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满山 牛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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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比沉思更接近上帝 花了两个晚上阅读E.M.齐奥朗的《眼泪与圣徒》一书,我又回到了十二年前在出租屋里独自阅读帕斯卡《思想录》时的体验。这两人尤其相似,不仅在格言体的写作风格上,而且包括那存在主义式的信仰呓语。属于这一神学谱系的还有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以及对齐奥朗影响既深且巨的尼采。 《眼泪与圣徒》的主题是信仰的挣扎,然后在挣扎中深入信仰的核心腹地。就像雅各那样,把亲人遣走,独自一人在黑暗的渡口与上帝角力:因不服气而较劲,但又坚决不放手,直到得着神的应许,留下跛足的印记,迎着夕阳蹒跚前行。也像约伯那样,作为义人却突遭大祸,绝望中向上帝发出抱怨甚至诅咒——为何让我无缘无故受苦,不如未出母腹而死更好。上帝为此发出雷霆之怒,却也夸赞约伯的真切信靠。他不向上帝争辩,向谁争辩呢? 齐奥朗借圣徒的眼泪,浇胸中之块垒。其重建与上帝关系的方式,就是“密契”(mysticism,一般译为神秘主义),这是非常传神的翻译,简直可以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在密室中与上帝的契合,有如相濡以沫的夫妻,生气也罢,误会也罢,最终的一往情深、不离不弃,外人实在难以窥知一二。齐奥朗进一步说,密契的境界需要打开尘封的心灵,进入狂喜(ecstasy,本书翻译为“出神”)的状态。他写道:“神秘主义者和圣徒都不需要眼睛;他们不看世界。他们的心就是眼睛。”我理解他的意思,要是内心没有另一扇窗户,要是没有上帝的同在,世界无足轻重,也不堪一击。 在齐奥朗这里,“我信”的宣告,竟要通过“我不信”表达出来,真是一种复杂隐秘的情感。他的引路人之一尼采就是这样干的:“哦,查拉图斯特拉,你这样的不信仰要比你信仰的时候还要更加虔诚!”可惜他没有尼采那么大的力量,不敢拿起“权力意志”的武器。不过他仍然用刻薄的挖苦来表达自己的怨怼。他说,嗜血而残忍的耶稣“幸亏死得早。要是他活到六十岁,给我们的肯定不是十字架,而是他的回忆录”。“我深恨自己不是出卖上帝并尝尽痛悔的犹大。”即便他就是犹大,又能怎么样呢?齐奥朗出身于基督正教(Orthodox)之家,耳濡目染的东西早已化作生命的血液,尽管他怀着更大的孤独和虚无去反叛,到头来仍然会心甘情愿地降服于上帝的荣美。而那些因他表面的不信而得意的人,岂能理解这种伟大悲壮而又根深蒂固的私密关系呢? “诅咒比神学和哲学沉思更接近上帝。”亚伯拉罕雅各约伯的上帝,是活生生的上帝,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只是上帝的理念。没有什么比这种对比更能说明问题的了。齐奥朗言简意赅地总结道:“神学是对神的否定。为上帝的存在寻求证明是个荒唐透顶的念头。”当他明确地说“理性唯一有益的用途,是纾解你没能成为上帝的遗憾。你越是想到神,就越不是自己”时,已经无比清楚地显示他更亲近和更在意的对象。要回到上帝那里,理性不够,还得依赖眼泪代表的直觉。要知道就连记录天籁之音的巴赫,也有着一双令妻子惊骇的“倾听的眼睛”。是的,只有借助眼泪认识上帝,你才能认识自己。 经由不信的天梯走向虔信,这样的体验弥足珍贵,因为救主基督的奇妙全都系于这吊诡、悖论和逆转之上:那最渺小的,在天国里位分最大;那受诅咒的,却要蒙福;十字架的罪恶成为恩典的工具;人最骄傲的东西会被摧毁,然后被重新建造。这是一种相互拉扯的关系:“持有异议是精神活力的一种表征,它在对上帝的异议中达到巅峰。要是与上帝和解,我们就不再活着了,他会替我们活下去。只要被他同化,我们就不复存在;可要是我们抵死不从,又没了存在的理由。”要怀疑,要质问,但也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 然而,不信的宣告也可能是危险的。信仰本是漫长的道路,人以为可以靠一己之力走完全程,却往往会半途而废,停留在不信的遗憾之中。过于注重存在的体验、“受难的淫乐”,我们可能会变得更加孤独和虚无,而阻隔了上帝临在(Presence)的机会。那位吃尽苦头的浪子毕竟是幸运的,他选择了回家,投入老父的拥抱;还有更多的浪子,却因为自己的败坏和愧疚,而拒绝被爱,客死他乡。保罗说,神对人最大的惩罚莫过于“神任凭他们……”。当神“任凭他们”的时候,神受伤害最深。我想到了一个中学同窗,吸毒堕落,以为父母不再接纳自己,最终在冬夜死于小卖部的窗口下。他走了,却不知父母寻他寻得好苦,不知道父母如何度过黑暗的残生。 所以,《使徒信经》中掷地有声的“我信”的宣告,显得如此迫切。杨腓力说:“世界是完美的,世界是堕落的,世界是可救赎的。”身处失乐园中的我们,虽然“眼泪中有一种残酷的诗性正义”(英译本序言),但也更应该仰望永恒而美好的世界,定睛于不可见的事物,以保持积极进取的姿态,在信与不信、善与恶之间保持平衡,以免继续向低处滑落。“世界之内,恩典化为灰烬;世界之外,就连虚无也变成恩典。”我们要在两个世界中游走,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可以放逐,也要回归;可以抱怨,也要赞美。 齐奥朗的这种平衡生动地体现于他同一时期写的两本著作中,他以《眼泪与圣徒》来思考灵性的神秘主义,以《罗马尼亚的变形》来思考政治的狂热主义。在后一本著作里,尼采的权力意志和马基雅维利的君王之术派上了用场。他痛心于祖国的那种“小文化”的、“堕落”的历史状态,认为只要有助于民族的强盛,各种手段都可以成为美德。然而,光有这远远不够,毕竟症结在于,“罗马尼亚是一个没有先知的国度”,因此所有的思考都将聚焦于如何“在一个失明的国度里,去征服光”。地上之国的政治游戏是粗俗鲁莽的,透过《眼泪与圣徒》的审视,我们或许可以开启荣耀的天国之扉。 格言体的写作和诠释风格,一如生命的破碎,是最最真实的状态,将这些片段连缀起来,可以看到整全的生命画卷,看到其中积累的难能可贵的自由经验。不过,局中人离不开局外人的眼光,沉迷于存在主义的信仰体验,齐奥朗终究无法找到解决之道,他只能哀叹:“人类被造是一场宇宙灾难,其后的余震变成了上帝的梦靥。”他执着地向着灵性深处不断进发,体会到“孤独就好像是荒芜的怒海之底,激流在那里漫卷骇浪,仿佛要把我们存在的屏障悉数摧毁”。他似乎享受这种被摧毁的感受。 他知道上帝是磐石,自己是扯不断的风筝,但他忘了,他必得应许和安慰,也必能见到那流着奶与蜜之地。齐奥朗描述道:“我像大海一样分开自己的水体为上帝让路。神的扩张是人的退潮。”他不应该把这看成悲剧,而应该将它视为新生命的绽放、最高的喜乐与密契。因为这就像另一出《出埃及记》,像极了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昂然阔步于分开的红海,去见证救赎的历史。
数学与物理之关系 在任何特定的理论中,只有其中包含数学的部分才是真正的科学。      ——康德      科学中的数学定律是真理,体现在上帝对宇宙的设计之中,如果这个信念还须加强,那么它已由艾萨克·牛顿爵士极好地完成。牛顿是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被称为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还被誉为一个物理学家。他的工作提供了一整套新的科学方法,开创了科学的一个新纪元,并因之加强和深化了数学的作用。      哥白尼、开普勒、笛卡尔、伽利略、帕斯卡都证明了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与数学定律相吻合。他们深信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而且其创造与人的数学思维相一致。统治17世纪的哲学或科学方法论由笛卡尔系统地阐述和发展,笛卡尔甚至认为全部物理学都可以归结为几何学。几何学这个词被他和其他人常常用作数学的同义词。笛卡尔的方法论被大多数牛顿时代以前的人所采纳,尤其是惠更斯,后者认为,科学具有另外一种附加的功能,即提供一个自然现象的物理解释。      希腊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也用物理学术语来解释自然现象的行为。他们的主要理论是,所有的物质是由四种元素:土、气、火和水组成,它们具有一种或多种性质,重性、浮性、干性和湿性。这些性质可解释物体的表现:火向上燃烧是因为火轻,而土质的物质向下落是因为它具有重量。对于这些性质,中世纪的学者们还增加了其他许多性质,如共振和不相容。共振解释了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如铁对磁石的吸引。不相容则解释了一个物体被另一物体所排斥。      另一方面,笛卡尔却摈弃了所有这些性质,坚持认为所有物理现象都能由物质和运动来解释。物质的这些基本属性具有广延性,并且可以度量,因此可以归结为数学。再进一步,由于没有物质,也就没有广延性,因此真空是不可能的。空间充满着物质,并且物质只可能由于直接接触而相互作用。然而,物质是由大小、形状和其他特征各异的不可见颗粒所构成的,正是因为这些颗粒小得不可见,所以有必要对它们的行为作一些假设,以解释人们可以观察得到的大的现象。依据这个观点,空间充满了微粒,它们可以推动更大的物体,如行星绕太阳旋转。这也就是笛卡尔的漩涡理论的精髓所在。      笛卡尔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奠基人。法国哲学家,基督教士伽桑狄(Pierre Gassendi),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荷兰数学家与物理学家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继承了他的学说。惠更斯在他的《光论》(1690年)一书中,假设空气中充满能传递光的运动的以太微粒,从而解释了光的各种现象。事实上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对反射和折射发生原因的解释。在绪论中,惠更斯认为,在真正的哲学中,“人们构想所有自然界作用的原因是机械运动,因此,依我的观点,我们或者是搞清楚所有的物理现象,或者是放弃这一希望。”但另一方面伽桑迪却坚信,原子是在真空中运动。      物理学有关微粒作用的假设确实,至少在大体上,解释了自然界的总体行为。但这些都是心智的创作,而且笛卡尔和他的追随者们的物理学假设是定性的,因此也就仅能解释而已,而不能精确地预言观察和实验中所出现的现象。莱布尼茨称这种物理学假设为一个美丽的神话。      一种关于科学的,与上述哲学完全相反的哲学由伽利略所开创。科学必须寻求数学描述而不是物理学解释,而且,基本理论应由实验和根据对实验的归纳而得出。根据这种哲学,同时受他的老师巴罗的影响,牛顿改变了科学研究的程序。他采用数学前提来取代物理学假设,从而使预言具有培根所倡导的确定性,而这些前提是由实验和观察得来的。      伽利略先于牛顿探讨了物体的下落和抛物体的飞行,牛顿却解答了一个更为深广的问题,一个1650年左右在科学家们脑海中占据最主要地位的问题:能否在伽利略的地上物体运动定律和开普勒的天体运动定律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所有运动现象都应遵循一套定律,这种想法似乎有点过于自信和不凡,但确实在17世纪严谨的数学家们的头脑中很自然地产生了。上帝设计了宇宙,因此可以推测所有的自然现象都遵循一个总的规划,上帝极可能用一套基本原理来支配相联的事物。对于17世纪致力于揭示上帝的自然设计的数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合乎情理的做法似乎应该是去寻求控制各种地面物体运动和天体运动的统一规律。      在实施他推导宇宙运动规律的计划的过程中,牛顿对代数、几何、尤其是微积分(见第六章)做出了许多贡献,而这些仅仅是为达到其科学目标的辅助工作。事实上,牛顿认为数学是枯燥和乏味的,只是表述自然定律的一种工具。他致力于寻找能导出一个统一地上物体运动和天体运动的定律的科学原理,幸运的是,正如狄德罗所说的,自然界把秘密告诉了牛顿。      牛顿当然熟悉由伽利略建立起来的定律,但这些还不够。由运动学第一定律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行星受一个被吸往太阳的力,如果没有这个力,每一颗行星将作直线运动。总是有一个力将行星拉向太阳的想法许多人都有过。哥白尼、开普勒、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胡克、物理学家和著名建筑学家雷恩(ChristopherWren)、天文学家哈雷(Edmund Halley)以及其他一些人,甚至在牛顿之前就开始了探索的工作。而且有人推想,这种力对一个较远星球的作用必定比对较近星球的要弱,而且随着太阳与星球的距离的增大,力成平方反比减小。然而在牛顿的工作以前,这些有关引力的想法都没有推进到能超过观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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