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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此怀悲戚念此怀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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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这个都是歌名

两宋名贤小集旧本题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思有《宝刻丛编》，世隆有《北轩笔记》，并已著录。是编所录宋人诗集，始於杨亿，终於潘音，凡一百五十七家，有绍定三年魏了翁《序》，及国朝朱彝尊二《跋》，考所载了翁《序》，与《宝刻丛编》之《序》，字句不易，惟更书名数字，其为伪讬无疑。彝尊《跋》中，谓是书又称为《江湖集》，刻於宝庆、绍定间，史弥远疑有谤已之言，牵连逮捕，思亦不免，诗板遂毁。按：刊《江湖集》者乃陈起，非陈思。且《江湖集》所载皆南渡以後之人，而是书起自杨亿、宋白，二书迥异。彝尊牵合为一，纰缪殊甚。然考彝尊《曝书亭集》有宋高菊磵《遗稿》序中，述陈起罹祸之事甚悉，未尝混及陈思，而集中亦不载此《跋》。当由近人依托为之，未必真出彝尊手。又《跋》内称，陈世隆为思从孙，於思所编六十馀家外，增辑百四十家，稿本散逸，曹溶复补缀之。今检编中所录，率多漏略，如王应麟集虽不传，其遗篇见於《四明文献集》者尚多，而此编仅以五首为一集，溶不应疏略若此，则谓曹溶补缀，亦不足信也。考王士祯《居易录》曰：竹垞辑《宋人小集》四十馀种，自前卷所列《江湖诗》外，如刘翼躔文《心游摘稿》，林希逸《肤斋十一稿》，敖陶孙《器之臞翁集》，朱继芳《季实静佳集》，林尚志《润叟端隐稿》，刘过改之《龙洲集》，刘仙伦叔《拟招山集》，黄文雷希声《看云集》，黄大受德容《露香拾稿》，武衍朝宗《藏拙稿》，张蕴仁溥《斗野集》，刘翰武子《小山集》，张良臣武子《雪窗集》，越希路谊父《抱拙集》，利登履《道骳稿》，何应龙子翔《橘潭稿》，沈说惟肖《庸斋集释》，永颐山老《云泉集》，薛嵎仲止《云泉集》，俞桂希郄《渔隐稿》，葛天民《无怀集》，姚镛希声《雪篷集》云云。是彝尊本有《宋人小集》四十馀种，或旧稿零落，後人得其残本，更掇拾他集合为一帙，又因其稿本出彝尊，遂嫁名伪撰二《跋》欤。然编诗之人虽出赝讬，而所编之诗则非赝讬，宋人遗稿，颇藉是以荟粹，其蒐罗亦不谓无功。黎邱幻技，置之不论可矣。四库总目提要

罗愿罗愿（一一三六～～一一八四），字端良，号存斋，歙县（今属安徽）人。颂弟。高宗绍兴二十五年（一一五五），以荫补承务郎，历监新城县、景德镇税。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进士（《新安志》卷八）。授知饶州鄱阳县，未上，主管台州崇道观。八年，通判赣州，摄州事。秩满，差知南剑州。淳熙六年（一一七九）陛对，为孝宗赏异，命知鄂州，十一年卒於官，年四十九。有《罗鄂州小集》六卷、《新安志》、《尔雅翼》传世。事见本集附录元曹宏斋《鄂州太守存斋罗公愿传》，《宋史》卷三八○有传。罗愿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罗鄂州小集》为底本。校以明天启六年罗朗刻本（简称天启本）、清康熙五十二年程哲七略书堂刻本（简称康熙本）、清初《两宋名贤小集》钞本所收《罗鄂州小集》（简称小集本）。另自《咸淳临安志》辑得集外诗一首，附於卷末。

谁当吧主啊

一群死人呆的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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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兰古城今何在？　楼兰，是中国古代鄯善国的一个重要城镇，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枢纽，中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在战争年代，这里也是中原与匈奴、吐蕃的必争之地。楼兰城有它繁华的岁月。那时，城内柽柳依依，有雄壮的佛寺和宝塔，有整齐的街道。居民人数达到1.4 万多人，中外客商在这里会集，市场热闹非凡。但是，唐代以后，这座著名的古城默默地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它的踪迹成了历史学家深感兴趣的大谜。　　中原地区知道楼兰是从西汉开始的。西汉初年，大探险家张蹇出使两域，跋涉万里之遥，开拓丝绸之路。张蹇到过西域重镇楼兰，从此以后，中原人民才知道楼兰的存在。根据张蹇的亲身经历，司马迁在《史记》中正确地记载说：“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就是说，楼兰城有城郭护卫，靠近罗布泊。他还记载说，楼兰“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杨、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详细地记载了楼兰的风土人情。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上第一次记载楼兰城。　　西汉初年，匈奴势力强大，成为西部边境的一大心腹之患，此时，楼兰为匈奴所控制，成为匈奴屯兵、存粮的重要据点。后来，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相继击败匈奴，公元前77年，汉朝的军队控制了楼兰。在汉代边境和平期间，楼兰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那时的楼兰，驼队成群，商旅云集。　　东晋后，中原群雄割据，混战不休，无暇西顾，楼兰终于被放弃，与中原往来断绝。人们渐渐忘记了楼兰古城的存在。但是，到了唐朝，中原地区的势力又复强大，唐朝与吐蕾又在楼兰多次兵戎相见。诗人王昌龄在《从军行》中曾写道：“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可见，当时楼兰还是唐军的战略目标，它还存在于唐朝西部边陲。然而，从此以后，楼兰在历史上就失去了记载。直到近千年后，人们才再度发现了它。　　那是1900年3 月。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领一支探险队在中国西部沙漠探险。3 月27日，他们沿着干涸的库鲁克河南行，28日，他们发现了沙漠中有几间破屋，从废墟中发现了一些古代的钱币、两把铁斧和几块木刻。　　29日，继续赶路，由于羊皮囊里的水快要用光，斯文赫定决定在几棵活着的柽柳树旁掘井取水。然而发现仅有的一把铁铲丢失了。探险队里的一个维吾尔族农民于得克从原路返回寻找铁斧，遇到了沙漠狂风，没有找到。然而大风把沙子刮走了一层，露出了一座古代的城堡的屋领。当他在黑夜中看到尖尖的塔顶时，几乎怀疑自己到了魔鬼宫殿，他拾了几枚古钱和几块雕花木板，赶上了斯文赫定，告诉了他的发现。斯文赫定决定第二年再来寻找这座地底下的古城。第二年2 月，斯文赫定终于找到了这座神秘的古城，并进行了挖掘。他们挖掘到了栩栩如生的佛像，找到了古代的钱币、陶器，发现了三十六张写有文字的纸片和一百多块竹简，以及具有美丽图案的丝绸碎片。他们还发现了叙利亚出产的精致的玻璃器具和来自波斯的狮型器皿。显然，这是一个边境重镇，具有中西文化特有的文化用品。斯文赫定回国后把这批文物交给德国学者卡尔。希姆莱，后者经过详细研究后断定，这座古城就是古代有名的楼兰城。　　斯文赫定从茫茫沙漠中发现了沙丘底下的楼兰城，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谜他无法回答：楼兰古城为什么会消失？　　这个谜部分是由俄国探险家H.M.普尔热瓦尔斯基解开的。他在公元1876年考察了罗布泊，发现中国地图中标定的罗布泊的位置是错的，它不是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而是在阿尔金山山麓。　　是中国人的地图错了吗？不是的。原来，罗布泊有一个奇怪的脾气：喜欢移迁。当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洗过澡的罗布泊湖水荡漾，野鸟成群，莆苇茂密，因此罗布泊也叫做蒲昌海。而现在已变成了一片荒漠，听不到嘎嘎的野鸭叫，见不到活蹦蹦的大鲤鱼。放眼望去，只有雪白的盐粉堆积在干涸的湖床上。楼兰原来临盐泽，罗布泊湖水孕育了楼兰城的文明。水是楼兰文明的奶娘，也是它生存的基础。后来，由于罗布泊北移，楼兰城水源枯竭，树木枯死，当年兴旺的城镇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居民们弃城别走，寻找新的水源。　　失去了罗布泊水的滋养，狂风肆虐，沙丘移动，楼兰终于被沙丘掩埋起来，成为一座沉睡的地下城市。　　那么，罗布泊又为什么游移不定呢？有一些地质学家认为，这是地壳的变动造成的。另一些地质学家认为是河床中泥沙堆积造成的。每年春天，冰雪融化，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夹带大量泥沙汇聚到罗布泊，泥沙日积月累，在河口形成了一个三角洲，逐渐淤塞了注入罗布泊的道路。塔里木河和孔雀河无路可走，只得另找出路，淹没低地，形成新湖。而旧湖则不断蒸发，湖水干涸，成为沙漠。　　虽然，楼兰的衰落初步找到了一些自然方面的原因，但是，它何时衰落，与频繁的战争、灌溉系统的破坏及不合理的耕作方式有些什么关系，至今还不甚了了。对于它的谜底，人们寄希望于考古挖掘，埋藏在沙底下的文物将告诉我们这个城镇的过去。　　（朱长超）

“县官不如现管”中的“县官”是指谁？ “县官不如现管”，这是一句知名度极高，被人们经常引用的谚语，以指代相关的人事现象。　　这句名谚中的“县官”指什么？长期以来，它通常被人们理解为一县之长，有关的著作，引用的论文等，均主此说，比如198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常用谚语词典》一书，即解释为“一县的最高长官”，这几乎已成了定论。近来，有人认为：“县官”理解为一县之长其实是个误解；这一句子中的“县官”实际上是指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或者是指权力的象征朝廷。其理由是：在中国古代，曾以“县官”来称呼天子。据地理学专家考证，上古时代的“县”，指的是帝王所居之地，即王畿（国都），以后又逐渐发展到泛指全国。所以，古代的天子很自然地又被称为“县官”。从地理沿革的变化来看，“县”之大小不定，春秋时“县”大而“郡”小，秦代郡大县小。　　据考，县制始于春秋战国，秦代一个郡管辖几个县；汉代时，则郡国并存，国以下也有县，隋唐以后县隶属于州或府。又，古代设置的县大概有三种情况，其中有一种是通过兼并战争，在吞灭了小国以后设置为县，这样的县就比较大，并不是名谚中所指“县官”的范围。古史的有关记载也可证得这一点。如《史记》的“绛侯周勃世家”记载道：周亚夫的儿子为他买皇家的葬器，但没给雇工钱。结果，“庸（通”佣“，指雇工）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污条侯（即周亚夫）。”以周亚夫的显赫地位，其子当然不会去盗买一个小小县官的器物。这里的“县官”就只能专指天子而言，也和上句的语言环境相吻合。唐代司马贞则更明确地指出：“县官谓天子也……　　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可以说，以”县官“称天子，历代沿用。再如《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卷曰：“今编户齐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为天子亲属，旦夕莫必（决定）其命。县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为乎？”燕玉乃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弟，文中所指的“县官”，显然是指侄儿建文帝。而句中的“现管”，经分析认为指地方官更为合理，应包括一县之长。县官不如地方官，这个“县官”当然不能包括一县之长，否则就不能说通了。既然这句话中的“县官”不是指一县的长官，那它就只能是指高高在上的最高统治者天子了，或者说也可指称朝廷。因此，“县官不如现管”这句名谚的本意应该是“即使做了皇帝，在许多方面也不如掌握实权的地方官”。在实际使用“县官不如现管”这句话时，人们常把“山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连在一起引用的。这里，“县官”就非天子（朝廷）莫属了。　　有人还以为，“县官不如现管”中的“县官”只是一个泛称，并没有具体确定的指称对象。“县官不如现管”这句谚语，经考最早出现在古立高的《隆冬》一书的第四十四章中，文曰：“虎不离山，龙不离海；做官也要做地方官，县官不如现管”。这里的“现管”，当然是指具体掌握某项事务实权的人，而这正是这句话所要突出的重点含义，这和人们引用时的实际目的也是相一致的。至于在句中为什么会写上“县官”一词，是因为“县”在古代是一个初级行政区划、基本的核算单位，“县官”一词使用的频率很高，很有知名度，所以就很自然地被写在句中，成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泛称。“县官不如现管”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大官，在许多方面不如那些具体掌握某项事务实权的那些人。另外，再从实际生活来看，高于或低于“县官”的各类官员，同样都存在着不如“现管”的情况，可见，句中的“县官”只能是个泛称。　　（俞奭勋）

郦道元生于何年？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和文学家。郦道元出生于一个世代士官家族，其父郦范是北魏的显要官员，曾任青州刺史、尚书右丞等职，爵位从男爵、子爵直到公爵。道元幼年随父赴任。父去世后他继任其爵位，被封为永伯侯，历任太尉掾、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颍州太守、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黄门侍郎、侍中兼行台尚书、御史中尉等职，在任关右大使时为雍州刺史萧宝寅所害。　　郦道元晚年时撰有《水经注》40卷，是一部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地理巨著。由于史载简略，对郦道元的生平事迹资料疏缺。《魏书》、《北史》郦道元传中，均不载其生卒年代，因而对郦道元一生中的重要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明清以来，研究《水经注》不乏其人，唯独对其作者缺少系统的探索，以致他的生年至今还是个谜。其实搞清郦道元生年对研究他的经历、思想、学术等方面都有着密切关系。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的人还不多。目前各种辞书、专著、人物传记和报刊中，凡述及郦氏生年时都打上问号，当然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说法是清末民国初杨守敬认为道元卒于北魏孝昌二年（526 年），年42，上推生于太和九年（485 年）（见《水经注疏。巨洋水》），另一种说法认为郦道元的父亲郦范约生于北魏神麔初（428 年），男子30而娶，10年而字，从而推测道元生于皇兴元年（467 年）（丁山《郦学考序目》，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2年）。还有一说认为史载郦范太和中任青州刺史时道元为总角之年，假定郦范任职于太和二年（478 年）至太和十二年（488 年），则总角之年如在三四年，推断道元生于和平六年或皇兴元年（466 ——467 年），如在十年左右，则生于延兴初年（472 年左右）（赵贞信《郦道元之生卒年考》，载《禹贡》七卷一二三合期，1937年）。也有以道元生年为北魏皇兴三年（469 年）说（日本1955年出版《世界历史事典》23卷）等。　　上述几种说法，以赵贞信之说在学术界几成定论，在我国的公开出版物中有关郦道元的生年均采用此说，如《辞海》：“郦道元（466 或472 ？）”；侯仁之、黄盛章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水经注”选释的说明中：“至于道元生在何年，史无明文，据推求或在北魏和平六年（465 年），或在延兴二年（472年），享年五十六岁或六十二岁。”直至1980年赵永复发表了《郦道元生年考》（载《复旦学报》历史地理专辑）一文，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杨守敬谓道元卒年42岁，上推其生年为太和九年有误。据《水经。河水注》道元自叙太和十八年（494 年）任尚书郎，曾随高祖北巡，依杨说道元生于太和九年，时年仅10岁，显然是不正确的。丁山之说原系推测之词，论据较薄弱。赵贞信之说主要的根据是郦范任青州刺史的时间，但他所考据郦范可能任青州刺史前后达10多年，考虑到对道元总角估计也会有出入，因此，郦道元的生年前后就要相差更多，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够精确。文章对太和共二十三年历任青州刺史的人逐加考证，从而确定郦范任青州刺史的时间为太和八年（484 年）至太和十二年（488 年）间，比赵贞信之说前后缩短七八年，另对郦道元总角之年（古人在未成年前儿童之称谓）加以论证，据《水经。巨洋水注》：“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以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这时道元正是少年时期，杨守敬以道元总角之年为15岁，赵信假定为十四五岁，与实际情况相差不远，但哪范任青州刺史约4 年，因而要确定道元15岁时是在郦范任职之初或任职之末。据《水经。灅水注》、《魏书。穆罴传》等，道元任尚书祠部时与宜都王穆罴同拜北郊，其时间约在太和十四五年，郦道元15岁时似在郦范任职青州之初。如在任职青州之末，太和十五年时道元尚未成年，不可能任尚书祠部之职。据上得出郦范在太和八年至十二年间任青州刺史，如太和八年时道元为15岁，由此上推，当生于皇兴四年（470 年）左右。这一说法提出了郦道元生年的确切年代，是以前所不曾有的，但能否推翻赵贞信几十年来的传统说法，尚需经学术界的认可。有人就不同意用总角之年用以推定郦道元的生年。陈桥驿在《郦道元》（载《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一文中指出：郦道元生于何年，历史上没有记载，由于“总角”一词泛指童年，并无确切的数量概念，所以无法由此推算他的出生年代。历来不少撰述，都曾引过这一段文字（按指上文所引《水经。巨洋水注》载郦道元“总角之年”的材料）　　推测郦道元的生年，其实都并不可靠。虽然作者没有提出郦道元当生于何年，但显然他是不同意以上诸说中推断的观点的。由此，在没有发现新的材料之前，用确凿的证据，提出一个比较符合郦氏生年的实际情况，真正揭开1500多年前的谜底，恐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王天良）

孔子有没有为季札写过碑文？江苏丹阳的茅山脚下，有一个唐宋时的县治邑地，今为延陵镇。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傍河砌店家，青石铺街面，民崇谦俭而物产丰富。距镇9 里之遥，另有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小集镇，平时清冷，每逢集日却热闹非凡。镇上有个古祠，祠内有座仿古四角亭，护着一块巨大的古碑，上面镌刻着“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个篆书碑文，（碑文读时应为：“呜呼！有。　　吴延陵君子之墓！“）世称”十字碑“，相传为孔子所书，碑文始刻于何年已难考证。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怎么会为这位碑主写碑文呢？据地方史料记载：吴国公子季札为谦让王位弃室而耕，隐避于茅山脚下，今属丹阳县延陵乡的王甲庄。当时这地方虽属云阳邑（今丹阳县的古称），但尚是一片沼泽湖汊，人们尚未懂得种植庄稼，只知道挖取湖汊中的水生植物嫩块茎和捕鱼为生。季札将中原的大豆、麦子种子献给人们，并传授种植经验；又将越地育稻方法教会人们，还教人们如何养蚕、制茶，做出王官中才能品尝到的美肴。由于季札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幸福，人们推举他做酋长，他不做。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 年），王诸樊卒。季札被封于延陵，号曰“延陵季子”。　　封地长带形，中心在今常州市，全部面积包括今武进县全部、丹阳县东南部和江阴县部分地区。季札多次作为吴国使者出使中原，为吴与中原各国之间友好往来作出了贡献。《史记》有太史公言：“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季札死后，举国哀悼，消息传到鲁国，孔子久慕季札贤名，特派学生子游持自己所书简前往凭吊。季札的墓在离故居王甲庄9 里之处，建庙立碑，碑文相传即孔子派子游带来的简，分两排书，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碑当时刻为两块，另一块竖立于江阴申港（相传为季札常往之地，又说是他的出生地）。其时，吴国出使中原各国，以及各中原国来吴的使者谒拜季札墓，要从云阳驿进9 里，很不方便，奏请吴王批准，又在云阳驿复制了一块碑。这样，世上即有三块“十字碑”。《中国名胜词典》说：“此碑始刻于何时无考”。碑高2.34米，阔1.06米，厚12厘米。《乾隆丹阳县志》记载：“在延陵镇西九里。……　　有孔子十字碑，因墓建祠。墓在今神座下墀有石高二丈许，奇巧不可名状，每大雨水从石下泄，名‘消水石’。《江南通志》说：“江阴县申浦延陵季子墓亦有是碑，君子（即孔子）作季子字画小屏。”　　此碑文是否为孔子所书，颇有争议。《镇江政协》1984年第1 期《丹阳延陵季子墓碑》一文说：“孔子久慕季札名声……故委派弟子子游前往，并手书‘呜呼有吴君子’凭吊。……后来，子游又加了四个字。文为：“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中国名胜词典》“延陵季子墓碑“条载：”……　　世称十字碑，相传为孔子所写，古人考证原碑只‘呜呼有吴君子’六字，是古篆，‘延陵之墓’四字是方篆，两者不同，怀疑是汉人篡入。”《九里志》“十字碑”条云：“十字碑在延陵西九里吴季子庙中。孔子篆书文曰：“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历代绵远，其文残缺。开元中，敕殷中容摹之，大历十四年，润州刺史兰陵萧定重摹刻石，碑阴有张从申书。‘登览之胜’、‘遥碧远明’。”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否定孔子写碑文的可能性。他在《金石录》中这样说：“孔子未尝至吴。以《史记。吴太伯世家》考之，其历聘请侯，面不逾楚，推其岁月，踪迹未尝过吴，不得亲铭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简牍所容也。”　　北宋理学之开山祖周敦颐认为此碑文实系孔子所书，其理由为：“盖季札之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以为知礼，而亲自勒碑曰：”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见《濂溪先生居庐山说》）周敦颐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左传》说：”哀公十一年（前526 年）公会吴子伐齐，克博至嬴。“”嬴，即嬴县，汉置，唐省，古城在山东莱芜县西北40里北汶水之北。俗呼城子县。　　附近有吴延陵季子长子墓。“《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还引用《礼。檀弓》说：”延陵季子适齐，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清代孙星衍在《孙星衍集》中说，季札是一位名人，孔子与他是有过交往的，孔子为他写碑文的事有可能，大约是季札的儿子或季札自己使鲁时去世，孔子写了碑文勒石于当地（指嬴博）的墓上，后人传于吴而流传下来。　　孙星衍的话是否有道理，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后见分晓。　　（张国擎）

介子推隐居于何处？　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为公子时的属臣。公元前655 年，晋国内乱，重耳出逃，流亡他国，介子推随从重耳度过了19个春秋，历尽颠沛流离、艰辛危困。一次，重耳在流亡途中粮尽食绝，饥饿难忍，介子推毅然从自己大腿上割肉一块，供重耳充饥，真可谓是一位忠心耿耿、以身报主的良臣。然而，重耳回国即位后大封有功之臣，却独独忘了介子推，待事后想起时，不图出仕的介子推已携老母隐居于深山。明末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中说，晋文公曾亲自去深山寻找介子推，遍寻不见，听从臣属之计，纵火烧山，欲逼介子推出山。介子推决意不出，任大火三日，最后母子相抱，被焚死于枯柳之下。这情节可能出于后人的渲染，但介子推隐居而死于深山，却是事实。他功成身退、厌恶仕途、不求封赏、洁身自好、宁死不俗的情志，历来为人们称颂。　　那么，介子推隐居于何处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晋侯求介子推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史记。晋世家》也说：“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西晋大学者杜预注《左传》时说，绵上山在西河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县）南。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和后来的乐史、顾祖禹等人都持此说。　　但是，有人认为，在晋献公、晋文公时代，晋国国力既然渐渐强盛起来，然而还只是在同晋南各小国打仗，力图向南拓展，尚无力顾及北边。霍山以北一线尚为狄人占据，并非晋国辖地。介休位于霍山以北，介子推不可能去陌生的异邦寻觅隐身之处，晋文公也不可能以狄人之地封赏介子推。因此，绵上山不在介休境内。　　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据《左传。襄公十三年》“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和《左传。定公六年》“赵简子迎宋乐祁饮之酒于绵上”两则史料推论，乐祁自宋赴晋，不会走河西介休这条道，据此否定杜预的绵上山在介休境内之说。并认为，在翼城县西有座绵山，俗称小绵山，靠近曲沃，赵简子迎乐祁并与之饮酒的“绵上”当在此处。所以，介子推隐居于翼城（今山西省翼城县南）的绵山。然而，据清朝乾隆《翼城县志》载，小绵山一名系因晋文公思念介子推，将国都附近的一座小山改名而来，这仅是一个迁移而来的纪念性山名而已，并非《左传》、《史记》中所载之绵上山。并且，此山甚小，地域狭窄，难以系兵、治兵。再之，晋文公时晋国都城在绛（今翼城县东南15里处），距小绵山仅几十里，如果介子推隐居于此，晋文公环山百里封田给他，就得将国都的近郊、甚至国都的一部分都作为封田，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除了上述两处外，在今山西省平定县东也有一座绵山，又名紫金山，山上遗留有介子庙，传说此山才是介子推隐身之地。　　近年，有人又提出一种见解，认为根据晋文公时晋国的版图而论，绵上山当在霍山以南。从“晋侯系于绵上以治兵”、“赵简子迎宋乐祁饮之酒于绵上”来分析，乐祁自宋至晋，是越过太行山南端的南阳（今河南省获嘉县北）而来的。由此推论，赵简子与乐祁相会的绵上应在晋都新田以南。系兵　　之举在春秋时是十分隆重的，都安排在国都附近举行，而且，治兵之处必须是一马平川，才便于战车动转驰骋。晋国当时只有浍河以南有平川，相当于今山西省稷山、万荣、闻喜县一带。这就是晋侯系兵、治兵之处。此处有否绵上山呢？乾隆《万泉县志》记载，万泉县（即今万荣县）西南正有一座绵上山，又称绵山，今习称孤山。因此，此山即当年介子推隐居之地。这样，这个问题就有四种答案了。　　（杨剑宇）

伯夷、叔齐是饿死在首阳山吗？一部《论语》，论及100 多人，受到孔子称许的固然不少，被孔子尊为贤人的却屈指可数，而伯夷、叔齐即在其列。《论语》中曾四次提到他们，但没有说及他们的身世。《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古籍没有提到这两人（《尚书》、《国语》提到的伯夷是另有其人）。到战国时，《孟子》、《庄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都很推崇他们。汉代的司马迁作《史记》，特为他们立传，且放在列传之首。唐代的韩愈曾写过《伯夷颂》，颂扬备重。在历史上，伯夷、叔齐一直作为高风亮节的典范而流芳百世。　　据《史记》本传，伯夷、叔齐是殷末周初孤竹国君的儿子。孤竹君生前要叔齐继承君位。他死后，叔齐却把君位让给长兄伯夷，但伯夷不肯违背父命，于是先后出走。他们慕西伯姬昌（即周文王）行仁政之名，来到周地，这时姬昌已经去世。不久，武王伐纣，他们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爱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并说伐纣是“以暴易暴”。等到武王得胜，天下宗周，于是他们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在首阳山。死前还作了一首《采薇》之歌，颇有怨愤之辞。这是现存最完备的伯夷、叔齐的生平史料。　　可是，战国诸子并没有说到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庄子。让王》说：“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吕氏春秋。诚廉》中也说他们是“士”。《孟子》说他们避居北海之滨，如《史记》所说是“岩穴之士”，即隐士。地位、身份既有歧见，至于说他们“饿死首阳山”，就更有可疑。　　最早提到伯夷、叔齐的《论语。季氏》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只要玩味一下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饿于首阳”的意思并不是说“饿死”，而是指在首阳山过着贫困的隐士生活，它是针对齐景公的豪华生活而言。《吕氏春秋。诚廉》中也说“二人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皆未提及饿死。　　但是《庄子》里却多次说伯夷、叔齐是饿死的；《韩非子。奸劫弑臣》中也说“二人饿死首阳之陵”；在《史记》里说得更具体，他们是耻食周粟，以至饿死，新出版的《辞源》和《辞海》都沿袭此说。　　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后人附会之辞。《论语》上并没有“耻食周粟”而“饿死”的说法。因此，《史记》的说法并不可信。把他们说成“饿死”，应当看作在春秋、战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残酷争斗的背景下，游说之士为迎合统治者的忠孝道德观，或者为放弃名利、遁世绝俗的观点而进行的一种宣传。就是那首《采薇》之歌，流露出的怨愤口气，也与孔子赞许他们“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的品性不合，未必真是他们所作。　　对这种看法，反对者又认为：《论语》虽然未提“饿死”，但稍后的先秦诸子却皆有此说法，安知不是《论语》脱去“死”字呢？当然，这只能算是一种推测了。所以，伯夷、叔齐的归宿，直至今天还不能有一个断论。　　（魏行）

“黎民”二字如何解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也常常用到“黎民”这个词。比如：“黎民百姓”，“生灵涂炭，黎民遭殃”。现代汉语中，这个词表示“百姓”的意思。它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种说法以为，黎民即众民。《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郑笺：“黎，众也。”第二种说法则认为，“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也就是说，黎民就是黑面孔的人。　　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书里则提出了另外的观点。他认为，黎民就是古书上的人鬲、鬲或民仪，黎、仪、鬲是同音字。民与人同义。“鬲是后来的鼎锅，推想用鬲字来称呼这种‘自驭至于庶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取其黑色。在日下劳作的人被太阳晒黑了，也就如鼎锅被火槱黑了一样”。认为黎民就是在日下劳动的面色被晒得像锅底一样黑的百姓。　　范文澜的看法则与此完全不同。他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里指出：“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大械斗，蚩尤请风伯雨师作大风雨，黄帝也请天女魃下来相助。这些荒诞的神话，暗示着这一场冲突非常激烈。结果蚩尤斗败被杀。九黎族经过长期斗争后，一部分被迫退回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黎国，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到西周时还留有‘黎民’的名称。”范文澜接着指出，夏商周三代，占统治地位的是黄炎夷三族的100 个氏族组合而成的。属于100 个氏族的人统称为百姓。与黎族冲突，所得俘虏称为民、黎、或称黎民。金文中，民字像一个裸体人露两乳，足上挂器械的形状。金文民字是从最初的民字沿袭下来的，并非周人新创。民字义训为瞑、为盲、为冥，都含有恶意。古书称百姓与称黎民，显然有贵贱的区别。《尚书》中，舜命契教化百姓，命皋陶用刑法制苗民，命弃播百谷养黎民，实际上是用刑法强迫黎民耕种（播百谷）来养活受教化的百姓。百姓与黎民的区别，意味着奴隶主与奴隶的区别。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世态炎凉，“百姓”中很多人沦为“黎民”，“黎民”中也有人立了战功或是靠了别的机会跻身“百姓”，于是百姓与黎民的界限渐渐缩小，最后，“黎民”　　就用来称代“百姓”了。“黎民百姓”，放在一起，意思是一样的。郭沫若也许认为自己对“黎民”的解释不够科学，也许是想从别的方面加以补充，后来在《十批判书》里又提出了一种看法。他认为，虽然现有的甲骨文中还没发现“民”字，但《尚书。盘庚》篇里已经有了“民”字，因此，商朝是有“民”一类人存在的。周朝早期盂鼎的，周朝晚期的，春秋时秦公的，都是民字。“”‘民’是横目而带刺。古人以目为人体的极重要的表象，每以一目代表全头部，甚至全身。……横目是抗命平视，故古称‘横目之民’。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故古训云‘民者盲也’。“　　郭老认为，民，本是生产奴隶，后也指家内生产奴隶。在周朝初年，民又称为人鬲，据《大盂鼎》铭文所载，可以推想到“邦司”所管的人鬲是旧有的奴隶，“夷司王臣‘所管的人鬲是征服殷室后新归附的夷人。人鬲是把下等的家内奴隶也包含着的。有时人鬲又省称为鬲。周成王时的《作册矢令簋》：”作册矢令尊宜（进肴）于王姜，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臣与鬲相对而言。臣以家言，可见是有家有室的管家娃子；鬲以人言，可见是单　　身汉的普通奴隶。鬲与黎古音相同，恐怕就是“黎民”的黎字。因为“黎”是奴隶，“民”也是奴隶，所以两者合起来用，就是奴隶的意思。到后来，“黎民”一词的含义才渐渐变化，成为“百姓”的代名词，就像现代汉语里的意思一样。　　岑仲勉在《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一书中认为，黎民在早期是生产的农奴。“黎”字来源于“鬲”字，“鬲”字与众或庶人的意思相同。而“庶人”、“庶民”在周代就是农奴意思。而民字怎么来的呢？《亭林诗文集》卷一有“庶人无氏，不称氏称民”的说法，所以“庶人”即“民”。因为这样一种联系，所以“黎民”两个字合到了一块，到后来成为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泛称。关于“黎民”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鬲即献，人鬲即人献。因人、民两字可以通用，人献又即民献。《盂鼎》“人鬲千又百十夫”的“人鬲”，与《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也”的“民献”是一个意思。献字的原始意义是献戈投降，引申为献纳投降品、缴纳贡物。《尚书。洛诰》的“典殷献民”，即主管殷之降民。献民即民献，是献戈投降之民，以区别于不肯献戈投降的“顽民”。周灭商后，也用殷商降人参加政治，这些人渐渐成为周王朝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概而言之，献民最初是投降的人，是胜利者的奴隶，但后来慢慢发生变化，最后与“百姓”的含义一致。“献”字与“黎”　　字古音相通，所以“献民”即“黎民”。（见胡小石《读契礼记》，载《江海学刊》1958年第1 期）　　上述七种说法，纷述杂陈，难分上下，不但各家之见难以归类，就是郭老本人，也在自己的两种解释里左顾右盼。“黎民”一语，究竟从何而来呢？（东生）

古代公证始于何时？公证，按照字面上的解释，就是由国家作证的意思。公证的手续一般由当事人先提出申请，由国家公证机关调查取证后，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也就是说人们在涉及到民事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时，可以向国家公证机关申请并予以确认，这确认的证明文书具有法律效力，能起到有力的证据作用。　　我国公证制度的建立，许多人认为应以1935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布的《公证暂行规则》为肇源。这样就距离世界上公认的公证创始日期晚了2000余年。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司法院名义公布的公证规则，是旧中国正式公布的公证法规，这并不能说明在此以前，我国还不存在公证制度。有学者认为，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实行券书，而券书就是一种法律行为。相当于后来的契约合同之类，如涉词讼，可作为官吏断案的依据。这些券书由官府所设置的官吏制发，有的还由官府存档备查。《左传。文公六年》载：“董逋逃，由质要。”杜预注：“由，用也；质要，券契也。”孔颖达疏：“谓争财之狱，由券契正定之也”。又据《周礼。秋官。士师》载：“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傅别”即合同，“约剂”即券书契约。以上两条引文的意思就是说：“凡因财货而涉讼者，根据其契约合同与券书来裁决。”　　《周礼。秋官。司约》载：“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所谓“司约”指掌管约书之官，“治民之约”指处理人民征税、迁移、买卖、赊欠、和解等约书；所有大小约书都由司约保存，如有争讼则开府库取视所藏之约书，违约者将处以墨刑。以上的券书既为官府所制发，又能在法律上证实其真实性和合理性，因而已经含有“公证”之意。在客观上起到了公证的作用。秦汉两朝，“傅别”、“约剂”改称“券书”或“书契”，如东汉郑玄在注释《周礼。秋官。士师》时说：“若今时市买，为券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则按券以正之。”汉代在市场上作交易仍然以“券书”为买卖关系成立的合法根据以及买卖不成可能引起讼诉的有效证据。在汉代，全国各重要城市都由官府派员管理贸易市场，制发券书。因此券书在秦汉仍然具有公证作用。　　秦汉时期，以“券书”作为合法根据的买卖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和奴婢，到了唐代以“券书”为根据的买卖内容有了扩大，而且在法律上开始明文加以保护。券书已改称为“契券”或“文契”。《唐律疏议。杂律》载：“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青，减一等。立券之后，有旧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即卖买已讫，而市司不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这说明唐代已由官府强制性立券，以保障买卖奴婢、马牛等纳入法律管辖范围之内，违者要受法律制裁。而市司不及时为之券书者，也要受到笞杖之刑。　　官府制发这种文契的目的，虽然在于征税，以扩充国库之需。但同时却也起到了公证的作用。　　五代以后，券书的公证作用进一步扩大，例如遗产继承等等，相传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逼后周恭帝柴宗训退位，为笼络人心，颁发柴氏所谓“丹券铁书”，实质上就是公证文书。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载：“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章者，听自陈，官给公凭。”又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三《书判》载：遗嘱必须“经官印押，出执为照”。这与现代遗嘱公证几乎没有差别。宋代田宅买卖必须“立券报官”，交纳契税。官府则在契券上加盖公印，称之为“税契”。宋代郑克在《折狱龟鉴》的按语里说：“争田之讼，税籍可以为证，分财之讼，丁籍可以为证”。　　说明这种税契既有官府盖印，当然也就起到了公证作用。　　宋代以后的元、明、清的律例也对这种税契作了明文保护的规定：如果典卖田宅不交契税，可以刑罚制裁，并追回典卖原价，一半入官府，一半奖给告发人。《大清律例》则明确规定“凡典卖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契内田宅价钱一半入官”。　　但是，无论是“傅别”、“约剂”、“券书”、“文契”，还是“税契”，“　　它们公证的范围较小，只适合用于买卖、遗嘱等数项法律行为，尚没有形成严格、系统和完整的制度。正确地说，我国的公证虽然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却发展过程缓慢，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形式，一直过了2000多年，才开始出现了正式的公证法规。　　（季平）

夜里我好寂寞啊。好想有个人在身边陪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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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登原评南迁后之北魏东莱史论云：“以夷狄之姿，骄淫之性，而入中国，纷华之域，必至于子女盛矣，土木兴矣，此慕容、苻、姚之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于云中，........迁洛之后，其国衰矣。夷狄，鸷鸟也，去其爪牙而傅之以凤凰之羽，则无德可照，无威可畏，取死于虞罗必矣。”按北魏迁都之后，以较南朝，势未稍衰。而因其爪牙，傅以凤毛，故不至如石勒、刘渊之终于土崩瓦解。

令狐楚

用蜀派的话说：“权亦汉贼也”

我真想抱着你们呀。

我真想抱着你们呀。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这个我说一下南北朝吧友情贴吧的事其实最初是十六国吧吧主要我设他们为友情贴吧的但后来我发现那里竟有骂我的贴一气之下我就把所有的友情贴吧全都撤掉了唉如今还是恢复与本吧的链接吧。

陈登原记元儒之学统脉络许衡先得朱子之书，伏读而深信之，持其说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废，衡实启之。至元十九年征处士刘因。因之言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心，而贯之以正也。”及成宗大德六年金履祥卒。履祥从学王柏及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干，而干则亲得朱子之传者。则犹是朱学也。至顺三年吴澄卒，澄者“尤有得于邵尧夫、陆子静之学。”黄泽卒于后至元五年，“自言每于幽闲寂寞，颠沛流离，疾病无聊之际得之。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则殆倾向陆象山之学已。

陈登原记元儒之学统脉络许衡先得朱子之书，伏读而深信之，持其说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废，衡实启之。至元十九年征处士刘因。因之言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心，而贯之以正也。”及成宗大德六年金履祥卒。履祥从学王柏及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干，而干则亲得朱子之传者。则犹是朱学也。至顺三年吴澄卒，澄者“尤有得于邵尧夫、陆子静之学。”黄泽卒于后至元五年，“自言每于幽闲寂寞，颠沛流离，疾病无聊之际得之。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则殆倾向陆象山之学已。

陈登原记元儒之学统脉络许衡先得朱子之书，伏读而深信之，持其说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废，衡实启之。至元十九年征处士刘因。因之言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心，而贯之以正也。”及成宗大德六年金履祥卒。履祥从学王柏及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干，而干则亲得朱子之传者。则犹是朱学也。至顺三年吴澄卒，澄者“尤有得于邵尧夫、陆子静之学。”黄泽卒于后至元五年，“自言每于幽闲寂寞，颠沛流离，疾病无聊之际得之。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则殆倾向陆象山之学已。

黄宗羲《骂先贤》节录今之敢于骂象山、阳明者，以晦翁为之主耳，此如豪奴之慢宾客，疯犬之逐行人，其主未尝知也。假使鹅湖之会，朱陆方赋诗问答，去短集长，而朱氏之舟子舆人，忽起而哄堂骂詈以助晦翁，晦翁其喜之乎，不喜之乎？吾知其必挞而逐之矣。

读《夏峰先生集》札记 ZZ清˙孙奇逢，朱茂汉点校，《夏峰先生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孙奇逢生於明神宗万历12年(1584)，卒於清圣祖康熙14年(1675)，92岁。道光18年(1838)从祀孔庙。　　节目与案语为我随手所记，有相近之处则移至同一节。卷十四　语录1.论学不长进　　无执见者多入俗，有执见者又成拗，此好学所以难其人也。(p.597)　　人生最系恋者过去，最冀望者未来，最悠忽者见在。夫过去已成逝水，勿容系也；未来茫如补风，无可冀也。独此见在之顷，或穷或通，时行时止，自有当然之道、应尽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异日，诿责於他人，岁月虚掷，壮怀空老，良可浩叹。(p.596)　　学不长进，病痛只在心不虚。心一不虚，直、谅、多闻之友日在侧，而我不能受其益也。舜之好问、好察，颜子之问不能、问寡，是实见其皆有师资之益，舜之舍己，颜之克己，此处正可想见。(p.592)　　学无自得，剽窃他人，一知半解，强谓了然。如此之病，最难医治。(p.589)2.论隐　　身隐者无浊名，神隐者无清名。古今抱道之士不必有抱道之名，皆所称神隐者也。(p.596)　　案：真知隐者。3.论道学之名正不必有　　友人问如何是道学？曰：日用间，凡行一事，接一人，无有不当理中情之处，此所谓道也，即所谓学也。必待聚众上坐开讲，拟程拟朱，恐其名是而实非。道学之实不可无，道学之名正不必有。(p.595)　　案：纪昀云：「一日，偶曰:汝视我可作圣贤耶?曰:公所讲者道学，与圣贤各一事也。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道学则务语精微，先理气、後彝伦，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别。圣人之於人，有是非心、无彼我心，有诱导心、无苛刻心；道学则各立门户，不能不争。既已相争，不能不巧诋以求胜，以是意见，生种种作用，遂不尽可令孔孟见矣。」《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二)〉，页410。《纪晓岚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1995，册二。主朱陆调和的孙奇逢能说出此语，研清初理学者应当注意。4.论人处逆境　　天以穷困拂郁於我者，正以厚我之生，成我之大也。我不以为德而反怨天，此之负天也实甚。凡人有德於我者而我不敢忘，却敢於忘天，真愚人之心也夫。(p.592)　　天成就人，全在拂意处验学力。(p.589)　　案：顺境固不待言，惟逆境乃知节。5.论学问一事，真饥食渴饮之事。　　无志於学问者不必论，有志者又可以愤激迫就，不能优游宽裕，终不得心逸日休之趣。夫心之所以逸而休者，宇宙间此有此理，此理苟明，则日用之间，静处应事，读书接人，莫非性命流行，所谓居安资深而左右逢源。逸莫逸于此，休莫休于此矣。优游宽裕莫视为闲旷。此中至健至严，自不费力耳。(p.591)　　生安之人不废学问，困勉之人果能学问，便与生安同归，则学问一事，真饥食渴饮之事。夫子所以好古敏求，发愤忘食如不及，而犹恐失者，盖有所深嗜於中，君子之所以自强不息也。如是为学，所以时习而悦，朋来自远，遁世无闷。今人言学，求名声，较胜负，恃才智，矜功能，大头既没于利欲，不能挺拔，安望其养一世之太和，得志而泽加于民，不得志而修身见于世乎？世所以鲜真儒也。(p.591)　　真实学者只平心和易，不求名声，不逞才智，随分自尽，则无时无处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励之功，而人亦默受吾浸灌培益，鞭策磨励而不觉，此便是有体有用、成己而兼能成物者也。一味好胜，每事要强人，要人点检不得，不知此意已与古人背驰矣。(p.591)　　学问无自得处，到底是袭取，徒切心劳。然非深造，决无自得。果熟则甘香出其中，非觅而得之也。(p.595)　　昔人谓敦行功小，明学功大，盖敦行者只得一人为君子，明学者可令人人为君子，所以有小大之别。(p.589)　　案：学问本如饥食、渴饮之自然而然，饕客有好逐美味，正如夫子好古敏求，废寝忘食，人各有所好而已。深入而自得，知味知道，其实一也。

清朝统治者其实是反对理学的。看看御用学者纪晓岚怎麽贬损理学的《姑妄听之》卷2 相传魏环极先生尝读书山寺，凡笔墨几榻之类，不待拂拭，自然无尘。初不为意，后稍稍怪之。一日晚归，门尚未启，闻室中窸窣有声；从隙窃觇，见一人方整饬书案。骤入掩之，其人瞥穿后窗去。急呼令近，其人遂拱立窗外，意甚恭谨。问：“汝何怪？”磬折对曰：“某狐之习儒者也。以公正人，不敢近，然私敬公，故日日窃执仆隶役。幸公勿讶。”先生隔窗与语，甚有理致。自是虽不敢入室，然遇先生不甚避，先生亦时时与言。一日，偶问：“汝视我能作圣贤乎？”曰：“公所讲者道学，与圣贤各一事也。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道学则务语精微，先理气，后彝伦，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别。圣贤之于人，有是非心，无彼我心；有诱导心，无苛刻心。道学则各立门户，不能不争，既已相争，不能不巧诋以求胜。以是意见，生种种作用，遂不尽可令孔孟见矣，公刚大之气，正直之情，实可质鬼神而不愧，所以敬公者在此。公率其本性，为圣为贤亦在此。若公所讲，则固各自一事，非下愚之所知也。”公默然遣之。后以语门人曰：“是盖因明季党祸，有激而言，非笃论也。然其抉摘情伪，固可警世之讲学者。”

黄宗羲《骂先贤》节录今之敢于骂象山、阳明者，以晦翁为之主耳，此如豪奴之慢宾客，疯犬之逐行人，其主未尝知也。假使鹅湖之会，朱陆方赋诗问答，去短集长，而朱氏之舟子舆人，忽起而哄堂骂詈以助晦翁，晦翁其喜之乎，不喜之乎？吾知其必挞而逐之矣。

问问各位：“一朝养寇，驯致无穷之祸” 下联应该怎样对？

万岁

唉这吧都长草了嘛

嗯。 http://post.baidu.com/f?kz=163909479

李德辉遗宋制置使张珏书天子威德远播，宋室既亡，三宫皆北，苟能早自归诚，必取将相与夏吕比。且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之子孙，尚举天下归朝，汝犹俨然负阻穷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哉！《元史新编》卷28

元李德辉遗宋制置使张珏书天子威德远播，宋室既亡，三宫皆北，苟能早自归诚，必取将相与夏吕比。且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之子孙，尚举天下归朝，汝犹俨然负阻穷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哉！《元史新编》卷28

元人李德辉遗宋制置使张珏书天子威德远播，宋室既亡，三宫皆北，苟能早自归诚，必取将相与夏吕比。且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之子孙，尚举天下归朝，汝犹俨然负阻穷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哉！《元史新编》卷28

韩愈辟佛是对的

不是讲电视那个探索发现的？

嗯

此贴甚好 http://post.baidu.com/f?kz=68611198

唉

唉

国共两党到底是谁在“分化汉民族”？？都过来看看这个吧！！！现在的蒙自县在1947年人口统计时白族仍有2万多,而当时汉族也只有1万多,白族是当时蒙自县人口最多的民族.但在1952年统计时被全部计为汉族了.所以现在蒙自县都是汉族，没有白族了．

白族曾经是云南最大的民族大多数人以为白族只分布在大理．其实白族分布非常广泛．洱海和滇池只是聚居的中心地区，在清至民国以前白族仍是云南最大的少数民族,广泛分布于云南全境和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白族曾经分布在保山，大理，楚雄，怒江，迪庆、丽江、玉溪，红河，临沧，昆明，安宁，曲靖，昭通，文山．四川南和贵州的西部．如，大小凉山，攀枝花，贵州毕节、威宁等地，此外还有湖南张在家界市桑植县也有一些．只是在最近百年大部分同化于汉族中了．比如，现在的蒙自县在1947年人口统计时白族仍有2万多,而当时汉族也只有1万多,白族是当时蒙自县人口最多的民族.但在1952年统计时被全部计为汉族了.所以现在蒙自县都是汉族，没有白族了．另如，玉溪江川县，明《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二　澄江府载：“郡多僰人，而汉人杂处其间。”白族也是江川人口最多的民族，还有昆明，楚雄州，安宁，玉溪，通海，保山等很多本来是白族人口最多的地方，现在基本没有了．昭通和四川与贵州的西南部也差不多都是这样，曲靖的白族被同化的早一点．现在玉溪元江，文山丘北还有一些白族，但不多．玉溪元江的白族口音我听过一回，听得出是说白族话，但听不懂．可能是听不惯的原因．白族在南诏大理国时达到了顶峰，在元明以后一年不如一年．云南省曾经有一个白族化过程．云南大学副校长著名民族学家林超民也有这个观点．我认为不只是云南省，在四川和贵州的西南部也曾经有一个白族化过程，但在大理国灭亡后就中断了，曾经的第一大民族，如今快要消亡了．悲哉！作者：剑浪0014 2007-1-11 18: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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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秉键：晚明清初江南“打行”研究（之二）三打行固然气焰炙人，但因其以“勇力”为资本，以抢打为生涯，故既缺乏独立性，又不为王章国法所容。为了逃避官府惩治，他们往往投于势宦门下，寻求政治庇护。明人赵用贤云：打行之风，独盛于吴下。昔年督粮翁大立，尝被其害，几及大乱……近者踪迹愈密，诡名于乡宦家人，遂致道路以目，官司莫敢谁何？”（注：赵用贤：《松石斋集》卷二九《尺牍六·与陈按院》。）清人余国柱云：打降之为害，地方惟三吴有其事，遂有其名……城镇乡村无处不有，藉拳棍为生涯，视良善如几肉……倚靠势豪为城社，结连衙蠹为腹心。彼既恃有护身之符，尚何畏三尺之法？”（注：康熙《常熟县志》卷五《风俗》。）然而，打行对绅士的依赖也非一厢情愿。对绅士来说，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更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也需借助打行之勇力来施展其势。例如，民抄董宦时，“董氏见万民汹汹，祸在旦夕，纠郡中打行恶少ｈàｎ＠①卫。”（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昆山徐宦之子徐四爷为了占夺邻人田房，“飞驾械船二十只，统部枭狼仆高已、徐音等百凶”，肆行抢打（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4。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其家奴顾君甫谋占邻人田产“百计谋圆不遂”，于是“埋伏打降二十枭，各执金箍铁尺器械”，指喝画押，强行占据。（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30。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松江“宦孽”高槎客、高介祉、高玄照等人，谋占邻人房产不遂，即“霹驾风水有碍为由”，“统枭百众，列械层围，斩门抄燹，逢人便殴，遇物即伤，门窗锅灶，顷成齑粉”，邻畏闭户莫救。（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9。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徐元文侄徐振绂窜踞太仓，“纳闯将胡恩、盛五、沈石朝官、陈祥等二百余枭，助恶行凶。”（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正是在上述动机的驱使下，绅士力图对打行进行渗透和控制，并主要采取下述方式：一是亲自加入打行。下层绅士流氓化是晚明突出的社会问题，其情已具于顾炎武《生员论》一文中（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作为一流氓群体，打行自然以市井恶少、游手好闲之辈为主体，然而因打行有利可图，所以不少下层绅士如落第秀才，自思上进无望，便厕身其间。《亦巢偶记》载：打行“有上中下三等，上者即秀才贵介亦有之，中者为行业身家子弟，下者则游手负担里巷无赖耳，三种皆有头目。”（注：＠②人获：《坚瓠集》九集卷二《打行》。）吴中，“间有豪民拥姝丽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至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二《海忠介抚江南》。）康熙年间，常熟势宦翁是龙等募集劣衿为打手，“斩掘坟家，抬抢墓碑。”（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9。）二是乡绅子弟、家奴结交打行。晚明江南乡绅，历来以“虐民”为人诟病，而其虐行的实际操作者则多系乡绅的子弟、家奴。如华亭乡绅徐阶“子弟家奴暴横乡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董其昌之子素不加检束，倚势煽虐，乡里侧目。苏州乡绅徐廷禄“所用家童，皆能致厚产，豪于乡，乡人畏之如虎。”（注：沈瓒：《近事丛残》卷一。）在乡绅子弟、家奴肆横过程中，往往勾结甚或加入打行，以壮其声势。《福惠全书》云：近日吴越州邑，有等无赖少年，并纠合绅衿不肖子弟，焚香歃血，公请教师，学习拳棒，两臂刺绣花纹，身服齐腰短甲，狐群狗党，出入茶坊酒肆，蜂游蝶舞，颠狂红粉青楼。闻他人有不平，便指报仇而恣抢夺，忤伊凶于一盼，辄为攒殴而折股肱，号称太岁，名曰打降。（注：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一一。）《太仓州志》载：吾州恶习，多相殴，或倩无赖，曰打行；或倩若辈（家奴），曰宅里人。大约打行半系宅里人，则若辈尤雄。凡其族党与外亲，并外亲之外亲，俱狐假作焰。（注：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志》。）

咫尺应须论万里——王之涣《登颧鹊楼》欣赏作者：马家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在唐代，黄河流经山西省永济县西南的一段里，曾经有一个高阜，上面雄踞着一座三层的高楼。这就是据说因“时有颧鹊栖其上”而命名的颧鹊楼。三层楼，在唐代人的心目中，本来就是高大雄伟的了；何况建筑在高高的土阜上，更何况处在临河凭山的地理环境里。所以，它成为当时著名的登临胜地。不少诗人来此凭眺；大自然的壮美，唤起诗人们的引吭高歌，产生了很多名篇佳制。早在中唐，关于颧鹊楼的题咏就已汇编成集了（《全唐文》卷四百三十载有李翰《河中颧鹊楼集序》可证）。后来，颧鹊楼随高阜被洪水冲没了。人们在永济城城楼悬挂上一块“颧鹊楼”的匾额。于是，这一名胜就仅仅以象征性的痕迹而保存在历史的记忆之中。然而，艺术的生命，往往超过建筑物，甚至超过某一局部的大自然本身。经过千百年的漫长岁月，唐代诗人在颧鹊楼上的歌咏，特别是其中最为嘹亮的一首短歌、王之涣的五言绝句《登颧鹊楼》，至今还流传万口，光彩常新。首句“白日依山尽”的“山”，是中条山，以约一百六十公里的长度、由东北而西南的走向，气势宏伟地斜亘在山西省的东南部。它的高达一千九百九十四公尺的主峰雪花山，临近永济县东南，就在颧鹊楼东面十五里。诗人一登上楼，首先映入眼帘的，当然是这巍峨的大山。句中的“白日”，由于一个“尽”字，曾造成许多人的误解：把它当作落日。为了解释落日何以是“白日”，出现了各式各样牵强附会的说法。无论怎么说，问题是明摆着的：诗人登楼眺览，最吸引他、以至被选为描写对象的，必然是突兀在眼前的雪花山，以及它的延绵部分；而这山恰恰在颧鹊楼的东面。倘若说落日“依山”而尽，这太阳岂不是逆行而东了吗？其实，所谓“白日”，不过是指明晃晃的日光，而并不是指太阳本体。诗中描写的，是晴朗的白昼。白茫茫的天光日影，透过缥渺的烟岚云气，在山石间，草木上，灿烂地反射着，炫耀着。随着深邃的崇陵巨壑，向前伸展，伸展，一直到到诗人目力的尽头……写“白日”，是为了烘托“山”。通过一个“依”字，一个“尽”字，一座气势磅礴的大山，就极其形象地矗立在读者的眼前了。站在颧鹊楼上，不但可以“前瞻中条”，而且可以“下瞰大河”。黄河，作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它始终以巨大的热力，沸腾着人们的感情。诗人王之涣，是如何描写这样一条非同寻常的河流的呢？诗中只有极其简单的三个字：“入海流”。黄河最终流入渤海，如果对此仅作客观陈述，那就只有地理的意义了。颧鹊楼距黄河入海尚有千里之遥，可见诗中的“入海”也非实叙。那么，诗人为什么却写下了，而且仅仅写下了这“入海流”三个字呢？不妨把“黄河入海流”改为“黄河流入海”，再把这两句比较一下，这样就不难窥破个中消息：“入海”二字，原来是形容一个“流”字的。据沈思孝的《晋录》和黄宗羲的《今水经》所载，黄河自南流经蒲西城，涑水由西汇入，水量大增，流势更猛——于是，在一片轰雷震鼓的激流声中，诗人俯视着喷珠溅玉的惊涛骇浪，目送它奔腾向前，向前，一直流出视阈以外……游目骋怀，视野当然范囿不了诗人的思潮。想想吧！黄河继续奋进，经华阴，过潼关，挟带着渭水，跃过三门峡，冲破重重险阻，浩浩荡荡，终于“东流至海不复回”。而诗人的澎湃诗心，正相随着汹涌而东！黄河“入海”流。“入海”二字，写出了黄河的一往无前——写得声势两胜，气概非凡。还有什么语言，能够如此准确精炼而又形象传神呢？面对如此雄浑豪放的山水壮观，诗人用他的如椽大笔，饱蘸着激情，写下了深蕴理致的千古佳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然，这不过是写一时的心理活动，未必真的更“上”了一层楼；诗人也许本来就站在楼的最高层。反观首句，“白日”云云显然不是写高山落日的景色。试想，暮色苍茫之中，岂有千里之目而可“穷”的道理？也绝不会激起诗人“更上一层楼”的欲望。黄昏与白昼，不仅是个时间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全诗的气氛和意境。阳光下凭高眺远，视野够广阔了；而诗人却远未满足。他恨不得放眼望去，能够穷极千里之遥，让全部的山河之美尽入胸怀。诗人的心，是博大无垠的。王之涣是一位盛唐边塞诗人，留下的作品虽然很少，但是“传乎乐章，布在人口”，极负盛名。只要看看“欲穷”二句溶铸着多么丰富的诗意，便可理解王之涣的这首《登颧鹊楼》在唐代其他诗人的同题作品中，何以如此地表兮独立，逸乎凡响。吟咏这两句诗，立即会感受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强烈的赤热的爱。咀嚼这两句诗，继而会领略自然美感染着诗人心灵从而激发出来的精神美。洋溢的感情，深邃的思想，经浓缩而结晶，于是在诗的深处闪出了哲理的光辉。我们领悟到它的启示，终于会同化在一种奋发、进取、追求、开拓的精神境界里。盛唐时期，国力强盛，人心振奋；诗苑里，正是繁花竞艳，生机勃勃——玩味这两句诗，不正触触到那强健地跳动着时代脉搏吗！当然作者赋诗时未必有这些明确概念；读者辨诗时却尽可如此领会。诗人本来就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思维往往是大于形象本身的。篇幅短小到只有二十个字的一首五言绝句，比喻为绘画，不过是小帧册页；可是，它竟然不但成功地表现了如此气势恢宏的高山大河，以及更多的东西，而且画面绰有容余，略无壅塞。我们不能不惊叹作者的超常表现力。这首诗，作为一幅粗线条、明调子的泼墨山水画，当然也是描绘山水的形象；但是异乎寻常的是：它舍弃了石木波涛，舍弃了一般细节，甚至也舍弃了山水本身的具体形态，而只是抓住对象的根本特征，用远镜头的大场而，渴笔飞白，大挥大斥而又准确生动地勾勒出山水的总体形象——它的声势。无怪乎咫尺之间而给人以千里万里之感。景以动情，情以会景，情景相激，理趣横生。王之涣的这首情、景、理三者兼胜的小诗，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精品。高妙的表现力固然令人心摇目眩；如果我们剖肌劈理，对作品细加研讨，庶几可以窥见个中三昧。

创世纪的明朝金锭（转）　　在我国古代，人们很早就发现了黄金，并对其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利用。《管子》日：“上有丹沙者, 下有黄金”；《尚书·禹贡》也载：“厥贡惟金三品”；《中国货币史》也明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就充当了货币的宝藏手段和支付手段”。之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货币使用的黄金铸锭最大、最重为几何？因长久以来缺乏相关实物资料而无法比较，诸多史籍中有了“自古黄金无大锭”之说。然而，1972年山西太原南郊黄陵村明晋王墓陵园内两枚明朝“五十两金锭”的出土，推翻了“金无大锭”这一沿袭已久的说法。　　明朝五十两金锭，长9．4cm，两端宽5．8cm，腰宽3．8cm，厚2．5cm，一枚重1891克，上面文字敲砸模糊、不清；另一枚重1946克，其币面文字清晰可辨：“潞州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日进。”　　从金锭上的文字内容可知，金锭是潞州（今长治市）地方富民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折收”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的’秋粮”，将“赤金五十两五重”的黄金货币呈“进”给上级政府的。其职能地地道道的充当了货币的支付手段。那么，如此巨大的金锭在全国为何仅见山西潞州（今长治市）铸制呈进呢？”　　明代的山西潞州，以采煤、冶铁、织绸、制瓷、酿酒等手工业作坊兴盛闻名；更以“潞商”长途贩运商品致富而著称。《明史·一统志》记：洪武六年，全国铁冶所13，山西吉州、太原、泽州、潞州各一；《明实录》卷178载：大同十一州县军民，铁器耕具，皆仰商人从潞州贩至。史籍还记：“晋省矿产甲子全球，而潞州尤著”。《明·潞州志》日：“潞绸，士庶皆得为衣。盛时有织机13000余张，登机鸣杼者数千家，年产潞绸10万余匹”。潞州是同杭州。苏州齐名的三大著名产绸地。正如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讲：“西北之机（织绸机），潞州最工”。以上诸多史籍记载说明潞州在明朝很长一个时期商品经济异常繁荣昌盛，这就使得“潞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朝沈思孝《晋录》语）；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对政府赋役制度发生影响。依靠商品生产和交换而富裕后的潞州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户户都织绸、家家均贩运、强过米粮川”。在如此环境下，潞州也就出现了有巨额资财而无足够的粮食可纳给政府的特殊情况，要完成“征田赋粮”，潞州富商们便只好变交秋粮折合“黄金”上纳。对明王朝来讲，“征金银便于运输，且用金银可在许多地方购到田粮”（见《中国商业史》）。“变交秋粮的征金银”方式与国与民都较为方便，从明嘉靖十年（1531年）开始，明王朝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其内容也是“合役、赋、方物、土贡为一，概行征金银”。　　从我们对以上史料研究分析可看出，这应该就是明朝“五十两金锭”在山西潞州产生的原因所在吧。

晋商经营意识商人是通过商品交换来获取利润，因此必须有强烈的经营意识。山西商人的经营意识表现在如下二个方面：一、经营谋略讲求经营谋略，在经商活动中把握正确的经营术是商人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地吸收古人的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薄利多销，慎待相与，重视信息。 1、审时度势：战国时大商人白圭把经营术概括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晋商颇精此道，他们有商谚称：“屯得应时货，自有赚钱时”；“人叫人，观望不前，货叫人，点首即来。”明代蒲州商人王海峰，当蒲州人大多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四川经商时，他却深思熟虑看中了到人们不愿意去的长芦盐区去经商。当时长芦盐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使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王海峰在了解该盐区运销史、盐政情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断然决定在长芦盐区经商，并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杜绝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税收也随之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的著名富商，动辄万金毫不在意。明代大学土张四维说：“海峰王公者，雄奇人也。……胸中有成筹矣，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又有盂县商人张芝，尤善审时度势，“时邑帽贾素有毛毡冠于南者，值吴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价收其货毅然往，至半途适藩削平，国家偃武修文，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累致万金，时盐运日弊，知已不可为，乃决计弃去。后山东盐务果益疲，商大困，人自危，时谦光谢业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谦光远见。”阳城王重新“性沉厚，饶智略，少贾于外，不数载，资雄一方。”又有王海者“幼从父贾河南，……才能颖敏，智谋勇略雄一方”。这些例证都说明，善于审时度势，是经商成功的必要条件。 2、灵活机动：市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要求也不断变化，故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组织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达到购销两旺。如旅蒙商经历 200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因此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蒙古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居住点不固定，居民皆分散而居。大盛魁便采用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蒙古牧民居住的帐篷中做买卖，对蒙古牧民非常方便。蒙古牧区货币经济不发达，大盛魁便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商号货源组织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3、薄利多销：如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经商40余年，百货心历，足迹半天下，以商而富，其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如祁县乔氏在包头开的“复”字商号，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坚持薄利多销，其所售米面，从不缺斤短两，不掺假图利；其所用斗称，比市面上商号所用斗称都要略让些给顾客。于是，包头市民都愿意购买“复”字商号的米面，生意越做越好，收到了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周转的效果。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还总结了许多薄利多销的经验，并归纳为营销商谚，如：“不怕不卖全，就怕货不全”；“买卖争毫厘”；“生意没有回头客，东伙都挨饿”；“能打会算，财源不断”；“买卖不算，等于白干”等。

郑和航海图就真是刘大夏烧的又能怎样??? 封建官场那麽污浊,能像他那样刚介耿直的官员能有多少?终因不肯谄事权奸而惨遭迫害,百姓无不垂泪.那帮人就忍心谩骂这位可敬的老者? 这种网民真是无耻之尤的小人！！！！！！！

元代农业的恢复、发展与衰敝（转）农业的恢复、发展　　由于“重农”举措得力，元代初期在土地开发、水利兴修以及经济作物的推广栽培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出一派恢复与发展的良好势头。反映元代前期这种面貌的记载非常丰富，有些地区繁盛兴旺的景象甚至非常突出，如陕西泾汾地区在蒙金之际的状况是“蓁莽榆棘，连云蔽日”，“千里萧条”，“人迹几绝”，经过招抚，民众“稍稍归集，斸芜挽犁，渐就耕业”，然而“初皆食草实，衣故书纸”。垦殖之后，出现“马牛羊豕，日加蕃息，公私储蓄，例致丰饶”（《陇右金石录·元重修王母官碑》）的景象。另一条材料证实了这种景象并非虚言：“晋地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墟）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宋元之际的两淮大片地区，人烟断绝，“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狸啸聚其间”，六七十年后，人们见到的景象是“生聚之繁，田畴之辟，商旅之奔凑，穰穰于视昔远矣！”元代初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大批荒废土地通过种种途径得到开发。其中屯田是开发填实大批荒闲土地的主要措施，此项行动大概始于成吉恩汗称汗后的十一至十三年（在阿鲁欢地区兴办称海屯田），中原地区大概始于十六年（由木华黎部将兴办固安屯田）。开始是随营立屯，解决军需，忽必烈时逐步成为重农措施的一项组成部分，发展成遍及全国的规模空前的屯田。到大德年间，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处，二十万顷左右，约占全国垦田数的三分之一。屯田分两大系统，中央所属枢密院、大司农与宣徽院屯田，多在腹里地区。地方所属有各行省屯田，有经略使司、提举司统领或路、府、州、县所辖屯田，再有僻远地区的一些屯田点。“大抵芍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既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元史·兵志三》）地域分布之广，前所未有。北面除和林、称海之外，更远有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谦州屯田，西南面深入到云南、广西边远地带；东北的肇州屯田万户府达黑龙江江口，高丽境内也有十多处屯田；南面远及海南、海北。内地河南行省为数居首，次为腹里地区，所谓“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元史·兵志三》）　　另一类开发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一带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河湖港汉密集，南北朝时期已显示出明显的经济活力，逐步成为全国的主要粮仓和财赋之区，因而人民趋之若骛，人口密度很高，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也很突出。经过长期努力，劳动人民逐步摸索出一些开发土地的特殊形式。王祯《农书》对这些形式作了系统总结，其中有“筑土作围”而成的围田（圩田与此相类），有在海边涂泥之上种植稗草而受斥卤，“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的涂田，有“似围而小”的柜田，有用木材相缚，其上积土，浮于水面，可得“速收之效”的架田（葑田）。围田、圩田、沙涂田等经营形式，宋元时代因多施行于湖泊地区，所以也往往泛称湖田、湖地。以此类形式经营、开发土地，大致始于北宋，南宋形成高潮，元代继续盛行。如松江曹梦炎，占淀山湖大半湖田，达九十三围、数万亩之多，积粟百万石，北人称“富蛮子”。文宗赐给权臣燕铁木儿嘉兴、平江、江阴地区的芦场荡山和在沙涂沙地地带的圩田，达五百余顷。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带，因河水“涸露”而形成“水泊淤地”，称为“黄河退滩地”，多为权豪抢占，其数量也相当可观。　　水利建设的成就亦较可观。《元史》归纳与农业有关的主要建设项目有：导浑河、疏滦水、浚冶河、障滹沱，疏陕西之三白，泄江湖之淫潦（主要指浙西水利工程，见下），立捍海之横塘（指浙江盐官州捍海石塘）（《元史·河渠志一》）。此外还有许多重大项目未被列入，如中统年间在太行山下开浚大河四道，成广济渠，附近五县农田三千余顷均获其利（《元史·河渠志二》）。至元元年，郭守敬会同张文谦在西夏故地修复中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的唐末、汉延二渠及西夏故境内其他水渠，“计溉田九万余顷”。二十六年起朵儿赤又用三年时间在中兴“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使“赋额增倍”（《元史·朵儿赤传》）。至元十六年，王志谨于今陕西户县、周至两县交界处引涝水开长渠二百余里，使沿岸地区“了无干旱之患”（薛友谅：《开涝水记》）。游显曾在襄阳“复铁构壅湍水为渠”，“溉稻田千数百顷”。乌古孙泽任海南海北廉访使时，浚故湖，筑大堤，“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泻，并为膏土”（《元史·乌古孙泽传》）。赵世延在四川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元史·赵世延传》）。张立道任大理等处巡行使，曾为昆明池泄洪排水，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武宗时，哈剌哈孙行省和林，“浚古渠，溉田数千顷”（《元史·哈剌哈孙传》）。衢州（治今浙江衢县）总管朱景周修复黄堰，溉田数万顷（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七《碑志》十一）。

何永康:晚明散文家、史学家张岱　　这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代。农民战争的风暴摧毁了腐朽的朱明王朝，随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清帝国建立，封建制度正用文化专制主义配合铁蹄、刀剑和镣铐来延缓自己的没落和衰微。到处是苦闷、镑徨和幻灭，到处也有抗争和求索的思想火星在迸射……　　在浙江剡溪流域的一个山村中，一位五十开外的学者正在“遥思往事”，“一一忏悔”①，写他的“忏悔录”。剡溪的湖山月影是美好的，他无暇顾及，每当“鸡鸣枕上，夜气方回”②，更是思绪翻腾，倍觉“五十年来，总成一梦”③。　　这位“大梦将寤”，无路可走，“饥饿之余，好弄笔墨”④的学者，便是晚明散文家、史学家张岱。　　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晚年号六休居士⑤，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８月２５日，约在清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之前去世。　　张岱原籍四川，出身于累代仕宦之家。高祖张天复，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进士，历吏、兵二部，视全楚学政，后调云南臬副。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１５７１）状元。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６５）进士，先后做过兵部主事、山东主考、南都刑部、贵州主考、广西参议、福建副臬。父张耀芳，几番就试皆不售，天启四年（１６２４）以副榜贡谒选，授鲁藩长史⑥。这是一个并不很阔气的封建世家，但祖上的余荫和家私已颇够张岱受用的了。如今，“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⑦，这不能不令他回首往事，顿生“隔世”之感。他坦率地承认：“少为纨绔子弟，极好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⑧这一种严肃冷峻的自我剖析与忏悔，实在不可多得。一方面，在历史动荡的电闪雷鸣中照察自我，鞭挞既往；一方面，又深感自己一无所长，擎天无力，痛切地审视自己的现状：“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⑨　　这当然是一种愤激之辞。胸中有块垒，哪能不吐？他有自己的武器，那就是手中的笔。比他稍晚些年月的曹雪芹，在反思与忏悔的时候，留下了血泪斑斑的小说巨制《红楼梦》；张岱寄希望于散文，用“梦忆”、“梦寻”来追念乡土和故国，留下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以及《琅嬛文集》中的许多散文篇章。这些文字，记录了晚明社会生活的种种琐事，包括西湖的许多掌故，篇幅短小，内涵极丰，戚而能谐，歌哭同声，旧梦中微露新梦的曙色，轻松中含蕴着寒冰下的艰涩与呜咽。《梦忆序》说得何等深沉：“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伍崇曜跋《陶庵梦忆》亦指出：“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斯言中的。　　张岱早年曾漫游苏、浙、鲁、皖等省，交接过许多朋友，“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踘、弹琴、劈阮诸技”无所不为⑩。如此阅历，为他的散文开拓了广阔的题材园地。从文学素养上看，张岱自幼读书“遵大父（张汝霖）教，不读朱注”，强调“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⑾，所以，他的书读得很活，才思相当敏捷，常有“石火电光，忽然灼露”⑿。他曾经不无得意地讲过一个小故事：六岁时，祖父张汝霖带他去见云间陈眉公，此公曾接受汝霖赠与的一头角鹿，常常竹冠羽衣，骑鹿往来于长堤深柳之下，见者啧啧称为“谪仙”。这一回，眉公对汝霖说：“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因指屏上《李白骑鲸图》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不假思索地对道：“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赞道：“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⒀如此聪颖的张岱，一旦在饱经沧桑离乱之后，驾驭他亲闻亲睹的那些纷纭杂沓的生活素材，其创作的凝聚力是可想而知的了。故《陶庵梦忆》原序云：“兹编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

蒋英炬:内容丰富、形象生动的历史缩影——略说山东汉画像石　　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中，汉代画像石是一株逾千年而不朽的艺术奇葩，它以艺术的形式、形象化的内容，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成为了解、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诸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汉画像石是汉代墓室、祠堂、阙等建筑物上的雕刻装饰。由于汉代统治阶级奉行厚葬与崇饰祠墓之风，用雕刻的画像石构造墓葬建筑物非常盛行。在我国许多地方，地上地下还保存着很多汉画像石或完整的画像石建筑。山东是汉代画像石最兴盛的地区，遗存丰富而又精美。概括说来，山东地区汉画像石自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晚期的二百多年，经历了从滥觞到繁荣的阶段。其特点是：分布广，数量多；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构图复杂，场面宏大；雕刻技法多种多样，风格细致繁缛。　　两汉时期，山东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冶铁、制盐、纺织等手工业居全国重要地位，农业兴修水利，广泛使用牛耕，封建地主经济高度发展。鲁南邹鲁一带是孔孟故乡，儒学影响根深蒂固；东齐临淄曾是稷下学派云集点。山东滨临渤海、黄海，又是燕齐方士鼓吹神仙活动之地，汉代儒生、方士合流，儒学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相揉合，谶纬迷信流行。山东地多山丘，盛产石灰岩质青石；冶铁的发展，锋利的斤、刀、钻、凿工具，也为雕刻画像石提供了原料和技术条件。从其历史背景来看，山东汉画像石兴盛并非偶然。汉画像石遗存遍及全省各地，初步统计山东有六十多个县、市出土汉画像石，其主要分布于鲁南与鲁中地区。驰名中外的长清孝堂山石祠和嘉祥武氏墓群石刻，是汉画像石中成组的典型代表性作品，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国后在沂南、安丘、临沂等地又发掘清理出大型汉画像石墓，特别是沂南画像石墓，是建筑、绘画、雕刻等综合艺术的杰作，其精湛的画像可以和武氏祠相媲美。　　山东汉画像石题材内容丰富，堪称全国之最。从其反映的内容，大致归纳以下几类：　　一、社会生活类诸如车骑出行、聚合拜谒、祭祀吊唁、战争、宴饮、农耕、冶铁等。这类内容主要表现死者的社会地位、生平经历、享乐生活以及拥有的财富，同时也反映了汉代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车骑出行是最常见的画面，其中以孝堂山石祠的“大王车”出行最为显赫，画像贯联三壁，长达八米有余，有轺车、立乘兵车、建鼓乐车、驷马安车、軿车等八辆，导从六十余骑，步卒十余人，队伍中有大象、骆驼，前有相迎者两列，计刻出人物上百个。这种车水马龙、吹吹打打的出行场面，活现了封建贵族们的权势和威仪。武氏祠车骑画像所刻榜题，和《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的制度相符合，由此可考察主人身份。山东汉画像石中的重楼高阙、夜厨宴饮、乐舞百戏等画像，在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奢华生活方面尤为突出，使我们形象地看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娼讴伎乐、列乎深堂”（《后汉书·仲长统传》）的情景。山东汉画石还有许多刻画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珍贵图象，形象地揭示了汉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滕县黄家岭农耕画像，不仅刻画了农民犁耕、锄草、耙地使用的工具、畜力和操作方式，而且也刻画出在地主监工下辛苦劳动的情景。　　二、历史故事类有古代帝王、圣贤，忠臣、孝子等。这类内容以山东的武氏祠画像最为系统、完备，仅武梁祠三壁（块）就刻有历史人物故事四十二幅，其旁并有榜题赞词。武梁祠中从伏羲至夏桀十个古代帝王画像，前九个皆有赞语，唯夏桀只刻名字，刻画手执兵器坐于妇人背上的暴虐形象，其“善以示后，恶以诫也”的立意非常显明。这类内容主要是宣扬儒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但也有可作为传统美德借鉴者，如武梁祠画像的孝孙故事。此事曾载于《孝子传》。故事说的是：原榖的父母厌恶其祖父年老，想丢弃老人，榖苦谏不从，将老人用担架抬弃荒郊，榖随手将此担架收回，其父对榖说，为何还要此凶具，榖说怕以后父亲老了再作不成这样的担架，所以取回备用。其父听了又惭愧又恐惧，乃将老人抬回，克己尽责奉养，原榖也成了有名的孝孙。原榖赡养老人的美德，今天仍值得效法学习。

凌迅:“齐楚多辩知”——山东古代辩才漫谈　　“山东大汉”，以侠义刚直闻名天下。从“盗跖”到赤眉黄巾，从黄巢到梁山好汉，其豪迈神威，是不是透露出了山东人性格的一点特征？　　史称“齐楚多辩知”，山东涌现了晏婴、邹忌、鲁仲连、东方朔等众多杰出的辩智之士，难道会是偶然的吗？　　孔子、邹衍、孟子等的学说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孙武、吴起、孙膑、诸葛亮、戚继光等对古代军事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氾胜之、贾思勰、王祯堪称古代农学家之翘楚；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学理论的成熟；还有数不胜数的文学家、艺术家，……。山东儿女贡献了多少智慧才华！　　我们呈献给大家的只是齐鲁英才的几组剪影，但“窥一斑以见全豹”，从这里我们是否也可以想见“人杰地灵”的山东风采呢？　　山东大汉的性格，象《水浒》所张扬的，如武松，如李逵，粗直豪爽，奔放不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只不过是山东人性格的一个方面，山东地区的人群还有另一方面的性格特征，这就是名扬遐迩的“齐楚多辩知”。　　这里所说的齐，即绵延于春秋、战国将近九个世纪的齐国。吕尚封于齐后，就以“举贤任能”为本（《韩诗外传》），并且“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之，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至齐桓公释管仲于缧绁，拜为上卿，这种泯个人恩怨的举措，使天下贤才接踵比肩而至；孟尝君善待士，养食客三千，形成了战国后期一个庞大的智囊团；齐宣王继承其父祖之风，辟稷下学宫，天下英俊云集。这种重才、护才的治世传统，造成了人才辈出的沃壤，诱发着杰异之士的脱颖而出。加之各国城市经济的发展，齐国文化特具的禀性，贤能豪杰在各个方面都闪现着夺目的光辉。仅以言语而论，即是多智多辩，并开诙宏谐辩、纵横开阖的先河。　　在齐国众多的机辩之士中，晏婴是久为人们所敬仰的。晏婴历仕灵、庄、景三代，多是切直谏诤，似峰巅苍松，不可侵犯。他的使楚一行，应对二章，便为后人留下了智慧超群、光彩照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生动形象。　　在人们熟悉的“晏子使楚”的故事中，因晏子身矮，楚人在城门侧另开小门请他走，晏子说：“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以语言的力量迫使楚人大开正门。楚王问：“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说：“临淄三百闾，张袂成荫，挥汗如雨，怎么会没有人呢？”楚王又说：“那怎么让你来了呢？”晏子说：“齐国让贤能的人去见贤能的君王，没出息的人去见没出息的君王。晏婴没有出息，所以让我到楚国来了。”晏婴的智慧、器识使他战胜了敌人的挑衅，赢得了人们的尊崇。他出使四方，应对如流，镇静自若，条分缕析，斩旗夺隘，所向披靡，不仅成为外交史上可资效法的楷模，传为千古美谈；而且为齐多辩才这一历史现象，开拓出汩汩不绝的源头。　　在齐国文化史上，邹忌说齐威王也曾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邹忌是一位美男子，但是自知不如城北徐公美。他发现他的妻子偏爱他，他的侍妾畏惧他，客人则有求于他，都说他比徐公美。于是他进谏齐王说：“今齐国方圆千里，百二十城，宫里的人都偏爱您，朝廷臣子都畏惧您，国内的人们都有求于您。这样看来，您被蒙蔽得很厉害了。”于是，齐威王下令悬赏进谏，“令初下”，“门庭若市”；“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由于邹忌的谏语“战胜于朝廷”（《战国策·齐策》），齐国广开人才之路，使得更多的贤能之士脱颖而出。　　比邹忌稍后，邹衍是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主义者。他建立自己的学说：“必先验之于小物，推而广之，至于无垠。”正是由于从“小物”取得了验证，使他的观点有着微观上的充分根据，可感可视，可触可及，能够服人；而后再推而广之，凭借着充分的想象力，招引着景仰者企首仰望，沉于玄远，有着充分的感染力。他的机辩，“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撤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室，身亲往师之。”大有风靡天下之势。司马迁似乎对于邹衍有所不满，说：“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认为其说“闳大不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实不尽如此。邹衍的“大九州说”，冲决了当时人的狭小视野，由内九州引向外九州，尔后为秦始皇的横扫六合，为汉武帝的开拓疆土，提供了思想基础。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从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周易》中得到了启示，并且有了新的发展，是继传说中的孔子作《十翼》，把中国的古典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这一学说的末流发展为方士之术，发展成谶纬之学，但是有识之士，坚持着它的基本精神，从中谛听着天籁，地籁，人籁，为中国的哲学增添着新的风采。

肖黎: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史记>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以毕生的精力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使史学从经学的笼罩下摆脱出来，为我国历史学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我国的史学有长久的传统。然而，在司马迁以前，历史被看作统治者个人的活动，记载的范围十分狭窄，内容也极其简单，因而缺乏广泛的社会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需要，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为后世留下了一部近三千年的通史，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一个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　　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表现这个庞大社会舞台上的人和事？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主要是记录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尽管有的体裁前人已经用过，但是，把这五种体裁有意识地综合起来，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则是司马迁的创举。　　因此，《史记》所记内容，具有多层次性，给人以立体感。　　这里有《平准书》、《货殖列传》等等，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　　这里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等，司马迁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的历史作传；　　这里有《儒林列传》、《论六家要旨》等等，司马迁第一个为学术史作传；　　这里有《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等，司马迁第一个为卑微者作传……。　　总之，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所以，有的学者把《史记》视为“全史”（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一），是很有道理的。　　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不仅表现在内容的广度上，也应体现在思想的深度上。《史记》的内容包罗万象，司马迁的思想博大精深。　　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气氛下，司马迁却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连续的、变化的、发展的历史画面。如秦汉之际，风云变幻，战争纵横交错，诸侯豪杰林立。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以陈涉、项羽、刘邦三个关键人物的业绩，作为秦汉之际全过程中的三个连续的、变化的、发展的阶段加以论述，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秦汉之际的历史全貌，也能做出清醒的分析。正因为司马迁认为历史是连续的、变化的、发展的，因而在《史记》中，无论是对于国家的兴衰、人物的功过、制度的沿革，他都能做出精彩的分析。　　在神意和天命的思想传统很浓厚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突出地把历史看作是形形色色的人的活动的历史。他虽然有时也流露出一些天命论的影响，但他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反天命的，强调人的作用，把人作为历史的中心来写。更为难得的是，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也注意为各种人立传。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的思想等等。　　在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爱奇”的人格美观；把《史记》写成了一部形象的历史，开创了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象一个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象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因此，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己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此外，他歌颂大一统的政治观；强调物质利益、放任政策的经济观；“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伦理道德思想；得人才者得天下的人才思想等等，都闪烁着他的思想光辉。　　过去，我们对司马迁的理解，只是把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卓越的文学家进行分析和评价，这是很不够的。其实，司马迁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以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精深而广博的知识，形象而高超的笔法，才能完成《史记》这一开创性的巨著。《史记》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等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因此，《史记》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通史著作的范围，而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

杨牧之：理想、毅力与“名山”之业——重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梅圣俞诗集序》，文章一开头就针对当时流行的“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提出反驳，他认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从那以后，“诗穷而后工”便成为一句著名的格言。其实，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并不是欧阳修，而应该说是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话曾经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鼓励他们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获得新生。　　司马迁为什么有如此深沉的感慨？他的悲愤、他的希望是什么？他在什么情况下写了《报任安书》？弄清楚这些问题，实在会使我们感慨万千，受益良多。　　１　　司马迁出生的时候，正值汉武帝统治时期。他的父亲司马谈长期在朝廷里作太史令。这是一个掌管“文史星卜”的小官，并不受人重视。可是，这个小人物偏偏有一个远大的理想，这就是要继承《春秋》，写一部完整的史书。可惜，　他只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动笔，就与世长辞了。临去世的时候，他把自己未完成的事业交给了他的儿子。司马迁面对即将诀别的父亲，立下了一定要完成撰写国史的庄严誓言。　　不久，子继父业，司马迁作了太史令。父亲的未竟事业，埋藏在心中的庄严誓言，一起召唤着他。经过三年的充分准备，司马迁便以高度的热情和创造性的劳动，开始了著述《史记》的工作。人世间从来就是风云多变。不料，在他开始写作《史记》的第七个年头，即公元前９８年，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司马迁开始了人生征途的大搏斗。那一年，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战败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汉武帝认为他替李陵辩护，诋毁自己宠妃的哥哥李广利，立刻把他关进了监狱，处以死刑。汉朝的法律规定，死罪可以用钱赎免。司马迁是个穷官，没有钱赎罪，就接受了另一种代替死刑的办法，受酷刑中最为耻辱的腐刑。出狱之后，汉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这个职务负责将百官的报告转达给皇帝，是皇帝的近臣，名义比太史令高。但它是由宦官充任的，担当这样的官职本身就是一种耻辱。司马迁描述当时的心情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引自此文）我们可以想见，他内心经历了多么惨重而痛苦的煎熬啊。　　正在这时，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来一封信，希望担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司马迁收到这封信，内心十分复杂，连他的朋友也不能理解他，还以为他作了中书令，十分尊崇！经过激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司马迁给任安写了封回信，把自己的痛苦、愤懑，决心和意志，悲怆而沉痛地呈献给他的故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著名的《报任安书》。　　２　　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是在公元前９３年，距李陵之祸已有五、六年了。日月飞逝。然而，司马迁的痛苦却丝毫没有减轻。耻辱吞噬着他的心，悲愤使他更加沉郁。　　在这封信里，司马迁以无限激愤的心情，诉说了李陵之祸给他造成的耻辱和冤屈，倾吐了长期以来郁积在内心的痛苦和愤懑，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统治者是非不明、昏庸残暴的本质。这是《报任安书》最为突出的一点。　　司马迁刚作太史令的时候，他心中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理想，他要为君王、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因此对仕宦十分热心。他把他的全部热情、全部精力，都投进去了，没有一点保留。正如他自己所说，“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正当此时，李陵事件发生了，他看不惯士大夫们趋炎附势的丑态，他憎恶落井下石者们的卑劣。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忠心赤胆所得到的却是“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环墙之中”这样残酷的报答。他的“款款之愚”、“拳拳之忠”，换得的是“诬罔主上”的死罪。司马迁遭到了人世间最大的耻辱。“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沦落到人世间最被人瞧不起的地步。司马迁说，对受过宫刑的人，人们是不把他们算作自己的同列的。这种看法“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他是个历史学家，他有幸了解历史的兴衰治乱，但他对于历史是太熟悉了——这又是多么不幸！他知道，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载，孔子感到羞耻，一怒而逃离卫国；他知道，商鞅靠着宦官景监的帮助，见到了秦孝公，大臣赵良因为商鞅是宦官引见的便感到寒心；他知道，汉文帝乘车，宦官赵谈陪乘，袁盎跪在车前对汉文帝说：“我听说与天子一起乘车的人必定是天下的英豪，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您也不应该和受过宫刑的人一起乘车啊！”汉文帝笑着让赵谈下车，赵谈哭着走开了。司马迁知道得太多了，他历数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啊，真是一字一句，含泪带血。

杨牧之：理想、毅力与“名山”之业——重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梅圣俞诗集序》，文章一开头就针对当时流行的“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提出反驳，他认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从那以后，“诗穷而后工”便成为一句著名的格言。其实，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并不是欧阳修，而应该说是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话曾经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鼓励他们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获得新生。　　司马迁为什么有如此深沉的感慨？他的悲愤、他的希望是什么？他在什么情况下写了《报任安书》？弄清楚这些问题，实在会使我们感慨万千，受益良多。　　１　　司马迁出生的时候，正值汉武帝统治时期。他的父亲司马谈长期在朝廷里作太史令。这是一个掌管“文史星卜”的小官，并不受人重视。可是，这个小人物偏偏有一个远大的理想，这就是要继承《春秋》，写一部完整的史书。可惜，　他只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动笔，就与世长辞了。临去世的时候，他把自己未完成的事业交给了他的儿子。司马迁面对即将诀别的父亲，立下了一定要完成撰写国史的庄严誓言。　　不久，子继父业，司马迁作了太史令。父亲的未竟事业，埋藏在心中的庄严誓言，一起召唤着他。经过三年的充分准备，司马迁便以高度的热情和创造性的劳动，开始了著述《史记》的工作。人世间从来就是风云多变。不料，在他开始写作《史记》的第七个年头，即公元前９８年，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司马迁开始了人生征途的大搏斗。那一年，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战败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汉武帝认为他替李陵辩护，诋毁自己宠妃的哥哥李广利，立刻把他关进了监狱，处以死刑。汉朝的法律规定，死罪可以用钱赎免。司马迁是个穷官，没有钱赎罪，就接受了另一种代替死刑的办法，受酷刑中最为耻辱的腐刑。出狱之后，汉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这个职务负责将百官的报告转达给皇帝，是皇帝的近臣，名义比太史令高。但它是由宦官充任的，担当这样的官职本身就是一种耻辱。司马迁描述当时的心情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引自此文）我们可以想见，他内心经历了多么惨重而痛苦的煎熬啊。　　正在这时，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写来一封信，希望担任中书令的司马迁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司马迁收到这封信，内心十分复杂，连他的朋友也不能理解他，还以为他作了中书令，十分尊崇！经过激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司马迁给任安写了封回信，把自己的痛苦、愤懑，决心和意志，悲怆而沉痛地呈献给他的故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著名的《报任安书》。　　２　　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是在公元前９３年，距李陵之祸已有五、六年了。日月飞逝。然而，司马迁的痛苦却丝毫没有减轻。耻辱吞噬着他的心，悲愤使他更加沉郁。　　在这封信里，司马迁以无限激愤的心情，诉说了李陵之祸给他造成的耻辱和冤屈，倾吐了长期以来郁积在内心的痛苦和愤懑，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统治者是非不明、昏庸残暴的本质。这是《报任安书》最为突出的一点。　　司马迁刚作太史令的时候，他心中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理想，他要为君王、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因此对仕宦十分热心。他把他的全部热情、全部精力，都投进去了，没有一点保留。正如他自己所说，“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正当此时，李陵事件发生了，他看不惯士大夫们趋炎附势的丑态，他憎恶落井下石者们的卑劣。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的忠心赤胆所得到的却是“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环墙之中”这样残酷的报答。他的“款款之愚”、“拳拳之忠”，换得的是“诬罔主上”的死罪。司马迁遭到了人世间最大的耻辱。“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沦落到人世间最被人瞧不起的地步。司马迁说，对受过宫刑的人，人们是不把他们算作自己的同列的。这种看法“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他是个历史学家，他有幸了解历史的兴衰治乱，但他对于历史是太熟悉了——这又是多么不幸！他知道，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载，孔子感到羞耻，一怒而逃离卫国；他知道，商鞅靠着宦官景监的帮助，见到了秦孝公，大臣赵良因为商鞅是宦官引见的便感到寒心；他知道，汉文帝乘车，宦官赵谈陪乘，袁盎跪在车前对汉文帝说：“我听说与天子一起乘车的人必定是天下的英豪，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您也不应该和受过宫刑的人一起乘车啊！”汉文帝笑着让赵谈下车，赵谈哭着走开了。司马迁知道得太多了，他历数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啊，真是一字一句，含泪带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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