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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算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2006年06月05日 11:01 北京日报世界论坛网 [url]http://www.wforum.com/gbindex.html[/url]  邓广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一生著述宏富。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宋辽金史。发掘和弘扬两宋对辽、金斗争中的历史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他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主题和鲜明特色。近期出版的《邓广铭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有多篇论著,对古代中国内部民族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从中可见邓先生关于爱国主义的一些思想观点。世界论坛网 [url]http://www.wforum.com/gbindex.html[/url]  站在正义一方而又全心全意致力于维护本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行,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爱国主义世界论坛网 [url]http://www.wforum.com/gbindex.html[/url]  古代中国的内部,在几个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互相征战中,存在不存在爱国主义,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邓广铭先生认为,古代中国内部“并存的诸国间,既然常常互相兼并、互相挞伐,对于矛盾斗争着的双方,总要就战争的起因、性质、作用、后果等,判定某方为正义性的,而另一方为非正义性的。即使是‘兄弟阋于墙’,不也同样得对其谁是谁非加以区别吗?既然如此,则把属于正义的一方,而又全心全意致力于维护其本方主权和利益的称为爱国者,又把反此道而行的称为卖国贼,当然也就是恰当的和合适的了”(《全集》第7卷,第17页)。也就是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由历史条件来决定的。世界论坛网 [url]http://www.wforum.com/gbindex.html[/url]  在古代中国,不仅在分裂时期出现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王朝互相对峙的局面,即使是在统一时期,在中原王朝管辖不到的地区,也还存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政权。在这种条件下,当时人只能把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看成是自己的祖国,自然也只能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并对侵犯、压迫自己国家民族的敌人展开斗争。正如列宁所指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18页),这种为维护自己国家民族而献身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应当承认,这种为站在正义一方而又全心全意致力于维护本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行,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爱国主义。正是基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邓先生每次在其论著中肯定战国时期的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宋金对立时期的李纲、宗泽、岳飞、辛弃疾、陆游等是“爱国主义者”,南宋的秦桧是“最典型的卖国贼”。世界论坛网 [url]http://www.wforum.com/gbindex.html[/url]  凡是站在正义战争一面,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军事掠夺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都应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世界论坛网 [url]http://www.wforum.com/gbindex.html[/url]  邓先生指出:“中国只有一个,这不仅适用于今天,也适用于昨天和前天。我国历史上同时并存的几个国家,全都是各自建立一个特定的国号,而不是以‘中国’为其国号的。它们都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却都不能代表整个中国”。这些彼此并存的政权大都不自外于中国,也不把对方排斥在中国之外。它们当时彼此互相视为外国,但这里的外国是相对于另一方而言的,并非对中国而言;如果对中国境外的国家而言,它们就都是中国的国家。因此,“我们把其中一个国家的某个或某些人物称为爱国主义者,把另外的某个或某些人物称为卖国主义者,这并不意味着把其他国家排斥在中国之外”(《全集》第7卷,第17页)。以南宋为例,承认抗金名将岳飞是爱国主义者,秦桧是卖国贼,这并不意味着把与南宋对立的金,排斥在中国之外。世界论坛网 [url]http://www.wforum.com/gbindex.html[/url]  对于古代中国内部反抗民族压迫的英雄人物能否称为中华民族英雄的问题,邓先生也同样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发生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战争,“凡是站在正义战争一面,在反抗民族压迫和军事掠夺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就都应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因为,他们的正义行动,不仅符合本民族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中华民族人民的利益”(《全集》第7卷,第20页)。世界论坛网 [url]http://www.wforum.com/gbindex.html[/url]
医疗事故鉴定暗箱已开问题尚存(转贴) 鉴定主体未从根本上改变 鉴定封闭进行缺少透明度 专家不出庭 违反证据规则 对医学会缺乏必要的监督 医学专家不懂法存在缺憾 医疗鉴定替代部分审判权   报道策划 陈晓英 采写 见习记者 张鑫 徐伟  办公桌上,一摞用档案袋装着的患者病历、一堆有些发黄的医学书籍,提示着此屋的主人与医学有着某种联系。见有人来,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忙从电脑前站起,他就是记者要采访的对象———马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  马军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审结了七十多起医疗纠纷案件。说起自己审过的医疗纠纷案件,马军丝毫没有欣喜之色,反而有些伤感。他给记者讲了一个让他许久不能忘记的案子:  一位中年母亲,由于孩子在医院去世与医院闹了整整8年,能找的部门都找过了,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后,她起诉到海淀法院。而经过一年多的医疗事故鉴定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不属于医疗事故。后来,马军把这个案子给调解了,得到医院一定经济补偿的母亲当时就要给他跪下。  说到这儿,马军的眼睛已经有些湿润:“说实话,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我会悲伤和难过。那种感觉是不可名状的,因为法官也可能成为患者的一员。”  法官能做的只是加减乘除  马军告诉记者:“从2001年到现在,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医疗纠纷案件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海淀区法院有一年的增幅甚至达到了100%。”  医疗纠纷案件存在定性困难、诉讼时间长、医患双方矛盾激化等诸多问题,审判人员在处理这类案件中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呢?记者把问题提给了马军。  “是医疗事故鉴定!”他脱口答道。  据记者了解,3年前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医疗事故鉴定在程序上做了重大修改,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卫生部门“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游戏规则。  “条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显现出一些天生的不足。”马军说:“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由医学会组织。”他拿起一本书,一下子翻到要找的那页指给记者看:“再看看医学会的章程,一个重要的规定是‘为会员和医学科技工作者服务’。”马军说,患者经常拿这条作为不服医疗事故鉴定的依据。  上海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研究组组长唐建立律师,多年从事医疗纠纷法律服务,他把医疗事故鉴定的改革比作“终于打开了暗箱,但是一些问题依然存在”,“首先就是鉴定主体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只不过是从‘老子给儿子鉴定’变成了‘兄弟给兄弟鉴定’”。  “其次,医疗事故鉴定程序也有问题。”唐建立告诉记者,问题表现在4个方面。其一,当事人提交材料后,无法知道对方提交了什么材料。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更无法确定医方是否提交了充分、真实的材料,而且不知道医学会是否将全部材料交与鉴定人员。其二,实际操作中,医学会工作人员并不对缺乏医学知识的患者进行指导,抽签中出现的均是代码,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患者在不知具体专家姓名、特长等情况下仓促抽签,易使这一过程流于形式。其三,鉴定是在一种封闭状态下进行的,这有悖于鉴定所要求的公开、客观原则。其四,鉴定后,对专家的原始意见及合议书,当事人无从查询,处于权利的真空状态。  “第三,是对医学会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唐建立说,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人员没有淘汰机制,并且由于鉴定人员都是临床执业医师,这种无监督的权力容易产生不合理的鉴定结论。由于法官不是医学专家,对医疗纠纷案多采信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而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却缺乏相关的措施,于是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唯鉴定论”的司法判决,这无疑从另一方面削弱了对医学会的监督力度。  此外,马军告诉记者,条例没有规定应该由鉴定组里哪位专家出庭质证,造成了没有鉴定专家愿意出庭质证的现状,从而违反了证据规则。条例还规定专家鉴定组对因果关系、事故等级、责任程度作出鉴定,这些本来是审判过程中认定的事情,却都由鉴定机构作出,等于是由医疗事故鉴定替代了审判权。“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法官能做的就只是加减乘除,根据条例计算一下赔偿金额了。”话至此时,马军略显激动。
无神论逻辑证明 如果有神,应该满足一个条件:神能够影响到你的命运,换言之,如果神不能改变你的命运那又没有神对于你就没有意义了。这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吧。 好,开始论证:如果一个无神论者某甲在某一时刻改变信仰,相信神了,那么这个神应该因为他的信仰改变而改变他的命运——就是基督教的信神者者得救或者佛教的拜神者好运——我们姑且假设改变的好了(改变的差了结论一样,当时估计没有那个宗教会说信教命运更差),这样 ,某甲的命运改变了,这样,某甲的亲戚朋友的命运也或多或少改变了。若干年后,某甲的朋友的朋友的命运也改变了,根据蝴蝶效应,若干年后全世界的人的命运都因为某甲的命运改变而改变了,我们姑且假设神有这个能力作出这个改变。假设某甲信神后1年后某甲的朋友——某乙也从无神论改信这个神了,那同样某乙的命运也改变了,问题来了,某乙命运的改变必然改变某甲的命运——根据蝴蝶效应——这样某甲的命运就再一次改变了。也就是说神在某甲信神那时候改变的命运又再改变了一次——换一种说法就是神在改变某甲命运时其实不知道这个命运还会不会改变。你可能会说,神预计到某甲信神1年后某乙也改信神——也就是说神知道所有的命运。但是这种说法也有一个漏洞,那就是其实命运早已安排好了,是不能变化的。这样又回到了最早的问题:神能够影响到你的命运。 所以,根据逻辑,没有神,起码没有能改变你的命运的神。
票选国学大师,脸熟而已  林经济专栏 南方都市报   最近两年,国人热衷于投票,“超女”、“梦想中国”。从心理学上说,这算是一种移情作用。中国人多,因而什么事情都喜欢扎堆,堆人,靠人海战术。在投票的时候,“人多力量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每年的NBA全明星赛,姚明的票数全线飘红;并不能说明姚明的球打得真的那么好,只能说明中国人真的很多。  无论是姚明,还是超女,都是明星,报纸、电视天天见,观众虽然摸不着,毕竟对他们有个印象,会作出评判。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人多就一定力量大;并不是所有的评选,投票就能解决问题。国学网、百度等公司,联合搞了一个“十大国学大师”的评选活动,风生水起,热热闹闹,据说有百万张选票,选出来的结果,也不出大众所料: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和钱钟书。  大众票选的结果,和专家的评定,肯定有着差异,但票选出的这一结果,也算合情合理。无他,脸熟而已。这十个人,在大众眼中,虽然比不上姚明和超女的知名度和曝光率,在国学学者中间,却算是著名。而他们之所以著名,其实和他们的国学成就没有多大关系。王国维之著名,不在于其浩繁的国学研究,而在于其一本《人间词话》的小册子在文学青年中普及率特高;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之入选,则在于其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的作为,已被写进中学课本;蔡元培的入选,仅仅因为北京大学;鲁迅和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声名显赫;陈寅恪、钱钟书,是最近十年最红火的“大师”,究竟投票的网友中有多少人读过他们艰涩的国学著作,存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很不错的中国哲学入门读物,然而,大陆一直没有出过全本。  十人之中,最可争议的便是蔡元培和鲁迅,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几乎任何一个高中毕业的人都知道。然而,他们却是恰恰和国学没有多大关系的人。蔡元培虽然做过翰林,但一生致力于政治和教育;鲁迅的一生,除了写小说,便是祛魅,祛除中国传统文化的魅与毒。如果这一结果响彻云霄,他一定会从上海虹口单脚蹦到北京海淀——古人说“气冲斗牛”,后坐力可以媲美火箭。  中国的戏文里,有着公主招亲,三道考题,对对子猜谜脑筋急转弯,类似于武侠戏里的打擂台,那不过是民间的热闹。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明星的选票归明星,国学的成绩自有学术标准来衡量。不管如何评价现今的国学热,“国学”毕竟是一个专门的学问,打擂台决不了胜负,百万人投票也选不出大师。做学问,板凳要坐十年冷,街头耍大刀,只能赚吆喝。过去跑江湖打把式卖艺,为的是一口饭,有饭吃没人愿意干。如今,一门本来正经的学问,要靠搞投票赚吆喝吸引眼球,美其名曰“推广国学”,只能说是黔驴技穷,再搞几个活动,就会把国学推到末路了。
评价康熙的<尼布楚条约>不应脱离时代的局限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状况,北方苦寒之地从来不适合农耕文化的生存,即时现在也没有办法在那里种植农业何况300年前?西伯利亚的经济价值在于石油和矿产,如果没有这些,现在估计也不过是无人区.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北方游牧区对于农耕文化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不然,汉武帝时代,霍去病已经打到了瀚海(即贝尔加湖)却自动放弃,唐太宗时代李靖同样打到阴山也不占领并殖民,都是因为北方不适宜农业.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应该了解中国对待北方游牧民族的态度了.中国对待北方的态度从来是防御性的,即时进攻也是为了为了更长久和平的进攻,只要游牧民族没有占领农耕文化的土地,中国是不会要求他们的土地的,因此康熙处理俄罗斯也是基于这个理由---要和平而不是土地,即使要的土地也是要缓冲之地。而且当时这些土地根本没有汉人或者满人居住,可以说是无主之地,或者说是当地少数民族的土地。所以主观认为那些土地已经属于中国是不正确的,除非你能证明“外兴安岭以北、额尔古纳河以西、贝加尔湖以东,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国土”在之前已经属于明朝或者这些土地上居住了汉族满族人超过50%。所以说,康熙通过和平协议解除了北方的威胁,为中国带来了超过150年的北方边境的安宁是莫大的功绩,不然,请告诉我,有哪个朝代有150年没有来自北方的战争?如果非要说康熙卖国,我们也应该同时谴责汉武帝和唐太宗卖国.
一代大儒王夫之的真面目 人与人相于,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之相于而已矣;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蠭虿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义以与楚盟,秉信义以与楚战,兵败身伤而为中国羞。于楚且然,况其与狄为徒,而螫嘬及人者乎!  楼兰王阳事汉而阴为匈奴间,傅介子奉诏以责而服罪。夷狄不知有耻,何惜于一服,未几而匈奴之使在其国矣。信其服而推诚以待之,必受其诈;疑其不服而兴大师以讨之,既劳师绝域以疲中国,且挟匈奴以相抗,兵挫于坚城之下,殆犹夫宋公之自衄于泓也。傅介子诱其主而斩之,以夺其魄,而寒匈奴之胆,讵不伟哉!故曰: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人与人相于,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之相于而已矣;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蠭虿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义以与楚盟,秉信义以与楚战,兵败身伤而为中国羞。于楚且然,况其与狄为徒,而螫嘬及人者乎!  楼兰王阳事汉而阴为匈奴间,傅介子奉诏以责而服罪。夷狄不知有耻,何惜于一服,未几而匈奴之使在其国矣。信其服而推诚以待之,必受其诈;疑其不服而兴大师以讨之,既劳师绝域以疲中国,且挟匈奴以相抗,兵挫于坚城之下,殆犹夫宋公之自衄于泓也。傅介子诱其主而斩之,以夺其魄,而寒匈奴之胆,讵不伟哉!故曰: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http://166.111.4.131/rwfg/ydsm/ydsm-qw/f03/004.htm——————————————————————————————事件发生在西汉昭帝时代,当时匈奴和中国争夺西域,楼兰、龟兹处于两个大国间深受压力,故此常常在匈奴汉朝之间摇摆以求生存,正如春秋时代郑国摇摆于晋、楚一样。汉大臣傅介子因此建议说楼兰、龟兹国王没有防范,建议刺杀国王以显示中国威严。霍光同意了,傅介子于是宣称有大批珠宝赏赐给楼兰国王安归,引诱安归接见,就在宴席上斩安归。这件事即时是保守的司马光也批评汉政府不守信誉,而一代大儒王夫之居然得出结论:夷狄不是人类,杀之不用仁义道德!
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封建制度 封建社会的重点在于封、建。分封和建立,国王分出大块土地给功臣、亲王,功臣亲王又分出小块给下属,层层分配才是分封,正如同周朝和中世纪的欧洲。不要以为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其区别在于小民和赋税掌握在谁的手中,封建制度下是掌握在小封建主下,层层向上效忠。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暂且使用这个名词)下掌握在国王手中。中国的趋势从商鞅革新后逐步把小民从封建主手中解放出来,由国家直接掌握,这个制度到唐朝达到高潮,造就了唐朝的强大国力。这一点比较汉武帝和唐太宗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就知道,汉武帝承接2代祖先的积累,国家富裕的情况下,仍然要想尽办法征税支持军队北伐,而唐太宗以初创的唐朝进攻突厥根本不担心赋税问题,可见,当时国家已经完全掌握了百姓和财富。这个不同造就中西文化的区别,在欧洲,国王不但要与教会争夺百姓,还要防备小封建主不满而反抗,所以国王的权力是相当脆弱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远远不如中国唐代以后的帝王。这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但同时给与了新的生产力量生存的空间,所以,一旦资本主义的种子在欧洲的土地上发芽,就形成势不可挡的冲击力。而在我们东方,强大的帝王力量必然阻止任何意图分割权力的企图,所以,我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如此的艰难。
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春秋战国、汉朝 在学术思想上,大黄金时代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时代。这项灿烂的景观,要到两千三百年后的二十世纪初叶,才再重现。所以大黄金时代的学术思想,在文化史上具有空前的重要地位。  在不断战争和不断政变声中,出现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从本世纪(前五)起,直到纪元前一世纪,绵延四百余年。它包括下列一个较短的时代、一个较长的时代和三个强大的王 朝(王国):春秋时代末期 本世纪(前五)战国时代 本世纪(前五)——前三世纪秦王朝 前三世纪西楚王国 前三世纪西汉王朝 前三世纪——前一世纪中国社会结构,在本世纪(前五)之前,至少有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是一种广大的奴隶群和贵族并存的社会。因为土地权来自分封,也就是只有国君跟贵族才有土地,而奴隶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奴隶不但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连自由权也没有,他们来自战争时的俘虏、获罪于贵族的平民和奴隶的后裔——奴隶的后裔永远是奴隶。奴隶所以在社会结构上占重要地位,是因为耕田系使用木犁,木犁必须使用很多人力才能拉动。大黄金时代开始时,铁器开始普遍,除了用于战争外,也用于把木犁改为铁犁。尤其是不知道由于什么契机,人们发现如果使用牛马拉动铁犁,会比使用奴隶耕种的速度更快,收获也更多。这就跟十九世纪内燃机出现终于代替了牛马一样,不仅产品大量增加,也引起社会巨变,促使奴隶制度没落,土地所有权开始从国君和贵族手中滑出,重新分配。两种新兴的事物——都市商业阶级和土地重新分配后的地主阶级——向旧日的木耕人耕时代的奴隶主,也就是世袭的贵族阶级挑战,世袭的贵族们不断地挣扎反攻,也曾不断地获得胜利,但发展到纪元前三世纪时,失败已成定局。在这种社会结构巨变之下,思想学术界呈现出百花怒放的奇观。这些怒放的百花好像生长在火山灰上一样,火山爆发时的震撼固然惊天动地,甚至造成大量伤害,但它喷出的火山灰却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世袭贵族千余年对图书和知识的垄断,随着他们走下坡而失去控制。平民阶级,包括奴隶,过去绝对不允许也绝对不可能获得图书和知识,而且即令获得也没有用,社会和政府全是封闭的,平民永不能脱离他们的阶级。大黄金时代中的平民却可重新获得知识技能,爬到贵族地位,担任政府官员和累积财富。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人的权力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决定于他的祖先成份,这是从前连做梦都梦不到的事,遂使贵族阶级固有的知识分子认为名分大乱,七窍生烟。但中国所有的古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却因此而在这个时代中萌芽成长。最主要的有四大学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另外还有其他各种美不胜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纷纷出现,光芒四射,使中华人的思想学术,进入空前的辉煌时代。春秋战国式的国际吞并战争在纪元前三世纪结束时,大黄金时代达到巅峰。秦王朝把中国建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统一而强大,具备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奠立了中国广达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基本疆域。世界上没有一个古文明国家或民族,能在一开始时即拥有这么广大完备的规模,而且置于有效率的管理之下。除了汉民族之外,还包括其他多种民族,如苗民族、瑶民族、戎民族,等等,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多民族的国家之一。接着是纪元前二世纪开始,西汉王朝给中国带来长期的和平跟秩序,使中华人凝结力更强,各民族到最后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永不可分。最重要的是,大黄金时代一些伟大的成就,几乎全由汉民族单独完成。这是汉民族生命力最活泼旺盛,最朝气蓬勃的时代,像一头不停撞树的牛犊,从不后看,而只勇敢向前。所以我们称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是大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
杀人如麻明王朝 作者:冯远理 我对明王朝的兴趣,是从鲁迅先生的那句“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开始的。我觉得要了解古代中国,可以不读历史学家的著作,但不可不读鲁迅;要了解未来中国的发展,不可不读胡适。 话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文章的开头。鲁迅先生为什么说“明则无赖儿郎”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读了一点明史,对这个说法,多少总算有了一点了解。明朝之所以多无赖儿郎,是与朱元璋这个痞子分不开的。正如赵翼所评价的:“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在我看来,豪杰之性,少之又少,而“盗贼之性”确实击中了朱元璋的要害。 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属于流氓无产者的那种人,用王学泰先生的话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游民”,他贫穷得甚至沦落到皇觉寺当和尚。由于他长期在社会压迫下生活,所以对社会充满了仇恨和毁灭欲。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了对社会的疯狂报复。在他开始打江山时,就杀人如麻,而被杀者大都是无辜的老百姓。所以我一听到那首“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歌就头皮发麻。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他们得到天下,何尝得过民心,这句话不过是御用文人的自欺欺人罢了。从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的一则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得天下的痞子是如何对待老百姓的。“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作事件以掩之。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以吃人为乐的军队,何尝考虑过民意。 朱元璋的残忍,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待老百姓上。他登基后,大肆杀戮功臣。其杀人之多,之残酷,让人无法想象。李善长是跟他一起淮右举事的“老战友”,是他的大总管,定都南京后,论功行赏,李的功劳最大。用他自己的话说,无李就无他,就无今日的大明。但是,他却捏造了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把李善长给杀了——与别人串通起来谋反。李当时已官拜王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试问,谋反对他有什么好处!不仅如此,李善长还被满门抄斩。蓝玉,官拜元帅,是他打江山时最得力的将帅之一。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将元军主力消灭殆尽,那又怎么样了?还不是满门抄斩。还有胡惟庸一案,杀的人更多。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十万之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牵连之广,古今罕见。在明朝,谁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不知为什么脑袋就掉了。你可以保证自己不犯法,但是谁也无法保证自己八杆子打不着的亲友不出事,说不定哪一天株连“九族”就把自己的脑袋给株连掉了。 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比起乃父来,丝毫也不逊色。建文四年,朱棣的大军攻破南京,他不但夺取了亲侄子建文帝的皇位,还在宫中大肆杀戮。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内官杀戮几尽。这还不算,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儒一家,灭“十族”就死掉873人!对于方孝儒的妻女,丧尽天良的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轮奸,要她们生出“小龟儿”和“淫贱材儿”来。 朱元璋父子乃至以后的几代皇帝的残忍,并不仅仅表现在滥杀无辜,更主要的表现在酷刑上,像“淮右之军”嗜吃人只是其中之一。实际上,明朝酷刑是最多、最惨不忍睹的。明朝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揎草”。即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历史上的皇帝很少有这种酷刑。只有一些土匪、流寇和贪官、酷吏才下得了手,而明初的几代皇帝竟对此都乐此不疲。剥皮就剥皮吧,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也就算了,明王朝竟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蓝玉的下场就是“剥皮揎草”,传示全国。 在我看来,明代是中国几千年大一统专制社会中最无人性的一个朝代,以杀人始,又以杀人终,而这样的朝代竟然统治了中国200多年,中国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而失去前进的动力?难道中国只能发生帝王革命而不能发生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吗?令人欣慰的是,自20世纪以来,在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努力下,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终于开始慢慢地 侵入人心,再反动的统治者也不敢像朱元璋那样明目张胆的大规模杀人了。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最佳选择 为了探讨人治与法治的优劣,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古代现代选择法治人治的必然性。假设有个古人,我们管他叫武大郎吧。我们假设武大郎靠卖馒头为生,也就是买面粉来加工成馒头去卖。在古代,因为买馒头的人少,因此卖的人也少,于是我们假设只有2个人卖馒头(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武大郎了)。我们假设武大郎每天要赚100元才能养家(为了比较起见,假设古代现代用同样的货币,并且没有通胀),而一个馒头成本1元,售价2元,也就是说武大郎每天卖100个馒头就行了。在古代,没有官员管理餐饮业(只有县太爷,但不管小事),因此武大郎不需要受到监督。好了,假设武大郎来到现代城市,我们假设他每天要赚500元才能养家,而馒头的成本、售价都不变。这样他应该要卖500个馒头才行(现代社会城市里的人多了,顾客还是够的)。但是且慢,城市里有了卫生防疫检查,每天都要检查武大郎的卫生状况。好了,引入正题,如果是法治,卫生条件都有明确规定,武大郎只要投资购买卫生设备就可以保证达到卫生标准,所以他继续每天卖500个馒头以达到目标。如果是人治,卫生防疫没有规定,主要依据检查人员的眼光(我们这里假设检查人员尽忠职守),而由于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而且可能每天也不一样,这样武大郎的店一旦被宣布今天不符合卫生标准他就只好关门一天了。而因为武大郎没有办法估计哪天他会被宣布不合标准要停业,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抬高售价,弥补可能出现的损失。这样,他的售价被抬高到2.1元,因为贵了,所以买的人就少了,我们假设有470人购买,这样武大郎的收入减少为517元。对于武大郎来说,17元的收入就是风险基金,为了应付可能的停业而准备的。这样我们看到,武大郎每天只能为470人提供服务,相对法治社会少了30人。我们知道,现代经济以社会大分工为基础,经济效率高低就是依靠每个人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效率(也就是服务的人数)决定的,因此,法治社会的经济效率必然比人治社会高。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不用法治用人治?好,我们来看看古代的情形。在古代,由于经济活动少,比如武大郎的馒头生意只有1个人和他竞争,如果为了管理他们专设一卫生检查员,那经济成本太高,因此,让武大郎和他的竞争者自由竞争是最经济的方法,因为古代流动人口少,一旦武大郎的馒头出现不合格馒头,让一个顾客吃了拉肚子,很快就大家就知道,武大郎的生意就差了,这迫使武大郎保证他的质量(相对现代社会,用这个办法就不行,人口流动性大让出现大量的人拉肚子才会减少武大郎的生意,但是拉肚子的顾客已经花费了很多的钱去看病,社会整体经济不经济),因此,古代采用人治的方法管理是最经济的,只有在武大郎的馒头吃死人了(比如西门庆陷害武大郎,偷放砒霜在武大郎的馒头里)县官才过问。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人治是古代经济活动缓慢的最经济选择,而法治是现代经济活动快速的最经济选择。
公平论历史 经济学中有一个理论(不记得什么名称了,那位记得,提示一下),为了寻找当代社会中最佳经济结构,也就是最公平经济结构(包括发展机会、成果分配方式、经济效率等),假设有一个人能够活无数次,每次出生的身份都不同,比如工人的儿女、农民的、有钱人的、穷人的、中产的、乞丐的等等。每次出生的天分也都不一样,天才的、聪明的、中庸的、迟钝的、弱智的等等。这样他深切知道每个阶层的困难、期盼,也知道每种人的愿望和潜能,然后假设他要在一次出生,但是不知道他要投胎到什么家庭,以什么天分出现,这时,要他设计一种经济模式,就会是最合理的。因为他要考虑给与所有的人机会,但是还要兼顾效率。这当然是理想状态,但是这种假设给出了设计最佳经济结构的原则,顾及每种社群的利益,顾及每种人的利益,从各种人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其实这只不过是中国古语:子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现代解释。把这个理论移植到历史讨论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公平的历史评价应该是无论你出生在那个种族,那个国家,那个地区,只要你看到的原始资料一样,你就应该得出相同的结论。不能因为你本身的立场而改变。各位可以依次评价你看待历史的态度,如果你说满人十恶不赦、考虑一下你如果出生在满族家庭,你还会这么说吗?如果你说汉人愚钝不堪,守旧落后,考虑一下你出生在汉人家庭你还会这么认为吗?如果你谴责日本南京大屠杀,考虑一下你出生在日本,你还会这样认为吗?如果你响亮的回答:是!那你就知道你的评价是公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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