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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礼:祠堂的乡村信仰   “北李的男人们带着食物和酒到南李的祠堂中,在南李创始者的木牌前磕头敬拜”,而后者作为酬答,也派代表到北李祠堂中敬拜。这场敌对家族在祭拜日的友好姿态,可能有点出乎弗里曼等几位美国学者的意料,他们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称之为“表演”。   对中国近代以来的乡村变迁,不少海外汉学家一直抱有浓厚兴趣,其扎实的田野调查与分析,也经常让今天的中国人得以回眸凝视自己先人生动的乡村社区生活。这些最接地气的东西,经常可以让人明白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也确实能让人会想到学者刘东的提醒: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赢“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   宗族和祠堂,当然是任何对中国乡村有兴趣的人所绕不开的。比较起来,一个祠堂和一个宗族密切相关,而家庭则更似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单元。杜赞奇说得没错:“村落组织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和经济上互相协作的家庭集团组织”,宗族作为高于家庭的组织,而家庭视为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组织的一个分支,更容易理解中国家庭的特点。   上面几个美国人所谓的“表演”,发生在河北衡水饶阳县五公村;杜赞奇的经典研究对象,也是华北农村。不过在经过几次大规模由北向南的移民运动后,一般认为,丰富多彩的祠堂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南方,那是昔日举族南下中,无数人背着遗骸与祖先一路同行的结果,今天看来,这种无不悲壮的行为,也无法不为之动容。 中国的民间祠堂,在20世纪饱经战火和各种意识形态的打压后,多已分崩离析,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那些供桌上的牌位和他们背后的农村宗法结构和家庭伦理,已经坍塌,风光不再。   不过,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中国南方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一带,重修祠堂之风回流,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民间默契。就个人游历经验,也所见颇多。我的朋友、武进的江建文先生曾对此进行具体的影像旅行,常州一地所得即洋洋大观,无论从形态、规制还是格局等方面仍依稀可见江南老祠堂的旧日风貌。   当然,祠堂并不是一个温馨的场所,这里不仅有血淋淋的家族故事,也有冷冰冰的中国式伦理和血缘尊卑。一方面,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将名字刻在木质牌位上,只有维系宗族男性的名字被记录,享受清明节、春节等的祭拜。西方艾伯瑞在研究宋代家庭意识就注意到了,所谓男系相传的团体才是“宗”。在这一点上,女人们的不平等地位被坦率地嵌入祠堂空间,并通过隆重的仪式而将“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合法化。
兵家史学~立国纲要 兵家史学 作者 陈武昊君 兵家史学~立国纲要 兵家史学-帝王经略 一 立国纲要 天下熙攘,名来利往,危则共济,安则相图,国以危而建,城因战而筑,利小则得不偿失,难以动心,利厚则为之疯狂,肆无忌惮,故为国之要,贵在治平,周流不虚,日新月异,勿使停滞,勿使疯狂。 是以聚众建国,首在安危,次在福禄,身家性命不保,谈何富贵?言谈举止受禁,何异贼窝?无个人即无国家,是谓朕即国家。 故民为先天之君,王为后天之主。是以王者之尊,而常以孤寡不谷自称自况,以示其本出于民,不得已而为官,见民之长、老、贤者,亦须礼重谦下。待其年迈或不济,则揖让以告退。是谓受垢为王。是谓功成身退,天之道。 上古鸿蒙初开,天生民而有欲,不相统属,各行其是,纷乱不堪,弱肉强食,欺诈横行,有知耻者,定人禽之别,议举一贤而为君,号为王者,特以斧钺,坐堂典刑,选良为辅,开府设衙,主裁决断,则天立法,纪事成范,援例订律,彰明法度,昭示信义,使众能自理邻处,各相资给,非危急疑难,不来叨扰,遂成无为之治。况民风彪悍,刀斧随身,强弱相当,不得不戒惧,是谓慎乃宪。 故三代之盛,多有恭己正南面而王者。此无为之极,有不知其上,或仅知其名号者。如此,则民享清福,官得清修,可治学问,是谓仕而优则学。 然天下事权集诸一处,虽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而奸邪也易乘其间。故有明王如尧舜者,法天慎治,经纶成宪,自取虚尊之位,任贤为长,责以成事,区限权职,以避嫌隙,而便于检举督正,以免用而见疑,设陷构难,君子将以为羞,小人以为诈,上下异心,暗生猜忌,国将不国。是谓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求有得而罪以免,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故兵家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国以信存,可存于惊涛之中;兵以诈立,可立于不败之地。建国立府,信义为先,法度为纲,职权分明,张弛有度,互为制衡,举措有常,危急有变,疑难有备,事无巨细,皆有条例,上下一心,将士用命,是谓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不战而屈兵之上者。
兵家史学~立国纲要 兵家史学 兵家史学-帝王经略 一 立国纲要 天下熙攘,名来利往,危则共济,安则相图,国以危而建,城因战而筑,利小则得不偿失,难以动心,利厚则为之疯狂,肆无忌惮,故为国之要,贵在治平,周流不虚,日新月异,勿使停滞,勿使疯狂。 是以聚众建国,首在安危,次在福禄,身家性命不保,谈何富贵?言谈举止受禁,何异贼窝?无个人即无国家,是谓朕即国家。 故民为先天之君,王为后天之主。是以王者之尊,而常以孤寡不谷自称自况,以示其本出于民,不得已而为官,见民之长、老、贤者,亦须礼重谦下。待其年迈或不济,则揖让以告退。是谓受垢为王。是谓功成身退,天之道。 上古鸿蒙初开,天生民而有欲,不相统属,各行其是,纷乱不堪,弱肉强食,欺诈横行,有知耻者,定人禽之别,议举一贤而为君,号为王者,特以斧钺,坐堂典刑,选良为辅,开府设衙,主裁决断,则天立法,纪事成范,援例订律,彰明法度,昭示信义,使众能自理邻处,各相资给,非危急疑难,不来叨扰,是成无为之治。况民风彪悍,强弱相当,不得不戒惧。 故三代之盛,多有恭己正南面而王者。此无为之极,有不知其上,或仅知其名号者。如此,则民享清福,官得清修,可治学问,是谓仕而优则学。 然天下事权集诸一处,虽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而奸邪也易乘其间。故有明王如尧舜者,法天慎治,经纶成宪,自取虚尊之位,任贤为长,责以成事,区限权职,以避嫌隙,而便于检举督正,以免于用而见疑,设陷构难,使君子以为羞,小人以为诈,上下异心,暗生猜忌,国将不国。是谓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求有得而罪以免,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故兵家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国以信存,可存于惊涛之中;兵以诈立,可立于不败之地。建国立府,信义为先,法度为纲,职权分明,张弛有度,互为制衡,举措有常,危急有变,疑难有备,事无巨细,皆有条例,上下一心,将士用命,是谓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不战而屈兵之上者。
诸子百家的时代悲剧 要理解中华历史,首先要了解君主制。 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全民的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注意这里只是权威。 但是有权威,就意味着要有相应的实权。 无上权威,就意味着无上权力,可以无限索求,乃至独揽一切实权,至少在理论上名义上,君主可以借此不受任何约束。 —— 哪怕实际上,甚至明知做不到,也会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冒险一试。 其结果就是专制,独裁,极权,后果非常糟糕。 当时诸子百家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国家的根基在于君主制,国家与君主没办法分开,你想确保国家安定富强,则难免不会导致君主专制独裁的出现,从而可能致使国家全面崩溃和败坏。 无论他们想过或没想过,至少他们提不出任何一个可行的办法和构想。 道家和儒家应该是想到了这点。道家揭示了天道何为后,就溜了,具体的办法,他们大概也捏不准,搞不好就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了,对于权威,他们一直都是很警惕的,拒绝合作的。而庄子大概是在做行为艺术,行为示范, 不依赖国家,个人如何存活,如何可能更好的生活。 因为人们依赖国家,则国家必然或难免出现一个权威,而这个权威就可能操控人们的一切,所有人都将可能被奴役,被践踏,从而沦为禽兽。 儒家则在尊重和维持君主权威的同时,尽可能的争取和伸张臣民应有的相应的权利,强调各方应尽的职责义务和担当精神,并尽可能的限制和规范君主实权的边界和使用,以此来确保整个国家或天下秩序的内部安定。其他方面,儒家就力有所不逮了。
共和、民主与治理 共和、民主与治理 像人一样,每一种思想也都有不同的气质和性格。共和、民主、治理三者关系亲密,共性颇多,气质却还是有区别。一个人的道德含量,不难确定。思想的道德含量,却不好比较。   共和,即“和平共治”。共和国,是多元治理国、是法治国、是阶层共生国、是道德国、是民主国,这些也都是“治理”的追求,但只是“治理”的部分追求。  古代的共和制发展到近现代的共和制,含义有所丰富。其全部含义包括:(1)多头体制,(2)权力的横向和纵向的分立与均衡,(3)各阶层分享权力,(4)各阶层利益都得到保障,(5)道德上正当的国家,(6)代议制民主。 从古至今,共和的核心含义一直是分权。 从孟德斯鸠开始,共和思想逐渐地被整合进了“民主”理念,分权成了现代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有机成分。在理论和实践上,民主与共和这两个伟大的传统很快完成了伟大的融合。人们再说起民主的时候,其实已经隐含了共和的含义。民主,形成了对共和的绝对话语优势。   在现代语境中,民主、共和像是一对双胞胎兄弟,长相一模一样,只是精神气质有所区别。共和精神,是阶层共生精神、多元共生精神、和平精神,以阶层或集团为思想本位,多有和平与妥协,少了对个体价值的优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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