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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早期那种令人兴奋的骚动,塑造了徐翔的操作风格:快速买入、快速卖出,总是玩大的。日后这成为他的一个标志。这种有着当日交易色彩的手法,在粗犷的中国股市中走向了极端;在这个市场上,信息十分稀缺,不是不可靠,就是根本没有。到1995年时,年仅19岁的徐翔声誉鹊起,有传言说,他成为了上海两个势力强大的黑帮之间争夺的对象。这两个黑帮都看到了股市带来丰厚利润的潜力,看到了这个年轻交易者的出色表现,都希望徐翔专为自己的帮派做投资。多位消息人士告诉我,最后是由中国最臭名昭著的一个黑帮的头目出面,平息了这场纷争,而此事还——这部分似乎不太可信——启发了一系列关于股市天才的港产黑社会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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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徐翔的名气日增,他的人际网络也在扩大。到了1990年末期,他成为了“宁波敢死队”的非正式队长。这个团队以操纵不太出名的低价股票出名。中国股市不允许股价在单个交易日的涨幅或跌幅超过10%。为了利用这个涨跌停系统,该团队制定了一个战略:会突然向选中的股票投入巨大买盘。其他交易者看到这支股票的价格突然上涨,就会纷纷跟风买入。把股价拉升到10%涨停板。一旦股价在第一天达到涨停板,这支股票的涨势就具有了自我持续性。急于买入股票的交易者会在第二天一开盘匆忙买入,再次把这支股票拉升到涨停板。这样的走势自己也会带来宣传效应和唾手可得的利润。几天之后,这个团队就会抛售股票,其他交易者也会跟风抛售。股价会跌到一个较低的价格。这种战术令人想起美国股市现在的“垃圾股”操作,但是它的赌注更高,是在类似于美国股市早期那种监管环境中运作的。跟我交谈过的一个交易员曾用崇拜的语气谈到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他是世纪之交的一个美国股票操盘手,赚了几百万美元,而后又失去了这些财富,1940年在他63岁时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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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引起的关注也不全都是正面的。《中国证券报》2003年的一篇文章提出质疑之后,中国股市监管机构证监会派出一名专员,负责对银河证券和其他五个宁波交易厅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专员召集一些知名的本地交易者开了一个“非正式讨论会”。该团队从股市上消失了,但仅仅一个星期之后,这名专员发布公开声明,说自己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存在不当行为,他们随即卷土重来。不管这些交易者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他们赚到了数以百万计的利润,而宁波——以及整体的中国经济——在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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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5年,徐翔走出了家乡。他需要更加接近权力和金钱,而宁波的池子已经太小了。他选择的这个时机一如既往地恰到好处。在中国的对冲基金行业正要起飞之际,他怀揣着数亿资金搬到了上海。早在90年代初,这一行业就具备了雏形,但那时候交易量很小——中国的经济还在发展——既不存在本土人才,也不存在法律框架。这类基金在私底下操作,没有受到任何政府监管。“谁能管理对冲基金?”曾在中国监管部门供职的一名官员表示。“那时候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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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修订才为对冲基金开辟了道路。那些决定在这一新框架下经营的基金后来得名“阳光基金”,以便与隐藏参与者的基金区分。此事发生的背景是,在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带动之下,新富阶层突然手头有了数以亿计的资金来进行投资。“简直是完美风暴,”毕马威(KPMG)驻香港的投资策略总监张浩川(Zhang Howhow)说。“为了找到相对合法的途径来做这门生意,大家开始更认真仔细地研究监管规定。市场在上行,又有一批高净值人群。”那是徐翔的机会,“在中国来打造一个恰到好处的对冲基金——规模最大、业绩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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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的时候,徐翔会盯着两部智能手机,一部显示市场价格,另一部则用来浏览财经新闻。他宁愿让别人开口,而当他插话的时候,他的回答简单粗暴。来自西方的一名基金经理表示,徐翔看起来“觉得回答问题很无聊,巴不得回去交易。”他衣着随意,有时就穿运动服。
与在宁波的时候一样,徐翔似乎总能踩准无可挑剔的时机,将数以亿计的资金投入到高风险的大赌注中去。他专注于买入的那些股票,要么规模不大,要么比较不知名,或是价格接近谷底,一旦盈利就抽身。这样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中国市场的特殊性。美国对冲基金的一些惯常手法在中国受到了限制,比如卖空股票以冲抵市场下行的风险(也就是“对冲”)。中国的监管部门对这些做法存在疑虑。基金经理几乎完全依赖在适当的时间买卖股票获利。
徐翔的成就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从2010年3月到2015年10月,泽熙一期基金产生了逾3270%的回报,而同期上证综合指数仅增长了11.6%。泽熙的其他基金取得了同样惊人的增长率。到了2015年,徐翔控制了至少280亿的资金,在中国对冲基金经理中拔得头筹。激动于他白手起家传说的公众对他颇为推崇,称其为“中国的卡尔·伊坎”、“徐神奇”和“私募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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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投资者的阴谋了,”一名曾经的对冲基金研究员告诉我。“给他钱让他打理的人,不会愿意看到这项基金业务收缩。”至于徐翔是自愿合作起家的,还是一开始就被胁迫,都只是更进一步的猜测了。“如果有政治背景强大、人脉深厚的人来找你,想让你替自己管理资金,”这名研究员说,“要想拒绝还是有点困难的,不是吗?”
假如徐翔真的和隐秘的中国政治权贵有牵连,那么他小心维持的低调,只会显得更为关键。在一个政治和经济控制密不可分的国家里,最出风头的人往往最先败落,而保持不为人知也是一种生存技巧。就连徐翔到底有多少资产,到现在都还是个谜。2015年,胡润百富榜将徐翔列为第188位,身价显示为22亿美元。但这个数字不见得囊括了徐翔从私人打理的基金获得的所有收入,可能也没有包括那些以他家人的名义掌控的资金,以及藏匿于泽熙资本之外的资产。没人知道徐翔确切的财富额,也永远不可能知道。
明天请继续关注系列报道:“私募一哥”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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