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宋代赵明诚穷二十馀年光阴，搜集古今彝器石刻，并予整理校订，著《金石录》三十卷，其中前十卷依次著录上自三代下迄隋唐五代之金石两千卷(件)，每题之下注明撰书人名和刻立时间，後二十卷专事考证，共有跋语502篇。较之前此其他同类著述，此书“诠序益条理，考证益精博”(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五〈家藏石刻序〉)，为宋代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後另一重要的金石学著作。《金石录》体例严整，辨析精审，但勿庸讳言，也偶有讹误和疏漏，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版本亦颇复杂，有的更是“沿讹踵谬，弥失其真”(《四库全书总目·金石录提要》)。金文明先生以通行之乾隆时雅雨堂刊本《金石录》(以下简称雅雨堂本)为底本，以《三长物斋丛书》本(以下简称三长本)和《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吕无党抄本(以下简称吕抄本)为校本，另徵引其他相关典籍一百二十多种，详加考辨，成《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初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再版，以下简称《校证》)，为今人研读和使用《金石录》提供了堪称完备的佳本。 校勘非简单的文字比对，实也是校者学识功力的集中体现。《校证》不唯参校各本文字，还广引群籍，以辨异同，正得失，有时更是匡原文之误。如《金石录》(以下凡引自《金石录》者，皆略去书名，径称卷数)卷一《汉幽州刺史朱龟碑》，原注谓其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六年(181)，然《校证》据《水经注·阴沟水》中的相关记载，知谯县有朱龟墓碑，碑中言龟于光和六年卒，其碑为灵帝中平二年(185)立，另外南宋洪适的《隶释》、《隶辨》也皆定其所立之年为中平二年，可知原文所注确误。又如卷十五《汉冀州刺史王纯碑》，跋语谓其东汉桓帝延熹四年(161)立，并引《水经》及郦道元所注“须朐即今中都县”。《水经注》中云济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对安民山，山西有汉冀州刺史王纷碑，为汉中平四年(187)立。因王纯碑也在中都，王纯与王纷二人官职姓氏皆合，赵氏遂疑二人实为一人，《水经注》误以“纯”为“纷”，以“延熹”为“中平”。《校证》引《左传·僖公十二年》杜预注、《汉书·地理志上》和《水经注·济水》中所引京相璠之语，证得春秋时之须句，应是西汉东平国寿张县西北、济水旁之朐城，在今山东东平西北，而宋时之中都县，则在今山东东平东南之汶上，“二者相距达六七十里，决非一地，则王纯与王纷亦必非一人”，二人之官职与姓氏相同，只是偶合而已，赵氏之推断实非。另如唐李纾所撰之《唐赠太尉李憕碑》，卷十跋云文宗时(827—840)立，然欧阳修《集古录》谓此碑建于代宗大历四年(769)，二者相差数十年。《校证》据《旧唐书·李纾传》所载纾曾奉诏为《兴元纪功述》，并卒于官，贞元八年(792)赠礼部尚书，推知李纾之卒，当在兴元元年(784)至贞元八年之间，由此证得此碑决非立于文宗时。其他如卷十二《鼎铭》跋语云旧时“立”与“位”为古字假借之说出于郑玄所注《仪礼》，《校证》指出《仪礼》当为《周礼》之误；卷二十《魏南郡太守卞统碑》，原语云此碑“在今曹州宛句县”，《校证》据《宋史·地理志一》的记载，将原本中的地名“宛句”改为“冤句”，凡此种种，皆言之有据，为根据确切材料而作的合理更订，而非故作高深，妄改前人。 《校证》不唯匡原文之误，也补原文之阙。如卷九所录《唐轩辕铸鼎原碑》，原注谓其立于贞元十一年(795)正月，《广川书跋》、《中州金石记》则皆谓其刻于贞元十七年(801)。王昶《金石萃编》也载此碑，并云：“碑但存‘贞元十’字，以下并泐，其为十七年，本无明文。”《校证》据此碑末尾所存残文“唐贞元十□年岁次辛□”，再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知贞元十一年至十九年之间，其干支上字为“辛”者唯“巳”，而贞元十七年正是辛巳，因此证得此碑应立于贞元十七年，而非贞元十一年。再如卷二十《吴禅国山碑》，碑文叙孙皓即位以後郡国祥瑞，後有语云“乃以涒滩之岁”，“涒滩之岁”不知为何年。《校证》引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中对此碑的记载，谓“涒滩”上另有“柔兆”二字，而“柔兆”为岁阳之名，“涒滩”为岁阴之名，《尔雅·释天》中有语云：“太岁……在丙曰柔兆”，“在申曰涒滩”，是则“柔兆涒滩之岁”实为“丙申年”，碑中所云也即天玺元年，这样为此碑查明了具体的刻立年份。另如卷十八《汉白石神君碑》，跋语云“相、县(《校证》谓指常山相冯巡、元氏县令王翊)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载本末上书，求依无极”。“求依无极”文意隐晦，《校证》据《隶释》所载此碑碑文，于“无极”後补入“为比”二字，不唯恢复了碑文原貌，也使文意立时显豁。卷三十《唐潜溪记》跋语中有“疏泉石，种树艺草”一语，各本皆同，唯读之文气不顺。吕抄本原校疑“泉”下当有“凿”字，《校证》也谓石可凿而不可疏，赞同吕说，并引欧阳修《丰乐亭记》中“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之句，证明原文应为“疏泉凿石”，与“种树艺草”相对，只是在传抄刊刻中失落“凿”字耳。《校证》于《金石录》的这些细微之处著眼用力，不仅拾遗补阙，更使文句意思完整明晰，一字一词之别，显晦顿殊。

《金石录》所录金石文字，有的亦为赵氏本人所不解，赵氏所作的注和跋语中，有的也颇为难懂，《校证》对这些难解之处尽力为之释疑解惑。如卷十四《汉居摄坟坛刻石二》，刻石原文中有“上谷府卿坟坛”，“祝其县卿坟坛”之语，赵氏跋云：“上谷，郡名；祝其，县名，不知所谓‘府卿’与‘县卿’为何官。”洪适《隶释·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引《汉志》(《校证》云实为《後汉书·百官志五》)注中所引应劭之语以及其他碑石为证，云“汉人盖有称其丞为卿者”；刘宝楠《汉石例》卷五也云“丞、尉皆称卿”，《校证》引洪、刘二家之说，谓“汉时以卿通称丞、尉之官”，以释赵氏之惑。再如卷十九《汉司空残碑》，碑中有语云：“命尔司空：余回，尔辅。”“余回尔辅”四字殊令人费解。顾千里校语云“馀回，尔辅”即《尚书·益稷》中之“予违，汝弼”，其义正如孔颖达传所云：“我违道，汝当以义辅正我。”《校证》另据《诗经·大雅·大明》中“厥德不回”毛氏所传：“回，违也。”以明“回”即“违”之意，并据此得出结论，即“余回，尔辅”与“予违，汝弼”同义。另卷十五《汉丹阳太守郭旻碑》，碑中有语云“治律小杜，幼仕州郡”，卷二十四《唐辨法师碑》，跋语引《法书要录》中语云“薛纯陁学欧草，微伤肥钝，亦通之亚也”，“小杜”不知谓谁，“亦通之亚也”也难解，《校证》引《後汉书·郭躬传》李贤注，以及《法书要录》卷八所录张怀瓘《书断·妙品》，指出小杜即西汉杜延年，通谓欧阳询之子欧阳通。《校证》旁搜远绍，推云拨雾，使得《金石录》中难解之处豁然开朗，诸多疑问一朝清廓。 《金石录》称引前代文献，有的未注出处，有的语焉不详，《校证》对此也皆予以补注出处，往往在标明来源的同时，更因之而见出是非。如卷十四《汉会稽东部都尉路君阙铭》，跋语言及东汉光武建武六年(30)，省诸郡都尉之事，并云出自《汉书·志》，《校证》云此实出于《後汉书·百官志五》；卷十七《汉肴坑君神祠碑》，跋语自谓引《水经》中语云“郑县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庙”，《校证》为之更正曰此处之《水经》当为《水经注》，引文出于该书卷十九《渭水》，这样不仅明示了出处，还避免了因原文不详而致误。再如卷十六《汉成阳灵台碑》跋语中引刘昭《东汉·地里志》，《校证》则云此处之《东汉·地里志》实即《後汉书》中之《郡国志》，本为司马彪所著之《续汉书》，後来刘昭为之作注，并将其中的《志》抽出，与范晔的《後汉书》合成一书，故此处不应署刘昭之名。尤其是卷十七《汉费君碑阴》，碑中有语云费君“有委蛇之节，自公之操”，《校证》不唯为之注明出处，云其本出于《诗经·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另引《诗》序中所云：“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更进一步阐明碑中此语的含义为“借《诗》以颂费君之节操”。《校证》细心寻绎，精心点发，既寻根溯源，又匡讹正误，有疑之处也多得以涣然冰释。 斗转星移，《金石录校证》此次重版，距初版已20年，这也正见其在学界不可移易的地位，仍可谓是“迄今为止《金石录》的最佳版本”(程章灿〈读《金石录》小识〉)。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二人为《金石录》呕心沥血，生死以之，为後人治学提供了榜样，二人在《金石录》的前後序言中，对前代古物之湮没沦弃，感慨之极。《金石录》于保存金石文献厥功至伟，《校证》于《金石录》之为今人所知、所用，贡献实多。今日学界若本著“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精神，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一切以是非为断，而不凭意气用事，则不唯可省却一些无谓的人世纷扰，于推进学术进展，更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