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363的个人资料

关于政企分离的构想按照政企分离的原则，国资委和国务院该不该并列以实现政企分离？是不是应该区分全民所有制企业和政府所有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向全民或属地人民分红，政府所有的则上交利润至各级财政。国资委相当于董事会，人大相当于股东代表大会，形成各地国企、央企及集体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也可以相互持股或引入部分私人资本，如此何愁不能百花齐放😊

县级政区适度规模的构想县级政区作为当下最基层的完整政府，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乡级政区人口规模已达中西部县级政区人口规模，而中西部地区的乡级政区人口趋少和空心化这在虹吸效应明显的当下经济形势，将乡级政区落实为基层完全政府已缺乏经济效益，故我构想以县级政区规模适度化、乡级政区派出化为基调。县级政区多大规模合适呢，以半小时生活圈为佳，也就是内地诸县边缘地区开车半小时能抵达县级政府服务中心，车速取总统车速60km/h，考虑道路不可能都直线行驶，另参考我在浙江嘉兴（大平原）、安徽铜陵（部分山区）的驾驶情况，半径20公里以内或面积800平方公里以内能从县级政区内任一位置半小时抵达行政服务中心。人口则以开办两班制义务教育为必要，也就是8000+，考虑部分人口在外居住就学，取1万+。另参照内地人口10万以上的区可分设街道办、5万以上如有需要也可分设街道办，弯弯人口聚居满20万可设省辖市(举例:嘉义市，面积60平方公里，人口27万，分设两区），法国本土各省（département，也可以翻译为县或郡）的面积绝大多在3000-10000平方公里，平均每个省辖3个专区（派出机关，类似于行政服务中心），最小的巴黎省105平方公里，人口208万，故在面积上设置6条线，分别为4万、1万、3200、800、200、50，人口上设置7条线，分别为200万、100万、20万、10万、5万、1万、0.5万，面积4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县级政区予以拆分，内地若人口少于1万，高原荒漠为主的边疆地区若人口少于0.5万则设区公所作为上级政府的派出机关，面积1万平方公里以上且人口5万以上的县级政区予以拆分（内地人口2万以下、边疆人口1万以下的一般不分设乡镇，直管村），面积3200平方公里以上且人口10万以上的予以拆分，面积800平方公里以上且人口20万以上的予以拆分，海岛、人口极度密集的市辖区或情况特殊的县级政区面积下限为50平方公里（海岛型县级政区面积下限可包含领海，但陆地面积不应小于4平方公里），如此使得大部分平原丘陵为主的县级政区的面积在200-800平方公里之间，山地为主的县级政区面积在800-3200平方公里间，对于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且人口超过200万的市辖区予以拆分。最终形成以广域市（主城区人口聚居满100万，边疆地区可放宽至50万，权限比照计划单列市）--市辖区（类似于东京都的特别区，叫特别区更合适，特别地方公共团体）、县、市，州--县、市、区公所，两种类型为主的地方实体，乡镇街道皆为派出机关，面积不宜过大、贴近民众为宜，人口2-10万间为宜，能在县级政区及以下服务中心提供的公共服务尽量下移，不能的则由广域市、州一级提供，都市圈、城市群的协调发展主要由广域市和州实施，省级则改设派出机关。

关于公务员架构的疑问，请大神解答 1、军队职务层次算是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编制中最密的，公务员系统何不套用，并不需要每一层都设，那样县以下的股级科室也有了明确对应的职务层次。 2、既然职级具备了古代官员品位或散官的作用，那何不并入到级别，既有领导职务又兼非领导职务岂不是形成了冗官，也收窄了黄牛式下属的晋升空间。 3、专业技术人员但情商不达标的非要一直走非领导岗位线吗？不应改是专业的人领导干专业的事？不然不就成了外行领导内行？有些人情商或许不高，但不至于低到管理不了科室和团队吧？ 4、正处级以上的非领导职务设置是否合适？比如一个科级干部去领导一个处级调研员是否会增加管理损耗？以一个项目为例，总工程师完全可以是分管技术的领导，这不需要他有过高的情商。是不是非领导职务最高只适合设置到该处、科、室的副职岗位？ 5、基层公务员，尤其是各类服务中心业务窗口的，是不是应该招聘办事员一层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执行简单重复的工作，犹如古代的吏，招考要求完全可以放宽到高中或中专学历，更高学历的人应聘此类岗位也定同一岗，级别可以区分，而非简单的以学历定初始职务？同时区分科级以下和科级以上岗位的待遇，科级以下非领导岗按当地工资中位数左右即可，科级及以上领导岗则应保持优厚的待遇，股级领导岗介于其间，承上启下。 6、是不是应该组织公务员高级考试，以区分普通业务岗和管理决策岗或专业岗？可以类比于香港的政务主任招考、弯弯的公务员高等考试、日本的公务员高级考试，以从本科生、研究生中直接选拔科级、股级领导干部，对于试用期不合格的则予以调岗或辞退，一旦本部门有新一代升职，则应将其下一级的老一代的本部门人员调岗到其它部门，比如张三升为副处长，则将本处正科级领导岗的老一代调岗到其它处室。 7、是不是应该给与辅警编制？辅警工作类似于香港的警员，何不将内地优秀的辅警招为警员，或跟香港一样招考警员岗位。比如大路上的交警都是警官，甚至是处级警官，这是严重的人才浪费吧？ 8、合并后的乡镇抵近原来的区公所规模，但连带性将大量任务下达给了村，何不直接合并到原来区公所规模？定为副处级，将一部分县的职能下移，以完善乡镇一级的财政和职能，对于人口10万以上的则分设若干派出机关或服务中心，机关离老百姓近了也便民了，更不会混杂村居一层的功能，岂不快哉？

转载自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官网的文章也以含违规信息删帖真是服了，申请复核恢复也不行，大家直接去官方网站阅读吧，其它还有很多很好的关于行政区划的论文，很多论文下面有很多参考文献，咱的行政区划改革设想要立得住，老是空口白牙拍脑袋水贴也不好，这不光会拉低咱吧的档次，也没有好的思想碰撞，擦不出火花和真知灼见。

科普文：泰国地方豪强家族的权力传承（转载）最近在翻阅剑桥大学出版社发布的论文刊物中，偶然间发现一位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日本学者于去年写过一篇讲述泰国地方豪强家族权力传承的文章，翻译过来名字叫做“绑定的家族纽带：权力下放、地方精英和泰国府级行政机构”。这篇文章算是较为详细的讲述了泰国当前地方豪强家族对于各地区的控制，从侧面也凸显出泰国所谓的阶级化。刚好这篇文章也涉及到前段日子Janie因意外去世的前夫家族以及pie的姑姑（也就是歌手nantida kaewbuasai）进行zz权力移转的一些信息，稍后我用电脑端排好版后发出，希望豆瓣不被屏蔽。（论文有26页，所以我会有所删减，摘取一些重要的内容）原文地址：Family Ties that Bind: Decentralisation,... cambridge.org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先去阅读一下，如果对部分翻译理解有错误，欢迎大家及时批评指正！一、PAO的起源及理由 PAO这个词，即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Organisation的缩写（直译就是“省级行政组织”，根据其规模和层级，翻译到中文则为“州”或“府”级行政会议比较恰当），在泰国可以理解成府议会，最早是种养有效监督、控制和服从地方的一种方式，最开始没自主权，补贴也很少。但后来从1997年法案修订开始，PAO的地位极速提升，超过25%的国家收入都会分配给府行政部门，参照2015年的数据，有些府的预算已经接近20亿泰铢，PAO正是最大的受益者。 PAO的议长和议员由选民直选产生，四年换一次（在2014年之前，已经选了三次）目前整个泰国有76个议长，除了曼谷以外，每个府有一个。这些议长有权在管辖范围内使用资金，因而权力很大。二、PAO下的家族传承（总览）首先，自 2004 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选出的所有 181 位 PAO 议长中，有19 人连续服务了四个任期。也就是说，他们垄断了 PAO 职位，赢得了迄今为止举行的所有四次选句。其他一些PAO议长已经成功地培养了他们的家庭成员作为他们的继任者，并实现了职位家族转移。在泰国 76 个府中的 29 个（38%），2000 年代举行的所有四次 PAO 议长选句都由同一家庭或亲属团体的成员赢得。在另外 16 个省份（21%），一个特定的家族或其亲属团体对 PAO 进行了半垄断控制，并赢得了 2000 年代四次 PAO 议长选句中的三场。民选 PAO 议长的引入促进了这些精英家族的权力集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 PAO议长和国会议员之间的界限模糊。181个议长中有48个先当过国会议员，另外 17 位在 PAO 任期结束后成为国会议员，同时将 PAO 议长职位传给了他们的亲属。对于后来的这些国会议员来说，PAO 主席职位一直是进入国民议会的垫脚石。此外，181个议长里面，有107个或多或少都和现任/曾任国会议员的人有血缘和姻亲关系。在这 107 位 PAO 议长中，有 79 位来自产生了两位以上国会议员的家族。在典型的模式中，来自特定家族的一名或多名前任或现任议员，包括那些先前被指控犯有多项不当行为的议员，帮助他们的亲戚赢得各自府的 PAO 议长职位。PAO 议长随后使已经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能够巩固他们的权力并增加他们连任国会议员的机会（尽管不能保证连任）。在相反的模式中，前任或现任 PAO 议长利用他们的影响力确保他们的亲戚作为新议员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在这两种模式中，PAO 议长职位已成为地方精英之间王朝权力分享和转移的制度工具。此外，把25 位 PAO 女议长视为代表一种新兴的阶层是错误的。25 位 PAO 女议长中几乎所有都来自至少培养过一名男性议员的家庭。这些女性拥有优越的选举资源（例如，金钱、赞助网络），而她们的男性亲属作为国会议员获得了这些资源。三、当前泰国PAO制度下的12个府家族权力传承（详细列举其中几个） 1.呵叻府东北部呵叻府的 Suwanchawees 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前 PAO 议长（2012-2020 年）Ranongrak Suwanchawee 夫人已嫁入这个家庭。她的父亲 Lert Hongpakdee 曾担任呵叻府的选区议员（1983-1988），此后他的女婿（Ranongrak 的丈夫）Pairote Suwanchawee 担任同一职务五届。Ranongrak 紧随其后，代表 Nakhon Ratchasima 担任参议员（2006 年）和选区国会议员（2008-2011 年），然后在 2012 年成功当上PAO 议长。Pairote 和 Ranongrak 由他们的儿子（Lert 的孙子）Polapee 继任Nakhon Ratchasima 选区议员 (2008–2014) 。2011 年，Suwanchawees 因丈夫癌症去世而变得虚弱。2019 年，Polapee 失去了对 Thasanapon Ketmetheekarun 的竞选连任（Thasanapon Ketmetheekarun 是 Palang Pracharat 支持的女性候选人），与敌对政治家族 Ratanasets 有关系。由于没有家庭成员在2019年选句，Ranongrak在2020年的PAO选句中没有竞选，她的任何亲戚也没有竞选。另一个著名的家族 Wangsupakitkosols现在已经控制了呵叻府 PAO议长职位，目前的议长Mrs Yolada (formerly Wichuda) Jitrapitaklert是Weerasak Wangsupakitkosol的太太，Weerasak 目前是鲅鱼的交通部副部长。Yolada的妹妹Jitrawan嫁给了Weerasak的弟弟Somsak Wangsupakitkosol，这位也曾经当过议员。受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束缚，这两个家族自1980年代以来先后产生了四位国会议员，当地的权力基础更加牢固且这个zz基础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这两个家族在呵叻及其周边省份的淀粉生产运输和天然气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2.四色菊府另一个东北省份四色菊的 PAO 议长职位已被 Traisoranakuls 垄断。这个家族的一名成员 Wichit 自 2004 年以来连续担任了四届 PAO议长。 2006 年，Wichit成为 PAO 议长两年后，他的妻子 Sunisa 被选为四色菊的参议院议员。Wichit 的哥哥 Theera Traisoranakul 也加入了，在 2007 年和 2011 年在赢得了四色菊选区议员的席位。在2007年和2011年，Wichit 和Theera的最小的妹妹Udomlak（Traisoranakul）Pengnorapat被选为Sisaket选区议员。这些国会议员追随 Udomlak 的丈夫 Chaturong Pengnorapat 的脚步（chaturong是爱泰爬梯的高级成员）。 3.华富里府中部地区华富里府的 PAO 议长也一直由一个家族 Jiraphanwanits 控制，他们经营着两家成功的建筑公司。这个家族的族长 Kamol 现年 89 岁，从 1983 年到 2005 年，他曾七次担任 CT 爬梯的华富里选区议员。他在 2004 年巩固了控制，当时他成功地让他的长子Suban连任议长，他的女儿（Suban 的妹妹） Manlika 在 2009 年 1 月的补选后成为新的华富里议员。尽管suban在2011年被谋杀，但是他的遗孀oraphin继续连任议长的位置。 4.猜纳府 PAO 在中部地区猜纳府先后由两个政治家族控制：Songprachas 和 Nakhasai。Songprachas家族在房地产、汽车零部件和水果销售方面都有产业。在 2004 年产生第一位民选 PAO 议长，一位名叫 Jirada 的女性。她在办公室任职至 2008 年。在此之前，她的父亲 Bunthong Songpracha 在 1983 年至 1996 年期间五次担任猜纳选区议员······ 自 Jirada 的 PAO 任期于 2008 年结束以来，Anuson Nakhasai 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并连续赢得了三届。Anuson 的哥哥 Anucha 曾两次担任爱泰爬梯猜纳府选区议员（2001-2006）。Anucha 拥有相当大的经济影响力，自 2009 年以来在利润丰厚的泰国超级联赛中拥有猜纳FC球队。 5.帕府和南奔府在泰国北部的帕府，Wongwans 已经建立了对 PAO 议长的有效垄断。2007年前帕府选区国会议员 Anuwat Wongwan（2005-2006 年）赢得了这次补选。Anuwat 的父亲 Narong 是一名伐木和烟草大亨，也是漂亮国黑名单上的毒枭嫌疑人，曾在 1979 年至 1995 年连续六届担任帕府选区议员。自2007年以来，Anuwat赢得三届包括2020年。此外，在南奔府，narong的大儿子Anuson目前是PAO议长，并且他还拥有泰国一个二级足球俱乐部。 6.素可泰府 Somsak Thepsuthin 是当代泰国掮客之一，经营着巨大的养牛场和泰国二级足球俱乐部。从 1983 年到 2001 年，他作为素可泰选区国会议员连续七次获胜，他的妻子阿农婉担任 TRT 的素可泰选区议员。自 2004 年以来，他将素可泰的 PAO议长职位变成了他的领地，扩大了他本已巨大的影响力。为此，他让他的两个亲戚轮流担任 PAO 议长。 7.夜丰颂府和清莱府 Akaradet Wanchaithanawong的家族经营着三个建筑公司，自 2006 年以来他本人一直主导着夜丰颂的 PAO议长。此外，他的姐姐 Athitathon在2020年成为清莱第四位PAO女议长，击败另一位来自zz家庭的女性候选人——前清莱选区议员 Wisaradee Techatheerawat（2008-2014 年）。 8.春蓬府春蓬府主要是 Suphol Julasai家族和Sirisak Onlamai家族争夺，Suphol本人也是国会议员，目前Julasai 家族实际上仍然控制着PAO议长。 9.碧武里府 Chaiya Angkinan在碧武里府PAO议长上担任了四届（他家这个姓氏是拉玛六世所赐）Angkinans家族经营两家公司，一家从事冰生产，另一家从事建筑业。此外，Angkinans 家族与其他四个显赫家族有亲属关系：1.Aksonnans家族，祖上担任过罗勇府的长官；2.Chalo-yu家族，出过海军上浆；3.Polabutrs家族，议员世家，祖母辈就开始担任了；4.Supapaengs家族，出过两个国会议员。 10.北榄府（janie前夫家族）自 2011 年以来，春武里府邻近省份北榄府的 PAO 一直被 Asavahems 垄断，该组织由一名涉嫌贩毒者 Watthana（曾当过内政部副部长）领导。Watthana 的儿子 Chonsawat（janie前夫）一直担任 PAO议长，直到 2020 年，他的前妻 Nanthida Kaewbuasai 继任（这位是pie的姑姑）四.总结总之，上述错综复杂的地方豪强谱系，把他泰地方权力算是玩明白了，不是姻亲就是直系血缘，循环往复，乐此不疲。此外，这些家族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发家致富或是已获得商业成功的基础去谋求自己的zz职位，加以巩固自己的地区地位。这不禁让我想起poy宝儿的夫家也是如此，第一代从商积累资产，第二代开始部分从商，部分入仕，以至于把持普吉府几十年，把家族产业扩展到石油天然气自来水等领域，使得自己家族“万古长青”；粉红的前夫家也是如此，从爷爷辈开始入仕，而后从商做地产发家致富······ 纵使z局如何风云变化，这些地方豪强和曼谷豪门世家依旧大树不倒，毕竟鸡蛋放在好几个篮子里。也从侧面可以理解为什么娱乐圈和hiso圈如此紧密啦（ps：这些地方豪强一般比较低调，毕竟很多钱来的不光彩，不怎么和娱乐圈有关系）

东大未来行政区划层级构想2 东大当下的行政区划层级为：中央--省级政区--地级政区--县级政区--乡级政区。按照实一虚一的原则，省级和县级需要虚化，比如台湾的虚省，就是省级机关派出化；虚县犹如日本的虚郡，同时配套的是乡镇合并，规模类上世纪八十年代区公所规模（当时区长科级，乡长股级），人口4万以上为宜，一般不应少于2万，面积100-400平方公里间为宜，人口极度密集的区或情况特殊的市镇乡的面积不应小于25平方公里，人口稀少地区可以放宽至1600平方公里，人口极度稀少且情况特殊地区不应超过6400平方公里，任意点开车2小时或骑马4小时能抵达政府所在地；分割规模过大的市辖区，整县改区显然有违当初区公所一级的主旨，比如扬州市江都区人口是广陵区的两倍多，面积更是六倍；对于人口10万以上的市镇乡可以分设片区或街道办以便就近提供公共服务，对于人口2000以下的乡级政区可仅设由县或地级政区直管的片区公所。

假如东大行政区划法国化法国现行地方行政机构管理方面基本特征主要秉承了中央集权的传统，然而近20多年里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法国是欧盟国家内少有的几个结合4级行政机构的成员国之一，这4级机构是:国家、大区、省和市镇。1982年3月2日《分权法》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设立三级地方行政区划，包括:大区、省和市镇。1994年以后，法国重新划为26个大区(包括海外4个大区)、100个省(包括海外4个省)和36 433个市镇。对标如下： 1、省--大区(la région)： 1955年开始设立。全国现有26个大区，其中本土22个，海外4个。因每个区内包含若干省，故译为“大区”。各大区设区长1名，由总统任命，属中央政府委派到各大区的代表，直接向内务部长汇报和联系工作。设立大区的目的是加强国土整治。大区的主要职能是:规划区内的国土整治，促进其经济发展，负责职业培训，以及管理中学的建设、教学设备和办学经费。大区的行政权由大区议会议长行使。大区议员任期6年。各大区设立社会经济理事会，作为大区议会会长的咨询机构。该理事会由企业、自由职业者、工会组织职员、地区性协会代表共同组成。在实施国家计划，拟订地区计划，确定地区预算等重要事宜时，大区议会必须同本区社会经济理事会磋商。 2、专区、自治州（地级行政区，按总统车速60km/h计，内地各专区边缘驾车2小时可以抵达专区首府，内地专区面积一般控制在2万平方公里内，边疆区域不超过16万平方公里）--省(le département，法国的省属专区类似于八十年代的区公所): 全国共设100个省，其中本土96个，海外省4个(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留尼汪岛和法属圭亚那)。省级机构始建于法国大革命时期，1982年后成为具有实质性的地方行政区划。省级机构的主要职能有:负责本省的卫生和社会工作、农村建设、省内公路，以及本省初中的办学经费及管理。省长由中央政府任命，代表国家在当地行使职权。1982年后，省的行政权改由省议会议长行使。议长由本省议员选出，任期6年。 3、乡、镇（考虑使用八十年代小乡规模，便于发展集体经济，参照物为华西村、永联村、善港村）、市(一般仅分设街道办，较大的市分设区公所)--市镇(la commune)：法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划和机构，创设于大革命时期。全国3万多个市镇中，80%市镇的人口在10 000人以下。每个市镇设有一个行政办事机构和一个议事机构(市镇议会)。市镇议会议员由直接普选产生，任期6年。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决定本市镇的发展方针;批准、管理市镇产业，特别是小学的教学设备和建筑;确定市镇行政机构等。市镇长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市镇直选的行政长官，又作为本市镇的代表。

论哪级行政区适合成为广域地方公共团体 1、县级和区公所政区太局促，县域经济的局限和深圳扩容发展的需要都体现着县级规模政区以上需要更大规模的区域统筹机构，而两三个县合并后的大县又是变相的地级行政区，下面是不是要设县辖市，人口多的县辖市是不是要设立区或街道办。 2、地级政区除了代管产生的刮地皮的体系问题外，暂无大的问题。 3、行政公署级政区（唐朝中后期、明清至民国初年的道级，新中国初期的若干行政公署），如苏南、皖南、重庆、台湾、海南这种量级，从唐朝的藩镇割据和民国初年各类镇守使军阀来看，这个层级实体化不容易被中央驾驭，甚至滋生地方割据。 4、省级和大区级政区更不用说了，汉代的州、清末的省、民国的省皆是例子。综上，地级政区是最适合成为广域地方公共团体的，既不过小，也不过大，上可有省作为中央的辅助机关，下可分设若干基础地方公共团体。

论县级政区的合理规模本文所述县级政区包含县、县级市、市辖区、旗等，不完全以首长级别论。县级政区乃是当下体系中的基层完全政府，也有其匹配的县域经济，虽然在工业化高的地区显得局促，但是作为都市圈的一员仍大有存在的功能性、必要性。秦汉时就定下了一个基本原则:“县大率方百里（汉代1里约等于416米，方百里是41.6km*41.6公里，也就是1730平方公里，人的步行速度是4km/小时，基本是当天能步行抵达县衙），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也就是以百里见方的面积作为县的幅员基数，再以居民的数量作调节。人口稠密的地方，县的面积划得小些;人口稀少的地方，县的面积划得大些。这个原则自然合乎道理，因此为以后历代所遵奉，百里之县成为习惯的称呼，县令有时也就戏称为百里侯。实际上，如果除去方百里这个具体数字不计，至今也还没有更高明的原则来代替它。所以，今天青海省的一些县，内蒙古的某些旗，其地域之辽阔几和，但也无法过于缩小，因为那里的人口过于稀少。至于秦代方百里的数字如何确定，历史文献上没有记载，推测是为了与当时的管理水平相适应。如果假定县城位于方百里的某县的几何中心，那么从这个中心到四边的距离都是五十里，相当于今天的十七点五公里，这样的距离，如果起早贪黑的话，可以在当天徒步往返。这对于官员下乡劝课农桑或农民进城缴纳租赋都是比较合宜的。当然这是就理想情况而言，因为一个县的地域，不会是四方四正，县城也不一定恰好在几何中心，但是以上的推测大约并不离谱，因为一切基本原则都是按标准情况制定的。秦汉时代，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已经形成关中与山东(即崤山以东地区)两个经济重心。在地理景观方面，黄河中下游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因此在平原上以方百里作为县的幅员标准也是合乎情理的。在国外也有类似的例子，法国大革命以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其中最高一级区划幅员的划定，就是以使这个区划之中所有居民都能在一天之内往返于区划中心与居住地之间为原则，但这个原则的确定已在秦代之后两千年了。故而本土的96个省面积呈现高度均衡性，大部分省面积集中在3000-8000平方公里之间，超过8000平方公里的省份仅有4个，低于3000平方公里的有8个省（其中7个位于法兰西岛大区）。省（相当于东大的县级）下设专区（相当于东大的区公所）以便提供公共服务，专区下分设市镇（大多相当于东大的行政村自然村规模），当下法国的省级权力逐步归于大区（相当于东大的地区层级），市镇多组成市镇联合体（相当于东大八十年代的乡镇规模）。另鉴于弯弯乡镇黑金政治，大陆村级廉政情况，乡镇合并过大后远离基层反需村级配合提供公共服务及乡财县管的当下体系，建议乡镇和街道一样派出化，主要任务在于就近提供公共服务而非制定政策，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实施县直辖村，配套的就是控制县级政区的规模（公职人员数量主要在于业务量和编制数量，而非简单的在于行政机关的多寡，控制各级工作部门数量，学习京东8150原则，减少层级，提高行政效率是重要方向，无需过度控制厅级还是处级帽子，比如你努力有效的工作干活而老板既不给你足够的钱又不给你名，你是不是要跑路？），详情如下： 1、内地县、县级市面积一般控制在200-800平方公里（下限、上限参考的是存在千年的小县高邑县、柏乡县及上海的郊县（区）规模，崇明因其为岛屿作特殊情况考虑，面积不含海域部分，对于海岛县可考虑加入礁盘部分），人口10万+，人口极度密集且情况特殊的县级政区或市辖区不小于50平方公里，人口稀少地区一般不超过6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稀少且情况特殊地区不超过2万平方公里有72个县级政区面积超过此值）；对于面积超过2万平方公里且人口超过5万的县、县级市、旗予以拆分，对于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且人口超过10万的县、县级市、旗予以拆分，对于面积超过3200平方公里且人口超过20万的县、县级市、旗予以拆分，对于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且人口超过50万的县、县级市、旗予以拆分。 2、市辖区的人口一般，面积以50-200平方公里间为宜（下限、上限参考的是台湾省辖基隆市、新竹市、嘉义市规模），一般超过800平方公里，高原荒漠等人口稀少地区不应超过3200平方公里,对于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且人口超过50万的市辖区予以拆分,对于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且人口超过200万的市辖区予以拆分（考虑下辖不超过18个人口4-15万的街道办）。 3、旗、自治县等草原、高原、荒漠为主地区面积一般控制在1600-10000平方公里，规模参考的法国省级政区规模，人口稀少地区不宜超过2万平方公里，人口极度稀少且情况特殊地区不得超过4万平方公里（有22个县级政区面积超过此值，很多吧友可能想着增加一个县级机关会增加很多编制，各县根据人口编制数差异很大的，对于人口小县主要在于实行大部制，控制编制数量，减少冗员，而非简单的并县，4万平方公里可是将近半个浙江大，比台湾海南岛都大，就算是牧民骑马从边缘地区到县府也要一天多）。

学者探讨：行政村应不应该变成一级政府？（转载）一、当前全国出现了村委会行政化的问题，表现就是村干部越来越正规化、专职化，开始按月拿工资，要坐班。村干部主要工作是完成上级交办的各种任务，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为村民群众提供坐班窗口服务。村干部任务由乡镇安排，工资由乡镇发放，工作由乡镇考评，村办公经费由乡镇下拨，村庄财务由乡镇代管，村一级不再设会计而只有出纳，村财镇管。甚至村干部任免也基本上由乡镇决定，国家也越来越倾向规定村干部年龄学历，为村干部提供退休保障。这样来看，当前全国行政村一级是否应当变成政府不论，却是实实在在行政化了，基本上相当于乡镇政府派出机构了。当前中国体制中，行政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村干部是不脱产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村干部能上能下。村庄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村庄事务分为政务和村务，所谓政务就是协助乡镇完成国家任务，所谓村务就是村民自治事务。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将村干部工作分为管理和服务。管理的工作主要是完成国家任务执行国家规范要求，服务则是为村民提供各种帮助。管理与服务当然不是泾渭分明的，尤其当前国家不再从农村收取税费且计划生育也已放开条件下面，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安排了大量自上而下的乡村建设任务比如精准扶贫、人居环境整治，以及要求所有行政村都设立党群服务中心，为村民群众提供便捷的基本公共服务，甚至于要求村干部必须向村民群众收取医保达到一定比例，以提高村民群众防范疾病风险的能力。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上级安排下来的，却是为村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福利，而不是从村民群众那里汲取资源。作为自治组织，行政村的管理与服务是通过村民自治，通过村规民约，乃至是通过村庄熟人社会中的关系来进行的。从管理上讲，要让村民服从管理、完成任务，是通过调动村庄内生力量，包括大多数村民的公意，少数服从多数，村规民约，乡风民俗，私人关系等等，这样管理的好处就是建设性，没有强制也就不会产生出“钉子户”。从服务上讲，村庄是村民自己的，村庄环境好不好会影响村民的生活质量，村干部要回应村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要动员村民群众一起来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同时村干部可以向上级申请资源支持。这样一来，无论是管理还是服务，都是村民自己的事情。村民自治搞得好，村民群众就有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就可以过更加美好的生活。村民自治搞得不好，生活环境有点糟糕，也是村民群众自己受罪。只有当村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他们才会珍惜，才会焕发内在积极性，才会从村庄实际出发不断地筹集资源来建设更好的村庄社会。也只有村民群众有了内在积极性，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才是有效的。村民自治组织群众，动员群众，通过群众工作让村民群众成为村庄真正的主人，村民群众才可能焕发出激情，每个人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设村庄最重要的公共品。只有生活在村庄的村民才最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一旦他们有了主体性，成为了村庄的主人翁，他们就会创造属于他们的奇迹。如果行政村变成了一级政府，由政府去实现管理和服务，情况就有很大差异。从管理方面讲，政府管理就是要按正式的法律法规对不服从管理的钉子户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就是，政府每一次强制都会在村庄形成对立面，这样的对立面一旦多起来，政府管理工作就变得难以开展。因为是政府，依托的是正式权力，村民群众就更加不受到村规民约以及熟人社会关系的约束，就更加敢于伸张自己的特殊利益（比如人居环境整治要拆农户旧房子，所谓违章建筑），村庄很多本来就处在模糊地带的管理工作也就推展不开，且村民群众越来越对政府变得不满起来。从服务方面看，由政府去为村民群众提供服务，帮农民建设美好生活，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政府去帮农民建设的美好生活，往往不是农民需要的美好生活，第二，既然政府来帮农民建设美好生活，农民就坐享其成，既是受益人又是旁观者。村民群众没有主体性，不能焕发出村民群众建设自己美好生活的激情，政府来为村民群众建设美好生活，是肯定不可能成功的：成本高昂，代价巨大，供需错位，以及村民群众不珍惜，所以维护成本高昂。当前时期正在快速城市化，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城市，城市有大量就业机会，农民正快速进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对农村的管理或服务，本质上都是通过国家资源输入来为农村提供较高质量的公共品，让留守农村的农民也可以获得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甚至让一些地区的农民可以率先过上美好生活。在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的大前提下面，有两种有差异的建设农村的办法：一种是将资源主要掌握在上级部门手中，由各个部门通过省市县乡村的行政体系，为农民建设美好生活；另外一种则是将相当一部分资源直接输入村庄（可以按人口进行分配），由村民自己来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国家输入资源起到激活村民自治的作用。前者通过行政体系来为农民建设美好生活，最终必然变成由自上而下的各级政府部门按自己规划向农村下达项目资源，以及任务目标，并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则输入，监督检查以及评估问责等，来评估国家资源输入的效果，整个过程中，村民群众只是旁观者，无论是需求表达还是建设过程乃至最后的评估，都与村民群众无关。国家资源输入农村的结果可想可知，效果不会好。后者在国家输入村庄资源的支持下面，就可能激活村民自治，让村民群众焕发出主人翁的激情，村民群众就可以按村庄实际进行建设，就会想方设法以最小投入创造最大福利，他们也会最为珍惜自己建设的成果。人民群众内生积极性一旦被激发出来，就可以暴发出巨大力量。因此，有一些村庄就可能通过村民群众的积极投入，建设出美好生活。而也一定会有村庄村民自治难以激活，也就无法创造出好生活，那也没办法，村民自己不争气，就自己受点不方便吧。一旦有村庄可以通过激活村民自治产生出村庄善治，国家就可以给予更多资源支持，因为这样的资源支持是有效的。建设好的先进村庄也就成为后进村庄的示范，后进村庄学习先进村庄，最终都可以通过高度村庄内部动员和国家适度资源输入，建设出不错的农村生活。当前时期村一级行政化的方向显然是错误的，激活村民自治乃当务之急。在行政村一级建立政府的想法更是无比荒唐。

广东、广南省划分构想图此构想图大体以原地级市或都会区为核心，划分的若干广域市，按大马拉大车、小马拉小车的原则，不求一刀切的面积均衡、人口均衡。各县级政区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且人口超过30万的予以拆分。

韩颜明：中国撤乡并镇的探索（转载）撤乡并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按照相关部分的规划，到2012年中国全国乡镇总数将降低至3万个，相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乡镇数量的三分之一。在地方组织体系中，县是一级稳定的地方机构，乡镇却是颇费折腾的环节。千百年来，县的数量、名称、辖治范围基本保持稳定，乡镇作为一项地方制度中的新生事物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规模存在还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乡村的管理乡镇机构诞生的时间不长，起于晚清末年，在民国时期，设置了乡公所。1949年以来，处于市县和村庄之间的这一级机构成了社会革命的实验田，管辖范围忽大忽小，其存在也忽有忽无，在1958-1982年期间，乡镇一级被人民公社取代，由于人民公社是党政商学兵一体化的组织，因而在公社之上，又设立区一级机构，协助县级组织统辖乡村事务。 1978年农村开始推行土地承包制，原有的人民公社体系解体，乡村地区重新设置乡镇一级机构，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共有乡镇9万余个，平均人口不足1万。随着大力发展小城镇政策的出台，在农村地区财富积累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应对之策就是合并小乡，成立大乡，乡镇数量减少至4.3万余个。从1993年起，分税制开始实施，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逐渐深化过程中也由繁荣转为衰落。乡镇管理机构在收入减少，开支增大的情况下，把创收的算盘锁定在包产到户后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的农民身上，乡提留、村提留，各类罚款、税费层出不穷。九十年代中后期，纯农业地区每个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人均承担税费在每人每年200元－300元之间，超过农民全年粮食种植能够获得的纯收入。如果农村家庭中在粮食种植外没有其它收入，将无法缴纳乡镇以及村上的各项费用。这一段时间，农民外出打工潮开始涌现，很多没有条件外出打工的农民不得不卖血谋生，河南、安徽、四川等地爆发的因卖血感染上爱滋病的社会灾难是这一时期乡镇职能错乱的副产品。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我向总理讲真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至此，农村税费改制被提上日程，并最终演变成农业税在2006年被全面取消。农村税费改制后，原有的乡镇机构在财政上无力维持，走上了借债运营的路子，乡镇债务迅速膨胀。为了应对乡镇机构的财政危机，减员裁人，合乡并镇提上了日程，至2005年，乡镇总数减少至35473个，比1996年又减少了8千余个，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划，乡镇一级的最终数量将减少到3万个，乡镇平均人数接近3万人。皇权不下县由于乡镇机构在最近十多年中的恶治，并形成一个靠食民利以自肥的庞大利益群体，一些学者开始建议取消乡镇机构，用各种农业协会来代替原来乡镇机构的管理职能。这一类观点往往还援引传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惯例，以此作为取消乡镇机构的理论支持。所谓“皇权不下县”，即是把县作为政权的末梢组织，广大的农村地区由地方乡绅实行自治管理。这项制度起始于唐宋，终于清末。对“皇权不下县”实施得最为彻底的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由于朱元璋早年在社会底层的艰辛生活，对地方官吏为害乡民的感受格外强烈，故在明朝初年，诰令地方官员不得擅离官衙前往县城之外的农村，违者腰斩。在朱元璋看来，一个县官不好生生坐在衙门内听讼断案，而去乡村转悠，是扰民生乱之举。乡镇机构的设置只有100年多一点的历史，它最早始于清末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在此之后，乡镇成为管理乡村地方事务的主要机构。近代以来政权管理权力由县一级向乡镇下沉的原因与人口数量的变化以及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相关。中国的人口总数在两汉时期就已经达到近6000万，其后1000多年时间这个数字成为中国人口总数的上限值。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中期，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粮食供给能力。中国传统的粮食作物，在北方主要为粟、麦，南方主要为水稻，这些农作物能够支持的人口数量大致为6000万左右，超过这一数字，马尔萨斯阐述的人口调节机制就会发生作用。明中期后，原产南美的旱生高产作物玉米、红薯等经由南洋传入中国，原本不适宜种植庄稼的丘陵山地也成为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地，粮食供给能力大为提高，至明代末年，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一亿。有清一代，尤其康雍乾嘉四朝，政局稳定，人口增长迅猛，至道光年间，人口总数已达四亿。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医学的引入，人均寿命和婴幼儿成活率均大幅提高，人口总数继续攀升，至2009年统计数据，全国共有人口13亿3千万。与人口总数不断增长相比，县级机构的数量较为稳定（历代平均约为1350个），在明中期以前，各县平均人口三、四万人，比目前阶段乡镇平均人口约高一些，与镇管辖的人口平均数相当。传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的管辖办法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人口数目，以前的县太爷管辖的人口，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长，古代皇权社会对县以下的区域采用乡绅治理，大体接近于现代社会乡镇一级允许辖区内的村民自主自治。乡村的服务功能乡镇机构设立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于现代社会的诸多变化。传统社会中，朝廷对农村民众的要求不多，农村民众对朝廷的要求也同样简单。大体可以归纳为：农村民众对朝廷的义务就是纳粮服役，通常纳粮数量与服役时间都有一定的定制。朝廷对民众的义务主要为司法维护与赈灾济贫。中国大部分农业区都处于亚洲季风带中，季风气候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严重不均，导致旱涝灾害交替出现。历代朝廷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在灾荒年间对受灾民众的救济。季风的影响是中华文明较早走向大一统的重要原因。不能在灾荒年间有效救济受灾百姓的朝廷大多会面临统治上的麻烦，在冷兵器时代，因饥馑而面临死亡的老百姓几乎拥有无坚不摧的能量。进入现代社会后，统治者对民众的要求大幅提高。国民党和共产党最初都是以革命性政党的面目示人，即要通过改造国民，动员民众，完成全社会的变革，所以从民国开始，统治权力向基层延伸就成为必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家权力的强行介入走到极致，乡村农民的家庭生活也成为社会革命的对象，大锅饭、公社食堂成为新时期的标杆，文革结束后，计划生育、耕地指标成为政治考核的新项目。同时，在现代社会中，民众对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的要求也提高了，现代生活内容中涵盖的水、电、通讯、交通、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服务必须依赖于公权力的参与才能完成，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福利和基础设施的要求也相应在增长。由于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和现代社会组织方式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现代社会中，在县以下设置乡镇一级管理机构就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有效与有序管理地方基层事务的必要条件。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东大未来行政区划构想构想的层级为中央--省（派出机关）、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广域地方公共团体）--广域市、自治州（广域地方公共团体）--县、市（基础地方公共团体）、区（特别地方公共团体）--乡、镇、街（派出机关）--村、社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除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外形成虚5级实3级的架构。缘由：一、为啥乡镇街一级为官派？鉴于大陆历史上乡一级长期属于县一级的辅助，迄今内地乡镇尚无独立的财政；乡镇一级区域经济过于局促，实体化效益不高，就算很多地方通过合并使得其达到原来八十年代区公所规模，在中西部山区高原等人口稀少地区还是人口欠缺，基于马太效应，乡镇人口会更少；就算通过合并使得人口达到一定数值，比如5万以上，那何不分割为新县呢？行政区命名并不是影响行政组织（编制）的核心要素，而在于其权力、业务需要，人家确有那么多业务，何必老想着压着人家的官位，各地根据经济财政状况发出的绩效才是公职人员的大头收入。另根据台湾地方自治实践发现乡镇一级几乎为黑金政治充斥，乡镇长官派呼声很高。二、为啥以县级政区为基础地方公共团体？县级政区自秦以来一直比较稳定，方百里（汉代1里大概是416米，为方便计算，取400米，方百里也就是1600平方公里的样子）、齐民万户，民稀则旷、稠则减一直是历代的基调，人口密集了的县会被拆分，这也是河南河北山西诸多小县的来源。基于乡级官派，这一级规模也不宜过大，否则乡镇规模会随之膨胀，远离群众且不便，这也是区公所被裁撤后乡镇一级持续合并的重要原因。故我主张对于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汉代方七十里）且人口超过50万的县级政区（在山地高原荒漠等人口稀少地区定为30万）予以拆分，但面积不宜小于200平方公里（汉代方35里，河北高邑、柏乡的规模），情况特殊地区不小于50平方公里。区则作为类似于东京都的特别区不享有完全县级权力的地方公共团体，面积一般不小于50平方公里，人口20万--100万间。三、为啥以地级政区为广域地方公共团体？考虑过道级的规模，也就是重庆、海南、台湾的规模，重庆是一个大号的广域市，海南的省直管县市效果并不好，县域经济的局限性很大，台湾诸县域经济政治则诸侯化，台当局根据业务需要亦设立了南部、中部、东部联合服务中心，等于变相的设立了专区一级，另台当局诸直辖市因区人口较多，设立了次分区，可比照于大陆的街道办，这是并乡镇、并县的一个警钟，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会促使你设立派出机构的，不是光合并了就能减少编制了。四、为啥省为派出机关？历代省级政区多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如汉代的州、唐代的道、宋代的路，若施行地方自治，中央也需要省级辅助，避免被架空。

科普--地级是符合宪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八十五条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区公所，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PS.就算不是也可以修改的）

江浙沪皖重新划分构想图

西川省、东川省行政划分构想图

江苏18路诸侯版为迎合诸喜欢省直管县的大佬，特绘制了江苏18诸侯版划分图，大体以原2-5个县域范围为一市，面积在3200-12800平方公里间，区域人口200万以上。（南哥：与其超越苏州，不如拆分苏州来的利索）

江南省构想图构想中的江南省设苏南、苏中、苏北、皖南、皖中、皖北6个都会区（metropolitan area）作为派出机构（各由首市首长督察并协调该都市圈建设发展）：苏南都会区辖地：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嘉兴苏中都会区辖地：扬州、泰州、南通、盐城、楚州苏北都会区辖地：徐州、宿迁、淮阴、海州、淮北、宿州皖南都会区辖地：南京、润州、太平、宣州、徽州、池州皖中都会区辖地：庐州、滁州、和州、舒州、六安皖北都会区辖地：寿州、濠州、亳州、颖州、光州

江苏行政区划调整倡议（15太保版）设立标准：区域人口满300万，足以促进主城区人口聚居满100万；面积3200平方公里以上（相当于汉代方140里，也就是方百里的2倍），面积上限为交通1小时可以抵达主城区，以主城为核心，形成一个具有明显聚集效应、具备竞争优势的地区；据此并根据山川形便原则调整了部分行政区，做大做强了省会，改变了苏南畸形的行政区现状，新增了以如皋海安城区为一片的如皋广域市，以洪泽、淮安（苏北灌溉总渠以南部分）为新的主城区的楚州广域市。

台湾行政区划调整设想以北部都会区为台北府、以中部都会区为台中府、以南部都会区为台南府、以花莲台东区域为台东州，形成3府1州的广域地方公共团体。拆分人口超过50万且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的县市，使其人口在20-50万之间，县的人口不少于10万，特别区的人口不超过100万。县、市、特别区为基础地方公共团体，职能区分参考日本东京都，乡、镇、区为拍出机构，对于分设次分区的区进行拆分，使其人口一般在4-10万之间。村、里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50-300户为宜，一般不应少于20人，不超过1万人。

假想：江苏调整为12太保建议江苏13太保调整为12太保，鉴于泰州、宿迁主城区规模不足（连广义上的市辖区人口都没满100万），辐射不够，改为省的派出机构专区，其余为广域市，广域市财政上同计划单列市，广域市所属县市财政对接广域市，不再直接对接省，方便他们刮地皮，集中力量干大事。对于人口超过50万且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的县级政区予以拆分，对于市辖区面积小于50平方公里或人口少于20万的区予以扩大或合并。缩县的同时缩小乡镇，定为派出机构，县已经够小了，很多行政服务在县里提供就行。

终行政区划调整年终个人思路更新一年发好几个贴了，根据吧友的帖子及新资料，本帖进行一次更新。

期待行政区划调整建议干货 2024年马上过去了，今年咱们贴吧有些冷清了，还不如QQ地图群呢，帖子内容多是哪里调整了、我认为需要怎样调整，但大多说法空洞，说的难听点就是根据看到的拍脑袋想着要省直管县，要缩省，不考虑本级权限配套，也不考虑上下级的业务量会导致增设新的层级，更不考虑发展成现今行政区划的缘由，相当于根没搞清，却要去治理，容易形成生搬硬套，比如说米国50个邦、倭国47个一级行政区，所以咱也应该设五十个左右的一级行政区，大家感觉这不滑稽么。说一千道一万平台的活跃在于思想的碰撞，如果大多是垃圾车，那很可能撞出的不是火花、真知灼见，而是遍地垃圾。期待2025年行政区划吧迎来更高的潮流，犹如春秋之百家争鸣，为我中华经济转型升级、国家复兴提供更多的能量，再现隋唐般体制经济一骑绝尘。

关于我国台湾省行政区划体制现状（转载，逻辑值得参考）我国台湾省的城市化程度虽然较高，建制市较多，但中国传统的地域型政区仍然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县和乡、镇依然是台湾行政区划的主体部分，只不过其功能发生了变化。由于实行了“县辖市”体制，县的地位并不比省辖市”低。有的县（如桃园、台中、台南、高雄等）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省辖市”。在2010年撤县设新北市之前的台北县，则大大超过了台北“直辖市”。省制也是台湾当局长期保留的地域型政区制度，近几年来“精省”之说盛行，省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1999年颁布的《地方制度法》将“省”作为“行政院”的派出机构，“省”政府官员由行政院”任命。下面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省、县、乡（镇）三级地域型政区分别进行介绍：

行政区划调整之我见咱们光讨论行政区划如何改，却无相应的理论基础，犹如无根之浮萍。比如要省直管县的，既然是要管，那多了就管不了，这就是民国为啥要设督察区，新中国要设立专区及现今的地级市。就算换个思路“缩省”，那省之上又要设立大区来管省了吧？现今省份都挺多了，不是拍脑袋比照米国50个州、倭国47个都道府县，人家各级是分权自治的，咱是下级，要管理的，所以超过18个就太多了，比如台湾的县市局不超过18个、日本的省厅不超过18个。按照现行体制，dj市就是合理的，最多就是局部地区过大或过小。何止是dj市吸县，县不吸乡镇吗？省不吸省会外的区域吗？

巴拉特行政区划层级调整建议现在发个想法倡议也有人举报，参考了倭国和米国的行政区划的优点就像踩着神马牛鬼蛇神的尾巴了？楼下上图：

最合理的江西行政区划图一楼奉献给度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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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区地域中心管理模式（转载）日本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表现出明显的混合式特征，政府对社区发展的干预较为宽松，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规划、指导并提供经费支持，官方色彩与民间自治特点在社区发展的许多方面交织在一起。

理想中的江西行政区划 1.1 洪州（人口897万，面积20580km²）：洪城、新建、南昌、安义、进贤、靖安、奉新、丰城、高安、上高、万载、宜丰 1.2 江州（人口542万，面积20392km²）：江城、九江、瑞昌、庐山、武宁、修水、永修、都昌、湖口、彭泽、德安、共青城、铜鼓 1.3 饶州（人口543万，面积17973km²）：景德、乐平、浮梁、鄱阳、余干、万年、德兴、婺源 1.4 信州（人口509万，面积16264km²）：信城、广丰、上饶、玉山、铅山、横峰、弋阳、贵溪、余江 1.5 抚州（人口418万，面积18817km²）：抚城、南城、黎川、南丰、崇仁、乐安、宜黄、金溪、资溪、东乡、广昌 1.6 袁州（人口506万，面积12258km²）：袁城、萍乡、上栗、芦溪、新余、分宜、樟树、峡江、新干 1.7 吉州（人口483万，面积23746km²）：吉城、青原、井冈山、吉安、吉水、永丰、泰和、遂川、万安、安福、永新、莲花 1.8 赣州（人口921万，面积39380km²）：赣城、南康、赣县、大余、上犹、崇义、兴国、信丰、龙南、定南、全南、瑞金、安远、宁都、余都、会昌、寻乌、石城

理想中的安徽行政区划 1.1 南京：南京市-六合区+句容市+马鞍山市长江以南部分 1.2 宣州：宣城市+芜湖市长江以南部分 1.3 徽州：黄山市+婺源县+绩溪县 1.4 池州：池州市+铜陵市长江以南部分（老铜陵市）

理想中的中国行政区划 1 华北： 1.1 河北省：河北-承德市-张家口市+山东的黄河以北部分+河南的黄河以北部分+北京+天津 1.2 河东省：山西+张家口市长城以南地 1.3 山东省：山东的现黄河以南部分 1.4 绥远自治区：内蒙古的大兴安岭以西部分+张家口市长城以北地 2 东北： 2.1 辽宁省：辽宁-朝阳市-阜新市 2.2 热河省：河北的承德市+内蒙古的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吉林的白城市 2.3 吉林省：吉林-白城市 2.4 嫩江省：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市、大庆市、绥化市、黑河市+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 2.5 三江省：黑龙江的剩余部分 3 西北： 3.1 陕西省：陕西-秦岭以南部分+甘肃的庆阳市、平凉市的六盘山以东部分+宁夏的彭阳县、泾源县 3.2 陇右省：甘肃-庆阳市-平凉市的六盘山以东部分-甘南州的玛曲县+汉中市的略阳县、宁强县+宁夏剩余部分 3.3 青海省：青海-昆仑山巴颜喀拉山以南部分+甘肃甘南州的玛曲县 3.4 安西自治区：新疆 4 西南： 4.1 四川省：四川-甘孜州折多山以西部分-泸州市古蔺县+重庆云雾山以北六区 4.2 黔中省：重庆-云雾山以北六区-城口县+贵州+四川泸州市古蔺县+湖南怀化市的新晃县 4.3 云南省：云南 4.4 康藏自治区：西藏+四川甘孜州折多山以西部分+青海昆仑山巴颜喀拉山以南部分 5 中南： 5.1 河南省：河南的黄河以南部分-信阳市+湖北的襄阳市、十堰市、神农架林区+陕西的秦岭以南部分（不含汉中市的略阳县、宁强县） 5.2 湖北省：湖北剩余部分 5.3 湖南省：湖南+江西的萍乡市区、上栗县-湖南怀化市的新晃县 6 东南： 6.1 江西省：江西-萍乡市区、上栗县+安徽长江以南部分+江苏的南京市（不含六合区）、镇江市的句容县 6.2 浙江省：浙江+江苏的长江以南部分（不含南京市、句容县）+上海（不含崇明区） 6.3 江淮省：江苏的长江以北部分（不含浦口区）+安徽的长江以北部分+上海的崇明区+河南的信阳市 6.4 海西省：福建 6.5 台湾特别行政区：台湾澎湖+琉球群岛（含奄美诸岛） 7 华南： 7.1 广东省：广东-茂名市-湛江市-珠海市香洲区、横琴新区 7.2 广西省：广西+广东的茂名市、湛江市 7.3 海南省：海南 7.4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 7.5 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珠海市香洲区、横琴新区 7.6 安南特别行政区：越南横山以北+老挝长白山分水岭以东总计23省2自治区4特别行政区，此大省制理论基础为虚省、县，强地级市、镇，以山川形胜为原则划分，消除飞地；行政上形成实3级虚6级： —中央 —行省（中央委任，不设人代，面积一般在160000-320000km²，人口稀少地区不超过640000km²，人口稀少且情况特殊地区不超过2560000km²，人口密集地区不小于40000km²，人口密集且情况特殊地区不小于400km²，一般辖4-16个州） —州、府（面积一般在12800-40000km²，人口稀少地区不超过160000km²，人口密集地区不小于3200km²，一般辖4-16个县，人口聚居满500万且工商发达地区可改设府，注意是聚居，不是分散居住哦） —县（州委任，不设人代，面积一般在1600-3200km²，人口稀少地区不超过12800km²，人口密集地区不小于400km²，一般辖4-16个镇，人口少于2000户的地区仅设直属于州的镇） —镇、市（面积一般在200-400km²，人口稀少地区不超过1600km²，人口稀少且情况特殊地区不超过6400km²，人口密集地区不小于50km²，人口密集且情况特殊地区不超过4km²；人口聚居达10万且工商发达的地区可改设市） —片区、街道（一般面积不小于1km²，不超过1600km²，人口少于500户的镇不分设片区、街道）

日清战争实录：倭国《征讨清国策案》抑，战略者，乃与所谓政略并立，两者关系密不可分，几乎间不容发。政略存，则战略成，战略存，则政略全。欲确定战略，则不可不知政略如何。不察政略如何，则不仅相互龃龉，战略难成，反而危及国家，是为重大。故而，本职又次最为注意于兹，为完成份内之职，不可不勤勉于此。也即，言中往往论及内外政略如何。前述所谓战略宗旨之起因，并非敢于议论我国政略之是非，唯是考量清国之际，述说与战略有必要关系之事，为明确战略之目的耳。为研究考量清国之策案，又次曾两次秘密前往该国，视察其形势要领，并取舍驻在该国将校之意见，以决定计划之策案。就考量清国而言，在于审视彼我之政略与实力，以研究对应之准备。夫，经常培养忠勇果敢之精神，研究进取之术，决定断然不动之国策，实乃维持和平之基础，伸张国威之根源。有人动辄言称：我乃东洋小国，财源不富，今与强邻为敌，行进取之计，是为危险之道，宜敦厚信义、避免干戈，讲求富国之道。此乃又次最为不能理解者。夫，审视邻邦之形势，做对应之准备，有骏骏进取之计划，始能鼓舞士气，始能伸张国威，始能富国，始能与强邻和睦、维持和平。在现今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万一无进取之计划，让诸一步，军无防御之策案，则将愈发招致外部觊觎，内部士气益加衰弱。此乃关系国家之兴败，岂有较之更为甚者乎?更何况，有如邻邦之清国，忍怨待机，而使欧洲强国之船舰出没于咫尺而逞其欲耶?故而，视察清国之形势，而渐次倍有所感。当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进行准备，时机到来，则加以攻击。今大体陈述策案，有渎高听，顿首再拜。明治二十年二月

行政级别与古代品秩对照明清官职有九品,每一品又分正和从。称为“九品十八阶”,另有未入流官一阶，合计19阶。未入流以下是吏。（一）国家主席：一级，视超品；（二）国务院总理：一级，正一品；（三）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四至二级，从一品；（四）部级正职，省级正职：八至四级，从二品；（五）部级副职，省级副职：十至六级，从三品；（六）司级正职，厅级正职，巡视员：十三至八级，从四品；（七）司级副职，厅级副职，助理巡视员：十五至十级，从五品；（八）处级正职，县级正职，调研员：十八至十二级，从六品；（九）处级副职，县级副职，助理调研员：二十至十四级，从七品；（十）科级正职，乡级正职，主任科员：二十二至十六级，从八品；（十一）科级副职，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二十四至十七级，正九品；（十二）科员：二十六至十八级，从九品；（十三）办事员：二十七至十九级，未入流。

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史研究所供稿转自中国经济史论坛）摘要：粮食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着粮食在国家、社会、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在古代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产业的社会里，粮食问题时刻刺激着封建统治者的神经，粮食出现危机所带来的巨大破坏也影响着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和人们的观念文化，形成了举国重粮的良好的风尚，通过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社会粮食安全问题确实客观存在，统治者也深知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并不遗余力地从生产、仓储、流通等环节提高粮食安全系数。从宏观粮食安全看，除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和明清以后粮食的总供应量和总需求量不平衡，出现供需紧张的状况以外，在其他大部分历史时期则供求相对平衡，甚至经常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但是农业生产的波动性所带来的粮食在时间上的不均衡、地区差异引起的粮食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衡以及封建社会不同阶层民众粮食分配不公等三个因素直接制约着个人和家庭粮食的获取能力，影响着古代粮食的微观安全。可以说，粮食的宏观安全和粮食的微观不安全并存于古代社会，而正是粮食微观上的不安全导致了粮食问题成为了影响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稳定、变迁的最为重要的、直接的要素。作为古代社会保障粮食正常供应的诸如粮食仓储、粮食流通和调剂等各项措施，也是基于以上三个影响粮食微观安全的因素而展开。古代社会是以小规模农业为主体、家庭手工业为辅助的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在这个经济结构中，农业处于支配地位，农业生产状况如何，粮食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全。历朝历代无不把粮食问题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认为“国家大本，食足为先”，粮食甚至被视为天下之大命的重要物资。但是，纵观历史时期的粮食安全状况，却呈现出明显的矛盾现象：粮食的宏观安全和粮食的微观不安全并存于古代社会。本文以现代粮食安全的视觉透视古代粮食问题，对历史时期的粮食供需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并对影响粮食微观安全的三个关键因素展开深入探讨。一、古代粮食安全的内涵对于古代粮食问题的深入探析，需要借助现代粮食安全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粮食安全的概念，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974年11月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上提出的，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1]在此以后，有多个机构和学者对粮食安全的概念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根据诸位方家的论述，大概可以对粮食安全的基本内涵做出这样的描述，一是从供应上看，要有足够的粮食供给，这包括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或者通过贸易、流通等手段实现粮食在量上的充足，从而满足人们需要；二是从粮食分配上，人们在任何时、点上都能买得起或获得粮食，同时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也能得到充足的粮食。这里包含了粮食在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适时、适地供给。从维护粮食安全的结果来看，不仅要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久发展，而且能够保证人民健康、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些概念只是反映当今世界农业生产技术相对比较发达、粮食储藏技术、制度以及流通体系等方面趋于完备情况下粮食安全的概念，不能很好说明古代粮食安全的基本属性。基于此，我们对古代粮食安全的概念从其影响范围方面做以下界定[2]。将古代粮食安全划分为宏观层次上的粮食安全和微观层次上的粮食安全。粮食安全问题有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面，引起粮食不安全的原因也多种多样。而其最基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宏观层次上国家食物获得能力不足，即在粮食供应量出现的短缺；二是在微观层次上贫困导致的家庭及个人的食物获取能力不足，即粮食分配在个体上出现的短缺。[3]因此，对古代粮食安全或粮食不安全的衡量及评价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展开。前者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粮食自给和粮食储存量上要满足国家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征战以及赈灾之需，即粮食的总供应量充足，也就是说能达到总量的供求平衡；后者指的是在实现粮食宏观安全以后，低收入、贫困人口(在古代社会就是占人口主体的农民)的正常粮食需要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粮食在分配上能够使所有人获得需要的粮食。一般地说，宏观层次的粮食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只有一个国家粮食获取能力充足时，该时期的家庭、个体才能实现粮食安全。但是，宏观粮食安全并不能保证全部家庭的粮食安全，如在整体上有实现粮食安全能力的情况下，由于分配不均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或需要赡养的人口过多等问题，使得粮食并不能保证人人都能按照所需获得。因为不同家庭和个体之间的粮食获取能力存在差异，从而会使得某些贫困家庭或低收入个体不能解决粮食问题。总的来说，消除宏观粮食不安全风险是消除家庭和个人水平粮食不安全风险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整体获取粮食能力不充足时，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粮食安全是不可能的。因而，提高国家整体粮食获取能力，实现粮食宏观安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粮食安全的不同层次是互相联系的。培养整个国家的粮食获取能力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基础；而只有消除贫困，解决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局的粮食安全。粮食的微观安全既与粮食的宏观安全有关，同时与粮食的分配和贫困问题紧密相连，其内涵就是能够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最低的生活需求。从这个角度考察古代粮食安全，粮食宏观安全的标准可以用粮食供求关系、人均粮食占有量等指标来衡量，粮食微观安全的标准可以用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地域分布的差异性以及社会制度而导致的粮食在个体、家庭的分配状况来描述。二、古代粮食安全的典型特征是粮食的宏观安全和粮食的微观不安全并存于古代社会对于古代粮食宏观安全可以从历史时期粮食的供需关系中窥见一斑。而粮食的供需状况可以由粮食亩产量、耕地面积和人口需求等数据计算得来，即历史时期粮食亩产量乘以全国耕地面积所得的全社会粮食总量，与这一时期人口的粮食需求总量进行比较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等数据而得出结论。通过对诸多学者关于历史上粮食亩产量、耕地面积的垦殖状况和人口的增长的研究成果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反映历史时期粮食供需状况的图表：表1 中国历代粮食供求关系一览表（暂缺）资料来源：根据吴慧、余也非、王宝卿、宁可、卜风贤等人的原始数据[1][4][5] 在这些数据中，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粮食安全的水平，显然，人均粮食占有量越高，粮食安全水平就越高；反之，人均粮食量越少，则粮食安全水平越低。从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看，如果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古代人均粮食消费量，则说明粮食生产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正常需求，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处于饥饿状态，粮食安全岌岌可危；如果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古代人均粮食消费量，则说明粮食不但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需求，国家和个人还有一定能力储存粮食，积累财富。假如社会稳定、风调雨顺，农业生产完全可以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粮食安全系数大大增强。从历代粮食的供需情况看，如果全国耕地所生产的粮食总量大于社会粮食需求总量，则说明粮食供需平衡，在没有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或战争的情况下，粮食安全可以保障；如果粮食总产量小于社会粮食需求总量，则说明粮食紧缺已经影响到人们生活和国家社会的稳定。根据表1所显示的情况看，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对粮食总产量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从春秋战国社会粮食总产量的205.39亿万斤，到明清以后的2—3千亿万斤，可谓一路攀升，粮食总产量的增加，既满足了人口不断增殖的需要，也反映了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首先，我们可以从粮食的总产量和总消费量的对比中以及人均粮食占有情况来整体把握一下古代粮食安全的概貌。表1显示，春秋战国时期粮食总产量小于粮食总消费量，人均粮食占有量仅有641市斤，低于平均每人维持正常生活所需要的粮食数量696市斤的原粮，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粮食生产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必然有一部分社会成员长期处于饥饿的边缘，并很可能发生粮食危机。秦汉时期农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为人口成倍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1000市斤，粮食总消费量小于粮食的总产量，说明粮食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的正常的需要，还可以用多余的粮食储藏或进行小范围的贸易来换取需要的生产生活产品。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分裂和征战，农业生产也受到较大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相比较秦汉而言，有了明显的下降，粮食总产量稍稍大于粮食总消费量，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粮食整体上是紧张的，稍遇灾害就有可能发生灾荒。隋唐时期粮食生产又恢复到秦汉时期的水平甚至有了一定的提高，其粮食的总产量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翻了一番还多，粮食总产量超过粮食总消费量很多，说明这个时期粮食供需状况较好，粮食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如果没有其他如战争、较大的自然灾害，粮食安全应该说是有保障的。宋元时期，随着农业耕作方式的变化、江南农业的快速进步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传统农业生产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000亿市斤大关并有大的增幅，人均粮食占有量甚处于历史最高，应该说，应对灾荒的能力大大提高，粮食安全系数应该也比较高。明代，粮食总产量继续攀升，突破2000亿万斤，人口也首次达到2亿，但由于人口的增殖大于农业生产水平的增加，粮食人均占有量却出现下滑，但是，如果没有较大灾害发生的话，依然能满足人们的正常需要。至清代以后，人口的增殖呈几何倍的增加，人地矛盾加剧，农业生产的进步虽然较大，土地垦殖虽然很快，但人口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粮食增产幅度，因此，粮食占有量相比较明代出现大幅度的下降，至清代的晚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仅比春秋战国略高，接近魏晋时期的水平，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粮食危机和灾害风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我们的分析是建立在估测基础上，表示的是正常社会形态下社会粮食总产量、粮食总消费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之间的关系，表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生产技术有能力提供足够的粮食供应全社会的人口，从理论上讲，中国古代的粮食问题不应该存在太大问题，但事实是，中国古代社会灾荒频生，粮食危机时刻存在，正如吴慧先生所言：“历史的事实是，一方面人们并非年年在饿肚子，吃饭问题并非始终没有解决(在盛世)，另一方面人们的日子很难老是过得好，吃饭问题在搞饭吃的劳动人民身上却不断发生。[6]”而一位欧洲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惊讶地发现拥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在历史上经常性处于饥饿的边缘，一旦面临天灾人祸，轻则人民或流离他乡，饿蜉遍野，重则人相啖食。就说明古代社会粮食微观层面上是极不安全的。为什么存在这样的矛盾呢？三、影响古代粮食微观安全的三个因素粮食自身存在的特点影响到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粮食供应的不均衡，粮食的总量平衡不等于区域粮食占有量也是平衡分布的，也不等于一年四季或不同年份时刻都均衡分布，粮食的总体安全不同于任何时、点的粮食供应量充足。也就是说，粮食的宏观安全不等于粮食微观安全，即家庭或者个人的粮食满足程度。而粮食生产的波动性、粮食分布的地域性和粮食分配上的不合理是产生粮食微观不安全的三个关键因素。首先，农业生产的根本特点是自然再生产过程和经济再生产过程的互相交织与紧密结合。因此，粮食生产经常会受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季节性和波动性，对于古代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古人早有认识，计然从农业生产与气候的关系提出粮食的丰歉理论，认为粮食收成的好坏，是处于变化且有规律的，所谓“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故岁在金、穰；水、毁；木、康；火、旱”。这就是对粮食生产波动性的形象描述。在古代社会，人们基本上属于“靠天吃饭”，农业的收成主要依赖于自然因素，一旦气候变化，就会对粮食产量形成较大的影响。据张家诚先生研究：气候变化对于粮食产量的影响对于高纬度地区，亦即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更为直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同样，年降水量每下降100mm，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这种因气候的变化而对粮食产量的严重影响的现象在历史上不胜枚举。而自然灾害是造成粮食生产波动性的最为直接的原因。水、旱、风、雹、霜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就会造成粮食减产或绝收，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具有脆弱性，粮食收成主要依赖大自然的恩惠,一旦发生区域性的自然灾害将会造成地区性的饥荒和社会动乱，出现灾民大量死亡，农业劳动力的减少，粮食供应短缺，粮价暴涨；灾民四处流移，形成流民浪潮；社会矛盾加剧，出现反政府的灾民起义；国家实力衰退，边境战事不断，外族入侵，灾害导致粮食短缺，粮食短缺导致饥荒，饥荒导致社会动荡等现象。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也通过粮食价格表现出来。例如饥荒发生后，常常引起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以西汉为例，汉初的饥荒使米价涨到一个高不可攀的价位。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关中发生饥荒后，“米斛万钱”，[2] “米石五千”。[3]公元前47年关东发生饥荒，“谷石三百余”。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岁毕不登，“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四方饥馑”。[4]王莽末年，饥荒流行，“黄金一斤易粟一斛”。[5]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山东发生饥荒，“洛阳以东米石二千”。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长安旱饥，谷价更是涨到一个天文数字，“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汉代的容量计量单位是斛、斗，一斛等于一小石，一石为十斗。正常时节粮食价格一般为每石粟谷四五十钱。西汉初年饥荒时的粮食价格是正常粮食价格的一二百倍；西汉中期饥荒时粮价有所回落，为正常粮价的5—10倍；西汉后期灾荒时粟谷价格又大幅上涨，为正常粮价的四五十倍；东汉末年发生饥荒时粟谷价格上涨到正常年份的一千倍以上[7]。由于粮食属于生活必需品，且属于不可替代之物品，需求弹性很小，因而灾荒年份粮价超出正常粮价的十倍、几十倍都极有可能发生。但粮食价格上涨到一斛几十万钱这样一个极端高位只有在灾荒非常时期才有可能发生，它反映出社会系统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政府各部门也丧失了抗灾救荒、调控经济、稳定局势的技能。正是由于气候、灾害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对粮食安全形成极大的威胁，尤其是在古代社会，人口众多又极度贫穷，灾害发生频率极高，灾年大幅度节食，丰年则尽可能饱食，似乎已是中国农民粮食消费的常态。近代家陈炽，在其论“仓储”一文中，即曾提出此种情况“北人愚惰，不识盖藏，乐乐岁丰收，粒米狼戾，及偶逢饥馑，则束手待毙，或流离转徙，散之四方。”[6]湖北一些地区甚至流行这样的民谚：“湖北沔阳州，十所九不收。倘有一年收，狗子不吃糯米粥。”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粮食生产的波动性是影响古代粮食安全尤其是家庭、个人的粮食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其次，粮食在地域上分布的差异性也会对粮食安全产生极大的影响。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相当复杂，各个地区的不同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着农业生产，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地理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着粮食产量的高低和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与否。地理环境适宜的地区粮食高产、稳产，人均粮食占有量和粮食生产总量都比较高；相反地理环境恶劣的地区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人均粮食占有量较低，或年度间变化很大。中国粮食问题很大程度上讲与各个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的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虽国土面积很大但适宜农业发展的土地极为有限，提高粮食产量都非常不容易实现。同时，中国自然地理特征表现为明显的东西差别和南北差别，中国地理首先表现为东西差别，即东部地区地势平缓，经济发达，人口密集，为传统的农业生产区，西部地区的青藏高原、新疆和北部内蒙古地区多位沙漠地带和崇山峻岭，经济落后，人烟稀少，为传统的畜牧生产区，自古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始终在东部地区，并且不断东移，在东部地区内部进一步分化为南北差别，秦淮河以南为南方稻作农业生产区，以北为北方旱作农业生产区，在近2000年的传统农业时代，农业开发的主要区域最初集中在黄河流域，宋元以后，南方农业生产区向密集型农业发展，成为古代粮食的主要产区。另外，中国农业气候兼备季风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特征，气温和降雨量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和季节差异，东部和南部地区洪水雨涝灾害频生，西部、北部地区则处于干旱半干旱状态，正是由于这种明显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了中国粮食生产和供应上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况且有的地区即使增加农业的投入也未必就能达到粮食增产的目的，按照报酬递减率，甚或出现增加投入反而粮食减产的局面。因此就更需要通过粮食流通弥补粮食不足。这种差异性表现为在同一时间里，有的地区由于粮食丰收而出现“粜售不出”“粮价低贱”的情况，而另一个地区则因为粮食歉收而造成人们“食不果腹”的情形，这种状况在中国古代经常性出现。因此，通过粮食流通进行“以丰补歉”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根据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粮食局部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大于整体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气候都有很大的差异，粮食生产必然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这一问题还从不同区域的粮食亩产量上可以看出，隋唐时期，中国经济中心向南方转移，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因而逐渐成为粮食主产区，“南粮北调”虽然出于政治目的，但也客观反映了区域之间粮食产量的差异，宋代以后，南方的粮食亩产量已经超过北方，宋代南方亩产量为172市斤，北方为142市斤；元代南方亩产量为202市斤，北方为123市斤；明代南方亩产量为301市斤，北方为207市斤；清代南方亩产量为373市斤，而北方仍仅仅为207市斤，巨大的粮食亩产量差异，使得南北两地的粮食供应量也出现差异，明代的江浙一代，清代的湖广一带都是著名的产粮区。粮食高产区人均粮食占有量较高，因而抵御灾害的能力和粮食安全系数也较高，缺粮地区则反之，在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不通畅的情况下，粮食的调济能力毕竟有限，因此粮食安全的系数因为粮食的区域性分布不均衡而大大下降，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家庭和个人粮食的获得能力大大下降。所以，粮食分布的区域性差异亦是影响古代粮食微观安全的关键因素。再次，在对我国古代粮食安全状况分析中，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仅反映了整个社会人人均等地占有土地和粮食的情况下粮食的安全状态，与现实的生活有很大出入。在古代阶级社会里，各个社会阶层对生活资料的支配权利有着本质区别，官僚豪强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粮食，在面临灾害或其他危机时，他们可以依靠足够的粮食储备满足生活需求，因而对于这部分人群而言，应对饥荒能力强，粮食安全系数高；无敌或少地的农民需要向封建国家和地主缴纳租税钱粮，灾荒年份自己的剩余粮食经常难以满足生活需要，最后往往沦为难民，他们应对饥荒的能力弱，粮食安全系数低。因此，从粮食分配的角度看，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着粮食分配，社会地位高者，面临的饥荒风险小，反之社会地位低者饥荒风险大。事实上，粮食的宏观安全也许会掩盖微观的不安全，在古代微观粮食安全层面上，粮食危机往往就发生在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他们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影响而在粮食分配中处于弱势。成为最易受害的人群。所以，判断古代社会粮食安全状况时，必须注意历史时期粮食的分配和社会底层人群获得粮食的可能性。中国古代社会在阶级构成上可分为三类，即位于社会上层的皇帝、贵族、官僚阶层，位于社会中层的地主、豪强、士绅、商人阶层，位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阶层，其中社会下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应对灾荒能力最为脆弱，受到的打击也最为严重，也就是说，这一群体粮食可获性较差，正所谓“一谷不登，莫能自济”。而“因为穷人的处境就像永远站在齐脖子深的水中，只要有风浪吹起，他们就有可能被淹死”则是对这个问题的生动论述。卜风贤博士对古代社会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进行了估测，发现先秦以至明清，农户家庭粮食占有量用于满足自己生活所需是绰绰有余，而决定农民生活水平的关键在于其所承担的负担额度的高低。我认为这个观点对重新认识古代粮食安全问题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古代粮食分配问题，应从农民阶层粮食分配多寡入手。农民是生活在农村以农业生产为职业的群体称谓。按照这个解释，拥有土地的地主也是农民的一分子。中国古代农民构成比较复杂，学术界对农民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划分方法和标准尚无定论。但是，较多学者认为农民内部构成的本质差别应是占有土地的数量大小，根据农村人口耕地占有量的大小可以将农民划分为地主、自耕农和佃农，地主因为充分占有耕地资源并依靠土地租赁经营获得财富；而自耕农依靠一定的土地仅能维持生计；佃农则占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需要租佃土地并依附于地主而生活。他们三者的比例在古代社会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地主的比例相对稳定，自耕农和佃农的比例互有消长，每个朝代初期自耕农比例较高，而后随着土地兼并使得大量的自耕农丧失土地而沦为佃农，一般来看，自耕农和佃农占到农村人口的90%左右，地主则占5—10%，土地占有比例与人口比例则相反，仅占农村人口5—10%的地主占有50—70%是土地，自耕农占有20—30%，佃农占有10—20%。我们这里讨论农民主要是自耕农和佃农。在历史时期，粮食生产是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开支项目由国家赋税徭役和个人生活开支两部分构成。秦汉至于明清，国家分摊给农民的负担名目繁多，但基本上由三部分构成，即地租、徭役和人口税，国家征收的地租、徭役和人口税为农民支出的硬性开支，估计约占农民总收入的50%左右，低者约为30%，高者可达70%，这个推测与历史时期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基本接近，除去国家征收部分之外农民才可以安排生活，而剩余部分基本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一旦发生灾害则使农民陷入生活困境，在不能维持收支平衡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采取降低口粮标准和减少穿衣支出来解决问题。而且，封建国家在赋税征收过程中还经常巧立名目，勾结豪强巧取豪夺，不仅可以依靠权势不缴纳钱粮赋税，而且将各种负担最后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达不到我们理论上计算的结果，农民阶级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生活最贫穷、生活水平最低下，粮食安全水平最脆弱、最易遭受饥荒打击的群体。据卜风贤研究，在一般负担水平农村人口中，仅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占有所生产粮食的13%—17%，而占到农村人口90%的自耕农和佃农占有所生产粮食的43—56%，且愈到近世这个比例愈低。在高额负担水平下农村人口中，占到农村人口10%的地主占有了所生产粮食的11—15%，而90%的自耕农和佃农仅占有所生产量的35—39%。由此可见粮食在不同阶层人群中分配不公，而这种不公导致了社会下层的农民粮食可获性大大降低，古代社会的微观粮食安全问题便因之而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饥饿至极的农民最后采取暴力措施劫富济贫，攻略豪强，揭竿起义的原因所在。总之，农业生产的波动性所带来的粮食在时间上的不均衡、地区差异引起的粮食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衡、封建社会不同阶层民众粮食分配不公都会对粮食安全造成影响，但最大的影响应该还是对于个人和家庭的影响，在古代社会粮食供应还比较充足的时期，人们“食不果腹”，遇灾即荒，都与这三个因素密不可分。而作为古代保障粮食正常供应的相应措施，也是针对以上影响粮食微观安全的三个因素展开的。提高粮食生产水平以确保粮食最大程度的供应；依靠储备，以丰补歉，“熨平”粮食在时间上的波动；利用粮食流通和贸易从空间上以丰补歉、调节供应，缩小供求之间因供应波动而产生的矛盾。因此，将粮食问题视为战略问题，加强粮食生产，重视粮食仓储，加强粮食流通体制的制度创新，建立公平有效的制度来满足缺粮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粮食需求。仍是现代社会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参考文献 [1] FAO.1983.World Food Report.Rome:FAO(11) [2]吴宾、朱宏斌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J]兰州学刊，2006，6：53～54 [3]钟甫宁、朱晶、曹宝明.粮食市场的改革与全球化:中国粮食安全的另一种选择[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4]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 [J]人大复印资料,1980(14). 33～37 [5]王宝卿.我国历代粮食亩产量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J]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2～19 [6]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M]1985，124 [7]吴青.灾异与汉代社会[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 22～27 -------------------------------------------------------------------------------- [1]在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和粮食供需比时，必须注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在传统农业时代，不同阶段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例也有大小变化。汉代农业生产结构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很大比重，大约为94%，此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有所下降，桑麻蔬菜、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逐步上升。隋唐时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大概在90%左右，清代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85%，明代的情况可能与清代大致相同。另外，在计算社会粮食总需求时，粮食除了满足人口所需之外，还要拿出一部分用于缴纳租赋、再生产用粮、牲口饲料用粮、家庭粮食储藏等，这部分用粮在社会粮食总需求量所占比例在历代稍有区别，唐代以前约在10%左右，宋代由于在两税之外还有许多苛捐杂税，这个比例约在25%左右；明代稍低，约在19%左右；清代税赋很低，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非农业人口相应增加，考虑这一因素，其比例在15%左右，反过来我们可以求出口粮在社会粮食总需求量中的比例，即唐代90%，宋代75%，明代81%，清代85%。 [2] 《汉书·高帝纪》 [3] 《汉书·食货志》 [4] 《汉书·冯奉世传》 [5] 《后汉书·光武帝本纪》 [6] 陈炽：《庸书》内篇卷下“仓储”，第49页。

中学学制调整倡议现行学制中学过长，准备升学考试时间较多，加上经济发展对生源素质的需要，建议取消中考，实现11年制义务教育，形成小学6年，中学5年，大学预科2年、本科3—4年、专科2—4年，本科为主的综合性高等学校称“大学”、学科较单一的称“学院”，专科为主的称“专门学校”，在大学预科或专科中通识教育达到要求的可获得“副学士学位”。如此“小升初”根据社会需要调整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的公费名额比例，那样成绩不行而又想上普通中学的可以自费，不然只能公费上职业中学了。根据各省情况和需要，将高等学校划分为部属和省属，以在平衡全国教育资源时满足各省的需要，以江苏为例，南大、东大、南航、南理、南农、中国矿大、中国药大依旧为部属，河海、江南大、南师大等院校皆归省属；以北京为例，北大、清华、中科院大学（这种研究机构应取消本科招生，看这名字多蛋疼）、人大、北航、北理、北交、北外、协和医学院、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农业、中国政法、中国传媒、中国人民公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财经、中央民族、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依旧归部属，余者皆归北京市属。另外建议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北京交大、西南交大组成联邦制的大学——交通大学，其他在不同城市拥有3个及以上独立校区的也应改组成联邦制大学，不然看看就不知道那能如何很好的运转。同时由教育部组织全国统考，各部属高校至少安排60%的招生计划，全国统一分数线，采用3+4模式，分A、B卷（考生可以根据自身能力选择，A卷以中高档题为主，B卷以中低档题为主），不分文理，总分750分，必考语文（150）、数学（150）、外语（90），另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体育、艺术（含美术、音乐、舞蹈）中选考4门，各90分。外语和选考科目采用中学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成绩在计入高考总分时，由五等细化为A+、A、B+、B、C+、C、C-、D+、D、E+、E共11级，分别占1%、4%、5%、10%、10%、15%、15%、15%、10%、10%、5%。其中，A+为满分90分，E计50分。相邻两级之间的分差均为4分。全国统考计划于5月上旬考试，各省组织的高考依旧安排在6月，如此各省学生至少有两次机会啦。最后谈谈这学科类别，看看就觉得好土的样子，建议设置学科、次级学科（可不设）、学系、专业（可不设）四个层次，即分为文、理、农、工、商、法、医、兵8个学科，学科和次级学科均可授予对应的学士学位，同时控制各校学士学位的授予比例，水平越低的学校其学生获得学位的比例应越低，且各课及格的同时应平均成绩达到良好方有资格申请学士学位，不然这学士学位的含金量就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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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市）制地级市原本大多是从一个县中划出来，跟台湾原来台北县和台北市一样，只是现在大陆各个地级市不光并回了原属县，有些还兼并了周边的县，把地级市直属区域搞得奇形怪状，比如苏州市，再者人家吴中区本来玩的蛮好的。好吧，还是先规定下县（市）的面积吧，一般在1250-5000km?吧，人口稀少地区不超过2万km?，人口密集且情况特殊地区不少于200km?，面积下限可包含水域面积，上限可不包含。然后按人口将县（市）分为五等，200万+，50万+，10万+，2万+，2万—，一等和二等县为正司级架构（也就是正厅级），三等、四等和五等县为正处级架构，政治、经济、文化上地位重要的可以提升半级，比如已经是副部级的厦门市，比如哪个人口就20万的县市觉得我很屌，可以让它的头头挂个副司级（也就是副厅级）。既然大家级别都这么高了，就不要设那么多局了，组成部门归并成5—19个吧（上级政府自己对应归并吧），实行加一减一，名字敢不要搞那么长吗，搞得很没文化的样子，比如可以就设民政局、财政局、律政局、教育局、建设局、交通局、公安局、农林局、工商局、社保局、国资委员会，哪要那么多行政部门；直属机构也控制在19个以内，不要叫什么局了，叫处、科、室，不然很容易让人傻傻的分不清；附属机构（事业单位）也不要乱设了，比如中学，可以学习一下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不用分开了由政府管吧。好吧，本来各县组成部门内分设的业务部门就叫科（倒是有些叫股），现在好了，你们是名正言顺的科了。另外不能因为级别高了就设一些下属两三个部门的上级机构还有就两三个毛毛人的科室，最起码在数量上不要少于3个，也不要超过19个。也确实该恢复股级，人数多的科下可分设若干股，不过希望股改称系，毕竟股实在是太难听了，科员可以对应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对应股级正职吧，主任科员对应科级副职，不然科长下面还带着些跟自己同级别的主任科员确实蛮诡异的，那样获得学士学位以下的学历都从办事员起授吧，最好来个高级公务员考试，让通过的人中的大部分能在3年内升到副科级以上，毕竟草根精英在现今这官僚系统太难混了，埋没了多少人才啊。中央机关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别都叫什么局了，什么总局都改叫厅吧，下面分支机构，处级的叫局，科级的叫署或分局，股级的叫所，比如国家税务总局改称国务院税务厅（副部级），在各省分设税务支厅（正司级），在各县（市）分设税务局，最后可以按需要在县下再分设若干税务署或税务所。说一千道一万，是为了让政府不要搞得自己很臃肿的样子，能有多大的个业务啊，提点级别也不会多发多少工资；另外搞那些高学历的辅警干嘛，还有那么多协警和城管，把警员警衔多加个2级，多训些警员，会多开销多少财政呢，人家香港不是玩的蛮好的吗？通过普通考试的警员起授，通过高级考试的或警官学校毕业的从警司起授，那些中专型的警校就改培养普通警员吧。好吧，或许还有很多人会认为多搞些人民警察会多发很多工资，但他们没想过1个专业的普通警员能顶至少2个协警或城管。就到这儿吧，不早了。

新县（市）制地级市原本大多是从一个县中划出来，跟台湾原来台北县和台北市一样，只是现在大陆各个地级市不光并回了原属县，有些还兼并了周边的县，把地级市直属区域搞得奇形怪状，比如苏州市，再者人家吴中区本来玩的蛮好的。好吧，还是先规定下县（市）的面积吧，一般在1250-5000km²吧，人口稀少地区不超过2万km²，人口密集且情况特殊地区不少于200km²，面积下限可包含水域面积，上限可不包含。然后按人口将县（市）分为五等，200万+，50万+，10万+，2万+，2万—，一等和二等县为正司级架构（也就是正厅级），三等、四等和五等县为正处级架构，政治、经济、文化上地位重要的可以提升半级，比如已经是副部级的厦门市，比如哪个人口就20万的县市觉得我很屌，可以让它的头头挂个副司级（也就是副厅级）。既然大家级别都这么高了，就不要设那么多局了，组成部门归并成5—19个吧（上级政府自己对应归并吧），实行加一减一，名字敢不要搞那么长吗，搞得很没文化的样子，比如可以就设民政局、财政局、律政局、教育局、建设局、交通局、公安局、农林局、工商局、社保局、国资委员会，哪要那么多行政部门；直属机构也控制在19个以内，不要叫什么局了，叫处、科、室，不然很容易让人傻傻的分不清；附属机构（事业单位）也不要乱设了，比如中学，可以学习一下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不用分开了由政府管吧。好吧，本来各县组成部门内分设的业务部门就叫科（倒是有些叫股），现在好了，你们是名正言顺的科了。另外不能因为级别高了就设一些下属两三个部门的上级机构还有就两三个毛毛人的科室，最起码在数量上不要少于3个，也不要超过19个。也确实该恢复股级，人数多的科下可分设若干股，不过希望股改称系，毕竟股实在是太难听了，科员可以对应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对应股级正职吧，主任科员对应科级副职，不然科长下面还带着些跟自己同级别的主任科员确实蛮诡异的，那样获得学士学位以下的学历都从办事员起授吧，最好来个高级公务员考试，让通过的人中的大部分能在3年内升到副科级以上，毕竟草根精英在现今这官僚系统太难混了，埋没了多少人才啊。中央机关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别都叫什么局了，什么总局都改叫厅吧，下面分支机构，处级的叫局，科级的叫署或分局，股级的叫所，比如国家税务总局改称国务院税务厅（副部级），在各省分设税务支厅（正司级），在各县（市）分设税务局，最后可以按需要在县下再分设若干税务署或税务所。说一千道一万，是为了让政府不要搞得自己很臃肿的样子，能有多大的个业务啊，提点级别也不会多发多少工资；另外搞那些高学历的辅警干嘛，还有那么多协警和城管，把警员警衔多加个2级，多训些警员，会多开销多少财政呢，人家香港不是玩的蛮好的吗？通过普通考试的警员起授，通过高级考试的或警官学校毕业的从警司起授，那些中专型的警校就改培养普通警员吧。好吧，或许还有很多人会认为多搞些人民警察会多发很多工资，但他们没想过1个专业的普通警员能顶至少2个协警或城管。就到这儿吧，不早了。

什么是跪坐礼：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下跪的？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有一幅五代时周文矩所绘的《合乐图》。一些学者相信，此图正是失传的周文矩版本《韩熙载夜宴图》的一部分。而传世的署名“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实际上只是南宋人的摹本，其母本应该就是今天流失于海外的这幅《合乐图》。那么如果我们来比较这两幅图像，将会发现：尽管从《合乐图》到《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但由于画家生活的时代相隔遥远，使得两幅图像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时代信息——这不奇怪，画家总是会不自觉地将自己观察到的时代信息绘于笔下，所以在宋人画的汉宫图中会出现宋式建筑;而在明清画家画的宋朝仕女图中则会出现明清服饰。　　先来看周文矩《合乐图》，请注意一个细节：图中的乐伎都是盘膝坐在地毯上演奏音乐，包括擂鼓的那名乐伎，也是用跪坐的姿势。而欣赏演出的韩家宾客、家眷，则多站立，只有韩熙载本人盘坐于床塌，另一名女宾坐在矮凳上。事实上，唐—五代正是椅子逐渐普及的过渡期。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习惯垂足坐在高脚椅子上的，一般只使用一些矮型坐具，如“胡床”、“连榻”。连榻是可以同时坐几个人的矮塌，《晋书》记载，“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毕贺，皆连榻而坐。”说的便是这种狭长而低矮的坐卧用具;胡床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小马扎，可折叠，方便携带。北齐杨子华的《校书图》(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为宋摹本残卷)中就出现了一张胡床。总之，此时中国社会流行的家具，如餐桌、书案、坐塌、椅子，都是矮型的。　　高型坐具的普及，触发了改变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连锁反应。比如说，在流行矮足矮座家具的时候，大家围成一桌用餐是不大方便的，因此分餐制大行其道;而高桌高椅广泛应用之后，围餐就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了，因此合餐制渐渐取代了分餐制。还有，传统的社交礼仪也被改写。在只有矮型家具的先秦，人们在社交场合都是席地而坐，正式的坐姿叫做“跽坐”，即双膝弯屈接地，臀部贴坐于足跟，标准姿势就如西安出土的秦代“跽坐俑”。今天日本与韩国还保留着“跽坐”的习惯。　　此时，中国社会通行跪拜礼，因为跪拜礼是自然而然的，由跽坐姿势挺直腰板，臀部离开足跟，便是跪;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便是拜。这时候的跪拜礼，并无后世附加的贵贱尊卑之涵义，只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且，对方也回以跪拜礼答谢。臣拜君，君也拜臣。许多朋友都应该读过《范雎说秦王》，里面就说到，“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跪拜是相互的，是双方互相表达礼敬与尊重。　　经秦火战乱之后，古礼全失，汉初叔孙通重订礼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实际上就是糅入了帝制之下君尊臣卑的内涵，诸侯百官“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所以刘邦在体验了一把繁文缛节之后，不由感叹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后来宋朝的司马光忍不住喷了叔孙通一脸：“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不过，此时的跪拜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大家还是席地而坐。臣拜君，君虽不再回拜，却也要起身答谢。　　到了高型椅子出现以后，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了改变，跪拜的动作便带上了比较明显的尊卑色彩——请想象一下，你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对方，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师亲”，宋朝人基本上都不用跪礼，社交礼仪通常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南宋时，楼钥出使金国，发现被金人统治的汴京人在接待客人时兼用跪礼与揖礼：“或跪或喏”。楼钥说，“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喏”即揖礼，可见依宋人礼仪，日常待人接物是不用跪礼的。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带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　再据《宋史·礼志》，淳化三年(992)，宋廷申举常参礼仪，将“朝堂行私礼，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谈笑喧哗;入正衙门执笏不端;行立迟缓;至班列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言语微喧;穿班仗;出阁门不即就班;无故离位;廊下食;行坐失仪;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门出入;非公事入中书”等十五项行为列为失仪，“犯者夺俸一月”。由此看来，宋臣常参时似乎并不行跪拜礼。至于君臣日常见面礼仪，当是揖拜之礼。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拜礼才推行开来。治元史的李治安教授根据两则元朝史料的记载：《元朝名臣事略》：“……入见，皆跪奏事。”元人《牧庵集》：“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判断出“元代御前奏闻时，大臣一律下跪奏闻，地位和处境比起宋代又大大下降了一步”。这一礼仪，跟元朝将君臣视为主奴关系的观念也是合拍的。　　跪奏的制度又为明朝所继承。据《大明会典》，洪武三年(1370)定奏事仪节，“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朱元璋甚至变本加厉，规定下级向上司禀事，也必须下跪：“凡司属官品级亚于上司官者，禀事则跪。凡近侍官员难拘品级，行跪拜礼。” 　　清代臣对君的跪拜礼更加奇葩，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为了避免因为下跪太久而导致膝盖受伤，聪明的清臣发明了“膝里厚棉”的高招：“大臣召见，跪久则膝痛，膝间必以厚棉裹之。”看来清宫戏《还珠格格》中“小燕子”使用的那个“跪得容易”，并不是胡扯。练习跪拜也成了清代大臣的必修课，“光绪某年，李文忠公鸿章以孝钦后万寿在迩，乃在直督署中日行拜跪三次，以肄习之。”臣下如果跪得乖顺，则官运亨通，大学士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向他讨教为官的秘诀，曹振镛告诉他：“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不但要跪，还要叩响头，以头触地，叩得越响亮越显示出忠心，“须声彻御前，乃为至敬”。据称，清宫“殿砖下行行覆瓿，履其上，有空谷传声之概”，只要叩对地方，声音便特别洪亮，所以大臣叩见皇帝之前，“必须重赂内监，指示向来碰头之处，则声蓬蓬然若击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则头肿亦不响也”。　　不但臣见君要跪拜，小官见大官也必须下跪。清人况周颐的《餐樱庑随笔》说，光绪初年，工部司员见堂官，“鞠跽为礼”，所以有人以《孟子》中“天下之贱，工也”之句相嘲。但未久，“兵部效之，户部继效之”。又，同治五年(1866)，一个叫做杜凤治的地方官赴广东广宁县当知县，据其日记记录，十月二十四日，“天未明抵广宁官埠，人夫、衙役、书吏、执事人等，均已齐备;天晓即行……将至，城捕厅张公来接。有兵百余人，及三班七房均跪接入城，至公馆暂憩。”知县上任，手下一班人要出城跪迎。好大的官威嘛。　　晚清的康有为曾写了一篇《拟免跪拜诏》，对跪拜礼的流变作了一个扼要的回顾：“(先秦时)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到了康氏身处的那个时代，跪拜礼原来所包含的向对方表达礼敬与尊重之意已经淡化，而下跪者自我示卑、示贱之意则日益凸显出来。难怪康氏的朋友谭嗣同要猛烈抨击清王朝：“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所以说，跪拜礼的变迁，绝不仅仅是礼仪流变，背后其实是是时代精神蜕变的投影。一位清代人已意识到：“夫拜跪，细事耳，而所关甚巨。自古宗社之巩固，由士大夫之有气节;气节之能植，由士大夫之识廉耻。”清人跪得那么殷勤、欢快，无非是士风的退化。如果我们去比较宋代与清代的精神风貌，便会发现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宋代士臣敢振言告诫皇帝：“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要求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至于廷争面折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而清代的士大夫已经全无宋人风骨，竟以获得在圣上之前自称“奴才”的待遇为荣。一名清初的士子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　　士大夫已是如此，草民更不用说了。宋代的平民见官，尽管也讲尊卑有序，但大体上还可以维持尊严，见多识广的京城之民，更是不畏官长，常抓着官府的短处不放，跟官员争长短，也不给领导好面色看。而清代的平民，不但见官得先跪拜叩头，我还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上看到，老百姓向衙门呈交诉状禀词，都以“蚁”或“蚁民”自称，官府称呼其治下小民，也直接叫“蚁”。人民在官府面前表现得如此卑贱，只怕是前所未见的。　　因为跪拜礼已经被赋予了强烈的自示卑贱的内涵，康有为才想替光绪皇帝《拟免跪拜诏》。不过事实上要等到清廷被推翻，跪拜礼才正式宣告终结。今天有一些志在复兴国学的朋友，在收徒等场合恢复了跪拜礼仪式。对此，我的评价是，多此一举，徒增误会。

县RM政府组织调整畅想昨天去了下人社局和区政府，以前知道县RM政府臃肿，没想到竟然那么臃肿，一个社保局下属那么多业务科室和股（改革开放后县下辖的局所属股基本上改成了科），很多业务科室还竟然就一两个人，而且还不全在，着实令人吃惊。调整前还是得先确认下面积人口，按照人的步行速度大概是4km/h，虽然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但还是按照习惯的来吧，商周时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1里约0.4公里（406.8m），所以初步设定县的规模在方圆20-40公里间，也就是面积1250-5000平方公里间，人口密集且情况特殊地区不小于方圆8公里（200平方公里，可以包含水域面积），人口稀少地区不超过方圆80公里（2万平方公里，就算1人/平方公里也该有2万人了，可以不包括水域面积）。然后按照人口经济将县分为4等，人口20万+的县为上县，正厅级，人口10-20万的县为中县，副厅级，人口2-10万的县为中下县，正处级，人口2万-的县为下县，副处级。除下县外各县设县RM政府委员会，3-13名委员（参照董事会员额控制），拥有该县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县长主持，有否决权。县RM政府设置行政部门、独立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直属企业（属于政府，属于RM的由一独立机构管理）。各部门副职不超过2个，各类所属部门、机构、单位各3-13个，原则上不超过19个，最底层各科或各系最少编制3员（改股和业务科为系，大的科下可按需要分设若干系）。其中行政部门有内务（含办公厅、人事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内部协调服务型机构和业务）、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交通、法务、公安、农林、工商、环保、社保等12个局，独立机构由县人代通过各法例而成立，县RM所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也属于独立机构（委员分为选任和指定的，隔几年分一次红，哪怕每人只有几块钱），直属事业单位一般称院、所、中心、站、社、委员会。原县各组成部门归并到相关局中，上县所属局为正处级，中县和中下县所属局为正科级，下县所属局为副科级（即不设部门副职），那样大部分县级行政机构所属局是正处级，下辖的业务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称科了，别猥琐，反正那么些编制，多发点薪水给人才又何妨，另外给股级官僚正名，满足一下他们的精神需求。机关（包括行政、军事、立法、司法）、公营事业、公营企业工作人员统称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在编制上分为行政编制、军事编制、事业编制、企业编制，按照特点分为综合类、专业类、执行类，按照产生方式不同分为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职务层次分为：元首职（中央RM政府委员会主席，1级）、院级正职（国务院总理，中央RM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委员，3级）、院级副职（国务院副总理、委员，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4级）、部级正职（部长，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5级）、部级副职（副部长，大军区司令员，6级）、司级正职（司长，军长，9级）、司级副职（副司长、参议，师长，10级）、处级正职（处长、研究员，副师长，11级）、处级副职（副处长、副研究员，团长，12级）、科级正职（科长、助理研究员，副团长，13级）、科级副职（副科长、主任科员，营长，14级）、系级正职（系长、副主任科员，连长，17级）、系级副职（副系长、科员，排长，18级）、员职（事务员，士官，23级）、工职（工人，士兵27级）。公职人员的级别共分为27级，职务不设级别，但需具备一定级别的人士担任（选任职除外），前述括号中的级别为担任该职所需得最低级别。系级副职以上且属行政编制的统称文官，各省公务员考试改称各省普通文官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分设各部普通文官考试、高等文官考试。普通文官考试主要是选拔执行类人才，通过普通文官考试的，试用合格，均任命为事务员，初中毕业定为23级，中学或中专毕业定为22级，大学预科或专科毕业定为21级，大学本科毕业定为20级，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定为19级，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定为18级。高等文官考试主要是选拔管理通才（综合类、专业类），可参考日本的高等文官考试和香港政务主任选拔。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试用合格，均任命为科员，大学预科或专科毕业（最好是设置副学士学位，要求取得副学士学位），定为18级，大学本科毕业（最好要求获得学士学位）定为17级，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定为16级，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定为15级，各所属机关将在9年内将大学预科或专科毕业的提拔至科级副职以上，在6年内将大学本科毕业的提拔至科级副职以上，在6年内将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提拔至科级正职以上，在6年内将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提拔至处级副职以上，完成率不低于25%，未按期被提拔的将被调往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或促其回归社会（免得浪费人才）。

县RM政府组织调整畅想昨天去了下人社局和区政府，以前知道县RM政府臃肿，没想到竟然那么臃肿，一个社保局下属那么多业务科室和股（改革开放后县下辖的局所属股基本上改成了科），很多业务科室还竟然就一两个人，而且还不全在，着实令人吃惊。调整前还是得先确认下面积人口，按照人的步行速度大概是4km/h，虽然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但还是按照习惯的来吧，商周时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1里约0.4公里（406.8m），所以初步设定县的规模在方圆20-40公里间，也就是面积1250-5000平方公里间，人口密集且情况特殊地区不小于方圆8公里（200平方公里，可以包含水域面积），人口稀少地区不超过方圆80公里（2万平方公里，就算1人/平方公里也该有2万人了，可以不包括水域面积）。然后按照人口经济将县分为4等，人口20万+的县为上县，正厅级，人口10-20万的县为中县，副厅级，人口2-10万的县为中下县，正处级，人口2万-的县为下县，副处级。除下县外各县设县RM政府委员会，3-13名委员（参照董事会员额控制），拥有该县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县长主持，有否决权。县RM政府设置行政部门、独立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直属企业（属于政府，属于RM的由一独立机构管理）。注意本构想中除委员会外，副职不超过2个，各类所属部门、机构、单位各3-13个，原则上不超过19个，最底层各科或各系最少编制3员（改股和业务科为系，大的科下可按需要分设若干系）。其中行政部门有内务（含办公厅、人事局、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内部协调服务型机构和业务）、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交通、法务、公安、农林、工商、环保、社保等12个局，独立机构由县人代通过各法例而成立，县RM所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也属于独立机构（委员分为选任和指定的，隔几年分一次红，哪怕每人只有几块钱），直属事业单位一般称院、所、中心、站、社、委员会。原县各组成部门归并到相关局中，上县所属局为正处级，中县和中下县所属局为正科级，下县所属局为副科级（即不设部门副职），那样大部分县级行政机构所属局是正处级，下辖的业务科也可以光明正大的称科了，别猥琐，反正那么些编制，多发点薪水给人才又何妨，另外给股级官僚正名，满足一下他们的精神需求。机关（包括行政、军事、立法、司法）、公营事业、公营企业工作人员统称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在编制上分为行政编制、军事编制、事业编制、企业编制，职务层次分为：元首职（中央RM政府委员会主席）、元首副职（中央RM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委员）、院级正职（国务院总理，3级）、院级副职（国务院副总理、委员，4级）、部级正职（部长，5级）、部级副职（副部长，6级）、司级正职（司长，9级）、司级副职（副司长、参议，10级）、处级正职（处长、研究员，11级）、处级副职（副处长、副研究员，12级）、科级正职（科长、助理研究员，13级）、科级副职（副科长、主任科员，14级）、系级正职（系长、副主任科员，17级）、系级副职（副系长、科员，18级）、员职（事务员，23级）、工职（27级）。公职人员的级别共分为27级，职务不设级别，但需具备一定级别的人士担任（选任职除外），前述括号中的级别为担任该职所需得最低级别。系级副职以上且属行政编制的统称文官，各省公务员考试改称普通文官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分设普通文官考试、高等文官考试。普通文官考试主要是选拔执行的事务性人才，通过普通文官考试的，试用合格，均任命为事务员，初中毕业定为23级，中学或中专毕业定为22级，大学预科或专科毕业定为21级，大学本科毕业定为20级，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定为19级，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定为18级。高等文官考试主要是选拔管理通才，可参考日本的高等文官考试和香港政务主任选拔。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均任命为科员，大学预科或专科毕业（最好是设置副学士学位，要求取得副学士学位），定为18级，大学本科别用（最好要求获得学士学位）定为17级，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定为16级，获得博士学位的定为15级，各所属机关将在9年内将大学预科或专科毕业的提拔至科级副职以上，在6年内将大学本科毕业的提拔至科级副职以上，在6年内将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提拔至科级正职以上，在6年内将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提拔至处级副职以上，完成率不低于25%，未按期被提拔的将被调往事业单位、企业单位

罗马帝国毁于日耳曼蛮族，西方学者还无耻的混肴罗马古罗马授予公民权的时候优先授予拉丁人、伊比利亚人等跟他们一样黑发黑眼中等身材的人，中后期因为战争和生活习惯导致人口一直减少，开始授予高卢人、希腊人等归化较早的种族，末期没办法才授予那些日耳曼蛮族公民权，就跟五胡乱华前的西晋一样，你只是五胡最终灭绝，而罗马人却被灭绝，剩余被融合，后来日耳曼蛮族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导致欧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纪，说白了就跟宋朝被摧毁后的野蛮愚昧的蒙元一样，幸好汉人在百年内再造华夏，另外还有个东罗马帝国存在了很久，西方叫兽故意混肴成什么拜占庭帝国，说白了就是想否认它的正统性，东罗马帝国因为统治阶层的希腊贵族占大部分加上希腊文化的优势在不久后彻底希腊化，事实上罗马文化本就学习自希腊文化，好吧，这反而成了西方“学者”污蔑东罗马帝国的借口，看十字军东征都干了些什么，当时的西方蛮族国家虽然仰慕东罗马帝国，但是他们也希望它倒下，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种族，东罗马帝国被灭亡后，其学者流落至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加上中国的四大发明的传播与发展才有了西方装逼的文艺复兴。诸位不要低估了古人心中的血统观念，不然中国在春秋及之前就有了诸夏的概念，尊王攘夷，高卢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维京人，这些都是族群观念，好吧，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要说明西方那些学者老是拿罗马末代有多少蛮族公民来显示他们是罗马文明的继承者简直是太无耻了

行政区划吧头衔设置建议 1.从九品，科员（大家在吧里面都是开口的，官字两张口，所以什么很土的具体执行的“办事员”就不要了） 2.正九品，系主任（副主任科员，让股长的官梦成真，不过叫“股”太难听了，大的科室下可划分为若干系） 3.从八品，副科长（主任科员） 4.正八品，科长 5.从七品，助理研究员（调研员是个什么东东，看了一下来源，好土） 6.正七品，副处长 7.从六品，副研究员 8.正六品，处长 9.从五品，研究员 10.正五品，副司长 11.从四品，参议（什么巡视员，那么高级的大脑还巡视个蛋） 12.正四品，司长 13.从三品，事务次长（一个部门四个副职还是很多，好吧，大的部设2个事务次长、2个政务次长吧） 14.正三品，政务次长 15.从二品，部长 16.正二品，国务委员 17.从一品，国务院副总理 18.正一品，国务院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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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笞当代含亡国奴本性的同胞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自己要是不真心救，就是亡国奴的本性了！ ——恽代英

现在江苏高考有那么难吗自从九十年代末高等院校开始大规模扩招之后，录取率越来越高，后来差不多稳定下来，一本录取率接近10%，也就是一个五十人的班，一般能有5个上一本，在我们南通，那平均下来至少10个人能上一本。在从分数线上来看，以前总分750，也没见啥时二本分数线低于525,也就是平均分的70%；现在总分480，一本分数线一般在340分上下，也就是堪堪70%分左右，所以江苏高考真有吹嘘中的那么难吗？或许都是比较级吧，不过个人觉得江苏高考可以分A、B卷，B卷75%基础题、20%中档题、5%高档题，注重考察学生的基础和学习能力，主要用于应用型大学和专科的招生，A卷25%基础题、50%中档题、25%高档题（哇塞，设置好变态,不过对于智力前10%的学生来说应该不是问题，或许这反而是他们喜欢或期望的，不然怎么能拉出层次感呢），注重考察学生逻辑、分析、推理等方面的能力，主要用于学术型大学招生；高三11月份考A卷（简称秋考），为考前填志愿，高三5月份考B卷（简称春考，大家可以不用挥着汗考试了），为知分填志愿，秋考被录取的就不能再参春考了，这样考生不用为了一次没考好而耽误一年了，高校也不用担心高考难度不够而导致没能筛分出好的学生了，秋考没录足的可以去春考补足，也可以保留一些名额以录取那些漏网之鱼。另外就个人观点而言，最好允许在A卷招生的院校组织复试，录取比例设为比研究生高一些，控制在1：1.1内吧，也就是110人参加复试，最后录取100人，这样是不是很变态，对生源不满意，没事，可以刷，反正还有春考可以招？不过江浙这一带生源那么好，本科录取率却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天津，这显然是很不公平的，建议将部分部属高校划给地方，部属高校数量控制在100所以内，冠名”国立“（那些名字带中国的就去掉吧），多了也管不过来，也免得地方老百姓还以为是自家出钱自家开的，尤其是清华、北大、人大等对国家政治影响较大的大学，不能被一些小区域的人圈在手里，本来经过蒙古、满洲两次征服和屠戮，北方精英损失殆尽，所以明朝初年开始北方举子质量就远不及南方。另外个人还是蛮希望南大、东大、南农的农科合并恢复为“国立南京大学”，再造昔日国立东南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的荣光。如果科系有重叠的话，东大适当吃点亏，把那些系分别转入南理工或南航，让它们两家再加强一番。南农整体上蛮好的，可如果全合并的话，合并之后的学校就会变得很臃肿，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南农的剩余部分可以与河海大学合并为“国立河海大学”是蛮不错，不过河海大学的常州校区该独立了，可以分流相当的两校的原有招生计划，叫“常州理工大学”吧，归江苏省。好吧，先吹到这儿，吃饭去了。

怎么西安没什么人啊难道是因为西安经济发展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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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四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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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们我也不是一毛不拔啊大家交流一下各自的起点号，让我们对天下飘火的支持更实在起来，截图为证，没钱出力，有钱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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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帆就算上了输了也是好样的，清波只是说把握不大目测凭那英国小男孩的水准，就算清波在状态不足的情况下上，赢面也比较大，再者清波只是说把握不大，没说不愿出战，所以最后一局难度系数应该不是很大。这种情况下那个香港人林建东临阵畏敌，还是个没出名的小孩，这有点说不过去，毕竟队长应该是综合能力最强的，叨叨魏认为他应该上，说明知道他有一定的实力，林不敢上，让已经消耗较大且精神状态很可能不佳的一帆上，而且不能给出让嘉宾信服的理由，只能说明他怯战，输不起，没办法，这估计也是香港的殖民地文化的缘故，出了问题不先找自身原因，老找各种外在理由，不行就不行，还要吹牛，输了就输了，还要找各种借口，实在有损我中国人的颜面

子非鱼，安知鱼之忧我曾一度以为只要我很笨，就会过得很开心。然而等我长大了才发现：只有足够聪明才能在曲折坎坷的路途上，避开诸多的陷阱，找到最好走的路。所以会走一步，想百步，会察言观色，会分析心理，会推测未知，会有planA、B、C，会假设人性本恶，会做有罪假设，会考虑最坏的情况如何处置…………而这一切都是无意识的。而最后真的出事时的临危不乱，其实都是最坏假设中的其中一种，早就在心里出现了千百遍，因为轻车熟路，自然临危不乱。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因为在登泰山前就已经在心里模拟了很多遍“泰山崩了怎么办”，结果泰山真的崩了也不紧张。但是泰山没崩呢，那就必须自己消化掉自己无意识运算出来的各种恶性结果，简称恶果。恶果的能量非常强大，轻则萎靡不振，抑郁少食，重则摧毁三观，丧失希望，就像在心里住了个恶魔一样，恶魔果实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有很多聪明的人，不喜欢吃恶魔果实，因为恶魔果实像大便一样难吃，然后他们就出家了，目空一切，看破红尘，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聪明能让人更灵敏，更容易感觉到危险，感觉到风吹，但是很难感觉到幸福，他能在每一件看似美好的事物中嗅出其中的危险，从而做出应对，但就是很难感受到美好本身。领导在会上夸奖你们的团队了，要发奖金，你开心的哈哈哈哈，笑的褶子都出来了。但是有的人就开心不起来，你只注意到了领导的夸奖，而他注意到了领导话中明褒暗贬和几点不满，你只听到了要发多少奖金，而有的人已经在心里把奖金数额和同行，同事，同团队做了多重比较。等你把红包里的钱开心的数完，有的人心里已经对自己的投入产出比做完了分析，然后在心里已经问候了领导好几次。你说为什么有些人喜怒不行于色？因为是运算黑箱啊就像有的人看官场歌舞升平，平步青云，云端高座，幸福的紧；而在某些人眼中，官场是暗流汹涌，盘根错节，战战兢兢，一步一雷……你说聪明有什么用？无非是让你感受更深，想的更多，走的更稳；同理也让你感受更多痛苦，看到更多的恶，也更加疲惫。而最坏的还远不止于此是你明知道那是恶政你明知道那是在害人你明知道那是背信弃义可是，有些时候，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无力感，还不如不知道。聪明就像一个运算能力太强的机器，把一切事物美好的表明揭开，把内部拆散，分解，直指人性中的恶：贪婪，仇恨，色欲，疯狂等等，却很少感受到爱，感受到温暖，因为爱和温暖在表层就已经被撕碎了。经过细致的观察和运算，你已经知道船马上就要沉了，而船上的其他人还在狂欢，能怎么办呢，呐喊么？逃走么？能逃到哪去？最后大家的归宿还不都是死亡，但起码别人死前还在狂欢，而你在忧虑～所以，难得糊涂，糊涂多美，痛苦的苏格拉底远不如猪过得快乐。这是一份上天送的礼物，只是打开了就很难再丢掉，你享受这个礼物带来的欣喜和便利，也要承受这个礼物带来的苦恼和困扰，所以最好等你准备好了再打开。若是以后再听有人说你聪明，笑笑就行了，这不是一种夸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鱼，安知鱼之忧~ 作者：谢左右链接：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www.zhihu.com%2Fquestion%2F29312685%2Fanswer%2F63232408&urlrefer=44d110b3cf29810866797c7bd4fa2693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鉴于米国的存在导致原本和谐美好的世界黑道猖獗，经济低迷，生灵涂炭，余等决定为米利坚人和世界人民之福祉按历史地理因素合理的肢解美国。届时现米利坚地区将分为9块，本土7块，海外2块，共9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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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恢复散官制度如军衔、警衔一般，文官也需要一些代表荣誉的官衔，招募的时候按职位分类，同时按照其资格和职位授予一定的品位，那样法官、检察官也可以明确的参考对应，诸类官衔统称散官，诸类政、军、警、检、法等为国工作之人员统称公务人员。散官的品秩分9品18阶，如古代一般每品分正、从2阶，公务人员分行政、军事、事业、企业4种编制，行政编制的得称公务员，各党所属机构原属行政编制者均划入事业编制。公务人员一般按选任、荐任、委任、聘任四种形式任命（未完待续）