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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是习凿齿评价的千载盛功,是唐太宗评价的天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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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鼎盛之平定乌孙 第七节:平定乌孙 司马衷时代开疆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平定乌孙,把乌孙地区纳入晋朝中央直辖,巩固了对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的统治。乌孙是古代斯基泰人分支,在鲜卑人控制草原后,乌孙并没有像匈奴一样被鲜卑赶到西部,而是继续留在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在檀石槐统一鲜卑后仍和乌孙相邻,双方大约在这时起开始战争,檀石槐政权分裂后,乌孙短期获得安宁,但鲜卑各部西迁的越来越多,尤其是拓跋部控制草原大部地区后,原来的鲜卑大部分都被迫西迁,形成西部鲜卑攻占了阿尔泰山以北大部分地区,西部鲜卑后来不仅攻入原伊列地区,也向西南进入乌孙地区在当地形成西南鲜卑。到晋朝建立初期乌孙仍然能控制巴尔喀什湖以南大部分地区,因为晋朝派驻西域的戊己校尉马循同鲜卑人交战,暂时缓解了乌孙被鲜卑攻击的压力,到晋朝统一的太康年代中期,乌孙人基本被西南鲜卑和其南部兴起的焉耆赶走,这时期焉耆最强盛,不久一度攻灭龟兹,而且让葱岭以东都臣服焉耆,这时的乌孙族显然已经不再控制乌孙故地,已经迁往了中亚,在乌孙故地都是西南鲜卑的众多部落,乌孙也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了,不再是过去的强大国家。司马衷时期在开疆西征的情况下,对乌孙地区开始重视,也是对焉耆扩张控制葱岭以东地区有所担心。焉耆这时控制着乌孙故地和龟兹、焉耆等大片领土,这自然影响晋朝中央对西域的控制。司马衷时期让龟兹实现复国,龟兹传称龟兹王白纯直到司马炽末期以后才开始对晋藩张重华纳贡,可见在司马衷时仍是向晋朝中央纳贡,在司马衷时代已经复国了。张重华父亲张骏时曾攻西域,那是就经过了龟兹、鄯善,到张骏时龟兹仍在向晋朝中央纳贡,司马衷恢复龟兹国一定让白纯感激效忠。司马衷恢复龟兹国是平定乌孙以后实现的,因为晋朝中央控制着戊己校尉和晋昌郡,攻占乌孙故地的西南鲜卑各部,有利于和西域长史府对到焉耆和龟兹形成夹击,而且猗迤帅晋胡大军西征经过西部鲜卑,攻打占领伊列后很容易攻打乌孙地区,所以应该就是在司马衷时期晋朝攻占乌孙,把乌孙地区正式纳入晋朝中央直辖版图,并且帮助龟兹复国,重新拥立的白纯当龟兹王和亲晋王。司马衷时代攻占乌孙的具体情况不详,但是从焉耆设立二王制看,其对乌孙肯定不是直接占领控制,葱岭以东的乌孙地区西南鲜卑部族仅仅是臣服焉耆,仍保持自立的状态,所以在晋军从戊己校尉和晋胡从伊列对乌孙发起进攻后,很快就控制了乌孙地区。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最佳结果,从地理上分析,在晋胡控制伊列对乌孙形成夹击前,晋军是不可能只从戊己校尉向乌孙或焉耆进攻的,戊己校尉和晋昌郡的力量是难以对焉耆控制的乌孙、龟兹等大片地区形成优势,无论攻打乌孙或焉耆都会有强大的援敌,况且焉耆控制葱岭以东各国,疏勒、于阗甚至都可能亲焉耆援助它对抗晋朝中央,所以平定乌孙是打击削弱焉耆的关键。从战略态势分析,只要控制了乌孙,就能和西域长史府对焉耆和龟兹形成夹击,再恢复龟兹国,就能完全把焉耆包围,把葱岭以东其他西域各国和焉耆分开,就很容易迫降焉耆,恢复晋朝中央在西域的最高权威,所以必须先控制乌孙地区。猗迤帅晋胡西征平定伊列对攻占乌孙创造了条件,对乌孙地区形成东、北、西三面包围的态势,在东部是戊己校尉和晋昌郡的晋军,在北部是在马循时代平定的西部鲜卑,在西部是猗迤的晋胡远征军,在这样的攻击态势下,即使焉耆等援助也难以阻止晋军占领乌孙地区,甚至晋朝的属国康居、大宛和西迁的乌孙族这些斯基泰国家都可能援助晋军攻打乌孙地区的西南鲜卑部族,所以晋军应该是很顺利地占领了乌孙地区,征服了那里的西南鲜卑。司马衷时代维护中央权威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尊敬学习的,从平定乌孙的战争中就能体现司马衷是有智慧才能的杰出仁君,他在把草原拓跋部划分行政区直接纳入中央直辖后,利用猗迤的西征继续扩大中央的直辖地,把乌孙也纳入中央直辖地,有利于加强晋朝中央政府的势力和权威,减少分裂割据的危险,这是对中国各民族、对中国中央政府有贡献的进步政策,增强了中国各民族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合作,防止减少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这是巨大的历史功绩。司马衷平定乌孙也体现了司马衷为了巩固晋朝中央在西域的统治,不是采取无所作为的旁观或羁縻态度,而是积极增强中央政府在西域的势力,干预限制地方势力的扩张。
晋朝鼎盛之西部各国 第六节:西部各国 司马衷开疆主要指鲜卑西征,其最先进入的西部鲜卑地区多数是早期鲜卑部族,就是把匈奴赶走控制草原的鲜卑部族,这些鲜卑部族西部的国家还有伊列、养云、寇莫汗、沙楼、坚昆等国。猗迤西征控制西部鲜卑后,首先面对的是坚昆,这是古老的部族,当时是斯基泰人和李陵后裔控制,拓跋部自己是李陵后裔,自然不会攻打有李陵后裔的坚昆,应该是招降了坚昆后继续向西北的养云国进攻,养云国的民族属性不详,可能是北狄的雍屈种,这个国家不像坚昆以后成为黠戈斯、吉尔吉斯仍长期存在,在鲜卑西征后就消失了,应该是被鲜卑吞并。从养云国再向西是伊列国,这个国家原本是控制伊犁河谷的斯基泰人,在东汉时被同是斯基泰人的康居吞并,在晋朝时期复国。鲜卑在檀石槐统一时期就攻到乌孙,所以晋朝时期的伊列很可能是斯基泰人和鲜卑人联合新建的国家,也在猗迤西征时被吞并。从伊列再往西是寇莫汗国,民族熟悉不详,可能是北狄的寇头种,也被猗迤帅领的晋胡军队攻灭,从此就把寇莫汗控制地区改称鲜卑利亚,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地区。在寇莫汗西部和北部是斯基泰人的分支沙楼人(斯拉夫人),这些人仍保留了斯基泰人的善战狩猎习俗,没有被鲜卑人灭亡,但是主要部族也都开始向欧洲迁徙。在寇莫汗南面是奄蔡(阿兰人)和康居、大宛、粟弋等斯基泰和萨尔马特人,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强的国家,猗迤西征没有进攻这些国家,主要是攻打西部的北狄各国或有鲜卑人的地区,相对而言中亚的斯基泰各国都比较团结,若攻打大宛,康居等斯基泰国家能去增援,不易取胜。司马衷时代应该继续沿袭司马炎时代对中亚斯基泰国家的态度,继续保持友好,大宛和康居在司马炎时代就已经成为晋朝的藩属国,所以作为晋朝官员的猗迤帅领晋胡军队西征也不会进攻都已是晋朝藩属国的大宛和康居,大宛和康居已经接受了晋朝册封,保持着上封事、献宝马等亲密关系,是司马衷的保护国,所以树碑效忠司马衷的猗迤自然也会保护中亚各国。猗迤西征是从中亚北部向西攻打,在攻灭寇莫汗后不久就越过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应该就到了和北狄有血缘关系的匈奴地区,也就是被鲜卑从蒙古高原赶到西部的匈奴残部。成吉思汗西征六年虽然打到伊朗高原,但是还没有造成严重的民族迁徙,即使速不台和哲别西征八年打到欧洲了,也没有造成民族迁徙。猗迤领导的鲜卑西征却造成了后来的民族大迁徙,可见其西征的攻击强度对匈奴的冲击很大。在乌拉尔山附近的匈奴人开始再次躲避鲜卑人而西迁,进入了伏尔加河和顿河以西,鲜卑人和斯拉夫人跟着匈奴人继续向西进攻发展。猗迤的远征军也许同样像速不台和哲别那样在行军中一掠而过,没有严重的杀伐攻城,而且这时期的中欧还是原始落后的状态,几乎没有多少人烟,中欧的一群国更像是形容词指一大群部族,而不是仅仅指一个国家,所以猗迤的远征军没有在中欧长期停留就返回了,但是塞思黑这个中国的名称在西方世界开始声名显赫。猗迤像成吉思汗那样仅五年西征就返回了,但不排除晋军和鲜卑的其他将领仍然继续像速不台和哲别那样继续在西部作战。这时期也应该有部分奄蔡阿兰人在猗迤西征前后迁徙到欧洲,同时北欧的哥特人也南下进入东欧攻打斯基泰人,并且和正在西迁的斯拉夫人和匈奴人迎头相撞。在司马衷时代的西部各国多数还都是在民族刚刚初步形成阶段,只有罗马帝国、萨珊帝国、天竺建立起强大的封建制国家,司马衷开疆西征以后成为当时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也促进了斯拉夫等民族的文明发展,斯拉夫人不仅继承了祖先斯基泰人的社会生产力,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斯拉夫人在随后进行的西迁中逐渐成为东欧和中欧、南欧的主要民族。司马衷时代的西部国家有二十多国降服或并入晋朝,这是晋朝疆域的鼎盛时期,晋朝时期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晋朝很多军事将领在同鲜卑的作战中都能取得胜利,甚至有马隆三千平定鲜卑数万;有马循平定西部鲜卑等等;而鲜卑在当时也是战斗力很强的民族,曾有范胜五百鲜卑吓退数万匈奴的战绩,强悍的晋军和鲜卑联合组成的十多万远征军西征,取得巨大的开疆战果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很正常的。司马衷时代被马尔塞林等西方学者称赞也是和当时中国在世界取得的声望有关,即使到十七世纪西班牙的门多萨也在他的书籍中介绍司马衷,可见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声望更高,司马衷能获得鹤立鸡群的众贤臣效死也就可以理解了。
晋朝鼎盛之树碑效忠 第四节:树碑效忠 司马衷是中国首位草原民族树碑效忠的皇帝,猗㐌帅晋胡西征五年后回来不久,就树碑效忠司马衷,体现了他对晋朝的忠诚,也体现了民族团结的成功。司马衷的人格魅力是惊人的,即使陈骞、王浑等都对他崇敬;周处、嵇绍等杰出人物都对他誓死效忠,猗㐌对他效忠也是合情合理的,司马衷对猗㐌的扶持也促成了猗㐌对他的报恩。司马衷时代把猗㐌和弗、猗卢兄弟扶持为拓跋部的首领,猗㐌父亲沙漠汗长期在晋朝是亲晋,但在他离开力微的日子里,已经逐渐被其他兄弟取代,力微晚年宠信沙漠汗众多兄弟和反晋的贵族,在晋地阴馆杀害了沙漠汗夫妻,猗㐌兄弟侥幸存活,被司马炎保护,留在晋朝,直到司马炎时代控制拓跋部才返回。司马衷即位首先立拓跋弗为首领,在294年沙漠汗的儿子拓跋弗成为首领准备把沙漠汗夫妻的遗体从阴馆迁回草原,但是他仅继位一年就去世了。司马衷在295年把拓跋部分成三部分,让猗㐌和猗卢兄弟任其中两部的首领,这时期的晋人移民在拓跋部已经占约一半,司马衷完全可以让晋人直接当首领,但是他仍然任命猗㐌兄弟,可见执行的民族团结政策仍尊重拓跋部人,自然能受到猗㐌兄弟的感激。司马炎在力微去世后派兵控制了拓跋部,平定了拓跋部的反晋贵族,但是当时猗㐌兄弟还年幼,而且力微其他儿子势力仍很强,他只能先让卫操等常驻拓跋部,继续拥立力微的儿子中亲晋的当首领。司马衷时已经有大量晋人移民草原,而且沙漠汗的儿子已经长大,晋人已经占拓跋部约一半,所以有能力拥立猗㐌兄弟。司马衷让猗㐌兄弟占拓跋三部的中西两部,让力微的儿子禄官占东部,也是按当时拓跋部的情况决定,也考虑了禄官也忠于晋朝,让禄官联络制约宇文部、慕容部,让两部长期保持对晋朝和司马衷的忠诚。司马衷让猗㐌帅晋胡西征也拓展了晋朝领土,这是对中国和华夏的贡献,对猗㐌也是值得骄傲和获益的远征,这是民族团结的成果,因为西征的军队中有大量晋军,这是草原民族中首次包含众多华夏民族,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中原华夏民族像晋朝司马衷时期有那么多移民生活在草原,这是华夏民族首次参与对西伯利亚和欧洲方向的远征,对欧洲产生重要影响,这时期的希腊学者马尔塞林评价司马衷时代的中国晋朝是繁荣强盛的国家,称晋朝爱护和平是因为晋军没有攻打希腊和罗马帝国,猗㐌帅晋胡主要是向人烟稀少和草原地区开疆。猗㐌返回后仍是在中部,他领导开疆的大部分领土都是在兄弟猗卢辖区的西部,所以这次远征实际最大受益者是猗卢,让西部的猗卢势力增强很多。猗㐌是受到司马衷的嘉奖,不久被任命为大单于,金印紫绶,成为司马衷任命的晋朝在草原的最高官员,草原地区和北方的晋朝领土最远扩展到乌拉尔地区西部的中欧一群国。司马衷能扶持猗㐌树碑效忠,为晋朝守边开疆“勤于晋室”的忠诚是应该值得现代学习,猗㐌的西征是和中央政府的晋军共同进行的,这在那些有民族偏见的人看来会轻视,异族的极端主义不愿承认晋人远征的功绩,华夏的极端主义不愿承认猗㐌远征的功绩,结果形成对这种民族团结共同取得的功绩视而不见。司马衷时代的这次民族联合远征是对世界历史发展和各民族进步有贡献的,对斯拉夫民族的形成和迁徙有重要影响,也让中国的文明声望在罗马帝国和欧洲广泛传播。猗㐌在远征后树碑效忠司马衷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也是草原民族首次树碑效忠华夏中原皇帝,也是北方民族和中原关系友好的历史时期,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时期。猗㐌不是仅仅表面树碑效忠司马衷,而且在行动中也是效忠支持司马衷和晋军,猗㐌亲自帅军去支援司马腾,联合禄官配合晋军打败匈奴,猗㐌是直接受司马腾管辖,称赞司马腾是“才神绝世,规略超远”,和司马腾在汾东会盟,这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民族会盟,对华夏和草原民族的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猗㐌拥护司马衷效忠晋朝,是“奉承晋皇,扞御边疆”、是“晋道应天,言展良谟”不仅是报答司马衷的恩情,也是兄弟民族对中国进步强盛在做贡献,是兄弟民族忠诚于晋朝统一的中央政府的进步立场,现代社会不能有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兄弟民族中效忠中央政府、为中国的统一开疆和民族团结做出贡献的人和事,都要采取颂扬和称赞的态度。猗㐌和拓跋部树碑效忠司马衷不是简单仪式,而是中国古代民族团结的典范,草原民族树碑效忠司马衷是各民族共同维护中国中央政府的象征。
晋朝鼎盛之西征远方 第三节:西征远方 司马衷是位开疆皇帝,不仅在西域和草原设立行政区划,而且在他统治期间中国是开疆拓土发展上升的时期。司马衷时代晋人在草原民族已经很多,和草原民族共同生产战斗最有影响力的事件就是共同进行了西征。司马衷时晋人在草原数万家约二十万,有很多能征善战的武将和战士,这样一支强大军事力量是忠于晋朝,自然能阻止草原成为反晋南侵的基地,也不会去攻打周围晋朝的藩属,顺理成章地把西征作为主要的战略方向。晋朝时对世界的认识达到东西长五万里,这个距离应该就是在司马衷时代西征以后获得的数据,是从肃慎到西部五万里的欧洲一群国的距离,大约就是现在中国东北到欧洲中部的距离,也是司马衷时代开疆影响的范围。司马衷对草原拓跋部和晋人远征的作用在历史没有记载,但是多少也可以分析出部分情况。拓跋部是297年开始西征,参加的兵力数目估计约十多万,当时拓跋部有骑兵二十万,分为三部分,每部约六万多,晋人兵力也有约二十万,同样每部约六万,拓跋部和晋人总兵力是四十万,参加西征的仅有中部的猗㐌部族,他统帅的晋胡军队总数是十二万,所以西征的晋胡部队约十万。司马衷必然是对拓跋部的西征施加了影响,因为当时关中是有分裂叛乱,所以受关中管辖的猗卢西部的部队就没有参加西征,应该是受晋朝中央指挥参与平叛或配合关中作战。司马衷让猗㐌远征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不久前他刚把很多关中的异族迁到草原,也担心这些异族参加关中的叛乱,猗㐌应该是带着十万晋胡和数万关中异族移民开始远征。司马衷善于把不利的情况转化成有利的情况,从他在关中叛乱时让猗㐌远征就能体现,他立猗㐌为首领,因此让猗㐌开拓疆域获益而更加效忠晋朝,也能减少草原地区发生叛乱的危险,猗㐌远征回来后能树碑效忠司马衷,就是感激司马衷指示他西征。这也是在事实上为晋朝开疆,增加了晋朝领土。很多人就没有想过为何拓跋部会树碑效忠司马衷,从古到今有无缘无故的爱恨吗?要是司马衷对拓跋部没有帮助和功绩,拓跋部不会效忠他,更不会树碑效忠。司马衷时代开疆活动历时五年,后来成吉思汗的首次西征是历时六年,仅仅比蒙古首次西征要少一年。猗㐌帅领晋胡军队西征先是向北越过沙漠(蒙古高原中部沙漠)然后就开始西征,先带着关中移民远离关中,然后开始了西征。从漠北向西显然是不同于成吉思汗西征去攻打西域,再向中亚进军,猗㐌是向西部鲜卑和中亚以北的地区进攻,这一路上的国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按照后来猗㐌西征攻占二十多国记载,应该有数十个民族和国家,在中亚以北的国家主要有养云、伊列、寇莫汗、沙楼等国家和民族,在后来的史书中,除了沙楼(斯拉夫)外,都没有了记载,猗㐌可能就攻灭了包括养云、伊列、寇莫汗在内的二十多国。猗㐌帅领的这支晋胡军队西征远方在历史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西伯利亚这个地理概念应该就是这时产生,通常也被称为鲜卑利亚,远征军最远是越过西伯利亚达到乌拉尔河以西,达到了从亚洲迁徙来的匈奴部族地区,这应该也是匈奴又开始西迁的重要原因,鲜卑人和沙楼人(斯拉夫人)越过乌拉尔河进入欧洲让匈奴也被迫再次西迁。猗㐌指挥的远征军前锋应该到达中欧一群国附近就返回了,向西的攻击作战估计有三年,向东返回用了二年。司马衷时代开疆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是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是必然的,很多历史没有记载不等于没有发生,不等于没有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晋朝的造纸技术刚刚成熟,能记载更多的历史,虽然这次远征是有了记载,但是因后来的战乱也没能留下详细经过的记载,很多历史信息只能用现存的资料进行分析推测。司马衷时代这次开疆具体巩固的晋朝领土有多少是很难判断的,而且在西部远征占领的地方哪里留驻了军队都不清楚,甚至这次远征终止的具体时间都存疑,猗㐌是远征五年后回来了,是否有晋胡军队继续西征都不清楚,因为猗㐌后来帅军援助司马腾时,晋人辅相卫雄、姬澹、段繁等都没有参加,这些忠于晋朝的晋臣会不会仍在远征前线没有回来,所以没有参加救援晋阳的作战,这也是有可能的,当时他们驻防在西征新占领的领土上。司马衷时代的开疆是中国古代被忽视的领土扩展时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代更应该重视统一开疆的历史记载,而不是玄幻或穿越等虚无主义的空想,评价司马衷的历史功绩和作用也不该忽视他的开疆历史功绩。
晋朝鼎盛之北方民族 第二节:北方民族 司马衷执行的民族政策是进步和先进的,所以才能成为中国首位草原民族树碑效忠的皇帝,在中国古代越是贬低嘲笑司马衷的,往往是民族关系很差,让异族攻打严重,割地赔款、屈膝投降、送钱送人对外战争败多胜少的羸弱政权。司马衷政策不是像那些反动腐朽的民族政策对异族要么无视欺辱、要么妥协退让割地赔款,只会对内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吃喝玩乐无所作为,没有认真制定对内反分裂,对外招抚开拓的民族政策。司马衷时代的北方民族没有南侵,草原民族树碑效忠司马衷和晋朝,只要是真正理解中国历史民族问题的,都会注意到司马衷在民族关系上取得成功的历史功绩。司马衷时代北方民族主要是鲜卑,其次是北狄和索国、裨离、坚昆等,在东北有肃慎、扶余、索离、高句丽、三韩、模卢、绳余、寇漫汗、牟奴等,到晋朝时契丹、奚族、新弥(新罗、斯卢)等很多新的民族都逐渐产生,民族众多,这些民族也是分成很多部族。在西部和西北有西域五个亲晋王和西南鲜卑、吐谷浑等,有伊列、大宛、康居、乌孙、养云、寇莫汗等中亚各民族,有欧洲附近的沙楼(斯拉夫)、一群国等。司马衷要是没有本事,要是得不到各民族尊敬,别说树碑效忠他,恐怕早就都攻打晋朝了,早就都侵略灭绝华夏了。在现实中是不存在那些虚无主义臆想的华夏是万邦来朝的至高无上地位,华夏政权只要政治腐败分裂,异族是会立即攻打华夏,侵入中原,不会有怜惜爱护,更不会有尊崇敬畏。在中国封建时代,中原华夏遭到异族攻打是经常的,尤其是遭到北方民族攻打更多,所以在司马衷时代没有遭到北方民族入侵是显得非常特殊。司马衷时代的北方民族中鲜卑多数都是效忠晋朝,北狄包括原丁零人,当时已经称赤勒,就是未来回鹘人祖先,北狄也包括屠各、羌渠(羯族)等,早期受匈奴压迫、控制,在司马炎救灾草原时很多效忠晋朝,部分迁入内地。索国是贝加尔湖东北寒区森林狩猎民族,是未来突厥的祖先,当时也有少量南迁,被称为索虏,和扶余、高句丽、百济祖先索离人有些血缘,在晋朝是尊敬索离各民族,索国对晋朝也是友好,双方没有战争。晋朝和北方民族的坚昆和裨离也没有战争,坚昆是李陵后裔,对司马氏和晋朝也是友好的。东北的各民族中,肃慎是古老民族,是未来靺鞨、渤海、女真、满族的祖先,模卢是未来蒙古族的祖先,晋朝在扶余地区驻军,和东北各民族都保持友好的关系,东北各民族都效忠晋朝。司马衷时代在东北扶余驻军,慕容部和宇文部也效忠晋朝,晋官晋人大量移居草原拓跋部,在西域也有驻军,仅是拓跋部西北部地区没有晋朝驻军和晋人移民,所以成为晋朝时西征的主要方向。这一地区曾是匈奴控制区,后来被早期檀石槐、轲比能、素利、泄归泥等鲜卑政权攻占,这些早期的鲜卑人虽然后来被新的南迁鲜卑拓跋部、慕容部、宇文部等击败,被迫西迁,但是继续攻打原来在西部的匈奴等部族,被称为西部鲜卑,有部分向西南迁徙,进入西域和青藏高原,成为西南鲜卑,攻入西域的西南鲜卑在司马炎时代被马循平定。司马衷时代北方的斯基泰民族和中亚斯基泰民族仍是强大的民族,尤其是在草原生活的斯基泰人,虽然不清楚斯基泰人和斯拉夫人的具体关系,但是早期的斯拉夫人必然是斯基泰人的分支,在晋朝被称为沙楼人,就是产生在这时期斯基泰人的控制区,不同于那些已经城市化的斯基泰人逐渐没有了骁勇善战的性格,其战斗和迁徙能力在后来的欧洲有充分体现。司马衷时代和中国多少情况相仿,都是北方民族问题更重要,相对比南方民族影响大,北方草原是战马主要产地,而且民风强悍,善于骑射作战,所以对中原华夏的威胁往往是最大。司马衷时代的北方民族中,几乎中国历史上强悍的民族都已经出现,而且在中原内迁的异族也有很多,按照通常草原民族和中原华夏关系,早就应该有严重的战争和分裂叛乱了,为什么在庸人眼中是**愚痴的司马衷时代反而出现草原民族树碑效忠司马衷的事情,反而没有异族入侵,这让人首先想到老子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司马衷性格上的纯朴和率直对北方民族的更有吸引力,在中原庸人嘲笑的纯朴率直到现代也是北方各族人民所尊敬的品德,往往也是形容北方民族性格的用语,也仍有庸人嘲笑北方民族是**愚痴。司马衷在执政时又能仁义爱民,华夏民族对这位圣慈惠和的仁君也都是非常忠诚,自然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拥护的仁君。
晋朝鼎盛之草原行政 晋朝鼎盛:第一章:开疆远方 第一节:草原行政 司马衷时代是对中国有贡献的历史时期,是统一开疆时期,是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晋朝在司马衷统治时期领土增长到最多时期,人口也达到最多,也是中国最早在草原建立行政区的历史时期。司马衷对行政区的划分管理非常擅长:不仅首次在西域设立晋昌郡,对新疆地区进行了行政郡县化管理,对草原地区也首次开始行政划分,虽然还没有进行州郡县乡的行政划分,但是首次把拓跋部分成三个部分,分别由西部司马颙管理猗卢、中部司马腾管理猗㐌、东部司马颖管理禄官,司马衷这次划分是在公元295年,他也正式把晋官任命为拓跋部辅相,让亲晋的沙漠汗儿子成为拓跋部的主要首领。司马衷划分草原行政区是中国古代对草原地区首次进行有效的管理,对草原有中央管辖的性质,因为在次年拓跋部的猗㐌和猗卢兄弟把父母的遗体从塞内的阴馆迁葬到草原时,举行了大规模纪念活动,若是晋朝和草原是两国关系,那就仅会是晋帝派一名使臣去参加,实际是对应猗卢、猗㐌、禄官的三部,司马颙派司马靳利去参加;司马腾派主簿梁天参加;司马颖派从事中郎田思参加,由此可见当时拓跋部分别由司马颙、司马腾、司马颖管理的地方政府,不是和晋朝中央政府直接对等的关系。司马衷对草原的有效控制,也有效地防止了草原变成南下侵掠华夏的基地,这对整个华夏民族是巨大的功绩。司马衷是否命令拓跋部西征虽然没有准确记载,但是在296年举办沙漠汗夫妇葬礼后,297年猗㐌是帅领晋官和拓跋部晋胡军队开始了历时五年的西征,这是不同于匈奴的西逃,是首次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远距离长时间西征,以当时晋朝中央和拓跋部的关系评价,也可以算是晋朝的开疆远征。当时草原地区的各部族分部情况是:拓跋部在中部占大部分地区,拓跋部东部是慕容部,东北部是宇文部,都是忠于晋朝的鲜卑部,拓跋部的西部是晋朝的晋昌郡,西南部是吐谷浑部,也是晋朝控制区,禄官南部是亲晋王段勿尘和司马颖的辖区,猗迤南部是司马腾辖区,猗卢南部是司马颙辖区。司马衷就是在拓跋部都是晋朝领土和忠于晋朝的鲜卑部族情况下,对拓跋部进行了行政划分。史书也评价猗㐌和猗卢都对晋朝勤恳用命是长期效忠晋朝,到304年首次和司马腾民族会盟时,正式树碑效忠司马衷,拓跋部长期为晋朝守边效忠,对司马衷时代晋朝朝野宁静、海内晏然起到重要作用。305年在草原地区司马衷正式任命猗㐌担任大单于,金印紫绶,这是中国中央政府首次在草原任命大单于,设立大单于府,在草原的行政制度逐步完善,也为后来在草原地区设立代国公王府奠定基础。司马衷在草原地区设立行政区划是历史上的创举,对华夏民族对草原地区的管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行政区划设立过程中也体现了司马衷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草原民族中的影响力,可是说司马衷在这时期是彻底清除了草原反晋、反华夏的反动落后力量,逐渐能采纳江统和郭钦的迁徙移民政策,把关中的多数小部族都迁徙到草原地区,笼络了拓跋部贵族,也增强了草原晋人的力量,这时期拓跋部的总人口激增,总数骑兵已经达到四十万,其中直属拓跋部鲜卑总数约二十万,这也可以从历史记载的当时拓跋部经过295年迁徙异族这年草原总人口四十万骑兵,但是在第二年迁葬祭祀沙漠汗夫妇时是有二十万来会葬看出,拓跋部的人是必须参加会葬的,不用必须参加的一半人就是司马衷从中原迁到草原的。在草原地区有多少是司马衷时代迁徙的晋人数量没有准确数字,仅有史料记载后来从草原返回的晋人移民有数万家,这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向草原移民最多的华夏迁徙了,所以司马衷在草原设立的行政区性质是民族联合政府,是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政府,在中原的关中虽然是异族占一半,在草原地区华夏也是占近一半的人口。司马衷在草原设立行政区在后来的反分裂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方草原成为晋朝反分裂的重要后方基地。草原和西域的行政区也成为司马衷时代晋朝开疆的出发地,并且成为晋朝鼎盛时期历史功绩的标志之一,司马衷的历史地位只有按照现代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才会真正受到重视和尊敬,现代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看他对中国生产力和制度是否有首创和推动;要看他对中国领土开疆是否有贡献;要看他是否对百姓生活幸福有保障,要看他是否对中国统一和反分裂有功绩。
司马光门徒在南宋 司马光门徒在南宋:司马光嫡传亲受他教育的徒弟在南宋建立时已经不多,年纪也都不小了。他在晚年收的学生里宗泽都六十,与他同样年纪在二十多时从司马光学习的还有晁说之、邵伯温、陆贺等人。司马光学生中最后的元祐党人刘安世在北宋灭亡前夕去世了,这些年轻侥幸没被列入元祐名单的学生,没有遭到禁锢,也是宋朝的幸运,他们和崇拜司马光的李纲等人成为挽救宋朝的最初一批杰出人物。宗泽大家都熟悉,他自称平生只崇拜司马光和范仲淹,也像司马光那样得人心,招抚了几十万义军守卫开封,临终还高呼“渡河”要收复失地,和司马光临终呓语都是国事相同。晁说之学习的是司马光的《太玄》学说,晁说之被苏轼、范祖禹、曾巩称赞,也是杰出学者和思想家,虽然与司马光用孟子学开导王安石有异,也不该因反孟被罢黜。他得司马光术学真传,在纷乱的战局中正是需要有预见性的人才。后来宋高宗总是危机到眼前才慌忙躲避,直到后期靠赵鼎的远见才有所扭转。邵伯温入闻教父亲,出则师从司马光,在自己的《邵氏闻见录》中对司马光推崇至极。他的弟子赵鼎是真正彻底为元祐党平反的执行者。实际上在当时能担负起挽救南宋的,已经不是靠宗泽等几个年迈的司马光嫡系徒弟,更多的是他的再传弟子、三传弟子,这其中不仅有赵鼎,也有和李纲关系密切的李光,他是刘安世弟子,与刘光世、李回是著名的三大帅,担任安抚大使,早期岳飞、韩世忠等都曾是他们的部下。李光是执政为帅,任职安抚大使兼宣抚使。李光后来回朝仍担任参知政事,反对妥协被流放,后来被史浩奏请与赵鼎、岳飞同时平反。司马光的弟子到江南的还有陆贺,他的儿子陆九渊兄弟都是著名学者;朱松,他的儿子朱熹很有名;吕本中再传、吕祖谦四传及门人。南宋名臣李纲虽然未被列入司马光门人,但也是司马光崇拜者,李纲曾说:“元祐大臣如司马光之流,皆持正论,而群枉嫉之,指为奸党。士风递相仿效,颠倒是非,变乱白黑,政事大坏,以驯致靖康之变。”他对元祐学术是自学成才,师承范祖禹《唐鉴》学说,与李焘相仿。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是出生在司马光去世后,也没从师司马光嫡传弟子,但是他自学成才,苦学司马光学术,首先完成《续资治通鉴长篇》的著作,不仅受到司马光嫡传门人张栻称赞,也破例被宋孝宗依照司马光先例,为他著作题名、题跋,承认了李焘继承司马光学说的嫡传地位,甚至追封都等同司马光,后世编制学案也破例把他这个没有受司马光亲授的学生列入司马光的一传弟子中。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尊师重道中,像李焘那样被封建统治阶级干预推崇为某学派学术继承者的例子非常罕见,在学案中被称为涑水续传,延续了司马光最重要的学术《通鉴》学,也成为古代自学成才的杰出榜样。就像现代把忠于毛主席的左派,学《毛选》的称为毛主席门徒同样道理,能继承先贤的思想文化,完成先贤的未尽事业就是他最好的门徒。
司马光受辽夏尊敬 司马光受辽朝西夏尊敬:司马光在辽朝西夏的影响力很高,早在司马光官职不是很高,当御史中丞时就在辽朝很有名气了,吕公著在出使辽朝回来后,也向宋神宗汇报了司马光在辽朝的影响力,辽朝非常重视他在朝廷的职务和地位。辽朝外交官员见到吕公著等宋朝使节询问司马光担任何职,狄谘回答说当翰林侍读,辽人问不再任御史中丞了吗?听说他为人忠诚正直。辽朝当时和宋朝是盟国友好,不是处在战争状态,但也是不愿宋朝强盛,自然首先警惕在宋朝社会有才能声望、得人心的人物情况,在司马光没有当宰相之前,辽朝是没有告诫边境不要挑衅,甚至还利用宋夏战争逼宋朝增加岁币,在宋朝与西夏关系又开始紧张,辽朝又有利可图时,自然非常重视宋朝内部情况,辽朝外交和情报重点对象都关注宋朝会用哪些人。司马光在宋朝以清廉著称,反对铺张浪浪费,把皇帝的恩赐当官府公用钱,辽朝的皇帝也尊敬他,在宴会戏剧表演中也用司马光来教育群臣要清廉。可见不论敌友,都会对忠诚正直的人尊敬,君主们都希望有司马光那样的大臣辅佐,文彦博在耆英会中夸奖辽朝尊敬司马光弹劾贪污虽调侃他过分俭廉,让司马光愧谢,但现代仍然要尊敬司马光的思想精神。司马光在辽朝皇族和士大夫的影响力,从耶律楚材父亲耶律履的经历也能体现。辽朝的政治即使到要用宋朝大臣教育本朝官吏的程度,可是仍然在后来司马光被贬谪去修书,利用宋夏战争从北宋割让河东数百里领土。在西夏司马光的影响虽然没有太多史料记载,但是西夏使臣与辽朝使臣同样,每次到宋朝必然询问司马光起居,在司马光当宰相时要求边境不准挑衅。仅仅是司马光在两国冲突中能公正对待,不对西夏歧视、反对发动对西夏的战争就足以让西夏人民尊敬他。司马光主张两国在签订和约后,不轻启战端、不强占对方领土的态度是文明的。民族间思想文化是没有国界,先进思想理论被哪个民族掌握都会产生推动作用,先进人才在哪个民族被重用都会发挥进步影响。司马光在宋朝与辽夏关系中的态度是反对妥协投降,对侵略挑衅抗击;同时反对和平友好时主动挑起战端。司马光在外交争端中的立场也非常进步,没有民族狭隘性,宋臣欺辱辽朝西夏的过激言行他就要求惩治,保护和尊重辽夏人民的权益。这不仅不会有损宋朝威信相反会提高辽夏人民对宋朝的尊敬,相反要袒护过失会让辽夏人民站在与宋朝敌对的立场,会让辽夏统治者轻易利用民众反宋的心理发动对宋朝的攻击。司马光执政时,辽夏统治阶级让边境不要挑衅也有笼络宋朝百姓的意图,尊敬别国人民拥护的人就是尊敬别国百姓,宋朝百姓对司马光尊敬,辽夏不反对司马光也是为了让宋朝百姓不敌视自己。司马光与西夏议和停战后,辽朝自然会担心宋朝记恨割让河东领土与西夏联合伐辽,西夏也怕宋辽联合,两国都尊崇司马光也因为他在两国内部朝野都有很高的声望,也受到自己国内人民的尊敬。
司马光影响浅谈 司马光影响浅谈:古代统治阶级评价历史人物主要是站在忠君的立场,现代人更多倾向从民主和人民立场评价历史人物,尽管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也提出了民本思想,但是在封建社会依然以忠君为主流思想。宋朝杰出的历史人物中,也是忠臣的知名度更高。司马光是忠臣,但是他的思想更多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有更强的民主性,所以在封建专制的文化宣传中不是在突出位置,但在古代民主进步时期,也依然受到推崇。宋朝到近现代,司马光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著名人物,有巨大的社会威望。在宋朝时期司马光的社会影响要从他的经历谈起,他是进士出身,师从庞籍,为人正直。在担任谏官时就表现了爱国为民的思想,劝谏宋仁宗为国立嗣,动员群臣劝立嗣,韩琦都表示:敢不受命,拥立宋英宗巩固社稷稳定。这些尽管都是为了统治秩序,但是也体现他的爱国责任感。由于司马光传记过多记载了他维护皇权、礼法的内容,所以人们往往忽略他的民主思想,他的思想都在著作中,尤其是《资治通鉴》。司马光与韩琦、富弼等友好,在洛阳与文彦博等组建耆英会,他和范纯仁都是家贫而好客,以脱粟饭、清茶招待朋友。与他关系密切的人都是正直、有才能的人,比如苏轼兄弟、程颢兄弟、范镇、吕诲等,司马光社会交往非常广泛,他的门生众多,其中最有才能的才会被他荐举到朝中任职,比如范祖禹、李周被他荐举任职,还想荐举邵伯温任职,他没利用门生培植自己的势力,图谋权势,也教育门生自律,范祖禹和邵伯温等都是宋朝杰出的君子。司马光也不是党同伐异,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在熙河路问题上,邢恕不是他器重的门生,孙路是中下级官员,他也能听取他们的意见。蔡京讨好他表现积极,司马光鼓励他,但也听从范祖禹意见,没有重用他。司马光既有原则性,也能团结各种人,成为元祐党人的领袖。他能制定保护人民利益的政策,得到人民的普遍拥护,这点在人民沿路欢迎他,呼吁他救护百姓的情况就能理解。苏轼在役法上与他矛盾,他表示了歉意,依然坚持原则,《宋史》记载他关于役法的政策表现了他杰出的政治才能,也表现了他民主,爱护百姓利益的立场。范纯仁受朝中多数变法派影响,也主张少量征收役钱,他也不顾范纯仁是自己哥哥的亲家,断然地批驳这是奸佞的立场,让范纯仁也敬畏,后来范纯仁也改变了立场,司马光去世后,他看到修河时征役钱叹惜会让百姓困窘。司马光完全废除征百姓役钱,主张由国家出钱雇长名,百姓补不足的差役的政策是合理的,避免了贪官污吏收役钱,借机肆意加价盘剥,也保护了穷人的利益,受到人民拥护。司马光的影响传播到当时中国的各个地区,连西夏、辽朝的统治阶级都敬重他,在历朝历代人民都被他爱国爱民的高尚品德感动。邵伯温教诲司马植时说:你是君实的孙子,没感到敬畏吗?鼓励他不要辜负先人。邵伯温学生赵鼎是南宋宰相,元祐学术推崇者,著名复兴宋朝的忠臣,也救助司马朴的孩子。热爱人民的人,人民也爱护他们的后代,公道在人心,司马光不是空谈仁义,他的实际行动也是爱国爱民。
司马光的历史作用 司马光的历史作用:司马光时代封建民主已经发展到顶峰,过去封建民主尊奉孔孟比起仅靠严刑峻法要进步。在统一的朝代中,秦朝重荀子学说有爱民,比孔孟重民的仁义弱,后世尊崇民贵君轻的朝代都比秦朝长久。到宋朝司马光时对百姓不仅仅是重民,而且是重贫民,允许百姓按自己意愿选择役法,这已经是封建民主到达的顶峰,在现代评价都是民主进步的政策,所以司马光和孔孟被后世并列评价是儒家三圣,即使资产阶级民主也未必允许百姓选择支配法律。司马光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司马光在举朝对西夏侵入领土都沉默的时候,在边界组织谋求收复领土,修堡寨屯田,主张反对在异族侵扰时妥协,在民族和睦时破坏民族团结轻启战端,司马光民族思想是进步爱国的,有利于国家进步强盛。司马光在后来外交谈判中,仍能秉持爱国立场,坚决维护宋朝主权,不仅把西夏绥州合法划入宋朝领土,而且对同意归还的西夏堡寨都没立即归还,直到他去世两年多后,才用来交换战俘,这次外交胜利是后世评价元祐之治是宋朝强盛顶峰的原因,司马光是百姓尊敬,辽夏敬畏尊重的杰出战略家和政治家,挽救了宋朝危难。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变法图强的倡导者,最初也没有原则分歧,司马光在财政上重视开源节流,提出首先要民富,百姓有余的财物国家征收发展国力,同时主张节约反对腐化浪费,崇尚节俭,这是正确合理的,百姓富裕安居乐业的基础上才能为国家提供税收和服务,后来王安石变法被小人利用成为盘剥百姓的乱政,造成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甚至民不聊生都造反起义了,成了迫害人民的灾难,自然遭到朝野反对。这种状态连王安石都向司马光承认错误,早就背离了王安石的本意了,司马光和群贤反对就不是保守,而是救民救国了。司马光和元祐群贤所以能受到人民尊敬就是因为爱护百姓,司马光进步的政策和出众的人格魅力是古今罕见:韩琦称赞他大忠大义,横绝古今;张轼和吕公著称赞他是圣人;王称评价他人格魅力是自古未有;吕中评价他一身存亡,二百年治乱之所系。司马光那样德行、人品、才学各方面兼备的人是古今少有,他遭到诋毁就像李纲评价的是导致靖康耻的重要原因,就是失民心害民的人才丑化司马光,许谦总结宋朝评价在司马光去世后,中国之治就没法复兴了,因为司马光是人心所向。
司马昱的威德 司马昱的威德:司马昱是恩威并著的杰出领袖,不是后世误解的软弱傀儡,他的威德对复兴晋祚和收复旧疆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昱和司马衍同样都是早慧的人物,司马衍是年仅九岁就能亲政,威服群臣,陶侃想赦免一个叛将,司马衍虽然年幼,但是重感情,他表示叛将杀害了宰相侍中钟雅和左卫将军刘超,都是自己亲近的贤臣、忠臣,不宜赦免,陶侃只能奉旨。司马衍是年幼时就能立威,司马昱是年幼就能立孝,年少就被父亲司马睿称赞是仁明智度,封为琅琊王,七岁时生母郑皇后去世,他年少就能悲伤请重服,令人敬重。司马昱十六岁担任右将军加侍中,开始统帅军队,在朝廷军队中开始积累威望,是辅佐司马衍的重要宗室将领,二十二岁升抚军将军兼任秘书监,是司马衍的近臣,负责招抚和安抚军心的统帅,这是司马昱招抚段龛、苻洪、杨初、姚弋仲、姚襄等异族统帅,招抚杜洪、张平、周成、高昌、李历、乐立等将领的重要基础,司马昱有招抚的经验和能力,是他年少就有威望积累的结果。司马昱的威德主要体现在抑制桓温跋扈,两人虽然很早就是布衣之友,但司马昱也是桓温仅有敬畏的人,没有司马昱的指挥协调,桓温未必能平定巴氐,桓温也感激司马昱,在欺凌谢尚到武昌时,受到司马昱斥责而上表退兵,当时司马昱担任抚军大将军,已经在北方招抚了各民族众多军队和首领,威望和实力都远超桓温所部,而且谢尚、司马勋、周抚、毛穆之、殷浩等众将都忠于司马昱,朝廷中王氏、庾氏、褚氏、何氏等门阀外戚也听命司马昱指挥。司马昱的威德还体现在对待老臣上,司徒蔡谟是五朝元老,性格高傲,经常不上朝,甚至是让皇帝和太后带着群臣一起等他上朝,等几个时辰让皇帝和群臣都疲劳,司马昱上表不满地称:蔡公傲违上命,无人臣礼,这样才让蔡谟急忙请罪不再傲慢,由此也可见司马昱的威望,也仅有他能让蔡谟恭敬。司马昱也是尊敬爱护老臣的,他对另一位五朝元老林禄就能重用,封为晋安王,虽然仅封五朝元老,但是也体现了对老臣的尊崇,增强了群臣忠于朝廷社稷。司马昱对被太后罢黜的司徒蔡谟也能尊敬,在蔡谟去世时也能追封司空,可见他对元老重臣是非常爱护,也维护了蔡谟检正的声望。司马昱从晋孝宗初期开始专总万机,成为晋朝的最高辅政,是习凿齿评价的生平所未见的贤君,就像郭璞评价他是复兴晋祚。
司马昱的威德 司马昱的威德:司马昱是恩威并著的杰出领袖,不是后世误解的软弱傀儡,他的威德对复兴晋祚和收复旧疆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昱和司马衍同样都是早慧的人物,司马衍是年仅九岁就能亲政,威服群臣,陶侃想赦免一个叛将,司马衍虽然年幼,但是重感情,他表示叛将杀害了宰相侍中钟雅和左卫将军刘超,都是自己亲近的贤臣、忠臣,不宜赦免,陶侃只能奉旨。司马衍是年幼时就能立威,司马昱是年幼就能立孝,年少就被父亲司马睿称赞是仁明智度,封为琅琊王,七岁时生母郑皇后去世,他年少就能悲伤请重服,令人敬重。司马昱十六岁担任右将军加侍中,开始统帅军队,在朝廷军队中开始积累威望,是辅佐司马衍的重要宗室将领,二十二岁升抚军将军兼任秘书监,是司马衍的近臣,负责招抚和安抚军心的统帅,这是司马昱招抚段龛、苻洪、杨初、姚弋仲、姚襄等异族统帅,招抚杜洪、张平、周成、高昌、李历、乐立等将领的重要基础,司马昱有招抚的经验和能力,是他年少就有威望积累的结果。司马昱的威德主要体现在抑制桓温跋扈,两人虽然很早就是布衣之友,但司马昱也是桓温仅有敬畏的人,没有司马昱的指挥协调,桓温未必能平定巴氐,桓温也感激司马昱,在欺凌谢尚到武昌时,受到司马昱斥责而上表退兵,当时司马昱担任抚军大将军,已经在北方招抚了各民族众多军队和首领,威望和实力都远超桓温所部,而且谢尚、司马勋、周抚、毛穆之、殷浩等众将都忠于司马昱,朝廷中王氏、庾氏、褚氏、何氏等门阀外戚也听命司马昱指挥。司马昱的威德还体现在对待老臣上,司徒蔡谟是五朝元老,性格高傲,经常不上朝,甚至是让皇帝和太后带着群臣一起等他上朝,等几个时辰让皇帝和群臣都疲劳,司马昱上表不满地称:蔡公傲违上命,无人臣礼,这样才让蔡谟急忙请罪不再傲慢,由此也可见司马昱的威望,也仅有他能让蔡谟恭敬。司马昱也是尊敬爱护老臣的,他对另一位五朝元老林禄就能重用,封为晋安王,虽然仅封五朝元老,但是也体现了对老臣的尊崇,增强了群臣忠于朝廷社稷。司马昱对被太后罢黜的司徒蔡谟也能尊敬,在蔡谟去世时也能追封司空,可见他对元老重臣是非常爱护,也维护了蔡谟检正的声望。司马昱从晋孝宗初期开始专总万机,成为晋朝的最高辅政,是习凿齿评价的生平所未见的贤君,就像郭璞评价他是复兴晋祚。
司马炎领导战胜疾疫 司马炎领导战胜疾疫:司马炎时代的咸宁元年发生了严重疾疫,灾害最严重时,洛阳的人口病死大半,甚至连司马炎本人都病倒。传染病在历史上造成的危害很多,匈奴也很早就把传播动物尸体病毒用来攻击汉朝军队,汉匈战争中,疾疫在中原流行,是汉武帝时代人口减半的重要原因之一,华夏民族同疾疫的战斗很早就开始了。司马炎在咸宁元年的疾疫灾害中,采取的政策虽然记载不多,但是他领导战胜了疾疫,增强了华夏民族力量,而且在疾疫五年后就领导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天下无穷人的太康盛世,这是挽救民族的巨大贡献,值得研究。司马炎在危害严重的疾疫面前,没有迷信、逃避,靠祈求上天、无所作为地等待疾疫过去,晋朝的医疗水平已经很高,晋朝的著名医学家有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鲍姑等,即使现代治疗疾病的青蒿素,也是从晋朝古代药方的启示中开始研究发明的。晋朝提高了医疗水平,司马炎重视医疗不迷信,不推崇用祷告和饮符水治病,他自己得病治好后,发布了重要的诏书:每次想到这次疫病的死者都很悲伤,怎能因为我痊愈就忘了百姓的疾苦,从此禁止送礼。司马炎这道诏书不仅是能限制腐败送礼的风气,体谅百姓疾苦,减轻百姓生活负担,也是在疾疫时避免人员过分交往造成疾疫扩散和蔓延,在流行病毒传染中,很大部分是因为人员送礼串门、聚餐和沾染在礼品上传播的,司马炎的诏书在客观上也减少了传染途径,在晋朝虽然未必像现代理解病毒传染的情况,但已经朦胧地意识到疾疫流行和人员交往有关联,减少人和人的接触对限制疾病传播有作用。所以咸宁元年的疾疫仅在洛阳的狭小地区流行,没有扩散到北方和全国,也没有长期蔓延,很快就平息。司马炎在这时期对尸体的安置也非常重视,他下诏对河南、魏郡水灾死亡的百人都赐棺安葬能避免尸体直接和水源土壤接触,可见司马炎对匈奴用动物尸体污染造成传染病的历史教训是有认识的,这些对现代防治疾疫和传染病也是有借鉴作用的。司马炎的进步政策提高了医疗水平。
司马炎领导战胜疾疫 司马炎领导战胜疾疫:司马炎时代的咸宁元年发生了严重疾疫,灾害最严重时,洛阳的人口病死大半,甚至连司马炎本人都病倒。传染病在历史上造成的危害很多,匈奴也很早就把传播动物尸体病毒用来攻击汉朝军队,汉匈战争中,疾疫在中原流行,是汉武帝时代人口减半的重要原因之一,华夏民族同疾疫的战斗很早就开始了。司马炎在咸宁元年的疾疫灾害中,采取的政策虽然记载不多,但是他领导战胜了疾疫,增强了华夏民族力量,而且在疾疫五年后就领导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天下无穷人的太康盛世,这是挽救民族的巨大贡献,值得研究。司马炎在危害严重的疾疫面前,没有迷信、逃避,靠祈求上天、无所作为地等待疾疫过去,晋朝的医疗水平已经很高,晋朝的著名医学家有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鲍姑等,即使现代治疗疾病的青蒿素,也是从晋朝古代药方的启示中开始研究发明的。晋朝提高了医疗水平,司马炎重视医疗不迷信,不推崇用祷告和饮符水治病,他自己得病治好后,发布了重要的诏书:每次想到这次疫病的死者都很悲伤,怎能因为我痊愈就忘了百姓的疾苦,从此禁止送礼。司马炎这道诏书不仅是能限制腐败送礼的风气,体谅百姓疾苦,减轻百姓生活负担,也是在疾疫时避免人员过分交往造成疾疫扩散和蔓延,在流行病毒传染中,很大部分是因为人员送礼串门、聚餐和沾染在礼品上传播的,司马炎的诏书在客观上也减少了传染途径,在晋朝虽然未必像现代理解病毒传染的情况,但已经朦胧地意识到疾疫流行和人员交往有关联,减少人和人的接触对限制疾病传播有作用。所以咸宁元年的疾疫仅在洛阳的狭小地区流行,没有扩散到北方和全国,也没有长期蔓延,很快就平息。司马炎在这时期对尸体的安置也非常重视,他下诏对河南、魏郡水灾死亡的百人都赐棺安葬能避免尸体直接和水源土壤接触,可见司马炎对匈奴用动物尸体污染造成传染病的历史教训是有认识的,这些对现代防治疾疫和传染病也是有借鉴作用的。司马炎的进步政策提高了医疗水平。
司马炎领导战胜疾疫 司马炎领导战胜疾疫:司马炎时代的咸宁元年发生了严重疾疫,灾害最严重时,洛阳的人口病死大半,甚至连司马炎本人都病倒。传染病在历史上造成的危害很多,匈奴也很早就把传播动物尸体病毒用来攻击汉朝军队,汉匈战争中,疾疫在中原流行,是汉武帝时代人口减半的重要原因之一,华夏民族同疾疫的战斗很早就开始了。司马炎在咸宁元年的疾疫灾害中,采取的政策虽然记载不多,但是他领导战胜了疾疫,增强了华夏民族力量,而且在疾疫五年后就领导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天下无穷人的太康盛世,这是挽救民族的巨大贡献,值得研究。司马炎在危害严重的疾疫面前,没有迷信、逃避,靠祈求上天、无所作为地等待疾疫过去,晋朝的医疗水平已经很高,晋朝的著名医学家有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鲍姑等,即使现代治疗疾病的青蒿素,也是从晋朝古代药方的启示中开始研究发明的。晋朝提高了医疗水平,司马炎重视医疗不迷信,不推崇用祷告和饮符水治病,他自己得病治好后,发布了重要的诏书:每次想到这次疫病的死者都很悲伤,怎能因为我痊愈就忘了百姓的疾苦,从此禁止送礼。司马炎这道诏书不仅是能限制腐败送礼的风气,体谅百姓疾苦,减轻百姓生活负担,也是在疾疫时避免人员过分交往造成疾疫扩散和蔓延,在流行病毒传染中,很大部分是因为人员送礼串门、聚餐和沾染在礼品上传播的,司马炎的诏书在客观上也减少了传染途径,在晋朝虽然未必像现代理解病毒传染的情况,但已经朦胧地意识到疾疫流行和人员交往有关联,减少人和人的接触对限制疾病传播有作用。所以咸宁元年的疾疫仅在洛阳的狭小地区流行,没有扩散到北方和全国,也没有长期蔓延,很快就平息。司马炎在这时期对尸体的安置也非常重视,他下诏对河南、魏郡水灾死亡的百人都赐棺安葬能避免尸体直接和水源土壤接触,可见司马炎对匈奴用动物尸体污染造成传染病的历史教训是有认识的,这些对现代防治疾疫和传染病也是有借鉴作用的。司马炎的进步政策提高了医疗水平。
司马炎的历史评价 历史上对司马炎的正面评价: 习凿齿: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 唐太宗: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 房玄龄: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法度有恒。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 羊祜:今主上天纵至孝,有曾闵之性,虽夺其服,实行丧礼。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 张华: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 杜预: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裴秀:中抚军(司马炎)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陆云:臣窃见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 刘颂: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籓,夫岂不怀,公理然也。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后,不在当今。何则?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若善当身之政,建籓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后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 邹湛: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犹不多同。昔冯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然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矣。” 何曾: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 司马光: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 胡三省:晋武之量弘于隋文。 蔡东藩:彼如马隆之得平树机能,未始非晋初名将,观晋武之倚重两人,乃知开国之主,必有所长,不得以外此瑕疵,遽掩其知人之明也。 干宝: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 曹毗:于穆武皇,允龚钦明。应期登禅,龙飞紫庭。百揆时序,听断以情。殊域既宾,伪吴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击壤,路垂颂声。 刘仁轨:“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谘询。王浚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云:‘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犹欲苦绳王浚,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浚不存首领。 李慈铭:“晋武帝纯孝性成,三代以下不多得。
司马炎的历史评价 历史上对司马炎的正面评价: 习凿齿: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 唐太宗: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 房玄龄: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法度有恒。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 羊祜:今主上天纵至孝,有曾闵之性,虽夺其服,实行丧礼。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 张华: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 杜预: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裴秀:中抚军(司马炎)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陆云:臣窃见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 刘颂: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籓,夫岂不怀,公理然也。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后,不在当今。何则?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若善当身之政,建籓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后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 邹湛: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犹不多同。昔冯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然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矣。” 何曾: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 司马光: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 胡三省:晋武之量弘于隋文。 蔡东藩:彼如马隆之得平树机能,未始非晋初名将,观晋武之倚重两人,乃知开国之主,必有所长,不得以外此瑕疵,遽掩其知人之明也。 干宝: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 曹毗:于穆武皇,允龚钦明。应期登禅,龙飞紫庭。百揆时序,听断以情。殊域既宾,伪吴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击壤,路垂颂声。 刘仁轨:“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谘询。王浚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云:‘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犹欲苦绳王浚,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浚不存首领。 李慈铭:“晋武帝纯孝性成,三代以下不多得。
司马炎的历史评价 历史上对司马炎的正面评价: 习凿齿: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 唐太宗: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 房玄龄: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法度有恒。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 羊祜:今主上天纵至孝,有曾闵之性,虽夺其服,实行丧礼。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 张华: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 杜预: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裴秀:中抚军(司马炎)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陆云:臣窃见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 刘颂: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籓,夫岂不怀,公理然也。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后,不在当今。何则?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若善当身之政,建籓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后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 邹湛: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犹不多同。昔冯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然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矣。” 何曾: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 司马光: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 胡三省:晋武之量弘于隋文。 蔡东藩:彼如马隆之得平树机能,未始非晋初名将,观晋武之倚重两人,乃知开国之主,必有所长,不得以外此瑕疵,遽掩其知人之明也。 干宝: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 曹毗:于穆武皇,允龚钦明。应期登禅,龙飞紫庭。百揆时序,听断以情。殊域既宾,伪吴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击壤,路垂颂声。 刘仁轨:“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谘询。王浚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云:‘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犹欲苦绳王浚,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浚不存首领。 李慈铭:“晋武帝纯孝性成,三代以下不多得。
司马炎历史功绩 历史上对司马炎的正面评价: 习凿齿: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 唐太宗: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 房玄龄: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法度有恒。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 羊祜:今主上天纵至孝,有曾闵之性,虽夺其服,实行丧礼。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 张华: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 杜预: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裴秀:中抚军(司马炎)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陆云:臣窃见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 刘颂: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籓,夫岂不怀,公理然也。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后,不在当今。何则?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若善当身之政,建籓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后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 邹湛: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犹不多同。昔冯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然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矣。” 何曾: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 司马光: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 胡三省:晋武之量弘于隋文。 蔡东藩:彼如马隆之得平树机能,未始非晋初名将,观晋武之倚重两人,乃知开国之主,必有所长,不得以外此瑕疵,遽掩其知人之明也。 干宝: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 曹毗:于穆武皇,允龚钦明。应期登禅,龙飞紫庭。百揆时序,听断以情。殊域既宾,伪吴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击壤,路垂颂声。 刘仁轨:“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谘询。王浚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云:‘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犹欲苦绳王浚,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浚不存首领。 李慈铭:“晋武帝纯孝性成,三代以下不多得。
司马炎的历史功绩 历史上对司马炎的正面评价: 习凿齿: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 唐太宗: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是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 房玄龄: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法度有恒。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 羊祜:今主上天纵至孝,有曾闵之性,虽夺其服,实行丧礼。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 张华: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 杜预: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裴秀:中抚军(司马炎)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陆云:臣窃见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 刘颂: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籓,夫岂不怀,公理然也。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后,不在当今。何则?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若善当身之政,建籓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后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 邹湛: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犹不多同。昔冯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然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矣。” 何曾: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 司马光: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 胡三省:晋武之量弘于隋文。 蔡东藩:彼如马隆之得平树机能,未始非晋初名将,观晋武之倚重两人,乃知开国之主,必有所长,不得以外此瑕疵,遽掩其知人之明也。 干宝: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 曹毗:于穆武皇,允龚钦明。应期登禅,龙飞紫庭。百揆时序,听断以情。殊域既宾,伪吴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击壤,路垂颂声。 刘仁轨:“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谘询。王浚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云:‘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犹欲苦绳王浚,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浚不存首领。 李慈铭:“晋武帝纯孝性成,三代以下不多得。
司马睿和南迁士民 司马睿和南迁士民:司马氏两位皇帝和很多人坚守在中原,掩护华夏民族南迁或北迁,其中南迁的占主要数目,守卫在江南的司马睿成为南迁士民拥护的领袖。司马睿建立中央政府后,南迁士民主要有民族矛盾,同占据中原的异族交战,要北伐收复中原。司马睿和南迁士民关系密切,是拥护他的主要力量。南迁士民分成两大集团,以王荀庾谢等为首的北方门阀集团,在北方就是高门大姓,到江南后与当地周陆顾张等门阀豪族联合,和江南的军事集团陶周贺纪甘等将领密切,是司马睿建立政权的基础力量。第二大集团是士族军功集团,这是司马睿让司马羕和司马宗安置侨郡流民中逐渐形成,这些人是要收复中原的主力,由于相对门阀是经济力量弱的难民,因为逃难穷苦而早期经常劫掠,和江南地方力量有矛盾。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幽州祖逖集团,负责安置流民的司马羕和祖逖都曾被流民劫掠问题困扰,而且流民经常会和江南本地官府冲突,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益州杜弢集团和湘州地方官的冲突。南迁的兖州郗鉴集团、青州苏峻集团也都是军功集团,有的和南方贵族有矛盾,甚至和江南地方门阀密切的南迁门阀集团和江南地方派有些矛盾。司马睿能领导把这么多矛盾化解组建中央政府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其中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支持北伐,让军功集团去北伐,祖逖北伐就是减少南北矛盾的措施,鼓舞和支持北方南迁的士民收复故乡,祖逖和弟弟祖约的势力就是在北伐中,从百余家扩展到数万人。杜弢集团曾和应詹联合打败叛军,但是和湘州地方官矛盾后,这个集团最终瓦解,杜弢隐居,部队和流民多数被司马羕安置在湘州,他的部将梁堪被司马睿任命为冠军将军,后来和太常马龟领导进行过北伐。另一位部将高宝成为陶侃的大将,杜弢部将成就最大的是毛宝,后来的毛氏集团就是毛宝开始的。毛宝被司马羕安置在湘州后,一度担任长沙郡的县令,后来被温峤提拔成为杰出将领,也是陶侃、庾亮的重要将领,毛氏军事世家在晋朝影响力和周氏军事世家相仿。郗鉴作为军功集团要员,因为拥护司马睿父子被提拔为尚书令、太尉,算是军功集团中地位最高的。南迁士民中,在晋朝中央发挥主要作用的是门阀集团,因为和江南地方派关系密切,王荀庾谢等门阀始终在中央政府中占主导地位,要是能团结军功集团,晋朝的复兴应该能提前二十年实现。
谢子长和靖远起义 1932年5月6日晚,谢子长、焦维炽领导的靖远武装起义爆发。 当夜,张秀山把一连集合起来,宣布起义。当他带着队伍赶到东门时,发现曹炳奎的五连已先走了。他即带着队伍到小店里去找谢子长和焦维炽,到屋里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以为他们是跟着五连一起走了,便带领部队追了过去,追上五连才发现,谢、焦并不在。天亮后,起义部队到了打拉池,正式宣布成立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同时宣布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因谢、焦二人不在,总指挥暂由吕振华代理。五连改为第一大队,曹炳奎任大队长;一连改为第二大队,张秀山任大队长;教导队为指挥部的直属队。一支新的红军队伍就这样在打拉池诞生了。 起义部队走到郎山村时和敌人追兵遭遇。为了甩开敌人,游击队分为两路,一面战斗,一面向陕甘边地区转移。张秀山在阻击敌人后没有赶上大部队,不幸被捕。吕振华、曹炳奎带着一部分战士,到定西一带打游击,一个多月后,遭敌人重兵“围剿”而失败。 5月6日当晚,石子健带着谢子长、焦维炽出了小店后,看到南山方向有火光,以为部队在那里,发现走错方向后,又向打拉池方向追去,但始终没有找到起义部队,三人只好转道兰州。 谢子长来到兰州后,很快就与先期到达兰州的共产党员杜润芝、邬逸民、吴景敖接上关系。被扣押的张东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王子元才以张东皎马上离开靖远县为条件将其释放,王儒林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旅参谋主任孙作宾的营救下也被释放。二人即赶往兰州,与谢子长、焦维炽等会合,共同策划在靖远举行第二次起义。 谢子长去见老师杜斌丞(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杜聿明的堂兄,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介绍了共产党在西北闹革命的形势,希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杜斌丞答应尽可能帮助,并送给谢子长一支手枪。不久,杜斌丞又介绍谢子长与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见面。邓宝珊深为共产党人的主张所感动,当即送给谢子长手枪两支、子弹200发,后又秘密拿出两支手提机枪、两支盒子枪、3支步枪和500发手枪子弹,通过杜斌丞的秘书常黎夫交给谢子长。 这时,王子元的特务连连长杜鸿范来兰州领取军火给养。杜鸿范是杜斌丞之子,和谢子长交往甚密,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赞同共产党的主张。谢子长、焦维炽找杜鸿范面谈,希望他加入起义。杜鸿范慷慨答应,把50多支步枪、2万发子弹、1500余套军衣及印信等交给了谢子长。谢子长还通过邓宝珊、杜斌丞等人的关系,筹集到了1000多块银洋,又购买了16支步枪、2挺机枪、4支盒子枪、1支手枪、8000余发子弹。 5月25日夜,谢子长带领张东皎、王儒林、石子健、杜润芝、姜耀、吴景鳌、王世昌、常焕章、邬逸民等五六十名同志,连同杜鸿范带的士兵共100多人出发,到达位于靖远城东北90余里的水泉堡。 5月30日,这支队伍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在水泉堡竖起了印有镰刀斧头徽标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红旗,提出“扶助工农大众”的口号,正式宣布起义。谢子长担任这支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得知消息后,王子元立即派部队前往水泉堡“围剿”。谢子长随即召集队伍进行战前动员和部署:命令王儒林带三支队占领南面尖山,控制制高点;杜鸿范、张东皎带一、二支队占领前沿大山峁,正面阻击敌人;姜耀、杜润滋坚守水泉堡。 6月2日,敌人发起了进攻。谢子长率领红军游击队凭借有利地形,沉着应战。黄昏时,谢子长抽出一部分精干队员从敌人背后袭击。敌人腹背受敌,顿时溃不成军,敌营长被击毙。战斗虽然胜利了,但张东皎壮烈牺牲,杜鸿范负伤。谢子长考虑到游击队刚成立起来,缺乏作战经验,便于当夜下令向宁夏海原进发,准备发动驻海原、靖远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壮大革命队伍。 水泉堡战斗后,这支工农红军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这时,谢子长接到省委通知,要他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而离开了部队。 不久,靖远敌人向水泉堡红军游击队发起进攻。游击队奋勇抵抗,多次打退敌人。由于敌众我寡,至晚,游击队冲出水泉堡敌人的包围,向北山转移。途中和敌人骑兵激战,郭映珠、王贵仁等壮烈牺牲。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孙作宾和杜润滋商议后,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待机再起。 为了配合靖远武装起义,由赵成壁、马济仁、石庆德在国民党三十八军补充二团一营移防定西时,于定西搀口举行了武装暴动,拉出一个营的兵力,向靖远进军。转移途中,遭到敌人的前截尾追,激战一两个月,终因敌众我寡,起义失败。(张化民)
程思远的经历 程思远早年担任李宗仁的秘书,是桂系智囊人物,是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 程思远(1908年—2005年),广西宾阳人,政治活动家。罗马大学研究生毕业,政治学博士。青年时代投笔从戎。逐步成为桂系的核心人物。他捭阖纵横于蒋介石、李宗仁之间,参与筹划了反蒋、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逼蒋下野、与共产党和谈等重大历史事件,在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的10年间,李宗仁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程思远两赴欧洲牵线搭桥,为李宗仁回归大陆作了充分的准备。最后又与李宗仁一起,从海外归来。2005年因病逝世,终年97岁。著有《蒋李关系与中国》、《李宗仁先生晚年》、《政坛回忆》、《政海秘辛》、《白崇禧传》、《我的回忆》。 程思远,1908年8月出生在广西宾阳大桥镇的大程村。原来是宾阳农家子弟,上中学时候,听说北伐军李宗仁部招考文书,便背着一袋米赶去应考,结果以文笔优美考取第一名,在没有任何背景情况下被录取,从此投笔从戎,追随李宗仁鞍前马后,亲历许多大事件。 1930年至1934年程思远任中国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的秘书,由此和新桂系结下了不解之缘。1934年至1937年在罗马大学攻读研究生。1937年获得罗马大学政治学博士并回国投入抗战,亲历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抗战时期的程思远,1938年至1942年程思远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秘书,作为桂系的智囊人物,1931年和1948年程思远在“桂系”集团两次逼迫蒋介石“下野”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后来,现实使程思远认识到新桂系并不能实现他的救国梦,1949年程思远辞去中国国民党要职而赴香港,担任《正午报》的专栏作家,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转变看法 1956年,程思远到大陆东北等地参观,当看到当年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时,他认识到中国的前途需要中国共产党,于是转变以前的看法,坚决支持共产党。 程思远 此后程思远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重托,多次到北京、两赴欧洲,历尽惊险,终于于1965年7月陪同李宗仁夫妇一起回到了祖国,并随李宗仁到北京定居。据介绍,毛泽东见到程思远的第一句话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并问他:“你为什么叫程思远呢?”程则幽默地回答:“因为我想得远,看到了未来,才回到了社会主义祖国。”毛遂为程起了别号“近之”,意思是“靠近中国共产党”。 定居北京 1965年7月,程思远随李宗仁回到北京定居。此后,程思远以无党派身份,活跃在中国政坛,成为繁忙的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 后任中华老人文化交流促进会名誉会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总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0年,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91年,当选为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名誉会长。 1992年6月,当选为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理事长。 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5月当选为第二届中国之友研究基金会名誉主席,9月被推选为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名誉会长兼任北京黄埔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11月起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12月任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1994年起,任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 1995年10月起,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11月任中国乡土艺术协会名誉会长、杭州大学名誉董事长和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会长。 1996年2月起,任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 1996年3月起,任首届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副理事长。1997年5月当选为中华海外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 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6月,当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 1998年9月,当选为台湾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1999年7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1999年3月,获美国“肯塔基克罗最高荣誉奖”。 2000年7月程思远先生欣然应邀担任广州私立华联大学名誉校长。 2005年7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司马懿在现代评价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司马懿为何过去一直是反面角色? 长江日报融媒体7月24日讯(记者万建辉)《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这个人一直给人玩弄权谋、与正面人物诸葛亮为敌的印象,然而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不仅以司马懿为主人公,还把司马懿刻画为一位心忧天下、隐忍、逆袭的君子。国内两家卫视,播出该剧双双获得高收视率,该剧网络点击量更是逼近60亿次。 三国热,好理解;司马懿热,耐人寻味。就此,长江日报记者日前电邮专访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理事朱子彦。 司马懿首次作为正面人物亮相荧屏 在朱子彦看来,三国后期,司马代魏,是无可厚非之事。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曹丕之子、魏明帝曹睿虽是有为之君,但其后期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而大兴土木,盛修宫室。曹睿死后,曹爽执政,生活极其奢靡,他还和“浮华派”何晏、丁谧等结成朋党,“群官要职,皆置所亲”。为独揽朝政,曹爽对廉洁耿直的官员排挤打击,实行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 朱子彦认为,司马氏家族此时凭“事功”逐步掌握朝政大权,取代日渐中衰的曹魏政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天下大乱的分裂局面,司马氏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司马懿是西晋王朝的奠基者,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还懂得治国之道,在历史上发挥了不逊于曹操、诸葛亮等杰出人物的作用。 评价历史人物的主基调是什么?毫无疑问,主要看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利。朱子彦说,时至今日,人们对司马氏家族还是贬多于褒,这是令人遗憾的。长期以来被污名化的所谓野心家司马懿,第一次作为正面人物出现在荧屏上,拨乱反正,非常好,也非常有必要。 看历史人物不能只以忠奸来区分 与诸葛亮比,司马懿为人显得见机行事,一生都在自保求生,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策略,似乎少了宏大理想和信念操守,这使得人们容易评价他是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但人们很少去理解司马懿所处曹魏政权的生存环境。 朱子彦认为,司马懿寻求自保,实在是情非得已,迫于无奈。因为一开始曹操对司马懿并不信任,怀疑司马懿有野心。传说曹操还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三匹马在一个槽子里吃草料。指曹家的天下以后就要落到司马氏父子手中。在君主专制时代,君主对臣下猜忌,这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司马懿在言行举止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司马懿深知在曹操手下做事凶险,早年曹操派人请司马懿出来做官,司马懿推脱说自己中风。曹操派人刺探,如果有假,就要杀掉司马懿。刺客把刀架司马懿脖子上,司马懿面不改色,完全像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在电视剧中,这件事被改编为司马懿让马车轧断自己双腿。 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司马懿在曹操手下做事,是在刀锋下过日子,作为一个谋略家第一要务当然是自保。 朱子彦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司马懿是三国时期的杰出人物,这是没有疑义的。老谋深算的权谋家、老奸巨猾的政客,与优秀的政治家、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之间,有时并无一条明显的鸿沟,两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历史人物脸谱化、陈式化,以忠奸来区分。有时混淆了对历史人物为人处世、人品的道德评价,和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贡献两者的关系,用道德标准评价人物。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遮蔽了国人的视野,也窄化了国人的文化胸襟。评述历史人物,最易犯的毛病,就是褒之捧入九霄云外,贬之打入十八层地狱,就是不能实事求是,尊重史实的真相。 司马懿为三分归一统打下基础 司马懿对社会经济多有贡献 读+:司马懿在发展社会经济、选拔人才方面做了哪些事? 朱子彦:针对“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书,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劳役,以疏民困。司马懿关心农业发展,注重兴修水利和屯田。司马懿曾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焉。”他支持大将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司马懿选拔人才,不拘一格。他提拔邓艾之例最为典型。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但很有才能,被司马懿破格选用。后来邓艾成为独挡一面的大将,率军一举灭蜀。 读+:曹操对司马懿不放心,多次动了杀心,为何没下手? 朱子彦:司马懿最初在曹操手下干事,成为一个工作狂。他不是每天八小时工作,而是废寝忘食,连喂养牲口的饲料这样的事情,他都亲自过问。他还特别善于公关,尤其是和曹丕的关系非常好。时间长了,曹操才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 后来曹操、曹丕父子准备代汉的时候,司马懿拼命地劝谏,显示自己是曹家的忠实奴仆,这样才得到了曹操的赏识。等到曹丕做了皇帝之后,司马懿步步高升。后来魏文帝病重,司马懿就成为托孤大臣。
司马懿在现代评价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司马懿为何过去一直是反面角色? 长江日报融媒体7月24日讯(记者万建辉)《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这个人一直给人玩弄权谋、与正面人物诸葛亮为敌的印象,然而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不仅以司马懿为主人公,还把司马懿刻画为一位心忧天下、隐忍、逆袭的君子。国内两家卫视,播出该剧双双获得高收视率,该剧网络点击量更是逼近60亿次。 三国热,好理解;司马懿热,耐人寻味。就此,长江日报记者日前电邮专访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理事朱子彦。 司马懿首次作为正面人物亮相荧屏 在朱子彦看来,三国后期,司马代魏,是无可厚非之事。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曹丕之子、魏明帝曹睿虽是有为之君,但其后期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而大兴土木,盛修宫室。曹睿死后,曹爽执政,生活极其奢靡,他还和“浮华派”何晏、丁谧等结成朋党,“群官要职,皆置所亲”。为独揽朝政,曹爽对廉洁耿直的官员排挤打击,实行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 朱子彦认为,司马氏家族此时凭“事功”逐步掌握朝政大权,取代日渐中衰的曹魏政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天下大乱的分裂局面,司马氏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司马懿是西晋王朝的奠基者,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还懂得治国之道,在历史上发挥了不逊于曹操、诸葛亮等杰出人物的作用。 评价历史人物的主基调是什么?毫无疑问,主要看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利。朱子彦说,时至今日,人们对司马氏家族还是贬多于褒,这是令人遗憾的。长期以来被污名化的所谓野心家司马懿,第一次作为正面人物出现在荧屏上,拨乱反正,非常好,也非常有必要。 看历史人物不能只以忠奸来区分 与诸葛亮比,司马懿为人显得见机行事,一生都在自保求生,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策略,似乎少了宏大理想和信念操守,这使得人们容易评价他是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但人们很少去理解司马懿所处曹魏政权的生存环境。 朱子彦认为,司马懿寻求自保,实在是情非得已,迫于无奈。因为一开始曹操对司马懿并不信任,怀疑司马懿有野心。传说曹操还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三匹马在一个槽子里吃草料。指曹家的天下以后就要落到司马氏父子手中。在君主专制时代,君主对臣下猜忌,这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司马懿在言行举止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司马懿深知在曹操手下做事凶险,早年曹操派人请司马懿出来做官,司马懿推脱说自己中风。曹操派人刺探,如果有假,就要杀掉司马懿。刺客把刀架司马懿脖子上,司马懿面不改色,完全像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在电视剧中,这件事被改编为司马懿让马车轧断自己双腿。 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司马懿在曹操手下做事,是在刀锋下过日子,作为一个谋略家第一要务当然是自保。 朱子彦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司马懿是三国时期的杰出人物,这是没有疑义的。老谋深算的权谋家、老奸巨猾的政客,与优秀的政治家、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之间,有时并无一条明显的鸿沟,两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历史人物脸谱化、陈式化,以忠奸来区分。有时混淆了对历史人物为人处世、人品的道德评价,和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贡献两者的关系,用道德标准评价人物。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遮蔽了国人的视野,也窄化了国人的文化胸襟。评述历史人物,最易犯的毛病,就是褒之捧入九霄云外,贬之打入十八层地狱,就是不能实事求是,尊重史实的真相。 司马懿为三分归一统打下基础 司马懿对社会经济多有贡献 读+:司马懿在发展社会经济、选拔人才方面做了哪些事? 朱子彦:针对“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书,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劳役,以疏民困。司马懿关心农业发展,注重兴修水利和屯田。司马懿曾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焉。”他支持大将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司马懿选拔人才,不拘一格。他提拔邓艾之例最为典型。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但很有才能,被司马懿破格选用。后来邓艾成为独挡一面的大将,率军一举灭蜀。 读+:曹操对司马懿不放心,多次动了杀心,为何没下手? 朱子彦:司马懿最初在曹操手下干事,成为一个工作狂。他不是每天八小时工作,而是废寝忘食,连喂养牲口的饲料这样的事情,他都亲自过问。他还特别善于公关,尤其是和曹丕的关系非常好。时间长了,曹操才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 后来曹操、曹丕父子准备代汉的时候,司马懿拼命地劝谏,显示自己是曹家的忠实奴仆,这样才得到了曹操的赏识。等到曹丕做了皇帝之后,司马懿步步高升。后来魏文帝病重,司马懿就成为托孤大臣。
中国致公党党员程秋白 据中国致公党沈阳市委员会官方微信公众号10月15日消息:中国致公党党员、美国侨眷、原沈阳市铁西区贵和小学高级教师程秋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0月13日与世长辞,终年87岁。 公开资料显示,程秋白,1932年出生,江西抚州人,1988年1月加入中国致公党,曾先后担任致公党沈阳市第一届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她是一位众人爱戴的老党员、老前辈,和沈阳致公一同走过了从成立到发展至今31年的峥嵘岁月,恪尽“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立党宗旨,为沈阳市致公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程秋白同志同样有着不忘致力为公、振兴家乡沈阳的那份浓浓的情怀,在海外联谊、为家乡沈阳牵线搭桥招商引资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曾先后从海外成功引资达400余万美元。 上述官方消息介绍:程秋白同志有着坎坷传奇的经历,很小就参加了解放军当起了文艺兵,并在1948年随部队解放海南岛后就一直留在南方。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五次战役后才回到国内。老人一生低调,从未和外人说起她艰苦卓绝的从军经历,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与失散多年的父母取得联系。从部队转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曾获得过省、市级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并曾当选为沈阳市、铁西区政协委员,期间积极建言献策,为沈阳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澎湃新闻记者查询发现,江西抚州一中(原临川一中)官网2013年9月曾刊文介绍:2013年9月17日上午,由美籍华人程罗伯先生以他父亲的名义捐资设立的“程济民资助贫困学生基金”首次发放助学金,抚州一中10名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学生分别得到了1600元的资助。捐资人表示:以后会逐步增加受资助学生的名额,拟捐资总额为100万元人民币,只要受资助的学生追求上进、热爱学习,该基金将持续资助他们直至读完大学。 抚州一中方面介绍:程罗伯先生原籍临川区罗针镇,早年留学美国,退休前曾担任美国一家跨国能源公司的财务总监,为家乡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使其顺利完成学业是他多年的心愿。据了解,程先生一家出了多位知名人士,其父曾在解放前担任临川县县长,之后去了台湾;其妹程友白女士是美国律师协会首席律师,曾担任美国总统府法律顾问,上世纪80年代,曾应邀回国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制定;其另一妹妹程秋白女士是抚州一中校友,于1949年从抚州一中毕业,之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留在辽宁省沈阳市工作,这次作为发放资助金的受托执行人,在时隔60多年后首次回到母校抚州一中。
清朝总兵的演化 清朝总兵的演化:清朝天命时建立世职爵位开始使用明朝总兵称号,沿袭了明朝总兵初期显赫地位。总兵原称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负责军队建设训练作战,早期与总督(总制)平级,连明武宗也自称总督军务总兵官。努尔哈赤在官职上用满语,世职爵位用汉化的总兵等,皇太极在天聪八年把五备御总兵定为一等公,总兵分三等。清朝的总兵在早期地位很高,佟养性担任总兵(昂邦章京)时被赋予总理汉民政务、军事,汉官也由他总理。就像明朝总兵官在万历末开始贬值同样,入关前清朝总兵(昂邦章京)最低是八旗固山额真级别世职,入关后招降大量汉军,开始用明朝的总兵制度,但是也加以改造。明朝总兵官到末期增加到二十多,虽不如早期地位显赫,但仍是位高权重,有的总兵能统帅十万军队。清朝入关后总兵就成为清朝统治者笼络对象,清朝对直接掌握军队的总兵比明朝地方督抚更重视,他们在明末受督抚等压制、监察,在清朝初期把总兵与督抚提并列,称为督抚提镇,总兵有镇标与总督、巡抚、提督都配备有标兵,督标有的少于镇标,在政治待遇上平级。清朝统治者不像明末用文臣监武臣压制总兵,更重视军队。总兵在明朝初期崇高的地位在清朝初期恢复,顺治时定品级时公侯伯是超品,都是总兵级,子爵一品是副将、男爵二品是参将。“时公、侯、伯下无子、男,副、参即其爵也。”康熙雍正时总兵地位仍是很高,开始全国沿袭明朝二十多个总兵,到乾隆时总兵数目增加,“子、正一品。男、正二品”的旧制动摇,在官员品级上也不再像顺治以总兵是公爵超品对待,那时总兵在品级上已经同都督加衔相关,加左右都督加衔是正一品,都督同知是从一品,沿用了明朝都督定品级的制度,在乾隆十八年统一把镇守总兵官品级定为正二品,与顺治时参将男爵的品级相当,这时的总兵已经降到参将二品的地位。清朝在军事上把军权分开,掌兵练兵是总兵负责,调兵用兵是总督负责,介于两者间的巡抚、提督起调和制约作用,在品级上总督和提督都是从一品,高于总兵正二品和巡抚从二品,朝廷需要制约总督时就任命总兵为提督、巡抚加提督衔,达到从一品与总督平级,但平常不让巡抚掌兵权守虚名,提督通常不置。到咸丰后巡抚地位上升,原本分省巡抚也受总督控制,后来地位提高直接控制军权。总兵通常驻守一镇,在镇区是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也部分参与民政,如宁夏总兵范时捷 ,后期地位下降很多几乎没有民政权。清朝中后期重蹈明末轻视武臣,总兵崇高地位开始降低,增强督抚地位,动摇了原本督抚提镇封疆臣相互制约的旧制。
斯里兰卡的晋朝法显纪念馆 晋朝法显纪念馆在斯里兰卡的旧都圣城阿努拉德普勒。圣城最宏伟的景点叫无畏山(Abhayagiri),位于景区北部。其实这并不是一座山,而是寺院。半球形的佛塔底座,直径百米,顶上有方座,其上又是圆柱塔,总高也近百米,远望就像小山包,难怪叫无畏山。据史料记载,公元5世纪时,无畏山寺有僧侣5000之众。中国东晋高僧法显游历过印度之后,来到这里,住了一年多,收集到几百册佛经。他后来从斯里兰卡走海路,经印尼苏门达腊回到中国,这条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说起法显来,他比西天取经的唐玄奘更早,经历更传奇。他的生卒年月,有几种说法,一般认为是约337-422年。出生地也有山西临汾和襄垣两说。临汾现建有法显纪念馆。 法显俗姓龚。小时候,三个哥哥先后因病夭亡。父母深怕他也长不大。他们相信舍身佛门,就不会被鬼怪伤害的说法,于是把孩子3岁就送到寺院当小沙弥(童僧)。20岁那年,法显正式受戒,成了一名和尚。他因慨叹佛教传入中国200余年,佛家经典“三藏”(律)中,经、论传译失真,律藏残缺,从而矢志寻求。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以60多岁的高龄,偕同学4人从长安出发,到张掖后又会合7位僧人,共11人,出敦煌,渡流沙,越大漠,于401年到达和田,复从和田越葱岭,渡印度河,经乌苌国(印度河上游),到达弗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同行者有的回国,有的病故,有的冻死,只剩下法显和道整两人。他们继续南行进入中印度,遍访舍卫城、那烂陀、菩提伽叶等佛教圣地和历史名城。后在巴连弗因(即华氏城,今巴特那),住僧寺三年,学习梵文、抄写经律。此时道整不想回国,法显则继续前行,到达东印度的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50公里的德姆卢格),继续学习,抄经画像。 东晋义熙五年(409)法显离开印度,乘船渡海,到达师子国,即斯里兰卡。他在《佛国记》中写道: “于是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彼国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一由延合4.8公里)。其国本在洲(岛)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 法显对斯里兰卡的描述,弥足珍贵。他在师子国住了两年,继续搜寻国内没有的佛经。有一天,他在无畏山寺庙,忽然看到一个商人在佛像前供奉了“晋地一白绢扇”,这是来自中国的物品,可见当时海上丝路已经形成。法显睹物思乡,“不觉凄然,泪下满目”。于是他决定回国。 回程时法显选海路,再附商船横渡印度洋,又在耶婆提国(今印尼)停留五个月,然后航经南海、东海。历尽艰辛,于义熙八年(412)返抵青州牢山(今青岛崂山)。 法显去国离开长安,走陆上丝路到印度,经海上丝路还乡,前后13年之久。同时走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法显是第一人。归国至建康(南京)和荆州译经八年,他以86岁的高龄在荆州(湖北江陵)辛寺圆寂。西游的经历他写在《佛国记》里。《佛国记》约1.4万字,是5世纪初亚洲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友好往来的宝贵记录。英法等国先后出版了译本。 法显比唐僧取经要早二百多年,他的功绩流传千古。1992年(佛历2536年),中国援助,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博物馆,叫无畏山博物馆,也叫法显文化馆,除了佛教雕塑,出土文物外,还有法显的画像和生平介绍呢!
斯里兰卡的晋朝法显纪念馆 晋朝法显纪念馆在斯里兰卡的旧都圣城阿努拉德普勒。圣城最宏伟的景点叫无畏山(Abhayagiri),位于景区北部。其实这并不是一座山,而是寺院。半球形的佛塔底座,直径百米,顶上有方座,其上又是圆柱塔,总高也近百米,远望就像小山包,难怪叫无畏山。据史料记载,公元5世纪时,无畏山寺有僧侣5000之众。中国东晋高僧法显游历过印度之后,来到这里,住了一年多,收集到几百册佛经。他后来从斯里兰卡走海路,经印尼苏门达腊回到中国,这条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说起法显来,他比西天取经的唐玄奘更早,经历更传奇。他的生卒年月,有几种说法,一般认为是约337-422年。出生地也有山西临汾和襄垣两说。临汾现建有法显纪念馆。 法显俗姓龚。小时候,三个哥哥先后因病夭亡。父母深怕他也长不大。他们相信舍身佛门,就不会被鬼怪伤害的说法,于是把孩子3岁就送到寺院当小沙弥(童僧)。20岁那年,法显正式受戒,成了一名和尚。他因慨叹佛教传入中国200余年,佛家经典“三藏”(律)中,经、论传译失真,律藏残缺,从而矢志寻求。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以60多岁的高龄,偕同学4人从长安出发,到张掖后又会合7位僧人,共11人,出敦煌,渡流沙,越大漠,于401年到达和田,复从和田越葱岭,渡印度河,经乌苌国(印度河上游),到达弗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同行者有的回国,有的病故,有的冻死,只剩下法显和道整两人。他们继续南行进入中印度,遍访舍卫城、那烂陀、菩提伽叶等佛教圣地和历史名城。后在巴连弗因(即华氏城,今巴特那),住僧寺三年,学习梵文、抄写经律。此时道整不想回国,法显则继续前行,到达东印度的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50公里的德姆卢格),继续学习,抄经画像。 东晋义熙五年(409)法显离开印度,乘船渡海,到达师子国,即斯里兰卡。他在《佛国记》中写道: “于是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彼国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一由延合4.8公里)。其国本在洲(岛)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 法显对斯里兰卡的描述,弥足珍贵。他在师子国住了两年,继续搜寻国内没有的佛经。有一天,他在无畏山寺庙,忽然看到一个商人在佛像前供奉了“晋地一白绢扇”,这是来自中国的物品,可见当时海上丝路已经形成。法显睹物思乡,“不觉凄然,泪下满目”。于是他决定回国。 回程时法显选海路,再附商船横渡印度洋,又在耶婆提国(今印尼)停留五个月,然后航经南海、东海。历尽艰辛,于义熙八年(412)返抵青州牢山(今青岛崂山)。 法显去国离开长安,走陆上丝路到印度,经海上丝路还乡,前后13年之久。同时走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法显是第一人。归国至建康(南京)和荆州译经八年,他以86岁的高龄在荆州(湖北江陵)辛寺圆寂。西游的经历他写在《佛国记》里。《佛国记》约1.4万字,是5世纪初亚洲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友好往来的宝贵记录。英法等国先后出版了译本。 法显比唐僧取经要早二百多年,他的功绩流传千古。1992年(佛历2536年),中国援助,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博物馆,叫无畏山博物馆,也叫法显文化馆,除了佛教雕塑,出土文物外,还有法显的画像和生平介绍呢!
斯里兰卡晋朝法显纪念馆(转) 晋朝法显纪念馆在斯里兰卡的旧都圣城阿努拉德普勒。圣城最宏伟的景点叫无畏山(Abhayagiri),位于景区北部。其实这并不是一座山,而是寺院。半球形的佛塔底座,直径百米,顶上有方座,其上又是圆柱塔,总高也近百米,远望就像小山包,难怪叫无畏山。据史料记载,公元5世纪时,无畏山寺有僧侣5000之众。中国东晋高僧法显游历过印度之后,来到这里,住了一年多,收集到几百册佛经。他后来从斯里兰卡走海路,经印尼苏门达腊回到中国,这条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说起法显来,他比西天取经的唐玄奘更早,经历更传奇。他的生卒年月,有几种说法,一般认为是约337-422年。出生地也有山西临汾和襄垣两说。临汾现建有法显纪念馆。 法显俗姓龚。小时候,三个哥哥先后因病夭亡。父母深怕他也长不大。他们相信舍身佛门,就不会被鬼怪伤害的说法,于是把孩子3岁就送到寺院当小沙弥(童僧)。20岁那年,法显正式受戒,成了一名和尚。他因慨叹佛教传入中国200余年,佛家经典“三藏”(律)中,经、论传译失真,律藏残缺,从而矢志寻求。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以60多岁的高龄,偕同学4人从长安出发,到张掖后又会合7位僧人,共11人,出敦煌,渡流沙,越大漠,于401年到达和田,复从和田越葱岭,渡印度河,经乌苌国(印度河上游),到达弗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同行者有的回国,有的病故,有的冻死,只剩下法显和道整两人。他们继续南行进入中印度,遍访舍卫城、那烂陀、菩提伽叶等佛教圣地和历史名城。后在巴连弗因(即华氏城,今巴特那),住僧寺三年,学习梵文、抄写经律。此时道整不想回国,法显则继续前行,到达东印度的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50公里的德姆卢格),继续学习,抄经画像。 东晋义熙五年(409)法显离开印度,乘船渡海,到达师子国,即斯里兰卡。他在《佛国记》中写道: “于是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彼国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一由延合4.8公里)。其国本在洲(岛)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 法显对斯里兰卡的描述,弥足珍贵。他在师子国住了两年,继续搜寻国内没有的佛经。有一天,他在无畏山寺庙,忽然看到一个商人在佛像前供奉了“晋地一白绢扇”,这是来自中国的物品,可见当时海上丝路已经形成。法显睹物思乡,“不觉凄然,泪下满目”。于是他决定回国。 回程时法显选海路,再附商船横渡印度洋,又在耶婆提国(今印尼)停留五个月,然后航经南海、东海。历尽艰辛,于义熙八年(412)返抵青州牢山(今青岛崂山)。 法显去国离开长安,走陆上丝路到印度,经海上丝路还乡,前后13年之久。同时走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法显是第一人。归国至建康(南京)和荆州译经八年,他以86岁的高龄在荆州(湖北江陵)辛寺圆寂。西游的经历他写在《佛国记》里。《佛国记》约1.4万字,是5世纪初亚洲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友好往来的宝贵记录。英法等国先后出版了译本。 法显比唐僧取经要早二百多年,他的功绩流传千古。1992年(佛历2536年),中国援助,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博物馆,叫无畏山博物馆,也叫法显文化馆,除了佛教雕塑,出土文物外,还有法显的画像和生平介绍呢!
斯里兰卡晋朝法显纪念馆(转载) 晋朝法显纪念馆在斯里兰卡的旧都圣城阿努拉德普勒。圣城最宏伟的景点叫无畏山(Abhayagiri),位于景区北部。其实这并不是一座山,而是寺院。半球形的佛塔底座,直径百米,顶上有方座,其上又是圆柱塔,总高也近百米,远望就像小山包,难怪叫无畏山。据史料记载,公元5世纪时,无畏山寺有僧侣5000之众。中国东晋高僧法显游历过印度之后,来到这里,住了一年多,收集到几百册佛经。他后来从斯里兰卡走海路,经印尼苏门达腊回到中国,这条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说起法显来,他比西天取经的唐玄奘更早,经历更传奇。他的生卒年月,有几种说法,一般认为是约337-422年。出生地也有山西临汾和襄垣两说。临汾现建有法显纪念馆。 法显俗姓龚。小时候,三个哥哥先后因病夭亡。父母深怕他也长不大。他们相信舍身佛门,就不会被鬼怪伤害的说法,于是把孩子3岁就送到寺院当小沙弥(童僧)。20岁那年,法显正式受戒,成了一名和尚。他因慨叹佛教传入中国200余年,佛家经典“三藏”(律)中,经、论传译失真,律藏残缺,从而矢志寻求。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以60多岁的高龄,偕同学4人从长安出发,到张掖后又会合7位僧人,共11人,出敦煌,渡流沙,越大漠,于401年到达和田,复从和田越葱岭,渡印度河,经乌苌国(印度河上游),到达弗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同行者有的回国,有的病故,有的冻死,只剩下法显和道整两人。他们继续南行进入中印度,遍访舍卫城、那烂陀、菩提伽叶等佛教圣地和历史名城。后在巴连弗因(即华氏城,今巴特那),住僧寺三年,学习梵文、抄写经律。此时道整不想回国,法显则继续前行,到达东印度的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50公里的德姆卢格),继续学习,抄经画像。 东晋义熙五年(409)法显离开印度,乘船渡海,到达师子国,即斯里兰卡。他在《佛国记》中写道: “于是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彼国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一由延合4.8公里)。其国本在洲(岛)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 法显对斯里兰卡的描述,弥足珍贵。他在师子国住了两年,继续搜寻国内没有的佛经。有一天,他在无畏山寺庙,忽然看到一个商人在佛像前供奉了“晋地一白绢扇”,这是来自中国的物品,可见当时海上丝路已经形成。法显睹物思乡,“不觉凄然,泪下满目”。于是他决定回国。 回程时法显选海路,再附商船横渡印度洋,又在耶婆提国(今印尼)停留五个月,然后航经南海、东海。历尽艰辛,于义熙八年(412)返抵青州牢山(今青岛崂山)。 法显去国离开长安,走陆上丝路到印度,经海上丝路还乡,前后13年之久。同时走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法显是第一人。归国至建康(南京)和荆州译经八年,他以86岁的高龄在荆州(湖北江陵)辛寺圆寂。西游的经历他写在《佛国记》里。《佛国记》约1.4万字,是5世纪初亚洲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友好往来的宝贵记录。英法等国先后出版了译本。 法显比唐僧取经要早二百多年,他的功绩流传千古。1992年(佛历2536年),中国援助,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博物馆,叫无畏山博物馆,也叫法显文化馆,除了佛教雕塑,出土文物外,还有法显的画像和生平介绍呢!
清朝初四功臣 清朝统一四大功臣:清朝统一是从范文程定策攻取北京开始的,在李自成攻占北京后,范文程急从休养地回京提出统一中国立即南征的战略方针,得到清朝统治阶级多数响应,甚至连皇太极都没安葬就让多尔衮代替皇帝亲征,率领三分之二满蒙军和全体汉军约十五万南征北京。范文程的战略核心是:统一华夏,安抚百姓,申严军纪,秋毫无犯。进取中原,官复其职,民复其业。范文程主张打着统一和仁义的旗号南征,是实现统一必须笼络民心的基本方针,使清朝在当时中国四个政权争天下时,在争取民心方面获得了先机和优势。范文程在谋略上制订名义上为明朝报仇的策略,一方面笼络明臣,同时**江南的弘光政权,为避免两条战线作战创造条件,他指出起义军是争夺天下的最大对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利用起义军在政策上的错误,把握难逢的机会争夺天下。范文程的战略方针是清朝夺取天下实现统一的基本政策,在以后几十年的统一战争中,清朝发展顺利时都是严格执行范文程的仁义为本,实现统一的总目标的时候,相反违背范文程方针推行残暴统治,搞分裂分封时都是造成统一延误,内战加剧的时期。清朝执行范文程战略是满汉蒙多数统治者的共识,当时恐怕除了皇太后皇帝和代善等少数留守外,满汉蒙统治阶级多数领导人共议时都支持范文程战略并参加了南征。范文程在攻占北京后,众多安民的文告和檄文宣传清朝执政方针的布告都是署名范文程。清朝统一的第二位功臣是冯铨,这是很少有人重视的人,评价多尔衮有功实际就是指多尔衮任用了冯铨,被明末降臣贬低得很严重的冯铨在多尔衮进京不久就以大学士的职务被请来执政,这是前所未有,被明朝弃用近二十年的大学士冯铨是一个才华出众有真才实学的人,不是那些亡国之臣贬低的阉党,他和袁崇焕几乎在同一时期被罢免,正是阉党鼎盛时期打击的对象,主要负责礼部和户部,没有管刑部兵部镇压迫害,多尔衮正是借重他负责礼部和户部的才能。冯铨担任大学士后主持制定了清朝的宗庙、郊仪等朝廷礼法,制定清朝中央政府的很多制度,冯铨还主导恢复内阁票拟制度,是把大学士重新提升为中央宰相的地位,是继马光远要求施行内阁制以后,真正恢复内阁制的功臣。冯铨还力主让顺治在学会满语后学习汉语,让皇帝成为满汉两语兼备,真正做到满汉一家的象征,实际是保障了汉语是官方语言的地位,实际也是确立了满汉共治的国体。冯铨的这些政策对促进满族同化和民族团结,实现统一都有重大意义。冯铨长期执政,不仅在多尔衮摄政的七年,在顺治亲政后,一度罢免他,但后来仍需要而官复原职,他担任大学士执政直到康熙十一年,是清朝在入关后社会政治制度建立和战争经济、民生恢复的主要功臣。清朝统一的第三位功臣是索尼,他在太祖时就是一等侍卫,通晓汉蒙语言,是太宗近臣,多次作为特使前往蒙古,和蒙古贵族密切在朝中职位虽然不高,地位权势却很高,爵位在攻占北京后升二等昂邦章京,类似后来的二等公。索尼在多尔衮要搞分封时出面反对,蒙汉贵族多数支持他,反对在汉地分封满洲诸王,后来改为封田制,仅给满洲诸王固定的土地,这是近似晋朝以来历朝的诸侯王“官于京师”不再在地方建立诸侯国的制度。这是顺应中央集权的历史发展潮流,也改变了明朝诸侯占有大量土地弊端,避免兼并土地严重,危害国家和百姓基本利益。清朝统一的第四位功臣是佟养和,和前三位都是地位很高相比,佟养和最高仅是总督,但是他奉行的招抚大顺起义军政策,却对清朝统一发挥重要作用。佟养和最早在担任湖广总督时就招抚了起义军二十万,尽管多数是士兵没有将领,却及时补充了清军人数不足的危机,佟养和仅支援金声桓就派出三万人攻占江西省,而三顺王即使加上补充的兵力也总共四万。他先后担任湖广总督和闽浙总督,在福建下禁海令,也对未来收复台湾产生影响。佟养和还参与平定山西,跟随济尔哈朗平定两湖。他制定的招抚起义军的政策对清朝的统一的军事活动意义深远,明朝的降将多叛附无常,而且战斗力不强。范文程视为最大敌人的起义军,士兵多是贫苦农民战斗力强于明军,这些降清的农民起义军士兵是未来维护清朝的主力军。佟养和招降二十万起义军实际上也增强了佟氏家族在清朝廷的实力和地位,使佟氏几乎成为清朝最大的军政势力,为后来形成的“佟半朝”打下基础。清朝在入关统一战争中,对南明的战争进行了十八年,前七年由多尔衮摄政,以听从范文程策略和重用冯铨有个顺利的开局,但执行剃发、分封、杀降等反动政策造成战乱反复,让统一进程延误,尤其是对彝陵口归降的大顺军将士屠杀、以及剃发造成的民族仇恨几乎让初期的战果丢失。幸好范文程、冯铨、索尼、佟养和等执行进步政策的人物依然发挥主要领导作用,范文程掌握了笼络民心和战略机会,冯铨促成了满汉联合和朝廷制度的进步完善,索尼防止了在分封三藩后进一步分封加剧地方割据,避免了增加分裂风险。佟养和招抚起义军的政策也延续到对大西起义军,很多大西军将士也都降清,这是在十八年后最终平定南明的基础。到康熙朝的统一战争主要是针对平定多尔衮册封三藩造成的南方军阀割据,收复台湾,攻克准部和西藏,等国内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虽然那些主要功臣都去世,但是其创造的统一基础和力量已经巩固。
清朝初四功臣 清朝统一四大功臣:清朝统一是从范文程定策攻取北京开始的,在李自成攻占北京后,范文程急从休养地回京提出统一中国立即南征的战略方针,得到清朝统治阶级多数响应,甚至连皇太极都没安葬就让多尔衮代替皇帝亲征,率领三分之二满蒙军和全体汉军约十五万南征北京。范文程的战略核心是:统一华夏,安抚百姓,申严军纪,秋毫无犯。进取中原,官复其职,民复其业。范文程主张打着统一和仁义的旗号南征,是实现统一必须笼络民心的基本方针,使清朝在当时中国四个政权争天下时,在争取民心方面获得了先机和优势。范文程在谋略上制订名义上为明朝报仇的策略,一方面笼络明臣,同时**江南的弘光政权,为避免两条战线作战创造条件,他指出起义军是争夺天下的最大对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利用起义军在政策上的错误,把握难逢的机会争夺天下。范文程的战略方针是清朝夺取天下实现统一的基本政策,在以后几十年的统一战争中,清朝发展顺利时都是严格执行范文程的仁义为本,实现统一的总目标的时候,相反违背范文程方针推行残暴统治,搞分裂分封时都是造成统一延误,内战加剧的时期。清朝执行范文程战略是满汉蒙多数统治者的共识,当时恐怕除了皇太后皇帝和代善等少数留守外,满汉蒙统治阶级多数领导人共议时都支持范文程战略并参加了南征。范文程在攻占北京后,众多安民的文告和檄文宣传清朝执政方针的布告都是署名范文程。清朝统一的第二位功臣是冯铨,这是很少有人重视的人,评价多尔衮有功实际就是指多尔衮任用了冯铨,被明末降臣贬低得很严重的冯铨在多尔衮进京不久就以大学士的职务被请来执政,这是前所未有,被明朝弃用近二十年的大学士冯铨是一个才华出众有真才实学的人,不是那些亡国之臣贬低的阉党,他和袁崇焕几乎在同一时期被罢免,正是阉党鼎盛时期打击的对象,主要负责礼部和户部,没有管刑部兵部镇压迫害,多尔衮正是借重他负责礼部和户部的才能。冯铨担任大学士后主持制定了清朝的宗庙、郊仪等朝廷礼法,制定清朝中央政府的很多制度,冯铨还主导恢复内阁票拟制度,是把大学士重新提升为中央宰相的地位,是继马光远要求施行内阁制以后,真正恢复内阁制的功臣。冯铨还力主让顺治在学会满语后学习汉语,让皇帝成为满汉两语兼备,真正做到满汉一家的象征,实际是保障了汉语是官方语言的地位,实际也是确立了满汉共治的国体。冯铨的这些政策对促进满族同化和民族团结,实现统一都有重大意义。冯铨长期执政,不仅在多尔衮摄政的七年,在顺治亲政后,一度罢免他,但后来仍需要而官复原职,他担任大学士执政直到康熙十一年,是清朝在入关后社会政治制度建立和战争经济、民生恢复的主要功臣。清朝统一的第三位功臣是索尼,他在太祖时就是一等侍卫,通晓汉蒙语言,是太宗近臣,多次作为特使前往蒙古,和蒙古贵族密切在朝中职位虽然不高,地位权势却很高,爵位在攻占北京后升二等昂邦章京,类似后来的二等公。索尼在多尔衮要搞分封时出面反对,蒙汉贵族多数支持他,反对在汉地分封满洲诸王,后来改为封田制,仅给满洲诸王固定的土地,这是近似晋朝以来历朝的诸侯王“官于京师”不再在地方建立诸侯国的制度。这是顺应中央集权的历史发展潮流,也改变了明朝诸侯占有大量土地弊端,避免兼并土地严重,危害国家和百姓基本利益。清朝统一的第四位功臣是佟养和,和前三位都是地位很高相比,佟养和最高仅是总督,但是他奉行的招抚大顺起义军政策,却对清朝统一发挥重要作用。佟养和最早在担任湖广总督时就招抚了起义军二十万,尽管多数是士兵没有将领,却及时补充了清军人数不足的危机,佟养和仅支援金声桓就派出三万人攻占江西省,而三顺王即使加上补充的兵力也总共四万。他先后担任湖广总督和闽浙总督,在福建下禁海令,也对未来收复台湾产生影响。佟养和还参与平定山西,跟随济尔哈朗平定两湖。他制定的招抚起义军的政策对清朝的统一的军事活动意义深远,明朝的降将多叛附无常,而且战斗力不强。范文程视为最大敌人的起义军,士兵多是贫苦农民战斗力强于明军,这些降清的农民起义军士兵是未来维护清朝的主力军。佟养和招降二十万起义军实际上也增强了佟氏家族在清朝廷的实力和地位,使佟氏几乎成为清朝最大的军政势力,为后来形成的“佟半朝”打下基础。清朝在入关统一战争中,对南明的战争进行了十八年,前七年由多尔衮摄政,以听从范文程策略和重用冯铨有个顺利的开局,但执行剃发、分封、杀降等反动政策造成战乱反复,让统一进程延误,尤其是对彝陵口归降的大顺军将士屠杀、以及剃发造成的民族仇恨几乎让初期的战果丢失。幸好范文程、冯铨、索尼、佟养和等执行进步政策的人物依然发挥主要领导作用,范文程掌握了笼络民心和战略机会,冯铨促成了满汉联合和朝廷制度的进步完善,索尼防止了在分封三藩后进一步分封加剧地方割据,避免了增加分裂风险。佟养和招抚起义军的政策也延续到对大西起义军,很多大西军将士也都降清,这是在十八年后最终平定南明的基础。到康熙朝的统一战争主要是针对平定多尔衮册封三藩造成的南方军阀割据,收复台湾,攻克准部和西藏,等国内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虽然那些主要功臣都去世,但是其创造的统一基础和力量已经巩固。
晋朝军制简介 中国晋朝的军事制度: 天子军:晋朝首都有天子军的主力,就是京城禁军性质。包括两卫四军,即左卫军和右卫军,分别由左卫将军和右卫将军统帅,四军包括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和左右卫军都是由中军将军和中领军负责,担任皇宫宿卫,著名中军将军羊祜,中领军羊琇等。皇城还有五校五营,由众校尉负责,担任京城守护,也有北军中候监护,著名屯骑校尉郝昌帅八千守京城。京城守军总数不到十万,宿卫禁军有三万多,京城守军每校尉八千共四万,总计七万。 都督府军:首都京城部队是天子直接掌控的中央军,地方的中央军称为都督府军,由州刺史统帅,只听命天子,不听命地方诸侯,刺史称方镇,统领都督州军,甚至有监护地方宗室诸侯军的权力,通常都督府军有一两万人,比当地宗室部队多些,便于防止诸侯造反,刺史有治罪当地宗室的权力。这是司马炎防止出现内乱的政策,有效加强了中央集权。都督府总计二十二州各一,总兵力在三十多万人。 按:三国时魏有十二州,吴有四州,蜀有一州,西晋将吴、魏分治的荆州、扬州合并,得十五州。晋武帝从原凉州中分出了秦州,从益州分出了梁州、宁州,从幽州分出了平州,共计十九州。晋惠帝分荆、扬置江州,晋怀帝分荆、江、广三州置湘州,最终得二十一州。张氏在凉州承制在西域设立沙州,晋朝总共二十二州。 宗室军:司马炎为了保护皇室和宗亲,允许宗室建立武装,保卫中央皇帝,也用以自卫,宗室军有严格限制,大国不能超过五千,小国千人,比起曹魏宗室仅百人护卫是增强了很多,既能在中央有权臣篡国时入援勤王有兵力参战,限制兵力最多五千又能防止出现七王之乱那样兵力多的宗室叛乱。司马炎最初封二十多王,宗室军约十万。 私兵:晋朝私兵成为重要军事力量,和三国时代的豪强私属相仿,都是称家兵,通常是世族门阀的亲属门客等,著名的私兵有祖家军,祖逖帅私兵北伐,在司马裒支援下收复河南。私兵的数量庞大,世家门阀的私兵总数近百万。 民族军:晋朝有大量的异族武装,这些效忠晋朝的边疆民族军是晋朝重要的军事力量,不仅能帮助晋朝守卫边疆,也在平定内部叛乱和分裂,甚至在晋朝开疆中发挥重要作用。著名的民族军有段氏武装、拓跋部武装、慕容部武装等,总兵力超过百万。 晋朝的州郡县数目: 司州:郡十二 县一百 兖州:郡国八 县五十六 豫州:郡国十 县八十五 冀州:郡国十三 县八十三 幽州:郡国七 县三十四 平州:郡国五 县二十六 并州:郡国六 县四十五 雍州:郡国七 县三十九 凉州:郡八 县四十六 秦州:郡六 县二十四 梁州:郡八 县四十四 益州:郡八 县四十四 宁州:郡四 县四十五 青州:郡国六 县三十七 徐州:郡国七 县六十一 荆州:郡国二十二 县一百六十九 扬州:郡国十八 县一百七十三 交州:郡七 县五十三 广州:郡十 县六十八 晋武帝时期总共有郡国:一百七十二 县:一千二百三十二 晋朝裁撤了郡兵,州兵归都督府,裁撤州郡兵主要削减了郡兵,仅有武吏镇守,大郡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总计武吏共万人左右。但州有都督府,仍有兵力作战,张华、唐彬等开疆拓土都是带着都督府军。边疆地区的防御靠民族军,像拓跋部树碑效忠司马衷,就有奉承晋皇,扞御边疆的碑文。
晋朝的民族战争 司马氏和民族战争:司马氏让习凿齿评价的千载盛功不仅是因为统一,而且还有开疆,更重要的是司马氏在民族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在晋怀帝统治开始后,民族战争加剧,后世称为永嘉之乱,这是民族危机加重的时期,晋朝内乱仅有几十万人亡,对晋朝危害不重,但民族战争则相反,不是汉族内部矛盾,而是关系汉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进行了激烈的战争。尽管中国历朝都会有战乱造成几千万人亡,但是关系民族存亡的,晋朝这次战争影响最大,因为当时汉族人口比例不占绝对优势。司马氏在这场战争中作用才是习凿齿称颂司马氏有千载盛功的主要原因,司马炽和司马邺两位皇帝坚守在中原,尽管当时中原因严重灾害已经难以让农耕民族生存,但是皇帝坚守在中原,自然对整个民族是鼓舞,也能掩护中原士民南迁,阻挡和牵制异族南下。司马炽还派遣司马睿到江南镇守,为后来民族复兴奠定基础。晋朝不像其他朝代民族战争应对单一异族,或保持人口绝对优势,晋朝要面对众多民族,人口又优势小,而且异族分裂对汉族的灭绝政策也最凶残,这些都决定了战争的残酷性,也更能体现晋朝民族战争的民族功绩。匈奴对汉族最早开始种族灭绝,其主要聚居地并州的汉族几乎被杀光,刘琨称仅存十分之一二,匈奴攻打关中也造成汉族人口大量减少,以至于长安甚至仅有百户,早期羯族和匈奴联合也同样执行灭绝汉族政策,也大屠杀灭绝汉族,遭到司马氏领导汉族军民的英勇抗击。晋军在民族战争中对匈奴基本胜多败少,晋人的善战和勇武发挥了强大的战斗力,再加上有鲜卑同盟,匈奴的破坏就仅限于并州和关中。由于司马氏皇帝等坚守在洛阳等地,从总体战略上形成对匈奴和羯族的分割,羯族集团活动区域多限制在冀州,对羯族的作战也是有效地阻止了其南下,尤其是纪瞻在寿春打退羯族后,基本巩固了江南。司马氏皇帝领导分割匈奴和羯族造成两个集团矛盾,羯族因为是北狄,在司马炎救援匈奴水灾时南迁内地,对晋朝更忠诚,最早转化立场和晋朝和谈,公开表示效忠晋朝,尽管仍搞割据,但不再要灭绝汉族,其主要活动限制在冀州,祖逖等收复了黄河以南地区。匈奴没有羯族支援后,又不能联合其他民族,甚至扩大种族灭绝,对氐族和羌族也仇杀,以至于平阳都空无人居,羌氐都叛离,加上羯族也乘机招抚匈奴内的十万户叛逃,匈奴政权很快瓦解,其内部的屠各族推翻匈奴归降晋朝,并且最早建立了晋藩天王体制。晋朝虽然牺牲两个皇帝,但是成功挽救了民族危机,司马氏在汉族民众心目中受到很大尊崇,当时晋军收复洛阳后攻打匈奴,一直打到平阳边的绛县,口号就是要救回天子,甚至在平阳残存的汉人见到晋帝都流泪,就像范文澜评价的匈奴也知道继续用汉号已没法欺骗汉族,匈奴连汉朝宗室都杀,自然在政治显出残暴本质。尽管晋朝因内乱没能很快收复中原,但是晋朝军民的英勇战斗确保了汉族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新的中央得到晋朝军民普遍拥护,刘琨、李矩、段匹磾、邵续、曹嶷等在华北都效忠司马睿,张轨控制凉州西北,在西南益州刺史皮素、韩松、张罗等先后控制重庆等大半个益州,李毅余部控制宁州,氐族割据李雄也承认尊奉晋朝正朔,司马睿派韩畅出使代国拓跋氏,让该部也继续当晋藩代王,加上辽东慕容廆也效忠晋朝,晋朝中央政府的地位重新确立。在这种情况下羯族也自立用藩王制度攻灭匈奴关中残部,并且继续尊晋,甚至称帝了仍给晋朝中央送钱行臣礼。晋朝民族战争在司马氏领导军民的英勇奋战下,逐渐从种族灭绝战争转向民族割据战争,汉族不再有灭绝的危险,再次成为中央政府。王夫之评价晋朝的外逼不严重,段氏、慕容氏、苻氏、姚氏等各族都尊奉晋朝名义,不等于晋朝没有战斗力,正是因为靠英勇战斗才取得让各民族尊晋的结果,更不等于晋朝民族战争是轻微无害的。羯族仍在局部搞灭绝战争,攻占青州杀曹嶷,把曹嶷的军队万人都杀戮,甚至把青州百姓都杀了,仅存数百人,晋军仍在继续英勇地为收复中原,恢复统一而战斗。晋朝直到251年左右才重新收复中原,实现统一。晋朝从建武中兴到复兴晋祚实现收复中原,总共历时三十多年,尽管统一是短暂的,但是巩固了晋朝中央地位,通过英勇战斗维护了汉族的民族尊严和权力,增强了汉族的民族自信心,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各民族中效忠晋朝中央的力量都曾经发挥促进统一,促进民族和解,也让晋帝独尊的体制长期确立。晋朝一百五十多年,司马氏始终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晋帝独尊,受到各民族多数的拥护。
晋朝的民族战争 司马氏和民族战争:司马氏让习凿齿评价的千载盛功不仅是因为统一,而且还有开疆,更重要的是司马氏在民族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在晋怀帝统治开始后,民族战争加剧,后世称为永嘉之乱,这是民族危机加重的时期,晋朝内乱仅有几十万人亡,对晋朝危害不重,但民族战争则相反,不是汉族内部矛盾,而是关系汉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进行了激烈的战争。尽管中国历朝都会有战乱造成几千万人亡,但是关系民族存亡的,晋朝这次战争影响最大,因为当时汉族人口比例不占绝对优势。司马氏在这场战争中作用才是习凿齿称颂司马氏有千载盛功的主要原因,司马炽和司马邺两位皇帝坚守在中原,尽管当时中原因严重灾害已经难以让农耕民族生存,但是皇帝坚守在中原,自然对整个民族是鼓舞,也能掩护中原士民南迁,阻挡和牵制异族南下。司马炽还派遣司马睿到江南镇守,为后来民族复兴奠定基础。晋朝不像其他朝代民族战争应对单一异族,或保持人口绝对优势,晋朝要面对众多民族,人口又优势小,而且异族分裂对汉族的灭绝政策也最凶残,这些都决定了战争的残酷性,也更能体现晋朝民族战争的民族功绩。匈奴对汉族最早开始种族灭绝,其主要聚居地并州的汉族几乎被杀光,刘琨称仅存十分之一二,匈奴攻打关中也造成汉族人口大量减少,以至于长安甚至仅有百户,早期羯族和匈奴联合也同样执行灭绝汉族政策,也大屠杀灭绝汉族,遭到司马氏领导汉族军民的英勇抗击。晋军在民族战争中对匈奴基本胜多败少,晋人的善战和勇武发挥了强大的战斗力,再加上有鲜卑同盟,匈奴的破坏就仅限于并州和关中。由于司马氏皇帝等坚守在洛阳等地,从总体战略上形成对匈奴和羯族的分割,羯族集团活动区域多限制在冀州,对羯族的作战也是有效地阻止了其南下,尤其是纪瞻在寿春打退羯族后,基本巩固了江南。司马氏皇帝领导分割匈奴和羯族造成两个集团矛盾,羯族因为是北狄,在司马炎救援匈奴水灾时南迁内地,对晋朝更忠诚,最早转化立场和晋朝和谈,公开表示效忠晋朝,尽管仍搞割据,但不再要灭绝汉族,其主要活动限制在冀州,祖逖等收复了黄河以南地区。匈奴没有羯族支援后,又不能联合其他民族,甚至扩大种族灭绝,对氐族和羌族也仇杀,以至于平阳都空无人居,羌氐都叛离,加上羯族也乘机招抚匈奴内的十万户叛逃,匈奴政权很快瓦解,其内部的屠各族推翻匈奴归降晋朝,并且最早建立了晋藩天王体制。晋朝虽然牺牲两个皇帝,但是成功挽救了民族危机,司马氏在汉族民众心目中受到很大尊崇,当时晋军收复洛阳后攻打匈奴,一直打到平阳边的绛县,口号就是要救回天子,甚至在平阳残存的汉人见到晋帝都流泪,就像范文澜评价的匈奴也知道继续用汉号已没法欺骗汉族,匈奴连汉朝宗室都杀,自然在政治显出残暴本质。尽管晋朝因内乱没能很快收复中原,但是晋朝军民的英勇战斗确保了汉族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新的中央得到晋朝军民普遍拥护,刘琨、李矩、段匹磾、邵续、曹嶷等在华北都效忠司马睿,张轨控制凉州西北,在西南益州刺史皮素、韩松、张罗等先后控制重庆等大半个益州,李毅余部控制宁州,氐族割据李雄也承认尊奉晋朝正朔,司马睿派韩畅出使代国拓跋氏,让该部也继续当晋藩代王,加上辽东慕容廆也效忠晋朝,晋朝中央政府的地位重新确立。在这种情况下羯族也自立用藩王制度攻灭匈奴关中残部,并且继续尊晋,甚至称帝了仍给晋朝中央送钱行臣礼。晋朝民族战争在司马氏领导军民的英勇奋战下,逐渐从种族灭绝战争转向民族割据战争,汉族不再有灭绝的危险,再次成为中央政府。王夫之评价晋朝的外逼不严重,段氏、慕容氏、苻氏、姚氏等各族都尊奉晋朝名义,不等于晋朝没有战斗力,正是因为靠英勇战斗才取得让各民族尊晋的结果,更不等于晋朝民族战争是轻微无害的。羯族仍在局部搞灭绝战争,攻占青州杀曹嶷,把曹嶷的军队万人都杀戮,甚至把青州百姓都杀了,仅存数百人,晋军仍在继续英勇地为收复中原,恢复统一而战斗。晋朝直到251年左右才重新收复中原,实现统一。晋朝从建武中兴到复兴晋祚实现收复中原,总共历时三十多年,尽管统一是短暂的,但是巩固了晋朝中央地位,通过英勇战斗维护了汉族的民族尊严和权力,增强了汉族的民族自信心,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各民族中效忠晋朝中央的力量都曾经发挥促进统一,促进民族和解,也让晋帝独尊的体制长期确立。晋朝一百五十多年,司马氏始终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晋帝独尊,受到各民族多数的拥护。
司马光的战略思想 司马光的战略思想:司马光是杰出政治家和史学家,他的很多政治理念和政策都能爱护百姓,受到人民爱戴尊敬,成为著名圣贤。司马光的清廉和正直甚至成为辽国教育百官的榜样,是辽夏敬畏的宋朝栋梁,但是人们却忽视了他在战略方面的成就。战略通常指战争全局谋略,后来泛指全局谋略,在宋朝几乎仅有司马光等少数人对全局谋略有清醒的认识和提出对策。司马光对统一战略的态度是强调统一的进步性,宋朝中期已经对统一理想淡漠,正闰观落后理论流行,脱离习凿齿的统一正统观,对分裂割据推崇,不再推崇统一。司马光在统一战略上的立场是进步的,就像他说的“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这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战争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统一,所以统一战略往往是最基础的战略。在军事战略上,司马光主张对外敌侵略坚决抵抗反击,反对两国和平时轻启战端。司马光能主张修建堡寨屯田守卫常被侵占的边界宋土,后来又反对主动攻打西夏草率发动战争。司马光是把战争的正义合理性放在重要位置,也重视组建后备军和提高民众战斗力,重视实战能力。在外交战略上,司马光是主张民族平等的,他认为天地生养的人都是万物之灵,反对把异族当成**,反对滥杀生灵,这是他能在异族中受到尊敬的重要原因。司马光在外交上也能维护宋朝,他在同西夏谈判中,能增加宋朝领土,合法占领绥州,同意归还的西夏堡寨也能在他去世后换回战俘,没有割让宋朝寸土,而且能联合于阗等国,取得了重要外交胜利。司马光在经济战略上主张逐渐让百姓富裕,收取百姓多余财物充实国力,反对残酷剥削压榨百姓,反对涸泽而渔的变法政策。司马光的战略思想都是能促进统一富强的进步政策,比起那些祸国殃民的政策强百倍,也是能真正推动统一的基础。司马光去世后宋朝放弃他的战略思想,就像许谦评价:司马光去世后中国就无法复兴了,理乱了失去统一希望。李纲评价:颠倒黑白丑化司马光造成宋朝靖康耻,吕中评价: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乱之所系也。王称评价:及其一起,则泽被天下。司马光的进步战略思想在中国以后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成为历次中国统一的指导思想,教育了各民族众多杰出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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