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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反对者、内使张环、顾忠和锦衣卫士卒王永因写匿名信揭发王振而 罗绮到底犯了什么罪?《明实录》含糊其辞,就是说不出来。要是真的说出来,就只有一句话,他被人诬告骂了当朝大太监王振为老奴。退一万步讲,即使是罗绮真的骂了一句老奴,在今人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却落得个接近死刑的处罚(戍边是《大明律》中除死刑之外的最严重的刑罚),想来令人十分郁闷。不过在正统皇帝当政、权阉王振横行的岁月,这样令人昏闷的事情还真有不少。 长期以来一提到明代的宦官和锦衣卫,人们往往以为他们中十个九个坏,这是讲的大概。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宦官和锦衣卫都是坏蛋,他们中也有一些人挺正直和挺仗义的。我们现在要讲的内官张环、顾忠和锦衣卫士卒王永就是这样正直、仗义之人。 正统八年(1443)十月,有人在明皇宫里捡到了一封信,打开一看,吓了一身的冷汗,尽管信的结尾没有落款是某某人写的,但它的内容全是揭露宫廷大珰王振罪行的。这还得了,有人竟然攻击当代“周公”。在王振王公公的授意下,正统皇帝下令给锦衣卫,彻底调查匿名信的作者及其幕后指使。这下可苦了宫廷中的那些不男不女之人,由于匿名信是在宫中捡到的,宫廷内使便成了当时追查和用刑的重点对象。锦衣卫审案的高效与用刑的残酷无人不晓,也无人不怕,案子一一追查下来,内使张环、顾忠被坐实为匿名信的作者。这下可将他们的顶头上司大太监王振给气恼得咬牙切齿,不过好在他的门生天子朱祁镇深悟王先生的心思,“命磔(张、顾)于市,令内官俱出观之”(《明英宗实录》卷109)。 以诽谤之罪名将检举揭发王振罪恶的内使张环、顾忠处于磔刑,还叫内廷宦官一起出外观刑,正统帝究竟是个何等样的君主至此就毋庸赘言了。同时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也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以宫廷大珰王振为首的邪恶势力是多么的嚣张和猖狂!但邪的就是邪的,总不能老压住正的。 正统十年(1445)正月,有个叫王永的锦衣卫士卒因为实在看不惯王振那伙儿人,偷偷地写了好多匿名的揭帖,可能相当于后世的“大字报”,历数王振作恶多端的罪行,并将之散发到了北京城的各处,甚至一直贴到了王振侄儿王山的家门口。这下可将大腕宦官王振给气疯了,还是门生天子朱祁镇体贴人,一边安抚“父师”王振“王先生”,一边令人彻底鞫问匿名揭帖案。后经法司部门审得,锦衣卫士卒王永为该案的幕后“黑手”。刑部拟就以王永“造妖言”论处斩刑,正统帝接到这样的判决后可不答应,一个小小的锦衣卫士卒居然敢欺负到了本皇帝的“父师”“王先生”的头上,这还得了,最终他以特诏的形式下令下去,对王永实施磔刑,且嘱咐“不必覆奏”(《明英宗实录》卷125)。
此于谦非彼于谦,王公公整人可不管整没整错人 由正统八年(1443)到正统九年(1444)整治当朝皇帝的亲姑父、亲姐夫两个事件来看,无论你是谁,只要是宫廷大珰王先生所不喜欢的或无意间冒犯了他的,那就有你罪受了。此时的王振“凶狠愈甚”(【明】李贤:《古穰杂录摘抄》),不仅肆虐横行于大明朝廷,而且还将罪恶之手伸向了帝国地方上去。 于谦是传统中国社会里妇孺皆知的大清官、大能臣,宣德之初曾外出巡按江西等地,“雪冤囚数百。疏奏陕西诸处官校为民害,诏遣御史捕之”。宣德五年(1430)九月起,巡抚山西、河南,安抚流民,政绩斐然,深孚众望。(《明宣宗实录》卷70;《明史·于谦传》卷170)史书说于谦“抚梁、晋十余年,惧盈满,举参政孙原贞、王来自代”。这话是说,于谦因为害怕英宗朝廷会怀疑他久居晋豫会雄踞一方而主动提出了换岗请求,并将替换他的人士都给找好了。哪知道这一举动却给他自己招来了大麻烦。因为于谦每次进京都是空着手,从不带什么东西给人送礼,这在当时权势熏天的王振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赶巧那时朝廷中也有个叫于谦的御史常常忤逆王公公(【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卷29),王公公没有弄清此于谦非彼于谦,就唆使右通政李锡等奏劾大清官于谦“方命不忠”。正统帝尽管不明事理,但对于皇爷爷朱高炽时代就出名的廉官良吏于谦还是有所耳闻的,所以当李锡劾疏呈进时,他“置之不问”。王振见之,很是着急,不过好在那时的言官们基本上都给他搞定了,于是他唆使北京行在六科、十三道谏官们交章奏劾。刚巧那时于谦因事来朝,正统帝糊里糊涂地下令,将于谦关入都察院大牢。(《明英宗实录》卷77)这一关就关了两个多月,直到五月天热时,都察院右都御史陈智等巧妙地利用录囚的机会,将无辜被关押的于谦等囚犯名录上呈给正统皇帝,请求将他们一一发落。小杆子皇帝一发善心,于谦才“得以释”,但他的官职由原来的行在兵部左侍郎降为了行在大理寺左少卿,并受命继续巡抚河南、山西。(《明英宗实录》卷79~80;《明英宗实录》卷274)
因为老乡大理寺左少卿薛瑄不肯来拜谒自己,王振将他投入监狱 一条鲜活的生命说没了就没了,一位皇家高级秘书、大明朝廷的廷臣因为上奏谏言而惨遭杀戮和肢解,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残酷和恐怖的事实让人毛骨悚然。就在刘球被害后的那些日子里,每当有人提到王振和他的那伙人来,大家都不免要不寒而栗。而对于大珰王振来说,他要的就是这种结果,并总想让更多的人或者说所有的人都怕他、听他的话。但世界上往往有许多令人无法做到绝对的事情,就在刘球被害后没多久,威势日盛的王振遇到了老乡、大理寺左少卿薛瑄。众人听说王公公来了,立即齐刷刷地跪倒在地。嗨,就这个薛瑄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地依然屹立着。王振这下心里可恨了,恨不得马上走过去把他也给“做”了。 主子的这番心思,做奴才的再清楚不过了。没过几天有人前来向王振王公公密告:整治薛瑄的机会有了!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原来不久以前发生了一起所谓的人命案。有个小军官害急病死了,留下了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原配妻子,另一个是他的小妾即“二奶”。据说这“二奶”长得不赖,且十分有心计,看到军官老公一下子没了,顿时感觉自己青春好年华就此要葬送了,实在于心不甘啊!她不停地活动着心眼。巧了,王公公王振的侄儿王山听人说起了小军官家里的事,利用治丧期间人多眼杂的机会不停地上门,勾引那“二奶”美少妇。一个垂涎达三尺,一个红杏欲出墙,干柴碰到烈火,这下还得了。可小军官的正妻“大奶”不干了,一来丈夫尸骨未寒,做“二奶”的怎么能跟人私通呐?二来作为女人理应忠贞于自己的丈夫,无论怎么也不能背叛啊!正妻不同意,“二奶”就不好“嫁人”了。只见**中烧的小军官“二奶”眼珠子一转,一个歹毒的念头闪现出来了。她走出家门,来到朝廷衙门,大声喊冤,诬称共用老公小军官是被他的正妻毒死的,而不是染病而亡的。这下着实让事情变得十分复杂了。(【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卷29)
北京皇家内外装修得越发富丽堂皇,大明帝国劳民伤财、天怒人怨 在王太监及其门生皇帝看来,既然大明定都北京了,那么作为大一统帝国的中央朝廷机构就不能再像以前临时性的“行在”衙门那样将就着,而应该造得体面、气派;于是“遣工部尚书王卺、左侍郎张琦分祭司工之神”,监督“营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詹事府”等中央朝廷衙门。(《明英宗实录》卷104) 不过随后王太监王振发现,这还不够。既然门生皇帝朱祁镇家即那拖延了近20年的三大殿、两大宫如今都已造得金碧辉煌,那相关的帝国皇家设施也不能将就着,否则怎么能与这“辉煌”的“太平盛世”年代相称呢?经当代“周公”的这番点拨、提醒及其运作,一批批帝国极品开始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到了大明皇家宫里头,仅“新造上用膳亨(烹)器皿共三十万七千九百余件,除令南京工部修造外,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朱红膳盒等件令(北京)行在营缮所造”(《明英宗实录》卷79)。 小杆子皇帝家的殿堂修得富丽堂皇,宫廷内的设施与用品焕然一新,天下第一,就新添的顶级膳食器皿而言将达308 000件,而辅佐这样的“天下第一人"的老师——他王振家无论怎么说也不能将就着,否则怎么能与“周公辅成王"所带来的“致治盛世"大好形势相称呢?于是王公公“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明史·宦官一·王振传》卷30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卷29)。 王振让人营作这些工程究竟有多大?因修撰于成化年间的《明英宗实录》贯彻了明宪宗为父亲明英宗遮丑——宠信宦官、祸国殃民的基本精神而未做具体的描述,但我们今人如果仔细阅读《明实录》,还是大致能读出个子丑寅卯来的。正统七年(1442)三月辛未日,工部上言:“今造作方殷,而匠之逃者三千余人,屡征弗至,乞令所司专遣官追械赴京。"明英宗批复:“从之。"(《明英宗实录》卷90)正统十年(1445)七月戊寅日,又是大明工部上奏说:“取工匠在逃者万人,恐有司怠缓,欲责以解行期限。"明英宗回答:“限岂可责也,但延缓过甚者,必以法治之。"(《明英宗实录》卷131)
台前朱祁镇唯我独尊,台后王振弄权——三年内朝廷部院大臣一半以上 王振开始弄权时相当隐蔽,前文说过,宣德十年(1435)初,他唆使小皇帝阅武北京朝阳门外将台,利用自己“通天”的职位便利,不露声色地将投靠自己的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上)奏广第一(名),超擢之”(【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卷29)。 一年后的正统元年(1436)十月,同样是进行阅武活动,小皇帝朱祁镇亲自主持,当时命令参加比赛的诸将必须是骑射,即在骑马时射箭,以三箭为准,谁要是射中了三箭,就被视为优胜者。当时参加比赛的有10 000来号人,只有驸马都尉井源三发三中,顿时赢得了在场人们的阵阵掌声与欢呼声,声彻天地。小皇帝朱祁镇看得也出神,不过幸好他没忘记自己的身份,当即赐予优胜冠军井源一杯御酒,就此将射骑比赛推向了高潮。 当活动结束时,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往年王太监阅武,优胜者纪广马上得到了超级提升。今年天子亲自来主持阅武,就一杯薄酒,没有其他特殊的赏赐?”(【明】黄瑜:《双槐岁钞·阅武将台》卷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卷29) 对于人们的议论,深居内宫而一旦出来又前呼后拥的大明天子是很难知晓的,更何况这位天子那时还只是个10岁的娃娃,即使听到了,又怎能品出其中的含义?他所能懂的和所能做到的就是“王先生”教授他的,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不让臣下有丝毫的懈怠与蒙蔽,更别提那公然的“漠视”与“欺罔”了。懈怠、蒙蔽、漠视与欺罔等等,都是书面化的词语,对于一个九、十岁的孩子来说是否真能懂得其中的含义,这恐怕就很难说了。不过“王先生”的启蒙教育中经常说到,天子的话就是绝对的命令,臣下必须得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那要是有人不执行,怎么办?王先生又在暗中教导小皇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卷29),必要时还得来个杀鸡给猴看,弄几个不能“与时俱进”的欺罔大臣来,将他们好好地整治一番,看看还有谁敢漠视、顶撞和忤逆本朝天子的?!
项羽有没有火烧阿房宫?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投降,项羽率领诸侯联军进入咸阳,劫掠珍宝妇女之后,将秦宫付之一炬,大火整整燃烧了3个月。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素有“天下第一宫”之称的阿房宫也是在此时被项羽烧毁的,但事实是这样的吗? 阿房宫的规模有多大?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认为咸阳人口众多,历代先王的宫廷过于狭小,所以想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朝宫。他认为,周文王建都于丰,周武王建都于镐,丰镐之间,正是建都的最佳位置,所以就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大肆兴建朝宫。在修建朝宫期间,最先建造的则是前殿的阿房宫。 据枟史记·秦始皇本纪枠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事实上,阿房宫遗址远比枟史记枠记载的要大,总面积达14平方千米,可分为两大建筑群:前殿建筑群和“上天台”建筑群。 阿房宫原本只是朝宫前殿的名字,秦始皇打算在朝宫完全建成之后,再“更择令名名之”,但后来由于尚未竣工,秦始皇便去世了,所以天下人就将朝宫称为阿房宫。 阿房宫有没有被烧毁? 人们之所以认为项羽曾经火烧阿房宫是因为唐代诗人杜牧在枟阿房宫赋枠中曾写道:“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不过,也有人认为,枟阿房宫赋枠不过是杜牧借古讽今的文学之作,并不能证明项羽曾经火烧阿房宫。 针对阿房宫到底有没有被烧毁的疑问,阿房宫考古队曾对阿房宫前殿近20万平方米的勘探面进行勘察,每平方米内打5个钻孔,发掘面积高达1000平方米,却并没有发现一处被大火焚烧过的遗迹。 为进一步验证,考古队还将样土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测。如果阿房宫曾被大火焚烧,样土中一定会留下厚厚的灰烬层,灰烬层中会有很多尚未完全燃烧的木炭和细小的炭化木屑。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看到成千上万个形状不一的炭化木屑。但经过检测发现,样土中只有二三十个炭化木屑。 从阿房宫“被烧毁”至今,时间间隔长达两千二百多年,焚烧的痕迹会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消失殆尽了呢?针对这个疑问,考古队对同时期被烧毁的咸阳宫进行勘探时,却发现了大片的红烧土遗迹。此外,与阿房宫建造年代相差无几的长乐宫在东汉末年被焚毁时,同样留下了明显的焚烧痕迹,但阿房宫遗址处却没有留下任何大火焚烧的痕迹。由此来看,阿房宫并没有被烧毁。 项羽进入咸阳后,史籍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枟史记·项羽本纪枠记载:“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枟史记·秦始皇本纪枠记载:“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 枟汉书枠记载:“怀王约入秦无暴掠,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其私财……” 无论是枟史记枠还是枟汉书枠,其实都没有明确记载项羽曾经火烧过阿房宫,不过是说项羽火烧了秦宫而已。虽然阿房宫属于秦宫,但也无法证明阿房宫就被烧毁了。 项羽火烧秦宫完全是出于国仇家恨。以项羽的性格,在焚烧宫殿的时候,也肯定不会放过阿房宫。那么,项羽为什么没有火烧阿房宫呢?唯一的解释就是阿房宫并未建成。考古队认为,阿房宫只建成了前殿的地基。在阿房宫遗址内曾发现60多处夯土基址,并且有些夯土基址还没有建成。 我们再来看看,阿房宫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建成: 阿房宫始建于公元前212年。 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劳役全部被征发到骊山下为秦始皇修建皇陵,阿房宫被迫停工。 秦二世元年四月(公元前209年),君王死社稷的秦二世认为“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骊山。骊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于是,继续修建阿房宫。 同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几个月后,秦二世大赦天下,命大将军章邯率领劳役镇压起义。阿房宫基本上再次停工。 事实上,阿房宫修建的时间不足3年。70万名劳役用3年的时间根本就无法建造起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也就是说,阿房宫并未建成,只建造了前殿的部分地基。地基是由夯土建造的,大火根本无法焚烧。说项羽曾经焚烧过尚未建成的阿房宫则纯属无稽之谈。
公刘初兴周道 周族繁衍到第三代,其首领换成了公刘,他“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领着周族人开荒造田,兴修水利,栽种五谷,发展畜牧,推广农耕文化,在华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外,他还领导周族成功抗击了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可以说,公刘时代就是周民族步入鼎盛的开端。 继承父志,复修后稷之业 公刘之父是鞠陶,他是在鞠陶离世后成为周族部落领袖的。他将周族先人的治国思想和方法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一套治国之道,这对周族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能力出众,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公刘遵循祖父不宙、父亲鞠陶的教导,忠诚地秉承了先人后稷传承下来的美德,沿着祖父、父亲走过的道路,继续“务耕种,行地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耕经济,周族的耕地面积因此得到持续增加,其范围直抵现在的陕西北部及甘肃平凉地区的西边。此外,他还领着周族人翻山越岭,从漆、沮之地穿过渭水,抵达秦岭地区,将这里可以用于建筑的材料运回去,投入到房屋修建和其他工程建设中,由此渐渐改善了周族人的生活条件。他靠德政治理民众,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戴。 在公刘的领导下,周族人的生活水平节节攀升,四周一些外族人受到吸引,纷纷举家迁来。由此,周族变得越来越强大,开始走上了繁荣之路。 人民作诗歌颂公刘的恩德 在周族早期的首领中,公刘取得的功绩最大,产生的影响也最深远。他不仅拓展了整个豳地的地域版图,还为农耕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夏桀22年,由于屡屡遭到北部民族犬戎的侵扰,公刘带领北豳人离开北豳,向南来到了公刘邑,豳地领土由此得到大范围的拓展。在周族历史上,这次迁移行动意义重大,周族由此开始走向强盛。《史记》中这样记录道:“周道之兴自此始。” 在公刘的领导下,农业经济在自然条件相对不错的董志塬、早胜塬和彬长三地得到发展,豳国也正式建立。人们感激公刘的贡献,因此写下诗歌对他的功德进行赞颂。诗歌《诗·大雅·公刘》就是其中的一首,诗中每一段话都用“笃公刘”作为开头。“笃”有厚之意,“笃公刘”即意为“忠厚的公刘”。 后来,公刘将首领之位传给了其子庆节,庆节和他之后的皇仆、差弗、毁瑜、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等周族首领都在豳地大力发展农业。之后,为了躲避戎狄的侵扰,古公亶父领着周族人又迁移到了岐山周原。从这时起,该部族开始称为“周”
征兵制 唐前期主要实行府兵制条件下的征兵制。府兵从军府州21—60岁的成丁中征发,3年或6年选点一次。一旦确定军名,即成为府兵,隶属于折冲府,定期上番服役,冬季农闲参加军事训练。府兵服役自备衣粮、驮马、部分轻武器。兵募,名义上为招募,实质上是强制征发。高宗、武后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被破坏,失地的农民无力承担自备戎具、资粮,兵士逃亡日多。开元二产五年(737),唐玄宗诏令各道节度使,招募自愿长驻镇、戍的健儿,并允许家口随军,官给田地屋宅。天宝八年(749)玄宗宣亦停止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遂废止,兵募也大致同时结束。唐王朝一度依靠招募兵士组建的扩骑来充当戍卫。 募兵制 唐后期行募兵制。神策军、藩镇兵大多是招募来的。代宗大历十二年(777)诏:“兵士量险隘招募,谓之健儿,给春冬衣,并家口粮。”募兵制的主要内容:1.招募数额由中央确定,各藩镇具体负责募集。一般号召自愿应募,以身体健壮、有一定身高、会使用某种兵器为应募条件。2.允许家属随军居住。3.按规定给士兵发放衣、粮和酱菜钱。4.赏赐。应募、征战、捉贼等皆有赏赐。这实质是政府发给兵士养活家口的薪俸。5.拣放。招募兵士无服役年限规定,但有淘汰老弱病残即拣放的要求。6.优恤。因作战阵亡的将士,允许其子弟从军,如无子弟,死者家属可领其3—5年的衣粮;伤残者终身不停衣粮。这些,对五代、宋朝募兵制有重大影响。 府兵制 隋唐都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但唐朝又有所改革。唐代府兵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是十二卫,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府兵的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由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统领。折冲府下有团,每团200人;团下有旅,每旅100人;旅下有队,每队50人;队下有火,每火10人。折冲府有上、中、下三等,上府6团,领卫士1200人;中府5团,领卫士1000人;下府4团,领卫士800人。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时达634个,总兵力68万人。 府兵的来源,是由军府所在地从“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中挑选,每三年选拔一次。府兵从21岁服役,60岁免役,服役期间免本身租调。府兵经常性的任务,是轮班到京城宿卫,叫做“番上”,有时也到其他地方出征和戍防。除外出执行任务时期外,府兵不脱离自己的乡土和农业生产,只有冬季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实行所谓兵农合一制。府兵的戎具、军粮大多要自备,因此府兵制必须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如果农民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就无力负担这种沉重的兵役。唐代的府兵制贯彻着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当时关中的兵力最集中,拥兵26万,约占唐朝兵力的40%左右。府兵的调遣由中央兵部牢牢掌握,地方官乃至中央十二卫都没有调兵的权力。战时,中央从各地调集军队,高级将领都是临时委派,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有利于防止将帅的专兵跋扈。
隋朝的兵役制度 隋朝和唐朝是中国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重新建立、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时期,也是府兵制进一步完备并走向败坏,军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隋朝沿袭和发展了西魏、北周府兵制。在皇帝直接统辖下,设立12卫府。每卫府统军,置大将军1人,将军2人;下辖骠骑府、车骑府,分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再下设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炀帝时,改骠骑府为鹰扬府,置鹰扬郎将,并取消将军、都督等名号。军府按“中外相维、重首轻足”的方略,分置在京城及要冲地区。12卫除临时受命征伐外,平时主要担任京城戍卫和其他军事要地或重要设施的驻守。府兵与禁兵及其他军队相互为用,相互钳制,以便皇帝控制军队和维护全国统一。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文帝对府兵作了重要改革。在代周前后曾下令将府兵将领赐胡姓的恢复本姓,军人也不再随从将领的姓氏;重新整理乡兵,将私家部队收编为国家军队。开皇十年(590),又颁布诏书,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同编户。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北史·隋本纪》)军户编人民户,改属州县管辖,不再存在。但军人仍有军籍一“军名”,无论在军、在役或在家,凡军役范围内的事宜,均属军府管理。军人依均田令受田,免纳租庸调,平日生产,每年有一定时间轮番戍卫,战时出征,资装自备。在乡为农,在军为兵,实行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这是隋朝及唐初府兵制的特点。 隋朝常备兵约60~70万人,战时征募达130万上下。炀帝时,大肆扩军,“增置军府,扫地为兵”(《隋书·食货》),还“募民为骁果”,而“骁果之家,蠲免赋役”(《北史·隋本纪》)。因此,“租赋之入益减”(《隋书·食货》),府兵制也遭到削弱。
两汉兵役制度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汉初,承秦制,实行征兵制。文帝时,正常征发不能适应戍边需要,晁错建议莫民实边,使边郡常驻之民与常驻之兵合而为一。武帝时,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批小农破产流亡,豪宫之家多有免除兵役的特权,又战事频繁,兵员需要量大,过去行之有效的征兵制度不能正常进行,也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于是,兼行募兵制。此外,如谪兵、奴兵、少数民族兵也被广泛使用。东汉,刘秀改革军制,取消郡县正卒轮流上制度,兵员以招募为主。 汉初,民17岁傅籍(登记),成为具有兵役义务的待役人员,称为“正”。“正”20或23岁起役。轮流应征,服现役两年。一年在本郡为材官或骑士、楼船士;一年赴京师当卫士,或到边郡充戍卒(一说在本郡为材官、骑士、楼船士,是正卒;卫士、戊卒为同样性质的服役,均不是正卒。前者系兵役,后者系徭役)。“正”不服役时,为预备役兵员,遇有战事,须随时应征,到60或56岁止。应役年限内的免役,分为复身(本人免役)、夏家(全家免役)两种。凡有一定军功、资历、爵位者,饲养、捐献军马或粮食、钱币达到一定数量者,朝廷礼遇的功臣子孙、学者、高龄者,男子身高不足规定尺寸(6.2尺以上)者,均可免役。 武帝开始,兼行募兵制。初募熟悉胡、越的汉族及少数民族人当兵,不再按期更代。其后,四方有事,常募兵以备征伐。佣募对象多数是农民、流民,少量是犯罪而持许免罪(弛刑)的官吏或百姓,以及被放免的奴隶。又有选募,即择取身体好、胆量大、技能优的“勇敢士”从军。有时征募不足,则发刑徒为兵(谪兵),并实行“七科谪”,即谪发有罪之吏、无籍之人、赘婿、商人(含曾作过商人或父母、祖父母作过商人者)为兵。西汉末年,为防匈奴,还曾招募奴隶为兵。 东汉时期,募兵成为主要集兵方式,征兵制亦末废止。募兵制盛行的结果是,国家以钱征集兵员,加重财政负担;一批农民长期离开土地,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应募者对将领的人身依附关系加强,演变成私家部队,造成地方势力膨胀,为军阀的形成提供了方便。
西汉时期的经济状况 经济概述 西汉时期牛耕和铁器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同时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纺织业和瓷器制作发达。西汉是中国古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国家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古罗马、印度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西汉文化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深刻,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都接受西汉文化的影响。 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下降。到汉武帝即位时,西汉人口已经上升到5000多万。但是到武帝末年,由于长期的军事行动,人口降到武帝初年的一半。武帝之后,继任者吸取了教训,采取了相当缓和的政策。至汉平帝时,人口已经达到5960万。 公元2年,西汉人口统计:户12233062,口59594978,垦田8270536顷,耒垦田二千四百余顷。 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汉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已相当普及,考古发现有西汉铁农具的地区遍及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各个省份和辽宁、福建等边远地区。铁犁的发现证明我国使用此种农具的时间比欧洲早1000年左右。当时的耕作方式以牛耕为主,用二牛抬杆的形式耕地,也有马耕。赵过总结和推广的“代田法”和耧播技术是当时的一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氾胜之书》详细记录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 兴修水利 西汉时开凿了大量的水渠,其著名者有利用黄河水的漕渠、白渠等。还创造了井渠法。汉武帝时修治黄河也是一项重大功绩。 手工业的发展 西汉一代的冶铁业有很大的发展,到西汉后期,铁器皿和铁兵器基本上代替了铜器皿和铜兵器。铁器品种很多,冶铁技术有很大进步,发明了淬火技术。纺织业中以丝织业最为进步,有国营与民营之分,国营主要为皇室和官府织造服装。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大量随葬丝织品是当时织造技术水平的最好实证。西汉的漆器制造业也有很大成就。西汉政府在蜀、广汉等郡设有工官,专门制造供王室、贵族使用的漆器。漆器制造工序繁多,技术复杂,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大量的漆器,反映了当时漆器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商业的发展 西汉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几个大的经济区。长安是关中地区的经济中心。邯郸、临淄、陶(今山东定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江陵(今湖北江陵)、吴(今江苏苏州)、寿春(今安徽寿县)、番禺(今广东广州)、宛(今河南南阳)、洛阳、成都等地都是所在地区的经济中心。这些城市对相应地区的经济起着沟通有无、调剂多寡的作用。各大城市之间有大道和河渠通连。西汉时期商业经营的范围极广,商品种类繁多,据史书记载,当时市场陈列有几十种商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发达起来。在南方考古发现中,经常可以看到木制或陶制船舶或车的明器。同时,考古发现中还经常见到玻璃、琥珀等物品,有的明显是从海外输入的,可见当时海外贸易也相当活跃。 汉高祖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制度,提倡俭朴;招集官僚,使得官得田宅的满意;压抑商贾,不准着丝织衣服,赋比常人加倍。西汉初年到“文景之治”的60多年内,社会经济不仅逐渐恢复,而且走向了发展,出现了一种繁荣富庶、国库充足的景象。在农业方面,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区;兼用马耕和牛耕,但主要是牛耕;农民已有“深耕溉种,立苗欲疏”的经验;水利事业也很发达,开凿了许多渠道,形成了一个水利网;全国有1200多万户,5950多万人,垦田827多万顷。当时已有较大规模的官营和私营手工业,农村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已遍及全国,规模大的有煮盐业、冶铁业,朝廷拥有的手工业,制成品专供皇室用,有些地区民间手工业特别兴盛。当时,官营商业规模巨大,以京城为中心建立起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各地货物得以大量流通,私营商业也有很大发展,国内商贾往来,不征关税,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有无,各得所求。由于官营和私营商业的发展,全国出现了许多大城市,长安是全国的中心商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是各个地区的中心商市,当时对国外的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对外贸易有陆海两路,陆路贸易在边境关市上进行,海路贸易多数从今广东沿海出发。
李自成对孙传庭出关作战,早就作了准备。他先是派兵进入河南,预作准备,接着又亲率大军北上河南,寻机反击、歼灭孙传庭。 孙传庭于八月上旬进驻洛阳。当时有谋士劝孙传庭修缮洛阳城,储粮,屯田,以作进战退守之计。白广恩也请驻兵分据要害,步步为营,依次推进。可是孙传庭却怕贻误战机,不肯采用,而是急于决战,轻率冒进。 这正中了李自成的圈套! 李自成见孙传庭来势凶猛,便故意示弱,诱敌深入。当时他已从邓州移兵至襄城和郏县之间相待。 九月十二日,孙传庭部攻陷宝丰,并于十四日推进到郏县境内。李自成亲率万骑迎战,孙传庭部白广恩、高杰进击,其前锋杨绳祖、王龙等原是罗汝才部下,此时见到李自成,个个心怀仇恨,奋勇向杀,竟擒获了李自成部下、果毅将军谢君友,砍下了李自成的坐纛,攻陷了郏县。 同时,郧阳道高斗枢与惠登相合兵,在湖广配合孙传庭作战,在八月攻占光化,九月攻下谷城,进逼襄阳。游击折曾修,奔袭了李自成部在唐县的老营,掳其辎重,杀其妻子。 这些捷报不断传来,令孙传庭兴奋不已。他急报朝廷邀功,并口出狂言说,“贼闻臣名皆溃!臣誓清洗豫,不以一贼遗君父忧。” 崇祯帝得报后更是欣喜若狂。他拿着奏疏令大臣们传阅,连说贼灭亡在旦夕!他甚至还传谕吏、工、兵三部,速速配合孙传庭以取得最后胜利,并着手安排善后事宜。只有兵部尚书冯元飙看出了问题,深感大祸即将来临。他说,“贼兵故意以羸弱诱我,不可不忧。”这些话着实让崇祯帝扫兴。 但冯元飙之担心,不幸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先是丘之陶被斩,内应顿失。丘之陶谎报军情,说左良玉已率兵攻打襄阳,试图令李自成从河南前线抽调兵力回去救援。未料李自成早已侦知其中奥秘,斩杀了丘之陶。 接着又是粮道被断。孙传庭部孤兵深入,后方供应难以维持。连下了六天的大雨,更是令运输艰难。兵卒们个个饥瘦不堪。李自成获内线密报后,一面令坚壁清野,一面令刘宗敏率轻骑间道飞驰至汝州白沙,抄绝孙传庭的粮道。 官兵军心大震,开始骚乱。 孙传庭急令陈永福率豫兵留守兵营,自己率陕西兵分路撤退,决心打通粮道。豫兵不服,也随之溃退。农民军则乘势猛攻,杀得官军人仰马翻。此役孙传庭部被杀四万余人,损失甲仗马骡数十万,最后孙传庭和高杰仅率数千人北渡黄河,绕道山西垣曲县而至潼关,与白广恩会合。 崇祯帝接到败报后,十分震怒,下令削去孙传庭督师、尚书之职,但仍令其以陕西总督的身份收拾余兵固守潼关。不久,又升白广恩为援剿总兵官,挂荡寇将军印,拨给兵员三万,与孙传庭一道守关,以阻李自成部进入陕西。但此时的孙传庭、白广恩,哪里还能守得住潼关呢? 十月初,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主力,进攻潼关,同时遣偏师由河南邓县取道商洛地区,进攻陕西,约定在西安会合。 孙传庭当时令高杰、白广恩分驻关外,自己则坐镇关城。 十月初六日,李自成部发动进攻,高杰、白广恩先后溃退,潼关也随即失守。 孙传庭收兵渭南,企图固守。农民军乘势再攻,渭南城破。孙传庭及监军乔元柱被杀(一说两人是死在潼关的)。 李自成于十月初十日再下临潼,并于次日抵达西安城下。 西安是秦王封地。秦王朱存枢富甲天下,是有名的富藩。户部尚书倪元璐曾向崇祯帝建议,让秦王拿出财产来助饷,说与其今后让贼寇拿去,还不如趁早用于享军。崇祯帝没有答应。此时陕西巡抚冯师孔退守西安,城中已无兵可用,便留下了途经西安的五千四川兵守城。官员们劝秦王出点银子,置些棉衣犒军,一来可给士卒防寒,二来也可激励士气。未料秦王竟一口拒绝。 守城副将王根子十分不满,竟约农民军献城。十月十一日,王根子依约大开东门,农民军一拥而入,一举占领西安。巡抚冯师孔、按察使黄、知府简仁瑞、知县吴从义等被杀。 西安被占,不知崇祯帝是否有预感?据说在崇祯十一(1638)年正月,崇祯帝在平台召见群臣时,诏百官起大数问天下事,仙降云: 九九气运迁,泾水河边,渭水河边,投秦入楚闹幽燕。 兵过数番,抢夺公卿入长安。 军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抛闪。 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 流寇数载即息,红顶又将发烟。 虎兔之间干戈乱,龙蛇之际是荒年。 此中,“大水灌魏”应指开封被灌,“失秦川”当是西安被占,“红顶”则指清兵。至此,前面的两事已经应验,而清兵入关也为时不远了。 崇祯帝这一赌可以说是输得精光。他寄予厚望的孙传庭就这样凄惨而去,也带走了他最后的几许希望。在开始时,崇祯帝坚决不信孙传庭已死,因为孙传庭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他下令不予赠荫、哀悼。当孙传庭战死的消息最终被证实后,崇祯帝不禁悲痛之极。 秦中二帅,曾是崇祯帝最倚重的大臣,而其结局却是如此不同。当初洪承畴明明已降清朝,崇祯帝却匆匆立祠、赠荫、追恤,弄得好不尴尬。而现在孙传庭确实战死,且尸骨无存,崇祯帝却坚信其未死,竟不许赠荫、哀悼。不过,他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曾是崇祯帝的救命稻草。 正当崇祯帝在痛惜孙传庭之死时,李自成在陕西却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李自成亲率后营李过部和左营刘芳亮部,向北追击高杰。高杰曾是李自成部属,当年拐走了李自成的妻子,降了朝廷,反过来与农民军作战。李自成岂能轻易放过他?! 高杰自知罪孽深重,一旦被抓获,肯定没有活路,于是先从潼关退回陕北。当李自成大兵追来时,他又乘黄河结冰而奔山西。后来李自成东征山西时,他又往南狂逃,一直逃到南京附近。到弘光朝时,他居然又成了史可法手下四大将领之一。他真是命大! 李自成于十一月到达延安。虽然他未能捉住高杰,报夺妻之仇,但在军事上却很是顺手,沿途州县纷纷投降,未花什么气力。当他从延安北上榆林时,他还顺路回到米脂,也算是衣锦还乡。一年多前,其祖坟被掘,李自成此次回来,自然要重修祖坟,致祭追悼,还杀了一个参与伐墓的乡绅,算是报了仇。可惜其祖父、父亲的遗骨已被焚烧扬弃,再也找不回来了。他还到处寻找自己的族人,赠金封爵。甚至还改换了家乡的名称,大概是免得今后称帝时再去改动。于是,延安府被改成天保府,米脂县为天保县,清涧县则为天波府。这一改,果然响亮多了! 李自成一路风光,没想到在榆林却遇到了麻烦。榆林是明朝“九边”之一,居民多隶军籍,以当兵为职业。在与农民军对阵的边将边兵中,就有很多来自榆林。双方打了十几年,仇怨也结深了。大概李自成也想到了这点,所以在劝降的同时,又令李过、刘芳亮率七余万大军作好准备,如果一旦劝降失败,就以武力解决。 榆林人自然不肯降。尽管总兵王定临阵脱逃,但榆林人仍在兵备副使都任、督饷员外郎王家禄,以及卸任里居的总兵尤世威等人的率领下,坚守城池,血战七昼夜,甚至连妇女、孩子也纷纷上城参战。城被攻陷后,满城无一人投降。这在明末是少见的。 其他各路兵马也很顺手。汉中、巩昌等府迅速被克。固原(陕西镇所在地)、宁夏镇也相继投降。只有贺锦在收服甘肃、西宁时遇到麻烦。 贺锦于十一月率兵西征,不久便攻克兰州,杀肃王。然后又于十二月攻占甘州(今张掖),杀甘肃巡抚林日瑞、总兵马等。而另一支由鲁文彬率领的军队在进攻西宁时,被当地土司击败,鲁文彬也被杀。贺锦驰援西宁,却被伪降的土司带入伏击圈而被杀。其部众悲愤之下,猛攻西宁城,最后攻克西宁,为贺锦报了仇。不过这已是第二年正月的事了。 至此,李自成已是如日中天了。在长江之北,他已占半壁江山。而在军事上,他更是占有绝对优势。一统天下,似乎也是指日可待。 而大明朝的日子就相当难过了。在长江之北,李自成已成横扫天下之势,打得朝廷根本无力还手,甚至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在长江之南,张献忠已占据湖南,并准备向十分空虚的四川进发,四川肯定将成他囊中之物。而在山海关外,蒸蒸日上的清朝正虎视眈眈,伺机收拾残局。 大明朝气数将尽了。 既然旧朝将去,那么新朝就应先立。李自成准备建朝立国了。
抗明英雄张献忠攻克武昌 就在李自成正忙着在襄阳建立政权、清除异己时,张献忠冷不防地从安徽杀出,直奔武昌,并于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占领武昌,硬是从李自成口中抢走了这块肥肉。 崇祯十五年(1642),张献忠主要活动于安徽。他与“革、左五营”联手,局面虽不像李自成在河南那样轰轰烈烈,但尚能维持。没想到“革、左五营”见李自成声势浩大,便移师河南与其合营。张献忠因与李自成、罗汝才有着说不清的恩恩怨怨,自然就不肯去凑热闹。 由于“革、左五营”的离去,张献忠独木难支,明显感到官兵的重压,于是便准备重回湖广。不料朝廷看出了他的意图,拼命堵截合围,他只得又重返安徽潜山的天堂寨山区,以避其锋芒。此年十月,总兵刘良佐、黄得功率部偷袭潜山,把张献忠打了措手不及,十分被动。 崇祯十六年(1643)初,当张献忠获悉湖广的情况后,便再次决定进兵湖广。当时的湖广,实力已相当空虚,而且当时湖北麻城一带的民变已闹得十分厉害,形势对张献忠非常有利。 张献忠迅速率部西进,一举突入湖北,连克黄梅、广济、蕲州,大杀乡绅,深受百姓欢迎。三月初,张献忠攻下蕲水(今浠水),杀掉了是宿敌也是“恩人”的熊文灿的全部家族。接着,张献忠又克黄州。当时,麻城民变正闹得不可开交,从乱的奴仆已占据了县城。他们派人来邀张献忠。张献忠大喜之下,急率精骑飞赴麻城,并于四月初六日占领了麻城。麻城一下子就有五六万人投奔了张献忠。 当张献忠攻下罗田时,罗田诸生李时荣给张献忠献上了一条绝好的计策,建议张献忠乘势渡江,直取武昌。张献忠随即征调渔船,并于五月初五日遣先头部队于团凤洲渡江,攻下武昌县(今鄂城)。五月二十三日,张献忠率全军于鸭蛋洲过江。五月二十九日,张献忠抵达武昌城下,开始攻城。
移宫案和红丸案 泰昌帝突然驾崩后,朝廷于仓促之间急忙着手新天子的即位工作。各派人物纷纷登场,争执重起。 九月初一日天刚亮,泰昌帝驾崩于乾清官。当时,其宠妃李选侍与心腹太监魏进忠(即后来的魏忠贤)试图把皇长子朱由校挟持在乾清官,与朝廷官员讨价还价。当群臣要进宫入临时,宫中的宦官们竟然推推搡搡,不让入内,气得给事中杨涟大声斥骂。 大臣们最终还是进入了乾清官,依礼哭拜了泰昌帝,却发现皇长子朱由校不见踪影。大学士刘一燝追问皇长子下落,乾清官上下无人应答。刘一燝情急之下,声色俱厉,高声呼喊: “谁敢匿新天子者!” 这话当然是说给里面的李选侍听的。这时,有一位叫王安的太监想了一计,打破了僵局。他是泰昌帝做太子时的伴读,历来与外廷关系不错。他见此情形,便走到里面去见李选侍,并骗过李选侍,一把抱起皇长子朱由校,拔腿就向乾清官门外跑去,群臣一看人已到手,也跟着王安跑。宫中的宦官们一看情况不妙,急忙追赶,在宫门处扯住王安的衣服,要求把皇长子送回宫中。杨涟大声呵斥,与宦官周旋,刘一燝和其他人则乘机把皇长子塞入辇中,急匆匆赶到文华殿。 文华殿内,群臣都在急等消息,见皇长子驾到,一片跪倒,口呼万岁,行君臣大礼。礼毕,群臣们就为新天子即位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此日午时就可即位,有人提出等到初三日即位。而护驾出宫出力最多的杨涟,则不同意仓促即位。他说: “今海宇清晏,官内也无嫡庶争夺之嫌。老皇帝才死,尚未入葬,丧服临朝也不合礼制。” 针对有人提出新天子登基则天下人心安定的说法,杨涟反驳说: “天下安与不安,不在于新天子即位的早晚。只要处之得宜,问题也不大。” 最后,杨涟的意见占了上风,群臣们决定,另择吉日登基。但为防止皇长子落人李选侍手中,皇长子不回乾清官,而是去慈庆宫居住。 杨涟自以为此事处置得当,没想到被太仆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他们连声严责杨涟不速立新君,是误了大事。他们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如果事情出了什么差错,你死后的一百多斤够天下人吃吗?” 杨涟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 其实,杨涟与左光斗,同是东林党人,后来也同列为“东林前六君子”,惨遭魏忠贤的毒手。左光斗之所以要如此严责杨涟,正是害怕夜长梦多,新君即位遇到麻烦。 左光斗的担心,有想象的成分,但也有事实的根据。当时李选侍仍居乾清官,控制着宫中的局面。廷臣凡有奏章,必先进乾清官,由李选侍过目,然后才能再到慈庆宫皇长子朱由校手中。对这种局面,许多大臣感到不安。性格刚烈的御史左光斗更是忍无可忍。他上了一个措词激烈、言语刻薄的奏疏,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出乾清官,到她该去的哕鸾宫去。左光斗说: “内廷有乾清官,犹外廷有皇极殿。只有天子可以居住,也只有皇后和天子可以共住。其他妃嫔,虽可以依次进御,但不可以常住。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区别尊卑。” 然后,左光斗话锋一转,直逼李选侍: “选侍既非皇长子嫡母,又非生母,没有名分,却至今不早作决断,搬出乾清官。这是借抚养皇长子之名,行干政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再见于今日。将来之后果,不忍道出!” 左光斗这份奏疏,淋漓尽致,毫不掩饰,气得李选侍派员宣召左光斗进宫严责。偏偏左光斗不买账,说什么我是天子法官(御史),非天子召不赴,你们算什么?丝毫不给李选侍面子。大学士中,刘一燝支持左光斗,而首辅方从哲则认为这种事能缓即缓,不必如此急迫。 到天启帝正式登基前的一天,杨涟再次上疏,指责李选侍明托保护幼主之名,阴图专权擅政之实,并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宫。内阁学士刘一燝、韩鑛,拉着首辅方从哲,要求皇长子立即降旨移宫,并站在宫门外等旨,大有逼官之势。李选侍被逼得没法,只好乖乖地去哕鸾宫。皇长子随即移回乾清官。 哕鸾宫是打发妃嫔宫女了却残生的地方,与冷宫无异。李选侍年纪轻轻,自然不肯去这样的地方,所以她开始时要临终前的泰昌帝封她皇后,后又要挟持幼主,目的就是想留在待遇较好的宫中,倒未必就是像杨、左之流所说的那样,要驾驭朝政。只不过李选侍做事,总有点胡搅蛮缠,结果给外廷抓住了把柄。话又说回来,像李选侍这样的女性,年纪轻轻,毫无经验,满朝大臣都明着欺负她,她除胡搅蛮缠之外,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天启帝终于正式登基了。
《夏小正》是我国目前存有的最早的一部农书,它记录了一年12个月里每个月份的物候知识,还把天象和与其相适应的物候融合起来,使得物候历和天文历结为了一体。 《夏小正》中的物候知识 《夏小正》是一部有关物候知识的著作。在我国现存的此类文献中,它是最早的。其共计463字,按照一年中的不同月份分别进行了记录,包括了物候、气象、天象、重要政事、农耕、蚕桑、养马、采集、渔猎等活动。 植物方面,《夏小正》记录了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考察情况。比如正月,此时春回大地,天气“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意即和风缓缓吹来,寒意退去,天气转暖,冰封的土地也复苏了,各种植物开始萌芽。书中也提到了鸟、兽、虫、鱼等动物,像“启蛰,雁北乡;雉震峋;鱼陟负冰;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祭鱼;鹰则为鸠;柳秭,梅杏桃则华;缇缟;鸡桴粥”。大意是沉睡的动物睁开了双眼,大雁飞往北方;野鸡鸣叫着寻找伴侣;水也变暖了,可以看到薄冰的下面有鱼儿在游动;园圃中的韭菜冒出了嫩绿的叶子;人们又看到了田鼠活动的身影;水獭捕鱼;鹰走鸠来;柳树上生出了葇荑花序,梅花、杏花、山桃孕育了蕾,开出了花;莎草坚实;鸡开始产卵。而老百姓,此时也开始“农纬厥耒,农率均田,采芸”,其意是百姓对农具进行修缮,整顿田界,调配人员,准备耕田劳作,还采摘芸菜。
隆庆皇帝:精神病患者 嘉靖帝以后是隆庆帝(穆宗朱载垕)。隆庆皇帝在嘉靖和万历之间,似乎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而已。 隆庆皇帝即位时,年已三十岁。他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而他的父亲似乎也没给过他过多的恩宠。他作为长子,很迟才被立为太子。即使在被立为太子后,也没有享受到作为太子应该享有的地位和待遇。嘉靖帝对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似乎总是不偏不倚,以致于不少人由此猜测,这位太子未必能在老皇帝百年之后顺利接位。这种经历,对隆庆帝的心理甚至生理,自然会产生很严重的消极影响。 按照传统的说法,隆庆帝是一位节俭和仁厚的君主。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现在已受到质疑。隆庆帝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节俭,传统史家笔法中所讲的仁厚之类的评语,与其说是称赞,还不如说是无能的婉转说法。事实上,隆庆帝智力迟钝,笨嘴拙舌,有人甚至怀疑他有轻度的精神失常。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才使得隆庆帝在位期间,总是避免卷入家庭和朝廷的争执之中,也从来不做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以致于他手下的那些大学士们,经常要隆庆帝参加一些精心安排的盛大典礼,并以此来树立他的威望。 不过,这样的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却要比正德、嘉靖之类的荒唐皇帝好得多。隆庆帝的无能或不愿干预朝廷具体事务的态度,使得他手下那些有能力的官员们能放手去行使朝廷权力,管理帝国。隆庆朝近六年的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局面,也证明朝廷事务在没有皇帝的干预下似乎也能维持,甚至在某些时候或许能做得更好。万历初期张居正的统治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形。 隆庆帝的统治风格,实际上也为他幼小的儿子万历帝的执政初期种下了善根。由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班子,足以应付朝廷事务,因此,冲龄即位的万历帝,虽不能真正行使权力,但仍能依靠这一文官班子治理帝国,不致发生统治危机。但这种做法,也存在缺陷。因为权力中心的下移,最有可能出现以下的两种局面:一是由数位权臣共同掌权,其后果是极易引起文官之间的倾轧或党争,并必然影响到朝政。二是出现一位大权独揽的权威型人物,并由他以皇帝的名义行使皇帝的大部分行政权力,就像万历初期的张居正那样。但在后一种情形下,又有两个棘手的问题难以解决:一是如何保证这位文官独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权为自己的圈子或个人谋取私利,甚至威胁皇帝的地位,动摇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这位文官独裁者的权威一旦失去时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后果。后来张居正的统治经历,不幸印证了这些推测。
舜是传说中的一代圣君,五帝之一。尧帝听说了舜的贤良,便将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他,而且经过对他进行种种严格的考验后,还将帝位也禅让给他。舜励精图治,一心为国,使得政治清明,四海升平,人人纷纷称颂他的功德。 以德报怨,贤名远播 舜也称虞舜,是传说中的一代名君。据说,舜为有虞部人。依照当时的习俗,人们以部落名称为姓氏,所以舜又称有虞氏。又因为相传舜诞生于姚墟,所以他还姓姚,名叫“重华”,字都君。 相传,舜降生在一个贫寒之家,父亲瞽叟是个瞎子。有天晚上,瞽叟的妻子做了一个稀奇古怪的梦,梦到有只五彩斑斓的凤凰衔来黄澄澄的稻米喂给她吃。过了不久,她就怀孕了,后来生下了舜。舜诞生的时候,每只眼睛都生着两个瞳仁,因此起名叫“重华”。等他再长大些,又起了个名字叫“舜”。 舜少年时命运多舛。年幼时母亲便病故,父亲又续了一房老婆,并生下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男孩名象,女孩名敷手。后母心狠手辣,非常歹毒,舜受尽了虐待和凌辱。而弟弟与妹妹养尊处优,野蛮顽劣,也常常欺负他。父亲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一味听信舜的后娘和弟弟妹妹的一面之词,对舜也不再疼爱。舜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却一直尊重和孝顺父母,从无怨言,全心全意地做个好儿子,好兄长。于是,他的贤名不胫而走。 舜30岁那年,尧已经在位70年了。尧帝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用来考察舜在家中的言行;命令自己的9个儿子与舜共事,以考察在外面的表现。同时,尧还赠给舜精美的衣服和瑶琴,又命人给他修葺了一座房屋,并赐给他一群羊。 舜一下子得到如此多的赏赐,父亲、继母和弟弟象都非常嫉妒,他们萌生了杀死舜的邪念,想霸占舜的家产。他们先后几次设计害死舜,但都没有成功。舜大难不死后,对他们依然如故,关爱有加,甚至比原来还要好。
燧人氏钻木取火 远古人不懂得怎样取火,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相传,燧人氏是人工取火的发明者。他钻木取火,并教人们把食物烤熟后再吃。人工取火的发明,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进程。因此,后人非常爱戴和敬仰燧人氏,把他推崇为三皇(伏羲、燧人、神农)之一,并尊他为“火祖”。 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 远古时期的人们落后、野蛮、愚昧,不知道世间还有火这种东西,也不懂得创造火。每当夜幕降临,世界就漆黑一团,猛兽的嚎叫声连绵不绝,遥相呼应,人们十分害怕,又因为寒冷,所以每个人都紧紧地蜷缩成一团。而且,人们吃的食物都是生的,不但生吃植物果实,就是捕来的野兽也是狼吞虎咽,连毛带血一块吃下去。因此人们常常得病,寿命极短。 偶然的发现 后来,天帝动了恻隐之心,于是给一个伶俐的年轻人托梦说:“遂明国有火种,就在遥远的西方,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下定决心去遂明国取回火种。 年轻人上路了,他跋山涉水,穿过密林,越过平原,费尽曲折,最后来到了遂明国。这里太阳、月亮都照不到,不分昼夜,黑暗无边。人们既不知白天黑夜,也不知春夏秋冬。遂明国有棵参天巨树,叫作遂明树,这棵树枝繁叶茂,占地十万亩。大树上生活着很多啄木鸟,它们在树上“笃、笃、笃”地啄着,每啄一下,树上就有耀眼的火花闪现。也只有在此时,遂明国的人才能目睹到珍贵的光明。 在黑暗的遂明国里,年轻人找了很久也没找到火种,心里很失望。有一天,他无意中来到遂明树下,倚着树干小憩。忽然,他看到几只啄木鸟正在树上啄虫子,每啄一下,就有明亮的火花闪现。他受到启发,折下了一些遂明树的树枝,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摩擦处果然闪出火星,可惜火还是没法点起来。年轻人不肯放弃,他找来各种各样的树枝,不断地做着试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他终于钻出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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