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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鲜对音看汉语北方方言的果摄字 一般认为,北方话(冀鲁中原等)的果摄字主元音自中古以来经历了ɑ>ɔ>o>ɤ的音变,如北京话:歌 kɑ>kɔ>ko>kɤ。每步的音变时间还是有争议,这里只想讨论一下最后一步的音变下限。 明代时,朝鲜李朝出现过好几位精通朝汉双语的学者,他们用谚文来给当时的汉语标音,以便本国人学习汉语,所以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比如《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等。这些对音教材一般分为左音和右音,左音代表了书面语读书音,比较保守;右音则代表了编书当时汉人的口语音。16世纪初,在1517年左右,朝鲜语言学家崔世珍编纂了《四声通解》,并且用相同的注音方式为《老乞大》《朴通事》两部汉语教材注音,也分为左音和右音。这两部书的左音是以前失传的《四声通考》的俗音,而右音则是崔世珍自己记录的16世纪初期的北方口语音今俗音,从而可以让我们一窥当时的语音状况。 在崔世珍的右音中,果摄见系开口字的元音为ᅥ(ə),见系合口字及其他声母字为ᅩ(o),该摄字在这两个元音下的分布状况与今天的北京话几乎一样,只是”科和“这些本来合口(ᅩ)的字在今天的北京话里读成了开口。”我“字本来是果摄疑母开口字,按照音变规则今天应该读ɤ,可是却读uo,这在16世纪的右音里已经如此,"我"读오。这里可以推测,16世纪前期的北京话的果摄见系开口字音应该已经展唇化,从圆唇o变为ɤ,其他字仍是o,后来又经过了o>uo(uɤ)的演变,ɤ:o对立消失。 在《四声通解》的凡例里,崔世珍曾说:元朝《蒙古字韵》的歌韵音都是ᅩ,而今天的汉语歌韵音或者是ᅥ或者是ᅩ了,所以我要挨个字注上俗音才行。此条也可以证明果摄字o>ɤ的音变至晚发生在明代16世纪前期。 最后再大胆猜测一下,也许这个音变发生的还要早,元宪宗Мөнх хаан,汉译却用了”蒙哥“,而蒙古秘史里用了”蒙客“,大概可以说明这个”哥“已经失去了圆唇特征。
潘悟云: 竞争性音变与历史层次 高本汉把西方的历史比较法,运用到中古音的构拟,取得很大的成功。此后,一批学者试图用历史比较法来构拟各地方言的母语,但是成绩都不是很好。前世纪的70年代以后,汉语史的专家们逐渐明白,汉语各方言的形成有特殊的历史,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地接受中原地区强势方言的影响,形成多个历史层次,只有把这些历史层次分清楚以后,在同一个历史层次内部才能进行历史比较。这以后,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的研究蔚然成风。不过新的问题也出来了。许多人在作历史层次分析的时候过于简单化。他们往往以中古音为出发点,如果一个中古音类在一个方言中有对立的几个读音,就认定是几个来源不同的历史层次。 历史层次实际上分两类,一类是语言接触形成的,如上海话的日母字原来是读n-的,后来从一个强势方言借用过来一批文化词,这个强势方言的日母读z-类音,于是在上海话中就形成了日母的z-层次。这类历史层次实质上属于借词性质,我们把它叫作外源性历史层次。还有一种情况,是方言的语音发生变化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演变的速度不平衡,产生了语音的分化,形成另一个历史层次。如北京话的歌韵,现在读-uo与-ɤ,但是“大、他、那”等字因为属于高频词,成为演变中的强式,还保持原来a类读音,混到麻韵去,形成了歌韵中读-a的历史层次。这类层次是这个方言内部音变的词汇扩散形成的,所以我们把它们叫作内源性层次。这两个层次有时很难分得清楚,但是它们在历史语言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很不一样。假设某个历史时代的音类在L1方言中有两个层次P1与P2,P2是外源性的,借自另一个方言L2。为了作历史比较,把这两个层次分出来以后,P1用作L1的历史比较,而P2只能用作L2的历史比较。如果一个方言中的两个层次P1与P2都不是外源性的,它们由方言内部音变造成,处在音变链上的不同位置,那么这两个读音能够为这个方言的音变历史提供内部证据。到目前为止,汉语历史层次的研究大多限于层次的划分,还没有把划分的结果用于语音史,所以不去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层次,不会碰上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利用分析的结果来构拟方言的原始形式,就非要对不同性质的历史层次作出区分不可。 本文着重讨论内源性历史层次,明白了它的成因,也就明白了区分它们的标准。 内源性层次是词汇扩散形成的,那么为什么会造成音变过程中的词汇扩散呢?原因很多,上文讨论过的词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本文讨论另一个重要原因:竞争性音变会造成历史层次。 王士元(1969)说:“不同的竞争性演变在时间上交叉发生,则会产生真正的残留。在这一范围里,必须对新语法学派的原则加以限定:一种语音演变如果没有其他的演变相竞争,这种语音演变就是有规律的。但是确有两种(或更多?)演变同时适用于同一部分词项的情况,这样保存下来的残留形式就是半途受阻的语音演变直接产生的结果。” 语言借用与内部音变所造成的历史层次,有时确实难以分清楚。但是语言借用的时候,是不受语音条件限制的,向某一语言借用的时候决不会只借用某一类音。有人也许会提出,被借方的某个音在借方音系中不存在,借方因为发音上的困难可能会不借用,这就会造成借词中出现语音层面上的选择性。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一些闽语中没有舌尖音ɿ,但是对于北方强势语言中的舌尖元音照样借用,只不过用自己音系中最接近的ɯ来替代它。日语中没有鼻韵尾-ŋ,但是汉语中的后鼻音也还是借用,只是用最接近的音-u来替代。 我们先提出一个概念:音变关系。 当两个音处于同一音变链上,它们就构成音变关系,否则就叫作非音变关系。如,i前的k-与tɕ-是音变关系,因为ki->tɕi-是常见的音变。n-与z-是非音变关系,因为n-不会变作z-,z-也不会变作n-。在发生后高化音变的几个语言中a与o是音变关系,因为它们处在高化音变链a>ɔ>o>u的不同位置上。o与i则是非音变关系。
广韵中的重纽与重纽归类问题 「重纽」被称作《广韵》中最复杂的现象,使不少音韵学习者望而却步。奈何能把重纽解释清楚的文章却少之又少,不少资料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夹缠不清,抑或故弄玄虚,给人带来了不小的困扰。笔者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摸索,才大概弄清了重纽到底是个什麼玩意儿。一些心得和经验不敢独享,故撰此文以飨读者。 1、什麼是重纽 我们知道,反切下字决定了韵母和声调,小韵和其反切下字的韵母是相同的,两个小韵有相同的反切下字说明两者韵母相同。在《广韵》中,「器」去冀切,说明「器」跟「冀」韵母是相同的。同时「冀」几利切,「弃」诘利切,则说明「冀」和「弃」韵母相同,由此推出「器」和「弃」的韵母是相同的。「器」和「弃」同为溪母字,两者韵母和声调又相同,意味着「器」和「弃」应该属於同一小韵才对,但《广韵》却把它们分在了两个不同的小韵中。 为什麼会有这种情况呢?会不会是《广韵》的编纂疏忽导致的呢?这不无可能,例如在《广韵》的各种版本中,「卦」和「夬」小韵均作「古卖切」,而在《刊谬补缺切韵》中「夬」为「古迈」切,这显然应该是《广韵》的错误。但前面说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经过系统的分析和整理,发现前面情况并不少,如「卑」和「陂」,「频」和「贫」,「要」和「妖」,「邑」和「揖」,都属於上述的「反切系联归一类,却列为两个不同的小韵」的情况。而且非常有规律地仅仅出现在唇牙喉音,支脂祭眞仙宵侵盐,八个韵系下(举平以赅上去入)。由此可见这种对立现象绝非偶然,而且在后世的韵图上也体现了这种对立关系。例如在《韵镜》的内转第六开上,「器」和「弃(弃)」分别清楚地列在了「牙音次清」栏去声的三等和四等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重纽是一种《广韵》中实际存在的现象,并非有了韵图才出现了重纽。换句话说,读《广韵》必须通过系联才能发现重纽的存在,而韵图只是将重纽反映出来了而已。重纽的定义不应该是广为流传的所谓「韵图中三等韵唇牙喉音出现在三等和四等位置上音韵地位相同的两组小韵」,这种定义方式掩盖了重纽的本质。 关於「反切系联归一类,却列为两个不同的小韵」,还有几点说明: 1、除了上述的重纽现象外,广韵中还有一些「后增字」。如《广韵》中有小韵「辟」必益切,又有小韵「碧」彼役切。根据系联两个小韵的声韵地位完全相同,理应归类为一个小韵才对。这种情况不同於重纽,因为在《刊谬补缺切韵》中,没有「碧」这个字,而在《唐韵》残卷中,有「碧色也说文石文美者方彳反一加」,可见「碧」这个字是后世新加入的。由於「碧」所用反切和「辟」不同,《广韵》编辑者就把「碧」放在了相同韵目的最后,这样就重出了一个小韵。这种现象的特点是,重复的小韵在前世韵书中没有出现,且一般只附在《广韵》一个韵目的最后,零星而不成系统。 2、在《广韵》中,唇音作为反切下字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开合口可以混切。例如「化」呼霸切,而「霸」必驾切,「化」为麻韵二等合口字,「驾」为麻韵二等开口字,通过「霸」在中间这麼一搅和,两者竟然通过系联合并成了一类。如果继续系联下去的话,会发现《广韵》整个系统中所有开合口都要系联为一类了,而开合口有区别是毋庸置疑的,所以通过反切系联时,遇到唇音作为反切下字,要特别注意不能继续系联下去。 总结一下重纽的定义,重纽现象就是「在唇牙喉音,支脂祭眞仙宵侵盐,八个韵系下的小韵中,通过反切系联归一类,却列为两个不同的小韵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韵图上面的反映就是两个小韵分别列在了同一声韵的三等和四等位置上。 2、重纽的分类与语音区别 为了研究的方便,周法高把重纽分为A、B两类,被音韵学家沿用至今。简而言之,有重纽对立的唇牙喉音的重纽小韵中,出现在韵图四等位置的小韵称为重纽A类小韵,出现在三等位置的小韵称为重纽B类小韵。 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出现了,既然反切上下字分别决定了声母韵母和声调,为什麼还会有对立呢?随之而来的疑惑便是重纽到底有没有语音区别。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裏,重纽都没有得到音韵学家的重视。高本汉、王力都把重纽拟作同一类音,李方桂则把重纽归结为方言现象,章炳麟认为重纽两类不过是魏晋时期留下的不同反切,在《切韵》时代已经没有实际的音值区别了。直到周祖谟的研究,才认为重纽有实际的音值区别。后世诸多学者开始越来越重视重纽,并且在朝鲜语、日语、汉越语中分别找到了相应的证据,但仍没有达成一致。音值具体区别有「声母区别说」、「元音区别说」和「介音区别说」,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种区别说,区别都是细微的,以至於切韵时代通过反切已经不能表现的细节。近年来随著潘悟云、郑张尚芳等学者的研究,「介音区别说」逐渐占据上风,并根据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变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 关於重纽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重纽对立的舌齿音到底是归在重纽A类还是重纽B类中呢?这点各家分歧也很大。董同龢认为重纽A类与同韵舌齿音为一类,重纽B独立为另一类。邵荣芬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重纽B类与同韵舌齿音为一类,重纽A类独立为另一类。陆志韦则又持另一种看法,认为重纽B类与同韵知、庄、来三组声母为一类,重纽A类与其余舌齿音为另一类。更深入的研究则有「精组、以母是坚决的A类,庄组是坚决的B类,章组、日母偏向於A类,但偶尔还是可以和B类互通,而知组和来母摇摆於A、B两类之间」之说。 被视为《广韵》中最复杂的现象的「重纽」问题至今仍是研究的热点,目前各家研究的成果分歧很大,还在争论当中。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仅仅通过考古是难再更上一层楼了。更深入的研究需要通过构拟上古汉语,并依此下推出中古汉语重纽的来源。这方面的研究被称为「古音学」(研究周秦古音),与研究《切韵》中古音系的「今音学」不同,上古音系的构拟还很不成熟,有待於汉藏语系之间的语言横向比较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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