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终子的个人资料

王恽：赛平章赠谥制制曰：人臣罄奉上之忠，恩恤奚分于今昔；国家有饰终之典，光扬亦赖于子孙。于惟阀阅之家，况复风云之契。某官某，仪刑西域，柱石中朝。以文武之长材，蕴经纶之大业。爰从潜邸，早识英资。而又图回每沃于渊衷，度量独高于天下。四川分陕，朝廷无西顾之忧；六诏行台，郡县奠南服之理。福星霖雨，动应时祥；和气嘉声，抚绥殊俗。念匪躬而尽瘁，每当馈以兴哀。朕祗奉先猷，循思远节。位兼将相，德全始终。况尔孙支，光绳家训，弼予孝治，进贰文昌。用推锡类之恩，宠以上公之号。于戏！铸金图像，岂惟专美于前贤；告第颁书，尚冀传芳于来世。可赠某官某谥。英爽不昧，其克钦承。《秋涧集》卷67

王恽：追谥故都运梁公通宪先生制制曰：望陇思贤，臣子无古今之间；显亲尽孝，国家有推奖之崇。矧兹文宪之传，笃我世臣之旧。资德大夫、中书左丞梁暗都剌，故曾祖金中奉大夫、司农少卿陟，早登科第，显历仕途。履正奉公，才优国计。持难抗节，身为大闲。在先儒耆德之间，有泰和能臣之誉。经纶事往，道义日尊。流泽远及于子孙，致位有开于卿相。克宣忠力，励相我家。不有恤章，曷劝来者？可赐谥曰通宪先生。于戏！老成虽远，典刑犹见于国人；宠数惟新，潜德载光于泉壤。尚期英爽，不昧歆承。《秋涧集》卷67

吧主在哪里呀？

郑玄画像

为何不让谈虚说实做吧主呢

晋朝时的戏法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时，先以舌吐示宾客，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半舌犹在，既而还取含续之。坐有顷，坐人见舌则如故，不知其实断否。其续断，阮布，与人合执一头，对翦中断之；已而取两断合视，绢布还连续，无异故体。时人多疑以为幻，阴乃试之，真断绢也。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火一片，与黍(食唐)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张口，火满口中，因就取以炊，则火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了尽；乃拨灰中，举而出之，故向物也。

谭其骧的活性张伟然岁末在广州，一位学兄闲谈学术时偶然用到了“活性”一词，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可以用来表达一些非常微妙乃至于有时很难言传的感觉。现在我想用它来谈谈先师谭其骧先生。谭其骧先生的学术成就当然是举世闻名的。他主编了煌煌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那是一套里程碑式的著作，建国后史学界最重要的两项基本建设工程之一。此外他还主编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主编了《辞海?历史地理分册》。这些都是大型的集体项目。他个人的论著则并不多，没出过专著，没编过教材，只发表过一些单篇的文章。到70多岁才编定平生第一部论文集，即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水集》上、下两册；他去世后葛剑雄先生又给他编了《长水集》续编，1995年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一辈子的个人著述大体也就是这些了。可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谭先生从21岁（1932）开始发表论文，到1991年一病不起，他的学术生命持续了整整60年。我这句话有特定的含义。我并不认为一个人活着、不停地在写文章出东西就算是在延续他的学术生命。茅海建、刘统两位先生曾在回顾建国50年军事史研究的文章中曲终奏雅说，有些人在学者的心目中已经死去。这个意见我很同意。我说谭其骧先生的学术生命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尽头，是因为他在有正常思维的生命状态中，一直保持着学术的活性。泛泛而谈很难讲出个什么名堂，还是来看文章。我觉得得对文章进行筛选，也就是说要分类分级，要不然没法谈。首先可以分为三类：好文章、一般性文章、烂文章。后两类在此可以置之不理，且单说好文章，我认为可以设三点标准： 1．问题宏大：要么问题本身很宏大，要么它牵涉到的问题大； 2．文本复杂：必须投入一定的工作量； 3．手法新颖：或者是资料的获取途径，或者是对资料的处理，要有智慧。简而言之，须有大问题、大功夫、大智慧。此外当然还须考虑一些不言而喻的条件，比如：独创性（提问或结论）、独立性（工作过程）；还须照顾技术性因素：一篇文章在写作中或发表时被分成了若干部分，那就合而观之。这些都不必说得过于繁琐，仅以前述三点而论，要通通满足也实在很困难，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分级：三点都满足的，五星；满足两点的，四星；只满足一点的，三星。用这个方式来考量，我估计我们很多人的成绩单将很难看。但是可以惊讶地看到，在谭先生的三本《长水集》里，随便怎么抠，五星级的文章都有一个不得了的数字。我个人原认为有30篇，经与学兄师长讨论，觉得可以合并、去掉几篇，仍有24篇。兹按写作年代依次开列如下（篇目后的年份为写作年/初刊年，前者不详或系同一年则仅注后者），并尽可能地略述理由：（1）《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1931/1980）：虽然不是一篇论文的形制，但问题实在宏大，提问能力实在高明，解决过程实在完满。顾颉刚先生的附说可以表明它的价值：“藉此可以明白古人治学方法的不正确”，“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但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没有象我们这样的清楚的了！” （2）《湖南人由来考》（1931/1932）：中国移民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其研究方法在当时非常前卫，迄今仍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常用方法。著名史学家林增平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一波近代湖湘文化研究热潮，自称便是受此文启发。（3）《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1933/1939）：不仅很漂亮地证明近代湖南人中存在大量蛮族血统，解决过程坚强有力，而且对解释其它地区的居民由来有启示意义。文末提出一个很天才的思想：“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大概无法统计这句话在近十数年中被论述湖湘文化的各色人等反复转引过多少次。

２０世纪中国蒙古史研究述略罗贤佑【内容提要】本文对20世纪中国蒙古史的研究进行了评述，认为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古史研究发展迅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该领域硕果累累，成绩空前，获得突破性进展。为了使中国蒙古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今后还要进行多方面的不懈努力。我国蒙古族人口占世界蒙古族总人口的大多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曾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的足迹。蒙古史研究作为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一脉，有着相当久远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工作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对中国蒙古史学的发展做一个世纪回顾，是很有必要的。兹就管见所及，率尔操觚，力求勾勒出20世纪我国蒙古史学发展的大致轨迹，并对中国蒙古史学如何面向21世纪，提出本人的一孔之见。　　一我国对元史及蒙古史的研究由来已久。自清中叶以来，"乾嘉学派"的汉学家以治经方法研究历史，治蒙元史者不乏其人，使之渐成一门显学。邵远平、钱大昕、魏源、曾廉等人或者运用考据方法对《元史》及与蒙元史相关的史籍进行校补考订，或者进行重修《元史》的尝试，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人忧及外患，着力研究西北史地，也促进了蒙古史学的进展。但此辈学人有一个通病，即他们只能依靠汉文材料而不能充分利用蒙文史料和域外史料，其研究成果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世纪末，中国蒙元史的研究视野豁然开阔，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洪钧出使西方了解到西域波斯史料和西方研究著作，眼界闳开，据此写成《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于1897年刊印行世。该书由于大量参考和引用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域外史料和研究成果，故而如异军突起般引起国内治蒙元史者的极大重视。史称其"周咨博访，裒然成书，而后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备焉"。且其书"多取材域外，时论称之"。（注：《清史稿》卷181《洪钧传》。）"自钱氏大昕以至李氏文田，参考ｊｉàｏ＠①注，不出华籍华图，至洪氏钧《元史译文证补》出，始知西域人、泰西人书足补《元史》者不少"。（注：《蒙兀儿史记》凡例。）可见此书为当时的蒙元史研究辟开一条新的蹊径，正是通过它，中国的学者才知道，国外尚有如此之多的有关蒙元史研究的史料和史著。因而，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实为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20世纪初的一些史学家，继续沿着洪钧所开创的"证补"之路，利用中西史料进行研究与撰述。其中以柯绍＠②、屠寄最具代表性。柯氏所著《新元史》有诸多疏误疵谬之处，在史料取舍增删上也未尽得宜，因此向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尽管如此，该书将东、西方史料对校互补，博引旁搜，文字简洁，论断明快，故而也不失为一时之名作。屠氏撰著的《蒙兀儿史记》，其学术价值更胜《新元史》一筹。屠寄不仅熟治蒙古史学，且精于西北地理，曾三赴漠北，亲自考察，力补史载之阙。屠寄称其撰著"以不囿于有元一代"，力图详述整个蒙古族的活动史，"取材除旧史外，博采西方史料，……每一字都审订其地时日而下笔，用力极勤，其精神远在柯邵＠②《新元史》之上"。（注：《辞海·历史分册》"屠寄《蒙兀儿史记》"条，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是以该书问世以后，学术界一致认为传世之作，堪称"治蒙兀史之正鹄"。（注：《蒙兀儿史记》孟森序。）洪钧、柯绍＠②、屠寄等人虽然对蒙古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今天看来，他们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编纂方法，沿袭的仍然是修补纪传体正史的传统，未脱"重修元史"的窠臼，而且他们均不谙外文，只能间接利用域外资料，这就难以避免以讹传讹的弊病。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东西方文化交光互影，理性主义风靡全国，反映到学术界，就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许多历史学家在继承清代乾嘉史学"无征不信"治学宗旨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积极促进现代新史学的建立。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就是这个转型时期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基础。王与二陈的研究涉猎到许多方面，在元史和蒙古史方面也写了大量考证论文和史籍校注，他们采取新的研究手段，深入专题，在科学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历史真相，迄今仍不失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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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家往事孙云晓　乾隆年间，中国出了一位大学问家，名叫段玉裁。　　《辞海》中记载：　　段玉裁（1735－1815）清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乾隆举人，官四川巫山县事。师事戴震。著《说文解字注》，为研究文字训诂学的重要参考书。研究古音，作《六书音均表》，继承顾炎武、江永二家的分部而加精密，分古韵为六类十七部；“支”、“脂”、“之”三部分立，是他的创见。又有《古文尚书撰异》、《诗经小学》、《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毛诗故训传定本》、《经韵楼集》等书。　　如今的江苏金坛市已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段玉裁纪念馆，但据段家后人回忆，段家原籍河南。南宋时期，相州汤阴（今属河南）出了一位抗金名将岳飞，在其岳家军中便有100多个段氏子孙。他们跟随岳飞转战南北，以锐不可挡之势击败金军，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襄阳、信阳、郑州、洛阳等失地。1142年1月27日，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谋害，岳家军难以复存。为了逃脱奸臣的迫害，段氏家族逃到了江苏金坛。到段玉裁出生时，段家在金坛已生活了近600年。　　金坛人至今流传着许多段玉裁的故事。　　俗话说，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段玉裁作为乾隆盛世的县官退休回乡时，带回了72箱子沉甸甸的宝贝，一下子让人红了眼。当天夜里，十几个强盗即来洗劫一空。可是，第二天，他们又原物奉还。原来，强盗们发现箱内全是书，都被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举人感动了。　　段玉裁一生治学严谨，在学界有口皆碑。段家后人段锁庆现为金坛市华罗庚中学教师，他收集大量资料，写成《段玉裁的治学精神》一文。他写道：　　江苏金坛，隶属常州市，湖山襟带，西部茅山傍依，南临洮湖，地披菽禾烟树，在这物阜江南小县西的大坝头村，雍正13年，段玉裁就生在这块宝地上。他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县里的秀才，耕读传家。他的祖父曾在诗句说：“不种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竟成了段氏的家训。玉裁少小家贫，据《段玉裁年谱》中记载，全家三天两头喝麦粥，每隔两天，中午才吃上一顿米饭。在此逆境中，玉裁仍发愤攻读。据《金坛县志》记载：段玉裁“读书日尽数千言”。13岁即补邑庠生，受到江苏学使尹元孚的赞赏。他25岁中举人后，读到顾亭林先生的《音乐五书》，惊羡其考据的广博，深受其思想和学术的影响，爱上了汉学。所谓汉学，是清代的经济学家研究儒家经典，以训诂（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为主的学问，也叫朴学。他后来又拜经学大师戴震为师，得其教诲，致使他在文字训诂学方面获得大的成就。　　乾隆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段玉裁先后在贵州玉屏、四川富顺、南溪、巫山做了十年知县，他白天忙于公务，晚上点灯夜读或著书立说。他在四川巫山时，住在西湖楼，深夜一灯荧然，有人指而相告，那是“知县读书楼”。他为了写好《说文解字注》，46岁那年，即从四川巫山称病辞官回家。回来时两袖清风，只带回72箱书，亲友们还误以为带回的是金银财物。　　段玉裁辞官回家后，闭门谢客，继续撰写《说文解字注》一书。他对考证每个字的形、音、义，一丝不苟。有一次为了几个字要考证清楚，时值寒冬腊月，他骑着毛驴晓行夜宿到杭州，来回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几个难解的字弄清楚了。他在著书时，为了弄清麦子开花的情况，他曾请教过老农，并待到麦子开花之时，深夜亲自掌灯到麦田里去观察，一直等到五更时分，麦子开花了。他把这一观察的结果概括为：“花开两瓣，花色微黄，开而仍含，中挺一须，须头黄蕊出瓣外，夜开朝精英”，可见他治学之严谨。　　段玉裁一生著书甚密，有《经韵楼集》、《周礼汉读考》等30余种。然而在他的诸多著作中，《说文解字注》是他的代表作，凝聚了他大半生的心血。据他自述，他之所以要写此书，是因为“向来治《说文解字》（汉代许慎著）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他为了写《说文解字注》，就参考了二百余种书。他从乾隆41年开始，历时19年作《说文解字读》140卷。继而在此基础上加工精炼，又历时13年，即嘉庆12年完成《说文解字注》20卷，直到他80岁暮年才得付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60岁时跌坏了右足，致有残疾，但他仍未丧失信心，继续注释“说文”。他认为“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到”。事实证明，段氏坏足，《说文解字注》成。此书一出，诚如他的外孙龚自珍所说，对字的源流：“万哗如奠。”

茶圣陆羽及其《茶经》浑然净空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不但有专门论述茶叶的书，而且在史籍、茶史、笔记、杂考和字书类古书中，也都记有大量关于茶事、茶史、茶法及茶叶生产技术的内容。公元758年左右，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卷茶叶专著——《茶经》。前文提到，《茶经》的问世，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唐代茶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是其当时代中国人民关于茶的经验的总结。作者详细收集历代茶叶史料、记述亲身调查和实践的经验，对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茶叶历史、产地、茶的功效、栽培、采制、煎煮、饮用的知识技术都作了阐述，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茶书，使茶叶生产从此有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依据，对茶叶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积极地推动作用。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自号桑翁，又号竟陵子。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复州竟陵郡人（今湖北省天门县）。陆羽是个弃儿，自幼无父母抚养，被笼盖寺和尚积公大师所收养。积公为唐代名僧，据《纪异录》载，唐代宗时曾召积公入宫，给予特殊礼遇，可见也是个饱学之士。陆羽自幼得其教海，必深明佛理。积公好茶，所以陆羽很小便得艺茶之术。不过晨钟暮鼓对一个孩子来说毕竟过于枯燥，况且陆羽自幼志不在佛，而有志于儒学研究，故在其十一、二岁时终于逃离寺院。此后曾在一个戏班子学戏。陆羽口吃，但很有表演才能，经常扮演戏中丑角，正好掩盖了生理上的缺陷。陆羽还会写剧本，曾“作诙谐数千言”。天宝五载（746年），李齐物到竟陵为太守，成为陆羽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在一其次会中陆羽随伶人做戏，为李齐物所赏识，遂助其离戏班，到竟陵城外火门山从邹氏夫子读书，研习儒学。礼部员外郎崔国辅和李齐物一样十分爱惜人才，与陆羽结为忘年之交，并赠以“白的乌”（即白头黑身的大牛）和“文槐书函”。崔国辅长于五言小诗，并与杜甫相善。陆羽得这亲的名人指点，学问又大增一步。　　公元775年（天宝十四年），二十四五岁的陆羽随着流亡的难民离开故乡，流落湖州（今浙江湖州市）。湖州较北方相对安宁。陆羽自幼随积公大师在寺院采茶、煮茶，对茶学早就发生浓厚兴趣。湖州又是名茶产地，陆羽在这一带搜集了不少有关茶的生产、制作的材料。这一时期他结识了著名诗僧皎然。皎然既是诗僧，又是茶僧，对茶有浓厚兴趣。陆羽又与诗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过往甚密，皇甫兄弟同样对茶有特殊爱好。陆羽在茶乡生活，所交又多诗人，艺术的熏陶和江南明丽的山水，使陆羽自然地把茶与艺术结为一体，构成他后来《茶经》中幽深清丽的思想与格调。　　自唐初以来，各地饮茶之风渐盛。但饮茶者并不一定都能体味饮茶的要旨与妙趣。于是，陆羽决心总结自己半生的饮茶实践和茶学知识，写出一部茶学专着。为潜心研究和写作，陆羽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流浪生活，于上元初结庐于湖州之苕溪。经过一年多努力，终于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茶学专着，也是中国第一部茶文化专著——《茶经》的初稿，时年陆羽28岁。公元763年，持续八年安史之乱终于平定，陆羽又对《茶经》作了一次修订。他还亲自设计了煮茶的风炉，把平定安史之乱的事铸在鼎上，标明“圣唐来胡明年造”，以表明茶人以天下之乐为乐的阔大胸怀。大历九年（774年），湖州刺使颜真卿修《韵海镜源》，陆羽参与其事，乘机搜集历代茶事，又补充《七之事》，从而完成《茶经》的全部著作任务，前后历时十几年。　《茶经》问世不仅使“世人益知茶”，陆羽之名亦因而传布。以此为朝廷所知，曾召其任“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但陆羽无心于仕途，竟不就职。陆羽晚年，由浙江经湖南而移居江西上饶。至今上饶有“陆羽井”，人称陆羽所建故居遗址。

宋克与《定武兰亭八跋》朱天曙　1. 从《定武兰亭八跋》看宋克的书法观　　宋代《淳化阁帖》问世后，《兰亭序》的单刻帖十分风靡，加上赵孟坚获姜白石藏《定武五字损本兰亭》，夜行覆舟，落水救帖，使得南宋兴起了《兰亭》热，并对元初的书家、鉴藏家影响至深。赵孟崇尚二王书风，多次题跋《定武兰亭》，尤以《兰亭十三跋》影响最大。[1]元末明初吴门书家宋克（1327-1387）曾临赵氏书兰亭序并十三跋，又拟赵孟法，写成《定武兰亭八跋》。《定武兰亭八跋》为宋克洪武二年春至洪武四年六月陆续在唐人汤普彻所拓摹的《定武兰亭肥本》上所作的八次题跋。[2]因未见前人涉猎，故将其内容援引如下并作初步讨论。　　第一跋：甲辰岁春，余往云间路次小贞，获此卷于曹云西之孙孺章氏，归而藏之，介之饶公亦得赵子固五字损本，闻仆有此，力求一观，殊胜其所有，久假不归，乃以白金卅五星见酬。余虽笃好，逼于交情，遂割所爱，每一思之，形于梦想，而饶删去山谷等跋，复求周太史题于后。丁未岁，吴城变故，此帖不知存亡。己酉春，余复得之吴中，所谓珠还合浦，剑入延平，神物会合，讵不信然。帖之品第，前人评之详矣。余不复赘，聊书所自以识。余喜或窗明几净，纸笔精佳，展玩一临，实天下之至乐也。是岁五月朔东吴宋克书于南宫里寓舍。　　第二跋：兰亭真迹闭昭陵已久，后人独宝定武。必与真相去不远，今观唐僧怀仁集右军行书圣教叙，多用兰亭中字，往往与定武本相类，以此知定武刻最不失真，名不虚得也。庚戌六月十日试沈君玉笔用端石执研适安堂墨，克复书。　　第三跋：笔秃万管，墨磨千锭，不作张芝也作索靖，古人用功，墨池、笔冢、书被皆穿，漆盘尽逊尚不能至美，况今人未能执笔恣情，点画便欲侉，余侪辈虽能掩俗者之目，得不？自愧于心耶！好观此卷悉以自警。宋克温识。时暑气可□，清风时来，顿消烦热，把笔书之，六月廿四也。　　特健药三字乃梵语，云合作耳，或云疲困，极得此药，可以特健，亦犹陈琳之□可愈头风，仆观此帖亦然。　　第四跋：唐文皇万机之暇，留心翰墨，诏求汉魏以来法书几千余卷，晚得右军帖，如获至宝，秘而不传。贞观中诏令汤普彻拓赐贵近，普彻亦窃拓出外其书，遂传。普彻能书，识右军笔意，故其摹拓自到极处，非如欧褚临抚则自出家法，不复随其点画，位置笔意，故世以普彻善本归之。普彻兰亭真迹世不复知，至普彻典刑，犹有存者，定武之刻盖其一耳。自历代至于今日，兵火之余，佳本愈少，况五字未损，宣政以前之本耶？故余重为宝惜也。八月十四日因披阅之次克复书。　　第五跋：兰亭一帖，历代临模者甚众，惟唐褚河南创为小字，形容规矩无二，刻之玉枕，后世谓之玉枕兰亭。至赵魏公展而大字，方五六寸，笔法、位置全然相似，亦当世之名迹也，固宜度越前辈。自唐以降，莫可及已。其临兰亭，精熟逼真，人间伪作固多，仆辄能辨其真赝，近代能书人而已，儿童走卒，皆知其名，呜呼！盛哉！克又书。　　第六跋：古今言书者，以右军为至善，评右军之书者，以帖为至善。真迹既亡，其刻之石者，以定武为至善，然而纸墨有精疏，拓手有工拙，于是优劣分焉，此本此墨精拓，手工在定武中岂非至宝也耶？克书九月廿七日。　　第七跋：六月晦，携此卷至枫桥西，张浦沙先垄之。次与友人澹庵观之。始仆甲辰岁得于云间，回舟之日，澹庵适来访，余相与披览，叹其妙绝，失去数年，今复见之，若故人邂逅于千里，抚卷有怀花增叹息。　　第八跋：此卷去岁复得，恍如隔世，仆有书癖，虽数展玩，未尝厌倦，但以世事相迫，乏临池之工耳。右军笔意，心虽稍知，笔下未至，所谓骑骡势力竭尽，终不能度骅骝之前，实由时世资质所限。右军清贞之才，天纵之学，岂常人所可企及耶？六月望日夜稍凉，灯下观毕，克又书。　　《定武兰亭八跋》在内容上，表现了较强的叙事性。第一跋对其甲辰获得的书卷情况作了介绍，说明其得之于曹云西之孙孺章氏，饶介所得“亦为赵子固五字损本”，可知其所藏本为赵孟坚《五字损本》，饶介索其此本，“逼于交情”，可见，其与饶介不仅如解缙《春雨杂述》中所说的“介之以教宋克仲温”这样的师生关系，还有朋友一层含义，可能在“师友之间”，言语间对饶介删去山谷之跋而求周太史题跋颇有不满。饶介（1300-1367）寓苏州，长于草书，朱存理《珊瑚木难》称其“以跌宕自任”，宋克书法受其影响，1367年曾有诗赞宋克章草，关于他们交往的材料甚少，此跋可以补史阙。在这一跋中还描述了他此帖失而复得的心情，所谓“神物会合”。在第六跋中，又一次表达了这种心情，“抚卷有怀花增叹息”，在第八跋中云：“此卷去岁复得，恍如隔世”，第一跋中云：“余喜或窗明几净，纸笔精佳，展玩一临，实天下之至乐也”，第八跋云“虽数展玩，未尝厌倦”，都表明其对《定武兰亭》的钟爱。

考异溯源：司马光《通鉴考异》的方法及其启迪典志组《四库全书·资治通鉴考异》提要云：“光编集《通鉴》时，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因参考异同，别为此书，以正其谬误而归之于一。盖前代纪事之书，传闻异词，稗官固喜造虚言，本史亦不皆实录。光所采者，自正史外，相传凡二百二十二家……旁搜博引，抉摘幽隐，择可信者而从之。有旧史所不详者，亦必参互考证而明其所以阙疑之故。既著其文于《通鉴》本弃取之意，辩论而折衷之，使读者晓然于记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实无过于是者。”求真考实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贯彻始终的严谨作风，而“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1]乃其这种严谨作风的表现。一、《通鉴考异》的考订范围（一）考订时间《资治通鉴》的问世标志着编年体与纪传体两大体裁并驾齐驱、秋色平分的格局最终形成。由于编年体体裁性质所决定，时间坐标轴上的时间的勘定不能不成为首屈一指的要务，故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苦心孤诣所考订最多的便是时间问题。《资治通鉴》卷19载，汉武帝元狩二年，“三月，戊寅，平津献侯公孙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安乐侯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通鉴考异·汉纪上》曰：《汉书·百官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杀。”《史记·将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汤”。按李蔡既迁，汤即应补其缺，岂可留之期年，复与李蔡为丞相月日正同乎！又按《长历》，三年三月无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从《史记·表》。此条言《汉书·百官公卿表》有误，以两条理由说明《汉书》之误和《史记》相关记载的正确。（二）考订地理何炳松先生曾云：“历史事实有一定之时也，时地失真，即属谬误，时地无考，即无史性，与自然科学之专究一般知识，不限古今中外者不同”。[2]《资治通鉴考异》除以极大精力考订时间外，其次是将历史事件的地理空间位置作为考辨的主要对象。《通鉴》卷194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侯君集等进逾星宿川，至柏海，还与李靖军合”。《通鉴考异》曰：《吐谷浑传》，“柏海”，作“柏梁”。今从《实录》。《实录》及《吐谷浑》皆云：“君集与李靖会于大非川”。按《十道图》：大非川在青海南，乌海、星宿海、柏海关在其西；且末又在其西极远。据靖已至且末，又过乌海、星宿川至柏海，岂得复会于大非川，于事可疑，故不敢著其地。《吐谷浑传》又云：“两军会于大非川，至破逻真谷，大宁王顺乃降。”按《实录》历破逻真谷，又行月余日，乃至星宿川。然则破逻真谷在星宿川东甚远矣，岂得返至其处邪！今从《实录》。[3] 此条考异乃在辨正大非川、柏海、星宿海等地的地望，说明《资治通鉴》中关于这段历史表述在材料取舍上依从的考虑、斟酌。（三）考订人物《通鉴考异》对人物的考订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对人物姓名字号的考订，因史书上人物姓名时有歧说，驳杂不一，加以考辨俾归于一；二是考订人物的身份及其与他人之关系；三是考订人物的相关事迹。例1：《通鉴》卷183载，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饷士，（薛）举与其子仁果及同党十三人，于座劫（郝）瑗发兵。” 《通鉴考异》曰：《唐高祖实录》先作“仁果”，后作“仁杲”。新、旧《高祖》、《太宗纪》、《薛举传》、柳芳《唐历》、《柳宗元集》皆作《仁杲》。《太宗实录》、吴兢《太宗勋史》、《革命纪》、焦璐《唐朝年代记》、陈岳《唐统纪》皆作“仁果”。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马六匹，其一铭曰：“白蹄乌，平薛仁果时所乘。”此最可据，今从之。[4] 此条考异以昭陵六骏的铭文为依据校正新、旧《唐书》等中人名的讹误，铁证如山，终成定谳，足见史料搜罗用力之勤。

邓艾伐蜀路线新考蒋志 [提要] 从历史文献上考证邓艾伐蜀路线。从实际地形地貌和民间传说考察邓艾伐蜀路线。邓艾伐蜀路线上雄壮奇险的自然风光。邓艾伐蜀路线的旅游价值及保护与开发的建议。 [关键词] 阴平邪道清溪江油关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邓艾伐蜀是三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三国演义》第117回中作了精彩的描述。但其具体的伐蜀路线史学界尚有争议。笔者查阅了有关历史文献，又几次步行实地考察，对于邓艾伐蜀路线有了一些认识。在考察中为沿途雄奇壮丽的美景所陶醉，发现其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品位相当高，极具开发价值。一最早记载邓艾伐蜀是陈寿《三国志.邓艾传》：“锺会攻维未能克。艾上言：‘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馀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馀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於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由，蜀守将马邈降。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陈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退还…...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到雒。刘禅遣使奉皇帝玺绶，为笺诣艾请降。”该书《钟会传》记载：“邓艾追姜维到阴平，简选精锐欲从汉德阳亭入江油、左担道诣绵竹，趣成都，与诸葛绪共行。绪本以受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行军前向白水，与会合。会遣将军田章等从剑阁西，径出江油，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长驱而前。会与绪军向剑阁……蜀军保险拒守。艾遂至绵竹大战，斩诸葛瞻。”《姜维传》中简言：“邓艾自阴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诸葛瞻於绵竹。”稍后的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云：“自景谷有步道径江油、左担出涪，邓艾伐蜀道也。”其后史籍所载基本上是沿袭以上两书。如《资治通鉴》卷七十八记载：“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胡三省注中对“桥阁”作了解释：“今隆庆府阴平县（今江油市小溪坝镇阴平村）北六十里有马阁山，峻峭，极为艰险，军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悬车束马，造作栈阁，始通江油，因名马阁。”据以上史书记载的邓艾伐蜀路线应当是：从阴平（今甘肃省文县）出发，“由景谷道（今青川河谷）傍入”，“由邪径经汉德阳亭（今江油市雁门镇）”，“出剑阁西百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翻越马阁山，“径江油（今平武县南坝镇）、左担出涪（今绵阳市区），”“破诸葛瞻於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这些记载十分简单粗疏，当时这条路上还是“无人之地”，没有小地名，也无法记载得具体，因而对其具体路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解释不一。存在争议的有以下几点：（1）邓艾军从阴平出发后，又从何处翻越摩天岭入蜀？（2）邓艾军是否经过德阳亭？为弄清邓艾伐蜀路线不仅要看文献资料, 还得实地考察, 收集口碑史料, 观察地形地貌。笔者对邓艾伐蜀路线进行了几次实地考察, 认为公元263年冬十月, 邓艾率军从阴平大本营出发, 沿白龙江支流南下, 翻越摩天岭山口(即青塘岭或叫摩天关), 此处实测海拔2330米, 山口南北坡度约45--55度, 并非十分陡峭，不是《三国演义》上写的“此岭西皆是峻壁巅崖，不能开凿”。笔者考察时间是2002年12月9日, 阴历十一月初六, 比邓艾翻越摩天岭的“冬十月”稍晚，山上并无积雪，访问当地村民说此地在阴历十月和冬月，没有大雪封山的情况，因此，邓艾在冬十月翻越此处，并不存在很大的地理上的障碍。现在摩天关口上重建了两块石碑，一块上刻“摩天岭”三字，另一块是复制的“孔明碑”。《三国演义》117回说：“邓艾、邓忠并二千军，及开山壮士，皆度了摩天岭。方才整顿衣甲器械而行，忽见道傍有一石碣，上题：‘丞相诸葛武侯题’。其文云：‘二火初兴，（指蜀汉炎兴元年即263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艾观讫大惊，慌忙对碣再拜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师事之，惜哉！’”这块“孔明碑”是《三国演义》作者为神化诸葛亮而进行的艺术虚构。摩天岭上的“孔明碑”肯定是《三国演义》出书后所立。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修的《龙安府志》云：“摩天岭：在（平武）县东北一百九十里，魏遣邓艾寇蜀由此”。“孔明碑：在摩天岭，字迹磨灭不可识。”可见明清两代的人认定邓艾伐蜀是经过此地的。“孔明碑”毁于1935年战火之中，现在才复制。摩天岭南坡即清溪发源处，几处山涧汇成清溪，山高谷深，有几道峭壁瀑布比较险峻。邓艾在无人的原始森林中行军，在冬季枯水季节，完全可以沿河谷前进，行至峭壁瀑布，必须“以毡自裹，推转而下”，“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在摩天岭南坡有“裹毡岩”，就是因邓艾行军而得名。沿清溪河谷向南又有“写字岩”、“点将台”、“落衣沟”、“撑锅石”、“兵书石” 等多处与邓艾有关的地名。写字岩传说邓艾曾在岩上题字，1978年修公路时将岩壁炸毁，现在此处立了一块刻有“邓艾过此”的石碑。

郝经【祭遗山先生文】维年月日，陵川郝经谨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遗山先生之灵。　　　呜呼，气数之穷，靡物不坏！或者不沦胥，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夺于成，是理其可明邪！呜呼先生，萃灵蜚英，羁丱宦学，岳岳棱棱，硕士鸿儒，莫不震惊以为间世生（闲闲初见公文，曰：“是间世生者”）。渡南河而为名公，入京师而为名卿。张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凤鸣。方雷厉以风飞，掞鸿章而振缨。挫万象于笔端，倒河汉而一倾。摅尘言与滞思，瀹锢浊以为清。辟斯文之洪源，俾灏汗而渊澄。而乃汴蔡沦亡，蜚血凌城，气数俱尽，万化崩腾。时惟先生，独矫首而行，挽崦嵫之日，嘒欲曙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气，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辞林义薮，文模道程，独步于河朔者几三十年。岂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将兴邪？去鲁西来，聿峻有声。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笔未获麟，年未中寿，而夺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呜呼先生，雅言之高古，杂言之豪宕，足以继坡、谷。古文之有体，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乐章之雄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其笼罩宇宙之气，撼摇天地之笔，囚锁造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学，则又不可胜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呜呼哀哉！先生虽死，文或不死，是谓亡而不死。先生虽可哀，吾徒无所仰，尤为可哀也。呜呼哀哉！尚飨。

李存：题《宋名臣遗像》后陈维瑶持其家藏宋名臣三十六公遗像过余。观之，或如春之和，或如玉之润，或如夏日之可畏，或如秋霜之不可犯。嗟呼！时代既久易矣，其人既久死矣，世固有生为将相，于身不行道，一语及之，强者唾骂，弱者俯而反唇，至于杀身赤族而未已，任褒贬之笔者又诛之于其后。是数君子者，独何以得此于人哉！图而存之，唯恐其不传；藏而宝之，唯恐其或失。玩之至不释手，叹之有不绝口。无他，功利社稷，德及生民而已矣。《诗》云：“民之东彝，好是懿德。”亦岂不信然乎哉！《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卷26

胡缵宗与《鸟鼠山人集》胡喜成胡缵宗(1480一l560年)，宇孝恩，一字世甫，号可泉，亦号鸟鼠山人，明陕西省巩昌府秦州(今天水市)秦安县人。在全国政界、文化界均很有影响的。正德三年进士，殿武策对拟一甲，后因故抑制三甲第一名，特授一甲传胪、翰林院检讨。累迁至山东、河南巡抚，右副都御史，并曾任治河都御史。“爱民礼士，著于一时”，“名与况钟相颉”。著有《鸟鼠山人集》等著作多种，是明代著名的学者、诗人与书法家，同时亦为著名的水利学家与出版家，在全国政界、文化界均很有影响。　　嘉靖十八年(1539年)十二月，胡缵宗因任河南巡抚时因衙门失火而引咎辞职，归田著书，成绩卓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在鸟鼠山房刻版印书，是甘肃见于记载的最早私家印书者。其七十五岁时，完成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愿学编》。　　《明史·艺文志》著录胡缵宗《鸟鼠山人集》十八卷，《拟古乐府》四卷，《诗》七卷。此外还编著有《拟汉乐府》、《潼川州志》、《苏州府志》、《羲台志》、《愿学编》、《近取编》、《读子录》、《汉音》、《魏音》、《雍音》、《唐雅》等。　　《鸟鼠山人集》为明嘉靖三十三年鸟鼠山房刻本，共二十册，(图1、2)其中诗文集十册包括《拟古乐府》、《拟汉乐府》、《愿学编》二册，《家谱》一册，《胡氏荣哀录》一册，《唐雅》四册，《雍音》二册。《胡氏荣哀录》为其后裔所编，《唐雅》为唐诗选集，《雍音》为地域性诗选集。　　《鸟鼠山人集》有诗有文，其文有序、记、说、引、题辞、解、赞、辩、喻、文、论、传、铭、碑阴、箴、戒、对、断、启、题、跋、引状、墓志、墓志铭、祭文、墓铭、哀词、赋等，志列入《安庆志》引、表、列传、后序与《秦安志》志、列传小计91篇，诸文合计389篇。其诗文导源六绎，肆认秦汉，擅于谋篇、炼句、炼字，且众体兼备，无所不赅，名篇佳章，俯拾皆是。美不胜收。其《雍音序》、《春秋本义序》、《甘肃志序》皆能明学术之源流，正本清源，高度概括，有功后学；其《祭兄子湮文》，《祭兄子湮文》荡气回肠，一唱三叹鼠山人，为至情之文，可与韩愈《书有《拟汉乐府》、《潼川州志》、《苏州府志》、《羲台志》、《愿学编》、《近取编》、《读子录》、《汉音》、《魏音》、《雍音》、《唐雅》等。　　《鸟鼠山人集》为明嘉靖三十三年鸟鼠山房刻本，共二十册，(图1、2)其中诗文集十册包括《拟古乐府》、《拟汉乐府》、《愿学编》二册，《家谱》一册，《胡氏荣哀录》一册，《唐雅》四册，《雍音》二册。《胡氏荣哀录》为其后裔所编，《唐雅》为唐诗选集，《雍音》为地域性诗选集。　　《鸟鼠山人集》有诗有文，其文有序、记、说、引、题辞、解、赞、辩、喻、文、论、传、铭、碑阴、箴、戒、对、断、启、题、跋、引状、墓志、墓志铭、祭文、墓铭、哀词、赋等，志列入《安庆志》引、表、列传、后序与《秦安志》志、列传小计91篇，诸文合计389篇。其诗文导源六绎，肆认秦汉，擅于谋篇、炼句、炼字，且众体兼备，无所不赅，名篇佳章，俯拾皆是。美不胜收。其《雍音序》、《春秋本义序》、《甘肃志序》皆能明学术之源流，正本清源，高度概括，有功后学；其《祭兄子湮文》，《祭兄子湮文》荡气回肠，一唱三叹，为至情之文，可与韩愈《书张中亟传后》、《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相媲美；其写景则宏伟瑰奇，大气磅礴，并擅长碑文与墓志铭。　　胡缵宗现存诗千首以上，其诗歌古风、律、绝诸体皆擅，按内容可分为社会、山水等类，以社会、山水为重。社会诗散见其诗歌创作各个时期，反映正德、嘉靖年间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社会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均很高。其《拟古杂诗七首》、《偶成马东》、《东阿道上》、《白龙吟》都是为民请命的血泪之作。山水诗在《鸟鼠山人集》中质优而量多，尤其是巴蜀、江南诸作，足可代表明代山水诗的最高成就，代表作品有《次中岩四首》、《登金陵观音阁》、《寄题叠嶂楼》、《登塔》、《登天柱阁、三首》、《可泉歌》等，兼有北诗之豪放与南诗之灵秀，在风格上形成了多样化的统一。其《登天柱阁》诗被收入《明诗别裁集》中，《可泉歌》与《漫兴》八首被推为《鸟鼠山人集》中双璧。　　胡缵宗著作《近取编》，“以救宗金溪者之蔽”。按金溪在今江西省，为宋代陆九渊家乡，至明代有员悌宏扬象山学说，是为象山学派。胡缵宗晚年著《愿学编》，心性益定而认识益确，学究天人之际，综合丰家学说，学理贯通，而成一家之言，上承宋代张载唯物主义系统，下启明末思想家王船山之学，其境界广阔，其气象宏伟，其学理精一一贯，其识见卓然不群，盖无愧于一代哲人云。　　胡缵宗一生编著方志七种，其主要见解都收入《鸟鼠山人集》中。关于方志性质，明确坚持地方志即地方史的主张。《安庆郡乘引》言：“今之志，古之史也。”按方志属性历有争议，有地理、历史二说。至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议》，方志成专门学问，“志属信史”遂成不刊之论。盖章学诚方志理论之与胡缵宗方志理论，有源流之别，胡缵宗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者，其方志理论流行于当时，影响于后世，具有创见性和先进性。　　胡缵宗书名早著，形成自己刚健遒劲、酣畅淋漓的书风。存世作品有今山东曲阜孔庙“金声玉振”巨匾，(图3)山东济南趵突泉“第一泉”石牌，江苏镇江摩崖石刻“海不扬波”，甘肃省天水市伏羲庙题额“与天地准”，秦安县兴国寺题额“般若”二字。胡氏后裔尚收藏有《早朝诗》四首木刻等，均骨体遒劲，风神清逸，力能扛鼎。《早朝诗》已刻于兰州白塔山碑林。　　胡缵宗主要学术成就见于《鸟鼠山人集》中，在经学、哲学、古文、诗歌、方志、书法等诸多方面均可名家，是一代通才，是全方位的文化巨人。

这篇制文里提到了“蛇矛” 宋本：丞相伯颜祖考封谥制元宰立功，懋赞千年之运；大廷敷号，绍开奕世之封。溯流穷源，积善必庆。故中书右丞相伯颜祖考故千夫长阿剌，沉毅而强力，忠勤而小心。从役忽禅，奋蛇矛而深入；扈征蜀道，裹马革以长终。贤劳素著于生平，阴骘益隆于身后。天开神圣，辟中土而大同；地隔江淮，独东南之未下。乃生孙子，一我寰区。肆加命数之隆，用极褒崇之典。位既登于师傅，秩并进于阶勋。胙土分茅，易名节惠。于以举公朝之宪度，于以严私室之烝尝。于戏！王父抱孙，事业诞扬于阀阅；天子建德，恩光永贲于幽潜。尚其有灵，服之无斁。可赠推诚佐理翊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淮安王，谥武康。《元文类》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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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佛教史研究的典范——读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史》圣凯【参考文献】 [1]　有关日本中国佛教史研究情况，请参考镰田茂雄《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圣凯译，《法音》2000年第2期。 [2]　《西巡盛典》卷二。 -------------------------------------------------------------------------------- 近年来，区域研究的兴起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一般认为这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战后历史学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下层社会历史的学术潮流的一种表现。在这种学术研究的背景下，国家或王朝的历史不再被视为历史学研究唯一的主题，历史学家更多的是以较小地区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能够更细致和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普通人的活动及社会表现。历史过程的单位从“国家”、•民族”转换为某个地区，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地域史的研究取向不仅要发现地方历史中不同于“国家”或“民族”历史的某种独特性，更期望从地方研究中发展起一套新的历史研究的话语，取代基于“国家”文化霸权的话语系统，建立新的历史范式和历史解释体系。这种学术转向在最近的佛教史研究中具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区域佛教研究的兴起，充分反映了这一学术思潮。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史研究，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可以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方面。从整体水平来说，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影响。[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佛教史著作，不外乎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吕激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最重要的是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三卷本、杜继文先生主编的《佛教史》等。但是，一系列区域佛教研究著作的出版，如《五台山佛教史》、《浙江佛教史》、《湖南佛教史》、《江西佛教史》、《云南佛教史》、《贵州佛教史》等，改变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状，也提升了中国学术界的佛教史研究水平和国际地位。区域佛教研究既继承了中国历史学中舆地方志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现有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突出表现在断代史与区域佛教的有机结合。同时，大量考古、文物、地方志等地方文献的运用，使佛教史研究趋向于细致、精确，丰富了人们对中国佛教历史进程的地方性细节的了解，更可以补充甚至修正所谓的通史研究中所获得的历史知识。区域佛教研究揭示了佛教在不同地域流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地方特色”，为人们理解中国佛教在一个时代和一定的地域空间中呈现出来的社会面相和人文精神，提供了有力的参照系。同时，区域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贯通与互动，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传统中国，国家对地方社会有很强的渗透，地方社会与国家不但是彼此互动的范畴，也没有绝对的分界，国家的存在和国家行为本来就是地方社会及其历史过程的一个基本要素，而地方历史也必然是国家建构过程的基本动力。所以，区域佛教的研究，除了发现和抽象所谓的“地方特色”，必须重视区域佛教的流动性与整体中国佛教的“共性”。因为，历史的主体是人，而不是所谓的地域单位；区域佛教的主体是佛教信仰者，包括那些高僧、居士、文人等，他们的历史活动构成区域佛教的内容。人总是最活跃的因素，区域的界限总是相对的，因此，区域佛教研究应该以研究佛教信仰者的活动、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为中心。只有同时把握“整体”的中国佛教与“局部”的区域佛教，抓住二者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同时能够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完美境界。崔正森先生的新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项目——《五台山佛教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71万字）就是区域佛教研究的典范。中国的区域佛教除了以不同省份为特点，但是最能表现地方特色的应该是中国的“名山佛教”。“名山佛教”不但具有特有的区域色彩，更因其独特的信仰体系，而形成丰富多彩的信仰文化。在众多的佛教名山中，五台山无疑具有重要位置。但是，曾因日本学者小野胜年出版了《五台山》一书，在日本学界掀起了一股五台山热。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五台山研究的学术成果逐渐取得优势，五台山研究会为这方面的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多年来，崔正森先生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五台山佛教文化的重要研究资料，并撰写了一系列专题性著作和论文，在此基础上耗时十五载撰成的《五台山佛教史》一书，可谓开荒之作。

辽宁蒙古族风采前言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辽宁省内的蒙古族人口仅次于内蒙古自治区，现有67万人口。明末清初，蒙古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和科尔沁部的一部分，自蒙古草原逐步南下，最后定居于辽宁。清王朝定鼎北京后，一些八旗蒙古兵丁、巴尔虎蒙古兵丁和他们的眷属因防务派往辽宁。上述蒙古各部、八旗蒙古、巴尔虎蒙古的后裔构成了辽宁蒙古族的主要部分。辽宁蒙古族主要分布于朝阳市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县、建平县、凌源县、北票县，阜新市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彰武县。清代，辽宁境内蒙古族的阶级等级分明。统治阶级是蒙古封建王公贵族，被统治阶级分为平民阶层、属下阶层和奴隶(家奴)阶层。满族统治者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统治蒙古族人民。对蒙古族地区的汉族，设置厅、县机构进行统治。属卓索图盟的喀喇沁左、中、右旗，土默特左、右翼旗，属哲里本盟的科尔沁左翼前、后旗，以及清皇家的“苏鲁克”牧场(即养息牧“三陵”牧场)，均在辽宁境内。蒙古族是一个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创造了大量民歌、民谣和民间传说；音乐舞蹈优美动人，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色彩，同时，培育和造就了尹湛纳希、恩格特古斯、罗卜桑却丹等一代名人，由于信仰喇嘛教，寺庙林立，因而与建立寺庙相关的雕塑、绘画、石刻等艺术有过辉煌的成果。在医药事业方面，辽宁的蒙医蒙药独具特点，饮誉中外。在传统体育活动中，赛马、摔跤、射箭等项目代代相传，尤其那达慕大会不仅是对丰年的祝贺，更是蒙古族人民健身娱乐的大展示和相互交往的盛会。在风俗习惯方面，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吸收了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个别风俗习惯，但仍保持着传统的民族风格。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治上完全获得了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经济、文化有了长足发展。政治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辽宁蒙古族地区建立了两个自治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23个蒙古族乡、镇和联合乡镇。同时，享有对国家大事的参政议政权利。在经济上，辽宁蒙古族一改旧社会的落后状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工业、商业、金融等方面步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有的地方接近小康水平。在文化上，辽宁蒙古族继承和发扬了民族传统，整理和挖掘了大量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完成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音乐集成》、《中国民间舞蹈集成》的辽宁蒙古族部分，并有新的文化艺术创作。蒙古族地区的广播、电视、电影、蒙古剧、蒙文书报出版等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民族教育方面，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师范教育、成人教育形成了体系，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逐年增加。辽宁蒙古族的精神生活不断充实，民族素质不断提高。民族来源辽宁省蒙古族来源于多个蒙古部落。明代前期，有兀良哈部(即朵颜、泰宁、福余三卫蒙古人)。明末清初，喀喇沁部蒙古人、土默特都(含蒙郭勒津部)蒙古人、科尔沁部蒙古人先后游牧、驻牧辽宁境内。清前期，一些察哈尔部蒙古人、巴尔虎部蒙古人，八旗蒙古人进入并定居。这些蒙古人的后裔，主要分布、聚居在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市及昌图、康平、法库等县。（一）、族称来源蒙古族在尚未形成、统一使用“蒙古”一名之前，其先人与中国古代北方东胡、鲜卑、契丹、室韦等就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蒙古”为民族自称，隋唐时期的蒙兀(蒙瓦)室韦是蒙古族的先世。蒙兀室韦只是蒙古语族诸部中一个部的名称，为“室韦”二十余部之一。“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音译。蒙兀室韦游牧于望建河(额尔古纳河)南岸，后逐渐西迁至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上游的肯特山一带，发展繁衍为许多部，i2世纪末、i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部落统一了漠南、漠北的草原诸部。一个具有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以及、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共同特点的新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即蒙古民族形成了。“蒙古”一名，由一个部落名称演变为民族名称。

《宋代职官通考》与李之亮何锐《宋代职官通考》，确切地说是一轴长长的年表。这份涉及两宋三万官员的总年谱连起来有多长？无法计算。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是中外职官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年表巨制。在当今天下熙熙、人欲横流的时代，李之亮先生“躲进小楼”，甘于寂寞，毕二十年之功，撰成这部千万字的大作，其用心之高古淳厚，用力之勤奋艰辛，令人感佩。 1988年，因编辑《续博物志》点校本，得与李先生相识，虽然只是信函上交往，那时，在郑州大学任教的李先生寓所似乎还没有电话。《续博物志》是宋人李石的一部博物类杂著，仿晋人张华《博物志》体例，记载山川人物、草木鱼虫、异文俗说之类。书稿从前言、正文、校勘文字、附录等全以工笔楷书写就。工整秀丽、一笔不苟的宋体字让人过目不忘。这当是一位认真仔细、学问功底扎实的作者。细审文稿，果然断句准确，校勘精湛，其引证广博，校语简洁中的。数年前我还在成都负笈求学时，常聆先师屈守元先生教诲：识文断句，校勘笺注，乃古籍整理登堂入室的必由之阶。我断定，有幸结识了一位好作者，好朋友。 1992年，我在郑州大学见到这位心仪多年的朋友。我们在李先生的寓所里欣然谈起这部名为《宋代职官通考》的宏大选题。书房不大，但满屋满架竟充填了数十万张工楷抄就的卡片，全是这位老兄近十年来专为“职官”所备录。我为之动容，眼热心跳，也感到放心。不光是学术水准文化积累方面，我还明白它是一项泽惠学林的宋学研究基础工程。通俗地说，它将是一部宋代文史哲研究的资料、工具书。回社后赓即申报了选题。这以后许多年，一直和李先生研讨修订有关本选题的方方面面，其间还由我编辑出版了他校笺的《安阳集编年笺注》及《王荆公诗注补笺》，都是关涉两宋文化的百万字以上学术专著——直到2000年，“职官”的第一部分《宋代郡守通考》齐清定稿交来。我们立即着手编辑、发稿、校对、印刷。2001年7月，本书出齐，洋洋10册，340万字。学界好评如潮，翌年即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6月，《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出版，180万字，精装三册；11月，《宋代京朝官通考》付印，12月出版，340万字，精装五册。列出数字是枯燥的，三书内容也谈不上赏心悦目，甚至可以说相当艰涩单调。然而，有用的文字载录并非都是有趣的。一部人力物力投入如此巨大的年谱之作有多大功用，比之史家前贤年表类撰著又有多少特别之处？凡涉足宋学的人，大都会感到这一王朝的职官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而研究宋朝的历史、文学以及方方面面的宋代文化，职官又是个绕不开的路障。尽管学者们都知道著书立说时在这方面要格外小心，但翻看相关的作品，其中仍不乏与宋朝官制大相乖违的例证。比如研究岳飞，有的学者见到史籍中记载岳飞曾任“清远军节度使”，便以为是个实职。翻阅相关资料，我们发现，清远在南朝梁时为清远郡，治今广东省清远县；宋代初年有清远军，治于今甘肃省灵武县，真宗咸平四年陷入西夏。其实南朝时的清远郡并非节度州，而宋代的清远军也只是一个“同下州”的区划，不可能成为节度州。岳飞既没有到过广东，也没有到过甘肃。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宋代的节度使只是“遥领”之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荣誉职，他真正的职务是荆襄制置使。还有某些总集或选集中的作者小传，往往虚职与实职并说，比如《全宋文》中魏某小传说：“淳化四年六月，以右谏议大夫知给事中事，九月为左谏议大夫。咸平三年正月为御史中丞，六年五月，以刑部侍郎责授卫尉卿。景德四年五月为工部侍郎。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任礼部侍郎。”（巴蜀书社《全宋文》第四册89页）乍一看来，魏某其人一生屡迁屡降，多次任职。实则这段文字中的右谏议大夫、左谏议大夫、刑部侍郎、工部侍郎、礼部侍郎等在元丰改制前都是文臣迁转的阶级之名，并不实任其职，唯御史中丞为御史台最高长官，为实职，但又不知“咸平三年为御史中丞”一句本于何书。此类简介，很难给人一个清晰的认识。究其原因，也还是由于对宋代官制缺乏了解。《宋代职官通考》既出，为宋学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学者们便多了一种查证史实、人物行止履历的工具书。兹就以下三个方面对该著略作述评。

不做怎麽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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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古代地方文献概述泰安市情网泰安古代地方文献著述，自汉至宋数量不多，由于年代久远，兵燹战乱，大多已漫灭失传。目前所知最早的泰安文献著述当为《泰山记》，但早已失传，今仅能从《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所载的一些片断窥其一斑。该书一般认为出自东汉末年的泰山太守应劭之手。魏晋时期羊祜的《羊祜集》，全书散亡，所余篇什如《改平阳为新泰表》残文，仍不失为珍贵的地方文献史料。迨至北宋中期，泰山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石介，其《徂徕集》完整流传至今，成为现存最早的泰安文献；而出自北宋晚期刘跂之手的《秦篆谱》，是考订泰山秦刻石的专著，除书序以外，亦早已散亡。元代初期，出现了刘祁编撰的《泰山雅咏》，全书已佚，《永乐大典》征引著录了其中部分作品。同时见于《永乐大典》著录的泰安佚书还有《泰安志》，应是目前检索到的最早的泰安地方志书。明代以降，泰安地方文献著述得以迅速发展，其中以地方史志蔚为大观。明廷多次下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形成“今天下自国史外，郡县莫不有志”的局面，由此，明代泰安地方志的编纂渐次增多。本书著录泰安州县志十一种，其中，州志五种（《泰安州志》两修一补，《东平州志》两修）；志六种《新泰县志》三修，《肥城县志》一修，《宁阳县志》两修）。但因旧社会动荡，加上清代肆意禁毁，不少明修志书都已失传，而今存世的只有五种，尚多残缺不全，其中弘治元年（1488）泰安知州胡瑄纂修的《泰安州志》是现存最早的山东省州县志之一。泰山作为朝廷封禅祭祀和百姓朝拜的圣山，其专门的记述大量涌现，先后有十几种泰山史志类文献行世，其中，汪子卿的《泰山志》、袁禾仓的《泰山玉集》、查志隆的《岱史》、宋焘的《泰山纪事》、萧协中的《泰山小史》对后世影响较大。同时还出现了以图版记录泰山的文献新品种《岱宗图说》。除史志文献著述外,还有一些内容多于泰安地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社会变迁相关涉的诗文杂著行世，如仲言永《寓岱稿》、宋焘《青岩居草》等。与明代相比,清代的泰安文献著述更加丰富,而地方志书仍然是其中大宗。清代是中国方志编纂与研究的极盛时期，清廷对修志极为重视,不断诏令各省纂修志书,如雍正时曾诏谕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对地方志书编纂促进甚大。这一时期,泰安地区的方志不但数量上超出明代二倍,而且体例日臻完备,内容愈加丰富,品种亦有新的增加,总体质量明显提高。本书著录清代泰安方志三十种(含续修)，其中《泰安府志》一种、州志七种(泰安两修、东平五修)、县志十七种(泰安三修、新泰五修、肥城三修、宁阳六修)、乡土志五种(泰安、新泰、肥城、宁阳、东平各一修)。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乾隆二十五年(1760)创修的《泰安府志》及《泰安县志》、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宁阳县志》、咸丰二年(1852)的《宁阳县志》、道光年间的《东平州志》。在体例完备的传统方志之外,光绪年间各县推行新政,又奉诏纂修乡土志,旨在对学生进行爱乡爱国教育。乡土志在规模上如同县志的缩编本,体例统一,文字简括，内容多记各地经济状况,有些内容亦可补县志之缺载。泰山史志在地方志中仍然独树一帜,其中以聂剑光的《泰山道里记》、唐仲冕《岱览》、金棨的《泰山志》最负盛名。此外,专记泰山某一领域的文献著述,清代也有很多佳作。孙星衍《泰山石刻记》著录泰山历代碑刻数百处,林杭学《泰山辑瑞集》录泰山诗文百十篇。它如《泰山纪胜》、《近游草》、《泰山图说》、《岱宗大观》、《泰山集》等,记述游岱经历,或诗或文,具有较高的文史价值。清代泰山文献著述,不但研究的层次不断深入,学术水准明显提高,而且品种更加多样化。刘氏所编摄影画册《泰山》,便是文献资料新的载体形式。特别应该提及的是,清代末期,西风东渐,近代中外文化交流逐渐展开,陆续出现一些外国学者研究泰山的专著,如德国蒂施佩(P.Tschepe)著《泰山及其宗教信仰》、法国沙畹(Edouard Chavannes) 《泰山祭礼》等。其中1910年于法国巴黎出版的沙畹著《泰山祭礼》,对泰山宗教文化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探讨,尤见功力,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好。 1 紫山兄，近日安泰否？ …… 作者：吴越小蛮封 2007-1-26 15:10 　回复此发言删除 -------------------------------------------------------------------------------- 2 回复：紫山兄，近日安泰否？紫山兄不知又往何处云游去了作者：吴越小蛮封 2007-1-27 11:24 　回复此发言删除

没人？

压岁钱的故事转 “昨夜新收压岁钱，板方一百压枕边”。“压岁钱”是沿袭长久的民俗文化遗存。中国民间有以“钱”为道具的人生礼仪，如初生洗儿钱，周岁外家送彩钱金银钱，婚礼抛喜钱、开门钱、撒帐钱，丧葬落气钱、望山钱、口含钱、洗阱钱等；又有以“钱”为道具的岁时风俗，如元日贴五色纸钱，二月二引钱龙，寒食清明纸钱致祭，以及七夕钱、压岁钱等。这些民俗事象，都反映“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神奇性格。正当除夜元春盛行“压岁钱”时节，我们不妨回顾“压岁钱”故事，考察有关的社会文化现象。　　清人潘荣升《帝京岁时纪胜》中《十二月·岁暮杂务》一节，说到合家团拜，更尽分岁，“散黄钱金银锞锭”的除夕礼俗。娄子匡编《新年风俗志》也记述了越中民间新年儿童拜岁风习：“这是辈分较小的向着生存着的辈分较大的年长的人拜新的礼节。幼者要跪下叩头三响，长者只须俯首揽臂道好，不过客气一点的长辈，他就跟着跪下，还要送红纸小包的拜钱几角或几元，叫小辈去自买玩具或食物。” 　　这种所谓“拜钱”，通常一般称为“压岁钱”。“压岁钱”是沿袭长久的民俗文化遗存。清人顾禄《清嘉录》卷一二引陈迦陵《岁寒词》小序云：“且充压岁之钱。”又王茨檐诗：“不惜金钱分压岁。”张轶青《压岁钱》诗也有“用镇将除夜”及“回环朱缕结”句。又郭濒伽《淮阴岁除·咏压岁钱》诗写道：“红索青铜贯。”又引蔡铁翁诗：“铮铮排户投琼响，半掷床头压岁钱。”上海竹枝词中也可以看到有关压岁钱的文字。如映雪老人《除夕竹枝词》：“孩子相争压岁钱，红头绳结挂胸前。嘱他莫作顽皮事，明年须知大一年。”这些诗句，都是反映社会文化信息的民俗史料。　　儿童的“喜钱” 　　压岁钱，是中国民间普遍盛行的礼俗现象。《谈征·事部》“压岁钱”条写道，除夕这一风俗，最初不知始于何时，陈其年《岁寒词小序》已经有“且充压岁之钱，姑贮辞年之酒”的文句。《清嘉录》卷一二关于压岁钱写道，长者送给小儿，“以朱绳缀百钱，谓之‘压岁钱’。”作者又引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说，杭州风俗，儿童度岁，长者与以钱，贯用红，置之卧所，名为“压岁钱”。其诗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角枕自收藏。商量爆竹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又《俗语考原》“压岁钱”条说，民间旧俗，除夕之夜，各家有小儿女者，用盘盒一类杂盛果品食物，互相馈赠，称作“压岁盘”。并以为这是宋时除夕内司意思局进呈精巧消夜果子盒制度之“遗意”。《梦粱录》卷六《除夜》曾经说到宋代除夕这一惯例，所进呈的什锦礼品盒因以果品为主，所以称作“果子盒”。认为这种很可能主要是以儿童为对象的“果子盒”是“压岁盘”之先声，而后又演变为“压岁钱”的意见，是有参考价值的。唐人徐夤诗作《病中春日即事寄主人尚书二首》中，有“腊内送将三折股，岁阴分与五铢钱”句，其中所谓岁阴分钱事，或许也与“压岁钱”民俗现象的原始形态有一定关系。　　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压岁钱”条写道，用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称作“压岁钱”。而尊长赐予小儿者，也称作“压岁钱”。民国十一年《杭州府志》引《江乡节物诗题注》也说，儿童过年，长者给以钱，用红绳贯系，放置在睡卧之处，叫做“压岁钱”。周作人《儿童杂事诗》关于“新年”的内容中，专有一首描述“压岁钱”：“昨夜新收压岁钱，板方一百压枕边。大街玩具商量买，先买金鱼三脚蟾。”作者自注：“大钱方整者名曰‘板方。金鱼等皆用火漆所制，一枚值钱三四文。”儿童用“新收压岁钱”“去自买玩具或食物”的情形，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耍货》中也有回忆文字：“倘若这是正月的前三天，再往东走去，可以在轩亭口至大善寺的路上发见一两摊做火漆货的。我还记得，青蛙六文，金鱼八文，三脚蟾十二文，果品大约是四文均一罢，至于摸鱼的老渔翁，白须赤背，则要二十四文，要占去我普通所有压岁钱四分之一，不敢轻易问鼎了。”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分岁》中又写道：“压岁钱大概即是对于小辈辞岁的酬劳，但并不普遍，给的只是祖父和父母，最大数目不过是板方大钱一百文而已。”

辽西大汉。

《中国史学史》序蒙默然本稿实为未竟之作，虽其大体已备，而其小部则有目无书，故整理之际，存其全目俾便读者得以窥其全豹，并选录先生他文之相干涉者附于后，略作补。如《汉以后关古之著作》，原为另稿《先秦史学史》末章，所论为谯周、司马彪、皇甫谧、司马贞、刘知几之古史学说，司马彪、皇甫谧固王肃之徒，而肃为南学之宗，谯周则宗郑玄，而玄实北学所主，是此篇之旨略与第二章所缺《南学、北学与古史学》节相符，故迳取之以代此节。《〈采石瓜洲毙亮记〉看宋代野史中的新闻》一文，并论与《毙亮记》同类之《顺昌战胜破贼录》、《保蜀功勤录》等书，文中且迳称《毙亮记“就是宋人叫的史底”，则此篇宜即第三章所缺《史底》节之部分内容。《跋华阳张君〈水心研究〉》，略言自吕祖谦、水心以下及于明之王祎、宋濂、方孝孺之传承及其论学之大旨，且言“此所谓金华文献之传也”。是亦可以略补第三章所缺《金华文献之传》一节；《北宋变法论稿》中之《北宋变法之史料问题》节，于宋实录、国史、会计录、会要之纂修及元修宋、辽、金三史问题皆有论述，是亦可以略补第三章所缺《三派末流与官修宋、辽、金、元各史》一节；《中国历代农产量之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中有《正始学术》、《大学术》、《嘉靖学术》三节，亦皆可以补第二章《魏晋之学术与史学》节、第三章《天宝后之文、哲学与史学》节及第四章《正、嘉靖以后之学术与史学》节之缺略。他之如《〈天问本事〉序》、《〈宋略〉存〈建康实录〉考》、《评〈学史散篇〉》、《致柳翼谋（诒征先生书》、《〈宋史〉叙言》、《跋〈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馆藏嘉靖汪刻〈文心雕龙〉校记书后》诸篇，其所议论亦皆与史学史有关，故亦并附录。是先君关于中国历代史学之论说皆已略备于此册，而《中国史学史》一稿缺略未之遗憾，亦可以稍补其百之一二焉。为存原貌，先君个别习惯用字，整理之时未加改动。

我想念你们

孔明陷害他了？？？

平遥古城或许，在当年此处也是“远芳侵古道，青翠接荒城”的景象。在文献的记载中寻访古代的遗踪，将人带入一种更为深沉的意境。　　《平遥县志》记载，平遥为上古时期的“陶唐遗墟”，中华民族父系氏族社会后期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领袖尧，即封地于此。因此，平遥在秦汉以前，被称为“古陶”。据此推断，平遥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迄今4000多年以前。凭吊古城墙　　平遥古城墙的历史，比该地作为县治所在的历史，更为久远。据史料记载，周宣王为抵御西周北部其他民族的侵扰，曾派大将尹吉甫北伐，驻军陶地，并筑城于现址之上。平遥古城墙的出现，据今已有2800年左右的历史。　　明朝初叶，为加强平遥县城的军事防卫，从1370年开始，又将西周故城加以扩建，使平遥古城初步具备了今天所见砖石城墙的规模。此后明清两代的500年之中，又对该城墙整治修葺26次，但明初所建规模及样式，基本未有大的变动。到现在，这座雄浑威武的古代城墙，在战火烽烟和风雨侵蚀中，已岿然矗立了600余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冷兵器时代的刀光剑影、烽火狼烟，早已淡化了历史的烟云，高峻坚实的城墙，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防御功能。然而，这座满载历史伤痕的老城墙，却依然庄重地向后人诉说着千百年来悠悠岁月中，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王朝更替和世事兴废。　　A 古代刀枪林立、战旗飘动、号角声声的城头，如今却变成了游人行旅凭吊古迹的登高点。确实是世事更替，高岸陵谷，沧海桑田。 B 关帝庙象征着威武、英勇和忠诚。作为古城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古代对将士进行战事动员的重要场所。　　C “敌楼如峰多矗立”，由此可以看出此段城墙的险峻和重要。　　D 或许，在当年此处也是“远芳侵古道，青翠接荒城”的景象。在文献的记载中寻访古代的遗踪，将人带入一种更为深沉的意境。－－－－－－－－－－－－－－－－－－－　　古陶在春秋时属晋国，战国时属赵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分封而设郡县，古陶便被置为县治所在，并改名为“平陶”。北魏初建，为避太武帝拓拔焘名讳，又将平陶更名为“平遥”。由秦至今，平遥一地的名称，尽管有所变动，但该地作为县治所在，却一直延续未变。这样平遥古城作为中华民族漫漫历史长河中最早设置的县城之一，至今已存在了2200余年。北方古民居平遥古城，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中，逐渐发展成一座众生芸芸的繁华县城。城池中居住着的官宦世族、士农工商等，纷纷盖房筑院，营造着属于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空间。虽然历经岁月和风雨的不断侵蚀，但平遥城池内的现存古民居建筑，仍有3800处之多。现有的这些古民居，大多数为明清两代所建，但其中个别旧宅古院，建筑历史已有600余年之久，属目前国内较为少见的元代民居建筑。同时，平遥古城内现存的古宅旧院，因主人的身份地位、嗜好追求、财力物力以及建造年代的差别等，无论从规模档次，还是风格形式上，都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特点。这里既有官宦宅邸的威风，也有大户人家的豪阔，还有小康家庭的谨严，但也有下层居民的简朴甚至寒酸，这就是历史之中的现实，也是这现实存在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穿过这些砖石砌就的“时间隧道”，人们能够返回昨天，走进历史。在夕阳斜晖、乳燕纷飞的暮色中，面对平遥古城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凭吊历史遗物的感伤和感慨。这些砖木斑驳的古老民居，浸透着历史变迁和人事兴衰的沧桑，是中华民族传统社会和传统文明的一份难得的见证和珍贵的说明。　　A 在中国古代，院门就是主人身份和地位的一种象征，因此也就在了门第的区分。这不同的院门之上，凝结的是一种内涵丰富复杂的传统文化，而不仅是古代的建筑与工艺。 B 幽深的庭院中，至今铭刻着房屋故主昔日的显赫和荣光；古朴的旧居里，永恒的住户是那已经逝去的历史。

程文海：忠武侯祠亭记楚有材，尚矣。至于丞相忠武侯，遂为古今冠冕，南阳书院所以名所以祀者。书院成六十年而敝，部使者广平程某来新之，内外完好，祠亦补旧而加饰焉。行省都事冠氏杨君处恭，又即祠前筑台为屋。江夏尹滑台赵君仁协谋并力，于是亟成，翼然华邃。其高山景行之意，盖眷眷也。夫孔明不可作矣，观其崎岖一隅，所就不酬所愿。自太平之时之臣观之，曾何足芥其襟府？而君辈神交意悟，有为平原执鞭之想，有志事功之士固非流俗所能并哉。虽然，尝试言之。使孔明生当建武中元，事固未易可知。使玄德顾不至三，其亦终于躬耕而已。盖古之君子未尝无志于天下，然亦不以所遇而制吾身之重轻，此孔明所以不可及已。既与南阳耆旧慨叹之余，因俾刻之石，使学者知所勉，且无忘杨君之美赵君之勤。大德七年某月某日记。全元文第16册第256页至257页

黄溍与宁海情缘薛家栓　　我县明代大儒方孝孺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是翰林学士宋濂的最得意门生。宋濂对他的奖评是“才器之奇，加以少年，吾且畏也。”在宋濂的教诲下，加上自身的刻苦勤奋，方孝孺的学问“日有异而月不同”，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他的道德文章为后人引为楷模，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页。然而宋濂的学问和修养曾得到元代一位著名的学者、诗文家黄溍的传授和熏陶，亦是黄溍的高足。《明史·宋濂传》：“……初从吴莱学古文词，又游于柳贯、黄溍之门”，虽后来才学“二人皆逊于濂”，然毕竟与黄溍有师生之谊。论资排辈算来，方孝孺该是黄溍的徒孙了。而凑巧的是，家在义乌的黄溍刚出任就来到宁海任职，还是一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尽管方孝孺是他去世的那一年出生，但方的秉性和才气竟与黄溍十分相似，是宁海的山川灵气哺育之故，抑是二人本来就有“心有灵犀一点通”，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黄溍（１２７７－１３５７），字晋卿，元延佑二年（１３１５）进士。至治元年（１３２１）任宁海县丞，为知县副职，协助知县办理粮务、捕盗、军防、河工等事务。他一到宁海，就被山陬海隅的小城所吸引，淳朴的民风和秀丽的景色以为自己来到了神仙居住的桃源世界。他的诗《初到宁海》就是这样描述的：“地至东南尽，城孤邑屡迁。行山云作路，垒石海为田。蜃炭村村白，棕林树树圆。桃源名更美，何处有神仙。”宁海古名桃源，所以在他的心中，除此地方，世上再也没有神仙居地了。表现了一种对宁海情有独钟的缘分。　　正因为黄溍爱宁海，所以他任职以来，尽心尽职，秉公执法，不畏强暴，平冤狱，扬正气，办事雷厉风行又细致谨慎。《光绪县志·宦绩传》载有好几个事例，一是依法惩处盐霸。宁海濒海，以产盐著称。食盐是朝廷专控物资，设有盐运漕司，不属地方管理。因盐致富的地头蛇有恃无恐，无视当地政府，欺压沿海的农民渔户，骄横一地。知县怕得罪有司，又名正言顺非辖管范围，于是不闻不问任其肆无忌惮，沿海百姓苦不堪言。黄溍到任后，坚持按国法行事，该抓的抓，该杀的杀。知县心中还有余悸，他却依然如故，终于把盐霸的气焰打下来，沿海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二是办案实事求是，敢于甄别错案。如有一案例：一乡民后妻与僧通奸，毒死该乡民，其妻反诬是其前妻之子所为，屈打成招，已定死罪，只待秋后处决。黄溍展卷后觉有多处疑问，就乔装私访，多方调查取证后知是冤案，就予以平反，并将该村妇及淫僧处以极刑。另一案是查贩私盐，朝廷派兵抓了一批村民，其中有无辜者，黄溍逐个重新核实，免死者竟有３０多人！正因为他能坚持正义，爱憎分明，深得百姓拥护，口碑极佳。　　黄溍在宁海任职三年期满后，历任翰林应举转国子博士，出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又授翰林直学士兼筵官。在朝时往往是一人挺立，无所依附，史称清风亮节，纤尘不染。朝廷封中奉大夫，追谥“文献”。他学问渊博，治学严谨，著作甚富，后人结集为《日损斋稿》二十三卷，笔记一卷。

融会中西，通经致用．论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ZZ 清道光之后，学界涌动着一股反思汉学、回归宋学的潮流。其时，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出版掀起了对汉学的“最激烈的反动”（胡适语），它实际上代表了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改弦易辙的士大夫的共同想法：将文明发展之注意力由汉转向宋的方向。如此完成了清代后期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性的变化。（王泛森，第5-6页）尽管永嘉学派主要活跃于南宋，因而很容易被近代归为所谓的 “宋学”，但对温州知识分子而言，复兴永嘉学主要的并不是向宋学传统的回归，而首先是振兴区域文化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以永嘉学派思想为文化资源，并在晚清学术语境和政治背景之下进行了实践和理论创新。其最终的成果是：在汉宋两大营垒之间，独树一帜；于中西文化碰撞之际，兼容并蓄，从而存续了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一、强国敬乡：复兴永嘉学的动力近代知识分子对永嘉学派的认知首先来自于清初的《宋元学案》。《宋元学案》所描述的永嘉学派，是曾经与朱、陆学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派。不幸的是，这一学派的传承最终在宋元之际断裂了，300年后的《宋元学案》尽管给予永嘉学很多的肯定和赞誉，甚至对其失传流露出些许同情和遗憾，但是在编者（同时也是解释者）看来，永嘉学对当代的适用性是不值一提的，充其量仅能纠正朱学的某些流弊，这从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的许多论述中均可窥见。如明前期的黄溍认为叶适之学“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固勿与焉。”黄宗羲对此进行了辨正：“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所言不无过高，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闻，则亦堕于浮论。”（《宋元学案》卷五十四，第1794页）黄宗羲的这段话实乃对黄溍的一种反驳，其主旨是认为，叶适非但不是一般的文士，而且对纠正“后儒”的流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黄宗羲也认为，叶适犯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因此，黄宗羲尽管没有明言，其实却默认了永嘉学派仍然是程学一脉，这一点在拿陈亮与永嘉学派进行比较时更加明显。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是时陈同父亮又崛起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宋元学案》卷五十六，第1832页）全祖望也认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宋元学案》卷五十二，第1830页）全祖望评价薛季宣之学：“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然观艮斋以参前倚衡言持敬，则大本未尝不整然。”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第1690页）所谓“大本未尝不整然”，仍然是讲薛季宣之学中事功的成分与程学的内核是相应的，未致决裂，故谓之“整然”。而到了明代中叶，产生了更为“新尖”的王学，因此对清初士人而言，也许通过和会朱、王之学，就可让儒学的内圣获得形式上的圆融，至于外王一路，只不过是内圣的扩充而已。因此，从《宋元学案》编者的立场出发，清初士人对永嘉学的兴趣基本上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清代中叶，温州文化日益陷入颓势：“自元明都燕，取士法陋，温复荒僻，至皇朝荒益甚。阮公元督浙学，悯温之荒，殷殷诱焉而不能破。”（《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宋恕集》第325页）从道光年间开始，以孙希旦、孙铿鸣、孙依言、宋恕、陈虬、陈黻宸等人为代表，温州知识分子开始从学术资源的枯竭来思考区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这对温州地区而言可能意味着区域文化的重光。孙希旦认为：“盖吾乡儒术之兴，虽肇于东山、浮沚，而能卓然自成为永嘉之学，以鼎立于新安、东阳间，虽百世后不能强为轩轾者，必推之乾、熙诸儒。至叶文修、陈潜室师事朱子以传新安之学，元儒史伯睿实其绪余，以迄于明之黄文简淮、张吉士文选，而项参政乔、王副使叔果，当姚江方火之时，不能无杂于陆学，而永嘉先生之风微矣！” （《礼记集解》第7页）所谓“永嘉先生之风微矣”，并不是说永嘉地区从此无学，而是说失去了有地域特色的学术资源，至乾嘉时代，永嘉地区的文化传统已经被主流学统所嫁接，其学只是主流学统的支脉。当然，南宋永嘉学派从一开始也是程学南传的一支，但是发展到陈傅良、叶适时代时，永嘉学派已经与温州当地文化小传统相结合。（参见何俊）从提高区域文化地位的目的出发，复兴永嘉地区特有的永嘉学派是本地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清末黄群将他编刊的一部永嘉地方文献丛书命名为“敬乡楼丛书”，正式表明，整理地方文献、复兴区域文化传统，是“敬乡”的具体行动。

为何说干文传的《雁门集序》是伪作呢？兄可否为我讲讲啊

干文传与缪燧舟山政协文史委　　在我们舟山，历代所建祀奉文武官员的祠庙，多达３０余处，本文介绍的是供祠两位文官而且至今还有遗迹或遗址可考的祠庙——干大圣庙与缪公生祠。　　现存干大圣庙位于定海人民北路１６号(８０年代设置的老门牌号)。庙初建于明永乐初年，清初毁于战乱。现存庙宇为清道光四年(１８２４年)重建，占地约４００平方米，后殿正殿)原祠元昌国州同知干文传像。正殿前正中为戏台，戏台连接前殿，东西两厢皆有厢房和廊庑，与正殿和戏台构成“天井”。戏台左右为东西两门。旧时，每年春秋两祀。１９５０年舟山解放后，庙改作驻军服务社，使用至今。　　干文传，字寿道，江苏平江人。元延二年(１３１５年)进士，延四年(1317年)起任昌国州同知，在任６载，得民心的事主要有二：一是修复翁州书院，振兴教育事业；二是减轻民众负担，当时盐场官方倚仗转运司的势力，百般苛刻，逼得不少居民家破人亡。干文传莅任看到这种情况后，对同僚说：“我们奉天子命来这里治理百姓，难道可以看着老百姓的苦难不管吗？”于是，据实向上级反映，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上级采纳后，使群众减轻了负担，得到了实惠。据传，在他离任时，居民夹道挽留他不果，便在金塘柳行、紫微天童等地建庙纪念他。　　从干文传得到居民怀念来看，官位不在高，只要他为居民做了好事，又是个清官，人民就不会忘记他。　　缪公生祠位于明大学士张肯堂故居雪交亭故址，今舟山市成人教育中心所在地。祠系清康熙年间生员黄灏等人为知县缪燧创建的功德祠，建祠过程中，缪谦让不受，一定要创建者将它改为书院。黄灏等就以缪燧的号改建为蓉浦书院，并另建东厢房３间祀缪燧的牌位。　　缪公生祠的规模因早已塌废无考。但从改作蓉浦书院，清末又改为定海厅立高等小学堂来看，其规模不亚于人民北路的干大圣庙。从北大街通建国路的一条弄堂，就因位于缪公祠改建的蓉浦书院前而取名书院弄，可见书院的名气大于弄堂。　　缪燧，字雯曜，号蓉浦，江苏江阴人。清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年)以贡生先任山东沂水县令。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莅任定海知县，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逝世，在任二十二年。当时定海展复不久，百废待兴，缪燧不断调正展垦政策，吸引内陆居民来海山复垦，在境内兴学校、修水利、减赋役、捕海盗等等(对缪燧的政绩，新编《舟山市志》、《定海县志》均有传，笔者在《缪知县兴利除弊》一文中也有较详介绍，从略)，政绩显著。在旧时代，朝廷任用地方官的一条重要制度是三年一调任，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那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官污吏与当地群众矛盾的重要措施——当贪官们刚惹起群众反抗，上面就把他们调走了。

深沉的萨都剌转人们常以诗为写实的史，而以词为抒情的文。其实这样的划分是不尽合理的，诗和词均不以记实为旨。所以，即使是诗史也是诗化的史，而非直叙的史。因此，诗不能当作史来读。如果那样，就会限制诗的创作，减弱诗的艺术感染力。词也不能仅看作是抒情的文，因为其中的情也是以史为骨架，为历史背景的。因此，读词也须读出历史来，写词亦须有史实作基础。只有这样写出的诗词，才会反映历史的文化内涵，并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历史上的诗人中这方面做得好的不乏其人。而在金元时期，除去元好问外，当以萨都剌为最。　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约生于１２７２年，１３５５年去世。回族人。其祖父、父亲因功而镇守云、代。萨都剌生于代州，故他自称雁门人，他的诗集也名为《雁门集》。年轻时，家境没落，曾经商于吴楚。泰定四年（１３２７）中进士，曾任镇江录事、翰林文字等职，官至淮西江北道经历。晚年居武林，即今杭州。他一生多坎坷，喜游名山大川。其作品体材广泛，北国雄浑，江南秀色，都集于诗词作品之中。特别是那些怀古讽今、忧国忧民的作品，情真意切，叹咏深沉，更为人们所喜爱。　《百字令.登石头城》是这类作品中的名篇：“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无空物。指点六朝形胜地，唯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大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春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虽然没有具体写那一件历史事实，但是，读后让人能有深邃的历史时空感。石头城上，青山如壁，仍可想见当年的离宫凤辇。昔日繁华已经不再能见到，看见的只是松径落日，鬼火明灭。六朝的兴衰，人间的情怀，只有那秦淮河上的一片明月能够诉说清楚。秦淮一带史迹斑斑，而又繁华似锦。诗人久居金陵，深深沉没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曾多次写到这样的内容。如《满江红. 金陵怀古》：“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无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蛰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这一首词则更加使人悲凉。六代人物，雄居石头，而一旦毁败，则尽随流水逝去。往事愁云如织，故国秋草空陈。展眼望秦淮，依然水碧山青，并不因人事更替而废止。诗人能感觉到的，正是这世事代谢的无情规则。　萨都剌不仅在词中以深沉的笔调写了六朝历史的悲凉，而且在诗中也多次触及这方面的题材。《越台怀古》：“越王故国四周山，云气犹屯虎豹关。铜兽暗随秋露泣，海鸦多背夕阳还。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日暮鹧鸪啼更急，荒台丛竹雨斑斑”。越台，在福建省闽候县的冶山上，汉闽越王曾都于此。这首诗是诗人在福建任闽海兼访知事时写的。诗人登台眺望，一时多少史实尽涌心头，铜驼没于荒草，鹧鸪鸣于江晚，而眼前则荒台丛竹，暮雨斑斑，诗人郁抑不得志的心情，与之相照应，更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诗人的这种雄阔宏大的诗风，不同于南人秀丽柔弱，这是和他出生地的文化特色有关。代州，西周时属并州，春秋时为晋地，战国归赵，秦时为太原郡。秦时建县为广武，东汉时改属雁门郡。隋时为代州，至金元。历史上代州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杂居地，也是历史上的战略重镇，连年战争不已。萨都剌祖上为回人，著名将领。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养成了他这样的诗风，再加上他那长期与下层人民相连的生活经历，使他成为元代最杰出的少数民族诗人。元人干文传在《雁门集》序中称：“其豪放若天风海涛，鱼龙出没；险劲如泰华云开，苍翠孤耸；其刚健清丽，则如淮阴出师，百战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霁月之便娟也。有诗人直陈之事，有援彼状此托物兴词之义，可以颂美德而尽群情，可以感人而裨乎时政。周人忠厚之意具在，乃以一扫往宋委糜之弊矣。”今天，当我们再读诗人的这些诗作时，他所特有的文化氛围依然能深入你的心脾，震撼你的心灵。　登上代州的边靖楼，眺目四望，云烟四合，滹沱远逝，不由的想起这一方水土养育出的历代人才，那雄浑深沉的文化怀古情感油然而生。　诗曰：威镇三关十六州，声闻四达鼓催秋。古今志士高歌罢，情满雁门第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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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学士柯先生文（明）李东阳

洧川城隍庙转洧川位于尉氏县西南五十华里，金代称宋楼镇、兴定二年置县。城隍为城市保护之神，城隍庙即城隍办公并接受香火之地也，洧川城隍庙位于洧川镇城中心路北据《洧川县志》载：该庙建于明初，正统五年重修，在明嘉清和清顺治年间又曾多次重修。庙内原有大殿五间，拜殿五间，东西廊房各二十五间，戏楼一座，寝殿六间，大门三间，大门外有明弘治年间石狮一对，整个城隍庙占地约15亩，解放前为洧川县旧政府所在地，已将原东西廊房改建为东西排房。解放后洧川县人民政府设在这里。尉、洧合县后，洧川县撤消，现在城隍庙为尉氏县人民文化馆洧川分馆所使用。洧川城隍庙庙内现存大门三间，拜殿五间，拜殿面阔五间，进深三丈，硬山顶花叠脊（原为琉璃脊剪边）拜殿梁架结构独特，殿中横排四根内柱直达屋脊，由柱身平伸出四架横梁，梁上立柱，架梁托檩，檐下出飞椽，有沿檩，大小额枋和平板枋，枋上施以彩绘，檐下有方形明石柱，每面四根，共八根，柱上刻有楷书对联，中联为：“泽沛人寰御灾捍患神功大灵著阴府彰善惩凶圣鉴真”边联为：“赫赫明明赏罚世间善恶，昭昭耿耿扶持宇内人民。”在拜殿内自第一架横梁之上置，透雕木格棱，正中三间分别置隶书扁额，中为“公正堂”右为“负责任”左为“守纪律”九个大字，拜殿两旁有东西廊房各六间，虽已改造过，但其木架结构未变，拆除砖墙即可恢复原来本色。洧川隍庙原有三门高大雄伟，为楼阁式，不幸于大跃进年代被毁，现在的大门虽经改造，但仍是原三门木架结构，有明柱，大小额枋，平板枋，拆除砖墙即可显现出原中门及左右偏门，仍不失雄伟之气。特别是大门两侧的一对石狮，通高247厘米，东西长77厘米，南北宽58厘米，其中座高107厘米，狮高140厘米，石狮雕刻圆浑古朴。东边石狮狮座前额刻有铭文共62字，大都横糊不清。铭文竖排十行，可认出“口口治十七年口在甲子孟春口口洧川寅口口口口募财男口口公海等协口口口口镇威口口口口恭者兴定府石匠梁文口梁文口鄢陵县张口口”。经考证为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所刻，故此对石狮已近五百岁了，实是一对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石雕艺术品。如今洧川城隍庙是洧川镇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一九八五年被尉氏县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零年划定了保护范围。

江南卧游册题词（四则）.（明）李流芳李流芳（1575—1629）　　　　去胥门九里[1]，有村曰横塘。山夷水旷，溪桥映带村落间，颇不乏致。予每过此，觉城市渐远，湖山可亲，意思豁然，风日亦为清朗。即同游者未喻此乐也。横塘之上，为横山，往时曾与潘方孺阻风于此。寻径至山下，有美松竹，小桃方花[2]，恍若异境。因相与攀跻，至绝顶。风怒甚，几欲吹堕。二十年事也。丁巳中秋后三日，画于孟阳阊门寓舍。九月，复同孟阳至武林[3]，夜雨，泊舟朱家角补题。　　石湖[4] 　　石湖在楞伽山下，寺于山之巅者，曰上方。逶迤而东，冈峦渐夷，而上下起伏者，曰郊台，曰茶磨。寺于郊台之下者，曰治平。跨湖而桥者，曰行春。跨溪而桥，达于酒城者，曰越来。湖去郭不十里而近，故游者易至，然独盛于登高之会，倾城士女皆集焉。戊申九日[5]，余与孟髯同游，值风雨，游人寥落，山水如洗。著屐至治平寺，抵暮而还。有诗云：“客思逢重九，来寻雨外山，未能凌绝顶，聊共泊西湾；茶磨风烟白，薇村木叶斑；谁言落帽会[6]，不醉复空还？”山下有紫薇村，髯尝居于此，今已作故人矣，可叹！　　虎丘[7] 　　虎丘宜月，宜雪，宜雨，宜烟，宜春晓，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阳，无所不宜，而独不宜于游人杂沓之时。盖不幸与城市密迩，游者皆以附膻逐臭而来，非知登览之趣者也。今年八月，孟阳过吴门[8]，余拿舟往会。中秋夜，无月。十六日，晚霁，偕游虎丘，秽杂不可近，掩鼻而去。今日为孟阳画此，不觉放出山林本色矣。丁巳九月六日，清溪道中题。　　灵岩[9] 　　余往来西山，数过灵岩山下。戊申秋日，始得与起东及其二子梁瞻、雍瞻一登，余皆从舟中遥望其林石之秀而已。灵岩为馆娃旧趾，响屟廊、采香径、琴台皆在其上。石上有陷痕如履，相传以为西施履迹，殆不信。少时梦与友人至此僧舍作诗，醒时记有“松风水月皆能说”之句。辛亥[10]，同家弟看梅西碛，过灵岩诗云：“灵岩山下雨绵绵，香径琴台云接连，忆得秋山黄叶路，松风水月梦中禅。”盖谓此也。丁巳九月七日，西塘舟中题。　　注释：　　[1]胥门：今江苏苏州城西门。[2]花：花开。[3]孟阳：程嘉燧，字孟阳。武林：山名。今浙江杭州市西灵隐山。后多用以指杭州。[4]石湖：湖名。在江苏苏州西南，吴县、吴江间，风景优美。[5]戊申：明万历三十六（1608）年。[6]落帽：典出《晋书.孟嘉传》。后成为九月九日重阳登高的代称。[7]虎丘：苏州名胜地。[8]吴门：古吴县城（今苏州市）的别称。[9]灵岩：山名。在江苏吴县西，又名研石山。吴王置馆娃宫于此。在今灵岩寺。[10]辛亥：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本文选自《檀园集》卷十一。这是作者在丁巳（1617）年欣赏自己关于江南山水的画册的题词。文中涉及横塘、石湖、虎丘和灵岩四处山水名胜。作者因画中境界而追叙当时的游览情形和心绪，表达了作者寻幽探静的审美情趣。可以想象作者笔下的江南山水画册，也一定是疏淡静远的境界。《檀园集》中题画之作颇多，由此可窥其一斑。

奇花趣事 zz 这里讲的是一段惜花人的故事。有一种芍药，姿色平平，无人观赏，但其名却很奇特，叫做白犬。芍药花得这机关报奇名真是绝无仅有。 “白犬”的来由是一段动人的故事。据说山中有一个猎人，喜爱芍药，但又祟敬自然，他不愿把山中野生的芍药，移植到自家的田园，常常到崖头盘坐，一饱眼福后，便回家去。久而久之，山中的花草树木，山鸡野兔都认得他，特别是芍药，她未遇到过样样怜香异惜玉的知音，所以日日思想，应该报恩，却恨自己草木弱质，无法登门拜谢。一日，措人上山打猎，远看有一只害人的狼，举枪要打，只见它人立而吠，猎人便不打，任它自去。它却不去。仔细看时，不是狼，是只白犬，只见那只白犬欢天喜地，绕猎人跑了三圈，便远去入地良久，掘出一草根，衔在口内，摇头摆尾递给猎人。猎人从来爱惜一草一木，便带回家去，仔细栽培，粪水及时，席帘遮阴，早晚守护。冬去春来，渐渐绿株红苞，蓓蕾绽开，竟是一株芍药。猎人独自坐卧在芍药旁，逢人便讲这奇犬奇花，告诉人们这芍药的名字叫做白犬。可是自那以后，白犬再没来过，只是年年岁岁，在他的田园中“白犬”必定开放。不仅是“白犬”，凡是一地居民敬重花草的，当地都有奇花。《灵丘县志》记载，县东二十里，有座枪岳岭，山上无蹬无路，直上数千分仞，凡攀登的人，手中都带着斧锯，随凿随行，盘桓数十遭，身首都像蚂蚁一样紧紧的贴在壁上，凡攀登过这座山的人，脚上没有不生老茧的。就是这样惊险劳累，登山人还是络绎不绝。因为这座山从上到下多产野芍药，这种野芍药以黄、白两种开得最茂盛，每一丛能生出十数支，暮春初夏，蜜蜂群至，声不绝耳。当地村民猎人，皆静静在旁观赏，没有一个人动念头想要移植的，这样年复一年，野芍药益繁，而土人愈是敬重她。《宿松县志》记载，县南三十里，有个地方叫蔡家坂，岭旁有一座坟，世代相传，都叫它为“九姑娘娘冢”，其实当地人都说不清九姑娘娘的事迹，只因为祖宗传下来这一故事，人们便敬重这座坟茔，每到清明寒食，必有人修坟培土。久而久之，坟上便生出一丛芍药，颜色比一般的红芍药颜色还重，于是有人砌成花台，维护水土。这深红色芍药年年盛开，没有人去摘一花一叶，人们心里都敬重她。说这都是祖宗的恩泽。《梦溪笔谈》中记载，秀州人某甲，全家酷爱芍药，初春解冻萌芽便惊喜若狂，暮春初夏花开时节，便食寝在其侧，须臾不忍离去。秋季施粪水及时，以等来年。唯有冬季无花无叶，全家人寂然无声，百无聊赖。忽一日听到屋顶上阵阵有声，既非鸦雀喧噪，也不像是猫鼠扑腾，主人登梯子上屋一看，是冰花的世界。屋瓦上冰尽成花，每瓦上一枝，有花有枝有叶，花大如芍药，千姿百态，气象生动，就是巧笔画家也画不出这水晶般玲珑剔透的奇花，主人遂用墨印，所成之品与石刻无异，此后，某甲一家冬季也可以观赏到冰芍药。这是惜花爱花人独享的天恩。唐代诗人钱起有诗云：芍药花开出旧栏，春衫掩泪再来看。主人不在花长在，更胜青松守岁寒。人们常常用这样凄凉的感情，慨叹好花不常在，但是人们却能用心中的美给人间留下冰花，墨花，布花。《图画见闻志》中记载，李少保有一幅画，其画上是五本芍药，无笔墨色彩，全是五彩布贴成。另外，徐祟嗣有没骨芍药图，以其着色后不见笔迹而得名。看来好花能常开，好景能常在，全在心所为。

延津县【概述】延津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属华北黄河冲积平原，受辖于新乡市。总面积947平方公里，拥有耕地63万亩，人口46万人，辖18个乡（镇），375个行政村。改革开放以来，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延津大地到处呈现出勃勃生机和力。2001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6.7亿元，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6.4亿、5.8亿和4.5亿元。出口商品供货值5800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4亿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896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318万元。延津县历史悠久。夏分九州，延津属豫州。春秋置廪延邑。秦赢政(前242年)以境内多棘，置酸枣县。南北朝后魏并入小黄县，北齐并入南燕。隋开皇六年(580年)复置酸枣县。宋政和七年(1117年)以黄河渡口改称延津县。金贞佑三年(1215年)升为延州，辖延津、阳武、原武三县，蒙古至元七年(1227年)州废。雍正二年(l724年)以河限故，由开封改属卫辉府。雍正五年(1727年)胙城县并入延津县。民国初废府设道，延津属豫北道。民国十六年(1927年)撤道级建制，延津直属河南省。1932年省下分行政区，延津属第四行政区。1949年后延津属新乡专区。1985年撤地设市，延津属新乡市。【建置沿革】春秋时郑邑，秦置酸枣县，属三川郡，汉属陈留郡。北齐省，隋开皇间复置，直至五代不变．宋政和七年（1117）改称延津县，金升为延州，元复降为县，属汴梁路，明属开封府。清雍正五年（1727）胙城县省入．十二年(1734）转隶卫辉府。民国时．属河北道，以后，道撤归省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归平原省，1952年后划归河南省新乡专（地）区，1986年为新乡市辖县．【历届修志】明代此县修志较盛，最早有嘉靖志一卷，明抄本今尚存于北京图书馆。再为隆庆志，二卷，邑人宋守志纂．守志，字口市，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康熙《延津县志·乡贤》有传。《内阁藏书目录》与《千顷堂书目》均著录．书已佚而守志序尚在。（见康熙《延津县志·旧序》）三为万历志，四卷，知县刘元会修．元会，北直隶任丘县举人，万历二十四年（1596）莅任．今北京图书馆存有残本一卷（卷一），上海图书馆存有残本二卷（卷一、二）。《澹生堂藏书目》著录《延津县志》一种，“二册，四卷，朱守志、李载编”。此四卷志乘显为明万历间刘元会所修之书，而此书目竟将主修人刘元会易为‘朱守志”，而此朱守志又显为宋守志之误，一误再误，面目全非。另《千顷堂书目》著录黄裁《延津县志》一种，二卷，此应为万历刘元会志，误将纂修人李载录为黄裁。清代曾二修．一为顺治十六年(1659）知县王一经志一经，字心古，江南吴县拔贡，顺治十五年（1658）莅任．此书佚，但一经之序尚在。（同上康熙志·旧序）后人谓此书“颠倒错乱，因革损益，多所不经；草刻成编，文不雅驯。”（康熙《延津县志·李绅文序》）书虽不可见，据此可知其崖略。再为康熙志，今存书尚多。

【康熙】扶沟县志不分卷（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刊本缪应晋修，何际美纂。应晋，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市）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由例监来任知县。际美号损庵，邑人，康熙三年（1664）进士，除福建泉州府德化县知县。查《扶沟县志》此前已多次纂修，康熙二十八年缪应晋来任不久，即奉檄续修县志，而距前屠志之纂修仅十年，实无法着笔，但又不得违上命，只好敷衍从事。所续者实寥寥无几，亦未附于旧志各目之后，恐错乱其板章，故于旧志沿革、天文、四至、乡村、镇集、山川、古迹、风俗、土产、陵墓、寺观、流寓、孝义、列女、隐逸、方技、灾祥等十七目，皆无一字续入。新编另汇为一册，名曰《扶沟县志续编》，附于旧志之后。此续编不分卷，无总目。分目为：户口、赋役、官师、科贡、贡生、例监、武职、武举、赐封、学校、乐舞、记、义学、月课、仓廒、墩堡、河防、察院、桥梁、碑记、庙记。缪应晋云：“扶沟弹丸小邑，邑中无大创造及赫赫伟绩，奇异卓卓，惊人耳目者。”为应付上宪，勉强从命；故各目所续皆简单至极，亦平淡无味。按此书现仅存于河南省图书馆，与康熙三十八年赵如桓志合为一函。第一册即此志，后四册为四卷即赵如桓志，因此引起许多误会：河南省图书馆不知本馆藏有赵如桓志，亦不见著录于《馆藏地方志目录》（1977年编印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沿误；二者皆误认此书为四卷，实不知此书不分卷；所谓“四卷”者，赵如桓志也。亦误认赵如桓志仅北京图书馆藏有孤本，其实河南图书馆亦藏有此书。此册，首为缪应晋序，次为何际美撰《续修扶沟县志议》，卷末有续志跋，亦何际美手笔。按此书之前序后跋，与正文记载完全一致，不容怀疑。

蒲道源：重修汉高祖文庙抄题疏伏以汉祖勃兴，救生民于水火；神灵如在，重祀典于古今。乃眷此邦，实为原庙。丹青剥落，不堪上雨旁风；栋宇倾摧，未免左撑右拄。矧皇朝诏旨之屡降，必圣帝明王之是崇。欲议兴修，须当遍扣。幸允千金之诺，同施一篑之功。复旧规模，鼎新轮奂。《全元文》第21册第377页

游点苍山记（明）杨慎自余为僇人[1]，所历道途，万有余里，齐、鲁、楚、越之间号称名山水者，无不游。已乃泛洞庭，逾衡、庐[2]，出夜郎[3]，道碧鸡而西也[4]。其余山水，盖饫闻而厌见矣。及至楪榆之境[5]，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越。比入龙尾关[6]，且行且玩，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拖蓝[7]，城郭奠山海之间，楼阁出烟云之上，香风满道，芳气袭人。余时如醉而醒，如梦而觉，如久卧而起作，然后知吾曩者之未尝见山水，而见自今始。　　嘉靖庚寅[8]，约同中溪李公为点苍之游。二月辛酉[10]，自龙尾关窥天生桥[11]，夜宿海珠寺，候龙关晓月[12]。两山千仞，中虚一峡，如排闼然[13]。落月是悬，其时天在地底[14]。中溪与予各赋一诗。诗成，而月犹不移，真奇观也。下山乘舟至海门阁小饮。壬戌，复行入关，由混混亭而升觉真庵，北折入谷口，观宝林寺山茶。因叩圆海寺，瀹茗煮泉[15]，坐于万松之阴。已乃拄杖而下北涧，渡石关，至鹤顶寺，松林荫轩，洱波在席[16]，相与趺坐酌酒[17]，时夕阳已沉西，山缺处犹露日影，红黄一线，本线末宽，自山而下，直射洱波。僧曰：“此即鸳浦夕阳也[18].余波皆碧，独此处日光涌金，有鸳鸯群浴。今则网罟大密[19]，此景时有时无，不常然也。”曰：“但观于涌金流采[20]，已自胜耳。” 　　癸亥，北循山坂[21]，至金相寺废址，有唐碑，为高僧讲经处。盘山脚而西，至松萝崖，石洞幽胜，相与酌酒赋诗。暮投感通寺楼[22]，篝灯夜坐[23]，闻寺僧诵等字[24]。中溪曰：“六书中转注实非‘考老’[25]，而宋人亡拟。后世学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无述，愿公任之。”予遂操笔书转注之例约千余字[26]，汇成一编。中溪题其额曰“写韵楼”[27]。寓此凡二旬日而去。兹寺有高皇诗十八章[28]，镌碑山门院，凡三十六。今存在仅半耳。　　三月乙酉[29]，北行五里，有寺曰玉局，内有昭文祠，土人祀唐御史杜光庭之所[30]。西南有一溪，叠崿承流[31]，水色莹澈，其中石子粼粼，青碧璀璨，宛如宝玉之丽，其名曰清碧溪[32]。缘山麓北行二里，至天台，有诸葛武侯画卦石[33]，土人于上建八塔，以识侯之迹云。东行一里，至弘圣寺，有浮图高二百丈[34]，规制严整。考之野史，为隋文帝时敕建者[35]，或曰阿育王[36]。北行二里，至点苍神祠[37]，即唐书载史臣与南诏设盟处也。翠微有岩[38]，异香酷烈。予二人不能上，令人候之[39]，果然。庙后有问俗亭，俯瞰城郭楼观，海波万顷，涧松萦云，岩雪映日，酤酒更酌，村人荐米缆[40]，食而甘之。既醉既饱，下山，北行二里，抵三塔寺宿[41]。寺有七楼八殿，中溪重加修建者。中溪有书楼在焉。因留连累日。芒鞋、藜杖相与[42]。入瀑布溪，悬流百尺，其承流处有石如盘。盘中有一石，为瀑流所激，跳跃如马，声如雷鍧[43]。石壁上有朱字诗，为溅沫所涂，远不可辨。忆当时题刻悬构千仞之上，非大力不能也。　　壬辰登帝释寺[44]，松萝苍翠，因止宿焉。夜中静默，聆丁东琳琅，如琵琶笙箫，又如瑟瑟。有顷而寂，旧闻兹地夜聆天乐，故名其峰曰“应乐”。中溪曰：“岂山腹空洞，万窍递响耶？”予曰：“如此则不应有作止也[45]。”僧曰：“世传空中陨石上有帝释像，今所奉者是已。帝释为天主中最尊，故有天乐随之。”予曰：“六合之外[46]，圣人存而不言，此亦世外事，不可以臆见度其是非也。” 　　癸巳，北渡两涧，乃至无为寺，有汝南王碑，声如玉磬，清越可听。因以木击之，歌少陵春山相求之诗[47]。闻北冈有元世祖驻跸台[48]，后人屋之。方至其处，大雨忽至，遂趋屋下避雨。轩窗洞豁，最堪游目，则见满川烈日，农人刈麦。予曰：“异哉，何晴雨相兼也。”中溪曰：“此点苍十景之一，所谓‘晴川秧雨’者是已，每岁五月，溪上日日有雨，田野时时放晴，故刈麦插秧，两处无妨。世传观音大士授记而然[49]。”西上里许，有寺曰救疫。山泉甘冽，疫则饮之，可以已病，寺因得名。北去四里，登鹤云寺，寺有仙女池、冲举石，相与坐啸久之。又北六里，至石云寺。沿溪而西，过独木桥，升宝华寺，其地多花卉，红紫相间，乃移枕簟以息[50]。中溪弟仲春、叔齐、季和，预煮醇酒于丛薄中[51]，忽从滴乳岩旁出见[52]，不觉惊喜，拍手大笑，因引满尽醉。是夜卧草庵，殊觉快适。

陶城——高平故城考太平镇有村名陶城，今为中、南两陶城，历史上曾为高平故城。高平，西汉时称橐县，新莽时改称高平，东汉更置高平侯国。刘宋时高平郡治迁此。北齐时郡县俱废。《隋志》中虽然没有高平县名，但是根石里村“仲思那造桥碑”“大隋开皇6年，岁次丙午2月壬午8月巳丑兖州高平县石里村仲思那等造桥之碑……”之记载，隋代此地应有高平县。据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吴若灏修《邹县续志》载：“在城西三十里，村名陶城。旧志云‘南平阳城俗呼为陶城’。按陶与南平阳语音不伦，据石里隋碑称地为高平县，高与陶音近，当是隋高平县故址也。若南平阳故城，自有平阳店、平阳桥在。说为近之。”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邹县县长臧家祎督修之《邹县新志》载：“高平故城，在邹县西南三十里之陶城村，《清一统志》及《方舆考证》均谓在邹县西南。《后汉书十三王传》注：橐县亦名高平，故城在邹县西南。《水经注》：‘泗水又南，经高平县故城西。高帝八年，封陈错为橐侯。’《地理志》曰：‘县故山阳之橐也。莽改曰高平。前汉属山阳郡，后汉改高平。晋属高平郡。刘宋时移高平郡来治。北魏因之。北齐废，其北境并入邹县。或以前后《汉书》所称之桃城、桃聚当之，似误。”故而陶城应是隋高平县城故址。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承命修《邹县志》说“故南平阳城……俗呼为陶城”，有误。至于隋之后高平县之沿革情况，无考。

游武夷记（明）曹学佺以七夕前一日发建溪[1]，百里，抵万年宫[2]，谒玉皇太姥十三仙之列[3]，履汉祀坛[4]，即汉武帝时所谓“乾鱼荐武夷”者也[5]。泛舟溪上，可以望群峰，巍然首出，为大王[6]；次而稍广，为幔亭[7]。按魏志[8]：“魏子骞为十三仙地主[9]，筑升真观于峰顶，有天鉴池、摹鹤岩诸胜。以始皇二年[10]，架虹桥而宴曾孙，奏‘人间可哀’之曲。”今大王梯绝不可登，幔亭亦惟秋蝉咽衰草矣。玉女兜鍪之下[11]，数里，为一线天[12]。道经友定故城[13]，虎为政，游人不敢深入。两崖相阖者里许，中露天光仅一线。有风洞，白玉蟾斩蛇于此[14]，今祠之，而肃杀之气犹存云。　　移舟过大藏峰[15]，踵御茶园，万磴而上，其山如鸟巢，盖魏王易裸服以登天柱者[16]，为更衣台。渡隔岸，谒朱子所读书[17]，拜其遗像，徘徊久之。以一径入云窝，陈丹枢修炼之所[18]，存其石灶。出大隐屏以西[19]，登接笋木梯铁缆之路[20]，视上则恐错趾，视下则恐眩目；千盘而度龙脊，乃有仙弈亭可憩。修竹鸣蝉之外，黄冠启闭于丹房而已[21]。天游虽称崔嵬过之[22]，然迢梯可肩舆入[23]。登一览台[24]，于是三十六峰之胜，可屈指数矣。复命舟里许，过隘岭，为陷石堂。小桥流水之中，度石门而桑麻布野，鸡犬声闻，依稀武陵之境乎[25]？于是望鼓子峰相近[26]，穿修篁五里，木石栈道，相为钩连。叩岩石，逢然作鼓声[27]。岩下为吴公洞，洞旁为道院。　　是游凡以次达九曲矣[28]，乃归万年宫。从山麓走二十里，游水帘[29]，乱崖飞瀑而下，衣裾入翠微尽湿。以别涧出崇安溪之西楚道上。　　曹学佺曰：“余考《武夷祀典志》，详哉其言之，则知人主之媚于神仙所从来矣。始皇遣方士徐市求仙海上[30]，而武夷不少概见[31]，何以故？又按魏子骞遇张湛十三仙，及宴曾孙，俱始皇二年事，何其盛也？而后无闻焉。夫山灵之不以此易彼[32]，明矣。语云：‘遗荣可以修真’[33]，是之谓夫？” 　　注释：　　[1]七夕：农历七月初七。建溪：水名。闽江上游。[2]万年宫：又名万年观，唐朝建筑。欲称武夷宫。[3]玉皇：玉皇大帝，道教尊神。太姥（mǔ）：道教尊神。十三仙：传说战国末魏王子骞访道，入武夷山，随后张湛、孙绰、赵元、彭令昭、刘景、顾思远、白石先生、马鸣主、胡氏、季氏、二鱼氏等十二人也到武夷山修炼，共推王子骞为主。后遂称十三仙。[4]履：登上。汉祀坛：汉武帝所立祭祀武夷君的坛。[5]“乾鱼荐武夷”：汉武帝时，有人奏请祭祀各方神灵以拟出规格，其中有“武夷君用乾鱼”说。[6]大王：大王峰。又称纱帽岩，海拔530米。[7]幔亭：峰名，在大王峰北侧，崇阳溪畔。[8]魏志：《三国志》中魏志。[9]魏子骞：魏国人王子骞。[10]始皇二年：相传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武夷君在幔亭峰大会乡人。呼乡人为曾孙。[11]玉女：峰名。兜鍪（móu）：峰名。[12]一线天：又叫灵岩。岩顶断裂张开，长约200米。宽约1米，下与三个岩洞相连。从洞底仰视，岩顶呈现天光一线。[13]友定：陈友定，元末统领福建八郡的平章。[14]白玉蟾：道士。曾居武夷山中。南宋嘉定年间奉诏入朝，封紫清明道真人。[15]大藏峰：峰名。[16]魏王：魏国人王子骞。易裸服：改穿袒露身体的衣服。天柱：即天柱峰。[17]朱子：南宋学者朱熹。[18]陈丹枢：陈省，曾任兵部侍郎，万历十一年（1583）隐居在云窝。[19]大隐屏：峰名。[20]接笋：峰名。[21]黄冠：道士的别称。[22]天游：峰名。[23]肩舆：轿子。此处指乘轿。[24]一览台：在天游峰顶。[25]武陵之境：代指桃源洞。风景近似陶渊明《桃花源记》所写武陵桃花源。[26]鼓子峰：在武夷八曲。[27]逢（péng）：鼓声。[28]九曲：九曲溪。共有九个大的弯曲，依次称一曲……至九曲。[29]水帘：水帘洞。武夷山最大的岩洞。[30]徐市：齐人，一名徐福。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219年），曾派徐市入海求仙。[31]不少概见：不见梗概。此指《武夷祀典志》对徐市求仙事不见一点儿记载。[32]山灵：山神。易：改变。[33]修真：此指存养本性。　　曹学佺（1574—1647），字能始，号石仓，侯官（今福建闽侯）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任四川右参政、按察使。天启间官广西参议，因著《野史纪略》被劾削职。明亡后，曾任南明唐王礼部尚书。清兵入闽，自缢山中。著有《石仓集》、《蜀中广记》，又选辑上古至明代诗歌，编为《石仓十二代诗选》。　　本文选自《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集》。作者所游览的是福建崇安县境内的武夷山，是著名的道教胜地。作者的游踪从万年宫起，又返回万年宫，记述了沿九曲溪所见的山水名胜，特别是根据《武夷祀曲志》的记载，考察了有关道教传说的遗迹。

陈登原记元儒之学统脉络许衡先得朱子之书，伏读而深信之，持其说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废，衡实启之。至元十九年征处士刘因。因之言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心，而贯之以正也。”及成宗大德六年金履祥卒。履祥从学王柏及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干，而干则亲得朱子之传者。则犹是朱学也。至顺三年吴澄卒，澄者“尤有得于邵尧夫、陆子静之学。”黄泽卒于后至元五年，“自言每于幽闲寂寞，颠沛流离，疾病无聊之际得之。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则殆倾向陆象山之学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