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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案被频繁报道和定罪率较高是主要原因。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强奸的犯罪案,每个国家也均存在相当多未被举报的案件。定罪率低以及获得公正的难度导致大量强奸案未被检举,受害女性为避免增加创伤往往不愿出庭或公开检举。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位于强奸案发率前十位的美国,仍然有60%的性侵犯案例未被公开。根据美国RAINN组织(Rape,AbuseandIncestNationalNetwork,即针对强奸,虐待和乱伦的全国网络)收集的数据,由于许多强奸案未被揭发,美国只有3%的强奸者最终被判刑,而且不乏只蹲一天大牢的轻罚。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2011~2012年,英国整体强奸案最终定罪率只有7%。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强奸案最终定罪的比例只有6.5%,苏格兰更是低至2.9%。 相比而言,印度却拥有较高的强奸定罪率。虽然印度司法体系效率以低而闻名,但强奸案的定罪率仍然比英国高出不少,达到26.4%,德里的定罪率更是高达41.5%。 较高的定罪率推动了印度强奸案更高的曝光率,也吸引了更多的舆论注意。 与此同时,印度媒体对待此类案件的报道十分认真,几乎每一起发生在印度的强奸案都没有被当地媒体放过,并始终坚持大肆报道。大部分印度人都十分憎恨强奸犯给国家名声蒙上污点,印度媒体如此坚持的目的也是为了能真正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当然,上述数据并不足以否定印度的不安全,但至少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看待印度“强奸之都”的名号。
人社部:我国平均退休年龄过早 将逐步延迟退休 京华时报讯(记者赵鹏)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昨天介绍了“十二五”以来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成就,称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又是一个急剧快速老龄化的国家。我国现在60岁以上人口为2.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5.5%。 根据预测,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19.3%,2050年将达到38.6%,这对我国养老和医疗都会带来巨大影响。 目前,我国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到2020年将下降到2.94:1,2050年将下降到1.3:1。老龄化也会使医疗保险支出面临更大压力。 尹蔚民透露,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连续11年提高,由2005年的月养老金人均700元,一直到现在人均超过2000元。 尹蔚民介绍,我国目前的退休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期确定的,当时人口的预期寿命不到50岁。现在建国已经60多年,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的预期寿命已达70多岁。而我国的退休政策没改,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有8000多万,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尹蔚民表示,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退休年龄,除了非洲的一些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在65岁、67岁,而且都是渐进式延迟的。我国现在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政策,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 尹蔚民表示,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将向社会公开方案。这会有一个预告期,若干年以后再开始实施,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
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尽管依然顶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2014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3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0.1%。按照人口统计学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体现为程度高,还体现为老化速度快。尤其是1960年代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后,老龄化更是加速推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与老龄化相对,少子化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查阅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人口调查数据可以发现,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一路走低,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0年的16.6%。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即为“严重少子化”。青少年人口减少将对未来的消费、劳动力供应、创新等经济活动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另一个正在敲响的警钟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减少。根据统计,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以每年数百万的幅度净减少。与此同时,现存的劳动年龄人口内部也出现老化现象。这对长期以来占据世界工厂地位的中国是个巨大的冲击。劳动力供应不再充裕得“取之不竭”,支撑中国经济创造奇迹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 更值得关注的是,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人口结构叠加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直接给未来养老带来挑战。统计学者姚美雄认为,未来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会增大,家庭和社会也面临养老风险的冲击。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将使大批中青年人口陷入养老困局。 与此同时,姚美雄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到2020年,全国24岁到28岁的男性总量为4900万,22岁到26岁的女性只有3900万,相差多达1000万。这意味着,数量众多的男性将会被排挤在婚姻之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新的风险。 中国人口所面临的危机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生育限制政策、城镇化等。其中,城镇化的影响是不可逆的,而调整生育政策则可以直接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 “到2020年,全国范围内用工危机、养老危机等问题会叠加在一起,带来巨大的挑战。立即放开全面二孩,然后放开生育限制,并在合适的时候鼓励生育,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三大危机,却是最直接、最可行的一个对策。”姚美雄说。
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尽管依然顶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帽子,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2014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3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0.1%。按照人口统计学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不仅体现为程度高,还体现为老化速度快。尤其是1960年代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后,老龄化更是加速推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与老龄化相对,少子化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查阅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人口调查数据可以发现,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一路走低,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0年的16.6%。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5%~18%即为“严重少子化”。青少年人口减少将对未来的消费、劳动力供应、创新等经济活动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另一个正在敲响的警钟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减少。根据统计,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以每年数百万的幅度净减少。与此同时,现存的劳动年龄人口内部也出现老化现象。这对长期以来占据世界工厂地位的中国是个巨大的冲击。劳动力供应不再充裕得“取之不竭”,支撑中国经济创造奇迹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 更值得关注的是,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人口结构叠加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直接给未来养老带来挑战。统计学者姚美雄认为,未来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会增大,家庭和社会也面临养老风险的冲击。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将使大批中青年人口陷入养老困局。 与此同时,姚美雄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到2020年,全国24岁到28岁的男性总量为4900万,22岁到26岁的女性只有3900万,相差多达1000万。这意味着,数量众多的男性将会被排挤在婚姻之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新的风险。 中国人口所面临的危机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生育限制政策、城镇化等。其中,城镇化的影响是不可逆的,而调整生育政策则可以直接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 “到2020年,全国范围内用工危机、养老危机等问题会叠加在一起,带来巨大的挑战。立即放开全面二孩,然后放开生育限制,并在合适的时候鼓励生育,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三大危机,却是最直接、最可行的一个对策。”姚美雄说。
我国平均退休年龄过早 将逐步延迟退休 京华时报讯(记者赵鹏)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昨天介绍了“十二五”以来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成就,称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又是一个急剧快速老龄化的国家。我国现在60岁以上人口为2.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5.5%。 根据预测,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19.3%,2050年将达到38.6%,这对我国养老和医疗都会带来巨大影响。 目前,我国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到2020年将下降到2.94:1,2050年将下降到1.3:1。老龄化也会使医疗保险支出面临更大压力。 尹蔚民透露,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连续11年提高,由2005年的月养老金人均700元,一直到现在人均超过2000元。 尹蔚民介绍,我国目前的退休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期确定的,当时人口的预期寿命不到50岁。现在建国已经60多年,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的预期寿命已达70多岁。而我国的退休政策没改,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有8000多万,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尹蔚民表示,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退休年龄,除了非洲的一些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在65岁、67岁,而且都是渐进式延迟的。我国现在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政策,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 尹蔚民表示,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将向社会公开方案。这会有一个预告期,若干年以后再开始实施,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
双通道报考避免“虹吸效应” 中公教育公考专家分析,仅面向体制外人员招考也因此成为这次“国考”的一个重大特点,更是公务员考录工作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遴选”和“公考”两大公务员录用渠道从此泾渭分明,体制内的在职公务员和体制外的应届、社会考生在考试中不会再狭路相逢,而且将是井水不犯河水。 “双通道”的确立和分开,使得不同类别的考生报考渠道更畅通,也能避免中央机关和中心城市对基层、艰苦边远地区公务员人才的“虹吸效应”,使公务员队伍结构更加均衡合理。 据预测,在国考示范下,分别招考的制度安排势必向省级以下延伸,“省考”中也有望不再招录基层公务员,而是通过遴选来选拔,这对两类潜在报考者事实上都是利好,每类考生都排除了一批对手,报考渠道更畅通。而对于社会考生来说,更是排除了众多具有公务员经验的强劲竞争对手,可谓天降福音。 单独招考基层公务员有利于避免层级和地域之间的人才“虹吸效应”。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人都往高层机关和发达地区、中心城市走,造成越需要人的地方越留不住人,这种“虹吸效应”对于基层机关工作开展和地区发展十分不利。而通过这次国考新规,锁定基层公务员向上流动渠道后,可使公务员在单位相对稳定地长期工作。
智能手机行业进入洗牌期 如今,百分之百、博沃手机已成往事,云辰科技又遭遇困境。云辰科技创始人丁秀洪就对腾讯科技表示,智能手机市场放缓,进入门槛已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合适中小智能手机厂商。 奇酷总裁李旺对腾讯科技表示,当年深圳出现的大部分山寨手机厂商都已消失,这符合行业的发展规律,因为整个智能手机行业已进入到洗牌周期,对新老企业都是考验,剩者为王。 为何中国智能手机行业进入到下一轮淘汰赛,李旺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智能手机行业进入到饱和滞涨期。原来手机行业快速发展时,大小智能手机厂商销量都在上升,但中国通信产业经历多年发展后,运营商对终端补贴减少,消费者换机的频率也在降低。 过去几年,中国手机行业处于从功能机向智能机过渡时期,同时,通信产业又从2G向3G升级,3G向4G过渡,及智能手机价格下降,一次次带动了消费者的换机潮。当前则属于3G到4G智能机过渡时期,大部分消费者也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加之各家手机厂商生产的手机产品质量和体验不错,消费者对手机体验有充分认识,大家换机周期在拉长。 这一大背景下,过去单靠跑分、靠营销、靠价格战拉动销量时代已一去不返。李旺说,如今对那些做不出高品质的手机公司会是极大考验,更比拼各家手机厂商的综合运营水平。 对于中小厂商而言,在研发能力、品牌、成本控制、资金实力等方面的劣势会越来越明显。 “在国外,也只有苹果、三星、黑莓等少数手机厂商,中国原本就不应该有那么多手机厂商。” 李旺的判断是,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还将继续洗牌。未来中国不会有超过10个手机厂商,其中,5个活得比较好,剩下的5个可能就会半死不活,这会是一场线上、线下的全能体验赛。
博沃手机的教训:前金山COO赔了数千万 相比百分之百最后主要是亏投资方的钱,博沃手机则是另一个故事,让创始人自己付出沉重代价。 事情要回溯到2011年,小米CEO雷军的前同事、前金山COO任健告别退休生活,选择在智能手机领域创业,推出了博沃手机。 任健涉足智能手机领域的时间甚至比雷军早,但任健在手机领域犯了几个错误,首先是,任健没有像雷军一样选择高通,而是选择德州仪器作为芯片方案提供商。 在2011年到2012年那个阶段,对手机创业者而言,芯片解决方案提供商的选择至关重要。有媒体以房屋比喻手机芯片商的解决方案,联发科算得上“拎包入住”,高通称得上“半装修”,德州仪器当时的解决方案则像“毛坯房”,需要博沃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进行二次开发。 更要命的是,德州仪器在2012年下半年宣布退出手机芯片市场。任健曾表示,早一年,可以抢市场空白期,晚一年,直接用联发科业已成熟的解决方案,都比2012年4月的时点好。任健选择德州仪器最重要的理由是,博沃手机的核心团队出自德州仪器。 当博沃手机研发1年半时间,在2012年10月以2499元的价格上市时,博沃手机上市就面临着压力,此时,小米手机已进入到二代,各种新的手机也层出不穷,还更低价优质。 让任健后悔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博沃手机的定价太高——2499元,这比小米二代手机足足高出1千元,而博沃手机既没有渠道,也没有知名度,一下子就面临巨大的库存压力。到2013年元旦后,博沃手机降价到1699,春节后更降到999,降价也卖不动。任健之所以犹豫降价,很重要的原因是,手机成本高,不忍心赔本卖,但不降价的后果是越拖越亏。 最终,博沃手机让任健亏损了数千万元,任健不得不放弃了创业的想法,重归退休生活。
百分之百的教训:百度数亿投资打水漂 曾几何时,小米在智能手机领域的成功刺激了无数创业者涌入,百分之百就是其中之一。 2013年,百分之百曾多次公开叫板小米,徐国祥自称“小米是类苹果模式,而百分之百联合多家厂商更像安卓的开放模式,是真正不靠硬件赚钱的厂商,玩儿法更互联网化。”百分之百更是联合中国电信(微博)、百度推出一款针对红米的手机,并表示只比红米便宜1块钱。 百分之百有一定的叫板底气,2011年深圳创新投和浙商创投等投资机构对百分之百公司进行A轮投资,2013年11月,百度作为A+轮投资商又成百分之百最大的战略投资者。百度投资百分之百的意图是,借百分之百的终端使更多百度云智能终端平台能够搭载出去。 当时百度内部力主这一投资的是李明远,李明远认为,百度战略投资百分之百公司,不仅可促使百分之百的研发能力提升,更能完善百度在硬件和渠道的布局。 不过,一位手机行业分析人士对腾讯科技表示,徐国祥关于挑战小米的说法是“妄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小米的成功具有偶然性,另一方面是,小米的营销模式中小手机厂商很难掌握。 “类似百分之百这类企业,其创始人既没雷军(微博)那样的知名度金额人脉,创始团队也没小米豪华,还不一定有雷军和小米团队那样的勤奋,最重要的是,小米手机诞生的时间点难以复制。” 一位前百分之百员工对腾讯科技透露,大家都想学红米一样做爆款产品,借助电商的模式,但广告成本又非常高。“问题在于,中小手机厂商的手机缺失品牌价值,手机质量又无法保障,加之销售队伍也跟不上,往往是广告一停止,手机的销量又陷入停滞,还造成很大的手机库存压力。” 上述人士指出,很多手机厂商不敢大量备货,所谓的饥饿营销其实是对库存压力的恐惧。 最终,百分之百遭遇了难堪的一幕:手机成本是1450元,但京东拿货价格是750元,销售量还很小,传统渠道迪信通更给出屈辱的价格——600元,还不签署与百分之百的代销协议。 后果可想而知,百分之百多达数亿资金都花费到营销、硬件等领域,徐国祥还背上不少贷款,更绝望的是,百度不追加投资,导致百分之百后续融资困难,百度云OS团队也被彻底打散。
曾经火热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即将遭遇寒冬。 就在日前,在智能手机行业坚持3年之久的云辰科技创始人丁秀洪正式离开了其一手创办的公司,同时也放弃了一度风光高调的大可乐手机品牌,丁秀洪所在的公司更传出面临破产清算。 丁秀洪否认了“破产清算”说法,强调自己离开主要是公司内部对手机行业的发展方向出现不同看法,自己也早在6月已淡出公司管理。但不可否认的是,云辰科技的生存正遭遇严重困境。 丁秀洪对腾讯科技表示,智能手机市场发展放缓,进入门槛已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合适中小智能手机厂商生存。 另据腾讯科技了解,曾经声称要挑战小米的百分之百也已淡出智能手机江湖。百分之百在2013年曾获得百度数亿元的投资,被百度寄予厚望,不过,百度这笔投资已完全打了水漂。 百分之百董事长徐国祥接受腾讯科技连线时表示,自己早已不再做手机。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百分之百做手机的团队早已解散,有员工甚至将加入这一团队视为做过的最错误决定。 事实上,在大可乐、百分之百等手机品牌折戟沉沙背后,360、乐视这些大公司做手机都遭遇挑战,酷派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也处境堪忧,更多中小手机厂商更沦为小米、华为等的炮灰。 一位资深手机行业人士则告诉腾讯科技,很多二线手机厂商虽然出货量还比较可观,但在运营商渠道和经销商渠道,都有不同程度的库存积压,即便小米华为今年也面临清库存的压力,如果处理不当,智能手机行业潜伏的危机未来将更大范围爆发。
刀锋舔血的掮客 徐京华在国际上以Sam Pa这个名字知名,1958年出生,祖籍香港,拥有安哥拉和英国的双重国籍。除了Sam Pa外,他还有Samo Hui、Sam King、Tsui Kyung-wha、Ghiu Ka Leung、Antonio Famtosonghiu Sampo Menezes等五个化名。 从2003年起,徐京华就为中石化在安哥拉获取石油区块牵线搭桥,也因此获得惊人财富。徐与生意伙伴罗方红(Lo Fong Hung)自2003年开始从非洲向中国出售石油和矿产品,在香港成立中国国际基金(China International Fund,下称中基公司)。他们最初缺乏资金,也没有经营石油生意的经验,但赶上了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第一波浪潮。并且因为徐在安哥拉内战时为政府提供军火支持、内战后为政府提供支持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徐京华“抓住了时机”。 一位早年与徐京华打过交道的人士称,徐京华身高不到1.70米,脸庞微圆,常戴眼镜。他少年时即赴香港,说话带广东口音,中英文俱佳,说话很有感染力。“这是个风险人物,刀口上舔过血。据说,他参加过安哥拉内战,在安哥拉上层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 中基公司通过建立和利用与安哥拉政府和其国家石油公司领导人的关系,在安哥拉迅速扩张,获得各类工程和石油,并以安哥拉为跳板,试图将这一模式复制到其他国家。徐京华自我包装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帮助中国企业打通非洲政商关系。但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声明,中基公司为私人企业,与政府无任何关系,且苦于徐的境外身份难以采取有效措施。2014年,徐京华还成为了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对象。2014年4月17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宣布,对徐京华进行制裁,其在美国司法管辖权范围内的资产将全部被冻结,美国公民与企业也原则上禁止与其进行交易。 中基公司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总部大楼就坐落在安哥拉总统府不远的位置,“只要大楼里铺上了红地毯,我们就知道徐京华来了。”在中基公司楼内上班的人士如是说。 有熟悉徐京华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徐拥有七架私人飞机,其中一架由空客A340改装。徐京华的朋友称其为“徐胡子”,这不仅因为他常年蓄须,也是对其性格的某种调侃——50多岁的徐京华性情奔放,说话时手舞足蹈。他坐着私人飞机往来于中国和非洲,也邀请过很多中国官员和商人同行,展示实力。一家电视台的老板,就曾在徐的私人飞机上“巡视”了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曾经成为徐京华私人飞机座上宾的,还有曾先后担任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中石化集团董事长、福建省省长等多个要职的苏树林。 苏树林在投身仕途之前,在石油系统接近30年的工作经历,2000年在中石油集团内部升至副总经理,2006年调任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不久,2007-2011年再以救火队员身份回到石油系统,接替落马的陈同海担任中石化集团总经理。苏在中石化任职的4年时间里,继承了陈同海时期的“资源战略”,加快海外战略的步伐,主导了多个海外油田项目的收购——在收购安哥拉多个油田区块期间,徐京华与苏树林产生了交集。
青蒿素产业链上的不少企业正努力突围 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沉浮,青蒿素终于因为屠呦呦摘得诺贝尔奖这一世界最高殊荣,让中药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随着青蒿素一夜间声名鹊起,其行业乱象也被一并曝光在公众视野之下:无序生产、无人监管以及几近触顶的市场空间令其被扣上“三无”的标签。《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日实地走访了被誉为“世界青蒿之都”的重庆酉阳,试图以青蒿产业链的第一站入手,从种植户、青蒿素生产企业、当地监管部门等多方深入解析该产业链顶端的现状以及从业人员的困惑,探寻解决之道。 据央视报道,青蒿素被称为抗疟神药,在疟疾重灾区非洲已拯救了上百万条生命,就连科摩罗副总统穆哈吉也感慨:从2007年中国与科摩罗联合实施快速清除疟疾项目以来,2014年科摩罗实现了疟疾病例零死亡,发病人数下降了98%。 随着屠呦呦摘得诺奖,有机构预言青蒿素产业将借此东风扶摇直上,相关概念股也在资本市场表现很抢眼,不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实地探访被誉为“世界青蒿之都”重庆酉阳时却发现,青蒿产业的现在和未来似乎与诺奖并无多大关联,今年当地青蒿价格更是跌至历年的谷底,每公斤价格仅5元,比10年前的热炒期还少了17元。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青蒿种植多为企业与农户之间实行契约订单制,这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户旱涝保收,但由于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亦存在双方违约的现象,无序竞争仍难以全面消除。 无序生产、无人监管以及无法扩充的市场空间令青蒿素被迫加上了“三无”标签。眼下,青蒿素产业链上的不少企业正努力突围,然而尽管已经是诺奖“加身”,但这条突围之路仍然荆棘丛生。
当地收储靠订单制 与其他诸多青蒿种植户一样,重庆酉阳县摇铃村村民冉东升对今年青蒿叶的收购价格并不是很满意。 从2003年算起,冉东升已经种了13年青蒿,称得上资深种植户。13年间,他的种植面积最高曾达到100亩,尽管市场价格变幻莫测,所幸他坚持下来了,“充其量只是赚不到钱而已”。《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酉阳当地青蒿种植以公司+农户(即公司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免费向农户发放青蒿种子,按计划种植量对青蒿叶进行回购)、公司+合作社(公司与合作社签订合同)的订单制为主,此外还有部分自行种植、出售的散户。 正是因为有上述订单制做保,所以冉东升还从未品尝过亏损的滋味。“种植青蒿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也就是每亩几十元的肥料钱。行情好就多赚,行情差就少赚,与收购公司签了订单后比较有保障。”他说,今年6.5万亩的青蒿中,就有5万亩是这样的订单生产。 引人注意的是,当地政府为防止因野蛮种植而造成的大规模产能过剩而实施的订单制并非一把万能钥匙。酉阳经济作物站站长吴廷和告诉记者,实行订单制能从一定程度上防止产能过度饱和,并且稳定市场价格,但在行情好的时候就另当别论了。“农户‘唯高价者出售’,企业只能水涨船高,提高收购价格,反过来,要是行情差的时候,企业又迫于政府和农户的压力,不得不用比市场价高的签约价进行收购。”吴廷和表示,种植户契约精神的缺乏,令订单制失去了约束力,无形中令企业成本提升。 此外,订单制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如何使好货卖到好价。 据了解,酉阳所种的青蒿中青蒿素平均含量可达8‰以上,部分优选品种青蒿素含量甚至达到16‰,至于种植户所出售的青蒿含有多少青蒿素,则由企业说了算。“订单是提前下好了的,现在的规定是只要青蒿素含量达到7‰,就按统一价格收购,但毕竟种得好一些,含量自然也会高一些,如果好货也卖成平均价,搁谁也不愿花力气种好货了。”冉东升说
青蒿素的“三无”难题 青蒿素还存在监管难题。青蒿素的成分归属问题,至今仍存有争议。由于青蒿素是从青蒿叶中提取,国家相关部门将其视为植物提取物抑或化工品,从而疏于监管。 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史立臣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如果是化学原料药,食药监总局对其报备、生产工艺、存贮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但是对于植物提取物,就像银杏叶一样,管理比较混乱。” 吴廷和坦言,由于青蒿素在国内被定义为化工品,不需要接受食药监总局的监管,因此很多生产提取青蒿素的小公司、小作坊打着擦边球,恶意竞争扰乱市场,这对那些将青蒿素以药品生产流程对待并通过GMP认证的企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而在酉阳当地,“无监管”难题就更为复杂。吴廷和表示,市县间并非垂直部门对青蒿种植及加工进行监管。“县农委管种植,但到了市级单位就归科委管,从上而下不协调,也没法汇报工作。且最近3年政府对青蒿投入很小,每年仅有几十万元。” 此外,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提及,青蒿产业尚无行业协会,行业自律问题颇令人头疼。 “青蒿价格这些年跌宕起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无序种植,市场缺少一个引导组织机构。”冉军说。 吴廷和认为,国家应该对青蒿素总量进行调控,淘汰没有获得GMP认证的企业,实行计划生产。 此外,由于WHO(世界卫生组织)每年计划采购量相对固定,因此原料出口量也维持在一定基准,国内企业只能争夺这部分固定的市场空间,打价格战。“这个市场总量就那么大,眼下要想拓宽市场空间基本不大可能。”吴廷和说。
不少药企开始突围 冉军说,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是,青蒿素作为中国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原创药物,中国青蒿素产业却始终未能主导国际青蒿素药物市场。“屠呦呦获奖对青蒿素产业并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应,但社会关注度会提高,这会起到一定作用,督促药企逐渐占据产业主场。”史立臣表示。 事实上,《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尽管青蒿素产业总体量不算大,但已有不少药企走在了突围的路上。 复星医药子公司桂林南药生产的青蒿琥酯在2010年便通过WHO-PQ认证,目前在非洲多地均已设厂;昆药集团也成为诺华蒿甲醚原料的供应商,并且也拥有蒿甲醚针剂的生产批文,目前公司蒿甲醚针剂和双氢青蒿素哌喹片(科泰复)都在申请WHO-PQ认证。“青蒿素一直是公司的重点发展领域,目前已经形成全产业链。”昆药集团董秘办人士表示。 也有药企另辟蹊径打开国际市场。据《羊城晚报》报道,2007年广东新南方青蒿科技有限公司便通过资助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素抗疟研究团队,到非洲科摩罗开展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从而占得一席之地。 此外,开拓青蒿素新的应用领域也成为不少药企的共识。据冉军介绍,2000年华方制药曾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开展项目研究,发现青蒿素对治疗脑癌、肺癌、乳腺癌有一定效果。“虽然这个项目后来因为多方面因素被终止,不过相信随着社会对青蒿素的关注,会促进对青蒿素的其他作用进行研发”。 史立臣也直言,“屠呦呦获奖的最大意义,是针对青蒿或者青蒿素扩宽更多的功能,并研发对人类健康有贡献的其他产品,这可能是青蒿素获诺贝尔奖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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