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收入本书的小品文，均曾刊于海内外的的汉语学术杂志。 　　感谢这些刊物的主编允许我将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的小品文收入本书。尤其感谢《读书》月刊主编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因为本书中的多数篇章曾刊于《读书》。 　　这些不同风格和主题的小品文，是我摸索小品性的学术文体和思想表达方式的初步成果。思想和学术经常是片断性的，小品文也许是捕捉这些片断的最佳文体。我自己对迄今的尝试很不满意，但它们毕竟反映了摸索的踪迹。因此，除补上因杂志字数所限而删去的文字，集中诸文只有个别字句的改动，未触及基本论点的改变。 　　　　　　　　　　　　　　　　　　刘小枫 　　　　　　　　一九九六年七月于北京西坝河

那飘逝远去的，就是短暂的，像枯叶颤抖着坠入迷蒙的幽谷？那常住复返的，才是永恒，像金灿的太阳落下又会升起？那生生灭灭无一时暂住的无常刹那，在零落之生息眼前真的是不可把捉的红红绿绿的雾吗？ 　　如果如此，零落之生息莹莹晨露般的人生在哪里去寻得一枝花树，以寄托自己这随黎明到清晨的转换的瞬息而悄然消溶的娇躯？ 　　然而未必如此，这要看心灵中时间意向及其灵幻的想象。如焚的爱欲，超迈的灵性和如醉回忆的组合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一个本真人的思的方式而定了。 　　诗人勃莱克诗云： 　　　　把无限放在你底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受死亡驱迫着的有限生命，如何可能在一刹那里捉住永恒？这需要哪些条件？ 　　花，不常驻，开了就会谢。花再开已不是那已开过的花，开过的不可重复，开的花就是那一朵，银河中一颗惨然自怜的孤星。刹那有如一瓣落红。 　　但是，对人来说，刹那并不是必然出现的出神入化的瞬间。有的人一生都与刹那无缘，因为刹那只是在某一个人把身体奉献给一个如冰一般洁白透明的世界时才闪现。然而，奉献与失落自身有关：想起一片心灵颤栗的瞬间化为永恒吗，“他”为什么起这种艰难的奢望？因为“他”丢失了那曾使“他”的心灵莫名地颤动的微笑。丢失东西，在生活中太平常，它就是恒常的自然形式。生活不就是由数不尽的丢失、叹不完的懊悔组成的吗？何必追思那谜一般的帷幕后偶尔闪露的大眼睛。它太神秘、太短瞬，因而也太令人痴迷。然而，随伴丢失而来的是爱欲的死寂和灵性的麻木。沉沦于麻木，麻木于沉沦，多少众生在此麻木的沉沦中埋葬了青春的血肉。 　　沉沦于麻木就必然失去自我吗？麻木也可能被回忆的反思琴弦震醒。死寂的夜半，冥冥中幽远的隐处鸣响起默祷的钟声。那是心在祈祷叩灵，请她解答梦飘向了何方。 　　在寥落的心之深处，在与零落之生息不可分割的时间性生命中，零落之生息真正以血肉去把握的不是外在流逝的时间，而是内心所深切体验过的时间。体验过的内在时间是把刹那化成永恒的先验前提，使那飘逝的醉梦升华永驻的心境。 　　但要把捉内心体验过的时间，是零落之生息被死亡驱迫着的众生难以做到的。外在虚荣的追求、利欲的煎迫、社会中的种种腐化的陈规，败坏了人的灵性，麻木了人的感受性。匆匆忙忙，劳碌奔波使我们往往丢失掉内心体验过的时间。“他”不就丢失了使“他”心灵莫名地颤栗过的笑吗。要从麻木的生活感受中摆脱出来，瞥见那体验过的内在时间的神明之光，使飘逝的醉梦能化为永恒的静境，就得有一个必要的前提：经过以回忆为基础的反思。 　　回忆使我们从外在时间律令下的陈腐中超脱出来。在偶遇的生命终结之前，过去的一切仍然是赖以开始的起点。内心时间中曾使总总的灵魂颤动的刹那成为心灵历史的记忆。一旦这变为记忆的刹那被焦渴的爱欲催促着的内心时间重新把握，它就成了解放无处说的感受性的力量。回忆是这种解放力量的转轮。回忆阻断了内心中的因果流，向与无处觅的灵性无缘的外在恒常规律告别，抛却所谓的必然力量对灵幻想象和纯真反思的干扰。回忆支撑着的纯度和深度，凝目一碧澄川，忘己捐躯。因此，回忆之上的反思就比一般的反思来得更深一些。 　　回忆当然不仅只是对过去的事件的重新勾起，以悲歌般的情感去珍惜它。回忆，更是一种灵魂的开悟，有如基督教的忏悔感，是灵魂对自己的清洗。这种清洗是用灼热的眼泪，渴求新生的眼泪。正是在此意义上，回忆是一种思。它思的只是，寥落的灵魂知向谁边。 　　由于这种思休寻恩怨淡薄的外部自然，只看自己灵魂的魂逝处境，也由于这种思不关涉逻辑的理路，只循着信仰的温柔和圣子所指引的同情，它的发生骤然引起整体震颤。回忆的反思是被缚灵魂重新获得自己失去青春的必由之路，广漠无垠的干渴沙漠远方吹响一支轻曼如歌的绿笛。 

“当无辜者在一方，而罪人们在另一方时，这叫作什么？” 　　　　“我不知道，小姐。” 　　　　“动动脑筋，傻瓜。” 　　　　“我不知道，小姐。” 　　　　“如果人们将一切毁灭，一切都已失去，但太阳还在升起，空气仍旧清新……” 　　法国电影艺术家戈达尔在其故事新编《芳名卡门》的结尾处写下的这段对白，使我无法释然。 　　卡门小姐——一位美丽、热情、任性、富有女性特有生命直觉的女孩子，身饮冲锋枪弹，躺在血泊中，以最后一丝生命的气息，提出了两个在我解答不了的问题。人类的历史、个人的生存都受到度两个问题的严峻拷问。然而，死者毕竟已经死去，活着的人在死者的问题中活着，而且，太阳还在升起，空气仍旧清新…… 　　今年一月，我第一次看电影《芳名卡门》，正值十世纪的苦难标志之一——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四十五周年之际。卡门小姐的临终提问，使我想到在奥斯维辛惨遭不幸的成千上万死者。“解放”一词的意义已显得苍白无力，它毕竟无法让死者复活，亦不能保偿无辜者遭受的折磨。在奥斯维辛死去的无辜者中，不知有多少年轻美丽的少男少女。 　　奥斯维辛的罪恶不仅是西方人的耻辱，也是中国人的耻辱；奥斯维辛的不幸，不仅是西方人的不幸，也是中国人的不幸。因为，它是人类犯下的罪恶；而且是有知识的人犯下的罪恶；亦是人类所遭受的不幸，因而是属所有人的不幸。只要是生存着的人，都无法摆脱它的阴影。中国人同样处身于卡门式的带有绝对普遍性的问题之中。我们与奥斯维辛苦难的关系，绝非所谓国际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论（existenzial）的问题。 　　奥斯维辛事件以后，西方思想通过哲学。神学和各种文艺形式，一直在沉痛地反思奥斯维辛的罪恶和不幸。卡门式的问题尽管是至今无法回答的，却也是不可搁置的。活着的人当与无辜死者同在，难道我们与奥斯维辛以后的苦难反思无关吗？

ＢＤ白痴！！！稍后我再继续补充吧，帖子发不上来，ｋａｏ

脏话勿出口

文人骂脏话很可爱的。《清忠谱》里的周先生骂起太监，用的都是脏话:目

知识分子的粗口应该被宽容。宽容万岁。

黑大叔有洁癖！

一看这个就是你发的啦。。。

不讲脏话就是洁癖吗？

我对刘小枫有特殊的感情～

中国的文学家我知道的很少

我是文学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