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路人甲乙 不是路人甲乙
●在这世上惟一一件事比别人议论更糟,那就是无人议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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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卖笛人 那天的风沙特别大,风卷起的细沙不时扑进眼里,我不停地用手揉搓着眼睛,在密集的人群中穿来穿去。 一个人悄悄地行走在陌生的人群里,早已成了我宣泄痛苦与愤懑的方式。看人来人往步履匆匆为生存而挣扎着,替自己寻一点平衡和解脱。 那位老人就那么孤零零地坐在喧闹的商品城外一个背光的地方,面前的一张旧报纸上放着十几支长短不一的笛子。笛子下面竟然压着一本《音乐》,我忍不住蹲下身去。” “笛子怎么卖?” “有六块钱的、七块、八块的,你要那一种?”非常渴望买主的那种声音,我朝老人看去,天哪,他竟是一位盲人,在我问价时,他的手在面前的笛子堆里摸来摸去,将那十几支价格不同的笛子分了类。 我一时语塞,其一我根本不会吹笛子,其二我也没打算要买。 “这笛子是您自己做的吗?”我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 “是的,这都是上好的竹子做的,你听。”他顺手抓起一只笛子,放在唇上,立刻有一阵悠扬清脆的笛声飘渺地弥散开来。 见我不做声,老人以为我嫌这一支音色不好,又换了一支,手背顺便揩了一下干裂的双唇,我忙制止说:“大爷,我不会吹笛子,只是心里闷,随便问问的,对不起。”说毕转身要走。 等等。心里不好受更不要走,听我给你吹一支歌儿?”老人不由分说便吹起来,这一次吹的是我非常熟悉的“甜蜜的生活”。他一连吹了好几遍,我不由自主流下泪来。 “年轻人,遇事想开点,你看我,不也活得好好的吗?一个人活在世上,难免有苦难和不幸,人比人,看你怎么比,知足心安啊!” 老人微颤的手轻轻抚摸着那一支支笛子,“我有时几天也卖不掉一支,可我不灰心。”老人混浊泛白的眸子竟透出光芒来,坚定地“直视”远方。 我突然顿悟了什么,挑了4支笛子,扔下40元钱,转身就跑,老人在后面急急叫着:“我不这么卖,你听我说……”
“文”“道”不可偏废 古人对于“文”(语言文字之学,辞章之学)与“道”(他们所理解的正确思想的总称)的关系非常重视。历来有过种种说法,诸如“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等,也有过不少争论,但是争论之点往往在“载⋯‘明⋯‘贯”这些字眼上,说到基本精神,则一致性相当大,那就是:“道”是根本的,然而正确的“道”必须由高明的“文”来阐发、传播,人们也必须通过“文”来理解“道”,因此,二者是不可分的,不可偏废的。这种看法,在他们向青少年进行阅读训练的见解和具体做法之中,格外清楚地反映出来。对于阅读中对待“文⋯‘道”关系的这种看法,张伯行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论道而专求诸语言文字间,则道晦矣;抑论学而不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道亦泯矣。”(《朱子语类辑略》序) 根据上述这种“文"“道”不可偏废的原则,在指导学生阅读的时候,他们就主张仔细讲解文章的名物、训诂、旬读、篇章,使学生充分地理解其“文”,同时领会其“道”。清人崔学古说:“书有数字一句者,有一字一句者,又有文虽数句而语气作一句读者,须逐字逐句点读明白。”(《幼训》)又说,教一篇文章,既要“讲”,也要“贯”:“‘讲’者,讲其实意,初讲时用之;‘贯’者,贯其神理,有贯串之意焉。”(《少学》)概括起来,讲书的步骤和目的则如元代程端礼所说:“每旬先逐字训之,然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结一章这意,相接续作去。明理演文,一举两得。”(《读书分年日程》卷一)
我的“大款”朋友 认识小方时,小方已是个大款了。 小方夫妇从广东飞来,下榻一家大饭店。我的妯娌与他们是相识多年的朋友,约了我一道去看他们。大家谈天说地,颇为投机,并不觉这对“款爷”夫妇有炫耀夸富的劣性,以后便你来我往,常有接触。 小方夫妇的开销用度,按我这个工薪族的眼光,自然是极尽奢侈之能事。小方爱玩车,私家车六七辆,什么沃尔沃、林肯、奔驰500、奔驰600……换着开;小方收藏表,世界十大名表都集齐了,什么萧邦表、伯爵表、劳力士……这些知识当然全由小方陆续灌输,原本我一窍不通。每每知晓一辆车、一块表的惊人价格,总让我目瞪口呆。几十万元一只表戴腕上不知是何滋味?真有此必要?小方太太对先生的兴趣颇有微辞,小方则理直气壮地反驳:玩车玩表总比玩女人好。太太哑然。说来也是,小方除了这两大“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花心,这在南方腰包丰盈的大款中并不多见。 小方的事业正蒸蒸日上。他经营房地产,边盖边叫卖的楼有若干幢。他还雄心勃勃地投资办工厂,办教育,小方到底有多少钱,遇人不懂规矩地追问时,他总笑笑,不作回答。有朋友将他的动产不动产毛估估,总有好几千万,但小方不满足,为追逐利润仍天南地北到处飞。他向我夸口,这辈子定要挣足一亿美元。我泼他冷水:一亿人民币就不简单啦;“咱们走着瞧”,这是他给我的回话。 小方的成功发迹史算得上是南方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政策好是关键,使许多和小方一样的有为青年有了用武之地。小方没有祖荫,没有外援,中学没毕业,16岁进厂当工人。广东开放搞活后,他跃跃欲试,先当个个体出租车司机,积攒了几万元便做买卖,狮子滚雪球一般,十来年后有了今天的规模。其次小方人聪明,头脑清晰,生意场上他进退自如,不卑不亢的表现,真让人看不出他只是中学文化,刚30出头的年轻人。小方的后天努力显而易见。有大学双学历的太太说小方是自己调教出来的,这只是说笑。赞叹之余,想想港台大老板大富翁中,学徒、见习生出身,靠自己打拼获得事业成功的比比皆是,便也释然。 小方常与我聊些心里话,他说,别看我今天有些钱了,可十多年前我的梦想只是巴望有朝一日能住上一套带卫生间有抽水马桶的住房。他说,你别笑话,你们那时的理想肯定比我的高远得多,我把这定为终身的奋斗目标。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嘛,我能够理解,我说。没想到的是,短短十来年,小方在几个城市都拥有自己舒适的住宅,卫生设备更是齐全先进,甚至还专门从国外订购了家庭桑拿设备。 今生不要孩子是小方夫妇的既定方针。我常笑话他们绝了后,小方却说: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纵观历史,有时真是如此。第一代艰苦创业,第二代好吃懒做,坐享其成,第三代腐化堕落直至败家。我如要孩子就得好好教养他,子不教父之过,现在我根本没有时间,如只是留些钱给他只会害了他。将来我的钱随便捐给哪儿都行。想不到小方还有如此境界。小方与一帮同样不准备要孩子的“同志”们,成立了个“青草俱乐部”,他们自嘲:都是绝了后的,将来无人扫墓,坟包上定长满了青草。俱乐部的门楣早已请大名鼎鼎的溥杰先生写就,只等房舍竣工开张。我们这些有了“后”的,只能一边看热闹,小方说,想参加可以,孩子公用。 小方的人生热热闹闹。夫妇喜交友,每每有朋自远方来,钞票花得自然也不亦乐乎。小方说,做生意靠朋友,钱是朋友们帮着挣的,也就大伙一块儿花。我有两年未去南边,便有电话不断地请,说,朋友是要经常走动的,不走动就会生疏……这就是小方,我的“大款”朋友,一个新生代生意人。
雪泥鸿爪 年轮化石--日记琐议 一次与几位友人小聚。席间偶尔谈到了日记。座中有位教授,慨然长叹曰:“谁还有闲心思写那东西!”这位先生的心态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面对商潮滚滚,人欲横流,人们渐渐与“日记”疏远了。文人尚且如此,那些出入灯红酒绿之中的大款们就更可想而知。 然而我对日记却情有独钟。 60年代前后成长起来的人们,谁没有读过《雷锋日记》?正是那一页页诚挚的内心独白,才使得亿万军民与雷锋心心相印,如春风化雨,浸润万物。雷锋精神是永存的,雷锋的《日记》就不应该被忘却。以日记为鉴戒,在不断反省的过程中,求得理性升华,心灵的完善,是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因素。 日记同时还是一种文化载体。这种文体形式,古已有之。据考证,日记溯源两汉,肇始隋唐,发展于两宋,臻盛于明清。清代学者俞樾曾指出:东汉马笃伯的《封禅演义》,每天都记载登泰山之事。唐代李翱的《来南录》则被公认为是现存日记中最早的篇章。到宋代,日记繁兴,当时的许多文人都撰写日记。南宋学者周辉在《清波杂志》中写道:“元 (宋哲宗年号)诸公皆有日记……书之惟详。”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写的《安石日录》,相传当时的文人学者都以绢十匹,争相购买。到明代,写日记的就更多,其中不乏坚持十年或数十年的。许多史书缺载的内容,往往保存散见于各种日记。清代日记数量最丰富,除刻本外,手稿本和抄本为数最多,很有史料价值。到现代社会,日记作为一种灵活、自由的文体,活跃在五四以来的文坛,涌现出不少名篇佳作。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生前将自己的日记公开发表最多的作家。他认为“日记体”是文学中“最便当的体裁”。我很喜欢读这种毫无掩饰的本色文字,它给人一种真切的感受。每读一次《鲁迅日记》就如同经历一次人格净化。先生的博大精深、高风亮节令人心仪神往。近日读《胡适日记》亦有所得。其1921年6月12日一则日记述及杜威至中国讲学,认为中国最好的学校是职业教育学校,并且举出当时的福州蚕桑学校,认为“与人生最切近,故用这种工艺来做教材,最便于初级教育”。杜威来中国讲学,列举最好的学校,竟然绝口不提清华、北大,却推崇偏于海隅的一所职业教育学校,这种对职教充分肯定的观念与我们今天对职教的重视有某种相通之处。70年前能有这样的见地,说明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中确实有不少值得挖掘的内容。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记日记往往是人生态度比较严肃、认真的一个反映,是文化素养高的标志。每当夜深人静,站在远离喧嚣尘世的灵台净土,独自清醒地审视大千世界,心潮袭来,随意写下几句至诚的文字,为匆匆岁月留下一抹倩影——似年轮,似化石,似雪泥鸿爪,平凡中自有一种永恒的意味。
六朝时期沂蒙人才群落形成探析 六朝时期,临沂地区人才辈出,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造就了人才成长的良好氛围。临沂地区离孔孟之乡的曲阜、邹县较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不仅如此,孔子72贤中的仲由、原宪、澹台灭明、曾参等都是临沂地区人,荀子也曾在苍山兰陵著述、讲学,他们对儒家思想在临沂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得许多临沂人才在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影响下脱颖而出。才智过人的诸葛亮就是一个代表,他的名言“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就体现了他的为人和他的远大的抱负。又如王朗钟爱儒学,以通《经》拜郎中,升立虢长;史学家臧荣绪 爱《五经》,曾著《拜五经序》,成为专著《拜五经序论》的才人;刘勰“笃志好学”,撰写《文心雕龙》等等,可见,儒家积极入世、锐意进取的精神,是此时期临沂人才群落形成的重要思想根源。 其次,门阀世族制度为某些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经济上的优势、优越的家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六朝时期,门阀世族制度有它压抑、摧残人才的一面,但同时也为士族子弟成长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翻检历史可见,六朝时期的临沂人才群落,大都集中在几大家族,如临沂的王氏家族、颜氏家族,沂南的诸葛氏家族,莒县的臧氏家族,苍山的萧氏家族,郯城的徐氏家族,平邑的羊氏家族等。就王氏家族来说,王祥、王僧达、王僧虔、王僧绰、王籍、王羲之等都是影响较大的著名人物。这自然与门阀世族特权相关,但也不能否认,世家大族大都重视家学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这在人才的培养、成长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社会动荡为人才成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六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乱剧烈,这就迫使人们去思考、去创造,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再加上统治者争夺天下,也表现为对人才的激烈争夺,从而有利于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曹操唯才是举;刘备三顾茅庐;孙权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晋元帝司马睿重视荐举贤才等,这无疑为人才的发现、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后,个人的主观努力是人才成长的内在原因。时势造英雄,但时势不会惠顾平庸之辈。一个人,即使先天条件和外部条件再好,如果不努力,也难以成才。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书圣,是与他的勤奋苦练分不开的,他练字专心致志,曾把墨汁当成蒜泥吃掉。据说他门前的池塘因为长久洗刷笔砚,池水尽黑,故称洗砚池。史学家王韶之,“家贫好学,常三日绝粮而执卷不辍”。徐勉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但他少而励志,刻苦用功,终于成为梁朝重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人才的成长离不开个人的勤奋努力。
战国时著名的天文学家——甘德 甘德,是战国时著名的天文学家,被称为甘公。《史记》记为齐人;一说鲁人。公元前256年,楚灭鲁,故有人又记为楚人。所作《天文星占》八卷,已佚。唐代《开元占经》中,保存一部分甘德的言论。今本《甘石星经》,可能是唐宋时人辑录的甘德和魏国天文学家石申的著录。清代学者钱大昕指出:《史记·天官书》“文字古奥,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于甘(德)石(申)之传。” 我国是古代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在总结前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天体运行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甘德以前,我国对天文观测研究已确定了二十八宿体系。二十八宿的划分和应用,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成就。甘德和石申又精密地记录了黄道附近的120个恒星的方位和这些恒星距北极的度数,用来观测木、火、金、水、土五个行星的运行,并发现了这五个行星运行的规律。他们测定的关于恒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欧洲古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的恒星表早100多年。相传甘德所测定的恒星有118座511个。 由于时代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当时往往把天气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联系起来,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齐人邹衍创“五德终始”说和阴阳五行说。甘德的星占理论吸收了邹衍的学说,认为人帝之五德,本之列天之五星。甘德在星占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汉书·艺文志》记:《甘德长柳占梦》20卷。《隋书·经籍志》记:《杂占梦书》一卷,有人认为也是甘德所撰。晋代葛洪称甘公为“占候之圣也”。
话说诸葛亮 在后人的心目中,诸葛亮是一个智者兼忠臣的形象。他的大智大慧,集中表现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谋划和对蜀汉内政的治理上。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无论是对招贤纳士的知遇之主刘备,还是对相形见绌的后主刘禅,他都能尽忠竭力,以蜀汉大业为己任,因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忠臣贤相的美誉。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后人之所以喜欢诸葛亮这一人物,是因为在他身上,体现出两种传统文化主流的完美结合,这就是道德文化和智谋文化。道德文化以仁义礼智、忠孝节义为主要内容,以调节人际关系、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达到社会大治为主要目的。它滥觞于氏族社会的“成员规矩”,经夏、商两朝思想家的修补改造,周公旦加以整理、规范,孔、孟、荀等儒家学者从理论上总结、完善,由两汉以来封建统治者推广传扬,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智谋文化以尚智重巧、量势权变为特征,以克敌制胜、化险为夷为目的。它滥觞于氏族社会的征夺战争,经夏、商两朝谋略家的补充,由姜太公加以整理、总结,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为军事谋略和政治权术两种形式。军事谋略的代表是春秋战国的军事学家,而政治权术的代表则主要是先秦诸子“九流十家”中的纵横家。纵横家精于分析形势,善于谈辩用智,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江东舌战”颇多相似之处;而诸葛亮的赤壁用计、布阵用兵、机巧胜敌乃至木牛流马的制作使用,又更多地接受了前代军事学家们军事谋略的精华。 据当代学者研究,汉末荆州有一个儒学研习中心,而诸葛亮则是“荆州学派”的佼佼者,因而儒学忠孝节义观念在诸葛亮心中根深蒂固。加之当时人们多以传统道德礼义评论时人,所以,辅刘汉正统而效忠尽力便成为诸葛亮的一生追求。他在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辞帝位之让,向刘禅进《出师表》时屡表忠心,以及他严于律己、疏食粗饭、不置豪宅广田等,都是他受道德文化传统的熏陶所致。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辩难诘问,是己而非人,道德文化和智谋文化不但在内容特质方面大相径庭,人物代表也泾渭分明。但在诸葛亮身上,这两种文化却能有机地统一起来。诸葛亮从儒家之说,要为正统刘氏王朝尽忠效力,就不得不参与征战驰骛、外交辩争,而欲在战争和外交斗争中克敌制胜,就不得不运用智谋机巧、诈变权术。于是,那残酷流血的战争、尔虞我诈的外交勾斗再不像“吴起杀妻求将”、“苏秦富贵还乡”那样因个人目的而令人生厌,却在“为刘氏尽忠”的光环中披上了一层“忠孝节义”的外衣而令后人谅许乃至赞叹了;于是,那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道德文化和智谋文化在诸葛亮身上便以“智慧”和“忠贞”的形式结合起来,成为后人敬慕和仰望的新型文化典范。
知州挖菜感怀 从前叫官,现在叫干部亦即公仆;从前官的薪水叫俸禄,现在干部即公仆的薪水叫工资。而今,实行公务员制度,干部享受公务员工资,就更名实相符,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公务员。弄清楚这种关系,干部为自己定好这个位,易于头脑清醒,不致僭越。既然民为主,官为仆,就当天下之忧,我先忧;天下之乐,我后乐。就中“与民同忧”乃为关键。 宋代熙宁七年至九年(公元1074——1076年),大文豪、政治家苏轼出任京东东路(宋时称省为路)密州(今山东诸城市)太守(知州)。于此期间,密州旱蝗交加,禾歉不收,黎民多半逃荒,老妪剜菜度日,情形极是困难。身为太守(相当于今天地师级吧)的苏轼和副太守刘庭式,感同身受,停俸自持,主动加入挖菜大队之中,同忧共苦,不敢稍懈。在《后杞菊赋》中,苏轼平实地记下这些苦情:“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此则赋序有两点值得注目,一是苏轼的廉洁自律精神。有天灾不假,但再天灾,苏轼他们的俸银总是照发不误的;吃香的喝辣的决不成问题;但他清醒自持,不安富尊荣。一条是苏轼的份外不取精神。到密州为止,苏轼做地方官已经十有九年,而斋厨索然,证明他的不贪不刮,实践了他在诗文中所说的“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赋》) 苏东坡是一位由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出来,又有学问、又有操守、又知自我、又爱穷黎的清官循吏。首先,他受过严格的家教,其次,他有广博的学识,其三,他知道为官之道,再就是他有很高人格境界的企及。人品,书品,官品,行品,实在有值得我们今天的干部即公仆仿效与钦仰之处。
出国礼仪点滴 中国人出门在外可以说最根本的“护照”是公务名片。在亚洲,你印制名片时要注意:在名片上,印上你的公司名称、职务;加上头衔,比如副总裁、经理等等,不要用缩写。如果当地英语并不广泛使用,你到了那儿就要把名片送到印刷所,在名片的反面加印上当地的文字。 在东南亚、亚洲,以及中东大部分国家,你决不能用左手呈送名片,以色列除外。日本,呈递名片得用双手。 要对你所访问的国家有所了解,你可提前向去过这些国家或在这些地方生活过的人询问;也可以从图书馆的档案中选择合适的材料了解你要去的国家。 到了外国,不谈公务时与谈公务时同样很重要。“在晚上,你才能打通人的心灵。”这是日本办理实务的人中的一句格言。 到日本与主人第一次会面,往往一开始缄口不言商务,主要只作礼仪性介绍,交换名片。茶已过三巡,仍未进入正题。这是日本人通常使用的不慌不忙策略。 从喝茶中已掌握并汇集了信息:你是何人,在何处才能跟你更合适地谈判,你公司的计划顺序,你的地位,与他们有什么联系,等等。关于你的这些信息立即可通过在场的人,传给当时不在场的人。这样,你的对手们就能配合默契,精确地一致对付你。 如果说讨论政治就像玩火柴的话,那么在宗教与性别这两个问题上违反习惯,就会像玩手榴弹一样危险。通常,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对一个商务人员或旅游者都是不可忽视也是不可避免的课题。 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里,男男女女恰当的服装,规矩的礼貌,如同遵守任何一项民法那样至关重要。在斋日、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西方的圣诞节等节日期间,安排商务活动就得慎重。对各种各样的节日和节日的具体日期等注意事项要与领事馆或者旅行社联系核实,以免出差错。
旧传统语文教学的认识 从孔夫子到 19 世纪末,这一时期旧传统语文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很丰富,这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就其精华来说,至今有影响的,大家都很熟悉的有:幼童学习先集中识字,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认识 2000 字左右,再读经书;识字是读书和作文的基础,识字、读书、作文有序进行。读写教学有“文道统一”、“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读写结合”、“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等基本的语文教学原理。教学方法有串讲法、诵读法、点评法等;读书方法有“勤读”、“精读”、“多读”、“背诵”:作文方法有“属对起步”、“积累”、“构思”、“多写”、“多改”等。就学习的整体过程而言,有读写训练的三段论“集中识字一过渡阶段 ( 属对卜读写训练”。就学习一篇课文的过程来讲,有“熟读一串讲一背诵”,这是我国古老的语文教学过程。在教与学的关系上,讲求教学相长,因材施教。以上这些教学原理和方法,清末民初,仍普遍采用,流传久远。 总之,旧传统语文教学,最根本的特点,就如张志公先生讲的“传统语文教学,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教学从汉语、汉文的实际出发,并且充分运用汉语、汉文的特点来提高教学效率”。当然,旧传统语文教学,也存在一些糟粕,如读书做官,注人式,死读经书,生吞活剥,死记硬背,科举制度
落日神奇 来到夏威夷的第二天傍晚,女儿就带我去看落日。 我连纷乱的行囊都没整理,连向来处报告平安的电话都没打,女儿就一叠连声地说,来到夏威夷,要先去看落日。 我连夏威夷的东西南北都没搞清楚,我不知秀秀挺挺的她有几座山,我不知柔柔顺顺的她,躺在海的哪一侧,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撩她的面纱,可女儿什么也不跟我说,只是忙忙地要带我去看落日。 可见夏威夷的落日有多么重要多么美丽了。 我们抬脚就走。人在夏威夷,不管你住东西南北,只要一开步,不消片刻,就能见到海,就能亲近海。因为夏威夷是海神的女儿,她全身都在海的怀抱里。 片刻间,我们来到海边。夏威夷朝朝暮暮都有看不完的风光,看落日却是风光之最;夏威夷哪儿都可看落日,但在海边看最令人迷醉。 天,总是那样永不疲倦地蓝着,蓝得和海溶为一色;云,总是那样至纯至洁地白,白得令你想起高原雪山;椰风轻轻,轻轻地只梳理你的乱发;海涛轻轻,轻轻地只为了在你的脚下低声呢喃。 我们就这样信步走向海滩。活泼了一天的太阳,似乎丝毫不觉得疲倦。它扬着手臂,把它随随便便从身上抹下的赤朱丹彤,大大方方地洒向每个角落;它歪着红喷喷的脸蛋,似在笑着问我们:假如大家都同意,是否它就可以永远不睡,用不着一天一次回到宇宙母亲的身边? 太阳是宇宙最顽皮的孩子。我们也最喜欢看它那粉红的笑靥。它任性地在大海的这张硕大无朋的水床上蹦弹跳跃,假装没有看见它的月亮妹妹已经姗姗走来。
教学模式 “模式”一词是英文 model 的汉译名词。 model 还译为“模型”“范式”“典型”等。一般指被研究对象在理论上的逻辑框架,是经验与理论之间的一种可操作性的知识系统,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结构。将模式一词最先引入到教学领域,并加以系统研究的人,当推美国的乔伊斯和韦尔。 乔伊斯和韦尔在《教学模式》一书中认为:“教学模式是构成课程和作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活动的一种范式或计划。”实际教学模式并不是一种计划,因为计划往往显得太具体,太具操作性,从而失去了理论色彩。将“模式”一词引入教学理论中,是想以此来说明在一定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各种类型的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或框架,表现教学过程的程序性的策略体系。 因此教学模式可以定义为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作为结构框架,突出了教学模式从宏观上把握教学活动整体及各要素之间内部的关系和功能;作为活动程序则突出了教学模式的有序性和可操作性。 迄今,课堂教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和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优化课堂教学成为教学工作谈论最多的话题。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教学模式,人们发现研究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把握教学关系,促进教学活动优化。教学模式作为教学论的重要概念,作为教学实践的重要范畴,正在为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所重视。
丘比特的箭 以前那个时代,恋爱,充满了情趣与雅趣。 首先,是情势暧昧的揣测期。小小的秋波、暗暗的喜悦。尽管郎有情、妾有意,但是,大家都不敢造次。滋生的情愫,像汹涌的暗流,在眉梢嘴角流来淌去,这时的感觉,像晕船,虚虚晃晃、浮浮沉沉,一分钟喜悦、一分钟伤感,终日患得患失、神思恍惚。 接着,进入了艰苦奋斗的努力期。男方大胆臆测、小心观望;女方低首敛眉、欲迎还拒。双方,以信鸽作为通讯的桥梁。开始时,语言含蓄得像盔甲,把心底的爱意包裹得严严密密的,看起来一本正经,但有时字里行间却又遏制不了地放出令人脸红的“猿”和“马”。每每信到手时,双方都煞费心思地去咀嚼那一粒粒“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字,一旦啖出了隐含着的甜意,脸绯红、心狂跳,白天坐立不安、晚上睡不安寝。如此你来我往地把双方的心意略略摸清后,才开始约会。 约会,并不意味着恋情就此一帆风顺地开展了。两个人,以打铁的耐性,共同磨练那一份浸着蜜汁的感情。经过长时期的沥炼、磨砺,原本犹如一片粗糙铁块的感情,终于变成了一根光泽可人的细针。 两人共结秦晋之好,长长一辈子相濡以沫。 现在这个时代呢,恋爱,充满了奇趣与性趣。 男女双方,相逢在人潮汹涌的街头舞会上、邂逅于人来人往的快餐店里,摩肩接踵地碰来碰去,碰呀碰的,毫不含蓄地碰出了“有欲没爱”的火花,思想还未沟通,便急不及待地成了麻花糖、成了强力胶。几回翻云覆雨之后,糖性融掉、胶性解掉,于是,他走他的独木桥、她走她的阳关道,一拍两散、干脆利落;既不惋惜、更不缅怀。 背着弓箭在半空中盘旋的丘比特,万分沮丧地尝到了“失业”的滋味儿——因为呵,每每他瞄中了一双初识的男女,手上的“爱之箭”还没有射出去,便错愕无比地看到他们勾肩搭背地走向隐蔽的地方去了……
校规无情 据报载,大连舰艇学院有位好学上进的二年级学员乔承奎,因在一次高校英语统考中作弊,被院领导依据经全院上下反复讨论八次一致通过的《学员学籍管理规定》而勒令退学,在干部和学员中引起强烈震动。不少人认为小乔一贯表现良好,初次犯规,何必这样对人过不去?显得不近人情;也有不少人找领导求情,说他家生活困难,欠债逾万元,兄弟姐妹五人中只出了他一位军校大学生,突然退学,其父母如何受得了!然而,军规如铁,院长在全院领导干部会上说:“在情与法面前,我们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读完这篇报道,我也为乔承奎感到深深的惋惜,但同时又感到院长的那句话,震撼人心,给人以启示: 在情与法面前,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乔承奎一人被勒令退学,却教育了全院的广大师生,维护了“院规”的尊严,将成为严格治校的典范。 在情与法面前,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正如院长说的:“我们现在和自己过不去,是为了将来培养的高质量人才在战场上能过得去,过得硬!” 在情与法面前,“爱人”要服从“育人”。对乔承奎的怜爱和惋惜是人之常情,但如迁就不仅对维护“校规”、“军纪”不利,对教育本人也不利。乔承奎退学后,如能从此接受教训,重新振作起来,将会影响他的一生,成长为诚实而坚强的良才。 所以,在情与法面前,违法者和执法者,都受到一次严峻的考验。
乡村教师 毕业那年,我分配到偏僻小村——郑庄村。我一百个不同意,乡教委主任政治攻心大讲**道理,我只好硬着头皮踏上征途。一路上想着自己“大材小用,明珠暗投”的心事,只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一进村小,我的心一凉到底,十几间平房、窄小的校院,一根树桩吊着个古董似的破铃,我大有被“放逐”的感觉,毕业前宏图大展的雄心壮志顿时“灰飞烟灭”——在这鬼地方还能干出什么成绩?! 郑庄村小学生不足百名,连本人才五位教员,校长是一位满头“粉尘”的老民师,其余三位是每人拿45元月工资的代课。 学校没有炊事员,为了不影响教学,我们须从家里带馍。村小的水贵重如油,因该村水压井水不能饮用,我们只好轮流到1里多远的村西深井去提水,有时饮水紧张难免喝黄水汤,据说老校长的黄脸皮便是长期饮用黄水所致。 学校没有订报纸,吃罢饭我们天南地北,子曰诗云地神侃,而后便回到自己的岗位批改作业、备课直至踏着铃声各自走进教室,日复一日,唯一能出去看世界的日子是每五天轮到一次上集买菜,再就是收到了登了我文章的报纸,大家便欢欣鼓舞把报纸读个稀烂。生活如此艰辛而单调,而同事们兢兢业业,乐此不疲,使我不禁扼腕而叹。而犹令我吃惊的是老校长的故事。 老校长已在这所村小干了20多年,现在月工资只有70多元,家里有一个病卧在床的老伴,因他不能照顾,就把已出嫁的女儿接到家里照料老伴。现在老校长还负着5000多元的债务,节省到连支烟也不抽,回到家里连蔬菜也舍不得吃,而他却没有因家庭困难耽误过学生的一节课。很少12点以前休息,因生活艰辛和工作劳苦落下了一身病。老校长的故事触及我的灵魂。我几夜不曾合眼。 几天后,我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我抽出50元让人转送给老校长的老伴。星期天刚过,老校长又把钱交还了我,接钱时,我真切地感觉到老校长布满刀刻斧劈般皱纹的手在颤抖,我鼻子一酸,急忙奔向教室,任泪水尽情地滴在讲台上。 后来,我因工作需要调往乡中心小学,在我离开半年后,老校长因病去世! 郑庄村小那段初登讲台的时光将永恒于我的脑海!老校长那沾满粉尘的白发和墨迹斑斑的双手却日渐一日地在我眼前变得清晰与明亮,成为我人生路上的一盏灯。
一生喜欢“啃书本” 一天,燕妮问马克思:“你一生喜欢做的事是什么?”马克思回答:“啃书本。”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少年时代,他“啃”了大量的文学名著与文学理论书籍;到了大学,他又“啃”了大量哲学和其它方面的理论名著;为写作《资本论》,他前后共“啃”了1540本书,研究了78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经济史专著880本;在自然科学方面,他还“啃”了化学家肖莱马、李比希,生物学家赫胥黎、达尔文等人的著作;在50岁时,他又开始“啃”俄语,以便更好地学习和研究理论…… 一生喜欢“啃书本”,这句话听起来是那么轻松、简单,然而要想真正实行起来,无怨无悔地坚持一生,却又是那么不易和艰难。马克思正是因为确立了“崇拜真理”的科学态度,培养了自己为“改变世界”而读书的**品格,在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和极度贫困的生活中挤时间“啃书本”,所以最终成了历史的伟人而名垂史册。现实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由于心无旁骛,刻苦学习,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最近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团长”荣誉称号的李国安,过去没有学过水利,不懂地质,也不会打井。为了实现专业知识方面“零的突破”,他选择了自学成才的途径,依靠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创造了事业上的辉煌。 有位哲人曾经讲过,人的一生所具有的学问,只有10%是在课堂里学到的,而90%则是在投入社会实践以后自学得到的。再说,在当前这个竞争无处不在的时代,知识的快速更新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无形的压力。人们如何利用自身的知识积累,适应社会现实,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是每个有志者都应当考虑到的。要想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要想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就应该以马克思“啃书本”为榜样,在学习上有一种紧迫感,下一番苦功夫。 当前,我们的许多干部对学习是抓得很紧的,但也有一些同志做得还不够。有的只是把学习挂在嘴上,并不付诸行动;有的学习浅尝辄止,一知半解,只是为了装潢一下门面;更有甚者,频繁应酬有时间,唯独学习没时间。凡此种种说明,有无学习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反映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思想境界和修养程度。我们应该像**导师马克思学习,真正把学习当作人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当作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自觉做到学习、学习、再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语文课程目标结构的变化 《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 实验稿 ) 》明确指出:“课程目标根据知识和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设计。三个方面互相渗透,融为一体,注重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这和以往大纲只强调“知识和能力”这一维度相比有了很大发展。 “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秀诗文 80 篇。”这段新课标的文言文教学目标的确反映了这三个方面的融合。从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理念出发,提出了 01 年以前所有大纲没有提到的“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这正是体现了课程目标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一重要维度。也表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课程的重要内容,而不是一种外在的附加任务。“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学习文言文,并且能自己“注释和工具书”来理解文言文,能“背诵优秀诗文 80 篇”,这样的表述突出课程目标的实践性,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策略的选择都有展开、建议,体现出提高语文能力的主要途径是语文实践、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改变过去重知识传授和被动接受的倾向。同时在“知识与能力”这一维度也有了不同含义。 对工具书和注释的运用,反映了学生不仅要有听说读写的能力,还要有善于利用资料、工具的能力。文言文教学目标的表述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充分反映出三个维度的相互交融、渗透的关系。
齐文化孕育的作家与作品 齐文化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又吸纳了外来文化发展起来的。而东夷文化之渊源,当与“海市蜃楼”的引发有关,东夷的先民们,地处沿海,看到海上出现的那种虚无缥缈,变幻莫测,恍兮惚兮,似有若无的奇妙景象,自然会引起他们无限的遐思、幻想和超拔的想象,相信那是仙境的显现,神仙的家乡。“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是诗句,也是“海市蜃楼”的“纪实文学”。那不是梦境,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尽人都可看到的“五云起”的“琼楼玉宇”。于是,便形成了一种与之相应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原始文化,致使那些得了天下,又想长生,还要成仙的皇帝老儿,也想到这“海上仙山”作逍遥游。如此,便有了秦皇汉武东巡到蓬莱和派齐国方士徐福入海去仙山求长生不老药的史传。足见这海上仙境对世人吸引力之大,影响之巨了。夷齐文化即受此影响并引发而生。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具有典型意义的几位齐地作家和外来文人的情况。 受齐文化影响最深和成就最大的齐地作家,当首推蒲松龄,因为蒲松龄从某种角度讲,可以算是一位民间文学家,他的作品的很大一部分直接来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而民间文学艺术,不但最具地方文化特色,而且是组成地方文化的要素。就蒲松龄的不朽著作《聊斋志异》的书名,也可看出他多么重视用“聊”这种方法来听取、收集民间故事和传说。孟子曾称无根据的古代传说是荒诞无稽的“齐东野人之语”,并认为是“非君子之谈”。而《聊斋志异》可以说正是这种非君子之谈的“齐东野语”。齐文化孕育了蒲松龄,蒲松龄也丰富了齐文化,《聊斋志异》是齐文化孕育的奇葩。 我们再看一下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王士祯,山东新城(今桓台)人,一生仕途畅达,官运亨通,他是儒文化的世代受益者,其家族中靠儒文化得中高官位者之众,号称“王半朝”,这样一位达官显贵,理应以儒家的文以“载道”,诗以“教化”为其诗歌理论,而他老先生却倡“神韵说”,强调什么“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显然具有开放型的齐文化的特色。 女词人李清照,实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中奇才。她生于属齐地的济南,又在齐国腹地的青州生活了十年。这十年,应当说是她创作的旺盛期,有多少清词丽句吟成在阳溪河畔、顺河楼里、唐楸树下、花木丛中,成了“婉约派”的创立者。她在词作中那种超拔的想象和奇特的联想,那种婉约的艺术风格,与齐文化的润泽,是有直接关系的。
恶紫之夺朱也————向孔子寻求智慧 1982年,37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巴黎发表郑重声明:“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向孔子寻求智慧。”诺贝尔奖得主的几位黄皮肤学者当然受到过孔子思想的熏染,但通过向孔子学习智慧得诺贝尔奖对于多数人恐怕仍然比较遥远。但人类想在21纪好好生存,确实应该好好学学孔子论述的许多深刻的生活哲理。比如,要做君子,要身正,要抗拒歪门邪道。孔子判断“君子”的标准之一是追求真理和勇于为理想献身:“克己复礼”,“朝闻道,夕死可也”,“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道”、“礼”、“仁”、“志”当然都带有封建色彩,但更包含真理和理想之意。对于君子来说,除了理想和追求外,道德修养极为重要,要经得住困难的考验:“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也。”看到贤德之人就向人学习,看到不好的人就引以为鉴反省自己:“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还强调统治者(或领导者)必须起到道德修养示范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就是俗话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者本身行为正当,即使不用强制性命令,事情也行得通;本身不正当,即使用强制性命令,也行不通。“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选拔正直的人让他居于邪恶的人之上,人民就服从;选拔邪恶的人来领导正直的人,老百姓就不服。《论语·阳货》有语:“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意思是:“我厌恶用紫色代替红色;厌恶用郑国的音乐搞乱古雅的音乐,厌恶用花言巧语的利口颠覆国家。”春秋时代以红为正色,以郑国的民间音乐为淫声俗乐。许多诸侯的服装用紫色代替红色,用郑声代替庙堂音乐,让孔子产生不安和厌恶。人们常把这几句夫子语录解释成是孔子的保守思想,其实这是孔子主张“正”,提倡“君子”的又一说法:不能让歪门邪道取正道而代之。跟君子相对立的当然是小人。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孔子有很多论述,极重要的一点是:君子多做事少说话,小人啥事没做先夸夸其谈:“君子约言,小人先言。”有两种人让夫子认为“难矣”,即难办得很,头疼得很,一种是没有真本事、整天混到一起聊大天,没有一句正经话的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一种是只知道吃饭不干正事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还旗帜鲜明地斥骂曾经是朋友的原壤:“幼而不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干脆“以杖叩其胫”!做君子不做小人,只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它对于制止目前校园和非校园的道德滑坡无疑极为有用。孔子的教育思想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份珍贵遗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至理名言,对于东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文革”批孔导致道德滑坡和新加坡尊孔带来引人瞩目的成绩,恰好是正反两面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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