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疏远而论机密，冒戮辱而触忌讳，此君子所自信而众人之所深惧也。孔子曰：“见危授命。”箕子曰：“我不顾行遁。”夫君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见危授命，不顾行遁，不已过乎？虽然，各适其时而已矣。审将然之势为吾之进退者，君子之道也。既食其禄，则忧其忧，于其倾覆之际而惟难之避，岂君子之道哉？宋当理宗中年，宰相奸邪，卿士比党，阉宦嬖妾，弄权请托。军疲于戍役，民困于征求，天变荐臻而弗悟，国步已蹙而弗谋。于斯时也，尚可以位卑而忘言、畏死而避嫌哉？朝廷岂无论事之臣，或毛举细故，或泛言治体，为全身计，敢言及其君哉？敢言其君，不敢议一权势之臣；敢议权势之臣，不敢侵一用事之阉宦，不敢议一嬖幸之宫妾。盖宫妾之诉，易于阉宦；阉宦之谮，甚于权臣；权臣中人，酷于人君之杀戮。得罪于君，犹有谏诤之臣；得罪于权臣，、宦妾，不旋踵而歼其身，此古今之通患，况宋之季世哉？牟清忠公在嘉熙、淳佑间，仕犹未显也。其进言于朝，人君之心术，未尝不切也；宰相之过恶，未尝不论也。内而宦官宫妾，外而军民膏肓，事无不知，知无不言。及其密迩禁闼，始终弗渝。其言光明正大而根据理义，卓然奇伟而究极情事，言人所不敢言，攻人所不敢攻。身之弗恤，惟国之谋；生之弗欲，惟义之取。人为公惧，公处之裕如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若清忠公者，可谓自信君子欤？然而天下知公之敢言，而不知公之所以言；知公之敢死，而不知公之处其死。公之言，必欲格君心、回天意、辨义利、正人道。公之所履，君信其忠，人服其诚，虽阴险小人，不得肆其毒于人望。故仲舒见惮于骄主，仁杰免祸于女后，公亦全躯于斯世。《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清忠公有焉。公讳子才，字存叟，蜀之陵阳人。仕止一揆之道，卒以直见沮。著论议、制诰、诗赋、杂文，多所遗逸，仅存奏稿数十篇。公之孙浙东帅府都事应复景阳父尝出以示端学。伏而读之，使人流涕太息，慨其言之不尽传也。景阳且征端学为序，屡以晚出非分辞而弗获。因书于简，以告夫天下后世之事其君者，必取于斯，为胜私起懦、犯颜纳谏之本云。至顺三年四月朔，从仕郎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程端学序。（《积斋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