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大顺💥 安琳瑟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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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出身行伍,以善骑射、有勇略、能力战而著名于世,被匈奴人畏惧地称为汉朝的“飞将军”。也是因缘际会,李广前后数次与匈奴作战,都是以偏师的身份遇见匈奴主力,虽然力战杀敌,终究难以获得封侯,最终失意而死,只留下了一段“李广难封”的千古牢骚。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通渭东部)人,是秦朝大将军李信的后代,年轻时就以擅长骑射著名当世。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军14万人大举南侵,前锋直抵离长安不远的雍县(今陕西凤翔南部)和甘泉(甘泉宫)。文帝急忙征发各地民众从军抵御匈奴,李广以良家子弟从军,奋勇杀敌,因功擢升为中郎,不久,李广又被升为武骑常侍。李广常随从汉文帝射猎,文帝见李广格杀猛兽,勇力过人,深为叹赏,就对李广说:“可惜啊,你没赶上高祖时天下分崩、四方战乱的时候,不然,取万户侯真是易如反掌啊!” 汉景帝末期,李广任上郡太守。 武帝即位之后,将李广从上郡太守调为未央卫尉,保卫皇宫安全。公元前129年,匈奴侵扰上谷,杀掠吏民,汉武帝派遣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四位将军各率骑兵万人反击匈奴。李广奉命率领所部从雁门出击,结果遭遇了数万匈奴大军。在众寡悬殊情况下,李广兵败被俘。匈奴士兵因为李广受伤,在两马之间套上绳索,让李广躺在绳索上。走了十几里,李广趁其不防,腾身而起,把匈奴人推到马下,夺过弓箭就向边境跑去,后历尽艰辛回到长安。但朝廷以李广兵败被俘,士卒伤亡大半论罪,将他从将军贬为庶人。 公元前128年,武帝重新起用李广为右北平郡(今河北喜峰口附近一带)太守。李广守卫右北平数年,匈奴望而生畏,不敢寇边,称其为汉朝的“飞将军”。 公元前121年,汉军再次大举出击匈奴。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从西线出击,郎中令李广、博望侯张骞从东线出击。与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的西线汉军相比,东线兵力比较单薄,只有李广率领的4000先锋骑兵和张骞率领的1万余名步兵。李广率军前进数百里后,遇见了匈奴左贤王的主力,被匈奴骑兵四万人包围。后多亏张骞所率大军前来接应,匈奴军才解围而去。在这次战役中,李广虽然以少敌多,可按照汉代法律,李广所部伤亡大致与杀伤敌人相当,功过相抵,李广没能得到赏赐。 公元前119年,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分别率领大军再伐匈奴。在李广的一再请战下,武帝才命其为前将军,隶属大将军卫青。卫青侦知单于所在之地后,决定亲自率领精兵前往,而让李广与赵食其所部并为一军,从东路出击,包抄匈奴侧后。李广对卫青说:“我自从结发与匈奴作战,到现在已经数十年了,第一次有与匈奴单于对阵的机会,请将军你一定用我为前锋。”卫青之前已经受过武帝不要让李广为先锋的授意,而且卫青的好友公孙敖不久前因为战败失去侯位,卫青也想让好友获得立功的机会,因此拒绝了李广的请求。 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向导,李广的东路军迷失了道路,没能按时渡过漠北。卫青率大军与单于接战后南返,才与李、赵两将军会合。卫青知道自己有点对不起这位耿直的老将军,就派长史带着干粮和酒送给李广,顺便向李广询问迷失道路的情况,好给武帝上疏报告详细的军情。可能是心怀怨气,李广对长史不理不睬,长史只好让他手下的将领去接受询问。这时李广说话了:“校尉们没有罪,是我自己迷失道路,我现在亲自到大将军幕府去受审对质。”到了卫青的营帐外,李广对部下说,“我自从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天幸而能有机会与单于作战,而大将军把我调到东路,终致迷路,这是上天要亡我呀!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不能再拉下脸面接受刀笔吏的盘问”。说完拔刀自尽。李广死的时候,全军将士如同死了父母一样失声痛哭,百姓听说李将军死了,不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也都为李广垂泪。 位于甘肃天水市城南的李广墓
刘邦斩蛇起兵 ●秦末大规模农民起义,最后既没有成全陈胜和吴广,也没有玉成西楚霸王项羽,而在如此激烈残酷的角逐中,结果却成就了刘邦的一统江山。这是历史的偶然,抑或是历史的必然? 刘邦原是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早年曾当过亭长,负责管理地方的治安、调解纠纷。亭长这个官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村长,无权也无势,还得服徭役。刘邦豁达大度,又有些懒散,既不爱种田,也不会经商,还吃喝嫖赌什么都爱尝试一下,所以日子也越过越穷,连父亲都厌恶他。 有一回,刘邦奉了沛县县令的命令,押送本县一批刑徒去骊山服役。一路上刑徒不断开小差逃亡,因为所有的刑徒都知道,到了骊山肯定会被累死,还不如铤而走险。刘邦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靠喝闷酒打发日子。有一天,刘邦也喝多了,心中突然想,管他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到了骊山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还不如现在把这些人一放,大家逃命去算了。 于是,刘邦把众人召集起来,说:“咱们大伙去做苦工,要么被活活累死,要么被监工的打死。我想大家都不想死吧,那不如各自逃命去吧!”大家一听,都愣住了,不知是真是假,有个人就问:“亭长大人,那您怎么办呀,我们这么一跑,不是拖累您了吗?”刘邦苦笑说:“哎,拖累我什么呀,我也不敢回去交差,就跟大伙一块逃生吧!”这样,便有十几个刑徒被刘邦所感动,愿意跟随他。 在昏暗的夜色掩护下,刘邦和十几个刑徒一起逃走了。忽然,前面探路的人匆匆回来,说前面路上横卧着一条大白蛇。当时人们非常迷信,觉得白色的蛇是天降的神物,不敢冲撞,于是有人建议绕道而行。刘邦却借着酒意,坚决不肯,他大声说:“大丈夫行路,还怕什么蛇。”说着便抓起宝剑,大踏步向前走去。上前一看,果然一条白色的巨蛇横卧在路上。这时刘邦一咬牙,一剑就把那条白蛇砍成了两截,这也就是有名的“汉高祖斩蛇起兵”的由来。后来,这个故事被神化了。其实,就在当时刘邦刚砍了白蛇后,便已经有人认为他不是凡夫俗子了。刘邦的队伍也随之壮大了起来。 不久,陈胜和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建立了“张楚”政权。天下的老百姓都受够了秦朝的暴政,也纷纷起兵呼应。各地都有老百姓起来造反,他们都杀死了县令或郡守。这时,沛县县令心中也惴惴不安,也打算起兵,就找来自己的部下萧何与曹参,与他们商议这件事。萧何比较老成,听了县令的话后说:“您是秦朝的官员,现在打算背弃秦朝,百姓肯定不会信任您。不如找一个逃亡在外的人领头。”县令现在只求自保,忙问:“那请谁来当这个首领呢?”萧何慢慢地说:“刘邦!”于是,他们忙请刘邦当屠夫的亲戚樊哙到芒砀山中去寻找刘邦。 萧何与曹参见到刘邦后,商议了一晚,决定先杀了县令。于是,刘邦写了封信,并抄写多份,用箭射进城里去。信是这样说的:“现在全天下的老百姓都想推翻昏君。可县令却依然顽固不化,如果沛县的父老乡亲替他守城,恐怕等到诸侯并起的时候,沛县就会被屠城。如果我们现在能杀了县令,响应义军,就能保存我们的家乡。” 果然,沛县的百姓看到信后就自发组织起来,冲进县衙,杀了县令。百姓们打开城门,迎接刘邦进城,推举他为县令。稳定了沛县后,刘邦召集兵丁,大约有两三千人,祭祀战神,打出旗号,誓师起兵。而刘邦这个沛县的县令,按楚国旧法,县令称为公,所以刘邦自称“沛公”。至此,刘邦总算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也开始走上了争夺天下的道路。
●周文王的任人唯贤、励精图治使得周日益强盛,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继承父志,起兵伐纣。一场被后人演绎成《封神演义》的战争开始了。 商王朝自武丁以后,腐败日甚一日。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名为帝辛,后世称他为商纣王。他能言善辩,很有才干,但没有将才能用于治国安邦,而是用于追求糜烂腐朽的生活。纣王喜好酒色,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筑起豪华的鹿台,又“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 不仅如此,纣王还非常残暴。商朝都城西边有一座巍峨的尖山,尖山脚下淌过一道清澈的泉水。有一天,商纣和宠妃妲己坐在摘星楼上饮酒,远远地望见一老一少在涉渡溪水。老人畏惧水冷,行动缓慢,而小孩很快就渡过了溪水。纣王感到很奇怪,妲己对纣王说:“小孩骨髓硬朗,不怕冷。老人骨髓空虚,所以怕冷。”纣王不信,竟命人立刻把这无辜的老人和小孩抓来,用斧子砸断他们的腿骨,验证妲己的话是否正确。 为镇压各方面的反抗,纣王还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具。如“炮烙之刑”,是用青铜制成空心铜柱,中间燃以木炭,将铜柱烧红,凡有敢于议论纣王是非的人,纣王就令他赤脚在铜柱上行走。受刑者忍受不了烫烙,就掉下去被火活活地烧死。“醢刑”,就是把人杀死后制成肉酱。诸侯梅伯曾劝谏纣王废除“炮烙”酷刑,纣王便将他剁成肉酱,强迫其他诸侯吃掉,杀一儆百。此外还有“脯刑”,就是把人杀死后切成块,然后晒成肉干。鄂侯与纣王争辩,指责纣王无道,被纣王处死,并制成肉干示众。西伯侯姬昌听到这些事后在背地里叹息,被人告发后也被纣王关进监狱。而在朝中,纣王的叔叔比干因为苦谏被挖心而死,哥哥微子逃亡,箕子装疯,一个可以辅助他的贤臣也没有了。 商朝的统治江河日下之时,在它西边的一个部落却一天天兴盛起来,这就是周。周文王去世后,太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武王一即位就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了灭商上。为了便于向商朝进军,他把国都从沣水西岸迁到了东岸,称为镐京。此后,武王又在黄河渡口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即“孟津观兵”。四方诸侯们都对商怀怨已久,闻讯纷纷响应。武王与八百诸侯立下盟誓,将来共举伐商。这次观兵虽然没有直捣商都,却为日后的伐纣掀开了序幕。 观兵后的第三年(约前1046),武王认为伐商时机已经成熟,便派使者遍告各路诸侯,共举大业。这次出征,周共出动了战车三百,虎贲勇士三千,轻甲步兵四万五千,八百诸侯也陆续赶来会师。联军所向披靡,很快就推进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 商纣得知周武王率兵前来征伐,忙从东夷各地调遣军队,同时征集大批奴隶编成军队,又调集了商都的亲军、卫队,拼凑了十七万人,与周军对阵于牧野。商朝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大部分是才俘虏不久的奴隶,他们早就对纣王恨之入骨。而且纣王又将奴隶兵放在头阵,以亲军、卫队,驱赶着奴隶兵去冲锋陷阵,这就更激起了奴隶们反抗的决心,于是两军刚一接触,就出现了“前徒倒戈”的现象,奴隶们掉转矛头,同周军联合起来攻打商军。商军顿时全线溃退。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穿好衣服,将多年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鹿台,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武王来到鹿台,万般感慨,祖父、兄长被杀,父亲被囚的情景历历在目,他举起弓箭,对着鹿台连射三箭,又命人砍下纣的头颅挂在旗杆上示众,以解心头大恨。第二天,周武王在朝歌郊外设立祭坛,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典礼。周武王威风凛凛,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诸侯王臣,大声宣告:“周终于灭掉了商,这是上天的安排,从今以后,我将奉上天之命治理天下!”自此,西周王朝正式建立了。
三案之红丸案 谜题档案 时间:泰昌元年 地点:乾清宫 起因:刚登基的皇帝死了 谜题回放 明代末年,宫廷接连发生离奇的三大案与神宗、光宗、熹宗祖孙三人密切相关,也和朝廷派系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三案成为明末政坛关键,各种势力纷纷介入,案件无法正常审理,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著名的红丸案便是其中之一。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乾清宫,明光宗召见辅臣方从哲等13员文武大臣。诸臣向皇帝请安过后,皇帝开始询问册立皇太子之事。方从哲说:应当提前册立皇太子的日期,完成贺礼,皇上也就心安了。光宗又让皇长子出来见大家,看着他对大家说:你们日后辅佐他,务必使他成为历史上尧舜那样的圣帝贤君,朕也就心安了。方从哲等人还想说什么,光宗却开始问道:寿宫(神祠墓地)修没修好?辅臣回答说:先帝陵寝已经修好,请皇帝放心吧!光宗指着自己说:那就是朕的寿宫吗?方从哲等人齐声回答:祝皇帝万寿无疆。皇上仍然叮咛不止,反反复复,语无伦次,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哭泣着说:朕已经自知病重,难以康复,或者不久于人世。说到这里,已是气息奄奄,用颤抖的手勉强挥一下,让众臣退朝,方从哲留下。 皇上问方从哲道:有鸿胪寺官(掌礼仪之官)要进药吗?人在哪儿呀?方从哲回答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妙药,臣下不敢轻信。皇上听后,命宫中侍人立即传唤李可灼到御前,给皇帝看病诊脉,等他谈到发病的原因以及医治的方法时,皇帝非常高兴,命令进药,让诸臣出去,并令李可灼和御医们研究如何用药,一直定不下来,辅臣刘一说:我有两乡人同用此丸,一个失效,一个有效,此药并非十全十美。礼部官员孙如游说:这药有用与否,关系极大,不可以轻举妄动。没过多久,又有一位老奶妈来到御前,向皇帝问安。皇上催促众人配药,诸臣又回到御前,李可灼将药物调好,进到皇上面前,皇上从前喝汤都喘,现在服了李可灼的药,就不再气喘了。皇上反复地称道李可灼忠心可鉴。诸臣在宫门外等候。约一个时辰过后,有宫中内侍急报说:圣上服药后,四肢温暖,想进饮食。诸臣欢呼雀跃,退出宫外。李可灼和御医们留在宫内。到了傍晚,方从哲放心不下,又到宫门候安,正遇见李可灼出来,急忙打听消息。李可灼回答说:服了红丸药,皇上感觉舒畅,又怕药力过劲,想要再给服一丸,如果效果好的话,圣体就能康复了。诸医官认为不宜吃得太急。但皇上催促进药非常急迫,众人难违圣命。众臣即问服药后的效果如何?李可灼说:圣躬服后,和前一粒感觉一样安稳舒适。方从哲等人,才放心离开。谁曾想次日早晨,宫中紧急传出圣旨,召集群臣速进宫。一时间,各位大臣等慌忙起床,顾不上洗脸漱口,匆匆地穿上衣服,急奔宫内。但是当群臣将要跑入宫中时,就听传来一片悲哀哭号之声,明光宗于早晨归天了。这是大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初一日。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满朝舆论哗然,在感到惊愕的同时,人们联想到新皇帝登基一个月来的遭遇,不约而同地都把疑点转到了郑贵妃身上。郑贵妃给太子献美女,指使崔文升进药,大家有目共睹,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却没有实据。本来,光宗当时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但因为吃了江湖怪药,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最后,此案不但追查到郑贵妃,而且方从哲也被迫辞职,李可灼被充军,崔文升被贬放南京。但究竟幕后有主使吗?到底是谁?现在也不得而知。 谜题追踪 想明光宗一生充满悲剧:当太子时,时刻提心吊胆,防止被废;梃击案中差点丧命;登基一个月,却因红丸案而毙命。是他个人的原因,还是遭人陷害,又是留给历史的一道难题。
成吉思汗横行欧亚 谜题档案 时间:元朝初期 地点:蒙古大草原、欧亚大陆 起因:成吉思汗为何所向披靡 谜题回放 蒙古骑兵向来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攻城略地,少有败绩。那么,他们为何能征善战呢?蒙古人打起仗来有许多办法,并且也善用策略,蒙古骑兵服从、骠勇、顽强的精神是他们胜利的最重要因素。蒙古骑兵纪律严明,即使因小事违反军纪,也动辄受笞刑或受死。所以,蒙古骑兵打起仗来非常勇猛,快速灵活,当然所向披靡,无可匹敌。 骑兵的勇敢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他们从三岁大就被绑在马背上,从此一生几乎都在马背上度过。蒙古马气力、耐力也非常惊人,它驮着骑者,能日行120公里,而且途中只需要休息一次,喝水进食。这样使得蒙古军队占尽优势,他们能迅速集中兵力,从而可以造成人马众多、声势浩大的假象。 蒙古军队的组织异常严密,而且调动起来灵活迅速。一万名战士分成十个千人队,一队分为十个百人队,这万名战士由大汗的一个亲戚或亲信指挥。两万人可组成一军。另外,大汗亲选一万名体格矫健,技能好的人,组成精锐的护卫军,在平时分为四班守卫,战时随大汗出征。 虽然全军的统一命令是由快马下达,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个别将领在作战时享有极大自主权力。军队消息非常灵敏,在大军前面有斥候部队,随时将敌情送回军队总部。 而且在斥候部队前面还有大量敌后探子,他们潜入敌城打探情报,扰乱人心。蒙古人特别喜欢结交商人,并招募商人从事谍报工作,可能是大多数商人唯利是图,比较容易收买吧! 此外,蒙古大汗还有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计划周详、时时刻刻对敌人施行心理战术。如果大汗想攻取的城市不愿意投降,那么,他们最终一定逃不掉屠城的下场。当时最大而兴盛的撒马尔罕和内沙布尔两城,就由于这个原因先后被夷为平地,居民无一幸免。这个消息传开后,别的城市就不敢抵抗。但是有的即使投降也不一定能避过厄运。基辅城中的俄罗斯王公投降前虽得到宽大保证,但最后还是给扔在饮酒祝捷的桌下活活压死。阿富汗西北边境赫拉特城的居民在听到赦免消息后走出城外,却被全部杀死,整座城也被夷为平地。 蒙古人虽然有时候不免会杀伤无辜,有时还驱赶老百姓到阵前作挡箭牌,却并不轻视他们征服的民族,反而热衷于学习。但是最后,他们逐渐沉溺于养尊处优的生活中,失去了游牧民族的活力。
●周文王的任人唯贤、励精图治使得周日益强盛,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继承父志,起兵伐纣。一场被后人演绎成《封神演义》的战争开始了。 商王朝自武丁以后,腐败日甚一日。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名为帝辛,后世称他为商纣王。他能言善辩,很有才干,但没有将才能用于治国安邦,而是用于追求糜烂腐朽的生活。纣王喜好酒色,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筑起豪华的鹿台,又“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 不仅如此,纣王还非常残暴。商朝都城西边有一座巍峨的尖山,尖山脚下淌过一道清澈的泉水。有一天,商纣和宠妃妲己坐在摘星楼上饮酒,远远地望见一老一少在涉渡溪水。老人畏惧水冷,行动缓慢,而小孩很快就渡过了溪水。纣王感到很奇怪,妲己对纣王说:“小孩骨髓硬朗,不怕冷。老人骨髓空虚,所以怕冷。”纣王不信,竟命人立刻把这无辜的老人和小孩抓来,用斧子砸断他们的腿骨,验证妲己的话是否正确。 为镇压各方面的反抗,纣王还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具。如“炮烙之刑”,是用青铜制成空心铜柱,中间燃以木炭,将铜柱烧红,凡有敢于议论纣王是非的人,纣王就令他赤脚在铜柱上行走。受刑者忍受不了烫烙,就掉下去被火活活地烧死。“醢刑”,就是把人杀死后制成肉酱。诸侯梅伯曾劝谏纣王废除“炮烙”酷刑,纣王便将他剁成肉酱,强迫其他诸侯吃掉,杀一儆百。此外还有“脯刑”,就是把人杀死后切成块,然后晒成肉干。鄂侯与纣王争辩,指责纣王无道,被纣王处死,并制成肉干示众。西伯侯姬昌听到这些事后在背地里叹息,被人告发后也被纣王关进监狱。而在朝中,纣王的叔叔比干因为苦谏被挖心而死,哥哥微子逃亡,箕子装疯,一个可以辅助他的贤臣也没有了。 商朝的统治江河日下之时,在它西边的一个部落却一天天兴盛起来,这就是周。周文王去世后,太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武王一即位就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了灭商上。为了便于向商朝进军,他把国都从沣水西岸迁到了东岸,称为镐京。此后,武王又在黄河渡口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即“孟津观兵”。四方诸侯们都对商怀怨已久,闻讯纷纷响应。武王与八百诸侯立下盟誓,将来共举伐商。这次观兵虽然没有直捣商都,却为日后的伐纣掀开了序幕。 观兵后的第三年(约前1046),武王认为伐商时机已经成熟,便派使者遍告各路诸侯,共举大业。这次出征,周共出动了战车三百,虎贲勇士三千,轻甲步兵四万五千,八百诸侯也陆续赶来会师。联军所向披靡,很快就推进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 商纣得知周武王率兵前来征伐,忙从东夷各地调遣军队,同时征集大批奴隶编成军队,又调集了商都的亲军、卫队,拼凑了十七万人,与周军对阵于牧野。商朝的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大部分是才俘虏不久的奴隶,他们早就对纣王恨之入骨。而且纣王又将奴隶兵放在头阵,以亲军、卫队,驱赶着奴隶兵去冲锋陷阵,这就更激起了奴隶们反抗的决心,于是两军刚一接触,就出现了“前徒倒戈”的现象,奴隶们掉转矛头,同周军联合起来攻打商军。商军顿时全线溃退。纣王见大势已去,登上鹿台,穿好衣服,将多年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鹿台,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武王来到鹿台,万般感慨,祖父、兄长被杀,父亲被囚的情景历历在目,他举起弓箭,对着鹿台连射三箭,又命人砍下纣的头颅挂在旗杆上示众,以解心头大恨。第二天,周武王在朝歌郊外设立祭坛,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典礼。周武王威风凛凛,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诸侯王臣,大声宣告:“周终于灭掉了商,这是上天的安排,从今以后,我将奉上天之命治理天下!”自此,西周王朝正式建立了。
张骞通西域在汉朝,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以及新疆以 张骞通西域 在汉朝,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也就是今天新疆以及新疆以西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 汉武帝为了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次出使虽未达到目的,但了解到西域各族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等情况。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 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访问了西域许多地区。西域各族政权也派人随汉使到汉朝答谢。从此,汉朝同西域的往来频繁,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农作物如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相继传入内地。内地的铸铁、凿井等技术也传到西域。汉朝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 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
湖南湘乡赋税超重为何长达三百年 “堕粮”之称《明史》无记载、《辞海》无解释,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了几百年,且让湘乡(位于湖南省中部,今属湘潭,县级市)的百姓深受其害。 所谓“堕粮”,大致是朝廷为惩罚某地,而对此地征收高于正常标准的赋税。明朝初年,朱元璋曾因嫉恨平江(今苏州)百姓效忠与之割据对抗的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曾对此地征收高额赋税。而湘乡“堕粮”更早一些,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湘乡州的征粮定额就从元代的3.6万石陡升为10.8万石(一石为120斤),这个标准比后来平江堕粮标准还高。其原因还要从湘乡人易华说起。 易华出生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的湘乡堂甲湾(今属湘乡市潭市镇大坪村),本是湘乡的一小股反元义军的头领。元顺帝至正年间,朝廷横征暴敛,强民服役,官逼民反,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纷争中,朱元璋与陈友谅两股农民起义势力异军突起,互相敌对。而易华被招编至陈友谅麾下。至正廿三年(1363),朱元璋在鄱阳湖击败陈友谅,次年自称吴王。陈友谅之子陈理据守武昌,朱元璋督师围攻。其间,陈理军粮匮乏,派守将阳从政速至湘乡州取粮。易华迅即输送粮草10.8万石。陈理部得到易华助粮,坚守武昌达半年之久。后来朱元璋击败陈理,得陈理粮册,震怒,当即下令:你湘乡既如此富足,以后你们每年的赋税就是这么多了!并按数改征银两,强令永远照这个数字缴纳。 与周围县比较,湘潭县上等田亩年缴4升8合多一点,宁乡县上等田亩也只缴6升3合。而湘乡则由于无中生有的“纸上加亩”,得出上等田为3859 顷40亩2分3厘,每亩征秋粮9升9合9勺4抄,共征38570 石8斗6升5合8抄;中等田每亩征9升3合多,下等田每亩征8升2合多,中、下等田共征60566石多。以此补足10.8万石的粮数。 “堕粮”就像套在湘乡人民头上的枷锁,压得当地百姓喘不过气来,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百姓饥荒严重,当时谷种一升值银一两,老百姓只得采蕨根等为食。赋粮重压之下,人们不得不选择弃家逃亡。尽管《大明律》规定对逃亡山泽,不听“追唤”的农民,为首者处“绞”,抗拒者全体“处斩”,仍然没能刹住这股逃亡风潮。 几经浩劫,至明洪武二年(1369),湘乡全境人口陡降为7.1万人,虽不断移民,但移民人数远不及外逃人数之多。至嘉靖年间(1522-1566) ,湘乡人口再降为5.11万人。到万历十年(1582),总人口仅有4.6万人。而据《后汉书》载:湘乡在后汉时期,以“民至万户为州”,其人丁数额至少也有数十万之众。 “圣旨”至高无上,无可更改。明代,平江地区繁华富有,人民呼声容易上达,朝廷为收揽人心,渐渐取消了当地的“堕粮”政策。可湘乡却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一直处于“堕粮”的重压之下。地方官虽然知道赋重出自“仇堕”,却不敢指陈,多数只能按令征收,以应付考绩,免遭黜降;少数关心民瘼的,也只是曲陈下情,力求缓减,鼓励垦荒,以劳力进行额外补偿。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六月,湘乡湄水(今双峰印塘乡)的进士贺宗(时在吏部听选),听其胞弟诉苦说,家乡遭遇水灾,田地颗粒无收,民众叫苦连天,他便上了《奏减湘赋疏》,但还是不敢提“浮堕”之事,只拐弯抹角地说湘乡水患严重,希望朝廷救灾扶困。上面准奏,减征湘乡赋粮4000余石,于是还有10.4万石赋粮。 为了应付繁重的田赋,湘乡人民只得在山林间开荒自救。正如黄宜中在《湘赋待苏议》中说的:“湘乡崇山峻岭,较他邑为尤甚。粮浮田少,民间势不得已,于深山穷谷中稍有空隙,可任荷锄者,开之成田。以抵浮堕之课。” 尽管百姓如此辛苦劳作,而所获仍然无法弥补“仇堕”造成的损失,还是“捏垦包荒,税银米于蓬蒿,征丝绢于荆棘,一年而赔以熟田之变价,三四年而卖妻鬻子矣,五六年而十室九窜矣,此深疴之不起也”。百姓到了卖妻鬻子的地步,“堕粮”的危害已是触目惊心。 明朝时,地方官绅畏惧皇朝淫威,不敢争辩,请求减赋也是以山洪水患为由。直至清朝,地方官反复申诉,顺治八年(1651),湘乡知县南起风向偏沅巡抚具陈“堕粮”始末,希望能转奏朝廷,核减“堕粮”,未被核准。两年后,经偏沅巡抚金廷献题奏,湘乡纳粮经过280年后,核减为6.73万石。顺治十八年(1661),皇帝上谕:“明洪武以后,因有仇怨,或一处钱粮征收甚重,我朝岂容踵行?著部查奏。”而户部官员则宣称:“查送到志书,只传陈友谅征粮等语,并无洪武仇怨加增字样,且系嘉靖、万历刊造。”顺治有心核减湘乡赋税,命户部官员核查,若重税确是因为前朝“仇怨”而起,则实不公,大清自然应该予以纠正。而户部官员根据地方史志,认为并没有因“仇怨”而加征赋税的字眼。殊不知谁也不敢冒杀头灭族的风险,在志书上记“仇堕”一笔,由此,湘乡痛失了在清初解决“堕粮”问题的机会。 至康熙十年(1671),知县刘履泰请求朝廷钱粮减三征七,经过巡抚卢震到县踏勘,具奏减除田粮9904石。康熙十三年至十八年(1674-1679),因吴三桂之乱再遭兵祸,田地复荒,每年减征秋粮16694石。乾隆二年(1737),经地方官一再上奏,换来一道上谕:“应将湘(乡)、浏(阳)二县钱粮,比照长沙则例,则小民力量宽舒。又闻湘阴县粮石(担)较之湘、浏尤重,亦当酌量变通。着该督、抚将此三县钱粮作何确查,减免之处,悉心妥议。”乾隆三年(1738)由湖南巡抚出面,自乾隆四年(1739)起,比照长沙则例核减,以59289石9斗8升5合3勺为定额。至此,强加在湘乡人民头上375年的“堕粮”问题,在清朝申诉了近100年,才基本了结。 此后,人民得到生息,经过70多年,到嘉庆二十年(1815),湘乡全境已有9.169万户,58.3105万人。再过56年,到同治十年(1871),全县人口达108.3252万人。 湘乡“堕粮”负赋之重、持续之久、影响之深亘古未有,严重阻碍了湘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伤害了湘乡人民情感。社会长期的高压扭曲,铸就了今天湘乡人骠悍倔犟的性格。
明朝皇宫里开青楼 1505年,14岁的朱厚照即位做皇帝,他处事刚毅果断,本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明朝皇帝,可是就毁在了身边的人手上。 东宫随侍太监中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称为“八党”,后又号作“八虎”。他们为讨武宗欢乐,每天都进献鹰犬、歌舞、角抵等戏,当时的东宫被人们戏称为“百戏场”。年幼的武宗不能抵御这些东西的诱惑,于是沉溺其中。后来又让人修建豹房,整日沉溺于女色。 朱厚照为政期间喜好玩乐,而且越玩越离谱。他在皇宫里也建了一条街市,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店铺、酒店、旅馆、当铺、戏园子、青楼妓院等等。太监、宫女们都扮作成商贩、老板、戏子、粉头和客商、百姓等,在街市上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朱厚照扮作一位富商,带着两个随从,先到一些商铺、古玩店买上几包衣服和古玩玉器。然后走到一家酒肆,店小二一见,满脸堆笑,高声喊道:“有贵客到,里面雅间请。”朱厚照走上二楼雅座,在临窗之桌坐下,点上几碟菜,又烫了两壶酒。正喝之间,抬头看见街对面有一青楼,便撂下一个银锭,大方地对店小二说:“不用找钱了。”说着,走出酒肆,来到青楼,于是武宗在此淫乐一番。 武宗不务正业,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些正直的大臣,联名上书请求严惩“八虎”。可是武宗不仅没惩处“八虎”,反而惩治了首先进谏的大臣。1520年,武宗从建康返回途中,仍不忘游玩,在清江浦自驾小船捕鱼玩耍,结果跌落水中,从此身体每况愈下,1521年驾崩于豹房,时年30岁。
白居易的追星族 据考证,追星族的闪亮登场可追溯到唐朝。 一个名叫魏万的年轻人为了一睹诗仙李白的风采,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锲而不舍地追踪偶像的踪迹。历时半年,跋涉三千里,终于在扬州风尘仆仆地追上了李白。 杜甫也有追星族,其中包括重量级诗人张籍。张籍相当单纯地相信“吃什么补什么”,他将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烬,加入膏蜜,像喝补药一样,每顿必饮,并且发下誓言:“喝下他的诗啊,让我的肝肠从此改换!” 在名家辈出的盛唐诗坛,王昌龄以擅长七绝闻名。他曾被贬谪到龙标(今湖南黔阳),日子过得异常艰难,跟随的老仆人需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当柴烧。但他诗名满天下,经常有人在路边跪拜,向他求诗。 和王昌龄一样,贾岛也是位苦命诗人。但他身后不乏众多追慕者,其中一位是晚唐诗人李洞。李洞“酷慕贾岛”,他的头巾上佩戴着刻有贾岛头像的铜片,他的手中持有一串为贾岛祈福的念珠。每听说有人喜欢贾岛,他必亲手抄录贾岛的诗相赠,还叮咛再三:“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 以上都比不上白居易的追星族疯狂。 荆州有一名叫葛清的街卒,狂热迷恋白居易的诗歌,“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三十余处”,连后背也刻上了白居易的诗句,且配了图画,图文并茂。如此体无完肤的疯狂,被人称为“白舍人行诗图”,“若人问之,悉能反手指其去处,沾沾自喜”。 不过,当时连唐宜宗都写诗赞白居易,诗日:童子解吟长恨歌,胡儿能唱琵琶篇。自居易的《长恨歌》还流传到了日本,受到上自天皇下至平民的普遍喜爱。 广泛的崇拜并没有使白居易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说起来,他是李商隐的“粉丝”。《唐才子传》记载,白居易晚年退休在家,很喜欢李商隐的诗文,他常说:“我死之后,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白居易仙逝后不过几年,李商隐果然得了一个儿子,他也不客气,干脆把这个儿子取名叫“白老”。可惜此儿智商不高,长大之后更无半点诗情。温庭筠就跟这个愚钝的小子开玩笑:“让你做白居易的替身,不是辱没了他吗?”
明朝亡于“富二代” 从画像上看,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体形偏瘦,精神矍铄,符合他劳动人民出身的本色。但自从朱元璋登上皇位,朱家的基因就在养尊处优中发生了巨变:后代里多肥胖之人。其中最肥胖的有三:一是朱元璋之孙明仁宗朱高炽,另两个是福王朱常洵和他的儿子朱由崧。这里重点说一说福王。 福王是万历第三子,母亲是郑贵妃。万历的皇后姓王,但没有生育一男半女。一次万历一时兴起,宠幸了一个宫女,便有了长子朱常洛。按当年朱元璋立下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和“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的继承法,身为长子的朱常洛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但一则由于万历对郑贵妃的宠爱,二则由于朱常洛的母亲只是个一般宫女,万历迟迟不肯立朱常洛为太子。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立心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万历这种不顾祖制的行径,遭到了多数正直大臣的批评。最终,万历只得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即崇祯之父。 在废长立幼失去可能性之后,万历只得封朱常洵为福王。像是为了补偿,朱常洵大婚时,万历为他花费银子多达30万两;万历为朱常洵在其封地洛阳修王府,费银28万两,是祖制规定的10倍。按祖制,成年后的亲王郡王必须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上去,叫“就藩”,但万历却长期把朱常洵留在京城,直到他将近29岁,才终于恋恋不舍地将其送到洛阳。 朱常洵“就藩”后,万历又给予了慷慨无比的赏赐,下令赐上等良田上万顷。就连朱常洵也怕接受这笔不依章法的巨赏而成为众矢之的,主动上奏请辞。尽管如此,万历还担心这个宝贝儿子受穷。于是,当朱常洵向万历请求把没收的前首辅张居正的家产给自己时,万历答应了;当朱常洵请求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的盐税、茶税给自己时,万历也答应了;当朱常洵请求每年给他1300引的淮盐,由他在洛阳设店销售时,万历又答应了——前两项使得国有资产直接变成福王的私产,第三项影响更为恶劣:以往,洛阳一带食用的盐都是河东盐,福王获得淮盐销售权后,河东盐一律不准销售,导致销量锐减,而从河东盐中抽取的边饷也随之锐减。也就是说,为了儿子生意兴隆,万历不惜让驻守边关的军人连军饷也拿不到。 当万历在做一个最优秀、最仁慈的父亲的同时,他对朱家江山的伤害却深及骨髓。后世论者以为明朝之亡实始于万历,可谓一语中的。 到了崇祯年代,论辈分,福王朱常洵乃是皇上的叔叔。按祖制,所有的亲王郡王均“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这样,这位没当成皇帝的亲王在封地洛阳,除了享受荣华富贵,委实别无他事。《明史》记载:“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当时的河南是农民问题的重灾区,旱、蝗两灾相继,人相食,福王的奢侈引发了诸多不满。一支被派往前线与农民军作战的政府军中,就有人发牢骚说,福王府里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皮去送死。当时,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省亲居于洛阳,得知军队的这些不满后很害怕,跑去讲给福王听,福王却“不为意”,继续他花天酒地的生活。在朱常洵看来,如果不尽情挥霍父皇赏赐给他的钱财,就不能补偿没当成皇帝的遗憾。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李自成围攻洛阳,总兵王绍禹率军守城。这时,福王开始害怕了,他拿出千金募死士出城偷袭农民军,取得一场小胜。但小胜于事无补,何况守城军队早怀二心。很快,洛阳城被攻下。城破时,朱常洵缒城而下,藏匿于城外的迎恩寺,第二天被农民军抓获。与朱常洵一同被抓的,还有曾告诫过他的吕维祺。吕维祺劝朱常洵:“名气很重要,千万不要受辱。”意思是要朱常洵自杀,但朱常洵既没有自杀的机会,更没有自杀的勇气。 比猪还肥胖的朱常洵没有想到他的结局如此悲惨:李自成下令将他杀死,把他的肉和鹿肉掺在一起作为下酒菜,称“福禄宴”。像朱常洵一样逃出的,还有他的儿子朱由崧。他虽没有像其父亲那样被人吃掉,但也没能逃脱被俘处死的末路。 现在看来,最应该知道这个故事的首推富二代。建议有关部门把朱常洵的遭遇写进课本,必读对象为富二代。
唐朝皇帝与唐诗 文/何丽 今人喜谈文学家族,唐代排名第一的文学家族是哪家?答案简单:皇上他家。有唐二十一帝,没有诗歌留存的仅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僖宗、哀帝六位。从高祖算起,十四代人大多会写诗,这是何等的辉煌。排名第二的,能举出五代就算不错了。如果就诗才来说,最好的当然是玄宗,其次为太宗、中宗、德宗、文宗、宣宗、昭宗,武后较难评价,她自作的作品太少。皇上们对前代与当朝作品都有广泛的阅读,这是宫廷教育的结果。本文仅讨论皇上们对当朝诗歌的阅读和评价。 高祖、太宗、高宗祖孙三代都能诗,然建国未久,评议尚不多,故从武后说起。《文苑英华》卷九七一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 十八擢进士第,其年判入高等。时辈皆以校书正字为荣,公独请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至县,落拓不拘小节。尝铸钱,掠良人财,以济四方,海内同声合气,有至千万者。则天闻其名,驿征引见,语至夜,甚奇之。问蜀州之迹,对而不隐。令录旧文,乃上《古剑歌》。其词曰:“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锻炼凡几日,铸得宝剑名龙泉。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生明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尝亲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虽则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赐学士李峤、阎朝隐等。遂授右武卫胄曹、右控鹤内供奉。 郭公即郭元振(656-713年),名震,以字行。行状是在他身后叙述一生功业以备史官采录的文体,录入如此长篇诗歌,确属罕见。郭任通泉尉的时间,据陈子昂为郭妾薛瑶所撰墓志,应该在武后称帝后的长寿二年(693年)左右。郭年近四十,功名未立,仍沉沦下僚,真有许多感慨。郭作为地方官,实在是“落拓不拘小节”,不仅自铸钱,且干劫富济贫之侠行,《唐摭言》卷四以为“掠卖千余人,以供过客”,确很过分。不过唐人不拘细行,武后更甚,于是破例召见,夜谈称奇。行状说诗是他的旧作,应属可信,《唐摭言》说是口占,则属传闻。这首《古剑歌》以龙泉宝剑自喻,说经过名匠千锤百炼,宝剑色如霜雪,材质精良,可是身逢治世,无所用其才,最多只能作为君子的防身之物,甚或被遗弃路边,但其英雄之气,始终无法掩埋,即便遭弃,剑气仍然夜夜气冲斗牛。每句都写剑,每句都写自己之英雄抱负,期待能为世用。武后因诗而知其胸襟才干,竭力提拔,先让他奉使吐蕃,渐次拔擢为凉州都督,到中宗时任安西大都护,守边十余年,四镇宁静,为一代名将。需要说明的是,玄宗初年另有小言官郭震,《全唐文》将两人文章误编在一起,而宋初成都有字希声的隐士郭震,《全唐诗》沿袭《万首唐人绝句》的错误,也将其诗收在郭元振名下,都是盛名之累。 步辇图 唐 阎立本 绢本 设色 纵38.5厘米 横129.6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只知治标功难成 明朝初期规定,地方官员进京晋见京官必须送礼,但是,只能是一本书、一条手帕,故名“书帕”。渐渐地,明朝官场日益腐败,由原来的一书一帕变成金银珠宝,却还在沿用“书帕”的名称。 崇祯即位时,决定整顿以“书帕”为名的贿赂行为,然而,遭到文武百官的反对。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整顿书帕的人,是上任才两个多月的户科给事中韩一良。韩一良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中写道: 如今社会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任户科给事中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就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平时同别人交往较少,尚且辞却了这么多银子,其余的人就可想而知。 当然,韩一良在最后也没忘记顺着皇帝说一句话:“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崇祯皇帝读罢韩一良的上疏,非常高兴,下决心树立一批像韩一良这样敢于拒绝收书帕的榜样。他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那篇文章。韩一良念完后,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对大臣们说:“一良忠诚耿直,可以当都御史。”户科给事中是一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而都御史则相当于今天监察部部长一职。也就是说,韩一良的上疏,使他有望一步登天。 哪知,就在这时,吏部尚书王永光开口说道:“敢问韩大人,究竟是谁给你送的书帕,请你当众说出他的姓名来。”崇祯皇帝听罢,连声说道:“对,说出他的姓名来。”在树立正面形象的基础上,崇祯皇帝还想杀一儆百,严惩几个送书帕的人,来个杀鸡给猴看,以期达到整顿书帕的目的。 韩一良当然知道崇祯皇帝的意思,但是,他得罪不起给他送书帕的人,故哼哼唧唧,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聪明的崇祯皇帝知道韩一良不好当众告发别人,当即下令让韩一良退朝后,写一封密奏直接送给他。 崇祯一连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发泄对王永光几句私愤。无奈,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招来。皇帝再次追问韩一良:“那五百两银子到底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大好前程,甚至冒着皇帝发怒,将他治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书帕的人。最后,韩一良竟推说,他只是听闻有人要送他五百两银子。 崇祯很不高兴,拉着脸,对大臣们说:“都御史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随后,崇祯当众斥责韩一良说话前后矛盾,下令撤了韩一良户科给事中一职。就这样,韩一良的一封上疏,非但没有使他一步登天,反而连那个刚刚戴到头上的给事中的乌纱帽也给丢了。 随着韩一良被撤职,崇祯皇帝整顿书帕的行动也宣告失败。崇祯皇帝想靠重新校正明王朝这部早已破败不堪的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来达到让整部机器维持运转的目的,这是肯定行不通的。
在中国河西走廊的西端,茫茫的戈壁里,镶嵌着一块绿色的宝石,这就是著名的世界艺术宝库——敦煌。 敦煌在中国甘肃省境内,汉代设郡,到了唐朝的时候,敦煌更加繁荣了。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亚、南亚的佛教文化由敦煌传入中国,敦煌出了不少高僧以及文学家、艺术家。 在敦煌东南二十多公里的鸣沙山东麓,一千多个窑洞分布在长约两公里的崖壁上。这些洞分上下几层分布,密密麻麻,远远望去,像一个大蜂房。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莫高窟。莫高窟也称千佛洞,现在保存着从十六国到元代共十朝的洞窟492个。 在这些洞窟里,保存着二千四百多个各个朝代的泥塑佛像和四万五千多平方米的五彩壁画。其泥塑佛像主要有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等,菩萨、弟子面目慈祥、庄严,而天王、力士则面目威严、勇猛,所有塑像皆栩栩如生。 在泥塑佛像中,唐代佛像要占四分之一。唐朝的塑像不仅数量多,造型也精美。在莫高窟里,最大的佛像高达33米,有近十层楼房那么高;而最小的佛像只有十几厘米,还没有手掌大。 除泥塑佛像以外,莫高窟里还有许多光彩夺目的壁画。各个时期的壁画风格不同:北魏时期的壁画用笔奔放、色彩沉着;隋朝的壁画线条流利、色彩柔和;唐朝的壁画构图宏伟、五彩斑斓。 从其反映的内容看,有描绘农民耕作、收获、推磨、舂米的;有描绘猎人射箭、投掷、追捕的;有描绘渔民打鱼、晒网的,更多的则是反映贵族官僚豪华奢侈的生活场面。举凡婚丧、嫁娶、行旅、战争、酒肆、教学、行医等社会生活场面,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著名的飞天壁画就在莫高窟里。飞天又叫香音神,在壁画中,她身着艳丽的衣裙,凌空起舞,彩带飘拂,使人生出无限的遐想。此外,壁画上许多载歌载舞、反弹琵琶的仙女也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莫高窟里还有著名的藏经洞,收藏了从晋朝到宋朝近十个朝代的佛经、书籍、画册、户籍、词曲及丝织品等三万多件,是研究中国古代一千多年社会生产和生活习俗的巨大宝库。 敦煌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沉睡了数百年,直到1900年被一个姓王的道士偶然发现。从此以后,莫高窟的平静被打破了。许多用心险恶的西方殖民者闻讯纷至沓来,以所谓考古的名义,从王道士手中连哄带骗,抢走大量历代珍贵文物,敦煌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全国解放以后,敦煌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国家将敦煌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立了敦煌研究所,对莫高窟开始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时空隧道 (1)敦煌是我国重要的文物圣地,你能说出敦煌莫高窟里都有哪些文化瑰宝吗? (2)敦煌文物曾经遭到西方殖民者的疯狂洗劫,阅读相关材料,了解这段屈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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