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个时代的好坏，其实从粮食就可以看出来。
这份表，应该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东西。
如果说明英宗统治下的民生真的吃不到粮食，民不聊生。
众所周知明朝是自然灾害最多的朝代：
在前期的六朝中正统朝蝗灾最多达51次年均3.61次为明代所有朝代中蝗灾频率最高的时期。洪武朝次之为21次宣德朝再次之为20次永乐朝为18次建文和洪熙两朝只有4次。
蝗虫灾害对于庄家是所有灾害里伤害是最大的。
而英宗时的三征麗川，也是有损耗的。
还要给宣大供粮。即使这样，这粮价也没在平时超过3钱的。

明朝有严格的储粮制度，但是挡不住粮食部门官员贪污，正统年间有人举报储粮亏空数千万石，英宗派出于谦调查，于谦调查的结果是没有亏空，不久后土木堡之变，这事不了了之了，景泰年间因储粮不足粮食价格暴涨，夺门之变后英宗重掌大权，再次严查储粮贪污，保证粮食储备，这才把粮价打下来

我在查找蒙古在明朝时期的南下入侵的资料中，看到这一段内容：也可以验证，相对于粮食，蒙古部落更喜欢牲畜。所以，边军缺粮的问题，并不是外部导致。比如劫掠比如困城。而作者总结的这段话，结合当时的情况，我也是比较认同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蒙古南下掠夺地区是不是仅有或者是以牲畜为其主要物资,所以蒙古在物资的掠夺上别无选择。再者就是,是不是由于在明代北部沿边地区,相对于粮食而言,牲畜更为重要,所以,在《明实录》中有关蒙古于1436年至1464年这段时期南下所掠物资的记载更侧重于记载明所失去的牲畜而非粮食等农业物资。要说明这两点我们还需再回溯到第二章论述的有关内容。在第二章笔者己经分析到在明代北部沿边地区人们从事的是以农业为主兼事畜牧的生产方式。因此其农业物资相对于畜牧业物资更为丰富。但是蒙古并没有因此而较多地来掠夺更为丰足的农业物资而是更多地掠夺牲畜等畜牧业物资。当然我们也并不排除作为粮食等农业物资相对于牲畜等畜牧业物资更不容易被携带所以蒙古则更倾向于掠夺畜牧业物资这恰恰增加了蒙古不断南下扰明是为了掠夺畜牧业物资的可能性。
与以前学术界的观点不同经过笔者统计年间蒙古南下扰明边境的频率、参与人数以及所掠物品可以发现该时期其南下“扰边”的主要目的是掠夺牲畜等畜牧业物资也包括从事畜牧业的劳动力在内且其“扰边”最为频繁、掠夺牲畜频率最高的时期是相对集中于春季而非以前人们较多所认为的秋季。”
以上内容出自：博士论文：明代蒙古南下‘扰边’探析1436~1464年，作者姜爱红 2007.05 而文中所提的史料也是基于明实录为基础。

估计管瓦剌留学生叫“英宗”也不是没道理的。

英宗除了土木堡之变这一扑朔迷离的“变”，别的是够“英”的。

粮价这个东西有区域性，这个也只是仅供参考。
大明朝可没有统购统销

有没有可能吃的是先前几帝攒下的本子？个人观点看，就土木堡之变和处死于谦这两件事，他就不配是个明君

粮价能说明什么问题吗？明朝这种土地兼并严重的朝代粮价越低小民越难以生活

崇祯年1两，而且还有晋商给满洲供粮…

对于明朝官员和粮商（资本）勾结操纵粮食，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这篇学术期刊上的内容：
总结来说：折色银初期是有一定的正面功能，但是从长远来说，当国有生产资料逐步变成资本控制之后，就是极其可怕的事。这篇资料看完，想到现在某些情况，真的让我头皮发麻。
考虑到所在粮仓的距离与打工仔比较远，支付工资用粮食不方便外加还有时效性，所以在周忱的提议下，采用这中银的方法来进行变革。
资料文献出自刘怡辰老师的《正统元年(1436)折银令出台始末再探》
正统元年明朝廷颁布折银令,将北京武官俸粮折银,并允许相应的税粮折征上纳,开启明代财政收支永远折银的先例,更因此被后世视为“白银财政”的开端。官员奏请折银的表面原因是北京武官南下支取俸粮困难,但“北俸南支”带给朝廷的困扰并非京军武官的生计问题,而是利用俸粮支领的时间差进行的炒卖。炒卖者囤积俸帖以待米贵时集中支领俸粮,造成了仓场米粮进出的失序。英宗继位后,朝廷在南京增设总督粮储一职,以统合管理各仓场事务。在此过程中,总督周铨率先提出“划一折银”的方案,反映出明代财政管理权力集中化的趋势。
（我在前文中，提出于少保采用山西运粮使用折色银代替粮食工资，可能出于减轻山西，河南百姓民运的负担。但是从正统时，周铨建议的内容上来看，整个官场基本认可这种形式。）
正统元年,明朝廷颁布诏令,将北京武官的俸米折为白银在京发放,原本供应这些俸米的南方各省则可将这部分税粮进行折征。
①虽然诏令中强调折征只是一时权宜,但实际上这批米粮的收放折银成为常态,至明末也未被停废。这笔折征的白银后来被冠以“金花银”的称号,《明史》更将此诏令作为贡赋折银的开端,令其广为人知。
②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姑且将此令称为“折银令”。
③在《明实录》的记载中,朝廷官员动议折银的缘由看似起于“北俸南支”的困境。洪武年间,京军驻扎在应天及附近地区,卫所仓库随之而设,武官俸粮在相应的卫所仓库直接支取。
④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之后,因为运河运力不足,朝廷对官员俸禄的支取方式进行了调整。俸禄中的宝钞在北京直接发放,而“米”则被分为两部分。其中,每人每月一石左右的“月米”在北京及其附近的通州仓发放,余下的米粮则仍在原南京卫所的仓库关支,此即“北俸南支”。
①北京、南京之间路途遥远,往返支粮耗时耗力,于是出现了武官将支粮凭证在北京贱卖的情形。这种灰色市场交易虽然令武官不必亲自南下领米,但也损害了他们的实际收入。因此正统元年官员奏请将在南京发放的俸粮折银,以避免“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的状况出现。
②以往的研究者多据此认为折银令的出台是为了解决北京武官俸饷异地支领的不便。
③不过,笔者在户部奏疏中发现,“北俸南支”对朝廷带来的困扰不止于武官的生计,更有俸帖转卖导致的仓场管理运作问题。而官员在正统元年这一时间点提出以折银解决长期存在的“北俸南支”问题,又与当时南京仓场以财权统合为方向进行的整顿密切相关。本文试图挖掘朝廷推出折银令背后的种种考量,并希望以此讨论明朝财政体制的转向。
待价占厫”:利用俸帖炒卖俸粮
一张俸帖能够兑出米粮的数量是不变的,但米粮的市价会受农时与收成之影响而不断波动。因此,俸帖的价值亦会随着米粮价格的波动而变化。只要俸帖无过期之虞,持有者完全可以等待米价上涨再前往粮仓兑换。相比于直接囤粮,囤积俸帖更为划算,因为粮米的仓储成本完全由官府负担,只要官府始终承认俸帖的可兑换性,持有者便可以长期持有票据以博取囤积居奇的高收益。
以南京为例。苏松巡抚周忱曾在奏疏中指出,南京城居民消费的米粮绝大部分不是自家耕种所产,而是南京仓场放支的粮食。在其中,北京武官的俸粮支领又是一个米粮向市场回流的重要途径:切照南京乃天下根本重地,官员军民匠役人等住居辐辏,户口众多,计其日食所用米粮,动以万计,皆非耕种之所出,全仰官仓关粮。今江南水旱相继,田禾欠收,客商贩米者少。今年米价每银一两尚可籴二石、三石,而十月中旬米价顿起。当此秋成,来年高贵从可知矣。臣询其所以,比先北京军职,三分、四分俸粮全于南京关支,军民人等全赖接济。今北京军职在京库关银,查得前项俸粮每月约计一十五万。今南京仓厫盈满,可勾四五年之储,若将前项俸粮暂于南京收支数月,可平米价。⑤在折银令推行之后,南方各省不必再将折银部分的税粮运往南京,在南京仓场支领的俸帖数目亦减少。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得知每年京军北俸南支的160万石米粮有多大比例会回流到南京市场,但显然南京米粮市场的规模会因为折银令的推行而缩小。
（用着国家的资源（粮仓）免费给资本存放（粮食）然后薅国家的羊毛，割老百姓的韭菜（囤货积奇））
注意：在正统五年江南受灾的情况下,周忱希望将北俸南支暂时恢复数月,通过增加俸帖数量的方式令南京仓场存储的米粮更多地回流到市场中,以此调节米价的上涨幅度。虽然朝廷最终没有采纳周忱的建议,而是将南京仓米直接出售,但据此可知,当时的官员已经意识到北京武官俸帖发放与南京米粮市场之间的关系。
这时候英宗这边应该已经注意粮食被粮商控制问题，而驳回了周忱的提议。
即便到了清代,由于朝廷仍以实物漕粮支付在京旗人的月粮,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商人利用米粮凭证炒卖粮食的现象。
③若我们回到《明实录》对折银令的记载,对提请折银的官员履历略加关注,就会发现率先向朝廷呈交折银奏议的两位官员的职务均与南京地区的仓储管理有关:一位是时任总督南京仓场的周铨,另一位附议折银的官员黄福时任户部尚书。
⑥这种关联并非巧合。英宗继位后,南京仓场的运作方式曾有一次大调整,这一旨在集中财政管理权力的改革正是折银令推行的契机。“南京仓场”是南京共六十余个卫所仓场的合称。按照明太祖的设计,这些卫所仓场互不统属,亦无机构对其进行综合管理。米粮上仓由对拨所指定的纳粮人直接送抵仓场交收,发放俸禄则直接由仓库支给其卫所的军士,户部和都察院只通过收支文册对仓场进行监督。
从“待价占厫”的俸粮炒卖行为可知,无论朱元璋制定实物财政制度的出发点为何,在实际运作中,总有人会利用制度牟利。
折银令的影响不止是开启实物贡赋大规模折银的先例,更在于将白银引入到了财政管理体系中。
其实这段作者在总结时，我补充一句：不可否认，折色银有效的解决民运问题，折中银也简化了开支的距离问题。但是从长远来说，却直接导致民生相关的重要物资被资本掌控，这也是为什么，国家把粮食控制到自己手中一样。
试想一下，50万马克的面包和100块钱一斤的大米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愉快的吃饭了。

楼主的科学统计有心了

根据查阅，明朝从朱元璋到成化时，人口，银子都是在稳步增长的。

评价古代社会环境最好的指标是 人口，人口增加说明社会环境好，人口减少说明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