炒,炒至微黄时为宜。炒盐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是“缸腌腊肉”成败的关键。　　4.滚雪球(上盐):将炒好的盐放于盆内,在盐未凉时,把肉块放进盐中滚几下,使肉块表面粘上较厚的一层盐,提起肉块轻抖几下,以不掉下盐粒为度。　　5.腌晒:将上好盐的坯块摆放在干净的盖片(用高粱秆的盖子)上,放在太阳下腌晒,腌晒时间,夏、秋季大约为1天,冬、春节约为3天,以晒至表面渗出水分为好。　　6.搓盐:将晒好的肉坯块,再拿盐搓上一次,其目的是搓出多余的水分,补增些盐分。　　7.复腌:将搓好的坯肉块,抖擦去多余的盐粒和水分,使表面相对干燥,再进行复腌。　　8.半熟加工及腌制:有咸味较浓的盐埋法与盐味较淡的油封法两种。　　(1)盐埋法:①笼蒸:将腌好晾凉的肉块,皮面向上摆放在笼里蒸10~15分钟后,取出晾凉。②入缸:先将炒好的盐进行压底,其厚度约5厘米,然后将肉块肥瘦搭配,排列整齐,稍留空隙,皮面向上,放入缸内一层,然后撒上一层盐,盖没肉面,轻压一下,接着装第二层,直至装完为止。最后一层盐应撒约5~8厘米厚一层,稍压实即可。③加盖封口:装毕肉后,用石板盖将缸口盖严,然后用绳在缸口中间轧几圈固定,以防缸体裂炸。整个加工过程完毕。　　(2)油封法:①油浸:将猪的板油、五花油等油脂炸炼,除去油渣后,把油加热,控制在6~7成熟,将腌好晾凉的肉块逐块放入油锅内浸泡,炸至肉边起色时为度,捞出晾凉,直至炸完。②净油:将泡炸过的油,继续加温炼至水分耗净后,澄清,除去渣质,待用。③入缸:将油浸过的肉块逐块放入缸内,要求皮向向上,排列整齐,肥瘦相间,上层与下层肉块错位,左右留有空隙,层层装进,装至离缸口约25~30厘米时为宜。④油封:将除干水分的澄清油,油温降至40~50℃时,徐徐倒入缸内,淹过肉面5~10厘米时为止。⑤加盖封口:先将石板盖盖好,一边隔起空隙,待油冷却后盖严。即腌制加工完毕。 4 菜品特色　　肉质结构良好,肥瘦相间的肉块,红、白(或淡黄色)分明,色泽鲜艳,外观肉质鲜嫩多汁,咸淡适中,香味纯正、浓郁,具有特殊的腌腊风味;久存(2~3年)不变质。

妄杀文豪如蚁蝼朱元璋是长期的偏执狂、狂暴大头症，性格上有极大的缺点，听不得反对意见，谁一句话把他惹火了，立即就暴跳如雷，乱杀人。对于文坛领袖，一般的皇帝都很尊重。而朱元璋不然，因为他深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杀个文坛领袖，只当放个屁。刘邦不也往知识分子的帽子里撒过尿吗？文人能说个“不”字吗？朱元璋整死太子之师宋濂就不说了，还杀了许多文人。张孟兼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任山西副使。他的上司山西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吴印是个和尚。两人政见不同，多次发生争执。因为吴和尚是皇帝的宠臣，朱元璋告诉张孟兼：“你跟吴和尚过不去，不就是与我作对吗？”将张孟兼逮到南京，活活打死。高启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曾参修《元史》。苏州知府魏观，新造政府大楼，要上大梁，请高启写《上梁文》，准备好好庆祝一下，宣传一下，传播名声，留点政绩。高启本来是想锦上添花的，一时犯糊涂，文章里面写了一句“龙蟠虎踞”。文人都特别喜欢这个词，只要哪个地方好，写上“龙蟠虎踞”，大家准高兴。偏偏这个新政府大楼的位置，是原来张士诚建宫殿的旧址。“龙蟠虎踞”，你夸谁呢？究竟夸我朱元璋是龙，还是夸张士诚是龙？高启写文章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把关不严。朱元璋偏要说高启夸张士诚是龙，又说他写艳诗讥讽宫妃，将高启腰斩，大卸八块，将魏观也杀掉。腰斩是从腰部把身体斩为两段，人一时还死不了，血液流尽，尔后死亡。秦代丞相李斯被腰斩于咸阳，而今又轮到高启了。高启行楷书题仕女图诗，藏故宫博物院。高启喜欢写这样的艳诗，误以为讥讽宫女妃子，惹怒朱元璋。

空印无罪除头头案件结果：各地衙门一二把手全倒霉 1382年，兴起空印案。这是朱扒皮一手炮制的大冤案。每年各省布政使司和各府、州、县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务情况，核对钱粮、军需等，户部进行审计。户部的审核很严格，钱谷数字，一升一合、一分一毫对不上，整个会计簿就得重新造册填报。重新造册很麻烦，账本要盖上地方政府的公章才行。从南京回到地方上重新盖章，一去一来要花很长时间，比如贵州的、新疆的，骑马到南京，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赶不到。因为路途遥远，地方官员就带上备用的空白账本，先盖好公章。账本一旦被户部打回来，没有过关，就立即重新填写。这种做法就跟使用空白发票一样，先盖章后填写，虽然不符合程序，但也情有可原。这在明朝已经成为惯例，大家习以为常，没有人在意。 1382年，朱元璋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况，他却在意了，勃然大怒，感到是大事一桩，地方官员统统在欺骗他，其中必有奸情。他是最恨贪污的，于是他的大头症又犯了，怒不可遏，不是杀一儆百，而是无限上纲上线。他下令将郡守一级掌管公章的一把手或者会计师一律处死，二把手杖100下、充军边疆（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大家公认的好官，也在此案中蒙冤而死。当时胡惟庸案还没了结，人们夹着尾巴自保，几乎没有人敢出来说个不字。这时候，居然跳出两个不怕死的人，来跟皇帝论理。一个是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他拼死上书，陈述空印案冤情： “空印文册完全是权益之计，留着备用，实行已久，不算什么罪过。人才难得，朝廷培养一名干部，几十年才能成材。人死不能复生，朝廷这么无休无止地杀人才，真为朝廷毁弃人才感到悲哀！” 朱元璋又是大怒，追查是谁唆使他来说情的。郑士利说：“我为国家建言献策，即使是死，我也要说！没有主谋！” 朱元璋当然不信，把他处以杖刑、充军，罚作苦工。另外一个敢讲真话的是山西太原官员叶伯巨，不过真话一般都不好听。1376年，叶伯巨引用空印案的例子，劝朱元璋少杀无辜，批评皇帝过度依赖严刑峻法，还说皇帝“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预测燕王朱棣将来肯定会篡位。虽然句句说在点子上，但终究是揭短，朱元璋又气不过，跳起来要亲手射死他，后来把他关进刑部监狱，活活饿死。经过郭桓案和空印案两场大案，许多无辜的官员死于非命。朱元璋大杀贪官，最后被证明完全失效，贪官永远是杀不完的。贪官越杀越多，朝杀暮犯，前仆后继，杀来杀去，怎么都杀不完。贪官如啖饮食，照样犯罪，一点都不害怕。对朱元璋大开杀戒的做法，继位的建文帝不以为然，锐意改弦更张，鼓励大臣纠正司法不公。他把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叫到榻前说：“近年法司很滥，朕怎么不知道？他们所判决的大逆不道罪名，往往舞文弄法，把无罪的人弄成有罪，先帝（朱元璋）多次严厉禁止。所以死刑一定要四五覆奏，而法司甘为酷吏而不知羞愧。从今以后审重囚，你们三人一定要去参加审理，有冤枉的，即使是小事情，也要向我报告。”这样，才阻止住了滥杀无辜的势头。

郭桓贪污杀光光死亡人数：数万人案件结果：许多机构瘫痪明代的官员为国家辛苦打工，工钱却很低。清廉正直的官员养不活一家人，自己死时像海瑞一样，连棺材板都买不起。“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有些官员正是抱着这种错误的侥幸心理，为让自己过得好点，做点小动作，揩点公家的油，结果搭上自家性命。 1385年五月，一场腐败大案浮出水面。涉案主角是郭桓，时任户部侍郎（副部长），主持户部工作。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有人贪污官粮。朱元璋得知，北平二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与郭桓狼狈为奸，上下串通，贪污官粮。于是，命令法司严刑拷打。主刑官是吴庸。郭桓饱受皮肉之苦，什么证词都有了——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全都跟我是一伙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富商说了一大堆。主审官们也全信了，于是定罪：郭桓等人在收浙江西部秋粮时，应上缴450万石公粮。但是郭桓等人只上缴60万石粮食和80万锭钞票，折合粮食200万石，还有190万石没缴纳。郭桓等人收受浙江西部等府送上的50万贯钞票的贿赂，纵容黄文通等府、州、县的官员私分公粮。应天府等5个州府，数十万石公粮被官员郭桓、张钦等私分。这样算起来，郭桓侵盗国家粮食700多万石。而根据《大诰》的说法，有2400多万石公粮被这些蛀虫贪污。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是不可信的。但是，朱元璋宁愿相信这是真的，杀贪官多过瘾啊！追赃多痛快啊！于是将他们全部逮捕。户部整个衙门全部完蛋，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全部杀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处死。随后在全国各地追赃，强迫缴纳官粮700万石，总之不管抓多少人、杀多少人，非得把数量凑够才可以。全国各地血雨腥风。各省布政使等大小官员、江浙富豪、家里有点钱的，入狱被杀，数量多达数万人。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大多因此破产，特别是浙江一带，很多人被抄家，富豪大族几乎全部被消灭。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是不敢明骂皇帝，而是迁怒于审理案件的主刑官吴庸。吴庸就成了众矢之的。御史余敏、丁廷举将刑讯逼供、民怨沸腾的情况向朱元璋汇报。为平息天下人的怨气，朱元璋将吴庸等人杀了，并假惺惺地说：“我下诏让你们清除奸人，你们反而干坏事扰民，今后凡有这样的事情，一律遇赦不宥。” 这完全是朱元璋小题大作、捞财害命、乱杀一气。刑讯逼供，永远得不到真相。

磔死末相胡惟庸案件：胡惟庸案、蓝玉案死亡人数：超过 4.5 万人案件结果：开国功臣仅两人幸存朱元璋心胸狭窄，性格暴躁。他的气度，比不上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也比不上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因为唐太宗和宋太祖出身贵族，至少见过大世面，不是小心眼。而朱元璋出身叫花子，一无所有，当了皇帝，渴望拥有绝对的权力，不想别人拿走半分。除讨饭时求过人，在郭子兴手下低过头外，他一辈子没对谁服过软。他就是一个大独裁者，胡惟庸碰上这个权霸，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宰相，也就不难理解了。胡惟庸和李善长都是安徽定远人，淮西集团的领头羊。胡惟庸没有军功，当过宁国知县、吉安通判等地方官，后来当太常少卿、太常寺卿等文职。他很有才，马屁功夫一流，特别是记忆力好，皇帝问什么都能回答上来，很得皇帝宠信，又依靠李善长大力提拔，1370年任中书省参知政事，进入中央权力中枢机构。1374年升为右丞相，再升为左丞相。左丞相是天下第二号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臣子能爬到的最高职位，权力超过时任右丞相的汪广洋。左丞相虽然是肥缺，但是干不好要丢脑袋。在胡惟庸之前，只有3个人坐过左丞相这个位子，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忙于饮酒赋诗。因为他们都深知朱元璋的臭脾气，不敢轻易摸老虎屁股，所以相权与皇权之间矛盾不大，看起来十分和谐。登峰造极，一览众山，这种感觉实在美妙，胡惟庸飘飘然了。不过，有另外四个可怕的字在等着他——物极必反。胡惟庸位高权重，你让他一时不高兴，他就可以让你一辈子不高兴，这就是权杖的魔力。他想捞点好处，动动嘴皮、使使眼色，想升官发财、受处分的功臣、军官，马上心领神会，自动献上金帛、名马、玩好。因为他们以为，只要把胡宰相哄得高兴，不用担心有人给他们小鞋穿，永远可以安享荣华富贵。金帛、名马、玩好，谁不喜欢呢？不过都是身外之物。有些人只是看看而已，看完照样让送礼的人拿回去。而胡惟庸看完，统统藏到家里观赏，因此得到的金帛、名马、玩好，总量惊人，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行为深恶痛绝，曾向皇帝检举他的罪行。胡惟庸不思悔改，怀恨在心，引诱徐达府上的门卫福寿告密，妄图加害徐大将军。但是，福寿是个明白人，不贪财，不仅不愿意加害主人，反而把胡惟庸的阴谋捅了出去。胡惟庸又一次看错了人。胡惟庸就是这样一个不能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人，对仇人总是睚眦必报，大加迫害。刘基是浙江青田人，一流的智囊。朱元璋将他视为汉代的张良，不仅言听计从，而且要刘基当宰相。而李善长、胡惟庸为代表的淮西集团，把持朝政17年，对浙东集团的人，包括刘基在内，排斥得很厉害。刘基在朝廷基本吃不开。刘基知道朝廷派系太多，自己玩不转，就推荐淮西集团首领李善长当宰相。朱元璋又询问胡惟庸怎么样，刘基实话实说：胡惟庸根本不适合当宰相，比起杨宪、汪广洋来，差远了！他就像一部会解体的车子，最后一定车毁人亡。胡惟庸听说，气得牙根痒痒，恨死刘基。可是世事难料，朱元璋偏偏让胡惟庸当宰相。刘基的麻烦大了，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最后还是被淮西集团砍了尾巴。李善长和胡惟庸想尽办法，把刘基从朝廷赶走，四处散布坏话，剥夺他的退休金。刘基十分害怕，从老家跑到南京向朱元璋请罪，请罪之后还是很害怕，最后忧愤成病。皇帝派人慰问，慰问团团长正是胡惟庸。胡惟庸带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去看病，开一些药。刘基吃药后，肚子里出现一块硬邦邦的肿瘤，一会儿发胀，肚子鼓得圆圆的，一会儿又腹泻，肚子泻得瘪瘪的。刘基的病情越来越重，于1375年病逝。刘基的儿子刘琏在江西做官，朱元璋非常欣赏，想大力提拔，因为胡惟庸等人的反对，刘琏官运不济，竟然于1377年掉进井里淹死。怪事一串一串的，其实他们父子是被胡惟庸等人害死的。朱元璋把刘基之死算在胡惟庸头上，对刘基的儿子说，满朝都是淮西集团的人，只有你父亲，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吃了他们的“蛊”。朱元璋怀疑刘基被胡党陷害，吃胡惟庸下的毒药而死。有人怀疑朱元璋本人毒死刘基，对刘基儿子说的话是演戏。刘基究竟被谁毒死，目前还是历史悬案。刘基不是推荐好友杨宪当宰相吗？结果杨宪也遭殃。他和凌说、高见贤、夏煜等4人都是特务，专门告发南京官员做的坏事，即使道听途说的事情，都可以向皇帝报告，经常半夜三更把打探到的消息送进皇宫。朱元璋对他们很器重，说有这几条恶狗，就没有人不怕皇帝了。胡惟庸和李善长等人当然非常怕他们，怕粘上就甩不掉。这4人在皇帝面前说李善长的坏话，阻挠他当宰相。李善长为自己当宰相，和胡惟庸联手，从背后捅杨宪刀子。杨宪不仅宰相没当成，还与凌说、高见贤、夏煜等人先后被处死，等于皇帝的耳目被胡惟庸和李善长搞掉了。

打下江山赐毒酒朱元璋思考元朝失败的原因，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元朝的武力，天下第一，然而这么快就失败，是因为朝廷没有权力。权力都在地方手上掌握着，导致国家出大乱子。朱元璋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将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他1376年完成地方政治体制改革，4年后进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把地方和中央的大权都抓到自己手里，防止权力旁落。他在法律上以猛治国，刑用重典，手腕稳、准、狠，跟秦始皇的严刑峻法差不多，以吓唬官员、百姓不敢犯罪。想当年，君主何等融洽！

藩王保帝室，无穷后患起洪武元年，朱元璋称帝，但到洪武二十年他才统一南北。这二十年中，他的统治版图从江南一隅扩大到全国，吴王时代的军事策略如何适应版图的扩大，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时，元朝并未完全覆灭，仍然在漠北称帝，史称北元，还保有政治机构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它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南下复辟。如果朱元璋不在长城以北屯驻重兵，一旦北元养精蓄锐完毕，挥师南下，在百万铁骑的猛攻之下，黄河以北很可能就会落入敌人之手。所以，朱元璋决定，边防一定要屯驻重兵。朱元璋是个多疑之人，如果把边境的军权交给异姓的诸侯，他担心这些人将来会拥兵自重，威胁中央王朝的统治。他又总结了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认为像秦、汉、唐这样盛极一时的帝国之所以最终会灭亡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强大的亲藩支持来屏卫。于是他决定分封他的儿子们做各地的藩王，一方面可以监督当地的官员，镇压反抗的人民，另一方面又可以为他镇守边疆，解除边疆之患。洪武二年四月初编《皇明祖训》的时候决定了分封诸王的制度。洪武三年四月封第二子至第十子为亲王。朱元璋和众大臣考虑到这几个皇子年龄尚小，况且立国制度都还没有确定，所以真正就藩是在洪武十一年决定以南京为京师以后，前后事隔九年。决定以南京为京师后，又分封了其他诸子为藩王。初到京师时，第二子秦王与第三子晋王分别封国于西安和太原。洪武十三年第四子燕王封藩王于北平，负责镇守沿长城一带的边防重镇。洪武十四年第五子周王与第六子楚王分别封藩于开封和武昌。洪武十五年第七子齐王封藩于青州。以后随着其他年幼之子的成年也先后封藩于全国各地，星罗棋布地分驻在全国的军事要地。朱元璋以为，以亲王守边，掌握军事大权，内地各大省市也都有亲王镇守，这样每一个王国都是一个独立的军事中心，就算国都在东南边，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动乱。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苦心经营失败了，权力的争夺是皇族兄弟之间最深刻和残酷的矛盾。他给儿子过重的军权导致了皇家深刻的内部矛盾。他死后不久，长孙朱允炆继位，就大力实行削藩政策，要削弱藩王的军权和兵力，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反抗，挥兵南下，占领南京，自立为帝，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成祖，这离朱元璋去世还不到五年的时间。朱元璋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苦心策划的这一切，竟然会埋下这样的祸根。朱元璋定制封藩，本意在于“落屏帝室，永膺多福”，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朱棣夺位后，继续采取削藩政策，以巩固皇权，后经仁、宣两朝，藩王的军事、政治特权逐渐削弱，不再对皇权有威胁。但是藩王的经济特权却日益发展，如宗藩“世世皆食岁禄”，至嘉靖年间，皇族人口已近十万，仅岁禄一项，“诸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几乎占全国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给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成为明末阶级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整个明朝，藩王问题始终是难以解决的一大问题，这是朱元璋定制分封时始料不及的。

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历史上有若干时代，军权政权法权财权一切大权，始终握于中央政府之手，各级地方政府唯唯听命。中央之于地方，犹躯干之于手足，令出必行。地方之于中央，犹众星之拱北辰，环侍唯谨。例如宋代和明代。也有若干时代，中叶以后，大权旁落，地方政府自成单位，其强大者更是操纵中枢，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中枢政令只及于直属的部分，枝强干弱，失去均衡。例如汉末、六朝和唐的后期、清的后期。前者用科学的术语说，我们叫它作政治上的向心力时代，用政治上的术语说，可叫作中央集权时代。后者则是政治上的离心力时代，也可叫作地方分权时代。为避免和现代的政治术语混淆起见，我们还是用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两个名词较为妥当。要详细说明上举几个不同时代的各方面情形，简直是一部中国政治史，颇有不知从何处说起之苦，并且篇幅也不容许。我们不妨用简笔画的办法，举几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办法是看那个时代人愿意在中央做事，还是在地方做事，前者举宋朝作例，后者举唐朝作例。宋承五代藩镇割据之后，由大分裂而一统。宋太祖采用谋臣赵普的主意，用种种方法收回地方的兵权、政权、法权、财权。中央直属的军队叫禁军，挑选全国最精锐的军人组成，战斗力最强，挑剩的留在地方的叫厢军，全国各地的厢军总数才和禁军的总数相等，以此在质量两方面国军都超过了地方军。各地方政府的长官也都直接由中央任免。地方的司法和财政也都由中央派专使，提点刑狱公事和转运使直辖。府县的长官大部分都带有在中央服务的职名，任满后仍须回中央供职，到地方作事只算是出差（差遣）。在这一个系统之下，就造成了政治上的向心力。宋代的各级官吏，都以到地方服务为回到中央供职的过程，内外虽迭用，但最后的归结还是台阁监寺以至两地。如地位已到了台阁侍从，则出任州守，便算谴谪。反之由外面内召，能到曹郎，便是美迁。“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一般士大夫大多顾恋京师，轻易不肯离去阙下，叶梦得《避暑录话》下记有一则范纯仁的故事说：

魏忠贤与阉党专政所谓“阉党”，其实并不是什么“党”，而是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帮派。魏忠贤这个太监大头目，掌控宫廷内外大权，利用熹宗朱由校的昏庸，颐指气使，网罗亲信，拉帮结派。这个“阉党”的构成大致是这样的：太监中，除了王体乾，还有李永贞、涂文辅、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文臣中，有政府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之流，为之出谋划策，号称“五虎”；武臣中，有掌管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的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专门杀戮反对派，号称“五彪”；此外还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内外呼应，号称“十狗”；等而下之，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盘踞各个要害部门。因此《明史·魏忠贤传》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这个“死党”，就是当时人所说的“阉党”，以擅权乱政为能事，把政局搞得一团糟。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员，和“阉党”展开了殊死较量。天启二年（1622），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冯从吾，反驳“阉党”分子朱童蒙对北京首善书院的无端攻击，声明书院讲学是为了探讨儒家经典，用学术来端正人心。其实，“阉党”之所以反对书院，目的是禁止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魏忠贤索性借用皇帝的名义颁布禁令，拆毁全国所有书院。在知识分子中间享有崇高声誉的东林书院、首善书院、关内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等，都惨遭厄运。就在同一年，刚刚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修撰的文震孟，弹劾魏忠贤把持朝政，皇帝上朝犹如“傀儡登场”。机敏的魏忠贤抓住“傀儡”二字大做文章，在皇帝面前挑唆：文状元把万岁比作傀儡。皇帝大怒，文震孟遭到革职处分。同科进士、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抨击魏忠贤“窃弄”权柄，“内降”圣旨，拉大旗当虎皮，打着“圣旨”的幌子，排斥异己势力。结果可想而知，郑鄤遭到“圣旨”的严厉斥责：“党护同乡，窥探上意”，受到处分。此后，魏忠贤进一步网罗党羽，把言听计从的大臣如朱国祚、顾秉谦、魏广微，引进内阁，控制中央政府大权，不断指使亲信攻击正直官员，陷人于法，政坛上一派恐怖肃杀之气。天启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挺身而出，向皇帝进呈长篇奏疏，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掀起了声势汹涌的“倒魏”风潮。古代有一句民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反映了两种官僚的不同处世哲学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的人，往往死得很惨；趋炎附势、善于拍马溜须的人，往往飞黄腾达。于是乎，那些精明的官僚，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断加官晋爵，学会了明哲保身，曲学阿世，不敢讲真话，假话连绵不绝，官场风气由此而腐败不堪。然而士大夫的精英分子一向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此，“直如弦，死道边”的官僚代不乏人，成为历史的一抹亮色。杨涟就是其中之一。

痴迷于玄修的“中材之主”：自比为尧舜的嘉靖皇帝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文字：“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直觉反应那肯定是道士的名号。你有所不知的是，拥有这个头衔的并非一般道士，而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明史》对他的评语还算比较客气，称他为“中材之主”。孟森《明史讲义》对他的评价是：“终身事鬼而不事人。”在这点上简直无人能及，岂是“中材”而已。读者诸君可能会说，按照宗教信仰自由的观点，皇帝崇信道教似乎不必非议。其实史家非议的并不是宗教信仰，例如谷应泰对于“世宗崇道教”有这样的说法：“因寿考而慕长生，缘长生而冀翀举”，“及其末年，犹饵丹药，盖游仙之志久而弥笃”。由仰慕长生而追求羽化成仙，弃朝政于不顾，与皇帝的身份背道而驰。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痴迷于道教斋醮，一味向玉皇大帝送上拍马屁的“青词”（写在青藤纸上的颂词），不但自己痴迷于此，还鼓动大臣专心致志撰写“青词”，培养了一批精于此道的“青词宰相”（如夏言、顾鼎臣、严嵩、袁炜、李春芳等）。二是在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之流的指导下，为了自己的“养生”，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热衷于“采阴补阳”（即与童贞处女相交的“房中术”）。这种道家养生理论在明中叶的上流社会风靡一时，《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不过和朱厚熜相比稍显逊色。为了延年益寿，他把豆蔻年华的宫女作为“采阴补阳”的工具。日复一日的“采阴补阳”，必须不断服食道士们为他炼制的“房中药”（春药）。这种药称为“红铅”，它的奥秘正如《万历野获编》所说：“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无怪乎历年陆续进宫的少女数以干计，原来她们既是“采阴补阳”的工具，又是“供炼丹药”的原料，最终都成了朱厚熜的“药渣”。受到朱厚熜双重蹂躏的宫女忍无可忍，终于导致震惊朝野的“谋逆”事件。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日，朱厚熜夜宿端妃曹氏宫中，宫女杨金英等人，乘朱厚熜熟睡之机，用绳索套上他的头颈，想把他勒死。或许过于紧张，或许操作不当，打了一个死结，并未致命。参与此事的宫女张金莲知道事情不妙，溜出来报告皇后。皇后火速赶到，解开绳索，朱厚熜得以苏醒。皇后立即命令太监张佐等人逮捕宫女，严刑逼供，让其招出幕后主使人。其实那是宫女们的自发行动，并无主使人，皇后却假公济私，以“首谋”罪牵连宁嫔王氏，以“预知”罪牵连端妃曹氏，把端妃、宁嫔以及杨金英等，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她们的家属，十人斩首，其余的发配功臣家为奴。

中国顶尖肿瘤专家告诉你: 穿汉服可治疗癌症 2006年11月召开的中国肿瘤学术大会上有专家指出，中国每年癌症新发病例为22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60万人。近20年来，中国每4-5个死亡者中就有一个死于癌症,居死亡原因之首。 2010年8月在国际抗癌联盟举办的第21届世界抗癌大会上，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大会发言中说，过去30年，中国癌症死亡率增加了80%，癌症已成为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第一位死因。我国癌症发生率正处于快速上升期，每年癌症发病人数约260万，死亡180万人。目前中国癌谱已经兼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癌症的流行特点，肺癌、肝癌、胃癌、食道癌和结直肠癌，是最常见的5种癌症杀手。据统计，上海癌症发病率1980年比1963年增加了一倍，超过北京、天津25%,为全国城市第一位。而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癌症监测数据显示，上海市区女性的癌症发病率比20年前上升了近一倍，每100名上海女性中就有一人是癌症患者，也远高于我国其他城市。根据历史记载，三皇五帝的寿命都在百年以上。在清代以前，没有任何一位帝王死于癌症。在排除了各种无关因素之后，专家认定古人不得癌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穿汉服。现代临床实验也证明，在癌症晚期患者中，不穿汉服的比例高达98.14%。在给其中一些患者穿上汉服后，十年成活率上升了95.21%。很多穿了汉服的患者居然在不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肿瘤自然痊愈了。如今，汉服疗法的显著效果逐渐被广大癌症患者认知，有越来越多的癌症患者穿着汉服走上街头，向大众宣传汉服。等到汉服普及的那一天，癌症就会彻底在中国消失了。癌症患者感谢汉服救命之恩

猪冥是大汉内部的敌人，满清是大汉外部的敌人攘外必先安内真正的汉人是这样屠明狗的

最伟大的帝后路易十六夫妇皇帝守国门，皇后死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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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芳何许人也？翻看《明史·阉党传》，他的名字赫然排在榜首，与同在“阉党传”的张綵，拜倒在大太监刘瑾的脚下，为虎作伥。和他们同在“阉党传”的，还有天启年间成为大太监魏忠贤党羽的顾秉谦、崔呈秀、田尔耕之流。名列“阉党传”的官员，个个都是寡廉鲜耻的宵小之徒。焦芳，河南泌阳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得到同乡内阁大学士李贤的引荐，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焦芳对李贤感恩戴德，低声下气，如同厮养奴仆一般，同僚都羞与为伍，因为此人不学无术且品行卑劣，正如《名山藏》所说：“猜狠无文，众尽畏知。”但是，他的仕途却很顺畅，由编修做到侍讲，任满九年，按照惯例应当晋升学士。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据焦竑《玉堂丛语》以及《明史》所说，当时熟悉焦芳的朝官彭华，鄙薄他的才学，向主管此事的内阁大学士万安质问：像焦芳那样不学无术的人，也可以当学士吗？焦芳听了大怒，扬言：彭华与万安关系不浅，企图阻挠我的升迁，假如我成不了学士，就在长安街上刺杀彭华。彭华吓得不知所措，赶紧向万安打招呼，息事宁人。焦芳就这样当上了侍讲学士。侍讲学士要为东宫太子讲学，所用教材多出于彭华等人之手，焦芳不愿落于下风，每次进讲，故意对教材吹毛求疵，并且在公开场合大肆宣扬。《明史》写道：“翰林尚文采，独（焦）芳粗陋，无学识，性阴狠，动辄议讪，人咸畏避之。”流氓无

宪宗擅宠的万贵妃明宪宗朱见深的幼年时代，经历了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风波，大起大落。两岁时，他的父亲——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军队俘虏，皇太后为了应对突发事变，宣布册立他为皇太子，由他的叔父——郕王朱祁钰以“监国”身份辅佐。朱祁钰称帝（即景帝）以后，为了确立自己的世系，把朱见深废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危机过后，经过一场精心策划的宫廷政变，英宗复辟，朱见深再度成为皇太子。七年后，英宗驾崩，十八岁的朱见深继位（即宪宗）。这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依仗祖宗留下的家底，勉强维持“太平盛世”的假象。和父亲英宗相比，他颇有略胜一筹之处，例如为冤死的于谦平反昭雪，恢复郕王朱祁钰的帝号——恭定景皇帝，有一点和父亲对着干的架势。但是，这些德政掩盖不了为人诟病的弊政，一是擅宠万贵妃，把内宫和外廷都搅得一塌糊涂；二是任用太监汪直，设立西厂，把特务政治视为不二法门。

英宗被俘与获释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在太监头目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在土木堡惨遭蒙古军队突击，全军覆没，自己也当了俘虏。皇帝被俘不仅是明朝开国八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只有北宋末年徽钦二帝被金军俘虏可以与之相比拟。在帝制时代，皇帝被敌方俘虏足以引起政治地震。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极度震惊。蒙古的首领也先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以为攻占北京有如探囊取物，兵锋直指北京。北京城内一片慌乱，大臣们不知所措，有的嚎啕大哭，有的主张逃跑。兵部侍郎于谦力挽狂澜，升任兵部尚书，保卫北京。国不可一日无君。英宗出征前，任命他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居守”，非正式地暂时代理朝政。在此紧急关头，要收拾人心，抗击来犯之敌，必须有一个名分。八月二十二日，英宗生母、皇太后孙氏召集百官，宣布册立年仅两岁的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由郕王辅佐，“代总国政”。几天后，群臣向皇太后进言，皇太子毕竟年幼，“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希望郕王即帝位，度过这个非常时期，太后同意了。群臣把太后的旨意告诉郕王，他表示惊讶，再三谦让，后来索性离开紫禁城，退避到自己的王府。于谦前往劝说：臣等实在是担忧国家，并非为私人考虑。郕王朱祁钰才于九月初六日受命登极（即景帝），改年号为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九月十六日，锦衣卫指挥同知季铎奉皇太后之命，带了御寒衣物，来到蒙古军营慰问被俘的英宗，报告郕王已经即位，长子也已立为太子。英宗命随侍左右的锦衣卫指挥佥事袁彬写了三封回信，叫季铎带回。一封信给郕王，表示“禅位于郕王”；另一封信向太后请安；第三封信告诫文武百官，必须显示实力，断绝蒙古南下扩张的念想。这三封信收到了安抚民心、稳定局势的作用。也先企图以英宗作为人质，要挟边关守将，诡称“奉皇上还京”，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北京。行至大同，总兵郭登不肯打开关门，派人告知：国家已有君主。也先的图谋化作泡影，只能强攻，于十月初包围北京。兵部尚书于谦早已严阵以待，在德胜门外亲自督战，激战至第五天，死伤惨重的蒙古军队恐怕后路被断，不得不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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獚猂发源于美国人研发的互联网，和汉族没有关系

“积疑成狱”的胡惟庸党案胡惟庸名列《明史·奸臣传》，对他而言并无不公，此人本来就是一个宵小之徒，为人阴险狡猾，惯于钻营，一旦大权在握便得意忘形。如果按照老百姓“好人—坏人”模式来衡量，他肯定不是一个“好人”。他被处死后株连数以万计的“胡党”，绝大多数并非“奸臣”，不少还是功臣。历史上开国皇帝杀功臣，屡见不鲜，不足为奇。“胡惟庸党案”是此类事件又一次重演，不过奇特得令人震惊，却又迷雾重重。由于被胡惟庸株连的官员成千上万，官场上一片恐怖气氛，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文人学者多不敢记载此事。《明太祖实录》大抵是依据当时官方公布的《昭示奸党录》之类官方文书，来撰写事件的始末，清朝人编写的《明史》也没有跳出这一窠臼，因此后人阅读这一段历史，不免扑朔迷离。1934年，吴晗在《燕京学报》发表论文《胡惟庸党案考》，才使真相大白：其一，胡惟庸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被“自私惨刻的怪杰”朱元璋处死，是咎由自取；其二，所谓胡惟庸及其党羽企图谋刺皇帝、勾通倭寇之类罪状，一概子虚乌有，是为了株连“胡党”而虚构的。

光光宗一死，他16岁的皇子朱由校登上皇位，这就是明熹宗。明代第十五位皇帝，在位七年，年号天启。他登基之初就发生了著名的“移宫案”。由于光宗在位仅一个月，光宗的正妃郭妃又早早病死，没有正宫皇后。却留下了一个祸害李选侍，这个女人跟郑贵妃臭味相投。李选侍整天捉摸着怎么将皇后位子弄到手，郑贵妃也对皇太后的位子垂涎已久。两个的女人凑在了一起，互相配合，在光宗面前软磨硬泡，一心要将封号得到。即使在光宗病危的几天，他们也没有停止过。现在光宗驾崩，朱由校登基，李选侍就把目标瞄准了皇太后，每天乾清宫中哭哭啼啼求着小皇帝，要求小皇帝封她太后。

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城里一片恐慌，百官集于朝堂之下，散朝还不肯退散。太后和皇后急得哭哭啼啼，搜罗大量金银珍宝、绫罗绸缎，想以重金把英宗赎回来，却遭到瓦刺军的拒绝。人们私相传舌，谣言不断，又陆续有战败的兵卒包着累累创伤回到京，百姓们不知道皇帝下落怎样。目前京城防务空虚，瓦剌军来了怎么抵挡呢？为了安定人心太后下诏，立英宗两岁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指定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辅导太子，任监国。朱祁钰召集大臣，商量如何应敌。大臣们七嘴八舌，有人主张南迁，有人反对。大臣徐有贞说：“瓦剌兵强马壮，我军恐怕是难以招架。而且我夜观天象有变，恐怕京城将要遭劫，不如先撤到南方，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 正在两难之际，一人挺身而出，声如洪钟：“说要南迁的，应该立即拉出去斩了。京师是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难到大家忘了南宋是如何灭亡的吗！”此人正是尚书邝野出征后代理兵部事务的兵部侍郎于谦。于谦的主张义正辞严，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说得徐有贞等人哑口无言。于是就由于谦负责指挥军民守城。他一面调兵遣将，从各地调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肃清内乱，逮捕了不少瓦剌奸细。大臣们纷纷要求向天下昭示王振的罪壮，要求抄灭王振的族后，这样才能安定人心。朱祁钰毕竟不是皇帝，也不敢擅自做主。大臣们就不肯散朝，不依不饶。宦官马顺平常也和王振勾结，他见大臣们不肯退朝，喝令想驱散大臣。结果一下自激起众怒，被被众人揪出痛打，当场活活打死。朝廷上吵吵嚷嚷，乱成一团，大殿里成了斗殴场和闹市。朱祁钰脸色很难看，想躲进内宫，于谦拦住他的袖子说：“王振的罪魁祸首，不惩办众怒难消。大臣们只是为了社稷着想啊。”朱祁钰听了于谦的话，下定了决心将王振的抄家，惩办了王振的同党，果然人心渐渐安定下来。为了避免瓦剌军以明英宗为人质，过分要挟朝廷。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立朱祁钰为帝，明英宗改称太上皇。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朱祁钰即位称帝，这就是明代宗（又称景帝）。瓦刺一方也知道孤军深入，不宜久留。就以送明英宗回朝为借口，开始进攻北京。很快就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众臣在主战主守上，意见纷坛。主将石亨主张京城九门全部关闭，坚壁不出，以避敌锋锐。于谦说：“如果在向敌人示弱，敌人会更加轻视我们。”他亲穿战袍，身披铠甲，扎营于德胜门，表示身先士卒，决死一战的决心。由是全军士气高昂，万众一心，誓保京城不失。于此时，各地方部队接到朝廷的命令，也都开始支援北京。城外的部队达到二十二万人。瓦刺发动几次进攻，被明军奋勇阻击。百姓们也配合明军进行战斗，军民一心。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瓦刺军受到重创，怕退路被截断陷入包围之中，匆忙撤退，于谦等明英宗去远了，就用火炮轰击，又炸死了敌军数百人。北京城保卫战，大获全胜。君臣上下同心，扫除了英宗统治时期政治、军事上的积弊，景帝信重于谦，于谦也不辱君命，抵御外敌使中原免遭野蛮破坏，功不可没。瓦次失败后，觉得扣留明英宗也没有好处。不如把明英宗释放，以缓和双方矛盾。英宗回到北京，没受到什么礼遇，被景帝被软禁起来，开始了他7年的软禁生活。公元1457年，明代宗身患重病，徐有贞、石亨与宦官相互勾结，带兵私闯皇宫，拥立被软禁的明英宗朱祁镇复位。这就是震惊华夏的“夺门之变”。一个月之后，明代宗重病身亡。明英宗复位后，徐有贞、石亨对于谦本来就心中不满。加上在英宗被俘流亡期间，帮他朱祁钰继承称帝，英宗心里对于谦本也有疑虑，就给于谦定下“谋反”之罪，就给于谦定下“谋反”之罪，把他杀害。但人们始终都不会忘记拯救大明江山于危难的功臣，正如他《咏石灰》所写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宣宗皇帝朱瞻基可以说是一位称职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大明江山得以巩固，历史学家称他为太平天子，是历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但是他特别热衷于斗蟋蟀，他曾让各地官吏每年采办上等蟋蟀进贡，大臣为讨好皇帝，下级为讨好上级，结果任务很快变本加厉一级级加重，给百姓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朱瞻基也被后人称为“蟋蟀天子”。清代的文学家蒲松所著《聊斋》中的“促织”一篇，就是以此为背景的。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染上不明之症，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八岁，在位还不到十个年头。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拥立他的儿子朱祁镇为帝，即为英宗。朱祁镇是宣宗皇帝的长子。首先，他奇特的身世就注定了其一生将充满了传奇色彩。朱祁镇的父亲宣宗皇帝的一直子嗣艰难，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但她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最受宠爱的孙贵妃也没能生子。孙贵妃千方百计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一天宫里传出了，有位宫女受皇帝临幸后有了身孕的消息，她立即派人把宫女藏了起来。然后买通御医，对宣称已有了身孕，并伪装出许多怀孕的假象。等那宫女生下一子后，孙贵妃马上派人抢来孩子，将宫女杀人灭口，再派人通知宣宗，自己躺在床上也装出产后虚弱的样子。孙贵妃就依靠着这个小男婴就成为了孙皇后，而这个宫女生下的小孩就是日后的明英宗朱祁镇。当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老臣依然在朝中发挥重大作用，使仁宣时期政治较好的状况得以延续，“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纲纪未弛”。明英宗年纪幼小，十分贪玩，觉得几个大臣每天都是板着脸严肃地监督自己，就觉得十分无聊。只有自己的伴读太监王振懂得自己心意。在封建社会几千年，宦官干预朝政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比比皆是，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就曾立下规矩，不允许宦官参与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刻在大铁牌上，悬挂在宫中，作为他的子孙要世世代代遵守的祖训。到明成祖时就把这条规矩废除了，通过“靖难之役”夺取侄子的皇位的朱棣，精神一直高度紧张，建文帝未死的流言四起，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他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情报机构，虽然锦衣卫也能行使这个职能。但是在朱棣心目中，还是觉得身边的宦官们比较可靠，毕竟在起兵的过程中，以郑和为首的一些太监出过很大力，而且他们就在自己身边，便自己得到最新情报。自迁都北京以后，他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刺探大臣和百姓，看看其中是否有人图谋不轨。让亲信太监做东厂厂主。于是宦官们权力日渐强大，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景山亡魂——明庄烈愍皇帝朱由检 “朕非亡国之君”！这是明庄烈愍皇帝朱由检走投无路、被迫在景山投缳时所发出的悲痛而绝望的呼喊！但他毕竟做了亡国之君，这期间是非曲直，自有后人评说。

皇上，您别死啊，你还有好多女人

大明正统在意大利

大明正统在九州

平南敬亲王尚可喜类型：电视剧本作者：尚广义题材：主旋律

看大明的骨气原来没抵抗¬只有一个战死？¬就这样还保大明三百里江山？¬

尚长荣：我属于父亲的尚派曾经有专家要写文章称京剧名家尚长荣的表演艺术为“尚派”，尚长荣谦逊地说，我还不能自称一派。专家间：那你是属于那一派?尚长荣笑着说：“我属于父亲那一派。”然而，大家都知道尚长荣的父亲尚小云，乃是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同时代的四大名旦之一，独创了“尚派”旦行艺术，而尚长荣则工花脸，“架于、铜锤两门抱”，父子两代，行当不同，尚长荣怎么能称自己是“父亲那一派”呢?最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京剧大师尚小云》一书，给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尚小云，原名德泉，字结霞，号平南裔于(即清初平南王尚可喜后代之意)。他生于1900年元月，小时因家贫被迫辍学，遂开始了长达60年的从艺生涯。尚小云于1907年跨进京剧艺术大门，起初向名艺人李春福学老生行当。1909年三乐科班创办，尚小云正式入科，取艺名为三锡。人科后，尚小云没有继续学老生，而是随赵春瑞学武生，因其练功时非常刻苦，基本功颇为扎实，不久即能登台饰演黄天霸。但时间不长，三乐科班的班主李际良又让尚小云改学花脸，在(空城计)中扮演司马师等角色。1910年，科班老师陈四见尚小云面貌俊秀，嗓音甜亮，更适合学旦角，尚小云遂又改行，拜唐竹亭为开蒙老师，学旦行。三乐班又为其特聘名旦孙怡云教授正工青衣戏，因而有了“小云”的艺名。尚小云先生与幼子尚长荣合影

尚氏家族暨尚可喜波澜壮阔的一生

若当年陈友谅打败了朱元璋他一定会乘胜追击元朝残余势力，统一大蒙古

海城尚氏宗谱五修谱

清代尚氏家族旗地研究杨余练

海城尚王陵园重修记

平南王尚可喜在东北庄田分布

天聪7年(明崇祯6年,1633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投入不断在辽东半岛扩张势力的后金国太宗皇太极麾下,翌年尚可喜亦归。这3人所携兵力、火器、战船,大大增强了后金国的军事实力,为进取明朝防卫据点山海关起到重要作用。及顺治元年(明崇祯17年,1644年),吴三桂又在山海关投降摄政王多尔衮。上述明朝4降将在清朝征服中国本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

平南王尚可喜画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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