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中华历史，首先要了解君主制。
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全民的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注意这里只是权威。
但是有权威，就意味着要有相应的实权。
无上权威，就意味着无上权力，可以无限索求，乃至独揽一切实权，至少在理论上名义上，君主可以借此不受任何约束。
—— 哪怕实际上，甚至明知做不到，也会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冒险一试。
其结果就是专制，独裁，极权，后果非常糟糕。
当时诸子百家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国家的根基在于君主制，国家与君主没办法分开，你想确保国家安定富强，则难免不会导致君主专制独裁的出现，从而可能致使国家全面崩溃和败坏。
无论他们想过或没想过，至少他们提不出任何一个可行的办法和构想。
道家和儒家应该是想到了这点。道家揭示了天道何为后，就溜了，具体的办法，他们大概也
捏
不准，搞不好就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了，对于权威，他们一直都是很警惕的，拒绝合作的。而庄子大概是在做行为艺术，行为示范，
不依赖国家，个人如何存活，如何可能更好的生活。
因为人们依赖国家，则国家必然或难免出现一个权威，而这个权威就可能操控人们的一切，所有人都将可能被奴役，被践踏，从而沦为禽兽。
儒家则在尊重和维持君主权威的同时，尽可能的争取和伸张臣民应有的相应的权利，强调各方应尽的职责义务和担当精神，并尽可能的限制和规范君主实权的边界和使用，以此来确保整个国家或天下秩序的内部安定。其他方面，儒家就力有所不逮了。

部分观点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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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以权术立法，乱世图存，洞悉人性险恶，以霸道争衡，霸道之后，他就管不着了。但看商鞅对秦孝公先言帝道，王道，然后才说霸道，应该是有些自知之明的。

面对频繁的战乱，诸子百家似乎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如何尽快的让这国家这天下安定下来。
无论他们从什么立场或哪个视角出发与切入，其落脚点无一例外的都是国家的安定。至于个人如何，他们似乎是无暇顾及或不甚看重的。

人，有交往，就会有纠纷，有恩怨，有仇恨，然后有战争。
对于如何解决纠纷，百家几乎都拿不出一个具体可行的办法来，
但对于如何避免纠纷，杜绝纠纷，却有不少绝招。

杨朱的为我贵己，他并不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能确保个人权利的体系来，而是以此为方向，推导出一个我不为人人，人人不为我的冷淡隔绝的理想图景。
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大同小异。
没有交往，没有纠纷，安宁祥和，冷淡清净。
为了国家安宁，为了避免纷争和生灵涂炭，大家就把自己关进了一个无形的牢笼里。

法家，严刑峻法，法网过于严密，都已经侵犯了私人领域和个人权利，而且量刑过重。变异成了恐怖的独裁统治，极权控制。
自然不得善终。

法家，高估了刑罚的胁迫性。
道家，高估了天道的时效性。
儒家，高估了人们的自觉性。

儒家，
由于君王的权威至高无上，他的实权边界始终难以用明文律法来确定，自然也就难以强制约束和制裁。儒家只能依靠所谓的祖宗成法，圣人教诲，习俗惯例，天灾预警，来劝谏，他不敢直接说自己的意见，所以开口就是圣人云。

西方的国王要朝拜教皇，我们的皇帝要礼祭孔庙，十六七世纪西方宗教改革，明朝阳明心学，他们反对陈腐的教义，我们反对迂腐的经义，他们从教皇的奴仆变成上帝的选民，我们要从皇帝的子民变成百官的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