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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登上纽约话剧舞台(较雷,自带避雷针) 18世纪中国贵族的生活是很复杂的,不信问问《红楼梦》里贾家的人就知道了,这出精彩而庄严的新剧由泛亚剧团(Pan Asian Repertory)出品,将在克勒曼剧场(Clurman Theater)上演。贾家有一个女儿入选皇妃,他们觉得一切都会顺顺利利。但他们却不知道,有两个神仙化身家庭成员,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编剧程异(Jeremy Tiang)的宏大构思值得称许。他的剧本建立在曹雪芹于18世纪中期创作的小说《红楼梦》基础之上,这本小说的较短版本有80章,长版本有120章,涉及500个人物,40个主要人物。程先生把主要人物缩减到18个(主要是贾家人和侍女),并由9个演员饰演,非常大胆。不出意料,作品有点像概述,不时有未经展开的次要情节像是花园里自己冒出来的花朵一般,无法解释的动机也有很多。 程先生聪明地把重点放在小说的核心爱情故事上。故事从神界开始。一块会说话的石头渴望去人间体验凡人的生活。他很快托生到了贾家,成了宝玉(伟切·查么[Vichet Chum]饰演)。投生之前,他曾经与一朵会说话的花相恋,她也有同样的意愿,于是托生为贾家的表亲黛玉(王雅松[Kelsey Wang]饰演),同贾家一起生活。宝玉和黛玉互生爱慕之情,但家族成员拆散了他们。他们使出诡计,让另一个表姐盖着不透明的传统新娘盖头嫁给了宝玉。 由Hyun Sook Kim设计的古装灵感来自清朝初年的华服。Sheryl Liu设计的舞台背景有多种用途,既简单又庄严。对话再现了小说原著诗一般的风格。但是,尽管有这些梦幻般的场面,以及张渝(Tisa Chang,剧团的艺术总监)和鹿瑜(Lu Yu)两位导演的努力,整部剧无非只是一件漂亮的稀罕玩意儿而已。
美国人的数学到底有多差? 下面这个题是用来考世界各地八年级学生的,如果你答不上来,恐怕就不适合阅读这篇专栏了: 三个连续整数,中间一个是2n,它们的总和是多少? A. 6n+3 B. 6n C. 6n-1 D. 6n-3 超过四分之三的韩国孩子回答正确(答案是B)。美国孩子只有37%答对,落后于伊朗、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的同龄人。 我们知道美国小孩的阅读能力不行;看来他们的算术能力更糟糕。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简称ETS)发布的一份全球报告称,美国年轻人的阅读能力排名不佳,但数学能力排名更糟——是所有参加测试的国家中最低的。这代人将在今后半个世纪成为劳动者,他们难与其他国家的公民竞争。 这不仅仅是说美国人的测试结果受到了贫困的拖累。即使有研究生学位的美国千禧一代,在算术上的得分也在国际排名中接近垫底。 下面再试试另一个问题: 从早上6:20到同一天的8点,时钟的分针旋转了多少度? A. 680度 B. 600度 C. 540度 D. 420度 只有22%的美国八年级学生给出了正确回答B,落后于巴勒斯坦人、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 在最近的专栏中,我为人文学科奉上了一曲赞歌。但是正如一位教授在给编辑的信中指出的,科学专业的学生事实上有在学习人文课程。相形之下,人文专业的学生往往拼命逃避任何和数学或科学沾边的东西(除了“诗人物理学”这样的课程)。 会算术不是怪咖的标志,而是对公共政策进行理性讨论的基本要求。路灯在醉鬼的眼里是用来支撑身体而不是照明的——据说语出马克·吐温(Mark Twain),如果没有算术,政客三天两头像醉鬼利用路灯一样去利用统计数据,也不会被发现。 (我相信美国高中和大学过分强调了微积分,而在统计方面教得比较少。统计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基本素养。) 公开辩论常常避开基本的统计概念,比如标准差,因为了解它们的美国人太少了。而人们对“平均数”有太多一厢情愿的理解。 美国成年人平均每人有一个卵巢和一个睾丸。但你找到一个这样的“一般人”试试。 再来一个临时小测验: 一块木头有40厘米长。它被切成3段。以厘米为单位,三段木头长度分别是2x-5、x+7和x+6。最长的那段有多长? 只有7%的美国八年级学生回答正确(答案是15厘米)。相比之下,新加坡八年级学生中有53%回答正确。 我知道很多读者会发牢骚抗议说,他们只是不擅长数学而已!诚然,世界上有些数学天才异于你我常人。据说伟大的数学家卡尔·高斯(Carl Gauss)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他的老师在课上要求学生计算从1到100所有数字的总和,高斯几乎瞬间就得出答案:5050。 老师大吃一惊,问他怎么知道。高斯解释说,他把1和100相加,2和99相加,他意识到这样的对子有50个,每对的和为101。所以,50乘以101等于5050。 所以我同意:大家一起来怨恨高斯这种聪明得让人恼火的人。但我们不能把那当作借口来躲开严谨的数字。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就成功地让普通孩子掌握了良好的数学技能,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努了力。 算术当然不仅仅是数字。它还涉及逻辑。下面有一个逻辑题——是我家里人最喜欢的一个,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完全和数学无关。然而,接受过数学培训的人似乎更善于思考并解决它: 你在一个地牢里,地牢有两扇门,其中一扇是生门,另一扇是死门。地牢里除你之外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人总是讲真话,另一个总是说谎。你不知道谁讲真话谁说谎,但他们互相知道。你可以问他们其中一人一个问题,当然,你不知道你问的究竟是老实人还是骗子。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问,才能知道哪扇是生门,哪扇是死门,从而死里逃生? 这不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一旦你听到答案,你会觉得它很简单。之前不知道这个问题,但想出答案的人,可以在Twitter上把答案发给我,或者贴在我的Facebook页面上,第一个给出正确答案的人,可以获得我签名的新书一册,或者一张我从战时的伊拉克解救出来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海报。我已经把答案贴在博客里了,但你不需要看答案,对吗?
邓小平这个人【节选】 【节选】《邓小平时代》 作者: 傅高义,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精通日文,能说汉语,[1]著有多部关于中国、日本和亚洲研究的著作。 邓小平这个人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如果他不瞭解某事,他随时乐于承认。占美・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一旦没有毛泽东在背后盯着他,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现得轻鬆自如,坦率而机智,并且直言不讳。在1979年1月的华盛顿国宴上,莎莉麦莲对他说,有个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很感激自己从那段种番茄的生活中学到的东西,邓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断她说,「他在撒谎」,然后向她讲述了文革是多麽可怕。
论《红楼梦》“吃茶”习俗的双重含义 【土默热】 红楼梦》书中那个大嫂子李纨,曾说“凤辣子”凤姐喝了孙猴子的尿,所以嘴巧——当然这是玩笑话——但王熙凤的嘴确实是巧,她曾用“吃茶”一词的双重含义,开了个善意玩笑,大大地幽了热恋中的贾宝玉、林黛玉两人一默。事见《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书中写道: 却说林黛玉因见宝玉近日烫了脸,总不出门,倒时常在一处说说话儿。这日饭后看了两篇书,自觉无趣,便同紫鹃雪雁做了一回针线,更觉烦闷,便信步往怡红院中来。听见房内有笑声,进入房中看时,原来是李宫裁,凤姐,宝钗都在这里呢,林黛玉笑道:“今儿齐全,谁下帖子请来的?” 凤姐道:“前儿我打发了丫头送了两瓶茶叶去,你往那去了?”林黛玉笑道:“哦,可是倒忘了,多谢多谢。” 凤姐笑道:“你要爱吃,我那里还有呢。” 林黛玉道:“果真的,我就打发丫头取去了。”凤姐道:“不用取去,我打发人送来就是了。我明儿还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发人送来。” 林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说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众人听了一齐都笑起来。林黛玉红了脸,一声儿不言语,便回过头去了。 李宫裁笑向宝钗道:“真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林黛玉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罢了。”说着便啐了一口。凤姐笑道:“你别作梦!你给我们家作了媳妇,少什么?”指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还玷辱了谁呢?
论贾宝玉的双重异化 【贾三强】 一 在文学经典《红楼梦》问世不久,就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嘉庆时人吴云称,“二十年来,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而与他同时的得舆更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之说,并自注“此书脍炙人口”。 这样,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负载的文化意义,理所当然地代表了当时人们,起码是文士们的一种认识。早在 60年前,王昆仑先生就说过:“作者以宝玉来反映贾氏家族的命运,反映许多女性的情感生活,反映当时贵族阶级优异青年的一种特殊的世界观。” 也许,在贾宝玉身上我们还可以发现有关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些问题。对这种世界观进行深入的、多层面的解读,并且探索其意义,也应是美学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是作品中的头号角色。王昆仑先生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典型”,“他是贾府的命脉,是恋爱故事的中心,也是人生哲学的说教者。和其他伟大作品中的某些主人翁一样,贾宝玉以许多方面、许多角度和和一切不同的读者相接触,使人无从给他以简单肯定的说明。”这个形象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真正可以称为摆脱了作者赋予的道德属性,不关善恶的人物。谁都无法否认,这个艺术典型是个复杂的多元的立体形象,因此给学者们留下了解读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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