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此怀悲戚的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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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靖公北征录》对本地风光的描写十三日早，发龙虎台，度居庸关。关下人马辏集，仅容驾过。如是者凡数处。晚次永安甸，大风，未几阴晦，须臾大雪。少顷，雪霁，天宇澄净，云霞五彩，烂然照耀山谷。西南诸山无云，岩壑积雪如银台、玉阙；东北诸山云掩其半，露出峰顶，四顾皆奇观。上立帐殿前，面东北诸山，命某等西立观山。上曰：“雪后看山，止此景最佳。虽有善画者，莫能图其仿也。” 十四日早，发永安甸，大风甚寒，且行且猎。幼孜观骑逐兔，不觉上马过前，上笑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种奇特也。”盖诸山雪霁，千岩万壑，耸列霄汉，琼瑶璀璨，光辉夺目，真奇观也。午后，次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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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常去醒悟？

为何总有网民以为晚明思潮就是要把晚明以前的文化遗产连根掘掉？晚明的文化名人，难道就真的把前代的文化名人都给骂倒骂臭了吗？他们说过王阳明以前的文化遗产就可以尽数毁弃掉吗？？

《金文靖公北征录》对塞北风光的描写十三日早，发龙虎台，度居庸关。关下人马辏集，仅容驾过。如是者凡数处。晚次永安甸，大风，未几阴晦，须臾大雪。少顷，雪霁，天宇澄净，云霞五彩，烂然照耀山谷。西南诸山无云，岩壑积雪如银台、玉阙；东北诸山云掩其半，露出峰顶，四顾皆奇观。上立帐殿前，面东北诸山，命某等西立观山。上曰：“雪后看山，止此景最佳。虽有善画者，莫能图其仿也。” 十四日早，发永安甸，大风甚寒，且行且猎。幼孜观骑逐兔，不觉上马过前，上笑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种奇特也。”盖诸山雪霁，千岩万壑，耸列霄汉，琼瑶璀璨，光辉夺目，真奇观也。午后，次怀来。

●贤相表唐开元相张公九龄，有《谢香药表》云：捧曰月之光，寒移雪海；沐云雨之泽，春入花门。雕奁或开，珠囊暂解。兰熏异气，玉润凝脂。药白天来，不假淮王之术。香宜风度，如传荀令之衣。臣材谢中人，位参上将，疆场效浅，山岳恩深，唯因受遇之多，转觉轻生之速。又建中相常公衮有《谢绯表》云：臣学愧聚萤，才非倚马，典坟未博，谬居良史之官。词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银章雪明，朱绂霞映。鱼须在手，虹玉横腰，祗奉宠荣，顿忘兢惕。蜉蝣之羽，恐刺国风。蝼蚁之诚，难酬天造。捧戴无力，兢惶在心。二表才数语耳，曲尽赐予之意。二公皆名臣可以为法者，故全篇载之，以见不以徒多为贵也。

半村野人闲谈一则 ●用刑周公政书，谓刑乱国用重典。林少颖曰：以其顽昏暴悖，不可训化，歼渠魁，威强梗，宜以刚克之义也。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谓乎？高皇初定天下，承元大乱之后，痛五教之大坏，疾四维之不张，于是用重典以治之。乃有刖膝断趾、钩背剥皮、腰斩坑醢之刑。盖不如是，则相沿弊俗染人之深，不易驱之于礼义教化之中，亦圣人救偏拯弊之权，非众人所能识者。又按宋太宗时，光禄寺丞通判彰州钱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尚以为虐而绝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脔割，勾背烙筋，身见白骨而口眼犹动，四体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为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谓一人爱民，民亦爱一人。既爱其上，则奉上而惧。苟以严刑欲戒，则惧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从绞斩。易，吴越王镠孙弘倧之子也。夫宋初惩五季之乱，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时，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太祖虽用重典以惩乱，至其作祖训，定律令，传之后世，则不许用法外之刑，盖因时制宜，不得不如是也。

病逸漫记一则汉时封王，止以皇帝所生之子为王，王之嫡子世为侯，其他支庶皆同庶人，但蠲其徭役。今王之子为郡王，郡王之子为镇国将军，自此以降凡六等，至其未世为奉国中尉，故不能无穷迫之弊。

人家是拥护大宋的啊。卓吾子评：　　五代日事干戈，胡虏交驰，乱贼横行，中原始无宁宇，幸宋太祖一统中华，其亦世道之幸欤！

谁知道这是在哪个城市拍的

王恽：跋诸葛公《远涉帖》诸葛武侯《远涉帖》，余既冠时，与鲜于纯叔获观于沙麓张氏家。迨大德庚子冬，诏集贤所贮书画，赐其院之官属，吕司直所得者，亦有是帖。老眼复观，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然比之向所见者，後有东坡跋语，辨其印章，玉泉公家曾收。彦瞻博雅好古，可谓物有所归矣。（《秋涧集》卷七十三）

贝琼：醉赋余读柳柳州《答吴武陵书》，称其《醉赋》及《答客问》，而其文逸不传，因赋之以补其遗。辞曰：弱水竭，三山折，少君灭，石芝歇。吾将筑九千仞之麹台，介风云而宾日月。援青天之北斗，酿千秋之古雪。脍长鲸于东海，肉狡兔于三穴。纵长夜之乐，负一世之豪。脱处士之一角巾，解仙人之五色袍。右挈吾榼，左操吾瓢。出上方之酴醿，引西园之葡萄。流白云于春瓮，落丹泉于夜槽。擪玉环之鵾弦，裂双成之凤箫。六幺作，霓裳开，朝五斗，暮一石。耳不及于听音，目不及于观色。虮虱万钟，泥沙白璧。力过孟贲者醉能系其颈，辩雄张仪者醉能断其舌。略儿女之愁而不为动心，夷王侯之势而不为折节。太湖三万六千顷，醉俯之一兕杯。太华三万六千丈，醉览之一蚁垤。击缶而歌，心驰燕赵。拔剑而舞，气吞吴越。走桓温之老兵，歼周顗之狂客。又焉能蹈规矩而守绳墨也？于是牖天地，庐八荒，神交曲生，封侯醉乡。泄泄焉，陶陶焉，率千日而为常。奈何武公老而自尤，屈子逐而自洁。囚酒星于大狱，斥酒池之覆辙。绝缨而几失其欢，吐茵而幸贷于责。不知尧舜乐之不厌，孔子溺之不绝也。九州几裂，百川无回，豪杰相噬，白骨生苔。吾其与犀首之徒，相忘于无事之日乎？淳于髡之滑稽于战国乎？与河东之季从时毁誉乎？汉相之和吏而歌呼者乎？与徐邈之中圣乎？阮籍之放旷而适其性乎？与荷铲之伯伦乎？抑投辖以留宾者乎？与待诏之王绩乎？辱高斥杨之李白乎？与陶潜其潜没于义熙乎？山简游于习池乎？与瓮下之吏部乎？韦曲之杜逍遥于率府乎？呜呼，与世无忤，惟酒可从。醒者为愚，醉者为智。醒者为介，醉者为通。天下之愤，非醉不释。天下之难，非醉不蒙。命轻一羽，气吐长虹。决银河而洗斗，系扶桑之六龙。复酌吾以大白，渺海阔而天空。（《清江诗集》卷十）

人生究竟为了什么？？作者：淡淡清辉��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种莫名的失落感。窗外的阳光刺眼地闪耀着，电脑屏幕反着光，这一切都让人感伤，似乎这些光亮，刺痛的不是我的眼睛，而是我那柔弱的心。　　忙碌的时候，忘却了痛苦。而一切安顿下来，日子开始慵懒的闲适，心却又不甘寂寞了。　　而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些人不遗余力，想要在这茫茫的人世间，留下自己的足迹，想让多年后的历史，刻上他的印记。而我慵懒而闲适，在花开的时候，看花的绚烂，在花谢的时候，观花的从容。他们羡慕我，也惊奇于我的与世无争，我的淡泊明志。我似乎成了一种生活的典范，眼中看到的都是好，心中憧憬的都是美，每一天每一刻的生活都是简单的快乐。　　是的，我很骄傲，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拥有如我般良好的心态。人，总是为世俗所牵绊，生在底层，羡慕上层的富衣绰食，生在上层，又劳累于成天的虚情假意。而这些，与我无关。在复杂的岁月里，我采撷珍珠，在简单的生活中，我也能看到彩虹。不受牵绊的我，能自由的呼吸，即使岁月流逝，我也能用我的快乐，汇成欢乐的海洋。　　　　可是，为什么，在我写下了我的快乐，我的眼中，却含着感伤的泪光。梦想一步一步走远，快乐却慢慢逼近，我的脸上，是温柔的神情，我的心，却几近荒芜。

《醉赋》 ZZ醉者？酒酣也!迷离之态，朦胧之状。另番意象，别样佳境。古往今来，因醉而生趣事逸闻者，真乃累累如珠，俯拾即是，数不胜数，层出不穷。今刀客凭一分才气、二分胆气、七分酒气、自恃为江南狂士；笑诩为网络怪才。灵感发于脑髓；豪情迸于胸襟。以醉之态描醉其貌，以醉之笔抒醉其文。吐醉语于论坛,发狂歌于网络。汩罗江畔，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子绝唱；长安酒肆，天子呼来不上船，太白傲骨。浔阳楼上，宋江醉后题反诗，险送了卿卿性命；芒砀山中，刘邦醉后斩白蛇，终得了大汉江山。醉罢横槊赋诗，孟德霸气；醉里挑灯看剑，稼轩豪情。书圣右军，醉而泼墨，始得《兰亭集序》；狂草怀素，醉后落笔，终有《大草千文》。贵妃醉酒，千娇百媚，演绎万种风情；湘云醉眠，憨态可掬，摇落芍药无数。画圣道子，醉笔画人间万象，鬼斧神工；豪才苏轼，把酒问青天明月，今夕何年。刘伶嗜酒成性，讴歌《酒德颂》；武松醉后神力，勇搏白额虎。史海横流，酒淘尽多少豪士醉客。醉有深浅之别，醉有浓淡之分。开怀畅饮，一醉方休，此谓深醉；浅斟低饮，优哉游哉，此乃浅醉。不省人事，昏昏欲倒，此谓浓醉；脸颊生春，秀色可餐，此谓淡醉。醉时可口吐真言，原形毕露于大众；醉时可忘乎所以，肆无忌惮于神情。寄情于山水，此谓神醉；纵情于声色，此谓身醉；遨游于书海，此谓心醉；超然于太虚，此谓意醉。媚眼如丝，目之醉也，娇声燕语，耳之醉也，美味佳肴，舌之醉也，口含丁香，唇之醉也。醉虽不能解一生之愁，却可解一时之忧；醉不能求一世之乐,但可逞一时之兴。醉时腾云驾雾，宠辱皆忘,妙不可言，痛快至极也！人生难得几回醉，何不今宵醉一回！

马公振：雪蓬图诗序蔡子坚者，家吴淞之上，日以耕钓为乐。文人才士咸喜与之为友。尝作渔舟江上，其篷窗瓴屋不事藻绘，惟以粉垩为饰，名曰雪篷。子坚时把钓垂纶，携琴引鹤，得鱼沽酒，命客赋诗其中，以适其志，正不啻乘兴于剡溪之上者。雪之篷兮，维子之舟。雪之江兮，可钓可渔。舟之中兮，有琴有书。贞白相看兮，其志弗渝。扣舷而歌兮，乐以忘忧。江之清兮，一苇可航。岁云暮兮，雪坠船篷。江波不动兮，白鹭双双。赋诗酌酒兮，邀我良朋。我既醉兮，泊此渔庄。（民国《安亭志》卷九）

莱阳道人：普光大师王公墓志先生姓王氏，讳志宣，号普光大师，光州人。因天戈南向而流离北方。年在弱冠，厌世繁冗，守真抱素，师五峰山真隐大师，寿六十有八。丙申季冬，门人王若愚、刘若水辈欲勒石于佳城，请作文以著先生之成德，力辞不免，为之记曰：先生高明之士也，虚心而直节，刚大而柔中，特立独行，林食涧饮，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凡五十春秋矣。身心顺理，惟道是从，虽在于危难之中，未尝出一谄语。使当时之谀容佞色、附邪背正者避先生于千里之外，壮志正直、刚毅木讷者闻先生之风莫不自远方来矣。愚以客游齐鲁，癸巳孟春底是，欲炙至刚浩然之气，于时先生驾苍麟而上九霄已三旬矣。于门下士询及平生动履，语默，何令人起敬起羡？嗟夫，不早效樵夫之拜于先生之床下，鲁侯不遇，天使其然，愧我不才，难明大德。虽然，冰壶玉鉴，高悬清秋，孰不知其洁白也？愚之斐言，聊具先生名教之万一，为後来者之龟鉴云尔。谨志。（《道家金石略》）

程端学：《牟清忠公奏议》序处疏远而论机密，冒戮辱而触忌讳，此君子所自信而众人之所深惧也。孔子曰：“见危授命。”箕子曰：“我不顾行遁。”夫君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见危授命，不顾行遁，不已过乎？虽然，各适其时而已矣。审将然之势为吾之进退者，君子之道也。既食其禄，则忧其忧，于其倾覆之际而惟难之避，岂君子之道哉？宋当理宗中年，宰相奸邪，卿士比党，阉宦嬖妾，弄权请托。军疲于戍役，民困于征求，天变荐臻而弗悟，国步已蹙而弗谋。于斯时也，尚可以位卑而忘言、畏死而避嫌哉？朝廷岂无论事之臣，或毛举细故，或泛言治体，为全身计，敢言及其君哉？敢言其君，不敢议一权势之臣；敢议权势之臣，不敢侵一用事之阉宦，不敢议一嬖幸之宫妾。盖宫妾之诉，易于阉宦；阉宦之谮，甚于权臣；权臣中人，酷于人君之杀戮。得罪于君，犹有谏诤之臣；得罪于权臣，、宦妾，不旋踵而歼其身，此古今之通患，况宋之季世哉？牟清忠公在嘉熙、淳佑间，仕犹未显也。其进言于朝，人君之心术，未尝不切也；宰相之过恶，未尝不论也。内而宦官宫妾，外而军民膏肓，事无不知，知无不言。及其密迩禁闼，始终弗渝。其言光明正大而根据理义，卓然奇伟而究极情事，言人所不敢言，攻人所不敢攻。身之弗恤，惟国之谋；生之弗欲，惟义之取。人为公惧，公处之裕如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若清忠公者，可谓自信君子欤？然而天下知公之敢言，而不知公之所以言；知公之敢死，而不知公之处其死。公之言，必欲格君心、回天意、辨义利、正人道。公之所履，君信其忠，人服其诚，虽阴险小人，不得肆其毒于人望。故仲舒见惮于骄主，仁杰免祸于女后，公亦全躯于斯世。《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清忠公有焉。公讳子才，字存叟，蜀之陵阳人。仕止一揆之道，卒以直见沮。著论议、制诰、诗赋、杂文，多所遗逸，仅存奏稿数十篇。公之孙浙东帅府都事应复景阳父尝出以示端学。伏而读之，使人流涕太息，慨其言之不尽传也。景阳且征端学为序，屡以晚出非分辞而弗获。因书于简，以告夫天下后世之事其君者，必取于斯，为胜私起懦、犯颜纳谏之本云。至顺三年四月朔，从仕郎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程端学序。（《积斋集》卷二）

陈嗣源：汉昭烈皇后墓碑甘梅乃蜀先主之夫人也，后主刘禅追尊为昭烈皇后，其墓在府治之阴，旧无碑记以表之。夔州路达鲁花赤赛因普花来掌路事，慨然感之，叹曰：“吾闻君子不没人之善，苟不立石以志之，其后得无芜没焉？”因命余纪其实。谨按史志：汉室之没，三国割据。建安十四年，曹操与先主争荆州，缘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取之，乃将精骑急追之，至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诸葛亮、张飞等数十骑遁去。操大获其辎重，后妃殁于难。赵云单骑复入，得太子禅于甘妃抱中，须臾甘卒，赵云颓墙以覆其尸。先主既得太子，命赵云、诸葛亮取其骸葬于此焉。先主归成都，即位于武担之阳。章武三年先主东征，为吴将陆逊所逐，至白帝城西病笃，遣人召太子禅立之，殂于永安宫，即今之儒学基也。诸葛护其丧归成都，后主即位，追谥其母甘妃为昭烈皇后。噫，甘梅之葬，先主为州牧之时也。皇后之封，后主即位尊称其母之名也。一人而异称，时有不同焉耳。盖先主经营四方，后妃内助之力多，不幸殁于兵难，得备窀穸之礼焉宜也。迄今千有余年，累累之冢，犹岂非以汉室之封、鬼神有守护讹呵者焉？予虽不敏，义奚敢辞？因叙其本末，以纪无穷。至正十一年二月吉旦，夔路儒学教授金泉陈嗣源记。正议大夫夔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府达鲁花赤管内劝农事赛因普花立石。（正德《夔州府志》卷12 ）

孛术鲁翀：范坟诗序宋蜀郡开国公范镇景仁谥忠文。其一世盛德伟烈，光著史籍，人固知之。其葬在襄城汝安乡推贤里，载东坡集中甚详。襄城故隶汝州，翀来访问故老，其坟俨然故在，已为野夫豪农耕为禾黍之区矣。范氏当金季犹有居坟左者，自经兵烬，不知所存。拊事叹闵，故为作诗以既其概。幸在官君子知其为先贤遗陇，庶有以处之。（《中州名贤文表》卷三十）

真有一帮笨蛋会以为宋朝不许民间携带武器. 给他们看看这个http://post.baidu.com/f?kz=187209061

朱熹与辛弃疾是好友辛稼轩帅浙东时，晦菴南轩任仓宪使。刘改之欲见辛，不纳。二公为之地，云：「某日公燕至後筵便坐，君可来。门者不纳，但喧争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门外果喧哗。辛问故，门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杰也，善赋诗，可试纳之。改之至，长揖。公问：「能诗乎？」曰：「能。」时方进羊腰肾羹，辛命赋之。改之对：「寒甚，愿乞卮酒。」酒罢，乞韵。时饮酒手颤，馀沥流於怀，因以「流」字为韵。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随樽酒伴风流。」辛大喜，命共尝此羹，终席而去，厚餽焉。席散，南轩邀至公廨，置酒语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为国功臣，厄於命，来挽者竟无一篇得此意。愿君有作，以发幽潜。」改之即赋一绝云：「背水未成韩信阵，明星已陨武侯军。平生一点不平气，化作祝融峰上云。」南轩为之堕泪。今《龙洲集》中不见此二诗，岂遗之邪？又云：稼轩守京口时，大雪，帅僚佐登多景楼。改之敝衣曳履而前，辛令赋雪，以「难」字为韵。即吟云：「功名有分平吴易，贫贱无交访戴难。」自此莫逆云。

元末小品文.比晚明的如何? 蔡子坚者，家吴淞之上，日以耕钓为乐。文人才士咸喜与之为友。尝作渔舟江上，其篷窗瓴屋不事藻绘，惟以粉垩为饰，名曰雪篷。子坚时把钓垂纶，携琴引鹤，得鱼沽酒，命客赋诗其中，以适其志，正不啻乘兴于剡溪之上者。雪之篷兮，维子之舟。雪之江兮，可钓可渔。舟之中兮，有琴有书。贞白相看兮，其志弗渝。扣舷而歌兮，乐以忘忧。江之清兮，一苇可航。岁云暮兮，雪坠船篷。江波不动兮，白鹭双双。赋诗酌酒兮，邀我良朋。我既醉兮，泊此渔庄。

吧里好乱.

孙奇逢：送王伯生北归家住在卢龙，寰海恣飞越。十载大河南，气志无颠蹶。世事入眼明，有怀尽昭揭。人谓进善猛，猛乃不中歇。人谓嫉恶严，严乃不受杌。耿子子益友，每向余咄咄。蒹葭怀伊人，一见欣清樾。携幼登草堂，请以弟子谒。相将几夕晨，有叩无不竭。临路莫黯然，千里同明月。

刘因:过镇州太行迎马郁苍苍，两岸滩声带夕阳。霜与秋容增古淡，树因烟景恣微茫。阅人岁月真无谓，得意江山差自强。曾记城南旧时路，十年回首尽堪伤。

刘因:登雄州城楼古戍寒云接渺茫，故乡游子动悲凉。江山自古有佳客，烟雨为谁留太行。野色分将愁外绿，物华呈出夜来霜。海门何处秋声急？极目沧波空夕阳。

刘因:满城道中学馆三年梦，西山此日行。人生两屐足，世累一蓑轻。别涧水流合，断林烟补平。谁能分半壑，相与结巖耕。

刘因咏陶诗两首 ○采菊图　　天门折翼不再举，袖手四海横流前。长星饮汝一杯酒，留我万古羲皇天。庙堂衮衮宋元勋，争信东篱有晋臣。南山果识悠然处，不惜寒香持赠君。　　○归去来图　　渊明豪气昔未除，翱翔八表凌天衢。归来荒径手自锄，草中恐生刘寄奴。中年欲与夷皓俱，晚节乐地归唐虞。平生磊磊一物无，停云怀人早所图，有酒今与庞通沽。眼中之人不可呼，哀歌抚卷声呜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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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集礼四十卷提要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成书年月。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盖明昌六年礼部尚书张暐等所进。今考书中纪事，断至大定，知为章宗时书，虞稷所载当不误也。其书分类排纂，具有条理。自尊号、册谥以及祠祀、朝会、燕飨诸仪，灿然悉备。以《金史》诸志相校，其蓝本全出於此。而志文援引舛漏，失其本意者颇多。若祭方丘仪，是书有前祭二日，太尉告庙之仪，而《金史》遗落不载。又《金史》云设馔幕於内壝东门之外，道北南向。考之此书，则陈设馔幕乃有东门、西门二处。盖坛上及神州东方、南方之馔，陈於东门外；西方、北方之馔，陈於西门外。《金史》独载设於东门外者，於礼为舛。如斯之类，不一而足。非得此书，无以知史志之疏谬也。则数金源之掌故者，此为总汇矣。惟第十卷载夏至日祭方丘仪，而“圜丘郊天仪”独阙。考《金史》自天德以後，并祀南北郊。大定、明昌，其制渐备。编书者既载北郊仪注，不应反遗南郊。盖传写脱佚，非原书有所不备也。

校勘详备，考辨精严——评金文明先生《金石录校证》江淮宋代赵明诚穷二十馀年光阴，搜集古今彝器石刻，并予整理校订，著《金石录》三十卷，其中前十卷依次著录上自三代下迄隋唐五代之金石两千卷(件)，每题之下注明撰书人名和刻立时间，後二十卷专事考证，共有跋语502篇。较之前此其他同类著述，此书“诠序益条理，考证益精博”(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五〈家藏石刻序〉)，为宋代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後另一重要的金石学著作。《金石录》体例严整，辨析精审，但勿庸讳言，也偶有讹误和疏漏，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版本亦颇复杂，有的更是“沿讹踵谬，弥失其真”(《四库全书总目·金石录提要》)。金文明先生以通行之乾隆时雅雨堂刊本《金石录》(以下简称雅雨堂本)为底本，以《三长物斋丛书》本(以下简称三长本)和《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吕无党抄本(以下简称吕抄本)为校本，另徵引其他相关典籍一百二十多种，详加考辨，成《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初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再版，以下简称《校证》)，为今人研读和使用《金石录》提供了堪称完备的佳本。校勘非简单的文字比对，实也是校者学识功力的集中体现。《校证》不唯参校各本文字，还广引群籍，以辨异同，正得失，有时更是匡原文之误。如《金石录》(以下凡引自《金石录》者，皆略去书名，径称卷数)卷一《汉幽州刺史朱龟碑》，原注谓其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六年(181)，然《校证》据《水经注·阴沟水》中的相关记载，知谯县有朱龟墓碑，碑中言龟于光和六年卒，其碑为灵帝中平二年(185)立，另外南宋洪适的《隶释》、《隶辨》也皆定其所立之年为中平二年，可知原文所注确误。又如卷十五《汉冀州刺史王纯碑》，跋语谓其东汉桓帝延熹四年(161)立，并引《水经》及郦道元所注“须朐即今中都县”。《水经注》中云济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对安民山，山西有汉冀州刺史王纷碑，为汉中平四年(187)立。因王纯碑也在中都，王纯与王纷二人官职姓氏皆合，赵氏遂疑二人实为一人，《水经注》误以“纯”为“纷”，以“延熹”为“中平”。《校证》引《左传·僖公十二年》杜预注、《汉书·地理志上》和《水经注·济水》中所引京相璠之语，证得春秋时之须句，应是西汉东平国寿张县西北、济水旁之朐城，在今山东东平西北，而宋时之中都县，则在今山东东平东南之汶上，“二者相距达六七十里，决非一地，则王纯与王纷亦必非一人”，二人之官职与姓氏相同，只是偶合而已，赵氏之推断实非。另如唐李纾所撰之《唐赠太尉李憕碑》，卷十跋云文宗时(827—840)立，然欧阳修《集古录》谓此碑建于代宗大历四年(769)，二者相差数十年。《校证》据《旧唐书·李纾传》所载纾曾奉诏为《兴元纪功述》，并卒于官，贞元八年(792)赠礼部尚书，推知李纾之卒，当在兴元元年(784)至贞元八年之间，由此证得此碑决非立于文宗时。其他如卷十二《鼎铭》跋语云旧时“立”与“位”为古字假借之说出于郑玄所注《仪礼》，《校证》指出《仪礼》当为《周礼》之误；卷二十《魏南郡太守卞统碑》，原语云此碑“在今曹州宛句县”，《校证》据《宋史·地理志一》的记载，将原本中的地名“宛句”改为“冤句”，凡此种种，皆言之有据，为根据确切材料而作的合理更订，而非故作高深，妄改前人。《校证》不唯匡原文之误，也补原文之阙。如卷九所录《唐轩辕铸鼎原碑》，原注谓其立于贞元十一年(795)正月，《广川书跋》、《中州金石记》则皆谓其刻于贞元十七年(801)。王昶《金石萃编》也载此碑，并云：“碑但存‘贞元十’字，以下并泐，其为十七年，本无明文。”《校证》据此碑末尾所存残文“唐贞元十□年岁次辛□”，再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知贞元十一年至十九年之间，其干支上字为“辛”者唯“巳”，而贞元十七年正是辛巳，因此证得此碑应立于贞元十七年，而非贞元十一年。再如卷二十《吴禅国山碑》，碑文叙孙皓即位以後郡国祥瑞，後有语云“乃以涒滩之岁”，“涒滩之岁”不知为何年。《校证》引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中对此碑的记载，谓“涒滩”上另有“柔兆”二字，而“柔兆”为岁阳之名，“涒滩”为岁阴之名，《尔雅·释天》中有语云：“太岁……在丙曰柔兆”，“在申曰涒滩”，是则“柔兆涒滩之岁”实为“丙申年”，碑中所云也即天玺元年，这样为此碑查明了具体的刻立年份。另如卷十八《汉白石神君碑》，跋语云“相、县(《校证》谓指常山相冯巡、元氏县令王翊)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载本末上书，求依无极”。“求依无极”文意隐晦，《校证》据《隶释》所载此碑碑文，于“无极”後补入“为比”二字，不唯恢复了碑文原貌，也使文意立时显豁。卷三十《唐潜溪记》跋语中有“疏泉石，种树艺草”一语，各本皆同，唯读之文气不顺。吕抄本原校疑“泉”下当有“凿”字，《校证》也谓石可凿而不可疏，赞同吕说，并引欧阳修《丰乐亭记》中“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之句，证明原文应为“疏泉凿石”，与“种树艺草”相对，只是在传抄刊刻中失落“凿”字耳。《校证》于《金石录》的这些细微之处著眼用力，不仅拾遗补阙，更使文句意思完整明晰，一字一词之别，显晦顿殊。

金石备考十四卷提要旧本题关中来濬撰。自署其字日梅岑，不著时代，陕西地志亦均不载其姓名。考《太学进士题名碑》，陕西有来聘、来俨然、来复，皆三原人，濬岂其族欤？书中有万历间颍井出兰亭事，则是明万历後人。又称国学兰亭即定武本，则是赵孟坚、柯九思所藏肥、瘦二本尚未著录流传之日，其书殆著於明末。原本未标卷次，以其分省之序当为一十三卷，合《附载》一卷，共为十四卷。其曰《备考》者，盖以祇据前人所著录者，存其名目，以资检括，非比欧、赵诸书荟萃论次者也。然既撮为一编，则亦应略为考证，俾存亡真赝，釐然可考，方足成书。而无别择，视孙克宏、于奕正诸书详则过之，而讹谬亦复不减。其最甚者，如《周穆王赞》皇坛山吉日癸巳字，误为史籀书；济宁《王安石诗碑》，误为党怀英诗；慈恩寺塔褚遂良书《圣教序》，误为临王羲之书；《释梦英传千文》，误为李阳冰书。此人名之舛也。皇象篆书《吴纪功碑》，误为八分书，此字体之舛也。唐高正臣书《明徵君碑》，误为宋人；《辰州桐柱记》误为晋刻；以谢灵运误为唐人，此时代之舛也。《房元龄碑》在西安，《鲁峻碑》在济宁，而皆误云在章丘；《衡方碑》在汶上，《张九龄碑》在韶州，而皆误云在西安。又若《汉周憬碑》则湖广桂阳与广东乐昌两载；房山《隋石经》、许州《上尊号碑》、嵩山《徐浩碑》、永州《中兴颂》、长沙岳麓寺《李邕碑》，则一处而两见。此地理之舛也。即其注於条下曰今断、曰今残缺者，亦是所据之书如此，非得自目见。虽备考不妨存疑，然於裒辑亦太草略矣。

马衡马衡（1881年6月20日－1955年3月26日），浙江鄞县人，字叔平。早年在南洋公学读书，曾学习经史、金石诸学。精于汉魏石经，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　　1924年11月受聘于 “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点查清宫物品工作。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曾兼任临时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1926年12月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常务委员。1928年6月南京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时，曾受接管代表易培基的委派，参与接管故宫博物院的工作。1929年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抗战期间，他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文物的维护工作。抗战胜利后，主持故宫博物院复员与西迁文物东归南京的工作。北平解放前夕，为确保故宫建筑与文物的安全，他坚守院长岗位，并与社会名流呼吁国民党当局避免战火，保护北平文化古城。北平解放后继续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3月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他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上承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传统，又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遂使其学术水平领先于时代，被誉为 “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 。其主要著作有《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等。　　马衡先生在1952年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他去世后，其家属又遵嘱将家藏金石拓本九千余件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

刘宝楠刘宝楠（1791——1855），字楚桢，号念楼。父履恂，乾隆五十一年举人，著有《秋槎杂记》一卷，收入阮氏《经解》。　　宝楠道光二十五年以优贡生中式乡试，二十年成进士，历任直隶文安、宝坻、固安、元氏、三河知县。文安境内各庄堤岁久失修，令甲凡堤工族丁及民均赴役，执法不阿，工赖以济。在县三载，无水灾。官元氏时，值岁旱，蝗蝻大作，为分设三厂，自捐金收捕净尽，得转丰稔。比调三河，东省兵过境，——故事，兵车皆出里下，——谓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遣往通州，以民价雇车应役，民以不扰。在官十六年，衣履素朴如诸生。勤于听讼，远近歙然，循良称最。咸丰五年病卒，年六十五。殁前七日，自撰墓志。乡人私谥曰孝献先生。　　先生内行严整，步立笑言，悉有矩矱（yue）。为学不坚持门户。尝病《论语》皇邢疏芜陋，搜采汉儒旧说，益以近世诸家及宋人长义，作《正义》一书，未竟业，命子恭冕成之。他著有《释谷》四卷、《汉石例》六卷、《愈愚录》六卷，《韫山楼诗文集》若干卷。其纂辑乡里文献者，有《宝应图经》六卷，《文征》百馀卷。纪述实政者，有《文安堤工录》六卷。表微阐幽者，有《胜朝殉扬录》三卷。裒集先世遗言者，有《清芬集》十卷，外集、家谱传稿，各若干卷。

扯

读泰山石经峪《金刚经》残刻考记王佛生　　我家世居泰山之阳，先祖、父二人均以搜求文献为己任。童年即随先人而遍走山野，访求残碑断碣，耳濡目染，因有兴致，对结构严谨、运笔园劲秀丽的秦泰山刻石残字，骨力雄健、运笔方整多变的东汉《张迁碑》，体方笔园、以拙取胜的东汉《衡方碑》、大型摩崖石刻，字大如斗、气势宏大、用笔篆分真隶诸势俱备的石经峪《金刚经》残刻等泰山所藏金石文字深为喜爱，每往观摹辄留连忘返。对家藏拓片，不时摹读，尤对堪称大字鼻祖、榜书之首的《金刚经》叹为观止。　　但泰山《金刚经》刻石年代及其书丹者因文字残毁，迄无定论。尝见泰山志书中记书丹者即有王右军、王子椿、韦子深、唐邕诸说。明查志隆《岱史》云：“在岳之阳，坦石坪亩许，古刻《金刚经》，楷书，有近八分，隶书者，个尺许，人传王右军书”。明萧协中《泰山小史》云：“经石峪有石如顷，上勒《金刚经》隶书大于斗势酋古，传云王右军书，未有稽也”。清金棨《泰山金石志》云：“《金刚经》残刻隶书，《金石录补》曰：‘泰山御帐坪之南有石经峪，石如平台旧刻《金刚经》，字皆经尺。’按石刻在山南麓石坪，纵横数十亩，作棋局纹，隶字大径尺余，奇古雄秀，向来金石家未获睹焉，唯明人华亭孙克宏《古今石刻碑帖》云：‘泰岳之阳刻《金刚经》，大尺许，相传为王右军书。今考其笔法，实与邹县北齐韦子深同出一手，其亦为韦氏所作无疑’。明王世懋《纪游》云：‘此书不能定唐宋元人笔耳，不知书势足以定时代，宋元人断无此结构气’”。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云：“石经峪宋陈国瑞名石经谷，石坪广亩许，古刻隶书《金刚经》于上，字大如斗，不记姓名、年号，残毁过半。明王世懋辈疑为宋元人笔而无指定。按北齐武平时梁父王子椿好内典，尝于徂徕山刻石经二，俱隶书，字迹古劲，与此如出一手，则是经或亦王子椿书耶？”近人周公才《游泰山笔记》有《经石峪隶书考》也称“峪在盘道东石坡，斜平如掌，广可亩许，上刻隶书《金刚经》，字大于斗，残损过半，凡九百六十字，相传为晒经石，与徂徕山刻石经隶书二，字迹古劲，与此如出一手，疑为王子椿书”。先祖退轩先生辑《岱粹抄存》有《石峪拓经记》云：“阮云台《小沧浪笔谈》称邹县尖山摩崖有北齐唐邕题字，笔法相同，或出邕书。”　　明人王世懋所提“书势足以定时代”，实破的之论。吾观邹县铁山刻石与泰山经文，字体皆同，用笔以园为主，结体舒张，因摩崖石壁与广平石坪书丹难易不同，泰山《金刚经》布局排列整齐，字体大小、笔划粗细较多均匀，而书法结构，运笔，气势，神韵则同。因石经残损过半，年代与书丹者终无从稽考。近读王思礼、赖非著《铁山＜石颂＞＝的初步考察与研究＝一文，当可解此千古之迷。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五人，共用八十余日，耗资三万余元，对铁山摩崖石刻作详细考察，并遍拓全石，可敬可佩，此我党政府重视中国古代文化之壮举，非个人力所能及也。从《石颂》深知“大字下方题名中，不但是有‘经主’姓名，而且有东岭僧安道壹署经，并有《大集经》为安道壹敬写文字，可左证。”以此推断，山东摩崖诸刻都与高僧安道壹有关，泰山《金刚经》，尖山刻经书丹者亦可能是高僧安道壹。而王子椿，韦子深，唐邕均为经主，即资助刻经之佛家信徒施主是也。王右军书丹一说，则更无稽矣，对刻经年代文中考证“山东各山麓刻经，有纪年者为北齐武平元年至六年”，尖山刻经有“大齐武平六年乙未六月”文字，泰山《金刚经》从史考说为北齐物，当不谬也。

才知道你们都是一伙的

今人可以随便骂古人但却不能骂这种人

老杜的诗很可爱啊

谢叠山

孔明北伐无功

吧主对卜正民和格力高里的《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有何评论啊

略论宋代庄学的“儒学化”倾向耿纪平在中国历代庄子学研究史上，两宋时期是很有特色的一段。本文打算就这一时期庄学研究中的主要思想倾向作一点初步探索。一两宋庄学研究真正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是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王安石和苏轼是这一新局面的开创者。两人都是习染道家学说、深嗜《老》《庄》的文坛领袖，以他们为核心先后形成的两个文人集团不仅积极参与了重新阐释《庄子》的工作，而且还把其主要学术观点贯彻到各自的著作中，形成了非常突出的庄学“儒学化”思潮。王安石深研《老》《庄》，写作《庄周》大概是在他长期任地方官的庆历、皇ｙòｕ＠①时期。像他此期所有以诸子为题的专论一样，这篇文章也以“六经”为标准，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庄子》的思想精义进行了一番新的别择。首先，王安石强调要弄懂古人心意，他批评了一般人之所以会对《庄子》产生完全对立的两种观点，在于他们“未尝求庄子之意”。他本人从叙述庄周所处时代状况入手推究了《庄子》本意：昔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陨身而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注：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以下引其语皆出此篇。）。王安石这里特别指出庄子具有批判现实的精神：“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庄子既看到眼前的“天下之弊”，又深知天下之“正”，他当然不应被儒家视为自己的敌人。但是《庄子》书中那么多毁弃礼乐、绝灭仁义的言论，久为世人诟病，又当如何解释呢？王安石进一步分析到：其（庄周）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则以足乎心为得。此其所以矫天下之弊者也。这里是说，庄子时代的世道人心曾被一班假仁假义之徒破坏殆尽，要攻治此种痼疾，非采用些过激行为不可。这么说，庄子正是在为儒家和儒学的纯洁化而努力，他当然不会真的要毁弃仁义，对抗儒家了。其次，王安石还更进一步论证庄周不但精通儒家学说，而且遵守它，敬畏它，甚而至于顶礼膜拜。他的根据主要有两点：第一，庄子称道儒家经典，不但首揭“六经”之名（见《天运》篇），并且分述各经主旨：“《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见《天下》篇）。第二，庄子推尊儒家孔子为道术大观，而“自列其书于宋ｘíｎｇ＠②、慎到、墨翟、老聃之徒”，承认自己是“百家众技”之流，是“不该不遍、一曲之士”（见《天下》篇），这就是说，庄子认同并维护儒家的崇高地位，自觉地把自己和其它各家置于儒家学说之下。这样，王氏不但得出了庄子“有意于天下之弊而存圣人之道”的结论，而且还比况孔子对伯夷、柳下惠的赞誉，称道“庄子用心亦二圣人（伯夷、柳下惠）之徒”。王安石这篇文章的结论固然出人意表，他的论证方法更值得重视。推求《庄子》本意先论其时代，评价庄周思想又特意区分其“说（言辞）”与其“心（意义）”，首倡并始终遵循“读《庄子》者，善其为书之心，非其为书之说”的原则。从这里我们看出这位刻意学习孟子的思想家确实是在自觉应用《孟子》“知人论世”、“不以辞害志”的为学主张，因此在庄学研究领域实现了重要突破。苏轼的《庄子祠堂记》（注：苏轼《东坡前集》卷三十二，明刊《东坡七集》本。以下引苏轼语皆见此篇。）名为记体，实际是一篇《庄子》论。在宋代庄学史上，此文与王安石之作无论在思想实质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可谓异曲而同工。苏氏亦一反旧说，针对司马迁《庄子列传》所说庄子“诋訾孔子”而作出辩驳，批评这种观点是“知庄子之粗者”。他自己则以比喻、类比的论证方法推出“庄子助孔子”的结论，并对《庄子》书中种种攻排、调侃孔子的言论一概释为“皆实与而文不与，阳挤而阴助之”。这真算得上是石破天惊之论！此文一出，宋代庄学“尊孔崇儒”的意味就更为强烈了。

比太行山吧人多啊

罗颂:兰亭序墨本文皇嗜好非声色，偶爱兰亭亦其癖。河南犹恐後来闻，竟使昭陵　真迹。世闲能悟知几人，墨本珍传意愈勤。有似春云　明月，光影还到千江分。法曹得此深恨晚，有客携从大梁远。多言南渡罕曾见，大胜薛家蝉翼本。嗟我学书从少年，较计点画分媸妍。老拈撅笔万事懒，忽见锦轴心凄然。真行姿媚公所取，篆隶何妨更兼有。退之但作石鼓歌，谈笑讥诃换鹅手。宋桑世昌《兰亭考》卷一○罗颂（？～一一九一），字端规，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汝楫子。高宗绍兴二十二年（一一五二）以荫补承务郎。历湖北帅司主管机宜文字，行在检点赡军酒库所干办公事。擢通判镇江府，知郢州。光宗绍熙二年卒。有《狷庵集》，已佚。事见《新安文献志》卷八四《罗郢州墓志》，明弘治《徽州府志》卷七、清道光《歙县志》卷八有传。

有不少人在骂他吗

《全宋诗》辨证释例方健《全宋诗》的修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成书72册，凡3785卷，收近万人诗作，录诗20余万首，堪称洋洋大观，其集千万书于一书的盛举无疑是功德无量的。尤其是对有别集传世作者佚诗的补遗和无集传世宋人诗作的广搜博采，就更为学者造福，可省读者无数翻检之劳。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总集编纂的要求是不错、不漏、不重，如以这个极高的标准衡量，无疑《全宋诗》的修订、完善尚有很长的路要走。1998年底，该书正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齐后，与媒体不遗余力的追捧炒作和屡获大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迄今鲜见学术层面的批评意见和匡谬证讹，笔者极有限的阅读范畴中仅见一些札记性的零星订讹辨误之作，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笔者时因专题研究之需而查阅和翻检《全宋诗》，合计总量约2册，仅占全书3%左右，就发现有各种问题数百例之多，由于这种发现多产生在校核是书所引原典资料的过程中，因此就具备了某种随机抽样的性质。虽然笔者尚未通读全书，目前还无法对《全宋诗》编纂的得失作出全面的评价，但从已发现的问题看，情况相当严重而不容忽视，有些舛误、硬伤还相当离奇、出格，甚至令人匪夷所思。《全宋诗》卷首"编纂说明"中对前人编总集的失误讥评甚苛，如称四库馆臣因"草率和缺少知识，把他人的作品误编于另一作家名下，张冠李戴，所在多有。"不幸的是，《全宋诗》编者也未能避免重蹈覆辙，误收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了"新的混乱"。尤其在辑佚补遗部分，失考的情况相当严重。正如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题辞》中批评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所指出的那样："买菜求益，更不精审。"（《新宋学》第一辑）此外，在作者小传编写，作品重出、版本选用及文字校勘、注文按语等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究其原因，正如编者坦言："我们对宋代文学和宋代史料还缺乏研究。" （《全宋诗·编纂说明》）对总集的编修而言，整理、标点、补遗者及编纂者（下合称编者）的学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编者水平的参差，决定了《全宋诗》各卷、册间质量的良莠不齐。从客观原因分析，宋诗总集编辑的难度远胜《全唐诗》，由于印刷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文史资料浩如烟海，多亟待整理；较之已基本整理完成的唐代资料有几何级数的增长。而其中的笔记、小说、诗话、方志、类书中所收宋诗，真伪杂糅、张冠李戴等可信度低的情况普遍存在，使用时须经鉴别考辨，切忌拾到篮里便是菜。但毋庸置疑，现代的知识水平、资料条件及信息手段是古人无法比拟的，纵然难度极大，我们完全有可能也应该比前人——如清修《全唐诗》做得更好。陈寅恪先生早就倡导的"以诗证史"法，实乃治学的不二法门，已被实践证明是"金针度人"的远见卓识。就《全宋诗》的编纂而言，亦亟需"以史证诗"，史、诗互证，这不仅体现在作者小传的撰写上，也体现在误收重出诗的判断上。因此，宋史研究的功力于编者就尤为重要。如果编者对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宋史"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目录学）的学养更深厚些，关于小学（文字、训诂、音韵）、校勘、避讳、版本学方面的知识更宽泛些，功底更扎实些，工作更细致、严谨些，无疑其中的绝大部分失误是能够避免的。这就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如果当时不是急于分批陆续出书，而是在宋诗资料库完全建立后，请研究有素的专家分任其责，利用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及不少工具书、索引书的陆续出版提供的检索功能，更多地注意和汲取当代学者不断发表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先生即将刊行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有300万言之多），再请熟悉宋代文史的硕学鸿儒分口把关审阅，全书正、续编一次推出，无疑其学术质量会比现已刊行之书高得多。本书凡例出自名家手笔，思虑周详。惜在编纂过程中有自乱其例之处相当多，也成为直接影响本书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如被《宋诗纪事》及其《补遗》、《续补》牵着鼻子走，费力甚勤，却在纠正了前人时贤许多疏误的同时又产生了大量新的错讹。辑佚补遗中也存在对《永乐大典》、《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宋元方志丛刊》、《诗渊》等辑佚渊薮利用程度有差异，对明清方志中的辑佚就更是情况各异，尤乏辨证，导致大量遗漏和错讹的存在。

南朝齐梁时的两个徽州名人程郢州--茂。休宁篁墩人，齐永元中为郢州长史，会萧衍起兵襄阳。分兵围郢城，与守将张冲协力拒守。移书责萧衍反正诏以茂都督郢司二州军事，辅国将军，郢州刺史，曾援绝城降义不受梁官。（篁墩本属休宁后割隶歙）程秘书--察。郢州茂之子。幼能文。以诸生选为司徒左长史。累前迁散骑侍郎。大同中为秘书少监，与柳晖齐名。尝作《东天竺赋》以自况，为文士所传。忠壮公灵洗其孙

罗愿罗愿（1136～1184）中国南宋时期的博物学者。字端良，号存斋。新安（安徽休宁）人。生于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卒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孝宗乾道二年（1166）擢为进士，曾任赣州通判、南剑州（福建南平）和鄂州（湖北武昌）知州等职，任职期间注意发展教育，鼓励农业，有政绩。　　他博学好古，精于经学。他鉴于“万物异名，说者无所旁缘”，遂以《尔雅》为宗本，专述动、植物，于1174年著成《尔雅翼》一书。　　《尔雅翼》共32卷，记述植物180种，动物230余种。《释草》8卷，120种，以记述草本植物为主，兼及灌木、丛木。《释木》4卷，记60种木本植物。《释鸟）5卷，述58种鸟类。《释兽》6卷，皆记哺乳动物。《释虫》4卷，记述40种昆虫。《释鱼》5卷，55种，以鱼类为主，兼及哺乳类之鲸，爬行动物之蛇类、龟鳖、鳄、湾鳄，两栖类之蛙，以及贝类，节肢动物之虾、蟹等。每类之下将形状、生境或功能（用途）相同者排在一起，以示其同类。草本之下有粮食植物、染料植物、瓜类、纤维植物、水生草本植物、葱韭蒜类植物，等等。每种植物，又列出不同品种（变种）之名目，如黍有赤、白、黑、黏、不黏之分。稻有水、旱、早、晚、有芒、无芒及从东南亚引进的“占城稻”。　　他写《尔雅翼》不仅参阅古籍二、三百种，而且重视实际知识。因此在形态分类上，有的远胜于前人。如指出：“乌喙（乌头）和附子同根”，鲤鱼黑线（侧线）“在胁中，非脊也”，鼯鼠与服翼（蝙蝠）“皆鼠”，鲮鲤（穿山甲），“盖兽之类，非鱼之属也”，比目鱼和王馀（鱼）“绝不相类”等。他对蚊、蜻蛉、蛙的生活史和飞蚁的交尾现象观察细致。认识到众蛇之中，独腹蛇“胎产”，（鳝）“腹中自有子”，而否认鳝由“荇芹根及人发所化”。　　《尔雅翼》于1270年始刊布于世，后刻版散失，1320年复“访求墨本，节费重刊”，并由洪焱祖音释，传于后世。

新安文献志一百卷明程敏政撰。是书於南、北朝以後文章事迹，凡有关於新安者，悉采录之。六十卷以前为甲集，皆其乡先达诗文，略依真德秀《文章正宗》之例，分类辑录；其六十一卷以後，则皆先达行实，不必尽出郡人所论撰。分《神迹》、《道原》、《忠孝》、《儒硕》、《勋贤》、《风节》、《才望》、《吏治》、《遗逸》、《世德》、《寓公》、《文苑》、《材武》、《烈女》、《方技》十五目。其中有应行考订者，敏政复间以己意参核，而附注之，徵引繁博，条理淹贯。凡徽州一郡之典故，汇萃极为赅备，遗文轶事，咸得藉以考见大凡。故自明以来，推为钜制。其中小小踳驳者，如凡例称《朱子诗文录》其涉於新安者，而《通判泰州江君墓铭》竟尔见遗；又朱子所作其父松行状，松所作其父森行状，既已并收，而《松韦斋集》中有录曾祖父《诗後序》一篇，又复不录；皆不免於脱略。然司马光《资治通鉴》已称牴牾不能自保，是书卷帙繁重，不能以稍有挂漏，遂掩其蒐辑之功也。《四库总目提要》

张孝祥张孝祥（一一三二～一一七○），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一一五四）进士第一。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冤狱，忤秦桧，授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桧死，召为秘书省正字，累迁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为御史中丞汪彻劾罢。寻起知抚州。孝宗即位，知平江府。召为中书舍人，迁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领建康留守。力赞张浚主战，为宰相汤思退所忌，以张浚党落职。思退罢，起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复以言者罢。俄起知潭州，权荆湖南路提点刑狱，迁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乾道五年（一一六九），因疾力请归养侍亲，以显谟阁直学士致仕。六年，卒。年三十九。有《于湖集》四十卷。事见本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宋史》卷三八九有传。张孝祥诗，以《四部丛刊》影印慈溪李氏藏宋刊《于湖居士文集》（其中诗十一卷）为底本。校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两宋名贤小集》（简称小集）。新辑集外诗附於卷末。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号于湖居士，乌江（今安徽和县）人。　　他出生时北宋已灭亡，由于受家庭的影响，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后，即投入力主抗金的官员的阵营，屡屡上书言事，从为岳飞辩诬到献策抗金，从改革政治到整顿经济，几乎涉及当时所有最敏感的问题。因此，虽然他年纪很轻，影响却很大。有《于湖词》。　　张孝祥的词作很多，其中大部分是应酬性的和咏物纪事之类的，艺术上比较一般。但他的一部分感怀时事及吟咏人生情怀的作品却很出色。前一类有《水调歌头·和庞佑父》及《六州歌头》等，以《六州歌头》最为著名：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　　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　　冠盖使，纷驰鹜，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张孝祥的这一类词，论情感的深沉和艺术表现的波折变化，都不如张元干，词意比较直露，理念的成分和议论也比较多，因为他毕竟年轻，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霜变故；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词中的情绪更显得激烈，充溢着一种猛锐的阳刚之气，所以更能给人带来振奋。　　在吟咏人生情怀的词作中，以《念奴娇·过洞庭》最为出色：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泛舟在一片晶莹澄澈、浩渺无垠而近乎于无迹无相的世界中，词人的心灵与宇宙的永恒本质似乎达成一种默契，于是心中飘过“难与君说”的微妙感受。从词中可以明显看到苏轼前后《赤壁赋》与《水调歌头》词的痕迹，只是张孝祥写得更单纯些。　　在南宋初期，张孝祥的词最接近苏轼的风格。无论是它的观照方式、宏大境界，还是流动的布局结构，都显示出他对苏词的有意效仿。不过，他常常写得过于草率粗糙，优秀之作为数不多。　　南宋初期还有不少词人写出了反映时代巨变的作品，其中有些是当日的抗金名将①，如李纲有《水龙吟·光武战昆阳》等一组借咏史感怀时事的词作及《苏武令》（“塞上风高”）等，赵鼎有《满江红·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江口作》、《花心动·偶居杭州七宝山国清寺冬夜作》等；有些是在北宋就有词名的文人，如朱敦儒有《芰荷香·金陵》、《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等，叶梦得有《水调歌头》（“秋色渐将晚”）、《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等，向子諲有《秦楼月》（“芳菲歇”）等。这些词或壮烈慷慨，或哀伤凄楚，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南宋初词坛上以悲愤为情感基调的主旋律，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时代既改变了词人的艺术风格，也改变了一般读者的审美趣味，宋词中追求壮大雄阔之美的趋向开始变得强烈起来。正像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所显示的，即使与时事并不直接相关的作品，也开始向苏轼所开创的方向靠拢。这一趋势影响了后世包括辛弃疾在内的不少词人。

两宋名贤小集三百八十卷陈思编陈世隆补编清钞本陈思，理宗时临安府钱塘(今浙江杭州)书贾。於都市开书肆刻书卖书，曾被朝廷委为‘缉熙殿、国史院秘书搜访’(即殿院采书人)，而授以成忠郎官衔。与魏了翁等名贤多有交往。又能自著书，今尚存《宝刻丛编》、《书苑菁华》、《书小史》、《海棠谱》、《小字录》等。陈世隆，字彦高，思从孙，元顺帝至正中馆於嘉兴陶氏，没於兵。著作今存《宋诗补遗》、《北轩笔记》。此书汇集两宋诗家小集，始於杨亿，终於潘音，凡二百五十九家。卷首有绍定三年魏了翁序及朱彝尊二跋。《四库全书总目》谓‘所载了翁序与《宝刻丛编》之序字句不易，惟更书名数字，其为伪托无疑。’又谓‘朱彝尊跋’中将陈起罹祸之事混为陈思，亦当为‘近人依托为之’。按《四库总目》之说甚是。宋季‘江湖派’诗人陈起与陈思均为钱塘人，又均为书贾，时代亦同，前人常将二人互混，清末叶德辉《书林清话》已详为之辨。陈起曾将‘江湖派’诗人之集编为《江湖集》，有的学者认为《两宋名贤小集》可能是在陈起《江湖集》的基础上增补而成，此说尚有可疑。此书是否真为陈思所编、陈世隆所补，亦无确证。但无论编者为谁，其所收之集并非伪造，则可以肯定。今所影印之钞本乃《四库全书》之底本，不知由谁所钞，然既有伪‘朱彝尊跋’，则应是在康熙四十八年朱彝尊死之後，《四库全书》编纂之前，即大抵在康、雍之间。此本之中多处有不知何人之手写批注，向誊录者指示誊写格式，则此本乃尚未誊正之初钞稿本，批者或即为四库馆臣。宋人小集传於世者甚夥，就中以《两宋名贤小集》一书蒐罗最富，而此本又为此书存世最早的钞本，弥足珍贵。(刘琳)

连这个都是歌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