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世家 苏宁世家
最大的梦想,办一所三语(彝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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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世界 请听我回答 我是彝人 日珥    我将孤零零地躺在墓穴里,而我的声音将破土而出,重又归入众赞曲,并像白鸽般翱翔于天空,愈飞愈高,迎向宝石般闪光的日珥。在那里众赞歌声响彻云霄。我的爱,我的声声欢笑,我那亮如明珠的眸子都将随我变为我们,在合唱队里纵情歌唱。    ——阿纳托利·金《橘莲》   我是彝人,不会有墓穴。火将为我化形,我也会选择向右睡去,而我的左手不会再用来写作,或者翻书,而会在魂归的祖界捻纺羊毛,织纺那纯白的金史瓦拉(彝人的斗篷);我的骨烬将会藏之于山箐,埋在故土凉山的泥土里,如水底的贝壳一样静默,恪守着我真挚的爱,即使无人知晓。 我是彝人,属于山,属于森林,不属于有蓝色滚边的大海,也不属于有绿色纱幔的平原。   我会躺在泥土里,仰望天上为风和云歌吟过的星星。属于我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一粒苏麻,而每一粒苏麻都会上升为星星,即使童话不复传说。 巴莫曲布嫫 巴莫曲布嫫,女,彝族。1964年出生于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全名“巴莫阿尕曲布嫫”;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1988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史哲部,获法学硕士学位(民族学);2000年9月—2002年1月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访问博士研究生;2003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民俗学)。(作者)
隆重向你们推荐一本书,t彝族政治家龙志毅的《王国末日》.... 《王国末日》也是取材于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秋,国民党中央政府施“调虎离山”之计,命滇军主力到越南去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昆明城里只剩滇军一个保安团和一个护卫旅不足万人的兵力,而中央军却以杜聿明率领的王牌第五军三个师的兵力突然进攻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所在地,逼迫龙云交出云南党政军大权,之后将龙云“送”往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彝人“王国”走向末日。小说中的人物卢开云、卢绮云、安静、卢一夫等,他们的个人命运被置放到这一历史事件中来叙写,就有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真实的艺术感。叙述主体在文本中表达出了这样的主题亦或思想倾向性:“王国”末日的到来,看起来是中央政府的“撤藩”,而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国家大一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古老的彝族文明必然要受到国内其他民族的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击,正如书中所言:“任何一个古老的民族都只有和现代文明接轨才有前途。主动地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先进文化结合起来,既保持本民族文化又开拓创新,这样的民族才会朝气蓬勃,发展前进。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守旧闭关,它也不会守得牢闭得住,也将会被时代的洪流所冲击所淹没”。当然,这个冲击、融合、创新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常常伴随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王国末日》中借革命者谢静如之口说出了叙述主体的观点:“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有过程的,而且必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因此,云南彝人“王国”的消失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谁也无法阻挡。尽管主人公卢开云如此的优秀如此的卖力,最终也只能在被囚禁之后“感到一个辉煌王国的失落与惆怅”而已。小说结尾处写道:“车队消失了,旁观的人群散了,卢开云依旧漫步街头,他目送着那一长串远去了的车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他们正在送走云南的一个时代!他依然漫步街头,失落、茫然,不知所之”。其实,与其说他们送走的是“云南的一个时代”,不如说是送走了一种文明而迎来另一个新的时代。只是,那种已经“随风而逝”的文明却又是值得人们,尤其是彝人的后世子孙长久地怀想和深深地眷恋的。
大小凉山的爱情 《头巾》 头巾 有一个男人把一块头巾 送给了他相爱的女人 这个女人真是幸运 因为她总算和这个 她真心相爱的男人结了婚 朝也爱 暮也爱 岁月悄悄流去 只要一看见那头巾 总有那么多甜蜜的回忆 有一个男人把一块头巾 送给了他相爱的女人 可这个女人的父母 却硬把她嫁给了一个 她从不认识的人 从此她的泪很多 从此她的梦很多 于是她只好用那头巾 去擦梦里的灰尘 有一个男人把一块头巾 送给了他相爱的女人 或许由于风 或许由于雨 或许由于一次特大的山洪 彼此再没有消息 于是不知过了多少年 在一个赶集的路口 这个女人突然又遇见了那个男人 彼此都默默无语 谁也不愿说起过去 两个人的手中 都牵着各自的孩子 有一个男人把一块头巾 送给他相爱的女人 可能是一次远方的雷声 可能是一次初夏的寒冷 这个女人和一个外乡人走了 她想等到盛夏的傍晚就回来 可是回来已是冬天的早晨 从此她只好在那有月光的晚上 偷偷地数那头巾上的花格 有一个男人把一块头巾 送给了他相爱的女人 但为了一个永恒的等待 天说要背叛 地说要背叛 其实那是两条相望的海岸 尽管也曾有过船 醒着也呢喃 睡着也呢喃 最后有一天 这个女人死了 送葬的人 才从她珍藏的遗物中 发现这条头巾 可谁也没有对它发生兴趣 可谁也不会知道它的历史 于是人们索性就用这头巾 盖住死者那苍白的脸 连同那蜷曲的身躯 在那山野里烧成灰烬 连同那蜷曲的身躯 在那山野里烧成灰烬
政治社会学 魅力型支配(家族和宗教) 在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学上,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k als Beruf)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韦伯提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亦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在这篇论文里韦伯主张,政治应该被视为是任何会影响到控制暴力的权力分配的活动。政治也因此是纯粹来自于权力。韦伯提出了三种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权威的形式:魅力型支配(家族和宗教)、传统权威(宗主、父权、封建制度)、以及官僚型支配(现代的法律和国家、官僚)。韦伯主张历史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多少包含了这样的成分。 他认为魅力型权威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其被迫转变为“常规的”权威形式,也就是传统或者官僚型支配。同样的,他也注意到在纯粹的传统型支配里,对于支配者的 抵抗到达一定程度时便会产生“传统的革命”。因此韦伯也暗示了社会会逐渐朝向一个理性合法的权威架构发展,并且利用官僚的架构制度。尽管韦伯庞杂的著作中暗示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他自己十分小心避免进化论与目的论的逻辑。韦伯在三种正当支配之外,还曾经提出意大利的城市共和政治是一种非正当的支配,可见他的支配类型学仍有模糊之处。他对民主政治魅力型领袖与官僚铁笼之间互动的悲观,也对后世的民主理论,特别是熊彼得的精英政治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韦伯对魏玛民主的看法似乎预见了纳粹的兴起
彝族男人 请听什么是成熟男人 1.成熟的男人应该有经济基础,尤其是成熟到想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2.成熟的男人应该有事业基础。也许发财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做到的, 但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一事无成,在女人心目中又怎能立得起来呢?3.成熟的男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什么都想要。懂得坚持也懂得放弃。4.成熟的男人勇于承担责任,虽然有些过错不是他造成的。5.成熟的男人是宽容的,过于计较是男人最不能原谅的错误。6.成熟的男人拥有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7.成熟的男人一言一行能让女人学到很多东西,而小男生只能让女人教他。8.成熟的男人懂得珍惜和照顾女人,出去郊游,他一定不是自顾自跑在最前面的人。9.成熟的男人不会在大街上和女人吵架。10.成熟的男人不会强迫女人穿他喜欢而她不喜欢的衣服。11.成熟的男人不会随便和女人开低级玩笑,一旦开了低级玩笑 ,一定是拿下她的时候。12.成熟的男人让女人知道她错了,却不会让她没面子。13.成熟的男人让女人放松而不会让女人紧张。14.成熟的男人在女人面前既会做父亲也会做儿子。15.成熟的男人会把他的儿子培养成真正的男子汉。16.成熟的男人有痴情的能力,不管发生什么,他绝不会对别人说是女人的过错。因为他的胸怀,因为他深沉真挚的爱,因为他包容一切的气度。17.成熟的男人知道,一定有一个女人值得他付出一切,因为他有足够的信心遇到这样的好女人。18.成熟的男人,即使为情所伤,即使曾经撕心裂肺,也不会因为受伤而失去深爱一个人的能力。
彝天彝篇好文章 今天是《民族》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论:   共同成长于某一文化生态环境的劳动群体是为民族。民族是人在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某种共性的情感意识的劳动群体的概括。文化的类别是为民族,民族是作为人类文化类别的存在概念,民族的形成是历史的作用,民族的形式是文化的产物,民族是自然出现的。动物有群居,人是族居动物。在原始社会劳动时期,受制于生物演化的客观规律,人类祖先只能以自然及血缘的关系组合的形式共同劳动生活,族群内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其它成员的影响,同时其它成员也受族群成员的影响,成员间都以本能意识自然地维系着相互间的关系。到人类文化开始时期,原始社会的人们有了生产劳动的行为,生产劳动的出现发掘了人的思想,群体内的成员具备了相当的思维能力有了一定的行为习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共同生活的人们有了类似的生活方式,有了相似的风俗文化。因自然生活环境和族群成员具备的先天条件的不同,受地域的限制,使处于一定文化生态环境里共同生活的成员有了和其它地域成员间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风俗文化的区别差异,在人成长为人的历程里,这种区别和差异的存在通过共同生活的整个族群体现出来,这种族群与族群之间所存在的区别差异就是各个民族所具备的民族特色,处于各个民族特色之内共同生活的劳动群体就是民族本身,民族成员个体意识情感里的这种群体特色就是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是民族内部的凝聚剂。在原始社会,促始成员共同生活的原动力是迫于生存的需要,受制于劳动者本身的劳动能力,单个的成员很难生存,使处于一定地域内的成员自然地汇集在一起共同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族群内部有了一定的风俗文化,处于族群的单个成员受族群风俗文化的影响,在精神寄托上自然地倾向于本民族,从此,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就成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剂。人是社会的主体,民族是国家的主体,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标志,国家是民族意志的产物,民族意志的形成来自于生存的需要。[3]
彝天彝篇 好文章 出自阿库乌雾 1. 血之光   血之光,我是在这样一些场景中发现和感知的:看到山中放牧的女人 将初生的婴儿和初生的羊羔一并抱回家的时候;目睹山寨里的人们在驱鬼、 祭祖、招魂、送灵仪式上,无数的牺牲被语言的利箭一次次射穿胸膛,静 静地躺在血泊中的时候;阅读叙事诗《阿依阿芝》中“阿芝”(ax rryr) 姑娘在逃婚途中,遭遇残暴的虎狼,被撕裂后“头断路上方,脚断路下方, 肠肚缠竹林”的惨状的时候;聆听妖女“兹紫妮札”受毕摩 “卡嘟”(ka ddur)诅咒之后显原形变成一只公山羊,随后被七个谗嘴的村妇用柴刀瓜 分并狼吞虎咽,瞬间让她们变成七个可怕的女鬼永远居住在魔鬼之谷“达 布络魔”的故事的时候。血之光,辉煌而惨烈。   刀光剑影的血腥征战;唇枪舌剑的语言之争;沉默无语的思想较量; 爱恨情仇的情感纠葛;这一切都可以产生迷人的血光。“毕摩”浩繁的卷 帙中有浴血的典故;凡人悠远的谱系的链条上有血腥的链环;始祖母奇妙 的梦魇里有光艳四溅的血案;英雄父亲的姓氏确定血缘的走向与古老的尊 严。我们还要以判断血液的浓淡来认定根骨的源流,进而确定生命与生俱 来的尊卑与贵贱。我们相信,生有生的血性;死有死的血规;男人有男人 的血统;女人有女人的血魂;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执著地信仰血液的民族!   仿佛林中的青藤在攀缘而生的过程中,因树木的长势,随时改变自己 延伸的方向和路径;仿佛毕摩会通过观察生命普遍的症候判定世人未来的 命运遭际。我们古老的血液的长河,跨过一个个艰难与险阻,汇聚一条条 山涧和小溪,逐渐汇流成一条浑浊而博大的大流。可是,我们自己却开始 对自己的血液感到陌生和不适。我们记录地域文明、传承血统崇拜的母语 经文和史诗传统,经过一次又一次现代都市喧嚣潮流的冲濯和洗刷,我们 不得不开始怀疑母语生命的信念,不得不逐步放弃族群信仰的高度。我们 一脉相承的血缘水系趋于干涸;我们卓尔不群的族性精神开始黯淡无光。
彝族学者的声音 用母语与世界对话 用母语与世界对话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罗庆春教授应邀访美载誉归来    自2005年应邀访问俄亥俄州立大学、WILLAMETTE大学等美国高校以来,罗庆春(彝名阿库乌雾)教授先后在美国的文学刊物上发表30余首诗歌,在诗歌网站发表10余首诗歌。于200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英对照版诗集《Tiger Traces》,罗教授的母语写作受到美国诗歌界和人类学、民间文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界的高度关注,先后于2005年、2008年、2009年三次应邀访问美国各大高校,并参加国际诗会和文学艺术国际会议多次。 2009年10月21日至11月13日,我校文学院罗庆春教授应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之邀,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俄勒岗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七所大学,进行了为期二十多天的学术访问。罗教授就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化保护、中国彝族传统文化与当代彝族母语文学创作等主题,与美国各个大学中来自于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与文化遗产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和师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获得来自世界各地各国不同种族和不同语种的师生们的高度赞赏,并被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聘请为客座教授。 10月26日,在pullman华盛顿州立大学外国语言文化系陆思敬教授的邀请和主持下,罗教授与他的母语诗歌英文翻译和研究者俄亥俄州立大学马克·本德尔教授合作,在该大学音乐厅进行了题为:“虎迹:彝族传统文化与阿库乌雾母语诗歌创作”的讲座并朗诵了“虎皮”、“龙卵”等6首彝英对照的诗歌,音乐厅内座无虚席,掌声雷动。一位学者激动地对罗教授说:阿库,你是彝人之子,也是世界之子! 10月30日,罗教授参加了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主办、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赫瑞教授主持的“音乐与诗歌:亚洲艺术的交会”国际会议,罗教授与马克教授再次合作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彝族当代诗歌与阿库乌雾母语创作”的报告,并当场彝英对照朗诵了4首诗歌,受到了与会各国人类学家、音乐学专家和诗歌研究专家的好评。亚洲传统民间音乐会为罗教授专门安排了唯一的诗朗诵,罗教授朗诵了他的母语诗《黄昏,我想念妈妈》,感动全场。一位观众地对罗教授感激道:“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诗歌。我第一次被我所听不懂的语言的诗歌所感动。” 11月2日,罗教授向俄勒岗州salem 市willamette大学的师生们介绍了彝族的萨满文化并作了题为“关于彝族的毕摩和苏尼”的演讲,并现场朗诵了“招魂诗”。一位在这所大学任教的中国籍的中文老师文女士说:“阿库,你的演讲是我这一年来听到的最有意义、最感动人的讲座!谢谢你精彩的表演!你的来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达到了中西艺术文化深入交流的目的。” 11月4日,在俄勒岗州立大学,由历史系Ina Asim教授主持,罗庆春教授作了题为:“彝族母语文化保护与当代彝文文学书写”的演讲和朗诵,引起该系师生热烈讨论与思考。一位教授握着罗教授的手诚挚地说:“阿库乌雾,你的母语很有魅力,你的朗诵方式很独特,你所做的事情意义重大,希望你继续努力,我们支持你!” 11月9日,罗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作了题为《招魂:阿库乌雾的彝族(诺苏)语诗歌》的讲演,并现场朗诵了“濯日”、“毡魂”等5首诗歌。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决定聘请罗教授为该系的客座教授。据系主任nouda教授介绍:罗庆春教授是该系聘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戴锦华教授作为客座教授之后在中国大陆聘请的第二位客座教授。 访美期间,罗教授还与俄勒岗州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院长道格·卜兰迪教授、亚洲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劳蕊·奥荷兰仁教授、艾德华州立大学几位艺术和戏剧评论家等专家学者,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以及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保护等话题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与交流,并就民族艺术文化的保护问题和可能进行的合作项目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艾德华州立大学、俄勒岗州willamette大学、俄勒岗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大学的网站上都做罗庆春教授的宣传和报道。俄勒冈州立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院长道格·卜兰迪教授表示,要将罗教授的母语诗歌在他们建的专门进行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保护网站“中国藤”上展示给世界各地的读者,以便呼吁世界范围内更多的人们重视自己的母语文化艺术的抢救和保护事业。 访美归来途经北京,罗庆春教授还应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了题为“我用母语与当代世界诗坛对话”的演讲,受到了北大师生和来自美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留学生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 总之,罗庆春教授此次出访,圆满完成了预期的任务,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为文学院和我校争得了荣誉,为学校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拓展国际学术影响,不断提高学校在国际国内相关院校与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2009年11月16日
每天一篇彝族好文章,阿库乌雾--在彝学学院2013年新学期开学动... 春天来了 ——在彝学学院2013年新学期开学动员会上的讲话 罗庆春 (彝学学院院长) 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时光荏苒,四季轮回,生活、学习、工作、创业在“天府之国,诗歌之都”的成都彝族师生们再次迎来了自然世界的又一个美好的春天!但是,彝族文化复兴的春天,彝族母语高等教育开拓发展的春天,以及彝族地区繁荣昌盛的春天是和自然春天不一样的,它不是随着时轮转动可以等来的,而是必须要我们每一代彝族知识分子,每一位当代彝族学子自觉身份,牢记使命,担当责任,勇于创新,携手共进来创造、推进和逐步实现的。 同学们,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的办学不仅担负着让一部分彝族青年人通过这一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途径和平台获得当代生存的技能,成为多民族现代国家拥有真正的生存权利、拥有较高品质的生活质量,拥有严格意义的生命尊严的合格公民的责任,而且担负着在全球化时代,在悠久灿烂的彝族母语文化遭遇空前危机,面临濒危的时代,如何完成母语文明在当代的深度传承、整体延续和健康发展的使命,还担负着为东亚地区人口近千万,而农民占95%以上的古老民族的未来发展有效提供和逐步提高知识分子比例,从而稳健步入现代民族行列的艰巨任务。 同学们,从你们成为彝学学院的一员的时刻开始,你们既是你们的家族、你们的父母最优秀的儿女,也不可推卸、不可逃避地成为21世纪彝族知识分子阵营值得骄傲的一份子,你们必须敏锐地、深层次地认识和理解属于你们自己的这个特殊时代;你们必须准确地把握你们自己的生命机遇;你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你们与同时代同龄人相比的优势和差距;你们必须充分利用通过大学学习或更高的教育资源和平台去更好地发挥你们的优势,缩短与国际国内同龄人之间存在的综合差距;你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担负起历史、时代和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赋予你们的光荣而圣神的使命! 彝学学院将尽最大的努力,调动国际国内一切可利用的办学资源,努力重塑彝学学院在国内外、在彝族地区和彝族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断更新办学理念,开拓办学思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继续为同学们提供国际国内优质的本学科学术文化资源;继续开展“国际彝学大讲堂”、“中美大学生彝英双语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彝日文化交流活动”;继续推免和保送年级优秀学生进入国内一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在近期内适当输送部分学生赴日本、美国交换和留学深造。可以预见,10年以后,我院的优秀校友必将成为国际彝学界的领军人物。那些能够代表彝族知识分子在各种国际舞台上展示彝族历史文化特殊风采的民族代言人,一定是从彝学学院走出去的!诚然,我们今天提出的“中国彝学,世界彝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就可以说真正实现了! 到那时,不论老师还是同学,我们将因为真正担当过历史、创造过历史而自豪!我们将无悔于我们的民族身份、专业身份,无悔于我们的青春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将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祖先,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 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想,我们之间的承诺关涉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这样的承诺是圣神的,是严格的,是必须负责任地去履行和兑现的。借此机会我想问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信心?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同学们,让我们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充分探索和实践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积极进取,攻坚克难,发扬我们民族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齐心协力,谱写中国现代民族教育的崭新篇章!谱写母语教育、双语教育和多语教育并重的彝族当代高等教育的新篇章! 卡莎莎!兹莫格尼! 2013年3月6日
每天一篇好文章 每天一篇指路经文 每天一勺心灵鸡汤 饥饿 阿库乌雾 一块白石,一朵白云,一面白旗;一个空腹,一对干瘪的乳房,一条干涸的地下河床,一个世纪之前或之后,饥饿的脚印从远古走来。饥饿是名词和代词,饥饿也是动词和形容词。 饥饿始于一个生命诞生的谎言,饥饿始于一束拓荒的青烟,文明和信仰就从饥饿起步。饥饿在森林中有绿叶陪衬,饥饿在沙漠里有甘泉期待,饥饿在天空中有雁羽一同飞翔;饥饿在梦想里丰收,饥饿在神话中终止,饥饿使人类回到自然的起点,饥饿使生命走向真正的平等。于是,一万道光芒就有一万种饥饿伴随。 牛虻在饥饿的时候,敢于冒死吸食庞大的动物的鲜血;老鼠在饥饿的时候,可以彻夜不眠,伺机偷吃人类的食物;蚂蚁在饥饿的时候,毅然放弃故居,踏上频繁迁徙旅途;秋风在饥饿的时候,随意席卷大地上所有根基浅薄的物种;冬雪在饥饿的时候扑扇着自己美丽的翅膀,带走世间一切衰微的生命。 而最大的饥饿来自人间,人间的饥饿是穿着华贵的服装,戴上耀眼的首饰的饥饿;是用千万种奇妙的语言和美丽的辞藻伪装的饥饿;是各种各样古怪的符号和浩繁的典籍中记录的饥饿;是带着恶毒的阴谋和锐利的武器的饥饿。人间的饥饿,的确是来自生命根部的最真实的饥饿。 人间的饥饿又是永恒的饥饿。因而饥饿的力量是巨大的,饥饿可以地动山摇,饥饿可以翻天覆地,饥饿可以毁灭一切,饥饿也可以创作一切。 我的饥饿似乎来自我巨大的食量,即使把我放进食物堆中,这个世纪,我依旧感到饥饿无处不在,饥饿无时不有。 饥饿,被确诊,不是一种疾病!……
《乞讨 》 出自阿库乌雾 乞讨 如今,从一个没有乞丐的民族变成了一个有乞丐的民族。 ——这个民族就是中国大西南的彝族。 从前,我们没有乞丐,也不曾懂得乞讨。是因为我们是彝人,是天神派遣到大地上的圣洁的雪子,是有着特殊地位和使命的十二生物之首,我们的祖先曾经统率着11种神奇的生命来到人间,以化成天下。我们不能玷污我们的身份,更不能玷污大地。由此,在我们几千年坎坷的生存历程中,一直找不到出现乞丐的理由。 在纯洁的母语的河流里,“乞丐”或是“乞讨”,是一个污浊而肮脏的词汇。在我们的内心中它只会跟“汉呷人”联系在一起,和那种血统低贱的人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汉呷人”或是血统低贱的人才会有可能为了活着而变成乞丐或进行乞讨。 我们悠远的道德体系中坚决反对乞讨,是因为我们有着严格的血缘谱系意识和家族血统尊严,我们从不怀疑祖先的训示:人的尊严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于是,我们会让乞讨的行为立即转变成主动的施舍和自觉的救助,我们不会轻易让家族成员给自己的血族丢脸。 我们用古老的传统预防乞丐的出现,我们将那些有可能成为乞丐的亲人,以天神的名誉提前分解到了本家族内部有能力供养的家庭中,为了家族的地位和名誉,即使我们可能虐待过我们自己的血亲,也可能让他们战死在仇人的面前,但始终不会给他们沦落为乞丐进行乞讨的机会。 如今,我们与那些用汉语行乞的族人共处,能毫无愧色么? 我们学会乞讨同时学会出卖,能置若罔闻么? 我们在乞讨和出卖中重新寻找出路!…… 一切灾难由贪婪开始! 哪里是永恒的避难所呢?!
把自己给了真正的彝人 彝女 彝  女      柔嫩的水菱在透明的晨光中       浮出水面 梦如      六月的汁液 在你的血管里歌唱       你柔曼的情像紫云英的呼吸      和山坡上遍野向阳的无名花芽蕾        清晨 从你那背桶的沿边          一滴一滴 吐露般地流出来了      白水河的盈流丰腴成你柔美的身段      螺髻山的春藤盘结成你乌云般的发辫      五色湖的多情凝聚成你白鹿般的明眸      索玛花的须蕊弯卷成你那如梦的长睫       猎手那强健的肌臂才拥出了        你这如水的柔情      你的心还像三月的晨风一样纯洁      月亮河里坠落的星星缀满你的衣领      太阳湖心浮出的莲花垂在你的耳际      龙眼泉中倒映的彩云折叠成你的长裙      柳花溪上漾动的波环闪熠于你的手腕      你和猎人那刚出生的儿子又牵动了你的温柔      你的心变得像金沙水一样宽阔      你高耸的胸房歌唱着生命的琼浆       让猎人颀长的双腿迈开了出猎的劲步      你深信 你那猎人的儿子也会有黑足的英俊         他长大也会骑马进山寻猎做鹰的后子       当你把那流绿的生命的黎明         衔接上了阿妈那衰年的淡褐色暮霭      你就把自己献祭般地给了大山        给了真正的彝人
你把自己给了 给了真正的彝人 《彝女》 出自巴莫曲布嫫 彝  女      柔嫩的水菱在透明的晨光中       浮出水面 梦如      六月的汁液 在你的血管里歌唱       你柔曼的情像紫云英的呼吸      和山坡上遍野向阳的无名花芽蕾        清晨 从你那背桶的沿边          一滴一滴 吐露般地流出来了      白水河的盈流丰腴成你柔美的身段      螺髻山的春藤盘结成你乌云般的发辫      五色湖的多情凝聚成你白鹿般的明眸      索玛花的须蕊弯卷成你那如梦的长睫       猎手那强健的肌臂才拥出了        你这如水的柔情      你的心还像三月的晨风一样纯洁      月亮河里坠落的星星缀满你的衣领      太阳湖心浮出的莲花垂在你的耳际      龙眼泉中倒映的彩云折叠成你的长裙      柳花溪上漾动的波环闪熠于你的手腕      你和猎人那刚出生的儿子又牵动了你的温柔      你的心变得像金沙水一样宽阔      你高耸的胸房歌唱着生命的琼浆       让猎人颀长的双腿迈开了出猎的劲步      你深信 你那猎人的儿子也会有黑足的英俊         他长大也会骑马进山寻猎做鹰的后子       当你把那流绿的生命的黎明         衔接上了阿妈那衰年的淡褐色暮霭      你就把自己献祭般地给了大山        给了真正的彝人
彝族是应该自豪 和骄傲的 我对祖先佩服得很 东夷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东夷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张建民(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江苏连云港222000)[摘 要]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东夷文明虽然是一种古老的文明形态,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它的起源与分布,它与中华文明的融合过程,它对中华文明独特贡献的分析,探索东夷文明曾在中华文明形成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东夷文明;华夏文明;地位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740(2008)01-0028-05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明是由生活在华夏大地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不仅包括中原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还包括南方长江流域的三苗文明、东部淮河流域至泰山之间的东夷文明。其中,东夷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东夷的起源与分布东夷,是一个在学术上指代的名词,远古时期称东方部落为夷。东夷这个称呼的出现,是到了“三代”时的周王朝,因为周王朝来自于西部(即西方部落),它称东方的部落为东夷。大约在距今6000或8000多年前,在淮河流域,包括今山东泰山的周边地区、江苏的苏北地区、安徽的淮北地区分布着大量的东夷部落。这个部落的领袖,就是传说中的太昊、少昊,他们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我们今天在这一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许多都是该部落的文化遗存。上古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人们对自然崇拜特别对太阳的崇拜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神农、夸父、轩辕等部落的族徽上都有太阳的标志。但直接用太阳为图腾符号的只有两个部落,分别是东夷族的太昊和少昊部落。这是因为,东夷人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带,东面就是浩瀚的海洋,因此,东夷人所居住的地方,同西部和中原相比,是华夏大地最早见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认为这是超自然的神灵在显示。于是便产生了对太阳、天地等的自然崇拜。昊,古字形为太阳底下正立人形,用它来表示太阳神。传说中的太昊部落,以龙为图腾,是年代较早的“太阳神”,生活在鲁、苏、皖、浙一带。传说中的少昊,其生活的年代比太昊可能要晚一些,其部落以凤(鸟)为图腾,都城在曲阜。从《左传》、《国语》等历史资料记载可以知道,少昊所处的年代,是在黄帝、夸父(炎帝后裔)后期,颛顼(黄帝的后代)之前。历史古籍文献记载少昊后裔的很多,如秦、赵、徐、奄、莒等国。因为少昊部落以凤(鸟)为图腾,所以文武百官皆以鸟来命名。最早的关于夷族的称呼,从古文献来看,甲骨卜辞中有关于尸(夷)方最早的记录。《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竹书纪年》中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中对九夷也有记载。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九”仅仅表示多的意思,并不一定就是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 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安之间扬州也有鸟夷(或作岛夷)。在西周时期,对东方诸夷的称呼先后曾发生许多变化。据有关文献记载,周王朝发动对东方部落的战争时期,不同阶段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在不同时期对处于不同的地理方位上的东方部落的概括。据史料,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金文为当时实录。金文中记载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都概称为东夷,成王东征的对象主要是今天的山东境内的东夷势力。在成王的打击下,东夷势力曾经一蹶不振。后来,西周中叶时期,东夷的另一部落———淮夷在淮
古夷人的鸟图腾崇拜 东夷文化的另一个显著区别于其他集群文化的重大特征是鸟图腾崇拜。这方面最完整、最系统的传说史料是有关少昊集团“鸟官”机构的记录。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25年,郯国的君主—时称郯子—到鲁国访问,鲁国贵族叔孙昭子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听说少昊氏都用鸟名作官称,这是什么缘故呢?”郯子回答说:“少昊是我们国家的老祖宗,我知道这其中的缘故。古时候黄帝以云纪事,所以用云名作官称而称为云师;炎帝以火纪事,所以用火名作官称而称为火师;共工以水纪事,所以用水名作官称而称为水师;太昊以龙纪事,所以用龙名作官称而称为龙师;我们的老祖宗少昊挚即位的时候,恰好有凤鸟飞来,所以就以鸟纪事,用鸟名作官称而称为鸟师。”所谓“云师”、“火师”、“水师”、“龙师”、“鸟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云宫‟、“火官”、“水官”、“龙官”、“鸟官”,因为古人官、师不分,所以官也称师。少昊的“鸟官”机构,照郯子所说,共由4个类别的24种“鸟”组成。 其一是历法官。这一类有“五鸟”,为首的是凤鸟氏(凤鸟族),职务是掌管历法的历正。在凤鸟氏之下,玄鸟氏(燕子族)为司分,掌管春分和秋分;伯赵氏(杜鹃族)为司至,掌管夏至和冬至;青鸟氏(黑枕黄鹤或鹤鹑族)为司启,掌管立春和立夏;丹鸟氏(锦鸡族)为司闭,掌管立秋和立冬。 其二是执政官。这一类有“五鸠”,都以猛禽为名。包括:祝鸠氏(鹤鸠族)为司徒,掌管土地与政教;鸿鸿氏(鱼鹰族)为司马,掌管军事;鸭鸡氏(鹤鹰族)为司空,掌管手工业;鹤鸠氏(鸳鹰族)为司寇,掌管司法;鹊鸠氏(鹊雕族)为司事,掌管部落日常事务。 其三是手工业官。这一类有“五雉”,都以野鸡为名,包括鷷雄氏、鶅雉氏、翟雏氏、鵗雉氏、翠雉氏,分别为木工正、陶工正、金工正、皮工正、染工正。 其四是农官。这一类有“九扈”,包括九种候鸟,名称古怪,分别负责督促民众耕种、耘苗、收获、储藏、为果树驱鸟、为农作物驱鸟、为庄稼驱兽、为蚕驱雀及适时麦收。(“五雉”和“九扈”的具体名称和分工,郑子的原话没有指出来,这里是根据后人的注释补记的。) 郯子还说,自濒项为“帝”之后,不能用传统的方法纪事,而改用新起的方法,从此便有了民事官称。
对白族兄弟的回答 欢迎来看看我诺苏的文明吧 警告你 不服吗 东方“桑田”“土著夷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或其后,不断地大量西移,冲击着原在二、三级阶地居住之人群,他们或者与新来者友好相处共建新家园,或者也有局部之移徙。两种或多种人群相处,他们以各自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必然要产生与新环境、新条件相适的新文化。经过自9000年至7000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后段,7000年至55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并进入了距今5500年前后至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不仅在二、三级阶地中的各大自然区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古代民族(即氏族与部族或家族与宗族),这些为新的文化交流与群落或尸落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在我国的传说史中,其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反映历史进化与演变的内容,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它们讲的是古代人群对人类演进史的认识,从古代树居到下地生活,经过用火熟食、采集渔猎,知道农业耕种、定居生活的全过程,虽只是掠影,但轨迹是基本正确的。其二,是反映人类社会组织变迁状况的,如太昊、少昊,炎帝、黄帝、蚩尤、三苗、彝、越、荆、楚、氐、羌、戎、狄等。这些人群关系的不断变化,分别形成了我国古代诸族。 首先,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的原有人群与新移居的大量“土著夷人”结合,并在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的交流影响下,于重建家园之时,他们在此先后创建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古国文明,完成了由文化向文明能够的过度。在此基础上,该地区的人群在各个聚落群的基础上,以原始宗教和各种图腾为标志,形成了若干氏族与部落(即古代民族)。以日月崇拜为主,以鱼鸟等为图腾的人群,形成为伏羲、太昊、少昊、炎帝(帝字初为祭祀之意,无后起皇帝之意)、蚩尤等族。在大汶口文化中出土,并在苏北、皖北等地广为流行之陶虹文字,如“日火土”形如?之字,或“日火”形如?之字。有学者释为“炅”字。笔者认为:此符号可能即是“炎族”等之族徽。所谓“炎”、“吴”者即火火相叠,烈日爆晒或日从山上升起之意。 其次,中原、关中、晋南之原有先民与西移之“土著夷人”相处,彼此文化融合,在创造了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的基础上,进步为其性较多的黄河中游之仰韶文化系统,但仍保持了日月崇拜,尤其是鱼、鸟等的图腾形象,加上新出现的因素如“花”的图案、尖底瓶特色的生活或祭祀用器,形成了强大的“炎帝族”。其中在河南,以依、洛流域为中心的“炎帝族”之一部,利用地理位置居中便于四方交流,黄土平原,土壤条件良好,便于农耕等优势,发展生产,很快地进入“神农氏”阶段,并开始称霸中原,并将其势力扩张到了江汉平原等地区。位于陕西关中平原的仰韶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半坡类型系统进步发展,势力强大后,则沿渭水上溯,进入甘肃南部与青海东部地区,并与当地文化结合,创造发展出新的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以此文化为依托形成羌、氐等氏族与部族。在晋南以仰韶文化中之庙底沟类型系统,在发展壮大后,其人群逐渐沿汾水北上,到达晋北广大地区,他们与内蒙古中南部之阿拉善文化(主为二期)和自辽宁西部南下之红山文化相结合。二种人群、三种文化共同生居在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西北的桑干河流域地区,他们交流融合,形成了强大的“黄帝族”及其文化。他们以熊、龙、龟等为图腾。由于是几种文化的融合,故人口众多,力量强大,通过战争,连败炎帝族、蚩尤族、擒杀其首领,威振中原。从而在黄河中游,形成了强大的以黄帝族为中心的大联盟(也可视为最早的方国联盟)。进入唐尧、虞舜的古国期后,就更启开了华夏文明的新的古族融合之门,开始步入新阶段。 第三,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则有一翻新的情景。首次从“桑田”西移之“土著夷人”人群,在长江、钱塘江下游、太湖流域,与当地人群一起创造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并组成了古老的越族。继续西进之大量“土著夷人”群体,经鄱阳湖入洞庭湖,立足江汉平原,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他们与当地人群一起,首创了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并在与被黄帝族战败后南下之炎帝族、蚩尤族之余众,交流融合后,共同再建了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其中一部分人群,又从三峡等通道进入四川盆地等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并与当地原有的人群结合,共同创造了营盘山、边堆山、宝墩等古代文化。这些新到的“土著夷人”与当地人群一块生存,共同交流,在各自不同的生存区,适应各自的自然地理环境,逐渐形成了以古代巴、蜀、濮等古代民族,或有统称为荆蛮、三苗。这也是今天以江汉平原为主的楚族;以湘西北、黔东南、川东地区为主的土家族;黔南、滇东南地区的苗家和四川、云南的彝族以及今存的众多的兄弟民族之源。1956年前,今之彝族仍保“夷”字称为“夷族”。他们之中至今还能见到若干古代文化遗存,风俗民情和传说史影。可证他们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与共同的根源。例如:⑴彝族、苗族古史中,都有从东方大金海和大海等迁来之传说;⑵彝族、楚人、日本人、印第安人等不仅有相似的人种,相似的原始稻作农业,基本一致的天文历法——原始的“十月太阳历”,而且还有若干相似的民情与风俗。这种相似与一致性,不是一般的文化交流的影响所能促成的,只有以他们曾经有共同的文化源头去解释,才能比较合理与圆融。这个源头,就是一万多年前在“桑田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创造,当然也包其时期之交流与移
为什么说彝族是一个文明历史的民族 为什么说彝族人可以自豪.骄傲 古代民族(即氏族、部族或家族)之形成 东方“桑田”“土著夷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或其后,不断地大量西移,冲击着原在二、三级阶地居住之人群,他们或者与新来者友好相处共建新家园,或者也有局部之移徙。两种或多种人群相处,他们以各自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必然要产生与新环境、新条件相适的新文化。经过自9000年至7000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后段,7000年至55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并进入了距今5500年前后至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不仅在二、三级阶地中的各大自然区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古代民族(即氏族与部族或家族与宗族),这些为新的文化交流与群落或尸落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在我国的传说史中,其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反映历史进化与演变的内容,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它们讲的是古代人群对人类演进史的认识,从古代树居到下地生活,经过用火熟食、采集渔猎,知道农业耕种、定居生活的全过程,虽只是掠影,但轨迹是基本正确的。其二,是反映人类社会组织变迁状况的,如太昊、少昊,炎帝、黄帝、蚩尤、三苗、彝、越、荆、楚、氐、羌、戎、狄等。这些人群关系的不断变化,分别形成了我国古代诸族。 首先,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的原有人群与新移居的大量“土著夷人”结合,并在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的交流影响下,于重建家园之时,他们在此先后创建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古国文明,完成了由文化向文明能够的过度。在此基础上,该地区的人群在各个聚落群的基础上,以原始宗教和各种图腾为标志,形成了若干氏族与部落(即古代民族)。以日月崇拜为主,以鱼鸟等为图腾的人群,形成为伏羲、太昊、少昊、炎帝(帝字初为祭祀之意,无后起皇帝之意)、蚩尤等族。在大汶口文化中出土,并在苏北、皖北等地广为流行之陶虹文字,如“日火土”形如?之字,或“日火”形如?之字。有学者释为“炅”字。笔者认为:此符号可能即是“炎族”等之族徽。所谓“炎”、“吴”者即火火相叠,烈日爆晒或日从山上升起之意。 其次,中原、关中、晋南之原有先民与西移之“土著夷人”相处,彼此文化融合,在创造了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的基础上,进步为其性较多的黄河中游之仰韶文化系统,但仍保持了日月崇拜,尤其是鱼、鸟等的图腾形象,加上新出现的因素如“花”的图案、尖底瓶特色的生活或祭祀用器,形成了强大的“炎帝族”。其中在河南,以依、洛流域为中心的“炎帝族”之一部,利用地理位置居中便于四方交流,黄土平原,土壤条件良好,便于农耕等优势,发展生产,很快地进入“神农氏”阶段,并开始称霸中原,并将其势力扩张到了江汉平原等地区。位于陕西关中平原的仰韶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半坡类型系统进步发展,势力强大后,则沿渭水上溯,进入甘肃南部与青海东部地区,并与当地文化结合,创造发展出新的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以此文化为依托形成羌、氐等氏族与部族。在晋南以仰韶文化中之庙底沟类型系统,在发展壮大后,其人群逐渐沿汾水北上,到达晋北广大地区,他们与内蒙古中南部之阿拉善文化(主为二期)和自辽宁西部南下之红山文化相结合。二种人群、三种文化共同生居在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西北的桑干河流域地区,他们交流融合,形成了强大的“黄帝族”及其文化。他们以熊、龙、龟等为图腾。由于是几种文化的融合,故人口众多,力量强大,通过战争,连败炎帝族、蚩尤族、擒杀其首领,威振中原。从而在黄河中游,形成了强大的以黄帝族为中心的大联盟(也可视为最早的方国联盟)。进入唐尧、虞舜的古国期后,就更启开了华夏文明的新的古族融合之门,开始步入新阶段。 第三,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则有一翻新的情景。首次从“桑田”西移之“土著夷人”人群,在长江、钱塘江下游、太湖流域,与当地人群一起创造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并组成了古老的越族。继续西进之大量“土著夷人”群体,经鄱阳湖入洞庭湖,立足江汉平原,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他们与当地人群一起,首创了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并在与被黄帝族战败后南下之炎帝族、蚩尤族之余众,交流融合后,共同再建了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其中一部分人群,又从三峡等通道进入四川盆地等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并与当地原有的人群结合,共同创造了营盘山、边堆山、宝墩等古代文化。这些新到的“土著夷人”与当地人群一块生存,共同交流,在各自不同的生存区,适应各自的自然地理环境,逐渐形成了以古代巴、蜀、濮等古代民族,或有统称为荆蛮、三苗。这也是今天以江汉平原为主的楚族;以湘西北、黔东南、川东地区为主的土家族;黔南、滇东南地区的苗家和四川、云南的彝族以及今存的众多的兄弟民族之源。1956年前,今之彝族仍保“夷”字称为“夷族”。他们之中至今还能见到若干古代文化遗存,风俗民情和传说史影。可证他们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与共同的根源。例如:⑴彝族、苗族古史中,都有从东方大金海和大海等迁来之传说;⑵彝族、楚人、日本人、印第安人等不仅有相似的人种,相似的原始稻作农业,基本一致的天文历法——原始的“十月太阳历”,而且还有若干相似的民情与风俗。这种相似与一致性,不是一般的文化交流的影响所能促成的,只有以他们曾经有共同的文化源头去解释,才能比较合理与圆融。这个源头,就是一万多年前在“桑田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创造,当然也包其时期之交流与移徙。 9、历史悠久的古“夷”文字 古“夷人”的成就中还包括对古夷文字的创造。该文字可能萌芽于“第四阶地”的“桑田期”,其后在移徙过程中,分别为不同时期的“夷人”所使用,故各地均有其文字的遗存出土,其保存最完全、最多者,则是在现存彝族之古“夷”文字中。 这种古夷文字,从它能破译建国五十多年来,大江南北各地发现的部分划刻符号或古文字情况,可见其历史之悠久和流传移植之轨迹。现在各地发现之古夷文字,很不平衡,时代有早有晚,数量有多有少,内容有繁有简,地点有东有西、有南有北,载体多为陶质。因考古发现有异地感的偶然性,各地保存之条件又不相同,故其损佚破坏情况也就有异。因此,各地所出古夷文字与迁徙之迹及时代前后,就很难完全一致。现以长江、淮河、黄河流域所出,以自东而西之顺序做一简叙,以见其中影响之迹。 长江下游之良渚文化中,有些刻划文,行同古夷文。其中一例有六字,夷文释读,义为“十祭分立兴旺”。彝族正有七或九代行祭分支通婚之俗。时代距今约5500—4200年左右。长江下游江苏高邮龙虬庄出土陶文可用古夷文破译。时代距今5500年。 长江中游湖南澧县彭头山刻划文字,刘志达教授考为古夷文字,而且不是初创时的文字。时代距今9100—8200年。故刘先生说:“如加上刻符前的草创阶段,说中国文字(彝文)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发展史,也不夸张。” 长江中游湖北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中有刻画符号,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所出土的刻划符号相似,也是古夷文字之一。时代距今6000年左右。 长江上游成都附近之茂县、广汉、郫县、邛崃等地发现许多刻有文字符号的文物,这些古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是同一文字系统。三星堆博物馆所陈列之古文字,彝文学者且萨乌牛能识大半,亦证其为古夷文。时代距今约4000多年。长江上游贵州威宁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刻的“夜郎王印”,其印文亦为彝文。 淮河流域上游舞阳贾湖遗址出土有刻划符号,为古一文。时代距今8500-7500年 黄河下游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出龙山时代陶文11字。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天文学家冯时研究员用夷文破译其符号后指出:丁公陶文不同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符,它成组出现,字形结构完整,已具备了书面语的形式,这说明刻符显然是为记录语言而使用的。因此它已是一种较成熟的文字。丁公陶文的基本笔画和字形结构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子体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表现在陶文多具的曲笔与弧笔在殷商文字中无迹可寻,同时,其字形结构也与甲骨文迥异。这意味着丁公陶文与殷商甲骨文之间明显缺乏发展的连续性,不可能是汉字的祖先。它可以证明“不论山东龙山文化,还是所谓的东夷文化,都是早期的夷族文化”。时距今4500年前后-4000年左右。 黄河中游地区所传的黄帝时《苍颉书》和《夏禹书》,学者刘志一教授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它们不是“原始人的符号,而是古彝文祭文”。时代距今4500-4000年左右。 黄河中游关中地区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物中有22种符号,指出起意思为:开始使用彩釉工艺的盆、瓶、罐、碗、缸、翁堆,满仓库的众多产品是康若珍(姓名借音)一家,全家用去百日工夫生产。故此,李乔先生1980年在《民族文化》上发表《这是偶合吗?》的文章,提出:西安半坡刻符为古彝文的观点。时代距今约6000多年。 黄河中游出土商周甲骨文,数量已达十多万片,单字已有4000多个,现在能考释者仅1000多字,最多不超过一半。但在其余单字中。不少单字可用古夷文释读。可见在创造与使用甲骨文时,已再用了一些古夷文字。时代距今3000多年。 黄河上游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刻文符号,也可用古夷文释读。时代距今约5000-3000年。 此外,神州内其他地区,国外一些地方出土之刻划符号或古文字亦可用古夷文释读者。 上述材料说明什么问题呢? (1)、中国古代以来确实存在两个不同的文字系统:一是古今彝(夷)文,多为古代 夷人和今之“彝族”使用;一为古今汉文(指夏代陶文,商周之甲骨文、金文等演进成之汉文),在华夏族和汉族中使用,现代有为各族共用者。 (2)、两类文字各具特点。古彝(夷)文创造时间最早,多为符号式,载体多为陶质,使用办法简便,内容多为日常生活记录,一开始就为广大人群所使用,故流传地广。古甲骨文汉文系统,创制时代较晚,其中已使用了古夷文字,两者已有了交流,多为图画类型,载体较贵,使用办法复杂,为专人所掌握,故未能广泛流传,只在皇室和国家王权者中使用,内容主为占卜、祭祀方面的文字。 (3)、古夷文在神州广为传播使用的情况,不仅说明它们创造年代久远,更说明它们一开始就是为广大人群所使用之工具,多数人都会运用,故它能随着人群的迁徙而在所到之处使用并留下遗存,是真正记录人们语言和记录生活所历之事或物的手段或工具。由此,也从另一角度证明:在“桑田期”形成、出现之“持弓射箭”进行渔猎生活的人们(即“土著夷人”,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有一个向四方,尤其是向西方,沿着大江、大河的不断移徙的过程,并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地与各地的原有人群结合,创造了一个新时期的文化和文明,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新的氏族、部族(包括家族)、甚至部落。促使社会进入新时期——文明时代。 (4)、在古籍中,如《史记·武帝本纪》等,有一种称边地人群为东夷、南夷、西南夷、北夷、东北夷等之名,日本有虾夷之名,或称“众夷”等;美洲也有“九夷”之称等等。由此可见,这种持弓射箭之“土著夷人”流传范围之广。这与后出之古夷文广为散布之状况相呼应。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 古彝族是世界上第一的(谢谢公正的汉族专家 古代民族(即氏族、部族或家族)之形成 东方“桑田”“土著夷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或其后,不断地大量西移,冲击着原在二、三级阶地居住之人群,他们或者与新来者友好相处共建新家园,或者也有局部之移徙。两种或多种人群相处,他们以各自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必然要产生与新环境、新条件相适的新文化。经过自9000年至7000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后段,7000年至55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并进入了距今5500年前后至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不仅在二、三级阶地中的各大自然区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古代民族(即氏族与部族或家族与宗族),这些为新的文化交流与群落或尸落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在我国的传说史中,其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反映历史进化与演变的内容,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它们讲的是古代人群对人类演进史的认识,从古代树居到下地生活,经过用火熟食、采集渔猎,知道农业耕种、定居生活的全过程,虽只是掠影,但轨迹是基本正确的。其二,是反映人类社会组织变迁状况的,如太昊、少昊,炎帝、黄帝、蚩尤、三苗、彝、越、荆、楚、氐、羌、戎、狄等。这些人群关系的不断变化,分别形成了我国古代诸族。 首先,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的原有人群与新移居的大量“土著夷人”结合,并在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的交流影响下,于重建家园之时,他们在此先后创建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古国文明,完成了由文化向文明能够的过度。在此基础上,该地区的人群在各个聚落群的基础上,以原始宗教和各种图腾为标志,形成了若干氏族与部落(即古代民族)。以日月崇拜为主,以鱼鸟等为图腾的人群,形成为伏羲、太昊、少昊、炎帝(帝字初为祭祀之意,无后起皇帝之意)、蚩尤等族。在大汶口文化中出土,并在苏北、皖北等地广为流行之陶虹文字,如“日火土”形如?之字,或“日火”形如?之字。有学者释为“炅”字。笔者认为:此符号可能即是“炎族”等之族徽。所谓“炎”、“吴”者即火火相叠,烈日爆晒或日从山上升起之意。 其次,中原、关中、晋南之原有先民与西移之“土著夷人”相处,彼此文化融合,在创造了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的基础上,进步为其性较多的黄河中游之仰韶文化系统,但仍保持了日月崇拜,尤其是鱼、鸟等的图腾形象,加上新出现的因素如“花”的图案、尖底瓶特色的生活或祭祀用器,形成了强大的“炎帝族”。其中在河南,以依、洛流域为中心的“炎帝族”之一部,利用地理位置居中便于四方交流,黄土平原,土壤条件良好,便于农耕等优势,发展生产,很快地进入“神农氏”阶段,并开始称霸中原,并将其势力扩张到了江汉平原等地区。位于陕西关中平原的仰韶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半坡类型系统进步发展,势力强大后,则沿渭水上溯,进入甘肃南部与青海东部地区,并与当地文化结合,创造发展出新的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以此文化为依托形成羌、氐等氏族与部族。在晋南以仰韶文化中之庙底沟类型系统,在发展壮大后,其人群逐渐沿汾水北上,到达晋北广大地区,他们与内蒙古中南部之阿拉善文化(主为二期)和自辽宁西部南下之红山文化相结合。二种人群、三种文化共同生居在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西北的桑干河流域地区,他们交流融合,形成了强大的“黄帝族”及其文化。他们以熊、龙、龟等为图腾。由于是几种文化的融合,故人口众多,力量强大,通过战争,连败炎帝族、蚩尤族、擒杀其首领,威振中原。从而在黄河中游,形成了强大的以黄帝族为中心的大联盟(也可视为最早的方国联盟)。进入唐尧、虞舜的古国期后,就更启开了华夏文明的新的古族融合之门,开始步入新阶段。 第三,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则有一翻新的情景。首次从“桑田”西移之“土著夷人”人群,在长江、钱塘江下游、太湖流域,与当地人群一起创造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并组成了古老的越族。继续西进之大量“土著夷人”群体,经鄱阳湖入洞庭湖,立足江汉平原,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他们与当地人群一起,首创了彭头山文化、大溪文化,并在与被黄帝族战败后南下之炎帝族、蚩尤族之余众,交流融合后,共同再建了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其中一部分人群,又从三峡等通道进入四川盆地等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并与当地原有的人群结合,共同创造了营盘山、边堆山、宝墩等古代文化。这些新到的“土著夷人”与当地人群一块生存,共同交流,在各自不同的生存区,适应各自的自然地理环境,逐渐形成了以古代巴、蜀、濮等古代民族,或有统称为荆蛮、三苗。这也是今天以江汉平原为主的楚族;以湘西北、黔东南、川东地区为主的土家族;黔南、滇东南地区的苗家和四川、云南的彝族以及今存的众多的兄弟民族之源。1956年前,今之彝族仍保“夷”字称为“夷族”。他们之中至今还能见到若干古代文化遗存,风俗民情和传说史影。可证他们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与共同的根源。例如:⑴彝族、苗族古史中,都有从东方大金海和大海等迁来之传说;⑵彝族、楚人、日本人、印第安人等不仅有相似的人种,相似的原始稻作农业,基本一致的天文历法——原始的“十月太阳历”,而且还有若干相似的民情与风俗。这种相似与一致性,不是一般的文化交流的影响所能促成的,只有以他们曾经有共同的文化源头去解释,才能比较合理与圆融。这个源头,就是一万多年前在“桑田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创造,当然也包其时期之交流与移徙。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 古彝族人的文明在世界上都是第一的 历史悠久的古“夷”文字 古“夷人”的成就中还包括对古夷文字的创造。该文字可能萌芽于“第四阶地”的“桑田期”,其后在移徙过程中,分别为不同时期的“夷人”所使用,故各地均有其文字的遗存出土,其保存最完全、最多者,则是在现存彝族之古“夷”文字中。 这种古夷文字,从它能破译建国五十多年来,大江南北各地发现的部分划刻符号或古文字情况,可见其历史之悠久和流传移植之轨迹。现在各地发现之古夷文字,很不平衡,时代有早有晚,数量有多有少,内容有繁有简,地点有东有西、有南有北,载体多为陶质。因考古发现有异地感的偶然性,各地保存之条件又不相同,故其损佚破坏情况也就有异。因此,各地所出古夷文字与迁徙之迹及时代前后,就很难完全一致。现以长江、淮河、黄河流域所出,以自东而西之顺序做一简叙,以见其中影响之迹。 长江下游之良渚文化中,有些刻划文,行同古夷文。其中一例有六字,夷文释读,义为“十祭分立兴旺”。彝族正有七或九代行祭分支通婚之俗。时代距今约5500—4200年左右。长江下游江苏高邮龙虬庄出土陶文可用古夷文破译。时代距今5500年。 长江中游湖南澧县彭头山刻划文字,刘志达教授考为古夷文字,而且不是初创时的文字。时代距今9100—8200年。故刘先生说:“如加上刻符前的草创阶段,说中国文字(彝文)已有一万年左右的发展史,也不夸张。” 长江中游湖北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中有刻画符号,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所出土的刻划符号相似,也是古夷文字之一。时代距今6000年左右。 长江上游成都附近之茂县、广汉、郫县、邛崃等地发现许多刻有文字符号的文物,这些古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是同一文字系统。三星堆博物馆所陈列之古文字,彝文学者且萨乌牛能识大半,亦证其为古夷文。时代距今约4000多年。长江上游贵州威宁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刻的“夜郎王印”,其印文亦为彝文。 淮河流域上游舞阳贾湖遗址出土有刻划符号,为古一文。时代距今8500-7500年 黄河下游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出龙山时代陶文11字。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天文学家冯时研究员用夷文破译其符号后指出:丁公陶文不同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符,它成组出现,字形结构完整,已具备了书面语的形式,这说明刻符显然是为记录语言而使用的。因此它已是一种较成熟的文字。丁公陶文的基本笔画和字形结构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子体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表现在陶文多具的曲笔与弧笔在殷商文字中无迹可寻,同时,其字形结构也与甲骨文迥异。这意味着丁公陶文与殷商甲骨文之间明显缺乏发展的连续性,不可能是汉字的祖先。它可以证明“不论山东龙山文化,还是所谓的东夷文化,都是早期的夷族文化”。时距今4500年前后-4000年左右。 黄河中游地区所传的黄帝时《苍颉书》和《夏禹书》,学者刘志一教授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它们不是“原始人的符号,而是古彝文祭文”。时代距今4500-4000年左右。 黄河中游关中地区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物中有22种符号,指出起意思为:开始使用彩釉工艺的盆、瓶、罐、碗、缸、翁堆,满仓库的众多产品是康若珍(姓名借音)一家,全家用去百日工夫生产。故此,李乔先生1980年在《民族文化》上发表《这是偶合吗?》的文章,提出:西安半坡刻符为古彝文的观点。时代距今约6000多年。 黄河中游出土商周甲骨文,数量已达十多万片,单字已有4000多个,现在能考释者仅1000多字,最多不超过一半。但在其余单字中。不少单字可用古夷文释读。可见在创造与使用甲骨文时,已再用了一些古夷文字。时代距今3000多年。 黄河上游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刻文符号,也可用古夷文释读。时代距今约5000-3000年。 此外,神州内其他地区,国外一些地方出土之刻划符号或古文字亦可用古夷文释读者。 上述材料说明什么问题呢? (1)、中国古代以来确实存在两个不同的文字系统:一是古今彝(夷)文,多为古代 夷人和今之“彝族”使用;一为古今汉文(指夏代陶文,商周之甲骨文、金文等演进成之汉文),在华夏族和汉族中使用,现代有为各族共用者。 (2)、两类文字各具特点。古彝(夷)文创造时间最早,多为符号式,载体多为陶质,使用办法简便,内容多为日常生活记录,一开始就为广大人群所使用,故流传地广。古甲骨文汉文系统,创制时代较晚,其中已使用了古夷文字,两者已有了交流,多为图画类型,载体较贵,使用办法复杂,为专人所掌握,故未能广泛流传,只在皇室和国家王权者中使用,内容主为占卜、祭祀方面的文字。 (3)、古夷文在神州广为传播使用的情况,不仅说明它们创造年代久远,更说明它们一开始就是为广大人群所使用之工具,多数人都会运用,故它能随着人群的迁徙而在所到之处使用并留下遗存,是真正记录人们语言和记录生活所历之事或物的手段或工具。由此,也从另一角度证明:在“桑田期”形成、出现之“持弓射箭”进行渔猎生活的人们(即“土著夷人”,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有一个向四方,尤其是向西方,沿着大江、大河的不断移徙的过程,并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地与各地的原有人群结合,创造了一个新时期的文化和文明,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新的氏族、部族(包括家族)、甚至部落。促使社会进入新时期——文明时代。 (4)、在古籍中,如《史记·武帝本纪》等,有一种称边地人群为东夷、南夷、西南夷、北夷、东北夷等之名,日本有虾夷之名,或称“众夷”等;美洲也有“九夷”之称等等。由此可见,这种持弓射箭之“土著夷人”流传范围之广。这与后出之古夷文广为散布之状况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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